作者：巴顿·盖尔曼（Barton Gellman）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2020年1月6日，美国国会在清点选举人票时遭遇暴力骚乱，种种线索均指向拜登与特朗普的竞选纷争。一年过去，美国的政界矛盾和社会冲突似乎并未弥合，偏向民主党的声音中不乏“特朗普将在2024卷土重来”、“美国民主行将就木”等论调。获胜者为何比失败者更感恐惧和无力，这或许是思考选举政治时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本文2021年12月6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作者盖尔曼是资深调查记者，经过广泛采访调研，围绕国会山暴乱事件，挖掘激进思潮的社会根源、剖析特朗普计谋与选举制度的缺陷、辨析种种“翻案”叙事的歪曲之处，并呼吁民主党人重视特朗普的挑战。文中既有政治学、传播学等理论观照，又以大量细节呈现选举政治的运行样态与局限性。有趣的是，在美国建国以来46任总统中，唯有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败落后时隔四年再度成功胜选。他在1884年的竞选，被时任大清国驻旧金山领事黄遵宪评价为一片混乱：“乌知举总统，所见乃怪事，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大则酿祸乱，小亦成击剌，寻常瓜蔓抄，逮捕遍官吏。”在一个半世纪后的大洋对岸，2024年是否还会同室操戈，这种纷争争究竟对民主有何种影响，或许要留给时间来检验。

严格意义上讲，推翻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图谋算不上是一场政变。因为推翻大选更多依靠颠覆性政治权谋而非赤裸裸的暴力，尽管二者均有用武之地。到那时，如果阴谋得逞，美国选民投下的选票将无法决定2024年的总统宝座，数以千计乃至数百万张选票将为此被废弃。成王败寇，一举颠覆，失败者反将被认证为当选总统。

美国民主正在走向终结。图谋不轨的人正在精心策划，他们一旦具备可乘之机便会行动。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有什么人或用什么方式能捍卫我们的宪法秩序，甚至也不清楚谁会尝试。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泛民主者(Democrats, big and small D)，表现得好像并不相信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拜登(Joe Biden)总统，已经在言辞上有所警告，但他们的注意力仍未集中。他们正铸成大错。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的法律和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哈森(Richard L. Hasen)在10月下旬告诉我：“美国民主已经步入险境。”哈森为自己的明智而自豪。就在一年前，他还告诫我不要危言耸听。现在，他却在实事求是地谈论美国政体的终结。“我们面临严重的风险，我们所熟知的美国民主将在2024年走向终结，”他说，“但我们并没有采取紧急行动。”

一年多来，在共和党领袖的默许和明示下，各州共和党人一直在构建一套窃取选举结果的制度(building an apparatus of election theft)。亚利桑那、德克萨斯、佐治亚、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等州的民选官员研究了唐纳德·特朗普推翻2020年大选的运动。他们注意到了其失败之处，并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辙。其中一些人已经重新制定法规，用党派控制的方式来决定哪些选票要计票或丢弃，哪些结果要认证或拒绝。他们正在驱逐或剥夺去年11月拒绝参与密谋的选举官员的权力，目的是用支持特朗普主张的一派来取代他们。他们正在精心论证州议员推翻选民投票结果的合法性。

作为一切的前提基础，特朗普和他的政党说服了数量惊人的美国人，让他们相信美国民主的基本运作已然腐朽，而选举舞弊的指控是真实的，只有窃取选举结果才能挫败他们赢得大选。既然暴政已经篡夺了他们的政府，那么暴力就是合法的反抗。

任何共和党人都可能从这些阴谋中受益，但我们不妨直白一些：不出意外的话，唐纳德·特朗普将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共和党在他的控制下，没有党内对手能打破现状，甚至也很少有人会尝试。政治之外的不利因素——比如被起诉，或者商业上的灾难性转折——也不会阻止特朗普竞选。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他的权力意志变本加厉。随着1月6日国会暴乱事件一周年的临近(译注：2021年1月6日，在国会清点总统大选选举人票期间，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调查人员仍在溯源这场洗劫国会大厦、迫使国会议员四处逃命的暴动。那天“进京勤王”的暴乱事件，是一系列连贯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只是当时不为人知。现在回想起来，暴乱像是早有预谋。

即使失败了，特朗普也获得了力量加持，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在2024年11月5日投票结束后第二次试图夺取政权。当然，事实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毕竟，他已不再掌握行政部门，他曾试图在第一次政变中争取行政部门的支持，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然而，在更重要的方面，权力的天平正在朝他倾斜。

特朗普在唯一对他至关重要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成功塑造了关于暴乱的叙事。暴乱事件带来的直接冲击，曾一度导致一些资深共和党人与他决裂，但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内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近乎一致让步于接受特朗普的行为。一年前，几乎没有人，当然我也没有，预测到特朗普会迫使全党向“弥天大谎”俯首听命，并将暴乱者重塑为殉道者(译注：2021年5月3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声明说2020大选将永远被称为是“Big Lie”)。今天，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出局。“2人倒下，8人前进!”特朗普对众议员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宣布退休感到幸灾乐祸。金辛格是投票支持第二次弹劾特朗普的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

特朗普重新掌控了他的政党，方式是煽动怒火。数千万美国人通过他制造的滚滚黑烟感知这个世界。他最深层的力量源泉是共和党选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失去了白宫，也正在失去他们的国家，被原本没有正当理由掌握政权的外来势力所控制。这不是一个流动或松散的群体。特朗普建立了美国百年来的第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这些人准备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流血，为其事业而战。

在国会大厦(the Capitol grounds)不远处倒影池的西边，一个引人注目的身影站在那里，他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和一件十粒扣的制服外套。他身高6英尺4英寸(译注：合193cm)，现年61岁，有着轮廓分明的英俊外表和未因退休而褪去的威严之感。根据他衣领上的银条推测，他曾经是纽约消防局的队长。他不应该在政治活动中穿旧制服，但他今天却对这条规定毫不在意。他身穿制服宣告世界，他拯救了许多生命，是一个兼具实力和权威的人。在这个场合，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C. Patterson)需要将自己的权威彰显无遗。他是为一项紧急事件而来的。他告诉我，“佩洛西的政治犯”，被不公正地关进了监狱。

帕特森说的是1月6日入侵国会大厦后被刑事指控的男男女女。他根本不赞成“暴乱”这个词。

他在9月18日一场名为“平反一·六事件”(Justice for January 6)的集会上说：“这不是一场暴乱。”“目前我们被关押的同胞中没有人被指控煽动叛乱。他们只是被指控犯有轻罪(misdemeanor)。”

帕特森在后一点上显然不正确。在600多名被告中，有78人在我们谈话时仍处于羁押状态。在监狱中等待审判的大多数人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如袭击警察、使用致命武器实施暴力、共谋或非法持有枪支或爆炸物等。例如，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里·麦凯洛普(Jeffrey McKellop)被指控将旗杆像长矛一样掷向一名官员的脸。(麦凯洛普拒不认罪)

1月6日，帕特森不在华盛顿，但他精通这套由说谎者和社交媒体上网络喷子散布的修正主义叙事。他逐字逐句地了解这些故事，关于“一·六事件”以及针对特朗普选举舞弊的故事。他的想法值得研究，因为他和数百万和他想法一样的美国人，是特朗普操纵下届选举的主要力量来源。如果服用足够剂量的“真相血清”(a sufficient dose of truth serum)，大多数共和党政客可能会承认拜登在2020年赢得了选举，但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毫不动摇，他们自欺欺人、假装不然。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帕特森虽竭力分析汹涌流动的政治信息，但却失败了。他的失败让他几乎总是接受特朗普所阐述的世界观。

我和帕特森在酷暑中长谈，并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持续聊了数周。我想要探究他的信念深处究竟是什么，并理解他这些执着信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他称我为“探索真相的同路人”(fellow truth-seeker)。

“为了选举公正而举行‘抵抗窃国’(Stop the Steal)的集会是和平的，”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收获是，当1月6日‘光荣的星条旗’(译注：Old Glory，美国国旗别称)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招展时，那些无畏的公职人员一看到美国国旗就已经急忙躲藏起来。”

那暴力呢?怎么解释人群与警察的搏斗?

“视频中我看到警察身穿制服，允许人们越过自行车道路障进入国会大厦”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这是既定事实。因为手无寸铁的人群对付不了身穿防弹衣的军官。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他们是被允许进入国会大厦的。”

不过，他肯定看过其他视频。暴乱分子自己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摇晃镜头中，警察在棒球杆、曲棍球棒、灭火器和管子的夹击中倒下。一群人把丹尼尔·霍奇斯(Daniel Hodges)警官挤在门口，大喊“举起来!嗬!”

不知帕特森是否知道1月6日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执法人员伤亡最严重的一天?是否知道至少有151名来自国会警察局和大都会警察局的警察受伤，遭受骨折、脑震荡、化学烧伤和泰瑟枪引发的心脏病发作?

帕特森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但他突然话锋一转，承认也许发生了暴力事件，但爱国者不应受到责备。

“有些人故意让事情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糟，”他解释道。“还有一小撮行为恶劣的，可能是奸细(Agents provocateur)。”他重复着这句话：“据我所知，奸细就在人群中……他们在那里秘密地进行着邪恶的勾当。他们在为谁效劳?我不知道。”

“‘据我所知’?”我问。从哪里得知的?

“你可以查一查这个名字，”他说。“退役的三星级空军中将麦金纳尼(Thomas G. McInerney)。你只能从Rumble(译注：一款视频App。多位美国共和党名人公开鼓励使用，以此表达对YouTube、Twitter以及Facebook审核制度的不满)上找到他。他已经被YouTube封号了。”

果不其然，我在Rumble上(其实YouTube上也有)找到了一段84岁的中将麦金纳尼的视频，他从空军退役已经30年了。他的故事花了很长时间讲述，因为情节涉及意大利卫星、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以及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出售美国的秘密网络武器。最终出现了1月6日“特种部队和左翼组织”(Special Forces mixed with antifa)在联合入侵国会，然后将其栽赃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以及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串通一气，把入侵国会的暴力事件归咎于特朗普总统。

根据麦金纳尼的描述，佩洛西“急疯了”，因为她发现她自己的“伪旗行动”(译注：false-flag operation，意指“打着他人旗帜做坏事, 嫁祸于人”)导致一台装满了她叛国证据的笔记本电脑失窃。麦金纳尼在他的独白中说，他刚刚从白宫回来，而这段独白是在国会暴乱两天后录制的。他表示特朗普正要公布有关佩洛西的证据，而自己亲眼看到了那台笔记本电脑。

我很震惊帕特森拿这段视频作为证据。毕竟，如果我的房子10年前失火，我的生命可能就依赖于他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维了。因为他是一位鹰级童军(译注：Eagle Scout，鹰级童军是美国童军中的最高等级)并取得了大学学位。现在，他虽紧跟时事，却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执迷于毫无事实依据且逻辑不通的荒诞故事。

麦金纳尼所述版本在Facebook、Twitter、Parler以及“We Love Trump”和“InfoWars”(译注：美国知名的极右翼阴谋论自媒体网站，创办人因为传播阴谋论而被推特以及YouTube等平台封杀)等宣传网站上广为流传。它和1月6日对大选结果的种种否定言论一样，牢牢地印在了帕特森脑中。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这位将军，询问他这么说有何证据。他提到了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线人，此人曾听到有人说：“我们今天在玩反法西斯运动”(We are playing antifa today)。麦金纳尼认为他们是美军特种兵，因为“他们看起来像是美军特战部队的人。”他认为其中一人拿着佩洛西的笔记本电脑，因为他的线人看到嫌疑犯的雨衣下藏着一个又大又方的东西。不过他承认，即使那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他也不知道是谁的，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麦金纳尼所讲述的大部分故事内容，甚至都没有声称自己有证据。他只是合乎情理地把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检察官已经逮捕并起诉了一位新纳粹支持者(a neo-Nazi sympathizer)，她录下了自己从佩洛西的办公室里拿走笔记本电脑的过程，并在Discord网站上炫耀。她只是一名家庭健康助理，而不是美军特种兵。(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她尚未提出抗辩)

将军的儿子小托马斯·麦金纳尼(Thomas G. McInerney Jr .)是一名科技投资人，得知我一直在和他父亲谈话后，他要求和我私下谈谈。出于孝顺他左右为难，过了一会儿才想清楚如何开口。

“他有出色的服役记录，”他在一次非公开谈话后告诉我，“他想要的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他说话时带有一种权威感，但我担心他在这个年龄的判断力已经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说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帕特森。据《军事时报》(Military Times)报道，麦金纳尼在成功的空军生涯后“偏离了轨道”。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是典型的奥巴马出生地质疑者(译注：birther，那些主张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故而根据宪法不具备担任总统资格的人)，经常作为新闻评论员出现在福克斯新闻上，直到2018年因对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而被解雇。去年11月，他接受WVW广播网采访时表示，中央情报局(CIA)在德国运营了一个计算机服务器基地，帮助操纵拜登的总统选举，五名特种部队士兵刚刚在试图取证的交火中丧生。美国陆军特种司令部(The Army and 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随后发表责任声明，称此为无稽之谈。

当然，帕特森在写给我的信中讽刺地说，“毕竟，政府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公民撒谎(governments would NEVER lie to their OWN citizens)。”他不相信五角大楼的否认。事实上，几乎没有话语或时间能让阴谋论平息，每一次反驳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妄想。

帕特森非常渴望与他人交流意见。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我可能是错的，如果我错了，我就承认”的人，他确实在一些小问题上让步了。但是深深的愤怒似乎让他对自己的想法坚定不移。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谈论“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仅是选举本身。”

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提高了嗓门。

“我们绝不会让2020年11月3日就此翻篇的，”他说，“这是不会发生的，绝对不可能。这个混蛋是舞弊选举上位的。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蹲在白宫里的装模作样、老态龙钟、事业腐败的混蛋，根本没有赢得8100万张选票。”

看来他掌握很多证据。然而，他只需计算选票便可。他说：“记录显示，我们有1.41亿人在11月3日登记投票。在1.41亿张选票中，特朗普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剩下6700万票是拜登的，再多就没有了，那这1400万张选票从何而来?”

帕特森不记得在哪里听过这些数字。他认为自己没有读过Gateway Pundit，该网站是第一个发布虚假统计数据的网站。他可能看到特朗普在Twitter或电视上夸大了这一说法，或者沿着这一事件在右翼媒体的连锁传播路线上阅读停留过。路透社很好地揭穿了这一虚假的数字，该数字弄错了选民总人数。

我感兴趣的是帕特森认可这一统计背后的世界观。在他看来(虽然是不正确的)，官方的投票结果似乎总是与选民总数对不上。

帕特森认为，只有选举舞弊才能解释这种计票差异，即特朗普的所有选票都是有效的，因而无效选票肯定是拜登的。

“为什么不说拜登拿到了8100万选票，留给特朗普的只剩下6000万?”我问道。

帕特森很惊讶我这么问。

“怎么会有争议，特朗普获得7400万张选票要归功于他为连任作出的努力，”他回答道，并对我的无知感到困惑。“这没什么争议……难道你听说过我们的特朗普总统什么时候在从事欺诈和舞弊行为以及操纵歪门邪道的选举机器吗?”

至于拜登被指控操纵选票，大家都这么说。出于不言自明的原因，帕特森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个故事。

罗伯特·帕普(Robert A. Pape)是一位在政治暴力研究方面资历颇深的专家。1月6日，他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了暴徒袭击国会大厦的过程。一个名字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

早在1989年6月，这位已故塞尔维亚总统发表臭名昭著的演讲时，帕普还是政治学博士后。米洛舍维奇将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比作六个世纪前奴役塞尔维亚人的奥斯曼帝国人。他煽动了多年的种族灭绝战争，摧毁了建立多族裔民主的希望，将塞尔维亚人塑造成抵抗穆斯林对“欧洲文化、宗教和整个欧洲社会”的攻击的捍卫者。

当特朗普号召愤怒的人群冲击国会时，61岁的帕普已经成为战争和政治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认为米洛舍维奇和特朗普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狂热的支持者提出煽动性宣言。帕普是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CPOST)的负责人，在国会大厦遇袭两天后，他召开了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他告诉我：“我与我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交谈，告诉他们我们将重新调整我们正在做的一切。”

帕普说，米洛舍维奇煽动了流血事件，因为人们担心塞尔维亚人正在被新兴的少数民族夺走他们的统治地位。帕普说：“他在1989年的演讲中主张，科索沃和整个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本质上正在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确，他本人没有用‘轮替’(replace)这个词，但与当今美国人用的词实质含义一样。”

帕普指的是一种被称为“大替换”(the Great Replacement)的理论。“大轮替”一词本身起源于欧洲。但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的重建时期，是种族主义修辞的晚近形态。替换理论(replacement ideology)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通常被想象成犹太人)正在鼓励非白人移民的入侵和非白人公民的崛起，以便从欧洲血统的基督教白人手中夺取政权，最终鸠占鹊巢。2017年，当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着火把游行时，他们高呼，“我们不会被犹太人取代!”

特朗普不时借用“替换”这一经典修辞。他在1月6日的讲话比往常更有章法，不是那种离题万里、思路未尽的发言。帕普与我分享了他针对特朗普的演讲文本所做的分析。

“我们的国家长期处于围困之中，远远超过了这四年，”特朗普对群众说， “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民。”

“你们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他还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战斗。我们拼命战斗!如果你不拼命战斗，你的国家将不复存在。”

和米洛舍维奇一样，特朗普娴熟地运用了三个经典的暴力动员主题：“一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岌岌可危。二是国家的命运正处于关键时刻。三是只有真正勇敢的爱国者，才能拯救这个国家。”

看着“大替换”(the Great Replacement)的口号如何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产生共鸣，帕普及其同事怀疑，1月6日的流血事件预示的可能不仅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异常时刻。他们认为，美国学界现有的对极端暴力事件的研究框架，可能不足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

拜登政府在6月发布了一项新的国土安全战略，将对国会大厦的袭击描述为“国内暴力极端分子”(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ts)的产物，并援引了一份情报评估，称此类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主要来自个体或小团伙。帕普和他的同事怀疑这是否反映了“一·六事件”的真实情况。他们想系统地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叛乱者是谁?是什么政治信仰激励着他们和他们的同情者?

在芝加哥以南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帕普的三居室房子成为了一个包括七名专业研究人员的线上科研小组总部，并得到了24名芝加哥大学本科生的支持。CPOST的研究人员收集了法庭文件、公共记录和新闻报道，编写了一份叛乱分子的团体档案。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年龄，”帕普说。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美国、欧洲和中东的暴力政治极端分子。在世界各地，暴力分子的年龄通常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在1月6日的暴乱人群中，他们的年龄中位数为41.8岁，这是极为反常的。

其次，经济地位也存在异常。在过去的十年里，被联邦调查局(FBI)逮捕的暴力极端分子中有四分之一是失业的。但是，在1月6日被袭击的反叛分子中，只有7%的人没有工作，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白领或个体工商户。有医生、建筑师、一位谷歌外勤业务专员、一家营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位国务院官员。“美国上一次出现中产阶级白人参与暴力活动，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三K党(KKK)的扩张”，帕普告诉我。

然而，总的来说，这些暴乱分子并不隶属于已知的极端组织。其中几十人确实与“骄傲男孩”(Proud Boys)、“守誓者”(Oath Keepers)或“百分之三者”(Three Percenters)三个民兵组织有联系，但更多的人(七分之六)与这些组织没有任何联系。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白人至上主义解析》(A Field Guide to White Supremacy)的联合主编凯瑟琳·毕鲁(Kathleen Belew)也表示，暴乱者中只有少数与极端组织有关联，这不足为奇。“1月6日暴乱事件本身并不是一场为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而是一次旨在召集普罗大众的动员活动，”她告诉我。“对于特朗普的激进支持者……我认为这只是一次抗议活动，直到后来才酿成了更大的事件。”

帕普团队根据暴乱分子的家乡绘制了地图，并进行统计分析，以便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得出的结果也是违反直觉的：冲击国会大厦的暴乱分子更可能来自于2020年大选中拜登获胜的县，而非特朗普获胜的县。事实上，特朗普在一个县的得票率越高，当地出现暴乱分子的概率就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越偏远的县，暴乱分子就越少。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假设：暴乱分子或许更有可能来自白人家庭收入下降的县。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者只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相关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暴乱分子更可能来自白人人口比例正在下降的县。2015年至2019年，一个县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暴乱分子来自该县的可能性就增加25%。这个相关性是显著的，在每个州都能成立。

特朗普和他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盟友，特别是Fox新闻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提醒支持者要担心有色人种会取代他们。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预测，2045年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族裔。暴乱分子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主体人口地位日渐式微。

CPOST研究团队决定在3月份进行一次全国民意调查，调查问题来源于暴乱分子的社交媒体发帖以及他们在接受联邦调查局审问时所做的陈述。研究人员首先寻找那些声称“不相信选举结果”并准备加入“即使可能演变成暴力活动的抗议”的人。调查发现只有4%的美国人同意这两种说法，尽管比例相对较小，但也反映出大约1000万美国成年人的想法。

今年6月，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又带来了一个意外。在这项新的民意调查中，他们寻找的是那些不仅不信任选举结果，而且同意“2020年特朗普选举胜利的结果被窃取了，拜登是一个非法总统”这一鲜明论断的人。他们没有询问调查对象是否会加入一场“可能”演变为暴力的示威，而是寻找那些肯定“使用武力让特朗普重登总统宝座是正当理由”的人。

民意调查专家通常认为，受访者较少支持这种冒犯性语言。帕普告诉我：“对暴力问题问得越尖锐，就越容易出现‘社会期望偏差’(social-desirability bias)，人们只是更不情愿而已。

在这里，情况正好相反：观点语言越极端，支持观点的受访者越多。在6月的结果中，略高于8%的人认为拜登是非法的，为了让特朗普重返白宫，暴力行为是合理的。这相当于2100万美国成年人。帕普称他们为“坚定的暴乱分子”(committed insurrectionists)。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11月1日进行的一项与此无关的调查发现，更大比例(12%)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的结果被窃取了，而且“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来拯救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增长?帕普认为，或许只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喜欢更严厉的措辞，但也不能排除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之间“激进群体态度变得强硬的可能性”。这两种解释都令人不安。后者，帕普说，“会更令人担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通常认为激情会逐渐冷却，事实却与之相反。”

在CPOST的民意调查中，只有一项声明在2100万坚定的暴乱分子(committed insurrectionists)中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认可“我们国家的非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人最终将比白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据：相信“大替换”理论的受访者，无论他们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如何，较之不相信的人，支持暴力推翻现有总统的概率要高出四倍。

帕普认为，坚定的暴乱分子是真正的危险分子。他们当中的民兵成员并不多，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国家需要像“守誓者”(Oath Keepers)和“骄傲男孩”(Proud Boys)这样的组织。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拥有枪支，15%的人曾在军队服役。所有人都熟悉互联网，很容易形成组织力量。 帕普在这些结果中看到的，并不符合“独狼”和少数极端分子的官方结论。“这真的是一场新的政治暴力群众运动”，他将其比作20世纪60年代末的北爱尔兰独立运动。他说：“1968年，北爱尔兰13%的天主教徒表示，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而使用武力是合理的”，“爱尔兰共和军在那之后不久就成立了，当时只有几百名成员。”随之而来的是数十年的血腥暴力。在最初的几年里，13%的支持率已经足够维持一场运动了。

帕普说：“正是社会的支持为暴力披上了合法外衣——这么说吧，你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合法性授权，它为一个更小、更坚定的团体的暴力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我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因为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美国有2100万人本质上是一团火种或一堆干柴，如果碰上火星，可能就会成为燎原之态。”

前文所述帕特森的个案，一旦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与帕普的研究相吻合。特朗普对他的吸引力在于，他是一个“直言不讳、傲慢的‘美国优先’的家伙，他的利益是‘我们人民’。但更多的是，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和政治遭遇塑造了帕特森对什么是“美国”以及谁是“我们”的理解。

帕特森居住的布朗克斯区(Bronx)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的非西班牙裔白人，比2010年减少了20,413人，比例从11%下降到9%。

帕特森来自北爱尔兰，在加州北部沿海地区长大。他是一个“考试永远得C”的学生，14岁时就开始在当地的消防站闲逛，从此树立要做消防员的雄心壮志。高中一毕业，他就参加了奥克兰(Oakland)消防部门的考试，他说自己的成绩很好。

“但在那时候，”他回忆道，“奥克兰才刚刚开始推行多元化政策，开始雇佣女性。所以大个子白人小孩没有工作。”获得职位的是“一个小个子女人……我知道她明明没有通过测试。”

帕特森在旧金山再次尝试，但发现当地消防部门也有强制规定，由于女性和有色人种长期被排除在外，必须在招聘时予以保护。“所以，又一次，那个白人高个子被告知，‘去你的，我们消防队有一大群长得像你的家伙。我们希望这个部门看起来不一样，因为多样性都是关乎视觉的。’”消防部门可以雇佣“黑人申请者，但不能是我”。

帕特森买了一张去纽约的单程票，获得了消防科学学士学位，并赢得了加入纽约勇敢者(Bravest)消防队的邀请。但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早已来到纽约，帕特森再次怒火中烧。

1982年，一个名叫布伦达·伯克曼(Brenda Berkman)的原告赢得了一场诉讼，这场诉讼为纽约消防局(FDNY)的女性打开了大门。几年后，该部门安排了培训课程，“以帮助男性消防员适应女性融入他们的队伍”。帕特森的训练并不顺利。他被无薪停职10天，因为一名法官认定他称教练为卑鄙小人和共产党，并将他赶出了房间，一路口出狂言：“你和布伦达·伯克曼，我希望你们都死于艾滋病。”法官认为，这名教练“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安全”。帕特森坚称自己无罪。

后来，作为一名消防队中尉(lieutenant)，帕特森在一份例行表格上遇到了一行要求填写他的性别和种族。他对此很反感：“没有‘滚蛋’的选项，所以我写了‘滚蛋’”，“他们为此把我关起来了”。这一次是无薪停职30天。

即使帕特森一路晋升，他也一直在寻找世界如何与他这样的人作对的例子。“我把2020年的选举看作是一个平权行动的例子。那个正直的白人男性赢了，却被其他人篡夺了成果。”

且慢!这难道不是特朗普和拜登，两个白人男性之间的竞选吗?

并非如此，帕特森指着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说：“每个人都在吹捧总统背后的那个女孩，我认为她目前正非法地住在我们的白宫。我的原话是，一个有色人种女性，就像，就像这样，这应该意味着什么。”他还说，别忘了拜登说过，“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该支持我还是支持特朗普，那你就不是黑人。”

如何应对这些不公?帕特森不想直说，但他暗示了答案：“从宪法上讲，行政部门的首脑无权告诉美国公民该做什么。从宪法上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兄弟，人民，人民就是你和我。毛主席说得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all the power emanates from the barrel of a gun)。”

那他自己有枪吗?“我的第二修正案权利，就像我的病史一样，是我自己的隐私，”他回答道。

帕特森在“平反一·六事件”(Justice for January 6)上的许多同行者更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意图。其中一人是一位自称菲尔(Phil)的中年男子。这位来自肯塔基州的前海岸警卫队救援潜水员1月6日加入了冲击国会大厦的人群，但他表示，他还没有收到执法部门的消息。他告诉我，内战即将到来，“我会为国家而战。”

“内战”，他是在用比喻手法吗?

“不，我没有，”他说，“哦上帝，我想我们正朝着它前进，我不认为它会停止。我真的相信，我相信罪犯——南希·佩洛西和她的犯罪集团——正在推动一场内战。他们正在迫使热爱宪法的人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宪法。民主党人正在迫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他们，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 在抗议活动中出售旗帜的格雷戈里·杜纳(Gregory Dooner)说，1月6日他也在国会大厦外。他曾经为AT&T广告公司销售广告，现在退休了，转而兜售爱国宣传品：一面小旗子10美元，一面大旗子20美元。

他告诉我，暴力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特朗普的反对者“想要在美国发生真正的战争。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还加上了一句“百分之三者”(Three Percenters)民兵组织的口号：“当暴政成为法律时，反抗就是义务(When tyranny becomes law, rebellion becomes duty)。”他表示，《独立宣言》就是这么说的，讲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如果今天认真看待这个口号，它是在呼吁一场针对美国政府的解放战争。

“哟，嘿——嘿，”杜纳向一位刚刚展开一面旗帜的顾客喊道，“我想给你念国旗上的话。”

他朗诵了印在星条旗上的话：“自由的人民不但应该武装起来、纪律严明，还应该拥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以保持独立，不受任何人的侵犯，包括他们自己的政府。”

“乔治·华盛顿写的，”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先生们。”

我查了一下，华盛顿没写过这句话。尽管如此，这面旗帜还是杜纳最畅销的作品。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有关他的一场长期辩论最终归结为：他是威胁还是小丑?是对共和国的威胁，还是没有真正机会打破民主束缚的独裁闹剧主角?许多观察家反对这种二分法——例如，评论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形容这位前总统“既滑稽又极其危险”。但在11月3日到总统就职日的过渡期内，政治共识起初倾向于这只是闹剧，毕竟拜登已经赢了。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作家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在一篇题为《不会发生的特朗普政变》(There Will No Trump Coup)的专栏文章中预测，在选举日前不久，“任何非法掌权的企图都将是荒诞剧。”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回应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警告，即特朗普可能会在这种尝试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年后，多塞特回首往事。他写道，在数十起诉讼中，“各种保守派律师向持怀疑态度的法官提出了可笑的论点，最终被驳回”，州选举官员拒绝了特朗普的滥权要求。我自己的文章，多塞特写道，已经预见到特朗普想要做什么。”但在每一个层面上，他都遭到了拒绝，而且常常是尴尬的回绝。到最后，他的计划是听从江湖骗子和邪魅小人提出“永远不会成功的最后一招”。

多塞特还对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保持谨慎乐观。他写道，存在违规操作的风险，但“特朗普在2024年将不再拥有他在2020年享有但未能以任何形式有效利用的总统权力，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际意义上”，“除非你承认，特朗普在白宫之外无法有效地利用他拥有的权力，否则你无法评估他推翻选举的潜力。”

在此，我要恭敬地说，这是对一年前那场政变意义的严重误读，也是对2024年威胁的危险低估，2024年的威胁比2020年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诚然，特朗普试图为“弥天大谎”行使他作为三军统帅和首席行政长官的权力，但他失败了。不过，特朗普并不需要以执政工具来破坏选举机器，而是作为普通公民的特朗普——作为诉讼当事人、候选人、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领袖、天才的煽动者和宣传大军的指挥官——发动了这场叛乱，并将权力的和平移交推向失败边缘。

今天的特朗普仍然有上述角色。自一年前以来，在控制下一届选举计票的战争中，几乎每一个战场——州议会、州选举当局、法院、国会和共和党机构——特朗普的地位都有增无减。

要理解今天面临的威胁，必须清楚知道在2020年大选后发生了什么，现在仍在发生什么。那些代表特朗普提起诉讼并引发公众哗然的江湖骗子和怪人只是配角。他们分散了大众对主要事件的注意力：特朗普试图全盘废除选举结果，然后将其逆转。在2020年，随着关键节点上节节失利——各州的单独认证，12月14日的选举人团会议——特朗普手里的牌变得越来越无力，但他从始至终都在有策略地打牌。我们对“一·六事件”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清晰地得出结论，那就是暴乱仅仅是这场精心构思的选举谋略的最后一步棋，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这场阴谋为2024年提供了范本。

在网上普遍报道11月7日的选举为拜登获胜后，特朗普团队几乎每一步行动的战略目标都是诱导拜登获胜州的共和党立法机构操纵选举结果，任命特朗普为选举人。所有其他行动——在法庭、州选举小组、司法部和副总统办公室——都旨在助力实现这一目标。

选举人票是总统竞选中的通货，而根据宪法，州立法者控制着选举人的任命规则。宪法第二条规定，各州应“按照其立法机关规定的方式”(in such Manner as the Legislature thereof may direct)任命选举人。自19世纪以来，各州都将选择权让给了选民，自动认证在民选中支持获胜者的选举人，但在2000年的“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最高法院确认，州“可以收回任命选举人的权力”。但是，从未有法院说过，一个州可以在其公民已经投票后这样做，而这正是特朗普计划的核心。

每一种窃取最终选举结果的方式，都要求至少三个州的共和党立法机构否认选举结果，并换上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人。单凭这一举动并不能确保特朗普的胜利。国会将不得不在计算选票时接受替代选举人，而最高法院可能会有发言权。但若没有州立法机构从中作梗，特朗普就完全没有办法推翻选民的意见。

特朗普需要38名选举人才能扭转拜登的胜利，或者需要37名选举人票才能平局并把竞争推到众议院。尽管特朗普在选举后期即兴发挥，举棋不定，但他从未忘记这一目标。他和他的团队专注于从亚利桑那州(11张)、佐治亚州(16张)、密歇根州(16张)、内华达州(6张)、宾夕法尼亚州(20张)和威斯康星州(10张)的79张选举人票中获得所需的票数。

特朗普在战术上遭遇了许多挫折。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在向法院提出的65起针对选举结果的诉讼中输掉了64起，其中许多诉讼确实表现得滑稽而无能。他对政府官员的恐吓，虽然最后也失败了，但没那么滑稽。特朗普费劲力气迫使共和党选区县市当局拒绝底特律的选举点票结果，但为时已晚(他们试图在计票结果发生后撤回“赞成”票，但没有成功)，密歇根州验票委员会(Board of State Canvassers)中至关重要的共和党人亚伦·范·兰格维德(Aaron Van Langevelde)，顶住了特朗普阻止全州选举结果认证的压力。乔治亚州政府秘书长(Secretary of State)的布拉德·拉芬斯伯格(Brad Raffensperger)在两次重新计票确认拜登获胜后，拒绝了总统要求为特朗普“找到”11780张选票的请求。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两名共和党州长签署了确认拜登胜选的文件;后者甚至拒接特朗普打来的电话。代理司法部长否决了特朗普用下属杰弗里·克拉克(Jeffrey B. Clark)取代他的计划。克拉克准备致信佐治亚州参众两院，建议他们重新考虑该州的选举结果。

倘若特朗普在这些努力中取得了任何一项成功，他就会给共和党州议员一个可信的理由：一次成功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成功。特朗普利用法官、县委员会、州官员，甚至他自己的司法部，作为他最终目标的垫脚石：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除了他们，没人能给特朗普他想要的东西。

即使这些努力以失败告终，特朗普团队也取得了一些关键而持久的成就，他们说服了数千万愤怒的支持者，包括11月社会宗教研究所(PRRI)民调数据显示68%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认为，特朗普选举胜利的结果被拜登窃取了。

美国此前从未发生过如此对民主失去信心的情况：就连内战前的南部邦联也承认了林肯的当选，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输了大选，才宣布脱离联邦。让拜登的胜利失去合法性，对特朗普来说是一场战略性的胜利——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因为抹黑拜登的弥天大谎成为了选民的动力，这些选民控制着共和党议员的命运，而特朗普的命运掌握在各州议员们的手中。

即便如此，1月6日之前数天发生的三大战略性失败，仍令特朗普进退维谷。

首先，尽管特朗普在虚构“投票舞弊”(voter fraud)时，获得了州议员们广泛的口头支持，实际上却少有人愿意采取激进的行动，否认本州公民投票结果的效力。虽然面临巨大压力，六个发生争议的州均未将选举人替换为特朗普所需的人马，至多是在国会做好计票准备后，部分州议员私下表示要“撤回”支持拜登的选举人。

特朗普的第二项战略失败在国会，亦即通常而言进行仪式性计票的程序环节。由于州议会并未响应，特朗普团队情急中只得作困兽之斗，即安排这六个州的共和党人自封“选举人”并向参议院递交支持特朗普的“选票”。特朗普需要国会参众两院都认可这些伪造选举人，并批准他胜选总统，虽然共和党只控制了参议院，但特朗普至少可以借此制造计票僵局。不过问题在于，愿意支持这一计划的共和党参议员寥寥可数。

第三项战略失败则是特朗普本人纵然百般期望，还是无力将他的副手彭斯(Mike Pence)引为同谋。按照规则，时任副总统彭斯负责主持参众两院联席的计票环节。在当年一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特朗普的法律顾问伊斯曼(John Eastman)表示，有“非常坚实的法律依据”说明，彭斯本人“亲自计票，并有权对选举人票提出质疑……国会的其他议员则只能旁观”。换言之，伊斯曼认为，如果国会不愿为特朗普加冕，彭斯完全可以自便行事，即使他不愿如此，也完全可以不顾《选举计票法》(Electoral Count Act)对时间限制的程序性规定，允许参议员科鲁兹(Ted Cruz)等忠于特朗普的共和党议员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拖延计票，以便“制造僵局，为各州议会争取时间”。

时间!指针分秒旋转，时间正是关键。特朗普的数位谋士，包括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内，都向盟友声称，友好的州议会即将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撤换选举人。当然，事实上特朗普的诡计从未顺利推进至此，但朱利安尼表示，撤换选举人将在“五到十日内”完成。不过，如果国会在1月6日就顺利完成计票，撤换选举人就为时已晚。

1月5日下午，鲍威尔(Sidney Powell)向最高法院的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递交了一份紧急动议。这份文书在1月6日进入了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由于当天下午发生暴乱，此事并未成为媒体与公众的关注焦点，至今仍然少为人知，但这场诉讼原本是特朗普争取时间的首选方案。

阿利托是第五巡回法庭的法官，鲍威尔代表众议员戈梅特(Louie Gohmert)诉请法院要求彭斯无视国会的法定职能，直接全权负责选举人身份的核验。鲍威尔在文书中写道，副总统有“独享的权威性和裁量权，能决定哪部分选举人的投票有效，哪部分无效”，与之相悖的《选举计票法》则是不合宪的。

鲍威尔并不期望阿利托法官即刻作出实质性判断，而是请求法院紧急中止计票程序，并对其合宪性出具审查意见。如果阿利托准许了这项中止请求，选举进程就将人为悬置，特朗普则如愿获得在州议会安插羽翼所需的时间。

也是1月5日下午，特朗普的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坐在他的《战情室》(War Room)直播节目录制间，面前摆着话筒，一身卡其布冲锋衣，不时将自己的灰色头发向后拨弄，似乎缺少防备感，在滔滔不绝之际，他透露出特朗普争取时间的第二套方案。

班农表示，明日一战，“各州议会是必争之地”，因为“人民需要回到宪法的原初解释”。目前的重要消息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共和党领袖，尽管此前违抗特朗普的意愿，并未宣告拜登的胜利无效，此刻也已经在一封署名信上表示该州选举结果“仍未经过州政府秘书长(Secretary of State)的批准。”(班农在此对节目观众数日以来在州议会议员家门口的驻点抗议行动表示感谢)。这封信交给了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信中表示“请求延期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以便我们遵循正当程序，保障选举风清气正(pursue election integrity)”。

数周以来，朱利安尼相继在多个州的所谓“选举舞弊”听证会上粉墨登场，这些州都是拜登险胜特朗普之处。班农得意地扬言：“在所有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将最终推动一个州的议会改旗易帜”。特朗普团队正是希望通过推动宾夕法尼亚的转变，引发各州效仿。

与此同时，特朗普一派的人也以这封信为依据，主张推延法定的计票期限。科鲁兹和数名党羽以召开听证会为由，要求进入10天的紧急状态。

从多方面看，这都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主张。虽然宪法规定各州议会有权任命选举人，但这不意味着宪法允许各州议会在选举人已在国会完成投票数周后将其“撤换”;即使不论时效，共和党也不能通过写一封信的方式撤换选举人;不仅如此，法律学界通说也不认可州议会有权以任何方式在本州选民作出决定后替换选举人，实质性修改选举结果;并且，现行的《选举计票法》并未提供紧急状态或其他推迟选举的规范依据。特朗普团队借此大做文章，希望通过司法过程重新确定规则，或者借助时势混淆和淡化制度细节。如果彭斯或参议院支持了特朗普的计谋，他们的确有可能制造出法律僵局，以便特朗普浑水摸鱼，最终继续据有权位。

除此之外，班农也明白，特朗普必须打断1月6日下午1点开始的计票进程。如果彭斯没有行动，阿利托法官也不愿配合，那么，特朗普就需要有后备之策。

“明天一早，各位拭目以待，特朗普总统11点会在白宫办公室发表讲话”，班农号召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清晨7点到白宫门口集会，“我也会为大家在后续直播中带来更多消息，揭晓明天究竟还会发生什么。”

言及此处，班农会心一笑，在屏幕前挥动手掌，说出了一句将在数月之后引发国会调查委员会关注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们，局势的发展将超乎你们的预料，一切会变得异乎寻常，天机暂不可泄，让我们结义共进(strap in)。”当天稍早时候，班农还预言道：“妖魔降世，只待明日”(All hell is going to break loose tomorrow)。

班农在6点58分结束了直播，随后转战另一间“战情室”：白宫对面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的套房。特朗普的心腹圈子，包括伊斯曼和朱利安尼，早在此处密谋数日之久。事后，班农被指控“图谋袭击国会”(contempt of Congress)，国会的调查人员已经就此下达传票并考虑刑事侦查和制裁，以便核实这些人是否与“抵抗窃国”集会的组织者有联络乃至共谋。

班农下线不久，一位混血族裔男子费兰姆(Scott Fairlamb)便响应其号召。费兰姆时年四十三岁，身高六英尺三寸(译注：合190 cm)，精通武艺(martial artist)，在社交媒体上自号“威蛮氏”(Wildman)，当晚便转发了班农的挑衅言辞：“妖魔降世，只待明日”。随后，他连夜驱车，赶在黎明前从新泽西抵达华盛顿，次日上午，再次发布消息：“捍卫我们的宪法，你愿意付出多少”(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to defend our Constitution)?数小时后，在国会山西侧的混乱人群中，他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抢夺警棍，一拳击打向官员面部，并向身边高呼，“爱国者应该做什么?扒掉警察的武装，冲进该死的国会山!”

不到一个小时前，就在1点10分，特朗普刚刚结束白宫讲话，号召示威者向国会山进军。第一批暴乱者在2点11分冲破阻拦进入建筑，从一扇杂碎的窗户里扔进棍子和警用盾牌。大约一分钟后，费兰姆挥舞警棍，撞开参议院一侧的门，身后是一群暴乱者。(事后，费兰姆对攻击官员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又过了一分钟，毫无先兆地，一支安保特工队伍出现在彭斯身边，将他迅速带离参议院讲台，从会场侧门进入一段走廊。

国会山另一侧，稍加停留的暴乱者群体商定计划后，数百名愤怒的男女开始席卷国会大厅。他们刚才在数倍于己的城市警察和国会安保力量面前赢得近身搏斗的胜利，初尝胜果，踌躇满志，手执匕首、喷雾、棒球棍或是随手找来的杆棒，有些人还考虑过带着手腕绑扎带。“吊死迈克·彭斯”，一些人叫嚣着，另一些人则高呼他们仇恨的民主党议员名字。

这群人四下散开，试图寻找另一群规模相当的人：100名参议员和435名众议员，外加副总统彭斯。假如任由这群暴乱者漫游，或许议员们很快就会正面遭遇这些凶神恶煞，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一切的发生。万幸的是，坚强的警察和周全的撤离预案，加上极好的运气，避免了这一幕出现。

2点14分，副总统彭斯抵达S-214房间，也就是他在参议院象征性保留的办公室。他的随从刚刚关上门，暴乱者的先锋就抵达了30米之外的大理石台阶处，仅仅相隔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门。倘若暴乱者早到一分钟，他们必然会发现撤离中的副总统一行。

十分钟后，也就是2点24分，特朗普继续怂恿这场狩猎，他发布了一条推特信息：“在我们的国家和宪法需要保护的时刻，迈克·彭斯没有勇气去做他应当做的事。”

2点26分，安保人员第三次告诉彭斯：他必须离开。

“他们第三次到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无可选择了”，时任副总统事务主任马克·肖特(Marc Short)表示，“安保人员说已经无法再保护彭斯了，毕竟我们只隔着一扇玻璃门。”由于彭斯表示不愿离开国会山，安保人员将他带下楼梯，进入游客中心下方的一处掩体中。

同时，在国会山的另一侧，一位大约40岁的迈阿密商人加西亚(Gabriel A. Garcia)在人群中打开了手机自拍，开始直播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暴乱。加西亚来自古巴，是第一代移民，退役的美军上尉，拥有一家铝合金屋顶公司，同时也是“骄傲男孩”(Proud Boys)迈阿密分部的成员，“骄傲男孩”是一个热衷街头斗殴的极右翼组织。(在八月的一次采访中，加西亚将这个组织描述为支持言论自由的饮酒俱乐部)

在加西亚的脸书直播中，他留着大胡子，头戴“MAGA”鸭舌帽，手握金属旗杆，“我们一路向前，彻底清洗国会山，这里原本即将发生丑陋的事”。在人群和警察彼此推搡时，他挤到队伍最前端，与地下室门口的警察对峙：“你们这群该死的叛国者!”当警察逮捕了一位试图越过警戒线的人，双方争执加剧，加西亚扔掉旗杆并高呼“抓住他!美国伟大!清理这群败类!”

紧接着，在一片不祥的歌声中，加西亚喊道：“南希，出来玩玩!”(Nancy, come out and play!)这是在复述一部1979年城市犯罪电影《勇士帮》(The Warriors)的经典台词，电影中充满弹簧刀、铅制水管和棒球棍的纽约街头斗殴故事。(事后加西亚面临六项刑事和民事指控，他拒绝承认任何一项)

“我并没有威胁南希·佩洛西的生命安全”，加西亚在采访中说，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和这位众议院议长交流过，“我当时说了‘南希’，但正如我告诉律师的那样，这其实可以指代天底下任何一个南希。”

加西亚对于视频中的一切行为都有辩解理由。“清理这群败类”意思是“让更多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变得丑陋”则意味着“我们有很多人增援”。但这种训诂解经(exegesis)的巅峰之作则体现在“该死的叛国者”上：“在那个时候，我针对的其实不是国会山的警察。我确实是看着他们说的这句话，不过……我其实是在说国会”，“当然，我不是去阻止国会将拜登认证为总统，而是去延迟这件事，我是去支持科鲁兹参议员的，科鲁兹参议员，他主张的是提供一个10天的调查期。”

延迟，拖时间，看来加西亚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当天下午，当暴力行为得到控制，国会山恢复秩序时，鲍威尔恐怕是一边焦虑地阅读关于暴乱的新闻，一边看着时间：如果国会无法按期完成计票，阿利托法官那边的计划就有更大胜算了。

然而终究事与愿违。次日一早，国会就完成了计票，随后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他的请求。两策皆失，万念俱灰，鲍威尔此后表达了懊悔之情：没有想到国会如此迅速地恢复运转，令他的计策落空。

这场暴乱发生后的几周内，共和党人纷纷和特朗普划清界限，自明立场。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红领带、马甲衫、口袋方巾……拉斯维加斯财富岛酒店赌场(Treasure Island Hotel & Casino)的舞厅中，满是相似着装的大学生共和党员。人群里年轻男性远多于女性，大片白人中点缀着三两副非裔面孔，没有人佩戴口罩，我采访的每一个人都不曾接种新冠疫苗。

这些大学生聚在一起，无非是讨论宪法第二修正案，就业市场，以及“如何反抗你所在高校的疫苗接种要求”，直到会场的特邀嘉宾，亚利桑那州众议员戈萨尔(Paul Gosar)带来一个新议题。

“让我们讨论1月6日的事件吧”，随后，戈萨尔毫无铺垫地开始呼吁：“公开事件的录像!”

台下是稀稀拉拉的掌声，旋起旋灭，这群大学生似乎不太了解他所讲的议题。戈萨尔说，“录像时长超过14000个小时，我们应当查清楚，究竟是谁，是谁导致了这次事故，我们需要追责。不过，我们也需要确保那些无辜的被告得到释放，当然，有责任的人需要被追究责任。”

要承认，戈萨尔缺少演说天赋，以致听众很难清晰地分辨他的言辞。他时而弯腰，时而摇头晃脑，语词吞吐，句法破碎。台下似乎没有人在跟随他的思路，而他独自继续讲述。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和文化战争”，他说，“就如同一场兄弟相争的内战……我们代表光明，他们代表黑暗，我们责无旁贷。”

暴乱之后的调查表明，国会山的监控系统从中午到傍晚，一共拍摄下14000小时的录像。国会山的安保部门在其理事会的事后声明中表示，录像已经移交国会和联邦调查局，但不希望将其面向社会公开，因为这些画面不仅包含机密信息，同时也呈现出国会山内部构造的“脆弱性和安保漏洞”。

包括戈萨尔在内的许多保守派，据此认为拜登政府隐藏了“有利于暴乱者脱罪的证据”。戈萨尔在推特上表示，1月6日抗议者的罪责程度至多相当于“在非营业时间的雕塑馆大厅里散步”。甚至，他在推特上毫无根据地说，“这场暴力是由联邦调查局骨干力量煽动的”。

正是这个戈萨尔，在2021年的11月，推送了一个由手下人员制作的动画。动画描绘了他与另一位众议员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决斗的场景：他举剑相向，一剑便斩断了她的脖子。众议院认为戈萨尔煽动对于同事的暴力行为，决定对其进行审查并剥夺其在委员会内的职务，毫无悔意的戈萨尔却以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自比(译注：汉密尔顿死于与时任副总统博尔的决斗)。

也正是这个戈萨尔，近来两次声称掌握关于操纵选举的所谓秘密情报，他表示这个信息来自“中央情报局(CIA)的反欺诈部门”，而事实上这个机构并不存在，还来自“安全情报交换部门”以及“国防部情报部门的内部人员”，这些人据说都曾监控选举机器，也都打电话向他告知选举舞弊的情况。

戈萨尔已然成为“一·六事件”翻案潮流(January 6 revisionism)的言论领袖，他甚至可能还有更多的私人动机去修改对此事件的评价。在直播平台Periscope上曾有一段视频，被有意删除却由政府监督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保存，在视频中，“抵抗窃国”集会的骨干成员亚历山大(Ali Alexander)表示，“我就是和戈萨尔议员共同提出一·六事件策划的人”，加上另外两位共和党众议员，“我们四个计划在计票时向国会施加巨大压力”。

“抵抗窃国”集会的组织者起初创建，随后又试图删除一个网站，名为“狂野抗议”(Wild Protest)。这个网站旨在引导支持者越过国会山台阶，进入不合法的示威区域，网站声称：“我们人民，必须占领美国国会山的草坪与台阶，并告诉国会，1月6日，不是计票之时”。戈萨尔的大名，也被列在网站上以壮声威。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几天，CNN曾报道戈萨尔和其他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对他在“一·六事件”中的所作所为道歉，当然，他们没有得到。戈萨尔的事务主任范福莱(Tom Van Flein)在一封邮件中表示，“请求致歉”和“汉密尔顿”的报道都是“错误归类的产物”，他认为“谈论集会和发表演讲，与策划暴力行动，在性质上不能混同”。

总结起来，戈萨尔之流的翻案言论如同诉讼中的“替代论证”(argument in the alternative)，他们先后提出多个自相矛盾的主张：1月6日的事件是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和平行动;而后又承认它是暴力的，但暴力的部分来自极左组织和联邦调查局安插的奸细;又或者，这些被起诉的暴力人员，其实是爱国者和蒙冤的政治犯。甚至，这些人自己就是未被披露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他们抵达那里，然后遭到执法人员的攻击”，波洛克(Gabriel Pollock)曾在佛罗里达州北雷克兰(North Lakeland)的武器商店柜台后方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是一次伏击，彻头彻尾，到庭审时一切就能见分晓了。”他的家人在这次事件中面临刑事指控。

翻案论群体的最有力论据是巴比特(Ashli Babbitt)的事迹。作为35岁的空军退役士兵，她是阴谋论的支持者，1月6日当天，在试图翻越一扇被砸开的玻璃门时，左肩中弹，当场死亡。枪击发生在距离暴乱者几乎偶遇彭斯的时刻大约半小时之后，此时场面其实更加危急，暴乱人群已经看见了自己的目标：聚集在演讲大厅中的几十位众议员，宛若瓮中之鳖。经过一番对强化玻璃的拳打脚踢，外加头盔砸击，安全门上出现了一个足以让巴比特钻过去的洞，随后，警察在她钻入时开枪。

这一枪是否正当合法，的确有待商榷。联邦公诉人否认开枪的伯德警官(Lieutenant Michael Byrd)有罪，国会山警方也为他辩护，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大群暴乱者正在破门而入，开枪的行为避免了议员和警方人员遭受重伤乃至死亡”。的确，人群期待追随巴比特进入，但国家安全博客(Lawfare)上的一份法律分析认为，由于巴比特本人未携带武器，其行为如果并不具有严重危险性，开枪是缺乏正当性基础的。

戈萨尔利用这一点，引导其支持者将巴比特追封为殉道者，正好，她当时身披一面特朗普旗帜。“究竟是谁杀害了阿什利·巴比特?”戈萨尔在众议院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质问道。而6月，他又在另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这名警官“明显是埋伏在旁，悄然静候，然后毫无预警地杀害了她。”

今年夏天，我在采访时问戈萨尔：“巴比特是否站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上?”

戈萨尔说：“历史还没有书写出来，至少要先公开视频录像，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写历史。”

由于开枪警官的身份最初未能确认，右翼圈子里开始流言四起，有人说这名警官是非裔，以致种族问题迅速进入了讨论。“骄傲男孩”的领袖泰里欧(Henry “Enrique” Tarrio)在Telegram上转发了一则消息，认为“这个黑人就是等着要在1月6号谋杀一个人，他选择了阿什利·巴比特!”在推特上，一个名为“平反一·六事件”(Justice for January 6)的账号说：“伯德警官本应为杀害巴比特而被扔进监狱，但现在他居然被赞誉为英雄。在今天的美国，唯一的种族不平等，就是反对白人的种族歧视(antiwhiteism)。”

在这之后，翻案派对这一事件又有了新的阐释，认为民主党对这场起义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意在容许垂帘听政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镇压爱国的美国人民。筹办那场邀请戈萨尔发言的拉斯维加斯集会的学生领袖马丁(Dylan Martin)，就持有此论：“民主党借‘一·六事件’之机，公然叫嚣要开始新的迫害，并窃用联邦政府的公权力打压全国上下的保守派。”

特朗普本人则将“一·六事件”最终翻案成为一个政治象征性事件。他在10月的一份资金募集声明中这样写道：“真正的暴乱在11月3日，也就是拜登宣称当选的那一天，1月6日则是我们的反抗!”

时至今日，共和党内已经很难找到敢于公开反对翻案言论的在任官员。随着支持特朗普的保皇派日渐得势，党内的异议再无容身之处，共和党已然沦为替前总统全力扭曲选举制度的工具。任何敢有非议的共和党员，只要看看怀俄明州共和党高层切尼(Liz Cheney)近来是如何被排挤下台，就明白谋逆之罪(lèse-majesté)的严重后果。

在2021年1月初，特朗普和他的法律顾问全力施压彭斯。在要求他中止计票程序时，他们告诉彭斯，全国各州议会都万事俱备，只待更换选举人时机的东风之便。显然，他们在说谎，但这的确是他们极力实现的图谋。

作为彭斯的心腹谋士，马克·肖特(Marc Short)不认为这是事实。“在各种形式的尽职调查中，无论是针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还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我们都未发现更换选举人团的企图，也不存在其他挑战计票程序的图谋”，“特朗普或许能运用权术让特定州议会中的一两个议员听命于他，但这断然不可能是任何一个议会中得到普遍支持的主张。”

不过，前文所述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那封撤回信，说明了事实并非如肖特所言的那样泾渭分明，千里之堤，可能渐溃于蚁穴。当然，即使如此，特朗普要求各州撤换选举人并推戴他胜选的诉求，仍然极大逾越了常规政治的框架，以至于政坛暂时难以接受。

然而，一年过去，这种图谋的难度在悄然下降。现在特朗普手里有了可供解说的先例，当同样的事件再度发生时，卓越的律师团队便可借此开道向前。最为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复仇声浪高涨，反对一切阻碍他意愿的人。滔滔群情之前，少有共和党人敢于力抗狂澜，许多人甚至借势与之合流。

一年前，我曾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克鲁斯(Kevin Kruse)，问他如何看待那些在2021年初抗命守职、拒绝参与夺权图谋的共和党官员。克鲁斯认为，“这的确依赖于个人品质，我认为如果你更换一批行政官员和法官，换上那些在党内更加认同特朗普路线的人，结果将是不同的。”

今日观之，这句话可谓政变者的资治通鉴。从2020大选结束以来，特朗普的党羽就开始有计划地识别党内反对派并将其连根铲除。佐治亚州的拉芬斯伯格(Brad Raffensperger)，当时拒绝“寻找”支持特朗普的多余选票，已经面临该州党部的审查、降职和褫夺权力，不再担任选举办公室主任(chief election officer);密歇根州的兰格韦德(Aaron Van Langevelde)当时认定了拜登胜选，如今已被逐出该州的游说委员会(Board of State Canvassers);亚利桑那州的杜西(Doug Ducey)州长，签署了“确认拜登获胜”的文书，而后特朗普也钦点前福克斯新闻常驻嘉宾雷克(Kari Lake)取代他的位置，并表示“相信她能够恢复选举的公正性，无论是过往的还是未来的”。未来的!这就是关键所在!雷克表示，她如果当选，不会让拜登被认证的事情重演，甚至考虑重新审查2020大选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很异常。

在至少另外15个州，共和党已经通过新的法案，将管理选举的权力从州长和职业行政人员手中移交至议会。在颠倒黑白的宣传旗帜下，以让“选举风清气正”(election integrity)的名义，还有更多的州修改了法律，让民主党人的投票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特朗普支持者的死亡威胁和骚扰，也使得中立派的选举机构人员开始考虑退休。

52岁的努瑞丁(Vernetta Keith Nuriddin)6月从佐治亚州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的选举委员会离职。努瑞丁告诉我，她一直遭遇特朗普支持者的恶意邮件轰炸，有一封邮件甚至说：“你们这帮人都应该被公开处决……付费观看”，还有一封邮件标题是“滴答……滴答……滴答”，内容则是“不会太久了”。努瑞丁表示，在2021年，她听说了至少四个县的选举委员会同事辞职或不再续任的消息。

佐治亚州州长肯普(Brian Kemp)本人也由于认定拜登的胜选而受到特朗普打压孤立，被迫在3月签署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取消了各县选举管理机构的权力。现在，一个听命于州议会、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委员会很可能全盘接管各县的选举事务，甚至是在富尔顿县这样以非裔居民和民主党为主导的地区。在新规定下，州选举委员会只要认为某个县选举委员会“不称职”，便可以中止其工作，并派驻一名主管，主管则有权宣布选票的无效性。从此，特朗普队不再需要抱怨对手的犯规动作，而是自带裁判员出场。

努瑞丁表示，“下一步，最乐观的图景是这部法案被推翻，而最糟糕的情况则是听任特朗普的阵营推翻州内的现任选举主管人员。”

联邦司法部已经起诉要求推翻佐治亚州法案的部分条款，但并未触及共和党掌控选举机构的根本目标。按照总检察官加兰德(Merrick Garland)的说法，这起诉讼仅仅着眼于一些传统的投票阻挠手段，审查法案中的规定是否旨在并足以对非裔选民造成障碍。这些手段包括直接禁止或以惩罚性赔偿的方式限制代理投票，减少弃票箱使用，禁止向排队的选民分发食物和水，都将导致民主党支持者在佐治亚的投票更加困难。而加兰德并未起诉的那些条款，真实功能在于让共和党人更容易篡改选举结果，两相对比，本末之别不言自明。

同时，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可能进一步令局势失衡。在2022年，有36个州进行州长选举，其中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都是总统大选的摇摆州，也是民主党州长尽力阻击共和党议会否决拜登胜选、修改竞选规则的州。目前看来，三个州的州长竞争仍然胶着，共和党的竞选人则是支持特朗普主张的一派。事实上，至少有七个州的共和党候选人在竞争特朗普的州政府秘书长(Secretary of State)提名人选，目标直指2024总统大选。特朗普已经对其中三个来自摇摆州(亚利桑那、佐治亚和密歇根)的人表示青睐。

纵观名单，特朗普的夺权班底成员似乎也沾染上了在任官员的语言暴力倾向。国会众议员柏博特(Lauren Boebert)将“一·六事件”与1776年开国革命相提并论，堪萨斯州议会议员兰德维尔(Brenda Landwehr)则将接种疫苗的要求比作纳粹屠杀，种种死亡威胁都呈现出一种众怒难犯、惩处公敌的语气(无论针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

为数众多的右翼自媒体更是充满血腥感。1月7日在Telegram上的一则评论表示，“国会别无他求，就是在乞求人民把他们全部吊死”，另一个人回复说，“任何认证一场舞弊选举的人，都触犯了叛国罪，应该死刑。”一周后，又出现一条“我们最后的阵地，就是一场内战”，有人回应称，“不需要再示威抗议了，那已经不够了”。怒火熊熊，日渐炽烈，一年之后毫无熄灭之意。

在群体狂热之中，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却在冷静地谋划如何应对一场合宪审查诉讼。在他们的规划里，滥用共和党在州级机关的优势之后，2024大选的争议诉讼可能最终会递交到共和党仍然占优的最高法院。同时，共和党倡导“州议会自决”(independent state legislature)原则，强调各州权力机关可以“全权”决定选举人的选派。由此推断，各州议会将可以合法地废弃自己所反感的选举结果，而代之以另外的选举人。

选举是复杂的，选举程序的组织者必须考虑数百个细节，从时间，地点到投票、计票和宣传的具体方式，而这一切都并非议会的职权范围所在。例如，一名县选举主任可以决定延长一个小时的选举时间，以便补偿断电造成的中止;选区工作人员可以独立判断，帮助选民更正选票填写上的技术缺陷;一位法官则可以判断选举法的具体条款是否符合州宪法的要求。

最高法院四位大法官阿利托(Alito)、戈萨奇(Neil Gorsuch)、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已经署名发布一项声明，拒绝支持各州议会通过的违背基本选举规则的法案。这些法官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州议会有权决定任命选举人的“方式”(manner)，对这一条款不应做非民主的解释。而特朗普最新任命的大法官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则对此保持缄默。

到这种争议成为现实的时候，即特朗普再次要求共和党控制的议会否认民主党的胜选结果时，巴雷特的一票可能至关重要。州议会完全可能越权采取多种行动，这在现实中也已经司空见惯，议会滥权的隐忧已经埋下。而最高法院如果对此采取纵容态度，也将有一系列的法律手段为之张目，例如，法官可以宣布“未经授权”的投票程序所产结果无效，或者采取更为致命的方式：彻底否定各州民选结果，允许州议会任命选举人。

特朗普其实并未倚重他那徒有其表的法律团队，毕竟在2020大选里他们输掉了几乎所有诉讼。这种所谓的“州议会自决”(independent state legislature)的主张，其实得到联邦主义者群体更广泛的认同，也获得了贝克豪斯(BakerHostetler)等顶尖律所的支持。一个涉及黑钱和压制选举，却自称“诚信选举计划”(Honest Elections Project)的组织，已经在法庭之友意见(amicus brief)中表达了对此原则的支持。

“民主的底线要求，就是由公众选举决定政治领导者去留”，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选举法专家伯西里(Nate Persily)这样认为，“如果议会能够凌驾于民选意见之上，这就颠覆了民主制度”。伯西里和哈森(Richard Hasen)，以及其他选举法学者，都担心最高法院将采取一种不够民主的立场，以致发生上述情况。

所谓“议会至上论”(legislative supremacy)并非向壁虚构，一个明证便是许多现任共和党官员已经开始公开谈论此议题。例如，2021年2月，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节目上，众议院少数派党鞭斯卡里斯(Steve Scalise)对拜登是否胜选的问题不予置评，但表示“一些州的选举并未依法进行，这才是真正持续的争议所在。”特朗普本人将这些言论融会贯通，告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按照宪法，一切选举事务必须经由各州议会批准，而许多州并未依此执行。”

在种种破坏力量的围攻之下，美国的民主正在面临明显且迫切的危险：在我们的两党体制下，只剩下一个党还愿意接受输掉选举的结果，另一个则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夺取胜利而破坏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础规则。

纵观古今，民主制度也曾面临类似的巨大压力，人民则往往惑于流言而无所作为。如果美国的民主要经受住考验，那么守卫者必须挺身而出。

拜登，在2021年1月13日就职后，看来是明白自己的使命。他曾赴费城的国家宪法纪念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在巨幅的美国宪法序言下，他发表了一场关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演讲。

不过，他的言行似乎并未一以贯之。拜登在讲话开篇准确指出，选举权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谁有权投票”，而是“谁能够计票”，一些“党派的干将”，已经将手伸向了原本独立的选举机构。拜登强调，“对我而言，这很简单，这就是颠覆选举制度。他们支持败选一方，因而他们想要拒斥选举结果，不惜违背人民意志。拜登指出，要预防下次选举的成果再被窃取，需要确保“每个人直接为特定选举人投票，而特定选举人直接为总统候选人投票”。如果“一位州议员表示‘我们不喜欢这些选举人，我们要任命一批新的选举人，将票投给其他人’”，“我们的民主，就将面临美国内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并非夸大其词。不是我在恐吓你们，而是你们必须引起警醒。”

但在此后，尽管看见了远方的危机，拜登似乎并未多加留意，仿佛他不是真正相信眼前的证据。除了空洞的口号“我们将会行动”(We’ve got to act)之外，没有其他的行动号召;拜登的应对措施也是短效的，与危机的严峻程度并不相称。他以两份法案表达了支持：《为人民服务法案》(For the People Act)和《刘易斯投票促进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可惜在参议院就遭遇共和党的拖延发言抵制，以至于无果而终。此外，拜登表示总检察官会将司法部的选举监察部门人员数量加倍，民权组织将“保持警惕”，副总统哈里斯将领导“一场全面的行动，向民众普及投票法规的新变化，帮助他们登记投票，并确保投票结果的得出。”

接下来的最后一项举措，充分说明拜登并未认识威胁的实质：“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共和党朋友，在国会，在各州，在各大城市，在地方县域，为了上帝，共同站出来，预防此类损害选举制度和神圣选举权利的事件再次发生。”

综上所述，实施原本就不完善的法律、一厢情愿的新立法、保持警惕、加强宣传，以及友好地请求共和党人反对他们自己掌握的选举系统……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拜登的演讲中竟然只字未提针对“冗长发言”的改革措施，而这是选举权立法的命门所在;他也没有提出追究特朗普及其党羽谋划政变的法律责任。如前文所述，退休消防员帕特森说没有人被追究暴乱的刑事责任，这么看来，他并未说错，不过问题正在于，为何无人被追究责任?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暴乱中的马前小卒(foot soldiers)穷追不舍，却没有公开证据说明他们尝试起诉那些幕后谋主。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Absent consequences, they will certainly try again)，未加惩罚的过往图谋，终将成为日后动乱的预演。

在试图颠覆一场自由选举时，特朗普的行为逾越了所有人的预期。而眼下，他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准备再度行动，并且，他的实力日渐强大：共和党已经认识美国选举制度的薄弱点，并有计划地加以利用，他们受到数千万心怀仇恨、信奉阴谋论、偏好暴力并拒绝失败的特朗普支持者推动。这群帕普所言的“忠实暴乱者”，全副武装，上下一心，在特朗普再度召唤时，也明白如何行动。2024年，民主将经受考验。一位强有力且识时务的在任总统，在面临如此挑战时，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总统权威进行迎战。

拜登比我更明白，一位充分运用权力和资源的总统在应对挑战时会做得怎样，至少不是现在这样。2022年的中期选举和改划选区(gerrymandering)，意味着共和党进一步将摇摆州的议会把控于股掌之中。最高法院或许已经做好准备，容许这些议会获得对总统选举人近乎绝对的任命权。即使拜登如愿带领民主党夺回参众两院，选举计数的权力仍然处于共和党的绝对掌控之下。唐纳德·特朗普，原本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与拜登或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在2024公平对决，甚至取得胜利，但他似乎并无正道直行之意。

文章来源

Barton Gellman, Trump’s Next Coup Has Already Begun, The Atlantic, December 6,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1/january-6-insurrection-trump-coup-2024-election/620843/

译者介绍

顾峥，北京大学2021届硕士毕业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陈思翰，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6   发布时间：20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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