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纬温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的中美关系专家韩磊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并非是为了稳定中美关系，而是继续与中国竞争，同时又有条件合作，显示拜登政府能够忍受中美双边关系出现摩擦。

现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前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聚焦中共未来议题的国际会议闭幕会议上，发表以上看法。

这位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的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任表示，上周的“习拜会”显示拜登政府要为中美关系设下护栏，确保两国在相当激烈的竞争下不会划向冲突。

韩磊指出，中美近期就气候问题的合作，显示双方在该领域有可能取得进展;两国上周同意为对方记者放宽签证限制，也是令人感到“有些鼓舞的迹象”。

中美未解决主要议题 包括贸易科技和安全等

尽管如此，韩磊指出，中美目前尚未解决将决定双边关系长期发展轨迹的主要结构性议题，包括贸易、科技和安全等。

他说，拜登尝试表达的是美国未来将持续与中国竞争，有需要的话也会加以抗拒(push-back);美国同时也愿意与中国合作，前提是不要因此要求美国更好地对待中国的核心利益。

韩磊说：“我不认为拜登总统试图(通过‘习拜会’)稳定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减少摩擦，实际上对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利。”事实上，拜登利用中国威胁论作为在国会推动他所提出法案过关的一个手段。

“习拜会”过后三天，拜登在上周四(18日)证实正考虑在外交上抵制北京冬奥会。如果实行抵制，拜登和任何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冬奥会。

韩磊认为，这显示拜登政府将持续与中国展开竞争、对抗及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尝试为两国关系降温。“美国决策者可能要忍受美中关系有摩擦。(他们)过去没有这种容忍度，目标总是想稳定(中美)关系。”

他认为，习近平则希望通过“习拜会”将中美关系置于“更安静之处”(a more quiet place)，以便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前专注于国内政治。

对于有来自中国的声音形容拜登对华政策是“特朗普2.0”，韩磊不以为然。他认为，特朗普实际上并没有中国政策，更多是对北京的一种态度。他端出政策的后果，往往相较中国而言，更多损害美国利益。

韩磊说，拜登团队正逐步尝试与特朗普的方法做区隔，强调同北京的竞争与合作，就有别于特朗普政府放弃任何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拜登政府也以较不情绪化、更客观务实的方式保护美国利益，聚焦于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

韩磊还指出，中国强调“东升西降”论述之际，也要求拜登扭转特朗普对中国的负面政策，以重启中美关系，但北京却很少让步。对此，拜登政府采取的其中一项做法，是通过国内修订、动用法律控制冠病疫情，以及应对经济问题，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并非处于衰退中，而是将会复苏。

来源时间：2021/11/23   发布时间：2021/11/23

旧文章ID：26523

作者：柴敬博  来源：中国新闻社

美国纽约市警总局10月6日公布全市9月犯罪数据，“仇亚犯罪案件”较去年同期激增368%。事实上，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问题早已有之，尤其是从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开始，西方政客带有偏见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社会的反亚裔情绪。

美国歧视亚裔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亚裔、华裔经过了百余年移民史，在美国社会获得种族平等了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明如(Mae Ngai)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作出深度解读。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美国早期的文献中，美国学者对中国移民是“苦力”(coolie)的印象根深蒂固，早期华人历史书写的支配权也在白人手中，何以如此?

艾明如：华人劳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种族化的廉价劳动力，是自由劳动的对立面，早期有关华人群体的书籍大多是由白人所著。而实际上，也有一些白人学者对华人群体表示认同。比如社会学家玛丽•柯立芝1909年在其写的《中国移民》一书中，驳斥了“华人等同于苦力”的观点。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在美国政治中持反华观点、反华态度的人更多，这也更容易影响公众舆论，这也就解释了这一偏见为何会根深蒂固。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苦力”(coolie、华人劳工代名词)这一说法被白人历史学家重新提起。这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华人始终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也并不像欧洲移民那样享受自由工作的权利。

因此我的研究正是还原当时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定居的“中国人”的真实故事，展现出一段更加公正的历史。我认为“苦力”这一描述很失真，它把华人描绘成奴隶，这个词汇中带有种族性的歧视色彩，认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没有发言权。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

中新社记者：19世纪中期加州淘金热至二战阶段，还有后来排华法案出台，华人在美国屡遭排斥与歧视。然而，为什么华人移民美国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艾明如：关于歧视的问题可以追溯至19世纪美国反华情绪的历史根源，反华种族主义是一种普遍观念。反华政治在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但是政治也会相互影响和借鉴，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白人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反华种族主义理论。

关于移民最主要一点是，以“商人”和“学生”身份到美国的中国人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约束。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移民则以“纸儿子”(paper son)的身份出现在美国，也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孩子，也没有受到排华法案的约束。甚至在1950年，多达一半的美籍华人是“纸儿子”，所以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人移民美国的脚步从未停止。

中新社记者：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至今，美国的华人史研究逐渐活跃，是华人群体对美国社会长期影响带来的吗?

艾明如：除了对“华人劳工”这类处于社会底层人群的研究外，还有很多对非工人阶级美籍华人的研究。比如，张素芳的《淘金：美国西部的华人矿工和商人》、谭碧芳的《解放缠足》、我个人的《幸运之家：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尤其是埃伦•吴的《成功的颜色：华裔美国人与模范少数民族的起源》一书，几乎成为20世纪关于华裔新中产阶级的主流观点。美国华人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美国历史和社会。

中新社记者：在您的著作《幸运之家：一个亚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中，您试图通过泰普之家表达什么?华人群体是否真正影响到了美国的历史进程?

艾明如：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约瑟夫•泰普，中文姓氏是赵，他立志成为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我通过研究他们一家人的经历，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百年历史，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我希望能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人物、小故事”来展现“大历史”的整体背景。

书中提到了美国华人群体在很多方面影响了美国的历史和社会，从下面这些例子可以证明。华人的民权案件——移民和公民权方面：益和诉霍普金斯案、排华法案、冯越亭诉合众国案，以及美国诉黄金德一案等。再如出生于美国的黄金德回广东探亲，再次入境美国时被拒，原因是他的父母并不是美国人。当时根据《排华法案》，任何离开美国的华人不能再自由回到美国，即使永久居民也被剥夺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黄金德开始了漫长诉讼，直至1898年才获判决可以入境。这些华人代表补充构建了美国的宪法。

中新社记者：“泰普一家”是早期美国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即使物质丰富但仍难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为什么?在当今时代，亚裔美国人的种族平等梦实现了吗?

艾明如：部分美籍华人的确在物质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必须坦诚地说，实现种族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新社记者：有许多美国人对华人并非充满敌意，但这些正面信息都被海量的负面宣传淹没，逐渐形成了一种舆论基调。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美国排华历史中的复杂性?

艾明如：种族主义不是人类对不同人的自然反应，而是由政治产生。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华人有误导性的刻板印象，关于华人的历史资料也很少，更不用说中国人写的了。再者，我认为其中也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

中新社记者：不止华人群体，其他移民族群也会抱团聚集在一起，却始终无法融入美国白人社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艾明如：历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跨国性的身份认同及社会实践”，这种现象在移民族群很常见且具有普遍性。第一，这些移民群体始终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第二，他们仍想时刻与自己祖(籍)国的社群、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美国白人社会不仅对亚裔美国人有抵触，对其他移民群体同样如此，这也是来源于刻板印象。

中新社记者：从去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美国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仇恨上升，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您认为应如何破题?

艾明如：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排华运动。如我之前所说，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华人误导性的刻板印象，几乎没有什么文献去纠正这一印象。然而，消除这种印象既需要经验分析，也需要论证分析。造成这种结果需要多方面考虑，我认为如果真的是因为政治而造成了一系列的反华情绪，那同样也要从政治的角度去解决。

受访者简介：

艾明如(Mae Ngai)，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移民历史、华人历史以及种族问题，多次荣获美国历史学会奖项，著作有《非法外国人与建构现代美国》《华人问题：淘金热和全球政治》《幸运之家：一个亚裔美国家庭的百年传奇》等。艾明如教授新作《华人问题：淘金热和全球政治》一书揭示了19世纪末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对华人移民的偏见的根源，阐明了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关于华裔、乃至亚裔的有误导性的刻板印象。

来源时间：2021/11/22   发布时间：2021/11/21

旧文章ID：26522

作者：刘鸣 吴其胜  来源：澎湃新闻

在本周落下帷幕的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中，陪同人员的构成值得关注。除了有此前在安克雷奇、天津、苏黎世等多次中美会谈中直接领衔的中美代表，还有负责中美经贸问题的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由此，不难看出经贸关系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实际上，在此次领导人会晤之前，刘鹤于10月底应约与耶伦举行视频通话。耶伦于11月初还曾表态称，美国将考虑“进一步降低(对华)关税”。双方近期的互动和表态释放出缓和关系的信号。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反对极端地用关税来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经贸问题，这不符合中美相互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在该院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合办的“新阶段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与应对”工作坊活动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拜登想要扭转特朗普时期扭曲了的中美经贸关系，让其逐步回转到正常情况，但同时他也不会放弃将施加关税作为一种工具。

需要关注的是，尽管美方对华经贸政策出现缓和迹象，但美国贸易、商务官员于本月15日后便开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多国开展多日访问，试图加强与该地区盟友与伙伴的经贸联系，并谋划未来建立一个新的经贸框架。

减关税以缓通胀

对于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双方经贸问题官员陪同出席这一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其胜告诉澎湃新闻，这说明经贸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双方整体关系的改善离不开对经贸冲突的管控，此次领导人视频会议也为双方经贸团队的互动提供了方向。

在此次会晤之前，美方已在对华关税问题略有松口。“我们的贸易代表戴琪已表示，我们将考虑进一步降低关税。”耶伦本月初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履行承诺，但以互惠的方式稳定并最终降低一些关税，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上周，戴琪进一步表示，双边就中国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情况的磋商正取得进展。而在10月时，戴琪就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指出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的，需要“再挂钩”。

事实上，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诉求与其国内经济问题密不可分。11月1日，耶伦在采访中解释了降低关税背后的考量。她表示，高昂的关税直接提高供应商与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关税或可缓解通胀压力。

数月以来，美国国内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商品缺货以及通胀等问题持续加剧，经济运行遭遇严重冲击。11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10月的经济数据，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创下31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CPI已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超5%。

因此，在拜登政府面对通胀压力及供应链瓶颈略显“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适当调整关税是目前美国政府应对通胀问题的可选之策。而在领导人视频峰会后，双方团队将会在经贸问题上进行更密集的磋商。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定能够取得哪些具体突破，但据吴其胜观察，中美短期内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包括：重建经贸问题磋商机制，双方各自在一定范围内取消或降低对对方商品加征的关税，共同推动在11月底举行的世贸组织(WTO)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的召开等。

不过，在双边经贸关系出现缓和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仍保有竞争的一面。刘鸣向澎湃新闻分析指出，美国在考虑将供应链分散化，让部分供货商回流美国或将其分散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国，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此外，像是半导体、电子工业、稀土等关系到美国关键技术的价值链，美国或将考虑与中国部分脱钩。

美国欲建新的经贸框架?

就在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的同时，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国贸易、商务官员正紧锣密鼓地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多国进行访问，试图加强美国与盟友的经贸关系。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介绍，戴琪一行将于11月15日至24日到访日本、韩国和印度，“会见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方，讨论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并加强与主要盟友和伙伴的经贸关系”。据悉，这是戴琪上任后的首次东亚之行，也是美国最高贸易官员时隔多年再次到访该地区。

在这同一时期，据美国商务部信息显示，商务部长雷蒙多于15日至18日对亚洲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她会见了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官员和商界领袖，聚焦供应链弹性、数字经济和技术、共同标准以及支持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等关键领域。

对于这一系列出访，《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这些举措体现出拜登的承诺，即美国将与盟友以及友好国家更紧密地合作，以更好地应对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吴其胜也指出，拜登政府非常强调在贸易领域联合盟友应对地区挑战。他介绍称，拜登政府此前已经与欧盟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停止关于飞机补贴的争端，达成了关于暂停钢铝关税的协议，取消了对欧盟部分国家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以及建立了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

不过，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目前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未完全成型。对此，吴其胜认为，近日戴琪和雷蒙多的印太之行，就是希望能够补充这个短板。

刘鸣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更深层面的战略考量，他认为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加强了美国的紧迫感。美国意识到它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没有平台作为依托，对该地区的经贸体系进行干预。因此，此次雷蒙多和戴琪出访相当于实地调研，为美国未来在该地区重建一个新的经贸机构做铺垫。

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此前，特朗普于2017年1月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次年，在日本领导下，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和新西兰等11个国家重新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即CPTPP。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雷蒙多11月15日在日本表示，美国无意加入CPTPP，但谋求建立一个更强的经贸框架。

来源时间：2021/11/22   发布时间：2021/11/20

旧文章ID：26521

作者：孙承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最近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释放出一系列重要信息，其中包括在与中国激烈竞争的同时寻求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存”(coexistence)。这一议题在本星期两国领导人的视频会晤中再次成为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美方提出中美可“共存”，还可加上两个字，即和平共处。

自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华盛顿基本上沿袭了前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但是，美国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在竞争的同时也要确保不至出现冲突，要建立起所谓的“防护栏”，以求两国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共存。

在拜习会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本月初表示，美国无意改变中国，其政策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两个大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共存”的环境。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上个月也称，美国并不想激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是要与中国“持久共存”。

美国曾经辉煌，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全球性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企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在一些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令美国逐渐丧失了一家独大的至尊主导地位。两强争霸、发生正面冲突无疑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这次拜习会后再次警告说，任何一方的胜利都要“冒毁灭人类的风险”。

“我们在跟中国领导人谈共存的时候，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指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大国不得不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生存，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对美国之音说。

霸权冲突不可避免?

多年来，美中双方都有观点认为，鉴于两国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的尖锐对立立场、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两强博弈或难以避免导致冲突，最终会陷入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指出，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本质上为零和游戏的情况下争权夺利”。 米尔斯海默问道，谁能责怪中国谋求称霸亚洲并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呢?当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也追求类似的目标，长期以来，美国反对其他地区霸权的出现，将中国的野心视为直接威胁。这篇上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说：“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竞争和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也警告说，目前有曾在1914年令世界陷入一场大战的“梦游综合征”的风险。这位因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在上个月撰文说，台湾问题上的长期对峙的历史和中国绝不妥协的立场，再加上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都令“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着意外升级的可能性”。

美国亿万富翁、金融家索罗斯甚至将美中之争称为是一场“生死冲突”。他今年九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抨击其他金融机构向中国投资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称“今天，美国和中国卷入了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生死冲突：专制和民主。”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是想要与美国共存，两国不会发生冲突，“但他们也希望能够保护、捍卫和推进他们的利益。这就是基本的难题，对吧?”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三也表示，美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也令两国难以共存。他在今年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说：“我是民主，你不是;我是尊重人权的，你不是。如果你这样定义问题，就很难共存，”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也曾指出，美中虽有可能和平共存，但是挑战也是巨大的。他今年7月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讲话时指责中国对外“越来越强硬”，所以两国共存的挑战“对于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代人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

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上星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自身战略利益的中国是否意味着与西方的冲突不可避免?也许不是。他说，米尔斯海默认为，美中大国竞争背后的驱动力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无法通过明智的决策来消除这个问题。但是，“结构并不是命运：我们仍然保有创造更好(或更坏)世界秩序的能力。”

台湾或为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在众多的棘手问题当中，罗德里克说，台湾问题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可能的处理方式是中国继续维持其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而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美国则放弃任何在国际舞台上被视为促进台湾主权和独立的行动。” 但这种方式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曾表示，中国入侵台湾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事关民族复兴、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称“台湾必须统一”。对中国来说，统一的意义远不止于领土主权的回归，而是关系到美中大国地位之争。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说，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并不是一贯没有灵活性的。她对美国之音说：“在台湾的地位上中国其实也有选择，就像对待外蒙古的地位一样，它现在接受为蒙古共和国，但与台湾岛一样，曾经是清朝的一部分。” 她说，1997年，江泽民政府接受了俄罗斯对曾经属于以前朝代的领土的主张。

控制了属于第一岛链中枢部分的台湾就可以卡住了日本的海上生命线，进而主导整个西太平洋。而一旦亚太为中国所主导，就被认为会严重危及美国的战略安全和全球第一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本周警告国会，夺取台湾仅是中国寻求世界霸权的第一步。他在参议院说，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有领土争端，“我们不应将台湾视为中共的最终目标，而应将其视为寻求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美国虽然长期以来从未明确说明是否会以武力保卫台湾，但是一般认为美军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地区和区域外国家会视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时曾直言道：“会，我们承诺了会那样做。” 白宫很快表示，拜登的说法并不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

沙利文本星期二透露，拜登与习近平在最近的视频会晤中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台湾问题，并称两国将考虑开始展开所谓的“战略稳定”的对话，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至转向冲突。

长期竞争性并存?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为期三小时的虚拟峰会期间提出了人权等一些敏感的问题，同时提议为两国关系设置了“护栏”。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护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作为这次会晤屈指可数几项的具体成果之一是，美中两国同意展开战略稳定谈判。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帕特里夏·金说，拜登政府和华盛顿政界人士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的共存并不一定意味着美中从此会相安无事。她说美国的“共存”和中国的“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个概念：“美中关系中存在竞争、对抗和合作的因素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当我认为北京使用和平共处这个词时，它指的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中国概念，并在其中嵌入了对各国尊重彼此领土主张、互不干涉内政的很多内容。更具体地说，这包括预期美国不应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或对台湾或南海和东海有争议领土的主权主张发表评论。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这种轻易的妥协是不可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也长期被前几届政府拒绝的原因。”

在这一新型的竞争性共存模式之下、在逐渐加装起来的“护栏”之内，美中或许会长期斗而不破，两强鼎立之下或许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一手左右全球事务，谁也成不了世界头号全球超级大国。

坎贝尔和沙利文曾在2019年共同撰文说，美中之争不会有一方完全获胜或彻底失败的最终结果。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地缘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曾说，美国注定不仅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19

旧文章ID：26518

作者：赵明昊  来源：中美聚焦

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视频会晤。此次超出原定时长的会晤，是中美元首之间展开的战略性沟通，也是两国管控紧张关系、探索新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拜登，强调中美犹如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需确保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迎头相撞。拜登提出，两国竞争应是公平、健康的，要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毋庸置疑，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会在未来10-20年持续展开，这场异常复杂而又注定激烈的大国博弈，将决定21世纪人类社会的命运。习近平就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提出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久前，拜登政府也曾提出美国并不寻求打“新冷战”，美中两国需要实现“持久共存”。作为世界上的两个核大国，即便中美一直在指责和抱怨对方，但它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共处”的现实。

“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处理中美关系亦是如此。习近平与拜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同情之了解”，双方都在艰难而又坚定地推动各自雄心勃勃的国内政策议程。就在这场会晤之前，拜登签署了《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仅是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努力的一小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演说中多次强调的“国内振兴”，也正是中国力图实现的目标。在习近平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奋力开启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周期，而为14亿中国人创造“美好生活”注定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习近平对拜登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习近平认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当中需要处理的优先事项。第一，中美需深化各层级各领域交往，推动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沟通和对话。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等三大交往渠道，如何让这些不同的渠道真正发挥效力是摆在中美面前的共同难题。

第二，要通过中美合作引领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突出挑战，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强调，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中美领导人还围绕阿富汗、伊朗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

第三，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竞争和冲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肆意而高烈度的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风险。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习近平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重点讨论的议题，它是有可能引爆中美战争的最敏感因素。美方一些人士一直在炒作大陆将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并将能否“保卫台湾”视为中美战略较量的“最前沿”。这让中国方面感到，在未能赢得对华“贸易战”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更加恶意地玩弄“台湾牌”，甚至妄图通过一场战争彻底打断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已经走到改变“战略模糊”的边缘。布林肯10月底公开宣称要让台湾当局“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这是对大陆的严重挑衅。就在中美举行元首视频会晤的前夕，布林肯称假如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采取行动”。

实际上，“台独”才是中美共同的“大麻烦”，这是台海局势难以稳定的根源。习近平强调，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习近平称，“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拜登则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无疑，大陆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中美确保不在台湾问题上陷入有意或无意的冲突，不因台海冲突而”破局“，符合两国各自的长期利益。

总之，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提供了让双方冷静重审两国关系的宝贵机会。应看到，无论是“脱钩”还是“新冷战”的说法，都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今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47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6%。这表明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仍是相互依存的。即便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也不应放弃“事在人为”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所言，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20

旧文章ID：26517

作者：马晓霖  来源：《北京青年报》

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视频会晤，就两国关系发展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坦诚、充分和深入沟通，取得预期成果。然而，美方誓言犹在，很快又发出一些不和谐声音，再次印证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并提醒人们应对中美关系保持理性和冷静思考。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是拜登执政10个月来双方首脑首次正式会晤，也是双方年内第三次通话，是中美关系50年总结与思考、回顾与展望关键节点的深度沟通，既关乎两国和两国人民核心利益，也关乎人类与世界的命运和发展，颇为引人注目。视频会晤达到双方战略对话与沟通的主要目的，也获得世界舆论普遍肯定，让担心中美关系失控的国际社会吃下了定心丸。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推称，会晤所涉内容广泛，是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有利于增加双方相互了解。白宫声明称，双方讨论了朝鲜、阿富汗、伊朗、全球能源市场、贸易和竞争、气候、军事问题、新冠疫情和其他经常出现分歧的领域，并建立一些常识性的“护栏”。双方的官方概括证明，会晤对两国关系和世界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总主席在会晤中为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提出了由“三点原则”“四项优先”和“空间新视野”构成的路线图，体现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定义、定性、定位和定向，以及对双边关系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洞察和引领。“三点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四个优先”是展现中美大国担当、引领国际合作，推进互利交往、注入更多正能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关系脱轨失控，加强协调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空间新视野”是“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赢我输”。

尽管双方在会谈中围绕台湾问题、贸易争端等争议点和摩擦点坦陈各自原则立场，但是拜登强调的“四不”承诺也很明确，即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强化构建同盟遏制中国发展、不希望将中美竞争演变为冲突。应当说，“四不”表态回应了中方的战略关切，也算为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澄清。

几个月来，中美关系已缓慢持续回暖。从安克雷奇恢复战略对话到气候领域实质性合作，从解决孟晚舟案到放松中国记者签证，表明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严重下滑的双边关系基本止跌并缓缓回升。视频会晤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等干将又频放缓和气球，屡抛橄榄枝，为会晤顺利举行预热和铺垫。

事实上，美国政治选举妖魔化中国的“红利”已经见底，不能继续自撞南墙。无论是为了重新确认世界“领导者”地位并掌控多边治理体系，还是为收拾深不见底的疫情和挽救十分惨淡的经济和民生，白宫都需要中国合作。适当调整对华政策已是不二选项，否则，无论2022年中期选举还是2024年总统选举，拜登及民主党人都将前景灰暗。

中美关系极端敏感复杂，美国内政外交交互和共振性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脆弱而多变。视频会晤本身就是求同存异、各抒己见的立场碰撞和底牌亮相，也意味着对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速度、进度、程度必须保持审慎立场。

首先，拜登外交是美国两党政治混合体，是奥巴马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的复合继承与杂交发展，本质还是维护美国独大、美国优先和美国至上。过去几年，共和与民主两党竞相营造和放大的恐中、厌中和遏中主张，已在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中占有相当分量，并非一党一府可以一朝一夕改弦更张。

其次，拜登政府风格多变，在很多问题上摇摆不定前后不一，充满两面性和自相矛盾，并已充分体现在处理美欧贸易、北约前途、中东问题、伊核协议、阿富汗危机以及最近的美法和美欧关系上。因此，对拜登政府中国政策的调整必须听言观行，不能盲目乐观。

令人遗憾的是，视频会晤余温尚存，美方承诺余音缭绕，拜登政府就迫不及待地给中美关系制造新障碍。17日，布林肯宣布将中俄等八国列为“宗教自由特别关切对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纽伯格称，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为台湾提供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防卫支援，继续为“台独”势力打气张目……

中美关系在困难重重中复轨和缓进，是值得两国和世界庆幸的好事，任何点滴进展都值得肯定。同时，对拜登政府“合作、竞争和摩擦”的对华政策基调和特征，必须抱有足够警惕和清醒认识。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20

旧文章ID：26516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世界两大强权的元首视讯会议一如预期，并未给外界带来惊喜。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不应该奇怪，因为两国的矛盾和误解之深，不可能通过一次没有见面的视讯会议得到哪怕是部分的解决。

本次视讯会议被认为美方主动提出，连双方会谈的时间定在美国晚上也是由拜登政府确定。拜登之所以急着要同习近平会谈，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他的国内民调急剧下降，已经跌破40%，比特朗普上任同期的民调还低，反映美国民众对拜登的施政不满在加强，而他们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就是通胀，要降低物价，需要中国的帮助，但前提至少是要稳定目前两国的关系，使它不变得更坏，如果做不到改善的话;二是美中在科技、人权特别是台湾问题上的激烈对抗有可能引发两国广泛的冲突，对被通胀、疫情和供应链问题弄得有些头疼的拜登政府来说，若出现这种情况无疑雪上加霜：三是拜登上台已经10个月，盟友和非盟友国家的领导人见了很多，在大国中唯独同中国领导人只通了两次电话，尚未正式会谈，眼看年底快到，再不举行会谈，就要等到明年，从外交角度而言，这对拜登会是一个遗憾。

想拜登上台之初，曾踌躇满志地表示，他不急着同中国领导人见面，如今急着要同习近平开这次视讯会，说明美中的攻防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

不过，举行两国领导人的视讯会议，中国也是需要的。美方提出双方首脑会谈，表明拜登政府现在还愿意同中国接触，不想把关系完全搞僵，尽管中国是两强之一，可中美的总体实力毕竟存在较大差距，倘若两国关系走向完全决裂，首先遭受不利的还会是中国，受损要比美国严重。会谈虽然不一定能够修补双方关系，但至少能让对方明白自己意图，减少而不是加深误判，稳定两国关系。

此次会谈用美方的话来说，讨论了两国之间关系复杂的本质，以及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重要性，双方谈到了利益一致的领域，以及利益、价值观和视角相异的领域;用中方的话来说，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拜登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以及在更广泛的人权方面的做法，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行为，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表达了关切。对台湾，拜登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为。习近平强调的是未来50年中美相处应该坚持的三原则和着力推动的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并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对美台发出了不得踩中国红线的信号。

双方的会谈还涉及管控战略风险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提及，尤其对拜登来说，他多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9月和习近平的通话，重点就是管控两国的战略分歧，使之不至于失控，而在这次会谈中，拜登再次强调美中关系需有常识性的护栏，以确保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并保持沟通渠道开放。习近平有关中美四个优先事项的第三个，内容也是要以建设性范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序，并指出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好相关问题。

可以说，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地缘政治和跨国议题中几乎所有重大、重要和敏感的问题，虽然双方都认为这次对话坦率直接，但除了在以下两点有共识，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未能达成共识，这两点是：美中关系对双方而言都非常重要;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分歧，避免竞争失控，走向全面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并不表明拜习会是失败的，或者达成的两点共识是非必要的，尽管它们看起来老生常谈。拜习会对拜登的意义前面已经有所分析，这里还要指出，除向中国表达美国在上述这些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外，他的设置护栏、管控美中分歧的看法得到了习的响应。对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管控分歧的真正含义，将会在后面再作分析。拜习会对习近平的意义，最为外界看重的就是亲自宣示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台湾问题是此次首脑对话的重点。之前，中方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层级一般是外交部、国台办和国防部，王毅和杨洁篪就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级。习虽然在一些相关讲话中会对台湾问题作一些原则性表态，但这种表态也偏重于“软”的一面，如强调“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譬如前不久在辛亥革命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像这样在同美国总统会谈中直接点名台湾的红线碰不得，而且语气之重，以前很少有过，这应该是第一次。

中方发布的会谈通告长达3000多字，台湾涉及一段。从通告看，习近平的讲话软中见硬，对台表态尤其强硬。习不仅批台当局“倚美谋独”，美部分人“以台制华”，指这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也警告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什么是“断然措施”，给人很多想象。他也明确了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此外，习在谈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发展最大内生动力，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时表示，谁想阻挡这个历史趋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也根本阻挡不了，亦有暗批美国阻扰中国崛起之意。

习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是否会让拜登政府放弃或者减少向中国打台湾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以前中国也作过类似表态，但由习亲自讲出，其分量和向外界传达的含义则不同。一个可观察的指标是12月初美国将要举行的民主峰会是否会邀请蔡英文或者蔡政府的其他官员参会，媒体此前透露拜登政府会邀请台湾参加，但谁参加，是官方身份还是民间代表，对美中关系造成的危害不同。外界曾普遍认为，中国对拜习会迟迟不作回应，一个考虑就是施压美国民主峰会不能邀请蔡出席。现在既已举行，习的重话自然也是对美台的事先警告。可以预计美方应该不会请蔡参会，但是否会邀请层级较低的官员与会，有待后面见分晓。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来说，习的重话可能是要斟酌的，不准台湾突破红线，这亦算是习为台湾划的一条新的红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习对蔡在双十讲话“两国论”的回应。中国社会对官方未能对美台频踩红线的举动采取坚决的反制行动是深表不满的，认为中国官方看似态度强硬，但手段不坚决，习的表态也有安抚此种不满之意。

台湾问题最有可能酿成中美的军事冲突，因此拜登在和习近平的对话中表示反对台独。这句话被中方写入通报，可未见美方文告。后者见诸文字的表述是美国会坚持一中政策，但是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六项保证的指导下，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反映出，在美国内抗中保台的舆论背景下，拜登政府不得不顺从其国内政治，华盛顿的一中政策和中方强调的一中原则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对台六项保证没有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针对的也是中国而非美台自己。然而，拜登亦切实觉察中方在台海忍耐的限度，评估台海局势有失控的风险，所以，他的不支持台独应该是在会上讲过的，拜登随后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不鼓励台独。虽然不鼓励和不支持在程度上有些差别，但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意思是一样的。

美中有可能导致冲突风险的不只台海，还有南海、人权和科技领域等，这就是拜登提出建立两国关系护栏，管控分歧的原因。可是，必须指出，拜登要负责任地管控两国竞争和分歧，不单是害怕出现军事冲突，还有使两国的竞争导入美国设定的框架或轨道内的意思。换言之，美中的竞争需要按照美方的意图和做法进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美国的利益，减少激烈竞争对美国的损害，从而放心地同中国竞争乃至对抗。此乃拜登政府提出从实力原则出发同中国打交道的缘由，亦是拜登管控竞争的真实含义和真正目的。

美中几年来的对抗表明，美国现在无力改变中国，拜习会显示了这一点。在此情况下，由于拜登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解决美国的内政问题，应该会在任内对中国保持克制，美中在拜登时期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高，除非台湾在台独路上突破习近平设定的红线。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19

旧文章ID：26514

作者：  来源：玄鸟国际战略研究

文章来源：太和智库邀请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前主席、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稼时博士(Dr. Thomas Fingar) 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专家、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大校(退役)线上对话。本文为对话内容。

编译：中国论坛 汤卓筠，校译：中国论坛 韩桦，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主持人：今天太和智库很荣幸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冯稼时(Thomas Fingar)博士和周波大校，一同来讨论中美关系的现状。我认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帮助大家理解中美之间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在此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的中美关系。在深入探讨这一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谈谈它对美国联盟体系的总体影响。具体而言，撤军对美国盟友有何影响?对美国的软实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何影响?

联盟越强大，美国也就越“安全”?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从问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问阿富汗对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有何影响?的确，上个月撤出阿富汗的方式是不光彩。但是，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对北约及其他盟友的安全承诺，也不会影响盟友对美国的期盼。

阿富汗不是美国的盟友。盟友与非盟友，甚至盟友与伙伴之间，都有着重要的区别。有些政治评论员认为美国现在以这种方式离开阿富汗，会导致盟友对其失去信任，因此，美国必须有所作为，使其盟友恢复信任。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举个例子，美国兵败越南之后，美国盟友要么维持强大的力量，要么变得愈发强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就我看到的其他盟国政府的评论而言，评论主要展现出期望，正因为美国不再深陷阿富汗泥潭，现在它可以更好地应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共同安全挑战。

周波：首先，我得说明，问题不在于阿富汗事件对美国盟友有何直接影响，而在于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依旧认为，这一事件是影响美国联盟体系的一大关键因素。事实上，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切入点，透过其预测美国联盟体系将如何变化。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将日渐式微。首先来看欧洲，美国明确要求更多北约成员国执行其GDP 2%的防卫支出标准。截至目前，十个国家达标了，这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特朗普总统的粗鲁和无情抨击。我认为，未来随着更多国家达到这一标准，分担美国当前承担的约37%的全球军事支出以及超过70%的北约总体防务支出，以美国为首的欧洲联盟体系(跨大西洋联盟)实际上会变得愈发脆弱。因为北约越自主，美国就越容易转移注意力。

华盛顿已经明确表示，其外交政策将会聚焦在印太地区。当拜登总统向世界宣告“美国回来了”，我不知道这一宣告真正想表达什么。这听起来徒有其声，因为美国总体在往回缩，其重心已经从全球问题转至解决国内问题和聚焦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欧盟将不得不自谋出路，在未来实现所谓的“战略自主”。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亚太。美国劝服澳大利亚购买英美制造的核潜艇，这事不算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的确，美国成功说服了一位半心半意的盟友，使其甘于冒险介入未来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但这是以牺牲法国这位盟友的巨大利益为代价的。

鉴此，我不认为美国打了一次胜仗。再者，对于绝大多数亚太国家而言，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任何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的努力都会让第三国陷入“选边站”的境地，这是该地区国家最不愿意做的。综上所述，我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会在未来逐渐衰退。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是新同盟关系。新同盟的建立相比以往没有特别大的变动，因为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在ANZUS(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中的盟友，现在只不过多了英国的加入。所以，如果要探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美国联盟体系的发展趋势，那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新的三方同盟——一个从未有过的同盟关系。这并不意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感降低。

第二是澳大利亚舍弃常规动力潜艇，转而购买核动力潜艇的决定。我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施压澳大利亚的结果。在我看来，任何有能力购买核潜艇的国家都会这样做。因为核潜艇航程更远，所以各国都会优先拥有核动力潜艇，而非柴油动力潜艇。这对像澳大利亚这样离哪儿都远的国家尤其重要。

第三点涉及美国军事同盟的概念。当然，美国大多数同盟关系最初都是军事同盟，而且各同盟关系中军事因素最为突出。但是，不管是北约、澳大利亚、日本，还是其它国家，美国的绝大多数联盟关系都是利益联盟，而非仅限于共同的军事问题。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将这些盟友彼此之间，也与美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不止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对手而走到一起的一群国家。发展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其中很多关系源于同盟成功所需要的透明度。

最后，就你刚才所言，我认为占GDP2%这一数字没什么特别的，且早就被提出了。美国盟友的军事预算增长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美国公众接受为保卫盟友而承担过度责任的想法，是二战后的美国政策有意为之，旨在为维系冷战同盟关系而承担高比例的责任和财政负担。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能够这么做;我们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我们的盟友独自研发核武器;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更集中地投入经济发展建设，让他们得以重建国家，让国家变得繁荣昌盛，进而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壮大自己，成为美国更强有力的伙伴。他们越强大，联盟也就越强大。联盟越强大，美国也就越安全。这就是我们的逻辑，获益的不仅是美国，而是联盟体系中的所有成员。

但是，许多美国公众现在却不愿意继续超额买单。五六十年前，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奄奄一息、穷困潦倒、尚待恢复元气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合情合理，但现在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因此，后冷战环境下的军事需求需要调整，这将反映在军费增长上，或者在你所说的更大的战略自主或战略能力上。老实说，我本人希望这些国家有更大的自主能力，因为这样一旦出现对我们的欧洲伙伴更有利的情形，美国就大可不必被轻易卷入其中。

以利比亚为例，美国和其盟友在利比亚的利益和介入程度不尽相同。它们想有所作为，却力不从心，因为缺乏必要的情报搜集能力和供给能力。同盟关系并非就只是打造美国的影响力。它也是在打造集体行动能力，以追求共同目标，震慑其他国家。它是一种机制，目的在于让享有大量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共享情报信息，进而维持和谐。它是一种在具有高度一致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信息共享的维和机制。

美国盟友关系弱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的分析是对的，即美国联盟关系正在衰退，那么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周波：美国一向仰赖自己的同盟体系来确保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未来将更是如此，因为它自身的实力在下降，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实力而言。拜登总统说美国希望强化其同盟体系，我相信这是真心话。但即便如此，他能做的也不多。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曾经使联盟结构存在合法化的总体框架已经崩塌。冷战结束标志着维持安全平衡的战略框架已经消解。北约延续下来，并且在持续扩张。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敌人，其大体已然失去动能。没错，北约仍在喋喋不休谈论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但俄罗斯的威胁究竟有多大呢?诚然，一些欧洲小国，尤其是曾经处于苏联阵营的小国会害怕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不大可能对所有北约成员国构成威胁。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基本上和西班牙或意大利处于同一水平。在北约内部，除了主导的美国，还有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外，俄罗斯和一些北约成员国(如土耳其)关系很好，土耳其竟然不顾美国的抗议，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

在欧洲，维系北约的动力其实停滞不前很久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已经“脑死亡”。北约仍然想向世界证明自己有吸引力，因为诸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仍然渴求加入北约。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很快就加入。就乌克兰而言，考虑到它和俄罗斯之间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俄罗斯不可能容忍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警告说，乌克兰申请北约成员国资格将会对乌克兰的国家状态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普京总统警告西方不要踩踏俄罗斯的红线。俄罗斯动用武力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非完全不可能。

也有说法指北约是一支应对恐怖主义的力量。我认为，正是因为北约没有了明确的军事对手，所以才不得不将恐怖主义等视作主要威胁，并将其放大，以维持同盟关系。但是，恐怖主义具有突发、无规律的固有属性，而北约摊子过大，并不具有应付恐怖主义的灵活性。恐怖袭击不可能同时发生在所有北约成员国，因此，北约很难采取集体行动。正如我们在2019年所见的，既然区区几架无人机就可以让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减半，那北约要有多灵活才能应付得了这种小规模的突然袭击?

美国联盟体系的削弱对中国有何影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认为美国真心希望北约能加入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中来。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大多数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成员国，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另外就是“地理制约”，欧洲离中国太远了。中国与北约有一些“工作关系”，双方没必要死掐。过去，北约的对华政策基于三个“没有”：没有对中国南海政策;没有对台政策;没有对钓鱼岛政策。基本而言，双方希望培养务实的关系，北约也不会过多干涉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

但近年来，我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一番言论，他一再声称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挑战。这颠覆了他自己前些年的表态，那时候，他更多地是视中国为机遇。我认为背后的逻辑依旧相同，他的一番说辞仍旨在夸大外在威胁，以合理化北约的存续。

只不过这一次是把中国的崛起作为外在威胁。但他最近的语气有所缓和。9月，斯托尔滕贝格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进行视频会议的时候，表态说北约不把中国视为对手。在其他一些场合，他说北约应该在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我有点好奇，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为什么，以及要如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为什么不选择在军事问题上合作?毕竟中国和北约曾在印度洋上有过出色的反海盗合作。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就你刚才所说的同盟目标问题发表一下看法。在我看来，联盟的建立绝大多数是为了巩固威慑力和集体安全，而不是所谓的扩张。联盟不是为了攫取他国领土;联盟不是为了使用武力胁迫民主的传播。那么现实中联盟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和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你提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干涉波斯湾地区冲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获取能源。现在，我们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性几乎为零，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该地区的任何能源。

欧洲现在对该区域的依赖性也有所降低，随着欧洲进一步转型更加绿色的能源体系和经济，依赖性只会更低。过去为了让欧洲能够从这一地区获得石油，美国承担了过高的政治成本。现在可以说，我们负担经济政治成本，是为了保护欧洲盟国的油轮驶往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地区。

欧洲人理解这一点，并且很可能意识到了需要在加强自身防御能力这方面取得更大的能力自主性。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哪个联盟成员国要抛弃现有的联盟关系。我们成员国之间相互高度依存，共享巨大的利益和共有价值观。如果没有北约，难以想象欧盟能成功落地与扩展。

这不仅仅是因为北约留给后者更多的资金用于非军事目的，还因为北约帮助法德这样的宿敌发展出多种合作模式。当北约应对军事冲突的时候，真正的盟友必须要有很高的透明度，要共享情报信息，要有合作和分工。依照这些模式，才能够更容易地推进经济社会合作形式以及推进深度的边境开放。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欧洲伙伴，当然还有美国，有任何的退出意愿。北约惠及每位成员国。如果说北约关注中国的行为，那主要不是指军事关切。实际上，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以及诸如社会正义等其他问题。欧洲人通常比我们更关心这一领域。

此外，没有任何军事联盟或国家军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是为了对抗一个抽象的敌人而建设的。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军队建设旨在威慑或打败特定的敌人与军事力量。除非有个近邻威胁要攻击你，否则军事准备就是为了要应对最强大的潜在对手，因为一旦有能力应对最强大的对手，就有能力应对任何一个对手。当前，军事力量前三强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所以美国不为对抗最强大的潜在对手做军事上的准备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正在调整其军事发展方向，使军队更加现代化，并加强针对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原因。你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应对马拉维共和国，而是为了应对我们，因为美国才是中国最强大的潜在对手，而向美国购买武器的国家很可能是中国的敌人。这并不意味着有人希望发生战争。但是军队建设旨在防微杜渐，旨在对抗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强大对手。这就是军队存在的意义。

为什么美国总在火上浇油?

周波：我想指出几点。首先，正是因为美国处于拜登总统所称的中美“极限竞争”，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势必会减少对欧洲的关注。随着更多的欧洲国家达到2%的防卫支出标准，美国从欧洲撤离，无论多么平缓，都是不可避免的。欧洲国家为北约分担得越多，美国人就越容易放手欧洲。当下美国同盟关系安然无恙，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它会衰弱，因为其在冷战中制衡华约的这一主要使命已经完成，再说，没有哪个联盟可以永远存在。北约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对欧洲国家的吸引力也变弱了。

第二，关于与中国的竞争，我想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也标志着中美之间极限竞争的开始。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想打仗，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问题是，当我们处在极限竞争之中，冲突可能并不遥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开启极限竞争或激烈竞争?当我们谈到合作或竞争的问题时，我们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中国总是呼吁合作，而美国总是鼓励竞争，因为它认为竞争是健康的。

但在中国，很少有人会认为竞争是“健康的”。在我个人看来，军事领域的竞争是危险的，是邪恶的。问题只是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变得不那么邪恶。美国舰机在中国周边的活动频率在上升，而中国很少派遣舰船到美国水域航行。中国变得越强大，就越无法忍受美国在家门口的挑衅行为。因此，事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我知道中美有旨在加强信任措施的定期对话。这固然有用，但却收效甚微。如果美国坚持开展那些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我实在想不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你口口声声说要扬汤止沸，但行动上为什么总是火上浇油?这实在令人费解。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简单评说一下拜登总统有关竞争的措辞。我不是说拜登的说法本身没有意义。只是我认为，当听到“竞争”的时候，中国人应该从多个方面对其加以思考。

其一，除非我们主动放弃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海里必须有些假想敌。经过二十年的战争，我们必须更新和重造许多军事装备。我们过去和现在拥有的大部分军事装备，都是为欧洲量身定制的。在二十一世纪，这些武器早已无济于事。

我们需要建造更远射程的装备，也就是能够得着亚洲的距离。我们要有做这些事情的合理性，即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类型的设备，这样的飞行距离，那样的通信能力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么做是为了未来某个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对手，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短期内的潜在对手来证明军事开支的合理性。无论如何，这个对手就是中国。

其二就是竞争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拜登总统聚焦战略紧缩和重建外交方针的做法是恰当的。美国社会内部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目前，美国外交上实施战略紧缩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弥补前些年国内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正义和研发上投入的不足。这是一个难度很大且代价高昂的挑战。

要如何说服美国人民为此花钱呢?这些原本是各州、各地方政府的责任，现在我们要如何将其分配给华盛顿?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要有大变动就必须有能说服别人这么做的理由。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年龄超过65岁或70岁的人都知道，当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拿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发射说事，来佐证自己主要政策举措的正当性。

他证明了这些大刀阔斧的计划是打败苏联的必经之路。以这种方式阐释问题，有助于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推动议案。将这些问题定位为国家安全挑战，实际上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希望大可不必这么做，但是我也认知到，这样做确实很有效。

第三，还是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分析拜登的言论。换句话说，国会哪些监督委员会，政府哪些部门和分支，将处理哪些问题，以及哪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对哪些问题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等等，是华盛顿将许多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的另一个原因。

宣布与中国竞争的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可以影响美国决策过程中提案的走向。这并不意味着中美竞争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的，但是不应将其理解为美国必须不择手段，在各个领域将中国击败的那种为所欲为的决斗。我相信，拜登总统并不是这个意思。

周波：我觉得你说的美国紧缩政策很有意思。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英国访问的时候，当时英国未能达到北约防卫支出标准，英国给出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因为没有迫在眉睫的外在威胁，你无法说服自己的人民，为防卫支出花钱比投资教育和公民健康更重要。同理，对美国而言，我认为如何平衡美国的国内振兴和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这两大目标，这确实是个挑战。我明白新兴大国确实会让守成大国感到忧虑。

但是，细看中国的国际表现，我想说，中国是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内崛起的，现有国际秩序让中国受益良多。中国从西方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仍然在继续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送了许多学生到美国学习。

2020年底，我们有382500名学生在美国深造。因此，我们不希望挑战现有国际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中国已经将“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旧说法进行了修改，因为这本身默认了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现在我们不再羞于承认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说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刚才你提到“民主”一词。我不是政治学家，但是我也禁不住思考这个问题：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世界来说有多重要?我想它对你举足轻重，因为你选择了走这条路。这一概念最早源自欧洲启蒙运动，接着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它距今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并且我对它的未来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来自于一个不同的社会体系国家。

据全球民主监督机构“自由之家”称，自2006年以来，全球民主一直在衰退，即便像美国和印度等“老牌民主国家”也无法幸免。2021年1月6日令举世震惊，在美国总统的煽动下，美国民主最神圣的象征——国会山被暴乱分子所攻陷。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这真是大开眼界。

纵观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掌管整个世界。世界总是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宗教的共存之地。作为一种体制，西方式民主或许适用于西方，但它不是普适的，不应该被拔高到放之四海皆准的最高统治形式。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但是我们并不出口意识形态，我们无意改变别人的价值观和文化。

一山不容二虎，中美会陷入新冷战吗?

周波：中国呼吁多边主义，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无偿援助以抗击疫情。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在美国看来是错的。为什么美国会认为与中国竞争是好的，中美竞争可能升级为对抗，这真的令人费解。当前，美国原则上与中国达成共识的唯一领域是气候变化。但是，如果仅靠一两个像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来维系我们的关系，那么我无法对我们的未来保持高度乐观。我想请问冯稼时先生，你认为我们之间会有一场新冷战吗?

冯稼时(Thomas Fingar)：不。我是冷战的过来人。我们现在并非身处新冷战之中，我们也不会走向一场新的冷战。冷战被战争双方视为生死存亡之争，涉及意识形态、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军事实力竞争，当时的世界也与现在大为不同。当下我没有看到任何向相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就你所说的，我想讲三点。第一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问题。关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看法，我与学界观点不同。我在华盛顿任高级职务的时间够长了，所以我有信心表明，几乎没有人那么看问题。中美竞争跟那抽象的新兴挑战力量没有关系，而是有关美国、中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具体的分歧和行为。

这不是说，“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美国必须抵抗中国的崛起。如果回顾二战后的历史，会发现美国的政策一向不是“我是山中之王，我不许任何人在此崛起”，而是“我崛起了，我有更强大的力量，我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我也真的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崛起”。2%的防卫支出数字或许就是这一政策的例证之一。

我们希望别人繁荣，因为他们繁荣了，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卖更多的东西。如果其他人更多地参与进来，并且发展更多形式的公民社会和民间团体，那么我们之间就有更多的互动方式。如果他们更加强大，他们就可以分担一些我们肩负的责任。我想这就是美国对外交往的要义。

美国和谁寻求合作，这与抽象的、防卫性质的现实主义约束遏制理论压根无关。要赢得竞争，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让对方变得更差。体育运动是如此，经济竞争是如此，科技竞争亦是如此。我们现在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原本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已经迟到了，因为我们关注别的东西去了，但我们现在这种迟到的关注，其目的是希望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和繁荣，美国人民应该乐意为之买单。

我想，除了气候变化，我们应该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但是，在我看来，合作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建立信任或强化双边关系。我们不是通过减碳，或者降低碳使用，来使双方开心。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双方都理解它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是因为我们双方都希望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

我们得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以说服第三方国家更加积极地对抗气候变化。但考虑到我们两国国家利益的广泛性，如果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难以合作，我们可以在另一个领域推进，这样才不会使合作陷入困境。我想华盛顿现在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你刚才所说的民主的渊源及未来。对于你的预测我不敢苟同，而且我也很惊讶，你对民主概念的阐述竟然是如此的“非马克思主义”。根据个人对马克思的研究，我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按照他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民主不是启蒙运动中抽象思维的产物，它也无法通过强力强加给另一个国家。

他所说的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其政治制度就会发生变化，而其中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其发生进一步转变之前，可以长期存在。我认为，你忽略了这一动态变化的描述，甚至背弃了我所理解的相当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周波：我完全赞同你说的我们应该在具体、特定的问题上合作，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概念。但是我认为，在双方关系本质上是合作还是竞争这一问题上，如果未能达成指导方针上的一致，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将变得很困难。特朗普上台之后，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弯。

这主要是出于感性层面，而非理性层面，对中国的怨恨仅仅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却没有变成美国期待的样子。简单来讲，中国没有变成“你们中的一员”——西方式的民主国家。2018年，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表示，过去美国认为“一个自由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一些国家的选择，但不是整个世界的愿景。世界不属于西方。根据“自由之家”的数据，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世界人民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所以，你根本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民主推销或人道主义干预将自己的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很想知道对于西方民主来说，未来是什么样的。恐怕并没有那么令你们欣喜。一个世纪前，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在书中，他预言西方文明即将衰落并最终没落。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主题只有一个词，“西方缺失”。报告的结论是，不仅世界没那么“西方化”了，西方自身也正变得不那么“西方化”了。随着反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回归，西方内部危机四起。这是对西方文明的根本威胁，也是对其自由民主共同体的集体身份的威胁。

中国从未说过希望成为西方式民主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从未对美国撒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想，在美国眼中，中国唯一的“错误”在于它没有变成美国预期的样子。几十年来，华盛顿信誓旦旦地说它希望中国变得强大繁荣。

但是，由于我们强大繁荣的同时却没有改变我们的体制，所以美国丧失了耐心，开始感到沮丧和恐慌。这就是我们对近些年中美态势改变的基本论点，这也是我们对美国在几乎每个战线上都要与中国竞争的解读。

我很宽慰你说不会有另一场新冷战。但是我还不敢确定，因为“新”这个词包含太多的不确定性。新冷战意味着它可能与过去的不一样。在中国，至少在政府层面，我们不谈新冷战，因为我们同样希望避免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止一次讲过中美冷战将导致世界撕裂。所以，我真正的关切是，考虑到正如拜登所言，中美竞争已经激烈和极端，如果中美竞争最终变得越来越激烈，那么我们将如何避免陷入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对抗?究竟要怎么做才能防止中美陷入新冷战?

冯稼时(Thomas Fingar)：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关于你刚才所说的，因为中国没有变成我们(西方式民主)的样子，所以美国很失望的这一点。你说美国追求将中国转型成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不管彭斯和一些美国政客怎么说，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民主制国家从来就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二十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外交机构中最年轻的一员，我见证了中美开始推动双边关系并建立友好关系的全过程。帮助中国推动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变革效应既是华盛顿对华政策的一个目标，也是一种期望。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会改变。但是，希望中国效仿美国实行民主制度，这是我30年以来在所有有关美国政策制定的会议上从未听到过的。

出于各种原因，那些对中美交往不满的人宣称“民主化”才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他们声称40年前的对华政策是幼稚且适得其反的。但是，区分部分美国人的言论和真正的美国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自从70年代初期，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事务以来，中国似乎一直相信那一部分人的言论，并常说政权更迭或政治体制转型是美国的目标。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事实都并非如此。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18

旧文章ID：26513

作者：PETER BEINART  来源：NYT中文版

编排是精巧的。拜登总统在上任的头九个月里一直在努力争取对中国的影响力：他修补了与美国盟友在贸易方面的争端。他主持了“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加深了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这些国家都处于中国力量的边缘。他说服北约，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描述为对“联盟安全”的挑战。他说服国会花费一万亿美元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他宣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抗中国的一种方式。然后，本周早些时候，就在他将基础设施法案签署为法律的当天，他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其中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美国将与中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同时以优势地位竞争。

策略很清晰，执行方面除了几个小问题之外都很不错。但有一个问题：拜登想两全其美。他的助手们坚持认为，把中国视为对手和伙伴之间没有矛盾之处。或者，正如国务院发言人所说，“我们可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个目标之间是冲突的。最近是有很多关于改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言论，但拜登政府仍然没有把合作放在首位——尽管只有通过更深入的合作，美国才能解决对美国人最大的威胁。

以气候变化为例，这是对美国乃至其他地方的生活构成的最大的长期威胁。在与中国的往来中，这本应该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实际上不是。尽管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和中国气候特使本月早些时候在格拉斯哥签署了一份“加强气候行动”的联合声明，成了大新闻，但这份文件比两国政府七年前在美中关系急剧下滑之前签署的联合声明要弱。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路线也在不太明显的方面破坏了对抗气候灾难的努力。为了减少碳排放，美国必须迅速转向太阳能等更清洁的能源。获得太阳能电池最便宜的地方是中国。但拜登政府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太阳能技术征收关税的决定。一些中国太阳能生产商的总部设在新疆，北京在那里残酷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这些厂商因使用强迫劳动而受到美国的制裁。但太阳能关税并不仅限于新疆。为什么？因为拜登团队想削弱中国对这个重要产业的控制。然而，这样做会使美国人使用太阳能更加昂贵，从而推迟美国摆脱化石燃料的转型。

不仅仅是太阳能电池板。如果两国研究人员能合作，许多绿色技术将会发展得更快。但拜登政府坚持特朗普政府的签证限制，阻止与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大学的学生赴美读研究生——即使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学生曾经为中国军方工作。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对抗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两个超级大国本可以通过联合资助穷国的清洁能源来更有效地对抗全球变暖。拜登把中国描绘成威胁，为五角大楼增加预算辩护——鉴于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机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场气候灾难。

如果说气候变化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那么像新冠病毒这样的流行病——它杀死的美国人比一战、二战以及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加起来还要多——就排在第二位。有充分证据表明，美中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200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帮助中国建立了流感监测系统。事实证明，该系统对遏制2009年的H1N1流感和2013年的H7N9流感至关重要。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前往中国的疾控中心总部工作，这让美国对中国可能暴发的疫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16年，华盛顿和北京甚至同意共同资助非洲的一个监测系统，帮助非洲各国政府更好地抗击埃博拉等病毒。

鉴于华盛顿和北京在从台湾到南海再到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合作现在看来可能是异想天开。但这些争议在乔治·W·布什和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也存在，这些总统却能提升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中美关系总体上没有那么敌对。是唐纳德·特朗普将美国医疗和科学官员撤出中国，然后以新冠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切断两国关系。正如拜登的一位高级中国助理所做的那样，通过宣布“被宽泛描述为互通有无的时期已经结束”，这届政府已经表明，它不认为美国的公共卫生合作恢复到特朗普之前的水平是可能的，甚至是有必要的。对于这场源自中国、并已夺走75万美国人生命的大流行病，这恰恰是错误的应对方式。

拜登试图建立一个“护栏”，让美国和中国避免战争，这一点值得赞扬。但仅仅有护栏是不够的。当今世界种种令人不快的事实需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更大的合作。这种更大的合作与日益增长的对抗并不相容，因为正如200多名美中关系专家在2019年的一封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尽管中国有一些人支持与美国更密切地合作，“华盛顿对北京的对抗立场削弱了这些声音的影响力，有利于那些专横的民族主义者。”

拜登政府承受不起在鹰派和改革派之间模棱两可的代价，前者希望将中国视为敌人，后者则迫切希望采取重大行动防止气候和公共卫生灾难。政府需要选择它最重视的东西。假装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Peter Beinart (@PeterBeinart)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纽马克新闻学院的新闻学和政治学教授。他还是《Jewish Currents》的特约编辑，也是每周发布的新闻电邮《The Beinart Notebook》的作者。】

来源时间：2021/11/20   发布时间：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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