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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失去台湾:该岛安全稳健,至少在当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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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台湾安全议题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中被广泛视为核心关切之一。围绕八月引发关注的“台湾失去了特朗普”辩论,美国布鲁金学会学者菲利普·H·戈登(Philip Gordon)与何瑞恩(Ryan Haas)于《外交事务》撰文,系统分析了台湾的安全环境、美国政策走向以及台湾对外安全抉择。原文论述兼具学理性与政策性,若逐字直译可能造成中文读者理解上的割裂;本译文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对部分表述作了适度调整,以契合中文语境下的政策研讨习惯。文中观点仅代表原作者立场,不代表译者、卡特中心或“中美印象”的立场。

原文发表于美东时间9月22日《外交事务》,题为“没有人失去台湾:该岛安全稳健,至少在当下而言” (Nobody Lost Taiwan: The Island Remains Secure and Stable—for Now)点击【此处】阅读本站最新发布的吴志远(Joel Wuthnow)博士《外交事务》文章“台湾海峡最大的危险是什么?”,点击【这里】阅读译者反驳“台湾失去了特朗普”的评论“惠顿关于台湾的主张过于极端且逻辑不通”。

近年来,台湾潜在的战争风险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原因不难理解:中国从未放弃对台湾主权的声索,正在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扩张,并将对台湾领空与海域的施压常态化。据美国政府高官透露,中国领导人已要求其武装力量在 2027 年前做好“攻台”准备。对于怀疑21世纪是否还会爆发领土战争的人而言,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明证:普京认为那是“收复失地”的良机,结果发动全面入侵。迟早,中国领导人或许也会尝试类似举动。

其他因素同样加剧了对台湾未来的担忧。少有人怀疑,如果所有其他防止“永久分离”的手段尽数失效,北京将诉诸武力;但中国的首选仍是“和平统一”,在这一场景下,台湾的经济、技术与人才均得以完整保留。为此,北京综合运用政治宣传、渗透与军事压力,削弱美国对台支持,并试图让台湾民众相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台湾属于中国”的政治安排。

过去两个月更使悲观情绪升温。岛内政坛以“谁在危害台湾安全”互相攻讦,执政党推动的罢免案失败,进一步撕裂社会,总统赖清德的民意支持率也急速下滑。与此同时,台美关系趋于复杂。特朗普政府拒绝赖清德过境、推迟贸易谈判、冻结部分军售,并批评台湾国防开支不足;同时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暗示更重视与北京达成协议,而非对台“坚定支持”。这种悲观论调在八月达到高潮: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一篇文章《台湾如何失去了特朗普》在岛内广为流传。

然而,忧虑虽可理解,却明显被夸大。与许多真正前景不明的美国伙伴相比,台湾仍握有宝贵筹码。其社会分裂远不及表面政治喧嚣所示,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依旧稳健。台湾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科技产业,经济总体保持强劲与韧性。正因如此,台湾在国防改革与增加军费方面正逐步取得进展,即使美国支持有所动摇,也足以降低自身脆弱性。若能合理运用这些优势,台湾完全有能力继续繁荣发展,并挫败中国的军事或政治图谋。

棘手的情况

我们不应低估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而台湾社会对此也几乎没有幻想。自 2022 年夏季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国逐步在台海营造所谓的“新常态”:更频繁的跨越海峡中线的空海行动、多次模拟封锁的实弹演习、前所未有的跨岛导弹试射,以及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常态化骚扰。与此同时,北京不断强化威慑手段:采购更多高超音速与反舰导弹、扩充弹道导弹库,在过去五年里将核武库存翻倍,并大幅扩张海军规模与作战能力。这些举措既为未来攻台蓄力,也意在阻吓美国直接介入。

然而,台湾并未止步不前。近年来,台湾政治与军事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开始接受“不对称防御”战略,并据此调整相关军事理论、兵力结构与预算分配。过去那种过度投入昂贵高端装备、意在海峡中线与解放军正面对抗的思路已逐渐退场。如今,台湾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一只“豪猪”——棘手难碰、难以下咽。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也为台湾防务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全民韧性建设、在训练中模拟真实攻击场景、扩大民防参与,并演练应对网络与灰色地带威胁。2022 年,台湾成立“全民国防动员署”,以更好整合后备力量。防务领导层也在训练并授权前线指挥官,让他们能主动应对,而非依赖中央下令。

台湾正逐步淘汰冷战时期的老旧战机与坦克,转而部署 HIMARS 多管火箭、NASAMS-3 防空系统等在乌克兰战场上验证过效能的装备。美台合作也在加速:通过联合生产与先进制造结合,美国的防务创新正快速转化为台湾可用的战力。巡飞弹、水雷、无人机、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电子战与通信设备等先进技术正逐步纳入台湾防务体系。政治光谱内也出现共识:赖清德承诺明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 3% 以上,并在 2030 年前提高至 5%。台湾必须履行这些承诺,并以更大紧迫感推动改革,但方向已然明确。

美国及其伙伴也在采取措施阻止北京的军事企图。近年来,华盛顿首次直接动用现有库存,向台湾提供军援,这种做法此前仅限于支援卷入战争的盟友。同时,美国批准对台“外国军事融资”,提供赠款和贷款以采购美制装备。美国及其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正在推行“分散战略”,在太平洋多地建立兵力投射节点,并在区域基地预置弹药和非对称战力,以增强威慑。多个地区伙伴也在提升自身远程作战能力,并与台北在航行自由与海上安全领域展开更紧密合作。

尽管北京的军事实力日益壮大,但内部问题不容忽视。中国领导人第三任期内,大批高级将领因腐败或不忠遭到清洗。正如《外交事务》作者席恩(Jonathan A. Czin)和卡尔弗(John Culver)所言,中国领导人并未真正拥有一支“称心如意”的军队,对其战力执行力也缺乏信任。

新的平衡点

在应对中国渗透方面,台湾的准备程度超乎外界(包括北京自身)的想象。北京投入大量资源企图操弄台湾民意:发动网络攻击、传播政治宣传、收购台湾媒体、操控抖音等社交平台,意在培植亲中群体,为统一造势。但证据表明,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台湾人对政治宣传不感兴趣。即便存在党派分歧,台湾社会在反共立场、捍卫主权与民主价值上高度一致。事实上,北京越是强硬,越是让台湾人反感。正如学者南乐(Lev Nachman) 与颜维婷(译者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理研究员)在《外交事务》中指出,中国那些试图恐吓台湾的举措,带来的往往是“尴尬多于恐慌”。

最新民调显示,逾九成台湾人自我认同为“台湾人”(63%)或“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30%),仅不到 5%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人支持维持现状,赞成“尽快统一”或“最终统一”的比例加起来不足 8%。这让北京在台湾缺乏操作空间。诚然,若北京将渗透与军事压力结合,例如发动网络攻击或以“海关执法”为名的海上封锁,将对台湾构成严峻挑战。但这些做法同样可能激起台湾社会更强烈的反感,加深敌意,而非削弱抗拒。

台湾政治的撕裂程度,也往往被外界过度渲染。目前确实不乏令人担忧的言论,例如赖清德近期提到要将“杂质”从台湾政治体系中“锤炼出去”,又有在野政治人物将赖的一些举措比作“纳粹德国”的作法。但若退一步来看,台湾在重大议题上的政治光谱其实相当一致。台湾三大主要政党——执政的民进党、在野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没有任何一个支持与北京统一。它们都主张民主、反对共产党,都希望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也没有政党支持立即独立。三党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维持两岸现状,而不是要不要维持现状。在大部分内政议题上,它们几乎立场一致,只在核能与死刑问题存在明显差异。更多时候,分歧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政治人物的个性之争。

与台湾过去的状况相比,或者与今日其他先进民主国家相比,台湾的政治其实显得温和许多。台湾并未陷入日益加深的党派对立,反而可能正迈向一种新的政治平衡。三大党派的领导人都承认,他们必须妥协才能推动特别防务预算,而三党一致认为该预算对台湾安全至关重要。跨党派的共识同样体现在外交战略上:当前并非挑战国际社会对台独容忍度的时机,而是展示台湾作为区域稳定贡献者的时刻。

一手好牌

对台湾而言,风险关乎生存本身,因此自满绝非选项。在面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国力时,为维系自身的生活方式,台湾领导人必须怀着紧迫感与共同目标来弥补脆弱环节。幸运的是,台湾仍有可行路径。

首要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领导人必须为国防与韧性提供充足资源。这意味着,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必须妥协:有的强调提高职业军人的待遇并延长义务役期,有的强调引进新型作战能力。台湾还需增加对机动打击武器的投入,例如机动火箭发射系统、便携式防空导弹与防空体系。小型、可消耗的无人系统与水雷可以增加关键防御层,而冗余通信网络与强化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则能提升整体韧性。提前储备弹药、能源、医疗与粮食,也能打消中国领导层认为“速战速决、低成本夺台”的幻想。所有这些措施不仅是台湾自我防卫的关键,也有助于缓解美国社会批评台湾“不尽力”的声音。

台湾还有一项几乎所有美国伙伴国都羡慕的优势:其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国家安全。台湾生产了全球约95%的先进半导体芯片,企业几乎垄断全球供应链。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兴起,台湾在全球市场中的核心地位只会更加突出。这为台湾提供了财政空间,得以稳步提升国防开支,同时还能向特朗普政府展示这是一项“共赢”。

更重要的是,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TSMC)等龙头企业,能够在不损害竞争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特朗普政府希望看到的对美投资。即便该公司在德国、日本与美国兴建新厂,其在台工厂仍占总产能的80–90%。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替代能生产台积电所掌握的领先芯片技术。这意味着,无论特朗普的“交易式总统任期”如何削弱传统民主价值在美台关系中的地位,在未来许多年里台湾的安全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

台积电(TSMC)在全球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构筑了台湾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战略优势。特朗普政府曾考虑要求接受美国补贴的科技公司让渡股权(如英特尔),但台积电明确表示宁可放弃补贴也不愿稀释股权,最终迫使特朗普让步。当美台最终敲定贸易与关税协议时,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也将为台湾提供谈判筹码。

简而言之,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加大对美投资,并展现台湾作为全球关键热点中“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可靠伙伴”,台湾在处理与特朗普的关系上手中并非没有筹码。当然,这些措施都无法成为万无一失的对冲,以防特朗普为了一纸贸易协议或改善与习近平的关系而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历任中国领导人均曾提出此类交易,但未能成功说服美国总统。几乎可以确定,在今年秋季的美中峰会上,习近平仍会尝试说服特朗普:减少对台军售,或公开表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并支持最终统一。而特朗普或许会为追求他渴望的协议而动心。

即便如此,台湾仍掌握相当的能动性和资源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台湾固然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来自华盛顿的更多不确定性,以及内部政治的分歧。但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领导人和社会作出明智选择,台湾不仅能够延续安全,更能够继续繁荣。

TikTok谈判何以从“白日抢劫”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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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属下的“抖音”(TikTok)在美国的归属权问题,一直是中、美谈判的重要议题,最近似乎峰回路转,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几年来,中国官员一直谴责美国要求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出售其美国业务的行为,称其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却将近期推进此项交易的谈判称为双赢。”

根据统计,在全球市场中,美国是“抖音”的最大用户。截至2025年9月,其美国用户数高达1.7亿,几乎是美国人口的半数,包括年轻人、创作者、小型企业主以及内容消费者。该平台已成为美国年轻人获取新闻、娱乐和社交互动的重要渠道。

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在2024年通过了《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s from Foreign Adversary Controlled Applications Act,简称PAFACA),该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前完全剥离其在美国的“抖音”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禁令。拜登政府签署了该决议案,使其成为美国法律。

PAFACA法案虽然规定了“完全剥离”的最后期限,但是并没有规定“全面禁令”的具体时间。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支持美国国会的这一法案,但在当选总统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推迟“剥离”的期限。据媒体分析,主要原因是“抖音”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促使大批美国年轻选民倒向特朗普,帮助他赢得选战,改变了特朗普对“抖音”的看法。其次,抖音的很多美国投资人与特朗普关系密切,并为他的竞选提供了很多支持。

202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与“字节跳动”达成“框架性协议”,计划将美国版“抖音”的业务转交给美国控制。根据协议,甲骨文(Oracle)将负责TikTok推荐算法的管理,并使用美国用户数据进行重新训练,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字节跳动将保留不到20%的股份,并仅在七人董事会中占有一席。白宫表示,这一协议符合PAFACA的要求。

有关“抖音”的谈判,有三个焦点,一是数据的安全,二是“抖音”的控股权和管理权,三是算法的知识产权和拥有权。

关于“数据安全”,“字节跳动”很早就表示愿意将全部数据存放在美国境内,由“甲骨文”负责数据的保管和安全,但是不肯出售美国版“抖音“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现在框架协议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中方同意由美国人控股并掌握管理权,唯独关于算法的“知识产权”问题,根据框架协议,中方“字节跳动”继续保持其算法的知识产权,只是授权美方使用,但如此是否符合“完全剥离”的法律要求,存在疑问。另有一种说法是美方获得使用权之后,有权开发自己的算法,逐步取代现有的算法,达到“完全剥离”的最终目的。

框架协议毕竟只是一个框架,很多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谈判,如果说美版“抖音”的归属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还为时过早。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在中、美谈判过程中,中方的态度似乎软化了,从完全拒绝到基本接受美方的条件,这是为什么?

媒体的看法是,“抖音”只是中美博弈中的一个次要问题,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退让,可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换取美方在重大问题上的让步,尤其是台湾问题。更何况完全禁止“抖音”很可能导致美国年轻选民的反弹。

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在2025年取消了台湾国防部长访问美国的安排。同时,特朗普政府还拒绝了赖清德前往拉丁美洲在美国两个城市中转的请求。同时,特朗普最近还拒绝批准一项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

特朗普政府并未公开说明拒绝赖清德在纽约过境和对台军援的具体原因。然而,媒体普遍认为,这一决定与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密切相关。

9月19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了一次电话。同日,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下个月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自 2019 年在日本 G20 峰会上会面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他还表示,希望在明年上半年访问北京。

近期内,中、美两国在“稀土金属”和“抖音”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中方表示将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和波音飞机之际,特朗普为什么不利用参加韩国APEC峰会的机会顺便访问北京?

实际情况是,很多重大问题,如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对等税率”问题、“芬太尼”问题、和美国对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所可能发动“二级制裁”等问题,在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中还有待解决,两国领导人互访的时间,看来必须是在谈判达成实质性协议或有了进一步重大突破之后,才可能实现。

何瑞恩:特朗普会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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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八个月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颠覆了美国冷战后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推动美国外交。然而,一个关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外交取向是否会在他离任后延续?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发生了哪些变化。特朗普试图削弱那些对国家施加域外规则的多边组织。他抵制多元文化和自由主义。他将美国外交置于自己亲自参与达成协议的核心位置——无论是贸易谈判、结束战争的努力,还是为像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同类人物站台。他关注美国依赖其他国家提供关键投入(如稀土)的风险。特朗普还将阻止移民进入美国作为优先事项,并鼓励围绕血统和共同历史来建立国家认同。

特朗普以一种“普通人”的方式来处理外交政策决策。他质疑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或为何要在海外推动民主。他挑战那种认为美国因向盟友提供安全而受益的论点。他把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看作公司之间的财务报表。他对各国在全球变暖和公共卫生等集体行动问题上的承诺表示怀疑。在这些具体立场背后,是一种更广泛的批评:近年来,美国在海外过度扩张。特朗普认为,美国官员过于轻易地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和财富去处理别国的问题,而国内状况却不断恶化。

一些分析人士,比如斯廷森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试图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的重新定位描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在这种解释中,特朗普拒绝重塑世界的宏大愿景是正确的,而应当接受全球秩序是“需要管理的,而不是改造的”。

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特朗普是一个交易者,而不是战略家。他把国际关系个人化,将其视为自己与外国领导人关系的延伸。事实上,第二任期的美国外交主要是特朗普个人直觉、怨愤以及机会判断的延伸。

例如,特朗普曾认为俄乌战争可以结束,因为他说普京“想和我达成协议”。类似地,他认为中美贸易协议是可能的,因为他相信自己和习近平能够有效地谈判。他不担心台海冲突,因为据特朗普称,习近平向他保证在特朗普任期内不会发生。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确实有连贯而全面的世界观。但他们既没有被赋权作出决策,也不能代表政府对外发声。这项工作主要由总统本人承担。与任何一位前总统不同,特朗普几乎无处不在于媒体上露面。特朗普是他自己的发言人。

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标志性外交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并不受欢迎。即使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也对其外交政策的关键支柱持怀疑态度,但只要是特朗普推动,他们似乎愿意容忍。例如,美国工人并不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根据两党智库“经济创新集团”的民调,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追求自由贸易。同样,尽管特朗普试图推销一种更有限、更交易化的美国角色,但美国领导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支持度依然强劲。根据里根研究所6月的民调,73%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派共和党人希望美国在外交事务中“更加积极并发挥领导作用”;83%的人表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道德义务,只要有可能,就要为人权和民主挺身而出。”

当特朗普离任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继续保持当前的轨迹,但也不会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样子。正如在共和党的“MAGA派”中没有人能够复制并维持特朗普这种个人化的国际关系方式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回到二战后传统的外交模式。在特朗普两届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之后,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能够让世界相信美国会恢复以往的外交传统。

相反,正如米拉·拉普-胡珀和丽贝卡·利斯纳所主张的,美国在特朗普卸任后需要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次“零基”审视。美国战略界将以一张白纸来评估应当优先考虑哪些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2028年的总统选举将成为美国未来如何与世界互动的一场理念之争。

从东南亚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令人不安,也可能令人兴奋。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不确定性,但这一过渡时期也可能促使美—亚关系变得更少安全化、较少价值导向,而更多以经济和利益为基础。或者,这也可能开启美国收缩的时代。又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目前没有人能够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已经开启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过渡期。那些在外交取向上保持灵活性和选择余地的国家,可能因此受益。而那些在此阶段就选择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国家,则可能为了短期的确定性而放弃未来的潜在收益。

何瑞恩(Ryan Hass)是布鲁金斯学会索顿中国中心主任、台湾研究库讲席教授。2013年至2017年,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英语原文请点击

台湾从购买到自制/合作生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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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在2025年9月18日至20日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的“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TADTE 2025)上,台湾展示了多项本土自产与国际合作的先进武器系统,吸引了来自美国、捷克、德国、韩国、波兰、乌克兰等15个国家的参展。台湾的武器一向以向美国购买为主,近年来大力发展自制与合作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跳跃升级,尤其是最近特朗普拖延批准对台军售,台湾的自制与合作生产武器显得更为重要。

例如上图所示台湾军方所属的“国立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NCSIST)展出了由美国国防技术初创公司 Anduril Industries 设计的自主低成本​​巡航导弹 Barracuda-500。台湾的目标是在本地建立整条生产线,并将每枚导弹的成本控制在 650 万新台币(216,493 美元)以下,通过技术转让在台湾大规模生产这种导弹,用于对军舰进行群体攻击。

又例如据称台湾自主开发的“天宫四型“防空导弹(上图),最大射程为70公里,高于美国的”爱国者三型“,并计划提升到100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2026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特别强调与台湾在“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的联合研发与联合生产。 

鉴于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显身手,使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无人机的发展。台湾将无人机产业视为“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民用与军用都在政策支持范围内,不仅有自主开发的,也有和外国甚至与乌克兰合作开发的无人机。

台湾的軍用无人机有以下多种型号:

  1. “劲蜂系列”无人机(Jingfeng)

由“中科院”(NCSIST)研发,涵盖多型无人机:

o          劲蜂一型:小型多旋翼无人机,适用于侦查与监视。

o          劲蜂二型:中型固定翼无人机,具备较长航程与滞空时间。

o          劲蜂三型:首度公开的垂直起降(VTOL)X型机翼设计无人机,具备模组化组装、单兵携行能力,并可搭载反装甲弹头或预成破片弹头,适用于精准打击敌方装甲车辆或舰艇。

o          劲蜂四型:与美国Kratos合作开发,基于MQM-178靶机改装,具备多目标打击能力,最大航程可达1,000公里。

  1. “锐鸢二型”无人机(Raybird II)

由“碳基科技”与“亚航公司”合作开发,属于中大型战术无人机,具备长航时与大酬载能力,可搭载EO/IR光电侦搜系统、合成孔径雷达(SAR)、电子侦测模组,支援全时段侦察监控。

  1. T-400无人机

由“雷虎科技”与“汉翔”合作开发,为中大型无人机,具备升力推进设计,可搭载“中科院”研发的雷射导引火箭弹,适用于反制敌方舰艇威胁。台湾的无人机出口在2025年上半年显著增长,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波兰、美国和德国。 其中,波兰占据了超过54%的出口份额。 尽管没有公开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已被直接转交给乌克兰,但波兰作为乌克兰的邻国,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将这些设备转交给乌克兰。

应对中国,美国应该期待欧洲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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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9月11日发表了题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欧洲如何融入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该报告邀请了六位学者以小短文的形式回答了三个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是:1,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应该向欧洲寻求或期待什么?2,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情况下,中国为何对欧洲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京希望通过与欧洲大陆的接触达到什么目的?3,欧盟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定位自己?布鲁塞尔认为哪种美-欧-中关系最符合欧洲的长期利益?我们今天为读者发表了学者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乔纳森·A·琴(Jonathan A. Czin,布鲁金斯研究员)

坦白说,考虑到目前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对欧洲的期望不应太高。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许多曾有深入合作的关键领域大步倒退,比如放松了部分高科技出口管制、淡化人权问题,并从台湾问题上退缩。这两种趋势无疑都缩小了双方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的余地。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许多欧洲领导人就中国带来的挑战持续发出清晰的声音感到惊讶。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七国集团(G7)会议上,就曾公开谈及中国在稀土磁体领域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虽然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对欧洲在对华合作上的犹豫感到失望,但如今看来,欧洲已经不大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对华一味迁就的政策。北京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支持,已经让欧洲各国的立场变得强硬。这表明,只要华盛顿能重拾更严肃的对华竞争姿态,美欧在对华问题上依然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丹尼尔·S·汉密尔顿(Daniel S. Hamilton,布鲁金斯非驻会研究员)

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对中国抱有共同的担忧。他们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感到愤怒。他们对中国的网络盗窃、知识产权侵犯、未能充分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义务,以及许多行业因国家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北京会利用其对欧洲经济至关重要材料的控制,并且对中国在欧洲战略产业的投资保持警惕。此外,他们也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对香港的收紧控制、对台湾的威胁姿态,以及对欧洲贸易关键海上航道的争夺。欧盟领导人对中国高达3500亿美元的对欧贸易顺差深感不安。2025年7月的欧中峰会气氛紧张,最终成果只有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然而,跨大西洋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仍旧困难,部分原因是欧盟27个成员国并非总能步调一致。尽管许多国家已转变为对华强硬派,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经济机遇放在首位。此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对欧洲经济已至关重要。欧洲人也担心,那些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的中国产品会转而倾销到欧洲。

迈克尔·E·奥汉隆(Michael E. O’Hanlon,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首先,从一个消极的角度看,美国不应该奢望,也肯定不应该期待,欧洲能在与中国的任何冲突中提供多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可以希望,当美军专注于亚洲的冲突时,欧洲盟友能基本靠自己来应对欧洲的安全危机。例如,在当前背景下,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欧洲要在没有太多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维持乌克兰的主权并保护北约的东翼,特别是在小而脆弱的波罗的海地区。

此外,我曾在2019年的著作《钓鱼岛悖论》中提出“综合威慑”战略,这与前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后来在国防部所倡导的理念相似。根据这个战略,欧洲应该继续监测并减少其对中国的经济和战略依赖。我们的目标是避免在安全危机中被中国勒索,并能在西太平洋发生战争时,与华盛顿携手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经济战工具可能是以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联盟,我们需要在事态升级中对北京保持主导地位。

另外,或许这有些异想天开,但如果欧洲富有创造性的地缘战略家们能找到一个台湾和中国都能接受的未来“统一”方案——至少是某种邦联安排——那将是极好的。我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假设我们能用目前的政策和工具轻松地处理台湾问题(尽管我支持“双重威慑”政策,将其视为可预见未来的次优选择)。由于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被认为历史包袱较轻,他们可能比美国更有能力在时机成熟时发起这场辩论。

董云裳(Susan A. Thornton,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和欧洲在对华问题上最重要的合作,是如何在全球化经济中应对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制造业巨头。美欧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应该共同努力,重塑全球贸易、金融和公司治理规则,从而为减少利益冲突和保护主义、实现更广泛的增长以及为负面外部性承担责任奠定基础。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也必然会触及国内治理,无论是在民主还是非民主制度下。为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各国都必须牺牲部分主权并承担一定的依赖风险,正如自现代商业出现以来它们一直在做的那样。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旗手(尽管有许多言论,但全球化不会成功逆转),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围绕规则和公平建立共识。经济交流本质上是一种双赢的互动,也让参与者有继续保持关系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而不是更少,但我们也需要承诺更好的规则、更好的执行以及更好的外交。我希望欧洲能继续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坚持不懈。

塔拉·瓦尔马(Tara Varma,布鲁金斯访问学者)

欧洲在应对中国挑战时,必须既要考虑其与美国关系的演变,也要独立于美国行动。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转变已经让人们对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在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背景下,欧洲明白自己不能简单地用对另一个国家的依赖来取代在安全上对华盛顿的依赖。

因此,美国必须为欧洲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方式做好准备,这些行动可能与美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欧盟的数字法规可能会导致对TikTok的禁令,而这几乎没有与华盛顿进行任何协调。

尽管在对华问题上存在跨大西洋分歧,但欧盟和美国此前已设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轨迹达成共识,这部分是在美欧对华对话期间形成的,最近一次对话是在2024年9月举行。这些旨在制定对华共同行动计划的交流尚未在“特朗普2.0”政府下恢复。随着美欧中三方战略竞争的加剧,对美国和欧盟来说,分享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仍然符合双方的利益。

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

美国应该希望欧洲在对华关系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并通过欧盟以统一的方式共同努力。欧洲对中国采取了更具竞争性的立场,这并非为了帮美国的忙,而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也因为北京的策略实在过于拙劣。美欧在对华政策的每个细节上不会总是意见一致,但如果欧洲的方针是统一且具有战略性的,那么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立场将大体上保持一致。反之,如果它们内部出现分歧和混乱,那么跨大西洋关系将出现严重背离。

在某些领域,美国应该与欧洲人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举两个例子:他们应该就如何应对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达成共识,包括产能过剩、对关键矿物的过度依赖,以及如何确保企业能在北京的非市场竞争行为下保持竞争力。他们还应该在技术上更紧密地合作,包括美荷在半导体领域的持续合作,以及共同管理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机遇。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传递出的信号是,它对跨大西洋在对华问题上的合作并不那么感兴趣。这不意味着欧洲会转而支持中国,但许多潜在的合作机会将无法实现。

联合国影响日益削弱 上合组织等区域机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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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召开。在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仍旧继续的情况下,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调解冲突的能力越来越受到质疑。《纽约时报》9月2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在特朗普政府越来越不重视联合国的时候,北京通过少量捐款在联合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位于北京的全球化智库的创始人王辉耀近日在《南华早报》上撰文,写道,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是维护全球秩序的良方。他还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并不寻求取代联合国,但在联合国面临“运转失灵”之际,区域多边主义正在成为维护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把编译的《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以及王辉耀的文章一并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纽时:北京填补美国在联合国留下的空白

随着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对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资助,中国正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抓住机会填补美国留下的影响力空白。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联合国、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机构的数十亿美元拨款,直接导致联合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预算危机。而北京正利用这一局面,将自己塑造成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并借此推动其“全球治理倡议”。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中国与古巴、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结盟,提议通过削减人权调查来节省开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将国际社会在劳工和少数民族权利方面的努力视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尽管中国本身也曾因延迟缴纳会费而加剧了联合国的预算困境,但美国的撤退让这一事实黯然失色。一位前联合国研究员尤金·陈表示:“我们看到中国近来通过言辞,积极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成员国和多边主义的守护者。”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国际机构是“国际合作的平台,而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

在最近于中国天津举行的一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机构中的话语权。这一愿景旨在挑战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欢迎。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在联合国之外,中国也在填补美国在国际援助方面的部分空缺,即便预算规模更小。今年3月缅甸发生地震,中国迅速派遣了搜救队,而美国则因其国际开发署的内部动荡而延误了救援。

同样,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后,中国承诺在五年内提供5亿美元的资助。虽然这一金额远低于美国原先的贡献,但足以让中国获得正面宣传和国际好感。

特朗普政府的对联合国策略似乎是“选择性接触”:专注于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技术机构,同时从人权和发展等更广泛的机构中抽身。然而,即便是这种有限的参与也面临挑战。今年6月,中国成功击败美国的申办,获得了202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关键会议的主办权。该机构负责制定卫星通信和互联网电缆等重要技术政策。

日内瓦的欧洲外交官们担忧,随着美国的缺席,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会落入一个由非民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手中,而中国将在此联盟中扮演关键角色。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艾莉森·隆巴多指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公共外交的胜利”。她总结道:“现在,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指出美国缺席的地方。”

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是维护全球秩序的良方

王辉耀 |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

二战已结束八十年,而多边体系正摇摇欲坠。曾经象征战后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国,如今在单边行动和贸易战中被日益边缘化,而全球南方在决策中的边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我们正面临一个危险的世界:关税和制裁取代谈判,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屡遭无视。如果要避免进一步走向碎片化,国际社会亟需新的治理方式。

在这一动荡时刻,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齐聚天津,召开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峰会。作为稳定、对话与发展的平台,在欧亚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二十多年前,上合组织作为一个管理边境安全的区域组织起步,如今它已演变为涵盖经济、文化乃至全球议题的综合性机构。本次峰会不仅展开了政治对话,还提出了新的合作机制,例如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中国政府同时发布了“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后的又一重要方案。该框架提出五项指导原则: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

这无疑是对当今全球体系困境的一剂良方。一些国家加征关税、削弱全球机构,另一些国家呼吁改革却未见成效,上合组织奉行的五大核心理念,为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提供了合作的平台。

经济与贸易议题在天津峰会上尤为突出。在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承诺保持区域市场开放与包容。欧洲正在收紧进口汽车的规定,美国则继续依赖关税与制裁作为施压手段,而中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宣布对53个非洲国家取消关税,向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国家开放市场。

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即便全球化似乎在退潮,仍有大国愿意推动开放与包容。对上合组织成员和合作伙伴而言,这一示范提供了信心,表明合作之路前景光明。

同样重要的是,峰会将数字合作与绿色转型置于议程核心。在整个上合组织范围内,从金融科技到电子商务的本土企业正重塑经济格局,而中国则提供基础设施、培训和技术支持。像新疆那样将可再生能源与算力结合的项目,展示了如何将富饶资源与可持续创新相结合。

上合组织成员国还承诺扩大奖学金、科学交流和联合研究项目,投资于下一阶段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强调的“行动导向”精神,把合作宣言转化为可衡量的成果。

在数十年来罕见的大规模国与国冲突重现的今天,上合组织并不仅仅关乎经济。该组织的召集力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天津峰会让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同桌而坐——在南亚局势紧张的当下,这是难得的场景。此类会面不会立刻解决分歧,但能逐渐建立对话与互信的习惯,而这对和平至关重要。

同样地,上合组织也为讨论乌克兰、加沙等冲突提供了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分裂所制约的平台。它能够把政治制度和安全关切各异的国家聚集在一起,这一能力正成为平衡全球事务两极分化的重要力量。

上合组织不是联合国的替代者,也无意成为替代者。在联合国面临“运转失灵”的当下,上合组织在维系全球秩序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拓展至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道,上合组织展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团结起来,表达利益关切,建立国际新秩序。

这些组织并非否定现有体系,而是通过务实举措强化《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在这一演变中,中国扮演着核心角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既有责任也有资源支持多边主义。通过削减关税、资助基建、分享技术、召集对话,中国展示了领导力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力量或外交辞令,更在于创造实际利益与信心的能力。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还是上合组织在能源和数字转型方面的项目,中国通过实际行动证明多边主义可以焕发活力。

世界正面临滑向无序的危险:冲突上升、全球贸易规则面临压力、国际机构的合法性遭质疑。但天津上合峰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可行性方案是存在的。

通过拓展使命、创设机构、拥抱包容,上合组织展示了其可以成为多极世界的稳定支柱。全球治理倡议的框架提供了哲学指南,而上合组织和金砖机制则为应对动荡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若要修复战后多边体系,既需要愿景,也需要行动。上合组织的演进表明,即便在碎片化的时代,合作的模式依然在涌现。对于其成员国超过30亿人口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而言,这无疑是真正的福祉。

等待特朗普下台,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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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转自胡伟教授新创立的微信公号“胡言天下”。胡伟教授在文中提到的弗里德曼的专栏发表于《纽约时报》9月12日,英文题目是“A Plea for President Trump With a Fragile Country on Edge”,其中文网没有发布该文的中文翻译,点击【这里】查看本文英文原文。本文观点不代表卡特中心及其《中美印象》的立场。

据报道,知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刊文称,查理·柯克的遇害是特朗普的关键转折点。他指出,美国当下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中东,也不在乌克兰,而在于国内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分裂。表面上看美国的外部政策一团乱麻,欧洲和中东的战争都越打越大,但这些都不是当前美国的致命问题,美国真正的病灶在于国内政治彻底丧失了基本共识,社会已滑入极端化泥潭。柯克之死将这种撕裂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让国家本就摇摇欲坠的内部平衡逼近崩塌的临界点。

弗里德曼恳请特朗普跨党派呼吁和平,但特朗普却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美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在外部维持世界霸权,而是如何防止自身内部土崩瓦解

对此有中文媒体评论称,中东乱局与俄乌冲突固然消耗美国精力,但相比之下国内愈演愈烈的对立与仇恨才是动摇美国根基的真正力量。柯克事件关系着美国的生死,因为它映照出了美国政治暴力与极端化的现实。特朗普没有将此事视为全社会必须反思的契机,而是单方面归咎于激进左派,把柯克之死包装成一场右翼殉道。这意味着他并不打算弥合美国,而是要用这起事件作为新的动员工具,将暴力事件工具化为自身谋取政治筹码,进一步挑动支持者的愤怒,更彻底地撕裂美国社会。

评论认为,美国社会层面仇恨言论与阴谋论占据了舆论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衰落,民众只愿意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经济与社会裂痕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萎缩,工人群体流失,种族矛盾愈演愈烈,民主名存实亡。柯克之死只是这种撕裂乱相中的一个烈性爆点,它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不是因为悲剧本身,而是因为这让所有人直面一个事实,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妥协与共识维系的制度,而是被极端对抗拖向深渊的所谓联邦,而特朗普选择火上浇油,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死路。

托马斯·弗里德曼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资深作家,上述中文评论也切中要害,揭示了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敲响了警钟,值得一读。但也留下了更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此,我想简单评论几句:第一,特朗普就是美国政治撕裂的推手,让他弥合分歧完全找错了人。第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是什么?找不出病因就很难治病,靠总统个人呼吁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拜登曾经徒劳的努力那样。第三,政治极化是当前全球性的问题,非美国独有,中国的互联网上早就有呈现,当前欧洲右翼也尾大不掉,危机四伏。第四,自媒体时代加剧政治分裂,把原有的社会矛盾不断放大,这可能是人类需要探讨的新问题,但目前还没有解药。第五,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类文明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核心价值和社会共识丧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创造性毁灭,地球将面临新的社会革命乃至物种革命。

总之,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思考问题。

回到特朗普在柯克被杀之后的表现,《纽约时报》日前以《特朗普借用柯克被杀让压制反对派的措施正当化》为题发表报道,其核心内容是:在查理·柯克被杀之后,特朗普及其党徒制定了一个广泛的计划,瞄准自由派团体,监控言论,吊销签证,并将某些团体定为国内恐怖分子。

指望特朗普来改变美国社会的撕裂,那是缘木求鱼。反之没有特朗普,美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国际格局也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不要小看了一个人的作用。一些人总是说,没有特朗普,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物出现,这都是历史的必然。

我不这么认为。历史经常被一个人改写。没有毛泽东,共产党就不可能打败国民党;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习近平,中国也不会进入新时代。

就大趋势而言,历史有必然性,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偶然性是常有的,历史轨迹经常会被各种人物和事件拉扯得弯弯曲曲。特朗普的上台,就有很大的偶然性。

所以,等待特朗普下台,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英伟达在中国的销售为什么频频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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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AI芯片在拜登政府当政期间,受到对华销售的严格限制,美国政府制定了技术标准,超过该标准的芯片将被禁止卖给中国。英伟达为了规避限制,特地为中国市场设计了一个降低技术标准的“降规版”H20芯片,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

特朗普当政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就连H20也被禁止卖给中国。黄仁勋亲自到白宫向特朗普进行游说,甚至愿意在对华销售额中让利15%给美国政府,终于获得了特朗普的让步,恢复英伟达H20芯片对中国的出口。据媒体报道,2024年英伟达向中国市场交付超过100万块 H20 芯片,每块售价在1.2万至1.3万美元之间,总销售额有望突破120亿美元。

但是现在H20芯片在中国的销售又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中方先是指H20芯片有安全隐患,要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科技巨头避免使用H20芯片,现在又指责英伟达违反“反垄断法”,要对英伟达展开调查。

中方为什么对英伟达的芯片如此敏感?

黄仁勋在说服特朗普时,在安全问题上的说词是H20不仅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更因为H20优于目前同类的中国国产芯片,恢复销售后会使中方企业对英伟达产品产生依赖性,挤压国产芯片的市场,如果禁止H20在中国的销售,反而可能刺激中国国产芯片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黄仁勋用以说服特朗普的理由,也就是中方对英伟达芯片高度敏感的原因。

其实在“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问题中,除了“芯片”外,还有一个“数据库”。开发AI,需要建立大规模的数据库,AI 模型依赖海量数据,如果数据库安全或隐私保护做得不好,会直接影响 AI 应用部署。

目前,管理和储存数据库的软件虽然有很多种,但是最主要和能力最强大的仍然是美国的数据库软件,尤其是甲骨文软件(Oracle)。这也是为什么甲骨文老板艾里逊是仅次于马斯克的全球第二首富。

现在美国政府虽然还没有禁止但也已经开始限制甲骨文在中国的使用范围,明显避免中国的军工等单位获得甲骨文软件的使用权。

据报道,9月15日美国和中国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贸易谈判达成了一项关于“抖音”(TikTok)的框架协议,旨在解决该社交平台在美国运营的法律和安全问题。根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声明,该协议允许“抖音”继续在美国运营,但全部数据 必须储存在甲骨文所管理的数据库,并计划将其所有权转移至美国控制的实体,但中国的字节跳动保留该算法的知识产权。

美国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关于中国/印太地区的战略要点

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在 2025 年 7 月 11 日以 26-1 的票数通过了2026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NDAA的参议院版本(S. 2296)并将其提交至参议院全体审议。

众议院在 2025 年 9 月 10 日/11 日左右,以 231-196 的票数通过了其版本(H.R. 3838)。

两个版本(参院 vs 众院)存在重大差异。参议院版(S.2296):更注重与盟友合作、与台湾联合研发生产、供应链韧性、情报报告等要求。众议院版(H.R.3838):加入了更多政治化的条款(例如对国内社会议题的限制),同时在预算规模与某些技术出口条款上和参议院差异较大。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版本还需要协凋,以达成一个统一版本,然后双方再次对最后的版本予以表决。

本文以参议院委员会版(S.2296)为主,再补充了部分众议院版本(H.R.3838)中的重合条款,通过“人工智能”网站,对2026国防授权法案中关于中国 / 印太 战略的关键条款进行综合梳理后,将其要点罗列如下:

  1. 印太盟友与合作伙伴的产业基地整合
    法案要求建立一个法定项目,用以加强美国与其盟友、印太地区伙伴国家之间的防务工业基础的整合与合作。具体涉及与台湾在“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领域的联合研发与联合生产。
  2. 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与资源规划
    法案要求对菲律宾—美国同盟现代化进行评估,并规划资源,用于落实为菲律宾提供国防援助的路线图。
  3. 联合防务与武器系统合作机制
    • 设立“国际装备合作助理国防部长”,以提升美国对盟友及伙伴国装备工业基础的理解与合作。
    • 建设联合项目办公室,支持美国与授权的外国伙伴国快速引入武器系统,尤其对于那些尚未成为正式项下项目(non-programs of record)的武器系统。
  4. 供应链与本土化 / 抵御对中国依赖
    • 扩充对供应链韧性的关注,包括识别关键部件、系统中存在的单一来源依赖或交付周期过长的问题,并推动“第二来源”。
    • 对与中国或与被视作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企业的合同、技术、产品采购进行更严格限制。具体来看:
      • 禁止美国国防部在部分情况下采购来自为华为或其关联公司/子公司或所属实体提供“被覆盖半导体产品与服务”的公司提供的半导体产品/服务。
      • 要求承包商披露是否有员工在中国境内参与为国防部执行合同的工作,包括向中国政府实体披露某些脆弱性等信息。
      • 禁止国防部与那些与中国军事公司“被列入名单”的公司签订合同,或其子公司/母公司。以及与这些公司存在游说关系的实体也受到一些限制。
  5. 与台湾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加强
    法案规定美国将继续授权培训台湾以及其他伙伴国家,以抵御中国的侵略或恶意影响力。
    同时推动与台湾在某些防御和无人系统能力上的联合共同开发/生产。
  6. 打击中国在情报与影响力活动中的活动
    法案要求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在古巴等地的情报能力进行评估报告。
    对于中国在半导体、电信技术、科技领域、甚至在中国生物技术/合成药物等领域的经济与技术前景和风险也要求更多报告和关注。

进一步要点与细节

  1. 法案中Section 1260H 与中国军事公司的合同禁止条款
    如前所述, 2026630 开始,美国国防部将被禁止与列入第1260H名单的中国军事公司(及其控制实体)签订新的合同或续签/延长已有合同。
    2027630,还将禁止通过第三方间接采购这些公司的“最终产品或服务”。
    这些规定将要求美国承包商对其供应链进行更深入的尽职调查,以避免与被限制实体有财务或合同上的关联。
  2. 半导体产品与服务的禁止/限制
    法案中有多个条款(如 Sections 839, 851, 853)限制国防部采购与中国军事公司或与华为有关联的、提供半导体产品和服务的实体,包括制造半导体的设备、设计工具等。
    不过,法案也设置了例外条款,如果某些关键的半导体产品或服务“仅在被禁止实体中可得”且对美国国防系统或优先任务至关重要,国防部长有权逐案豁免。
  3. 承包商在中国的活动披露义务
    NDAA 要求与军事合同有关的承包商必须披露其是否有员工在中国境内参与工作,以及是否有向中国政府实体披露某些脆弱性(vulnerabilities)。这旨在提高透明度、减少技术或信息流向中国军事机构的风险。
  4. 供应链弹性与国内备选来源资质的提升
    为减少对单一外国(尤其是中国)技术或厂商的依赖,法案要求 DoD 对关键系统/部件要有多个来源,以及在必要情况下优先选择国内或盟友/授权伙伴的供应商。
  5. 对情报能力与海外活动的报告要求
    NDAA 要求对中国及俄罗斯在某些国家(例如古巴)情报活动能力做评估报告。
    还有评估中国技术(半导体、电信、AI)发展,以及其生物技术/合成药物等领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6. 禁止使用某些海上监视船舶(auxiliary general ocean surveillance ships
    在亚洲条款中,有禁止使用联邦资金用于建造或采购辅助通用海洋监视船舰的条款,该类船舰可能被中国用于监视或追踪活动。

潜在影响与意义

  • 强化美国对中国技术依赖的政策防线: 法案通过加强对供应链、合同方、采购源等的限制,意在缩小美国乃至其盟友在高科技、军事技术上对中国的依赖。
  • 企业遵规成本上升: 承包商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核查其供应链是否含有被禁实体或与中国关联的敏感技术。这可能带来额外财务和合规负担。
  • 技术竞争加剧: 特别是在半导体、AI、无人系统等领域,美国将加力扶持本土研发和盟友合作;中国则可能加快自主研发与产业链本土化的步伐。
  • 外交与经济摩擦可能加深: 随着这些法规的实施,中国可能视其为贸易壁垒或政策威胁。美国与中国之间在技术出口、投资、合作方面的紧张可能加剧。

高技能移民签证变天:特朗普推出10万美元H-1B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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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高技能外国劳工和投资移民签证实施大幅度收费改革:H-1B等高技能工人签证的年度费用将从215美元暴涨至10万美元;同时推出售价100万美元的“黄金卡”(Gold Card)签证,作为富人移民美国、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新途径。美联社称这些举措预计将遭遇几乎确定的法律挑战,并招致广泛批评,指责特朗普绕过国会单方面推行政策。

如果这些措施在司法审查中获准实施,将带来“天价”涨幅:投资者签证的费用将从每年1万至2万美元提升至100万美元,而企业若要为员工申请黄金卡签证,费用则为200万美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Victor Shih在X上发推文写道,“这样肯定会有利于美国技术领域的竞争对手。”

H-1B签证要求申请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主要针对美国科技公司难以在本土招聘到的高技能岗位。批评人士长期指责该计划为海外劳工输送管道,雇主往往只需支付每年6万美元左右的薪资,远低于美国本土科技人才10万美元以上的平均薪资水平。

特朗普周五坚称科技行业不会反对涨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大公司都支持这一举措”。然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包括亚马逊、苹果、谷歌和Meta在内的主要科技公司当天并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微软则拒绝发表评论。

卢特尼克指出,涨价后H-1B签证的数量很可能远低于每年8.5万个的配额上限,因为“这样做在经济上已不再划算”。他说:“如果你要培训员工,你就应该培训美国人。如果你真的想引进一个非常高级的工程师……那你就可以为他的H-1B签证支付10万美元。”

特朗普同时宣布,将推出价格100万美元的“黄金卡”签证,申请人通过审查后可获得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路径。企业为员工申请黄金卡签证则需支付200万美元。

此外,他还推出售价500万美元的“白金卡”(Trump Platinum Card)。持有人可在美国停留长达270天,同时不需为其非美国收入缴纳美国税收。今年2月,特朗普曾宣布以500万美元的“黄金卡”取代现有投资签证,如今改名为“白金卡”。

卢特尼克表示,“黄金卡”和“白金卡”将取代现行所有基于就业的移民签证类别,包括教授、科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等能通往公民身份的签证通道。他补充称,H-1B费用和黄金卡签证可以由总统直接推动,但“白金卡”仍需国会批准。

长期批评H-1B签证会取代美国工人的团体对此表示支持。倡议组织“美国科技工人联盟”(U.S. Tech Workers)称此举“几乎等同于彻底废除H-1B”。移民政策专家则猛烈抨击这一公告。曾在拜登政府担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高级官员的道格·兰德(Doug Rand)表示,这项涨价提案“荒谬至极、毫无法律依据”。“这根本不是实际政策——只是给移民限制主义者的表演。”兰德说,“特朗普得到他想要的头条新闻,制造一阵恐慌,却毫不在意这项政策能否在法庭上站得住脚。”

H-1B签证传统上通过抽签发放。今年,亚马逊获得的H-1B签证数量超过1万个,位列第一,其次是印度塔塔咨询(Tata Consultancy)、微软、苹果和谷歌。从地域上看,加州是H-1B劳工最集中的地区。

批评人士指出,H-1B名额往往被分配给初级岗位,而非独特技能的高级职位。虽然按规定该计划不得压低美国工资或取代美国工人,但公司通过将职位归类为低技能岗位,从而支付更低薪资,即使被录用者经验丰富。

因此,许多美国公司发现,将帮助台、编程等基础任务外包给咨询公司更为划算。这类咨询公司包括印度的维布络(Wipro)、印孚瑟斯(Infosys)、HCL科技和塔塔(Tata),以及美国的IBM和高知特(Cognizant)。它们雇佣大量外国员工,主要来自印度,再派遣至美国雇主以节省成本。

2024年,H-1B签证抽签申请数量骤降近40%。当局解释称,这是因为打击了通过提交多份虚假或重复申请来“操纵系统”的行为。此前,申请人往往借此提高中签概率。大型科技公司长期要求改革H-1B抽签制度,因为申请数量暴增导致其员工和潜在雇员中签几率骤降。今年,USCIS规定每位申请人只能有一次抽签机会,无论获得多少工作邀约。

尽管批评人士欢迎这一变化,但仍认为措施不足。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去年写道,尽管抽签改革“包括一些正确方向的步骤”,但依旧未能触及核心问题。该工会要求按照工资水平而非随机抽签分配签证——这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便曾提出的改革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于1996年10月以模特身份获得了H-1B工作签证。

(本文根据美联社报道)

中美达成TikTok协议框架 算法或仍不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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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第四次延长了TikTok必须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在美国面临禁令的最后期限,外界也称之为“不卖就禁”法案。新的期限推迟到12月中旬,《纽约时报》称这可能是特朗普为TikTok做出的最后一次延期。目前,TikTok在美国是拥有1.7亿用户的最大短视频平台。

中美两国于15日就TikTok等经贸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TikTok在美国的麻烦最早始于2020年8月,当时特朗普首次下令TikTok从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关闭。中国也没有示弱。在2020年8月底出台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明确将算法纳入了目录。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称中国这种“抵制美国强取豪夺的立场给字节跳动打了气”。

后来字节跳动起诉特朗普政府,法院判决暂缓实施美国政府将TikTok下架的行政命令。2021年拜登上台后又取消了特朗普对TikTok的禁令。但是,2023年,拜登政府又重新要求TikTok卖给美国。2024年12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TikTok的上诉,根据裁定,若TikTok不在2025年1月19日的最后期限前从字节跳动剥离,该应用被在美国被禁止。这个关闭的日期正好是拜登任期结束的最后一天,他也是要给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出个难题。

但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恢复了TikTok的运行。美国媒体分析,鉴于TikTok在美国的巨大市场和影响力,两党的政治家其实对于关闭TikTok的兴趣并不大。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TikTok交易框架的细节已经开始浮现。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将把该应用的美国业务剥离出来,成立一家新公司。部分TikTok的大型投资者将继续持有美国业务的股份,同时字节跳动还会引入新的美国投资者,将中国持股比例降至20%以下。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新公司不会获得TikTok备受推崇的算法。相反,美国版TikTok将从字节跳动获得该算法的使用许可。

据观察网的报道,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京涛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指出,中美双方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就通过TikTok美国用户数据和内容安全业务委托运营、算法等知识产权使用权授权等方式解决TikTok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政府将依法审批TikTok所涉及的技术出口、知识产权使用权授权等事宜。

拜登政府前科技事务高级顾问林赛·戈尔曼表示,如果字节跳动仍保留对算法的任何控制权,这种安排就不够。“这不仅无法解决国家安全担忧,我也不认为它符合法律要求。”她说。她补充道,如果算法能够完全剥离,并由美国实体全面掌控,而不再受中国工程师控制,那么国家安全风险才可能部分缓解。

但乔治城大学的法律与科技教授钱安培(Anupam Chander)则表示,这类交易可能能回应法律的核心关切。他说,在数据收集问题上,“随着中国所有者和美国新公司的运营出现重大断裂,问题得到了解决。很难想象一个持股不足20%的小股东会大规模把数据转移到中国。”

一些立法者还担心,中国可能通过TikTok向美国用户传播宣传。但钱安培认为,这种担忧目前或许得到缓解,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他说,“这实际上增加了美国宣传的风险,因为话语平台的所有权可能转移到与现任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公司手中。”

柯克暗杀效应初现波士顿–兼论美国选举中的金钱作用和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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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纪念911恐袭24周年讲话中,宣布将授予查理.柯克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这是美国总统能授予美国公民的最高非军事荣誉,同时,在答记者问时,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将参加下周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柯克的葬礼。情深之浓可见一斑。

关于这位保守派老兵小将被暗杀身亡的事儿还继续在美国政坛,乃至其他很多领域发酵。国会山一些政客对自身安全,包括对其家人和为其工作的职员等的人生安全更加担忧。同时,在社媒上,也不乏少数极左派对柯克之死冷嘲热讽,甚至暗中庆祝。在共和党阵营,不但弥漫着自上而下的悲痛,同时,也不乏以牙还牙的复仇呼声。作为柯克所发起的“转折点保守运动”主要目标群的美国青年,特别是在校的高中生和大学本科生对美国目前政治的极端化和社会的暴力化更加迷茫和失望。

同时,柯克效应(Kirk Effect)也传递到了我所在的波士顿政坛。昨日,已经进入波士顿市长11月大选的乔希·克拉夫特(Josh Kraft ,1967-)正式宣布退选。这是无疑是一个惊天响雷。

本周二,9月9日,波士顿进行了2025年非党派市长的初选(Preliminary Municipal Election)。现任市长吴弭(Michelle Wu,1985-)和克拉夫特分列前两位,得票数约为6.6万张和2.1万张,得票率分别为72% 和 23%,两人进入了最后对决。作为波士顿首任华裔女市长的吴弭无疑具有绝对优势,她连任几乎是定局,看点在于她否能拉大在2021年胜选的差额。

但是,作为吴弭主要挑战者的克拉夫特,在当晚计票公布后举行的集会上,对他的支持者说,他仍将会继续战斗下去,无惧对手的强大,为了他深爱着的波士顿。

仅仅过了2天,克拉夫特,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新英格兰爱国者”橄榄球俱乐部老板Robert K. Kraft (1941-)的儿子,就突然宣布退选。这背后的隐情颇耐人寻味。

克拉夫特在Instagram上发表了一封长信,向支持他的选民说明了其退选的原因,

“在当前的美国,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弥合分歧,而不是陷入加剧对立的泥淖。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我深信,真正正确的道路并非继续卷入无休止的政治攻讦,而是引领公共讨论朝着更具建设性和意义的方向迈进。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正式宣布暂停我在波士顿市长选举中的候选人资格。”

(中文翻译来自ChatGPT:I have determined that what is right for this city—during a time of in America where we need to come closer together despite all our differences, instead of igniting divisiveness that pulls us further apart—is not ot get caught up in more political mudslinging but rather, to drive the conversation forward in a meaningful way.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my candidacy for mayor of Boston. )

这是官宣。当然,也是真的。但是,正应该并不是克拉夫特退选的全部理由。克拉夫特没有讲出来的可能是对他及其家人的安全考虑。如果继续波士顿市长竞选,尤其进入最后冲刺8周的白热化阶段,难免相互揭丑,相互“抛脏泥”(mudslinging)等。至于会不会发生针对其本人或其家人的政治暗杀,这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对于克拉夫特这样美国的顶级富人阶层来说,这种危险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退选声明中,克拉夫特还承诺拿出3百万美金来帮助解决波士顿最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位于Mass @ Cass大道的流浪汉露天营以及有犯罪记录的人重返社会、再就业等问题。3百万美金,这个金额远远超出了吴弭的竞选筹款数额。金钱政治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再一次显现出来。当然,在波士顿这样的深蓝城市,有时候,金钱买不到市长。但是,金钱可以买到选票和民心,并能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金钱在任何所谓民主制度中都是双刃剑。

克拉夫特退选后,波士顿2025年市长选举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如果还有看点的话,那就是吴弭的得票率有多高,波士顿的参选率有多大。

这也是美国基层民选的一部分。

市议会—市经理选举制和波士顿不同,哈佛所在的剑桥现在搞的是(Council-Manager System),即由选民投票选市议员(9位),再由市议会议员选市长和市经理。也就是说选民不直接投票选市长。这点和波士顿不同。在剑桥市,真正具体负责管理市政府的是市经理(City Manager),聘用制,年薪20多万,现任是一个华裔,哈佛本科。当然,市长也有很多责任。一个主要原因是剑桥太小了,人口11万,只有波士顿的1/7。当然,波士顿不到70万人,相比于我大成都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波士顿市和剑桥市不同的市政府选举再次雄辩反映了所谓美国民主的地方自治。有些事情,比如波士顿的和剑桥的,华盛顿管不了。当然,另外一些事情,华盛顿可以也必须管。

吴志远:台湾海峡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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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吴志远博士为美国国家防务大学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谋求军事霸权》(China’s Quest for Military Supremacy)一书的合著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为“快译闪电轮”成果,由译者根据 Foreign Affairs 网站于 2025 年9月12日刊载的“台湾海峡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即便中国避免选择性战争(War of Choice),一次误判也可能引爆偶发性战争”(The Greatest Danger in the Taiwan Strait:Even If China Avoids a War of Choice, a Miscalculation Could Spark a War of ChanceThe Greatest Danger in the Taiwan Strait》一文快速翻译。译文和文内短评仅供学术与政策研究参考,不代表卡特中心或“中美印象”的观点。如与原文存在出入,请以英文原文为准。

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引发外界担忧:北京与台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战争。大多数观察者设想的情景主要有两种:

一是选择性战争war of choice。在经过仔细权衡经济、军事和政治风险后,北京可能决定以武力夺取台湾。这种主动出击、并非因挑衅而起的侵略行为,反映出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付出最低代价拿下台湾。

二是必然性战争war of necessity。若北京认为台湾跨越了永久威胁其对岛屿控制的政治红线,例如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则无论代价多大,北京几乎必然会采取军事行动。(译者评:作为二战后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台海局势将与朝鲜半岛局势紧密相连)

然而,第三种可能性却鲜有讨论,尽管它的发生概率或许更高:偶然性战争war of chance。也就是说,一次意外或误判可能迅速失控,进而引爆台海冲突。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台海发生偶然性战争的风险尤其高,原因包括:双方军事力量近距离对峙、两岸国内政治环境使“退让”变得困难,以及美国可能介入台湾防务而导致冲突升级。

与可通过强化威慑来避免的“选择性战争”或通过抑制台独来防止的“必然性战争”不同,偶然性战争的风险无法彻底消除。但精明的政治领导仍能对其进行管控。中台双方需要保持秘密沟通管道(译者评:参考古巴导弹危机13天),用于危机预防并设计降级通道。美台之间也必须加强对话,以便在危机中迅速决策,并保持战略模糊,为灵活回应中国可能的挑衅留出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在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约束飞行员或舰艇人员的冒险行为。偶然性战争往往突然爆发、后果严重,但通过谨慎协调仍可避免台海陷入灾难。

历史的偶然

设想一种情境:一架解放军战机过度逼近台湾,屡次警告无效后,台方用地对空导弹将其击落,飞行员当场身亡。中国在震怒中下令摧毁台方防空阵地,造成数十名台军士兵死亡。美国不确定中国意图,开始调军应对,迫使中国加紧自身的动员。在相互不愿退让、且不断将对方举动解读为侵略的背景下,危机迅速升级。

类似的偶然性战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914年,奥匈帝国大公斐迪南被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提出惩罚性要求,引发俄罗斯动员;随后德国对俄备战;英国因盟约介入。短短一个月,单一暴力事件便将世界推入全面战争。

偶然性战争并不总需要暗杀引发。美国独立战争始于康科德(Concord)的一声误枪;伯罗奔尼撒战争则由小城邦的派系纷争蔓延至雅典与斯巴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则起于1856年广州海域的一次登船拘捕事件。英国舆论激愤,政府为“颜面”大举进攻清廷,最终酿成中国“百年国耻”中的一个屈辱。

历史表明,三大因素会加剧偶然性战争风险:

  1. 对立军队的高频接触;
  2. 内部政治压力(声誉、尊严、民族情绪);
  3. 盟友动员与承诺可信度的考量。

台海的完美风暴

上述三大因素在台海均已存在。解放军空海军正不断靠近台湾本岛,侵扰“海峡中线”、进入“毗连区”、扣押金门渔船。随着挑衅常态化,解放军恐将采取更冒险的行动(进入领空或领海),大幅提高误判和冲撞风险。

一旦事故发生,政治因素将使双方领导人难以退却。北京不会容忍在所谓“核心利益”上示弱,尤其是在民族主义舆情高涨的背景下。台湾虽军事上弱势,但若轻易让步,也会遭遇民众与独派的指责。

美国虽非台湾盟友,但一旦涉入,恐令事态迅速扩大。华盛顿可能无法分辨“意外”与“挑衅”,国会和盟友的压力也可能迫使总统采取强硬行动。

危险的冒进

中国冒险的军事行为进一步提升偶然性战争风险。即便北京本意是“施压而不引战”,个别飞行员或舰员的冒险举动也可能越界,触发冲突。2001年南海“中美撞机事件” (译者注:美军EP-3电子侦查飞机与中方“歼-8”战斗机相撞))便是典型案例。中国飞行员失误致死,北京却因民族主义浪潮被迫强硬回应,拘押美军机组长达十日。此类事件此后仍频繁出现,从2023年南海险些相撞,到2024年对菲律宾船只的粗暴登检,皆显示出偶然冲突的危险。

沟通不是多余

要防止台海偶然性战争,必须减少危险接触的机会:

  • 解放军应谨慎控制飞机和舰艇的接近程度;
  • 台湾军方需在交战规则上保持克制,不要将所有擦肩视作蓄意挑衅;
  • 双方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必须明确示意,遏制部队冒进。

此外,还需建立信息反馈机制,让高层及时掌握个体军人冒险行为。即便中台暂难直接沟通,美方亦可充当信息传递渠道。研究机构或可成为两岸危机管理的“秘密使者”,如同冷战时期美苏非正式渠道曾帮助避免核灾难。

华盛顿则应维持战略模糊,避免因“战略清晰”而被迫卷入偶然事件。最终,美台也需要提前做好危机应对演练,避免临场 improvisation(即兴反应)酿成另一场“历史性偶然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