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国际格局再次出现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在贸易领域。随着特朗普总统试图重新调整美国与其盟友及对手的关系，中国相较于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反而处于一个出乎意料的“相对舒适”位置。随着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举行的会晤临近，关税、贸易谈判、台湾问题以及外交信息传递等议题，成为华盛顿与北京共同关注的焦点。全球社会正屏息以待，因为这段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为了解这一复杂局势，《中美印象》的实习生泰勒·奎伦（Tyler Quillen）采访了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级研究员兼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博士（Dr. Yun Sun），听取她对近期跨太平洋关系变动的深度分析。孙韵博士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威权政权的互动。她曾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访问学者，并在北京担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国问题分析师多年，现常驻华盛顿特区，从事美亚关系相关研究。

北京适应“特朗普2.0”

泰勒·奎伦（TQ）： 首先，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前，中国领导层有哪些预期？随着新一届政府真正开始运作，这些预期又是如何演变的？

孙韵（YS）： 我认为在去年11月大选到今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职之间，中国方面对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判断是：他将从自己2021年1月离任时的中美关系状态延续下去——而那时的双边关系并不理想。2020年我们已经看到两国关系陷入自由落体式的下滑。随后，在大国竞争达到顶点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因此，我认为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初期，北京确实预期双边关系会显著恶化，甚至出现新的动荡与不确定。这一预期在4月初得到了验证——当时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启动新一轮关税升级。中方的反应大致是：“嗯，这在意料之中。这场仗不会轻松打。”

不过，到4月底，情况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双方都释放出希望缓和关税战的信号，尤其是美方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这也为随后在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以及最近在马德里的多轮贸易谈判奠定了基础。自从“日内瓦会议”及其达成的协议以来，我们看到双边关系趋于稳定。
目前，中方的判断是，相较过去八年，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更为稳定、互动更积极的时期。

TQ： 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似乎处于出人意料的强势地位，这种局面主要是源于中国自身，还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因素？或者说，这种 “优势” 本身就是中美关系互动的结果？

YS： 我认为关键在于哪一方拥有更强的韧性与承受力，能够撑得更久。贸易战和贸易谈判本质上是一场消耗战，不可能一蹴而就。问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市场，乃至哪个社会，能更好地承受贸易摩擦带来的痛苦？直觉上，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因为高度依赖出口而更脆弱——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最终，这场较量其实取决于 “公众舆论” 的反应。

中国社会在承受痛苦方面的确更具韧性，不仅因为政治体制的集中性，更因为政府对信息传播的强大控制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类似，中国的官方叙事一直是：中方是被动的一方，美国才是主动改变立场的一方。因此，虽然关税上升、经济受损，但民众普遍认为这是美国的责任，而非北京的失误。因此，中方往往能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激发国内民族主义、凝聚内部共识的动力。相比之下，美国的情况更为直接：消费者和企业会立刻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并迅速表达不满。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供需两端的结构性差异。中国是供应方，美国是消费方。当贸易战爆发时，双方都受到冲击，但中国所承受的需求侧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过去七年间，中国已经在积极构建替代贸易路线、转运中心以及“绕道”进入美国市场的渠道。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的痛感更为直接：一旦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商品被切断，美国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供应商。

理论上看，似乎应该是供应方承担更高成本，但现实是，美国消费者更快感受到商品短缺和物价上涨。这种后果对任何政府而言都难以承受，尤其是对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特朗普政府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评估谁更能承受贸易摩擦的长期影响时，这一角度尤为重要。

TQ： 关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的变化，为什么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相比，会有如此明显的不同？

YS： 我认为现在断言它 “完全不同” 还为时尚早。确实，我们看到一些战术调整——例如较少提及台湾、淡化 “大国竞争” 的表述。但必须指出，特朗普是一位极具务实和交易思维的总统。眼下，他的首要任务显然是推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暂时避免让其他议题干扰这一进程。然而，这种优先次序也可能随时改变，这正是北京在签署贸易协议时保持谨慎的重要原因：因为没人能预料， “下一步” 会是什么。

另外，我们还需要观察的是资金流向和政策落实的重点。当你分析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时，可以发现无论政府如何更迭，“中国”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即使特朗普政府目前在口头上淡化大国竞争，但从资金和政策导向上，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延续而非断裂。

此外，“特朗普一任”和“特朗普二任”之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几乎绝对的忠诚——官员们完全执行总统的意图与优先事项，缺乏异议或制衡。而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对华政策往往由内阁成员主导，而非特朗普本人。这些官员各自有不同的抱负与政策取向，因此政策更具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如今，第二届政府的团队高度一致，只要特朗普本人不批评中国、继续把贸易谈判置于优先位置，内阁成员几乎不会挑战这些方针。

贸易混乱中的国内态势

泰勒·奎伦（TQ）： 接着刚才的话题，这些因素如何改变了中国与美国及其政府的互动方式？反过来，美国的做法又如何影响了中国？

孙韵（YS）： 我认为中国的总体做法一直非常清晰，而且根本方向并没有改变。但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美国及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显然也在影响中国的反应方式。

对于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国的应对可以概括为“以牙还牙”（retaliation in kind）。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145%的关税，中国就会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征收同等税率；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中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美国公司。整体来看，这是对等且成比例的报复。

与此同时，这种“对等原则”同样适用于积极互动。当美国政府释放善意时，中国也会作出正面回应。例如，双方领导人曾于6月5日和9月19日两次通话，两次都展现出高度积极的氛围。从中方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主动出击的一方，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种“对等回应”——无论对方的行为是敌意还是善意，都以相应的方式回应。

反过来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也以类似的逻辑在应对中国。当中国展现善意时，华盛顿也会释放善意；而当中国被认为“不够配合”时，例如在限制稀土出口许可给美国企业的问题上，美国也会拿出筹码，试图迫使局势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TQ： 您在最近发表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文章中提到，中国在经济竞争领域显得“相对从容”。您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原因？

YS： 这主要是因为，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早在2018年，也就是贸易战首次爆发时，中国就经历过类似的冲击。事实上，从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的情况来看，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至今仍未完全取消。因此，中国方面往往认为，自2018年以来，他们始终处于贸易战的环境之下，并在持续调整自身的经济周期与出口结构，以适应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如今的关税水平远高于以往，甚至可能进一步上升。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在悄然转变——美国已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及欧洲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对美贸易，这意味着中国正通过拓展替代市场与新兴消费者群体，建立起一定的缓冲带。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贸易是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并不等于美国“不进口”。这催生了一个被称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现象——美国更多地从盟友国家（如印度、越南等）进口商品。然而，这些国家并不具备中国那样完整的产业链能力。举个例子：通用汽车过去在中国生产一辆汽车，需要约2000个零部件。即便将生产线迁往越南，越南也难以独立生产全部零件——最终，这些关键零部件仍需从中国采购。因此，中国实际上依然在向美国出口，只不过是通过第三国间接出口。

当然，这里也存在效率与安全的权衡。如果美国希望实现所谓“供应链安全”，即在本土生产所有产品，那么成本将大幅上升——不仅因为全球化体系的断裂，还因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这正是为什么，美国仍然需要进口这些商品，只不过进口来源从 “直接的中国”变成了“中国的贸易伙伴”。这也解释了为何“转运”与“后门进入美国市场”的问题，变得日益关键。

目前，特朗普政府誓言要打击这种“转运”行为，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一件成品中哪些部分来自中国？谁来执行？ 美国海关是否有能力检查所有入境集装箱，逐件判定其中的中国成分比例？这在实际操作上几乎不可能。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中国对美贸易“被迫中止”，但实际上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由直接贸易转为间接贸易。也正因如此，中国认为自己在应对贸易战的长期影响方面更有底气，因为他们早已为这种局面作好准备。

台湾在可能出现的新型中美关系中的位置

TQ： 如果美国目前释放的积极信号并非短暂的现象，华盛顿应如何向北京传达这一点？

YS： 北京在评估华盛顿意图时，一贯会观察其言行是否一致。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少积极的表态与互动。但若要让北京相信这种转变并非暂时的，它希望看到华盛顿在某些关键问题上采纳、甚至认可中国长期（乃至数十年来）所坚持的叙事。其中，台湾问题无疑位列首位。北京希望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同时公开表态欢迎、接受并支持两岸和平统一。若华盛顿愿意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实质性地调整其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北京或许才会相信这种积极变化具有一定的持久性。

但这将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举措。坦率地说，我也不确定美国是否应该明确表达这种“永久性”的政策改变。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理应保留最大程度的政策灵活性。毕竟，为什么要主动告诉对手——“我接受了你的立场，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我认为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换言之，北京所期待的那种“积极信号”，很多其实并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因此，我认为美国没有必要走到那一步。

TQ： 对于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的会晤，我们应该抱有哪些期待？是否有可能从中了解北京或华盛顿的长期目标？

YS：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首先，只要出现领导人峰会或通话，整体基调必然是积极的。至少在中美关系中是如此——因为在进入领导人层级会晤前，工作层面的官员已经敲定了大部分细节：会达成什么共识、有哪些成果、将对外释放怎样的信息。如果这些细节尚未谈妥，领导人峰会一般不会举行。因此，每当出现访问、通话或场边会晤时，其对外信息几乎总是积极的。

至于能否从中获取两国长期目标的新线索，则取决于双方在谈判桌上的拉锯与博弈。北京希望华盛顿作出某些承诺，但华盛顿会让步吗？会完全接受吗？抑或会提出反建议？最终结果往往不会完全符合北京的预期，但只要有部分成果，对双方而言都比“毫无结果”更可取。因此，任何“新信息”都可能体现在声明措辞、技术性细节的细微差异中。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会晤并非国事访问，而是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进行的场边会晤。这意味着双方面对面的时间有限，可能只进行一次简短的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从声明的语气细节中，我们可以判断双方各自推动议题的力度，以及彼此在态度上的友好程度。

TQ： 超越北京与华盛顿的层面，这一切对台湾意味着什么？台湾可能如何应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

YS： 我认为，台湾此刻正处于一个相当尴尬且不安的处境。毕竟，大家都能看到新闻——华盛顿在近期的言行中，显得不太愿意公开展示对台湾的支持（无论支持的具体定义为何）。因此，台湾对美国未来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天然的焦虑。不过，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 这是美国立场的根本性转变，还是仅仅出于推动贸易谈判成功的战术性调整？台湾面临的正是不确定性。

目前坊间有不少关于“美中可能在领导人峰会上就台湾问题达成‘大交易’”的讨论。的确，中国希望推动相关议题，让美国就台湾问题作出一些表态，例如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等。这些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中国诉求。但我认为，任何务实、清醒的中国决策者都会明白——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所谓“以牺牲台湾为代价的交易”并不会发生。即便从特朗普总统的商人思维出发，一个精明的谈判者也不会在谈判伊始就放弃最有价值的筹码。因此，只要特朗普政府仍认为台湾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本能反应就会是把台湾这张牌握得更紧，而非轻易交出。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本身就有一系列独立的政策优先事项。例如，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购买更多美制武器；再如，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上月曾表示，台湾应将部分半导体制造能力转移至美国。这些动作属于美台双边互动的一部分，并不直接涉及中美谈判。因此，对台湾而言，这意味着持续的不确定性，以及伴随而来的战略焦虑。台湾被要求为美国付出更多——包括扩大对美军购、转移部分产业能力——这显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这对台湾而言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时期，但我也不认为美国会在此时放弃台湾，让中国顺利实现“和平统一”。

未来关注重点

TQ： 在近期到中期内，您认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关键信号有哪些？例如即将举行的领导人会晤或双方其他互动，人们应关注哪些方面以判断接下来的走向？

YS：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会晤或峰会确实举行，那它多半会传递积极信号。我很难想象双方会召开一次领导人会议却以破裂告终。因此，只要出现高层沟通，就说明关系总体上仍在向稳定、积极的方向发展。相反，若出现明显滞后，或缺乏高层互动，则可能意味着工作层官员无法解决的矛盾正在积累，这往往是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的征兆。

此外，我还会关注美国方面是否重新强调负面议题，比如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南海军事行动、人权问题，或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一旦这些政治议题被重新置于议程中，它们往往会对双边关系造成更深层次且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与贸易摩擦不同，政治层面的冲突很难“撤回”或“重置”。因此，我认为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贸易谈判的进展，更是华盛顿在政治信息传递上的动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如何选择表达对中国的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