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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力回归的世界里:2025—2026 的秩序再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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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世界被搅乱了,却没有被重写

2025 年,世界看上去仍是一团乱麻。战火在多地反复燃起,大国关系阴晴不定,全球经济失去节奏感,政治语言却愈发夸张。尤其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把本已摇摇欲坠的全球体系再搅一遍:关税一轮轮抛出,却并非每一轮都能落地;就连带有战争动员意味的“普征关税”,也可能在美国国内被法院整批废止。世界被搅乱,却没有被重写——没有谁能按自己的设计重排秩序,一切只是被不断翻动。

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尘埃落定,而是悬而未决。中美走向未定,欧洲前途未定,东亚风险未定,全球供应链正在重塑,美国国内政治仍深陷撕裂。历史没有给出答案,甚至不愿给出答案。世界不是完全失序,而是在旧秩序正在散架、新秩序尚未成形的缝隙中艰难前行。这是一个“秩序不够坏、也不够好”的过渡区间——旧规则无力维持稳定,新结构又未能上场,世界在惯性与不确定之间反复摆荡。

与此同时,俄乌战争拖到第四年,成为这一时代最醒目的症候之一:冲突的延宕揭示的不是战场本身,而是当代政治的迟滞与无力。它展示出一个被卡住的世界:问题足够严重,却没有力量能够解决;分歧足够尖锐,却没有意愿付出代价去终结。

但若看得更深一些,会发现这并非纯粹的混乱,而是一场现实主义的回归。价值口号依旧高喊,制度语言仍然流通,但真正起作用的,愈来愈是力量对比、资源掌控与承受能力。谁能撑住,谁就有空间;谁能交易,谁就不至于翻桌。美国新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已经为这一转折盖章:文件不再沉浸于“改造世界”的宏大叙事,而是把力量、科技、供应链、本土经济安全重新拉回战略中心。

世界并未跌入失序,而是进入一个“自主稳定能力不足”的时代:国家之间不再相信规则能自动生效,而是重新相信实力、耐力与风险管理。这种心理转向,比任何一场冲突更能决定未来格局的方向。

世界没有变好,但正在停止发疯。旧秩序正在退场,新秩序尚未登场,我们行走在两者之间那条狭窄、崎岖又漫长的过道上。

二、中美关系:对撞终止,缓冲开启

若要找一条贯穿当下世界的主轴,中美关系仍无可替代。过去数年间,美国几乎把所有手段都用上:关税、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金融审查与地缘围堵层层叠加,企图实现一次“跨代断层式”压制。但现实并未按设想展开:中国付出代价,却未被打断;美国动用重手,却未见决定性回报。中美对抗的边际效应显著下降:再加码,收益不增,风险反而上升。

科技战尤为关键。美国原以为芯片封锁会造成“算力断层”,但现实出现另一条路线:算法、工程整合、应用密度与国产替代构成新的跃迁路径。AI 的竞争不仅在算力,也在“智能落在哪里”。美国强于模型平台,中国在真实应用与工程密度上更具优势。封锁若不能致命,最终只是致醒。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一方面强调 AI、生物、量子等“国家命脉”,一方面又把对华策略从“改造对手”收缩为“竞争管理”“风险管控”。这背后的真实含义是:美国已无力也无意再无限度扩大对抗。特朗普的回归使对华政策更粗砺,也更现实——不是因为善意,而是不愿再为抽象目标支付无限成本。

中美关系最可能的状态不是和缓,而是可控;不是疏离,而是低温互动。双方将继续角力,却努力不碰红线;维持压力,却避免失控。缓和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时间;急剧恶化也非不可能,却需极端诱因。现实上,中美形成一种“危险共识”:谁都无法击垮谁,而摊牌代价双方都承受不起。

这就是 2025 年的关键新局:中美进入一个“你奈我何、我也奈你何”的长期结构。这种结构不会因政治气氛而改变,更不会因外交辞令而动摇;它在本质上取决于国力、科技链条、产业深度与财政承受能力这些最难改变的因素。

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正在从“意气对撞”转向“结构博弈”,从短线战术退向长期耐力。这一转变也意味着,未来世界的稳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将由双方如何管理这种“不可摧毁的竞争”来决定。

三、俄乌战争:终局在望,却难言正义

打到第四个年头,俄乌战争已经完全褪去“速胜幻觉”,进入典型的消耗战。俄罗斯无力吞并乌克兰,乌克兰难以收复失地;欧洲财政吃紧,美国战略外移,继续打下去的动力在各方同步衰减。这不再是“谁将取胜”的较量,而是“谁还能撑住”的比拼。乌克兰动员日益困难,欧洲军援延宕,美国国内对“无期限援乌”的耐心流失,俄罗斯也承受长期制裁与人力消耗的双重代价。支撑战争延续的,并非胜利的信念,而是退场的代价——谁先退,谁就可能被写成失败者。

然而在力量层面,这并不是一场模糊的战争。乌克兰显然输得严重,俄罗斯虽付出巨大代价,却依然取得了实质性的地面收益。倘若最终形成冻结线,其大致走向已经在今天的战场上显形。换言之,俄乌并非没有胜负,而是胜负的代价过于沉重,以至掩盖了本质。

在这种格局下,“谈判”重回议程,却未必意味着真正和平在望。更现实的前景,是“停火而非和解”,“冻结而非清算”:地图上的火线暂时静止,政治上的裂痕长期存在。乌克兰很难换回完整主权,俄罗斯也难言真正胜利,欧洲得不到稳固安全,美国恢复不了失去的权威。各方都在止损,却难言满意。

战争拖得越久,越暴露出欧洲的结构性命运:安全外包给美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结构性宿命。美国一旦减少投入,欧洲便暴露在真空之中;乌克兰战后重建和长期安全,更不是欧盟凭己力可承担。战事结束之日,很可能就是欧洲进入“战略真空期”的开始:美国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长期硬化,乌克兰残破,欧盟既缺政治意志,也缺资源补上缺口。欧洲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更像是地缘政治的被动者,而非塑造者;更像棋盘,而非棋手。

更深一层,这场战争再次证明了核威慑的辩证法:理论上它意味着“确保互相摧毁”,现实中却成了“确保不会互相摧毁”的稳定支点。正因为谁也输不起核战争,常规战场反而被锁在一个怪异区间:谁都不能赢下去,又谁都不肯认输。若一定要为俄乌战争写一句注脚,也许是:它未能证明世界依然公正,却进一步证明了世界依然残酷。

四、东亚局势:喧哗之下,实力为底

与欧洲的真枪实弹相比,东亚更多呈现为另一种对峙:言辞炽烈,行动克制;演训频密,底线清晰;舆论激昂,现实谨慎。表面剑拔弩张之下,是在实力对比持续变化背景中的耐心博弈——没有摊牌的条件,也无轻退的空间。

日本政界的对华强硬声音此起彼伏,反映的并非战略自信,而是安全焦虑。在真实的力量结构面前,日本缺乏独立塑造地区格局的能力,其对华姿态的烈度,往往与其战略能力的不足呈反比。美日结构性失衡之处在于:美国有意愿但力量分散,日本有焦虑却缺乏能力。这一缺口决定了:东京的政治语言可以凌厉,但军事现实从不撒谎。

换句话说,日本更像是东亚局势中的“声部”,不是“主旋律”。只要中美之间维持低温竞争而非对撞,日本再激烈的表态,也很难真正改变地区风险结构;一旦中美发生系统性对立,东亚风险才会陡然跃升。

台湾问题亦应置于此框架中理解。决定其走向的,不是某次军售或某场选举,而是中美力量对比的长期演化,是两岸实力与心理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格局下,更具现实意义的路径仍是:深度融合、空间挤压与心理消耗的组合,而非速战速决的赌博。

时间未必站在冲突一边,也未必站在外力一边,但它在很大程度上站在趋势一边。趋势的方向,远比事件的频率更重要;台海的真正变化,往往不在表面动作,而在力量天平的缓慢倾斜中。

和平统一并非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项。一个成熟的大国不寄望于“一击得手”,而是致力于塑造不可逆转的长期态势。一个成熟的大国,从不依赖豪赌,而依赖塑造趋势,让对手在时间里逐步失去选择。

五、中欧关系:斗而不破,难言亲密

若说中美是世界主轴,中欧更像一道断裂带:难以合拢,也不至崩断。欧洲安全上倚重美国,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在两端牵引中反复摇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带来短暂暖意,但其意义更在姿态而非结构。今日对华政策已非一国所能定,而是由欧盟制度、德法共识与对美协调共同塑形。

结构上看,中欧关系已经从“全面合作”,走到“竞争 + 防范”,再走到今天的“有限合作 + 系统性怀疑”。所谓“去风险”,与其说是路线设计,不如说是心理标签:不愿脱钩,却不敢深交。任何临时的暖意,都更像边际修补,而非格局重塑。

欧洲对美的复杂感情,是中欧关系最大的结构性掣肘:安全上离不开,政治上难分家,经贸上有怨言却少反抗。这并非性格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在缺乏独立防务的前提下,“战略自主”更像愿望而非路线图。

马克龙访华也正是这种结构性困境的体现:法国可以好说话,却不足以带动欧盟整体;能表达姿态,却无力提供方案。访华的象征意义大于政策意义,法国的外交弹性也难抵欧盟内部的制度惰性。只要美国依旧是欧洲安全的“最后保险”,欧盟对华政策就不可能脱离华盛顿太远。

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把“帮助欧洲恢复文明自信与西方认同”写进对欧目标之一,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欧美关系的真实结构——一方自视为“文明供应者”,另一方被当作“信心需重建的对象”。用一句民间俗语形容这种关系,不啻天造地设:“纵你虐我千百遍,我总待你如初恋。”

更关键的是,欧洲今日的困境并非中国造成,而是其自身长期未能解决的身份撕裂:既想保持地缘自主,又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伞;既需要中国市场,又害怕过深依赖。欧洲对华战略的摇摆,本质上是其对自身定位的不确定。

中欧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斗而不破,磨而不断”:在规则上摩擦,在市场上纠缠;在舆论上疏离,在现实中共存。只有当中美关系真正稳定下来,中欧关系才有可能真正转弯。

结语:未来雏形已现,稳态未至

回望 2025,我们看到的不是某种明确的终局,而是一组历史进程的交汇面:旧秩序正在散架,但新的均衡仍未出现;权力的重新分配正在进行,但谁都不敢宣布自己握有未来的钥匙。世界似乎正在缓慢摆脱过去十年的混乱,却依旧找不到新秩序的门径。各种热点冲突,如俄乌、台海、中东,都像是在黑暗中反复震荡的地震波;各大力量中心也都在试图避免被卷入“最后的摊牌”,却又无法退出纷争。我们不仅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更处在一个变化“尚未完成”的时代。

这一年的国际政治呈现出一个清晰趋势:力量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语言。无论是美国的供应链重塑,还是中国对技术体系的再布局;无论是俄罗斯的韧性,还是欧洲的战略焦虑;无论是日本的姿态,还是印度的野心,所有国家都不再全盘依赖叙事或价值来组织战略,而开始重新计算实力、比较耐力、评估成本与承担度。世界并没有抛弃价值,但价值必须由实力背书,才能成为真正的行动原则。

然而力量扩散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相反,力量越分散、中心越多,误判的可能性越大。中美之间虽然形成某种“缠斗稳态”,但这种稳定是脆性稳定——它依赖于双方对代价的理性认知,而不依赖于互信。俄乌虽然逼近冻结,但冻结并不是和平,只是一种深层矛盾的暂时“上锁”。东亚虽然保持克制,但克制是建立在强烈的不确定感之上;一旦误判、误读、误信号累积到阈值,局面仍可能迅速滑向危险区域。中欧虽然“斗而不破”,但欧洲的身份困境仍然没有解答,未来走向依旧开放。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稳定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必须主动塑造的结果。它需要国家之间保持克制,需要每一方看清成本,需要领导者在国内政治的喧嚣中保持冷静,更需要一种“拒绝冲动、坚持长思”的战略定力。现代世界的冲突并非源自力量的不足,而是源自判断的过度;不是源自实力差异,而是源自叙事的自我加压。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敌人本身,而是误解敌人的方式。

未来的全球格局大概率不是单极,也不是双极,而是一种两强牵引、多元并存的结构:中美将长期塑造全球的战略节奏,而其周边则有多个中等力量形成动态平衡圈。这种结构在形式上看似更公平,却未必更稳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足以为系统提供压舱石,而各方的国家利益高度分化,难以回到过去那种以联盟为基础的整体稳定。世界正在从“有人掌舵”转向“无人掌舵”的时代,而这种转变的前半段,注定是颠簸、试错与反复的。

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新秩序最终长成什么样,而在于世界能否以尽可能少的颠簸进入新的稳态。稳定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被迫的艺术:必须在试探中形成,在克制中维持,在危险边缘不断校正。未来十年的大国与中等大国领导人,将面临罕见的时代考验:在力量扩散中能否保持冷静,在国内政治喧嚣中能否保持节制,在国际竞争冲动中能否保持耐心;能否让多元不变成多险,让力量不变成冲突,让结构重组尽量少流血。

世界正在重新学会如何不变坏,而它是否能变好,则取决于这一代领袖的清醒与克制。新的时代已经在路上,但它是否能够安全抵达,仍是一道悬而未决的命题。历史把命题交给了我们,而答案尚未写下。

征集学术论文: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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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2014年9月由卡特总统在西安交通大学启动,之后先后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和埃默里大学(2015,2018)及南京大学(2016)举办,合作伙伴为《环球时报》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自2023年起,论坛与复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联合主办的青年学者会议合并。点击这里查看往年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信息。

2026年5月初,卡特中心China Focus将与复旦-加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合作,举办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

论坛为三家机构主办的第11次青年学者会议(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的一部分。本次会议主要关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趋势。会议组织者特别欢迎青年学者能就地方新政、科技发展的政经走向和可能揭示中国社会生活深层变化的新文化和社会现象提供学术文章(This year’s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invites submissions that explore emerging trends reshaping contemporary China across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We particularly welcome research that captures new local dynamics, exami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chnology, or analyzes evolving social/cultural practices that illuminate deeper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life.)。

第12届吉米·卡特美中关系青年学者论坛欢迎在美国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刚入职的学者就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趋势如何影响中美双边关系递交论文。卡特中心将邀请8名青年学者参加本次学术会议,并为入选者报销最高 1000 美元的差旅费。

申请者需要以PDF格式在此【链接】“提交摘要“链接中提交一份简短的摘要(abstract),您的简历和简短是·阐述您提交的论文与本次论坛主题的契合点、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声明。如有任何问题,请给fudanuccenter@ucsd.edu发送电子邮件。论文和会议工作语言为英文。

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征集论文通知。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26年 1 月 16 日。我们将对申请进行滚动审核,并于2月6日之前通知入选学者,完整论文须在 4 月 20日之前发送给主办方,会议将于2026年5月4日和5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

纽时:美军登船扣押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

编者按:《纽约时报》中文网2025年12月15日刊登此文,文章原标题为“美国特种作战小组登船扣押自中国运往伊朗货物”。这一新闻12月12日由《华尔街日报》报道,题目和题记是“U.S. Forces Raid Ship, Seize Cargo Headed to Iran From China–Operation highlight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use of aggressive tactics against adversaries at sea that were rarely used in the past”。本站特转发《纽时》的报道供本站读者参考。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一支美国特种作战小组上月在印度洋登上一艘船,扣押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货物。这是一次罕见的海上行动,目的是阻止德黑兰重建其武器库。

《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了这起扣押事件,当时伊朗和美国正就其核武器计划陷入战略僵局。

今年夏天,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在12天的激烈远程导弹和空袭中,有1000多人丧生。在那场战争中,一支美国隐形轰炸机编队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美国官员称此举“大大削弱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但地区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冲突重燃是不可避免的。

这名美国官员说,美国一直在跟踪这批货物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过程,因为没有被授权公开发言,这名官员要求匿名。当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发起行动时,这艘船正在离斯里兰卡海岸约几百公里的地方航行。突击队员登上这艘船,没收了船上的货物,然后让船只继续航行。

目前尚不清楚这艘船究竟装载了什么,但该官员称,货物包含可用于民用或制造常规武器的两用部件。此次登船检查发生在近期委内瑞拉近海扣押油轮事件数周之前。

负责该地区军事行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伊朗的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补充可用于袭击以色列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库存。在今年夏天的战争中,伊朗曾试图以数量优势压倒以色列的防空网络,而且很可能会寻求进口零部件,在新的冲突爆发之前制造尽可能多的新武器。

美国正不断加强对两用商品的管控,特别是制造制导武器系统和远程无人机所需的微电子和软件。由于这些部件在非军事领域具有合理用途,许多此类产品很难被明确禁止或禁运。

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美国官员曾试图阻断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运输此类商品。但这种努力从未升级为针对商业航运的军事行动。

日本也有反制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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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星期四宣布,12月12日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六个国家的首届“硅和平”峰会,并签署《硅和平宣言》(Pax Silica Declaration),以确保人工智能所需的硅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本次峰会是在美国牵头下举行的,除了六个签约的国家,还汇聚了来自荷兰、英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说,这些国家拥有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发展的重要企业和投资者。

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硅生产国,也几乎垄断了稀土的生产。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中国也越来越倾向将这些关键的材料武器化。北京10月初宣布加强对稀土的出口管控。

声明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已经形成明确共识:“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值得信赖的技术和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对于国家实力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硅并非稀有金属,硅以化合物的形势存在于地壳表面,占比高达27%,是地壳储量最大的矿物之一,而且分布极广。另一方面,硅的市场地位极重要:90%以上的芯片基于硅,CPU / GPU / 存储 / MCU / 模拟芯片几乎全部是硅,整个 CMOS 工艺体系围绕硅建立。

硅从化合物提炼成不同质量等级的工业硅和多晶硅,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欧美的技术甚至更为先进。那么,中国是如何成为硅的最大生产国,而且高居垄断地位?

其过程和稀土有类似之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下,可以“政治挂帅”,依靠举国之力,有计划地对各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物进行超大规模开发、提炼和环保措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赖私营企业,“利润挂帅”,一旦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势必败下阵来。尤其是硅的提炼,需要消耗大量电力,中国的优势是能够大量供应廉价的电力。

从硅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引出了一个衍生的问题,那就是硅的下游产品晶圆,其中12英寸(300mm)晶圆是芯片制造业的最主要原材料,目前高度集中在以下5家公司:信越化学(日本)、SUMCO(日本)、环球晶圆(台湾)、Siltronic(德国)和SK(韩国)。这五家垄断了90%的晶圆市场,而前三名的占比高达70%。

这种垄断,比中国对稀土金属的垄断更加严重,因为稀土还有很多替代方案,例如废品回收,但12寸晶圆目前没有替代办法,因为 12 寸晶圆不是“知识密集型”,而是“经验密集型”产品,它是几十年的技术和经验结晶。中国不是造不出12寸晶圆,而是至今无法造出质量稳定可靠、能通过严格论证的12英寸晶圆,使芯片制造企业敢于放心采用。

目前中国只能稳定制造8英寸晶圆(200mm),用于汽车等工业用低档芯片。至于先进制程的芯片和高端芯片,必须依赖进口的12英寸晶圆。

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可以用稀土来卡日本的脖子时,不要忘记日本也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杀手锏”,那就是用来制造高档芯片称晶圆,更何况日本除了晶圆,还有光刻胶等晶圆涂料,没有光刻胶,再高级的光刻机也无能为力。

这说明,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这个世界的确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命运共同体”,要想“脱钩”,谈何容易?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何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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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1月7日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引起中方的强烈抗议后,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是高市的国内支持率却似乎居高不下。

最近(11月中下旬至12月初)的主要民调结果如下:

JNN(东京电视台/日经)联合调查:约75-82%,部分调查显示极高的支持率;

Nikkei/TV Tokyo/Sankei/HYomiuri联合调查;多数结果在72-75%之间;

共同社(Kyodo):约69.9%;

NHK/ANN/Manichi等:约在64%–70%区间;

Jiji Press(时事通讯社):约59.9%,最新12月民调显示支持率有所下降。

新首相上台之初的支持率通常都比较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支持率通常会有所下降,但是高市的支持率与今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之初的支持率相比较,除了Jiji的民调显示略有下降外,不同机构的结果差异较大,反映出问卷设计、采样时间与媒体背景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绝大多数近期调查仍显示多数日本民众支持高市内阁。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什么居高不下?

根据网上的分析和评论,主要原因是“安全焦虑”成为日本选民的结构性主导情绪。

日本社会近两年出现明显变化(台湾海峡紧张,朝鲜试射导弹常态化,俄乌战争冲击“和平幻想”等),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的感知,使得大量选民开始优先考虑“强硬、清晰、有准备”的领导人,而不是“协调型”或“模糊型”政治人物。高市早苗强烈、明确、不回避冲突的安全话语,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

在日本保守阵营内部,高市是唯一被广泛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她提供了明确的国家叙事,清晰的敌我区分,和稳定的意识形态锚点。

外交与涉台议题:她的“强硬”反而在国内加分。在日本政治中长期存在一种机制:越被外国(尤其是中国)点名批评的政治人物,越容易在国内被视为“捍卫国家尊严的人”。

高市的涉台言论在中国舆论场被强烈抨击,在日本国内却被解读为:“不向中国低头”,“敢说实话”,“日本终于有硬气领导人”。对日本普通选民来说,这并不等于“要打仗”,而是“态度清楚、不再暧昧”。

高市把“台湾问题”包装成“日本安全问题”,是一个关键。她并非以“意识形态支持台湾”为主,而是反复强调:

台湾有事,即日本的海上通道受威胁;

台湾有事,即冲绳、西南诸岛受影响;

台湾有事,将使日本经济与能源安全受损

这让很多原本对台湾问题无感的日本选民,也开始接受她的逻辑。

政治技巧层面:高市“懂选民,也懂媒体”,她的语言风格简单、强烈、可传播。她的表达特点非常符合现代政治传播:句式短、立场明确、适合被剪成标题,容易在电视与社交媒体传播。对比之下,日本传统政治人物用语暧昧,逻辑复杂,不利于情绪动员,这使得高市在“电视政治”时代占据了优势。

另一方面,中方对日本的反制措施,目前也保持在比较克制的低水平,估计也是顾虑到高调反制可能反而助长了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

短期内,高市可以把日本的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环境”,但是,如果中日矛盾一旦实质升级,使日本经济较大受损,中间选民也会迅速动摇,商界与地方政府会出现反弹,高市的支持率也可能出现“断崖式回落”。这就是目前为什么高市也尽量保持低调,以免激化矛盾。

抗美援朝与所谓中朝友谊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群,编辑无法核实每个历史细节的真实及其列举的档案的存在,但编辑认为,虽然整个叙述有一点文学色彩,但捏造的可能性不大。本站近年最受欢迎的文章为“综述:抗美援朝中国官兵伤亡情况”(点击【这里】查看该文全文),说明读者对抗美援朝如何改变国运的关注。本文发表后,一位读者说,中国是为了自己才入朝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入朝作战是选择,不是非打不可。做出入朝决定后,自然要大讲特讲特讲入朝作战的必要。很多人认为入朝作战得不偿失。为了避免再犯冒进的错误,全面和客观总结入朝作战的得失十分必要。

以下文字里出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每一句引言,都能在今天已经解密的以下档案里找到原件(只标注档号,不做二次演绎):

1950年10月21日,大栗子矿务局灯房会议(俄档С-415/278、军档全宗3-目123-卷7)

彭德怀原话(会议记录):

“如果不统一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各打各的,敌人一个旅就能把我们割成几块。联司必须成立,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有作战命令直接下达。”

金日成原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来援助朝鲜的,不是来取代朝鲜最高司令部的!”

斯大林10月25日致金日成密电(俄解密档):

“指挥权必须交给彭德怀,否则苏联空军明天就停止出动。不要拿朝鲜的命运开玩笑。”

10月27日金日成签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司令部第0002号命令》:

“自即日起,一切在朝作战部队(包括人民军)接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指挥。”

底下亲笔批了八个小字:“暂时如此,保留异议。”

1951年1月7日,汉城北郊破小学校吵架现场(志愿军司令部作战日志原件)

金日成:

“敌人已经溃逃,这正是统一朝鲜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立即向南追击!”

彭德怀:

“我问你,追击拿什么追?第38军现在平均每人只剩17发子弹,第40军棉衣还没到,冻伤减员每天300人!你拿什么统一?”

金日成(拍桌):

“你们中国人就是怕死!”

彭德怀(摔茶缸):

“老子怕死就不会带着几十万人过江!老子怕的是把几十万二十岁的孩子葬送在你那赌徒战略里!”

洪学智当场记录:

“双方领导人情绪极为激烈,警卫人员已将子弹上膛,邓华副司令员和朴一禹大将分别将两人拉开。”

1951年11月17日,安州火车站铁路会议(铁道兵团档案全宗29-目41-卷12)

朝鲜铁道省副相金雄宣读调度新规定:

“凡民用列车、粮食列车、煤炭列车享有绝对优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军列必须无条件让行。”

志愿军铁道兵团司令员李寿轩当场把调度表撕了:

“让行?让几十万人饿死冻死你们负责?!”

会议记录最后一页写着:

“朝方代表5人、志愿军代表6人同时拔出手枪,被警卫人员强行制止。会议中断两小时后继续。”

1952年1月15日,周恩来与金日成锦绣山7小时密谈(周恩来年谱+朝鲜外务省解密档)

周恩来带了三份文件:

1951年10月-12月志愿军因铁路延误冻饿死12647人统计表 

美军轰炸后朝鲜铁路中断天数对照表 

中共中央关于“必须保证志愿军后勤生命线”的决定

金日成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铁路是朝鲜的主权问题,不能完全交给中国。”

最终签署的《中朝铁路军事运输暂行协定》附件里,有一行铅笔小字(周恩来亲笔):

“实际调度仍由朝方掌握,此事留待战后再议。”

1953年3月30日-4月1日,战俘问题上的惊天反目(俄总统档案APRF fond 45, opis 1, delo 348)

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建议以“自愿遣返”原则解决战俘问题》声明

4月1日,金日成给苏斯洛夫的密电(原文):

“中国同志擅自在战俘问题上让步,出卖了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朝鲜党保留彻底重新审查中朝一切协议的权利。”

4月2日,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会议上摔文件:

“如果中国要停战,那就让他们一个人签字!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打下去!”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签字帐篷里的30秒(邓华回忆录+南日口述)

邓华签完字,把笔递给南日。

南日手抖得厉害,钢笔掉在地上,墨水溅了邓华一裤脚。

南日弯腰捡笔时,用中文小声说了句:

“邓华将军,今天的停战线,就是我们两国永远的伤口。”

1955年6月,牡丹峰志愿军烈士陵园被连夜拆碑(朝鲜内务省1955年6月18日机密令)

原碑文: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拆除后新碑文:

“朝鲜人民军烈士永垂不朽”

原大理石牌坊被炸成四块,当天夜里运往价川水库工地做拦水坝石料。

志愿军随军记者拍的最后一张照片里,碑座只剩两个空洞的螺丝孔。

1956年9月30日-10月1日,周恩来“国庆突袭”平壤(外交部解密档第109-00843-01)

9月30日深夜,金日成正在准备抓捕延安派27人名单。

10月1日早晨7:15,周恩来专机(伊尔-14)未事先通报,直接降落顺安机场。

8:40,周恩来在锦绣山官邸门口对金日成说了一句话(米高扬同声传译记录):

“如果你今天敢动一个人,志愿军明天就再过一次鸭绿江。这不是威胁,这是毛泽东主席的原话。”

金日成当场把名单撕了,碎片被风吹到院子里,像一场小雪。

写在最后(用档案里最冷的一句话收尾)

1958年2月19日,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回国那天,彭德怀在丹东火车站对送行的朝鲜联络官朴一禹说:

“老朴啊,仗打完了,兄弟也该散了。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

朴一禹没说话,只敬了一个军礼,眼睛却看着别处。

档案翻到这里,纸页冰凉,像鸭绿江12月的江面。

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原来从签字那天起,就已经结冰了。

WJS:中国若武力攻台,战事将如何展开?

编者按:本文2025年12月10日由《华尔街日报》发表,英文题目和题记为“See How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Could Unfold
–An amphibious assault to conquer the island democracy would be one of the toughest military operations to pull off”。作者为Niharika Mandhana/ Daniel Kiss/ Carl Churchill。本站特撰文供读者参考。

距台湾海岸五英里处,ZTD-05两栖战车在炮火纷飞中从舰船上驶出,在水面上飞驰。车内的中国士兵接到的命令是:抢占海滩,不成功便成仁。

附近,中国的空降部队正遭受损失。他们在黎明前乘坐低空飞行的运-20飞机抵达,意图夺取桃园机场。台湾防御部队击落了数架飞机。已经着陆的伞兵散落在各处,他们正争分夺秒地抢在台湾方面摧毁机场前发起攻击。

这一假设的战斗场景构想了中国攻打台湾的情形,正如军方、决策者和兵棋推演者所做的那样。两栖登陆入侵将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行动之一。而一场全面战争将是极其血腥的,会摧毁全球经济,并改变21世纪的进程。

中国政府是否会试图以武力攻占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是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未知数。紧随其后的第二大未知数是:作为台湾主要防务伙伴的美国将如何回应。

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些问题。热战并非不可避免,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要求军事规划者做好准备,推动了和平时期的快速军事集结。

战争形态

入侵将如何展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台湾如何反击,美国是否干预,以及中国军队在天空、海洋、沙滩和太空的协同作战能力。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西方专家指出,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会用密集的导弹攻击台湾。第二阶段,中国舰船将穿越台湾海峡,两栖部队将尝试在一个或多个海滩登陆。第三阶段,中国军队将突破登陆区,向台北发起地面进攻。

实际上,战争将涉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和反击。中国可以先夺取台湾的小型离岛。中国可以实施封锁,迫使台北方面屈服;也可以切断海底互联网电缆,让该岛陷入数字黑暗,或下令发动毁灭性的网络攻击。






第一阶段:火力打击

中国将发动“联合火力打击”,用导弹猛烈攻击台湾。目标是:通过打击台湾的防御来“软化”台湾,为中国舰船穿越海峡创造更安全的条件,摧毁台湾的战斗意志,并通过强有力的武力展示来劝退美国的干预。

这场行动可能涉及发射数百枚导弹攻击数百个目标,从台湾的防空系统和空军基地,到弹药库、指挥中心和海岸炮兵。这样的闪电战旨在摧毁地面上的战机,炸毁跑道,并使防御方陷入混乱。

轰炸持续多久——几天还是几周——将是中国战争规划者必须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如果这一阶段拉长,可能会给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但如果未能消除台湾方面的关键能力,则可能危及入侵的后续步骤。

中国已大幅增强导弹力量。十年前被提升为独立军种的火箭军拥有3,500枚不同射程的导弹。

  • 不仅仅是火箭军。中国的地面部队、军舰以及像歼-16这样的现代化战斗机都将对台湾进行打击。在2022年的军事演习中,中国军队将PCH191火箭炮运至距台湾85英里的平潭岛。这种在过去十年间开发的火箭炮可以发射不同射程的弹药,包括齐射低成本火箭弹。
  • 火箭军将攻击高难度目标,例如美国制造的爱国者(Patriot)防空系统。美国研究机构CNA的专家德克尔埃弗莱斯(Decker Eveleth)说,火箭军还可能使用像东风-11AZT这样的“地堡炸弹”导弹攻击台湾的地下军事设施。他说,这些弹头不会摧毁深埋的设施,但可以炸塌隧道入口。
  • 火箭军第61基地将是关键角色。该基地旗下的旅驻扎在台湾对面,其规模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
  •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否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这些位于日本和美国领土关岛的基地派出的美国战机能够击沉大量中国舰船,但打击这些基地将立即使世界两大强国陷入正面交战。
  • 如果中国对日本境内的美国目标发动攻击,将同时发射大量导弹。麻省理工学院(MIT)安全研究项目首席研究科学家埃里克赫金博特姆(Eric Heginbotham)说:“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因此导弹防御系统就必须应对来自不同轨迹和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来袭的不同类型导弹。”最先发射的导弹之一将是东风-17。这种导弹配备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在大气层边缘滑翔,并可进行机动,使其更难预测。
  • 赫金博特姆说,火箭军最大的发展趋势是射程的延伸。东风-26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军事力量的枢纽关岛。“其配备的弹头威力惊人,”赫金博特姆说。“精度极高,速度极快,杀伤能力极强。”

第二阶段:渡海和登陆

闪电战之后是两栖攻击。在入侵的这一阶段,中国舰船会被击沉,登陆部队可能在水中被炸毁或在海滩上被消灭,一场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腥战役的战斗可能会上演。

这将如何开始?大量中国兵力和数百万吨的作战装备将通过卡车、火车和飞机运往中国沿海集结区——这可能会让对手有所警觉。

前美国陆军驻北京和香港武官丹尼斯·布拉斯科(Dennis Blasko)说:“如果他们要大干一场——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不干——那将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一些观察解放军的人士已开始怀疑,解放军是否会利用军事演习之名来掩盖这些预警信号。自2022年以来,中国在台湾周边的演习变得复杂得多,也更接近实战。一些专家说,如果这种趋势年复一年地加剧,中国可能会突然转向一次快速、高强度的攻击。

选择合适的登陆点将是棘手问题。

如果中国两栖部队攻打台湾南部,那可能会打得更容易一些,因为台湾的军队集中在台湾北部。但据曾主持兵棋推演模拟此类情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马克·坎西恩(Mark Cancian)说,在那之后,中国将不得不对台北发动一场艰苦的陆上战役,逐河逐岭地推进。

防御方可以炸毁桥梁、炸塌隧道,将敌军困在城市或山区。

从台湾北部攻入能离台北更近,但中国登陆部队将在海滩附近遭遇来自坦克、火炮、地雷等的顽强抵抗。台湾会将其反击集中在撤离海滩的有限通道上,并布设饵雷。


自2017年军事改革以来,中国已经锻造出一支可能会充当先锋的王牌部队。布拉斯科的研究显示,他们是陆军的六个两栖合成旅,总兵力约30,000人,拥有超过2,400辆车。这些部队将乘船渡过海峡,乘坐快速装甲车下水,并成排“游”向目标海滩。

中国还迅速扩建了其海军陆战队,从2017年的两个旅增加到今天的11个旅,这些部队将与陆军协同或独立执行任务。

争议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及其武器能否以所需的数量渡过台湾海峡?

中国海军拥有数十艘两栖舰艇,但不是数百艘。中国并未大规模增加最适合攻台的登陆舰艇的产量,不过作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中国未来可以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大的战舰,这些战舰更适合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投射力量。

尽管如此,这些庞然大物仍将被投入到对台作战中。

为填补“海运”能力的短板,中国军方将依赖一个次要来源:民用船只。例如,通常运载乘客、卡车和货物的滚装渡轮,现在正按照国防标准建造,并与军方一起训练。

美国海军退役情报官、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高级常驻研究员迈克尔·达姆(Michael Dahm)说,这些大型船只有经过改装的坡道,可以下降到水下,让装甲车驶入水中。他说,船尾的坡道可以承受巨浪和重压。

达姆表示,主要的挑战将是扩大规模以应对冲突,届时他们需要在护航军舰的保护下以密集队形行进。

第三阶段: 突围并夺取台北

一次成功的海滩登录可以提供一个立足点。然而,在那之后,需要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可能多达数十万人——跟进,以突破海滩,向纵深推进并夺取台北。他们的装备,如重型主战坦克和满载弹药的卡车、燃料和医疗物资,都无法自行登陆。

最佳入口是港口。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兼职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舒加特(Thomas Shugart)说:“如果他们拿下一个港口,基本上游戏就结束了。”

这是因为中国随后可以调来民用渡轮、甲板货船和其他商用船只。这些船只将装载作战人员和地面战役所需的大量后勤物资。舒加特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海运能力将来自商业船只,其供应几乎是无限的。”

这是台湾的噩梦。为避免这种情况,台湾军队可以破坏其港口,不让它们落入中国之手,或在航道中凿沉船只以阻止进入。

今年,中国沿海出现了另一种能力:可移动码头,可用于直接将货物卸到海滩上,或用于受损的港口。该装置由三艘驳船组成,它们头尾相接停靠在海岸附近。每艘驳船都有可伸缩的支腿,可以插入海床以将船只固定在指定位置。

达姆和舒加特的研究显示,一旦稳定下来,长长的桥梁就会伸出,将一艘驳船与另一艘驳船连接起来,并将第一艘驳船连接到岸边。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2,700英尺长的堤道,渡轮或民用货船可以停靠。坦克、卡车和战术车辆能驶上桥梁,进入台湾,一次可能多达数百辆。不过,这些堤道很容易受到攻击,这意味着它们只有在海滩被控制后才能使用。

如果中国成功让大部队上岸,就会向台北进发,发动一场21世纪的大都市争夺战。

澳大利亚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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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了部长级(外交、国防)磋商会议。澳洲外长黄英贤、防长马尔斯、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卢比奥和防长赫格塞斯出席了会议。

由于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会议谈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大家只能从新闻发布会中获悉一些有关信息。

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对记者说:“澳大利亚是我们唯一一个在过去——尤其是过去四五十年——的每一场战争中都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友,我们对此深表感激。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一个强大的联盟,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 

今年10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美国将“全力推进”美、英、澳三国的AUKUS安全协议(简称“奥库斯”)。 协议包含两大支柱:

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交付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预计将于2030年代交付。这三个伙伴国家还将共同开发一种名为“SSN-AUKUS”的新型平台,预计英国将于2030年代开始使用该平台,澳大利亚将于2040年代开始使用该平台。 

第二支柱是对所有三个伙伴国的工业基地进行大量投资,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即设计和制造军用硬件和物资(包括飞机、舰船、潜艇、导弹、炸弹、弹药、枪支和作战车辆)的私营企业集合,增强三国之间的联合能力和互操作性。

赫格塞斯说:“随着我们全力推进AUKUS项目,我们赞赏澳大利亚即将追加1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扩大美国的潜艇生产能力,我们正在加强AUKUS项目,使其能够为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服务。” 

赫格塞斯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升级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这使得美国轰炸机可以进行更多轮换部署。我们正在升级达尔文的后勤和基础设施,以便更多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能够进行轮换部署,并预先部署MV-22鱼鹰倾转旋翼机。这将在澳大利亚各地建立起新的、更具韧性的后勤网络。” 

他还说:“我们正在深化国防工业基础领域的合作——包括制导武器生产和致命能力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亚制导武器和爆炸物企业两年发展路线图,以及在诸如导弹发射火箭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等领域的开创性合作。我们还在努力实现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的联合生产和联合维护,以及包括Mark 54鱼雷在内的所有空空导弹联合维护合作项目。” 

赫格塞斯特别提到了澳大利亚的稀土项目。澳洲的莱纳斯公司大量开采稀土矿石,经初加工后,运到马来西亚进行进一步提炼。由于稀土金属提炼过程中产生大量污染废料,越来越受到马来西亚当地居民的反对,莱纳斯现在正在澳洲西部建立大规模的稀土提炼工厂(下图),目的是建立完全自主的闭环稀土供应链,这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稀土供应至关重要。

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澳大利亚附近岛屿(尤其南太平洋岛国,包括: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汤加、萨摩亚等)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影响力扩展,成为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政府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各国官方、学界和媒体都普遍认为: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区实施了系统性的“渗透式影响力扩展”,并且范围不断扩大。

最引发警惕的案例是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该群岛被视为最具“准军事渗透”可能性的地点。2022-2024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中,最敏感的是:中国警察长期驻留;中国可协助维稳、训练警方;中国船只可访问所罗门港口。虽然没有公开条文写“可以建立军事基地”,但澳大利亚与美国都判断:一旦中国拥有长期驻军或准驻军地位,将使澳大利亚东海岸暴露在中国军力射程内。

类似的消息和传闻还出现在瓦努阿图、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

澳大利亚对此高度紧张的原因,是南太平洋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前院”,认为南太平洋是其传统势力范围(类似美国的加勒比海),中国的任何军事存在都被视为“战略警报”,一旦中国获得基地或准基地,澳大利亚本土北部将处于侦察与火力覆盖范围,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运可能被牵制,美澳战略纵深将被压缩。因此,中国的每一项投资与接触都会被放大解读。

中方则强调,是应这些岛国邀请而来,在该地区的投资属于 经济合作,安全部署属于 警务合作、不是军事基地,贷款不附政治条件。

南太平洋群岛图: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瓦努阿图(Vanuatu)、斐济(Fiji)、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基里巴斯(Kiribati)、萨摩亚(Samoa)、汤加(Tonga)

如果俾斯麦掌舵华盛顿:他将如何管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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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个性极为强势,但他对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始终保持警惕。他适应形势的能力也异于常人,深知计划总赶不上变化。一旦察觉坚持某种观点或承诺不再符合现实,他会立刻放弃。俾斯麦追求胜利的结果,而非政策的连贯性。他有几个核心目标:一是加强君权以对抗议会,二是巩固普鲁士的权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会采取各种手段,战术灵活多变,通过不断调整策略来与其他列强周旋,堪称现实政治(Realpolitik)大师。如果俾斯麦在现代获得授权,执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并且研读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1],我相信他不会仅选择单一的策略。他将同时运用艾利森提出的所有要素,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及其统治精英内部个别人物和派系的动态。他可能会建议在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上做出让步,从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同时避免在朝鲜半岛引发核危机。

俾斯麦鄙视任何关于德国应为巴尔干半岛自身的利益而关注巴尔干的论调,反复强调尽管德国与奥地利结盟,也不应为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而战。他有一句名言,尽管有多种版本:“整个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他告诫列强不要将命运系于“偷羊贼的激情”之上。在另一场合,他宣告:“整个土耳其,连同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都不值得牺牲一个健康的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生命;更不值得让文明的欧洲陷入一场全面战争。”在柏林会议上,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在此并非为了考虑保加利亚人的福祉,而是为了确保欧洲的和平。”十年后,他告诫列强不要“在上帝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扮演伯里克利”,并补充道:“保加利亚……远非一个重要到足以将整个欧洲——从莫斯科到比利牛斯山,从北海到巴勒莫——卷入一场无人能预见结局的战争的目标。当战争结束时,我们或许都会疑问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战。”

    为了避免列强之间发生战争,他强调必须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巧妙地利用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我们相对于奥匈帝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果奥地利向我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能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背后的逻辑。在奥地利不知情的情况下[2],俾斯麦与俄罗斯就战争爆发时的行为做出了秘密承诺,其核心是:如果奥地利是俄奥冲突中的侵略者,德国将保持中立。1887年,当一些军方人士主张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协助奥地利在巴尔干的行动时,俾斯麦断然拒绝:“他们想激怒我开战,但我渴望和平。发动一场新战争是轻率的,我们不是一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发动战争的海盗国家。预防性战争就像敲开鸡蛋,孵化出来的将会是怪兽。”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他的体系,废除了《再保险条约》,将俄罗斯推向了法国的怀抱,并将德国更紧密地捆绑在奥地利在巴尔干的野心之上。这一系列错误,加上德皇威廉二世令人震惊的虚荣、侵略性和懒惰,在1914年的夏天引发了灾难性的爆发。

    俾斯麦会将核战争的风险与动荡的南海危机以及像朝鲜这种地方的“偷羊贼的激情”联系起来吗?断然不会。我推测俾斯麦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而是会保持沉默——除了暗示中国对金正恩的行为负有明确责任之外——同时可能会泄露一份关于日本发展核武器后果的“秘密”研究报告,以引起中国的警觉。无论责任归咎于谁,如果局势失控,例如由于指挥系统崩溃导致权力落入某个精神错乱或吸毒成瘾的当地指挥官手中,导致朝鲜屠杀数百万本国人民,而美国反过来摧毁朝鲜——谁会认为那是美国的胜利?

    因此,必须避免核危机。不要以可能引发灾难的方式,将美国的命运与台湾或韩国捆绑得太紧密。那么,应该如何规划积极的议程?美国应寻求在具有深远意义和道德力量的领域和中国进行合作。在这些领域,共享的制度可以将两国的未来轨迹在数十年内保持一致。三个显而易见的领域是:1)亚洲的灾害响应(海事合作);2)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情报合作);以及3)外层空间。中国已拥有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其在卫星量子通信网络方面的进展是革命性的,可能比GPS更具变革性。在冷战期间,人类曾登上月球,但美国政客自满的优越感最终扼杀了他们的雄心。与其重拾冷战式的对抗,不如建立伙伴关系。正如杰夫·贝佐斯所阐述并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的那样,人类可以追求的最宏伟的项目之一,就是利用太空资源来减轻地球的负担。能源和人口增长的逻辑表明,地球应该成为一个“居住和轻工业区”,而重工业则应迁移至太空。为这一宏大的人类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本身就将是一项具有巨大道德力量的工作——促进国际友谊,并提供一种宝贵的视角:一个承载生命的蓝色斑点,被无尽冷漠的黑暗所环绕。人们既可以为自己国家的贡献感到自豪,也可以为人类的集体努力感到自豪。

    当然,友好的合作必须设定界限。如果中国将此解读为软弱,并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对其邻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呢?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俾斯麦式或孙子式的回应将是:如果这些行动是由中国内部动态驱动的,那就让它们发生吧,因为这比美国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让中国的邻国相信有必要遏制它。现在试图遏制中国将会失败,而且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会被视为教科书式的帝国侵略行为。但是,如果美国退后一步,明确表示它倾向于合作而非遏制,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始威胁和控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那时才是建立联盟的适当时机,因为只有到那时,美国才拥有道德权威,这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俾斯麦式的方法还需要确保美国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但这一挑战远比昔日俄罗斯构成的挑战巨大。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后,苏联的挑战一度被视为关乎生存的[3]。摆脱修昔底德式的思维需要建立合作的机制和习惯,但这同时也要求确保一个军事化的中国不会将美国视为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数字制造的飞速发展,未来可能很快带来至少与核威胁一样可怕的非核威胁。

    最后,还有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美国领导人经常谈论美国的利益,仿佛它们不言而喻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其他人觉得这很荒谬,甚至令人愤慨。如果美国领导人希望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他们必须发展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谈论中国。有时,杰出的政治领袖会对对手的心理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同理心。这可能源于一种“互补”的能力,一种能同时容纳相互矛盾观点的心理空间。今天的人们在阅读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时常常感到震惊:他直言不讳地对遭受瘟疫打击的雅典人讲话,揭示了极少有民主政治家敢于提及的令人不安的真相:“你们拥有的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的帝国;你们的统治所激起的仇恨使你们处于危险之中……你们的帝国已演变为一种暴政,拥有它或许不公,但放弃它却绝不安全……凡是寻求建立帝国的人,都必须接受被憎恨和怨恨的命运。”同样,俾斯麦对于他人如何看待他、他的盟友或他的国家不抱任何幻想。他宁愿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也不愿与自己阵营中的激进派为伍。当商业利益集团试图推动他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冒险时,他愤怒地告诉英国大使:“那些来自汉堡和吕贝克的无良商人,除了高喊‘打倒那些该死的中国佬!’之外,对中国没有任何政策。他们会打六个月仗,然后强迫中国人求和,周而复始。我相信这些中国人比我们那些可鄙且势利的商人更真诚、更热爱和平。他们不想打仗。我宁愿看着那些商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和法国盟友——下地狱,也不愿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而同意对中国发动战争。”

    今天,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在敦促华盛顿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著名的警告那样,商业利益与军事利益的融合总是危险的。随着市场和技术驱动的工作岗位继续向东转移,无论特朗普做出何种承诺,这种危险只会增加。五角大楼就像当初对待苏联那样,会夸大中国的侵略性以证明其预算的合理性。俾斯麦是个魔鬼,如果当年的某次暗杀企图成功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理解某些基本真理。那些负责制定中国政策的人应该仔细研究他的建议。他们还应该研究1914年的夏天,并反思平的人做出的决定依然与那时几乎如出一辙,尽管今天的危机发生速度快了一千倍,并伴随着一百万倍的破坏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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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2] 尽管当时奥地利是德国的盟友。

[3] 甚至像保罗·萨缪尔森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曾错误地预测苏联经济将超越美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硬法案“和”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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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美国国会公布了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战争部9000亿美元的支出,比白宫的要求高出80亿美元,其中包括给入伍军人加薪4%,扩大反无人机授权,并指示对“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和核现代化计划进行新的投资,以及未来两年向乌克兰提供的8亿美元军事援助等。

法案多次提及中国。据《美国之音》的不完全统计:报告170多次提到“中国”(China)这个词,90多次提“中华人民共和国”(PRC),80多次提到“中国的”(Chinese)。

NDAA是美国国会的产物,是关系美国国防预算的指导性文件,一旦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成为“硬性规定”的法律,而《国家安全战略》(NSS)和《国防战略》(NDS)是白宫和国防部的政策性产物,可以“与时俱进”随时更改,但不能跳出法律的框框。

NSS和NDS高度一致,但NDAA和NSS/NDS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就“对华政策”而言,NDAA比NSS/NDS不仅更为强硬,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强硬。

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不同的总统可以有不同的安全和国防战略,但是NDAA的目的则是锁死美国政府的大方向,不论谁上台当总统,都不得越轨。白宫和国防部作为执行部门,可以制定具体的政策,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是不得超越NDAA所规定的大方向。

如果把美国比喻为一列“火车”,NDAA要求把火车锁定目标后,不管谁当驾驶员,都将之放在自动驾驶模式上,直奔目标,而NSS/NDS是这列火车的驾驶员,虽然和NDAA目标一致,为了避免出轨或意外,必须认真驾驶这列火车,不能放之任之。

换言之,NDAA多少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承担责任,而NSS/NDS则是“现实主义”主导下的务实风格,必须考虑风险管理与后果,并承担责任。

2025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了它的“理想主义”风格:

对华技术与军事实力:要求维持压倒性优势,不容许中国逼近关键领域

对台政策:实质军盟化、武装台湾,要求提供“法律化的安全承诺”

供应链:要求去中国化(尤其军工、关键矿产、信息基础设施)

全球秩序:要求由美国主导、对中国形成可持续压力,不给翻盘空间

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一个独特且日益突出的结构性悖论:国会推动的《国防授权法案》在强硬方向上年年“加码”,试图通过法律将战略竞争锁定为长期而且不可逆的路径;而行政部门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防务战略》则更强调竞争管理、风险控制与避免冲突。这一“硬法案” 和“ 软战略”的双轨互动机制,看似矛盾,却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在制度结构上的深层逻辑。

美国国会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争夺选票,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谁比谁更强硬,谁就可能获得更多选票。

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唯一能彼此攻击又能得分的议题: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反华是跨党派共识,强硬立场几乎无政治成本,温和言论反而会被攻击为“软弱 /亲中”。这就产生:谁更反华 = 谁更爱国 = 谁更值得选票。无上限加码的原因就在于国会议员不需要承担外交失败的后果,而军事冲突成本由行政部门承担,国会只负责做“姿态政治”。

最危险的不是“文件里写啥”,而是“制度如何锁死行动空间”:

台海:NDAA要求不断军售、联合演训、战备计划,而NSS/NDS想维持“战略模糊 + 威慑 + 防冲突”三角。当台海发生突发事件时,行政部门可能被法律逼着往前走,退一步都牵涉“违反国会意志 /出卖盟友”的骂名。

军机 / 军舰在西太频繁接触:NDAA 支持加强航行自由行动、前沿部署,而NSS/NDS 想加“安全沟通热线、意外相遇规则”。

技术 / 供应链战:NDAA 希望“快速彻底断链”,而NSS/NDS 想逐步、可控地“去风险”,而不是一夜脱钩。

综上所述,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简单的鹰派一体,而是立法系统在向“理想化霸权”加速,战略系统则在努力阻止这列火车冲出轨道。

解读美国的“新门罗主义”和对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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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的2025年度《国家安全战略》NSS文件已于今年11月由白宫全文发布,同年度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NDS虽然至今没有对外公布全文,但通过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公开讲话、媒体对该文件的报道和专家的公开讨论,我们已经知道NDS的大概轮廓与核心要点,与NSS基本一致。

比较这两个文件和过去每年发布的同类文件,不难发现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优先事项排序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在“美国第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不同地区对美国自身利益的重要性,新的优先事项排序是:

第一优先:美洲,包括美国自身的国境线

第二优先:中国和印太地区

第三优先:欧洲和中东地区

由于NSS和NDS都把美洲放在第一优先的地位,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再版。

19世纪美国“门罗主义”的背景是美国排斥欧洲国家对美洲事务的干预,抬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虽然后来实际演变成“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但核心思想是欧洲人退出美洲,交换条件是美国人也不干预欧洲事务,在某种意义上暗示或承认“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最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经过多年的忽视,美国将恢复其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我们将利用这一战略保护我们的国土和通往该地区关键地形的通道,我们还将阻止对手在我们的半球部署部队或其他威胁能力。” 他补充说:“过去的几届政府一直宣扬门罗主义已经失效的观点。他们错了。门罗主义仍然有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如果说今天美国21世纪的“新门罗主义”是把美洲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内,排斥中国在美洲的涉入和影响,是否也暗示或承认印太地区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曾经有人把这个世界称为中美国(G2),即整个世界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瓜分势力范围,其它国家则被迫选边站。

这种想法的依据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科技崛起,单极主导 (美国一家独大) 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美国不再能无视中国,而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服从美国主导。

反对这种G2观念的也大有人在。中美两国即便是超级大国,它们的优势不完全对称:美国仍在军事 /安全 /军事同盟网络 /传统盟友关系里占优势;中国在经济、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方面有优势。结构上的不对称 + 互补,使得两者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各据一极,而是形成某种“混合 / 动态”格局。

NSS和NDS所反映的,是美国愿意放弃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美帝亡我之心)观念,转而对中国采取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即既有竞争和对抗,也有合作与伙伴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虽然把中国问题放在第二优先,并不等于美国放弃印太地区,任由中国在印太地区排挤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在该地区是否干预和干预的程度,首先看是否影响美国自身利益和影响程度,即“有限承诺”。

NSS和NDS一致认为,印太地区对美国极为重要 —,既关系全球航运通道 (海上交通线)、供应链与关键资源,也关乎军事、地缘竞争与大国战略平衡。美国对中国的新战略,是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不是退出印太。美国“不寻求羞辱中国”和“接受中国的存在”,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改用务实的方式遏制中国,不再把资源浪费在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上。

美国仍然强调在印太地区维持现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军事上尤其强调“以实力求和平”,要在印太地区维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赫格塞斯在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论坛(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上发表讲话,概述了美国对西半球的新军事重点,要求盟友自力更生,并对中国军队采取了更加和解的态度。

赫格塞斯表示,国防部必须优先考虑“四项关键工作”:保卫美国本土及其所在半球;以实力而非武力威慑中国;加强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责任分担;以及大力发展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关于中国问题,赫格塞斯表示,由于特朗普总统的领导,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他说:“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战争部致力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更广泛的军事沟通,以期减少冲突和缓和局势。这一努力路线基于灵活的现实主义……其目标不是支配,而是力量平衡……这将使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都能在印太地区享受体面的和平,贸易公开公平地进行,我们都能繁荣发展,所有利益都得到尊重。”

他说:“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还补充说,美国将奉行“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军事建设”的政策,同时五角大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军事建设的迅速、强大和全面。”

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指出,国防部长的讲话表明,本届政府正在走向一项承认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的政策——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西半球和整个欧洲。

请注册参加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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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北京宣布卡特中心美中关系高层论坛开幕。自那以后,该论坛先后在亚特兰大、北京和苏州举办了六次。2019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该年1月第七次卡特中心美中关系论坛在卡特中心举行,94岁的卡特总统做主旨演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讲。疫情使得论坛连续几年在线上举行。2024年正值中美建交45周年,卡特中心决定将论坛改名为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当年1月9日,首届吉米·卡特论坛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办。2025年3月22日和23日,第二届吉米·卡特论坛在春暖花开的杭州举行,卡特中心总裁佩吉·亚历山大率团参加了这次会议。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将于2026年1月29日和30日在卡特中心举办。点击【这里】查看更多相关信息。

2019年1月9日,卡特总统在第七次卡特中心美中关系论坛致词后走过讲台。他看到台上这幅画时轻声说,“我那个时候真年轻!”–岳京生摄影

点击【这里】注册参加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

  • 2026年吉米·论坛的主题是“女性与美中关系”
  • 论坛将于1月29日下午在卡特中心开幕,在由两位来自中国的女高音参与演出的音乐会之后,前白宫国安中国事务会高级主任、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贝莎兰(Sarah Beran)将发表主旨演讲,并在卡特中心总裁佩吉·亚历山大(Paige Alexander) 主持下回答听众的问题
  • 之后,论坛发言人和嘉宾将在卡特总统图书馆大厅参加酒会
  • 1月30日上午是“女性与美中关系”的圆桌讨论,主持人是卡特中心和平项目副总裁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
  • 午餐主旨演讲人为著名美国记者和作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 同日下午有两场讨论,第一场讨论的主题是“美中妇女对国际关系和美中交往的认知”
  • 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美中妇女在本国面临的挑战”

2025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在杭州举行,协办机构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26年吉米·卡特美中关系论坛注意事项和酒店预定

  • 论坛的音乐会、主旨演讲、圆桌会议和分场讨论全部免费
  • 1月29日的酒会只有论坛特邀嘉宾、发言人和赞助人可以参加,最低赞助为200美元;酒会名额有限(150人)
  • 1月30日午餐需要交付餐费
  • 如有任何问题,可以给刘亚伟(Yawei Liu)或翟乐南(Nick Zeller)发邮件,他们的邮件地址分别为yawei.liu@cartercenter.org和nick.zeller@cartercenter.org
  • 论坛酒店为万怡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Atlanta Decatur Downtown/Emory),论坛特价为每晚172美元(不含税),凡在1月28日、29日和30日需要住宿的嘉宾,请点击【这里】预定房间。房间数量有限,请抓紧预定

专访周文星:未来三五年台海政策走向 战争是否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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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特聘研究员周文星博士的专访。周文星教授即将出版一本聚焦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变化的英文学术专著,书名为Explaining Taiwan’s Chinese Mainland Policy Change: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erspective(中文名称为《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陆政策变迁》)。他在此次访谈中围绕未来三到五年台海政策的走向、两岸统一的前景与战争是否必然等核心议题发表了深入见解。

您最近要出版一本英文版著作,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变化。您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两点启示是什么?

周文星:这本英文专著名为Explaining Taiwan’s Chinese Mainland Policy Change: A Punctuated Equilibrium Perspective(中文名称为《间断均衡理论视角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大陆政策变迁》),是我2020年11月入职南京大学以来出版的第一部英文学术专著。该书即将由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在2026年1月全球发行,目前该书已得到谷歌图书、亚马逊等主流平台的推荐,并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等主要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在线书店都处于预售状态。

如书名所示,这本专著聚焦于分析台湾地区的中国大陆政策(即台海政策或两岸关系政策)变迁。任何政策都是在内外等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持续互动、调整而成型的。台湾当局在制定和调整有关台湾定位、两岸关系等涉及大陆事务的政策过程中,离不开与大陆的互动,大陆的对台政策自然是关键互动对象。因此,我在书中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及其演变也多有着墨。

总体来看,这是一本既有学理探讨,也兼有政策分析的著作,不同读者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启示。我是学术工作者,更是一名中国公民,以下两点启示供大家参考。

一是台湾问题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想象的都要更复杂、敏感、危险。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的结果,但由于美国基于其狭隘的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力度持续干涉台海事务,导致该问题延宕至今。美国等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干涉,势必引发中方的有力反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中美关系剑拔弩张,正如1996年和2022年台海危机所呈现的那样。要消除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一“导火索”(flashpoint),美国必须停止干涉台湾问题。中国有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台湾问题必须交由两岸的中国人民自己协商解决,任何外部干涉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危险性。

二是台湾问题的出路是注定了的,那就是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尽管我指出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危险性,但其出路却是注定了的。台湾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弱乱的表现和结果。在75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持续攀升,中华民族正以大步伐迈上伟大复兴的征途,台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两岸必将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外开明人士对此其实早有共识。

中国有专家提到维持现状并不是中国大陆的最终目标,中国的最终目标是统一。而目前来看,台湾方面同意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必有一战?

周文星:对中国大陆来说,维持现状只是手段或短期目标,谋求国家的最终统一才是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我在上面提到了台湾问题的出路就是与大陆的统一,但这取决于对诸多因素的研判,因此,有关两岸统一的具体方式(即一般所说的“和平”和“非和平”方式)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好回答,更不可能让各方满意。

但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首先要追问:台湾方面对和平统一日益降低的接受度,和两岸发生战争的必然性,两者存在相关性吗?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例如,战争是因何种原因而起、由哪一方引发?《反分裂国家法》中阐述了“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您提到“和平统一的希望越来越小”,是否小到构成了上述法律中有关“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的情形?

又如,考虑到美国外交政策中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如果中国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完全赶超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导致美国不得不彻底退出台海事务,原本和平统一意愿日益降低的台湾方面是否会“回心转意”?

当然,回答上述问题还取决于您说的“台湾方面”到底指哪些群体?是台湾执政当局、反对势力,还是社团组织、普通民众?中国国民党虽然日益演变为一个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政党,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家统一的追求。民意如流水,岛内民众对台湾未来的设想也是动态变化的。就这一点而言,大陆过去几年力推的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果让您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台海政策走向,您认为最可能的三种情景是什么?每种情景下的关键触发因素为何?

周文星:在这本专著中,我综合运用战略三角模型、双层博弈理论等概念,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和预测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制定及其演变的理论框架。简单来讲,台湾当局作为连接岛内外行为体的“中介”(intermediate agent):它在岛内与反对党争夺民意的支持,三者构成了岛内的三角结构;同时它也在岛外与中国大陆争夺美国的支持,三者又构成了岛外的三角结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正是由这两个三角结构所共同形塑。

根据这个框架,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情景剧阵(scenario matrix)有四个,即民进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合作大于竞争时的“受限的象征性举措”(Constrained Symbolism),民进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竞争大于合作时的“大胆的自主政策”(Assertive Autonomy), 国民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合作大于竞争时的“稳定的接触政策”(Stable Engagement),国民党争夺民意处于有利位置、中美竞争大于合作时的“软性的制衡政策”(Fragile Balancing)。

在书中,我结合上述理论框架,试对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剩余三年的大陆政策进行了研判。未来三年台湾的大陆政策很可能在“受限的象征性举措”和“大胆的自主政策”之间摇摆。

在惯于运用“抗中保台”思维的民进党当局看来,强调所谓“主权”“民主”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价值观,并采取包括正名、“价值观外交”等具有象征性的挑衅性举措,是台湾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特朗普当局的理性之举。然而,如果中美战略竞争一旦突破目前特朗普仍然看重的稳定局势,台湾当局很可能采取更加冒进的大陆政策,加强与因制衡大陆而狂打“台湾牌”的特朗普当局的政策契合度,那么,台湾大陆政策将更加大胆,具有更强的自主倾向。

可见,上述两种情景的关键触发因素是中美竞合程度,准确来说,主要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处理对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以及中国大陆的应对方式。当然,这个理论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岛内另一个重要行为体的作用,即在野党等反对势力对民进党当局的掣肘。新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快速抢占被民进党当局垄断的大陆政策话语,可能影响对于岛内三角的平衡,进而削弱赖清德当局的政策执行力。台湾“立法院”席位三党不过半,呼之欲出的“蓝白合”对民进党当局也是一个制衡因素。

您的研究关注美国智库在涉台议题上的关注。请问智库如何影响美国政府或国会的涉台立法与政策?它们的主要运作路径是什么? 

周文星:是的,美国拥有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智库群体,尤其是在包括涉台议题的对华政策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因此是我研究美国的主要对象之一。

囿于篇幅,我并没有在这本英文专著中分析美国智库。不过,我近年来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智库在涉台议题上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国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发表在《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2期)、《情报杂志》(2023年第2期)和《台湾研究》(2023年第4期)上的论文。

在《闽台关系研究》上刊发的论文“美国保守派智库对美涉台政策的介入与走向——基于特朗普时期的研究”,以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为代表的三家保守派智库为个案,分析了它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涉台政策过程中的具体行为与逻辑。我提出了保守派智库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的“六阶段说”,即议题发起、议题强化、政策成型、政策出台、政策助推、政策反馈。这六个阶段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但共同构成了影响美国政府涉台政策的有机循环体系。

例如,某个智库专家发起涉台议题或概念后,其所在智库或同类智库会积极跟踪并推进该议题,如公开会议场合强调议题主张、通过与其他类型智库或高校共同发表政策报告等,经大众媒体、政府官员或其他政策机构等平台转发后,该议题就得到了强化。此时智库往往会趁热打铁,邀请美台现任官员前来智库演讲,或智库研究人员赴国会作证、向行政官员提供咨询,或赴台访问、与美台政策制定者直接沟通,以匹配双方政策需求,将议题转化为政策举措。

当然,其他类型的智库,如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内的偏自由派智库,和包括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内的偏中间派智库,影响美国政府涉台政策的机制也大同小异。就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的影响路径或渠道而言,上述六个阶段都有所涉及。

您在研究中提到“台湾问题国际化”是近几年台海形势复杂化的重要因素。您能具体说明“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其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周文星: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Taiwan question),指的是台湾问题在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尤其是在美国的助推下变得日益“国际化”的一种趋势。我们在《台湾研究集刊》(2025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辨析,认为它应该包括台湾的“国际存在”和台湾问题的“国际处置”两方面。

台湾的“国际存在”,指涉台湾当局为了凸显其所谓“国际存在”,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默许和支持下持续深化其“国际参与”、拓展其“国际空间”。而台湾问题的“国际处置”,则指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政治声明、政策立法、军事勾连等方式,企图增加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通过成本强加的方式阻止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最终统一。

尽管台湾问题“国际化”并非新鲜事,但却因拜登政府以空前力度大打“台湾牌”而成为一个热点议题。不过,随着特朗普总统自2025年1月开启其第二任期,台湾问题“国际化”也随之出现了我所说的“降速态势”。我们在最新一期《闽台关系研究》(2025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专门讨论。

就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分析来看,美方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有五个方面,包括话语“合法性”塑造、政策立法支持、盟伴体系支撑、稳固台当局“邦交”、多元议题拓展。正如我们在过去10多个月所看到的,特朗普政府在多个方面,尤其在盟伴体系支撑方面,在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松动。

基于我们的研究,美方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具有多重动因,既有强化美国同盟管理、配合民进党当局“亲美抗中”议程的短期考量,也有旨在服务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霸权护持的中长期规划。

美国的主流观点是保护台湾并不是在插手中国事务,而是在保护一个实力较小的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民主国家。这和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很不相同的,您如何说服美国公众中国的立场也有合理之处?

周文星: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您所说的“主流”做个明确的界定。它是指涉人数更多的群体,还是声音更洪亮的少数人群?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没那么恰当的类比问题是:一个领导人在某次选举中的胜利,一定意味着他/她代表或赢得了主流群体的认可了吗?选举投票当日,也许沉默的大多数足不出户,仅少数选民中的相对多数投票支持这位领导人,但这位当选的领导人,极有可能会在胜选后公开宣称他/她获得了“主流”的支持。显然,实际情况与这种宣称大相径庭。

根据我近年来对美国涉台议题的密切观察和研究,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主流”存在。如果有“主流”,那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把控政策资源、决定政策走向的少数人,不代表人口数量占优的美国普通公众。

也许有人会援引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等机构的民调数据,认为越来越多受访者对美国支持军事援助或协防台湾的支持代表了美国的“主流”看法。但在这些受访者中,有多少人去过台湾或对两岸关系有基本了解?有人曾在美国街头做过采访,多数受访者都无法准确告知台湾的地理位置。事实上,主张积极干涉台海事务的多数美国国会议员(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成员除外)都不一定了解台湾,更遑论普通美国民众?

的确,美国人自诩是“山巅之城”的“上帝选民”,他们向来都有支持“弱势者”(underdog)的明显倾向。这在美国的涉台政策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即通过持续对台军售、政治支持等方式,提升台湾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而且随着大陆压力的增强,近年来美国也相应地提升对台湾的多方面支持。

这种行为倾向看似深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的影响。然而,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深知,所谓道德观不过是美方干涉台湾问题的借口罢了。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问中国,到卡特与中国正式建交,美国两党政府明确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会也不可能会有所谓的“国家”地位问题。

然而,美方的这种政策认知与立场却因为冷战的突然终结而出现混乱和倒退。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美国战略界开始出现各种奇谈怪论,不时有保守派智库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协防台湾论”,国会中也时而出现所谓主张美台“复交”的立法提案。如果采取长时段历史视角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台议题,可以发现一条暗藏其中的战略主线,即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所谓道德或价值观不过是美国掩盖那条战略主线的“遮羞布”。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客正加紧打“台湾牌”,连台湾在哪都不了解的普通公众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的反复宣传和渲染下,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台湾”对抗“威权中国(大陆)”。在这种充满结构性矛盾和对立的中美双边关系中,要说服美国公众理解中国涉台立场的合理性何其艰难!常言“国之亲在于民相交”,鼓励和支持更多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普通民众来华学习、旅游,进而了解中国、熟悉中国,也许在这过程中接触和了解台湾问题,或是有限选项中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中美两国,有哪些务实、可操作的沟通渠道或危机管控机制,能在紧张时刻降低台海冲突风险?

周文星: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在过去建立了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与危机管控机制,但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执政并将推行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拜登执政时期不仅没有恢复被共和党政府破坏的沟通渠道和危机管控机制,反而因为新冠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升级等挑战的叠加作用,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乏善可陈,甚至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第一位没有在任内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就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来看,中美两国高层的战略沟通,尤其是两国元首之间的热线和会晤,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韩国釜山的会晤,以及11月24日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台湾问题在两次沟通中都是重要甚至核心议题,充分体现了中美元首战略引领在两国关系发展处于不确定性时期的关键作用,这在紧张时刻应当有助于降低台海冲突风险,避免两国迎头相撞。

但在更理想的状态下,随着中美互动频率增加,两国逐渐步入战略稳定期,多层次务实、可操作的沟通渠道与危机管控机制随之恢复或设立,才是大国应有的胸怀和智慧。当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须认清两岸同属一中、两岸终将统一的客观事实,否则中美将在实现战略稳定前难免陷入周期性的危机,这不利于两国关系互信的建构和对全球挑战的解决,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