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昆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 9月25日在昆西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两份重磅报告。一份报告解释了为什么台湾应被视为美国一项重要但非至关重要的利益，因此，不足以证明为之与中国开战是合理的。第二份报告详细阐述了美国政策的主要特征，该政策旨在过渡到一种美国立场，即能够在排除中美之间发生此类战争可能性的同时，支持台湾并创造一个更稳定的西太平洋环境。第一份报告的名称是《台湾是重要但非至关重要的利益》，第二份报告的名称是《超越战略模糊：在不承诺战争的情况下支持台湾》。作者授权中美印象网站发表精简版的中文翻译。
执行摘要
本系列首份简报论证，台湾并非足以使中美陷入战争的关键核心利益。而本第二份简报旨在阐述华盛顿如何在从“战略模糊”过渡至“战略清晰”的过程中，依然有效威慑北京对台北的胁迫，同时排除美国为防卫台湾而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本简报建议，美国在短期至中期内应继续维持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同时为未来可能的“非干预主义”政策转型做好必要准备。具体措施包括：
- 华盛顿明确声明反对台北以任何单边行动追求法理独立；
- 重振日渐弱化的“一个中国”政策；
- 重申美国对日本与韩国的安全承诺；
- 增强台湾及周边条约盟友的自卫能力；
- 鼓励并支持日本国内主张缓和中日紧张关系、致力于促进中日及中美合作的人士；
- 启动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战略对话；
- 扩大与台湾企业间的互利贸易、投资与技术交流，并推动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海外布局。
在上述准备工作逐步完成后，美国总统应明确宣布：美国不会为保卫台湾而与中国开战，但将以其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台湾，并促进有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积极发展。
这一政策转向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军事与政治趋势正在削弱美国既有的威慑能力和对华再保证，从而反而增加了冲突风险。“一个中国”政策持续弱化，台湾社会日益拒绝与中国建立任何政治联系，而中国则愈发依赖军事展示，这削弱了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承诺的可信度。更广泛而言，中美关系整体恶化的趋势未见扭转。在这种背景下，延续现有的“战略模糊”政策已变得愈发危险，与美国的根本利益不符。
实现这一政策转型所需的准备过程，要求高度的外交技巧、持续的战略关注，以及相当长的时间。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影响力削弱，加之特朗普总统任内决策机构间协调机制几近崩溃，这些所需能力目前可能相对匮乏。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在任内纠正这一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极不可能以武力统一台湾来回应此处提出的战略路线。因为北京清楚地认识到动武风险极高（某些方面甚至在上升），且此种政策调整反而可能增强其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
准备期：政策的连续性与强化的保证
在当前条件下，任何仓促或未经充分准备的美国行动，若意在终结美国对台湾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势必在华盛顿内部以及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引发强烈的警觉与政治反弹。事实上，由于多重因素，美国长期以来普遍将军事威慑视为维系台海稳定的几乎唯一手段。这些因素包括：美国数十年来有意保留“介入保卫台湾”的可能性的战略模糊政策；华盛顿对其“一个中国”政策的不断侵蚀；以及中国近年来一系列削弱其和平统一承诺可信度的军事与政治举动。
在此背景下，美国若突然调整既有立场，可能会动摇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从而削弱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同盟体系与合作网络。与此同时，北京可能误判此举为华盛顿显著削弱在亚洲的战略承诺与存在，从而采取一系列具有破坏性的应对行动。
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广泛磋商，并针对盟友、伙伴、台湾及中国采取一系列具体的威慑与再保证措施，以防范上述风险。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与耐心，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中短期的准备阶段，美国维持现有的战略模糊立场及其配套的政治保证仍属合理。换言之，华盛顿在未来若干年内，应继续保持并适度强化其对台政策的核心要素，同时通过政治、军事、外交与经济层面的协同行动，逐步减少或化解外界对美国最终放弃军事干预可能带来的不利反应。
这一阶段的关键目标，是在维持台海稳定与威慑中国冒进之间取得平衡，为未来政策的有序转型奠定基础。
为什么不干预会降低中国攻击的可能性
本简报所主张的政策路径之所以可行且更具可取性，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一准备阶段，中国以武力挑战美国威慑、攻打台湾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这主要出于两方面考量：
第一，动武风险与成本极高；
第二，北京并无迫切的时间压力。
一些观察人士曾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刺激中国考虑对台动武，但俄罗斯的困境与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反而让北京清醒地认识到，以武力吞并台湾的代价与难度远超预期。
此外，多次台海冲突兵棋推演以及对中、美、日三国军事力量的比较分析均显示，北京若在短期或中期内诉诸武力，极有可能遭遇失败。尽管北京认为华盛顿的政策行为促成了这一局面，但客观结果仍不容忽视。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便台北与华盛顿没有采取任何明显的挑衅行动，北京或许仍会认定和平统一的窗口正在关闭，因而决定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另一些观察家则推测，中国设有统一的“时间表”，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希望在任期内完成统一，以巩固其历史地位。
然而，目前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北京认为统一台湾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习近平迄今唯一一次明确提及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愿景下——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习近平曾多次指出，届时完成民族复兴应包括“解决台湾问题”。但他与其他中国高层官员也一再强调，2049年并非统一的硬性期限。与许多政治宣示相似，北京所谓的“统一期限”更可能是面向国内的政治表态，用以展示决心与领导力。
从实际政策来看，北京对台湾采取的军事、经济与外交压力虽持续加大，但更体现出一种“战略耐心与灵活性”的长期方针，意在通过渐进式施压促使台北重启政治谈判，并同时威慑华盛顿避免军事介入，而非立即诉诸武力。
因此，在美国准备过渡至非干预主义政策期间，华盛顿维持现有的军事威慑能力（作为战略模糊的一部分）是合理的，以免引发盟友的不安或误判。然而，如果在此期间，北京在没有明显挑衅的情况下突然对台动武，以图一举解决台湾问题，该如何应对？
虽然这种情形的概率不高，但在战略模糊框架下，美国极可能因此卷入直接军事干预，介入保卫台湾。若此时未做好充分准备而选择不干预，美国将被视为缺乏意志、损害与条约盟友的信誉，并被批评为“背弃台湾”。
由此，美国将面临两种根本利益的冲突：一方面是维护美国作为安全伙伴的信誉，另一方面是避免为非核心利益与中国开战的必要。但由于美国领导层目前并未明确承认台湾不属于“至关重要的利益”，他们往往忽视这种潜在冲突，而是倾向于将维护信誉与捍卫民主友邦视为唯一重要目标，从而可能选择军事介入——这是错误的战略判断。
总体而言，即使美国在政策过渡准备上尚未完全就绪，与中国因台湾问题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仍远远超过美国在选择不干预后可能遭受的声誉损失。
在没有中国对台动武的前提下，维持战略模糊作为安抚盟友的临时手段固然必要，但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避免与北京爆发战争，始终最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削弱了再保证、重新接触与合作的政治动机
在政治层面，华盛顿为削弱北京对台湾动武动机所作的努力正在失效，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一个中国”政策作为安抚北京的基石，其可信度已被大大削弱。美国政府及众多鹰派安全顾问愈发倾向于公开支持台湾，使得北京深疑华盛顿是否仍愿意接受哪怕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笔者近年来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以及中国官员的公开表态均显示，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真正目标是无限期维持两岸分离，并阻止任何通向统一的政治或其他努力。
与此同时，台湾的政治演变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忧虑。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拒绝与大陆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而倾向于维持他们所认知的“事实独立”现状。北京视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推动渐进式“去中国化”与寻求国际承认为主权国家的举动为严重挑衅，而华盛顿对此几乎未作劝阻。作为回应，中国显著加大了对台军事威慑，在岛屿周边展开系列演训与部署，并频繁进行两栖登陆演练，试图以此向台北与华盛顿传递警告信号。
所有这些发展都发生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两国政治领导层普遍将对方视为事实上的对手，甚至潜在的敌人，均认为自己已深陷长期战略竞争之中。特朗普任内，尽管他时而对习近平表示善意，这一趋势仍在强化。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及行政部门内部鹰派势力的崛起，使双边关系更趋紧张。国会中亦充斥着敌对性言论，而中国方面的官方表述则愈发尖锐，对华盛顿的政策与意图展开强烈批评。
这些因素表明，无限期维持现行“战略模糊”政策的风险正急剧上升。这一政策已无法准确反映美国在避免卷入台海战争方面的利益评估。随着军事与政治态势的演变，以及台湾危机的升级潜势加大，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战略模糊”若继续执行，可能导致误判与冲突，而应在条件成熟后，转向一种能明确排除中美因台湾问题而陷入战争可能性的“战略清晰”政策。
迈向非干预主义政策
如前所述，迈向非干预主义的美国政策，旨在降低盟友的焦虑，劝阻北京与台北采取冒进行动，并推动台湾尽可能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与社会韧性。此举不仅能减少中美爆发战争的风险，还可能激励两岸采取有助于缓解台海紧张、重新开启政治对话的举措。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这一政策转型？答案并无定论，其进程将取决于美国政治领导层、盟友与伙伴对政策调整的接受程度，以及北京在此期间展现的克制。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将面临强烈的国内阻力，包括来自国会、国防界及战略界的政治反对。为减轻初期阻力，本文建议在早期阶段不宜公开宣布“非干预”立场，而应先着力于强化台湾及周边盟友（尤其是日本）的自卫能力与信心。此举将有助于确保区域安全，提升各方在防止台海冲突中的作用，并增强它们在缓和中美竞争方面的自主性。与此同时，美国还应着手实施前文所述的针对北京的非军事威慑与再保证措施。在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前，华盛顿应避免明确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日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部分日本防务分析人士与政界人士正推动更强硬的对华立场，主张将台湾安全与日本安全直接挂钩，甚至支持向美国提供超越自卫范畴的军事援助。若这些主张成为官方政策，将严重削弱美国对非干预主义政策的支持。因此，美国必须努力削弱这些鹰派观点的影响，向日本社会与决策层传达：非干预主义转型有助于显著降低台海冲突风险，而当前政策趋势不仅未能有效威慑中国，反而在提升战争概率。同时，美国应积极支持日本国内倡导缓和中日紧张、推动合作关系的力量。前述再保证与威慑性举措将成为推进这一目标的重要助力。
至于完成上述准备并以最低风险实现政策转型所需的时间，目前难以准确估算。这一过程需要坚强的政治意志、精密的外交手腕，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发布高度可信的声明与行动。准备不足将导致仓促转变，损害美国的信誉与道义地位。然而，若无法顺利转向非干预主义，或选择无期限维持现有战略模糊，则几乎可以肯定，未来的风险与代价将更加严峻。
这能在特朗普任内实现吗？
遗憾的是，第二届特朗普政府迄今尚未展现出执行此类复杂过渡所需的政策连贯性与外交能力。迈向非干预主义的转变，需要持续、细致、并富有层次的外交与安全操作，以同时安抚盟友、威慑北京并避免刺激对方，还需在北京与台北间保持适度沟通。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政策迄今缺乏系统性与一致性。相反，其以关税威胁盟友、强迫其增加国防支出、甚至要求明确表态对台立场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既削弱了盟友信任，也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尽管地区威慑结构与盟友间的安全合作仍基本维持，但“华盛顿不可预测、甚至不可靠”的形象正在加深。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并为政策转型奠定基础。政府内部至少有一位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台湾并非美国值得为之冒与中国爆发大战风险的核心利益。若此观点能在政策层面获得贯彻，并辅以实际的战略准备，那么在未来三年内启动过渡进程，将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然而，若现政府仍无法确立清晰而连贯的印太政策方向，那么任何实质性的非干预政策转型（若发生），恐怕都将不得不留待下届政府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