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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钢:美国才是什么世界麻烦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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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盛钢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上任不久在接受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台(MSNBC)采访时说:毫无疑问,中国是对美国的最严重挑战。他表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还有合作的一面。布林肯说,美国和中国打交道,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优势和实力地位,那就是美国拥有强大的同盟国关系,这种优势是中国所没有的。那么,与之相对,中国外交的强项又是什么呢?

美国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对于中美关系曾经这样分析到: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慌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加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由此等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同样如果美国坚持以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强项对抗中国的经济与和平外交强项,对中国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布林肯在采访中还说,美国必须拥有足以威慑中国的军事力量。那么,美国以其政治与军事之道遏制中国经贸与和平外交是否是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了呢?或者说是玩错了游戏?因为目前亚洲的重大战略游戏不是军事游戏而是经济游戏。另外,美国建立新的反华联盟是否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因而注定会失败?

显而易见,美国又回来了,但是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美国也不是原来的美国;中国也不是原来的中国。目前是美国社会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分化的时代,经济结构问题令美国中产缩小,导致民粹主义抬头,两党政治对立恶化。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内部问题的“牺牲品”,而拜登是个弱势总统,改变现状的能力有限。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及其团队在上任前后多次表明,有意重振核心联盟体系。但有学者研判,日本和德国在特朗普“退群”后都争取在外交上变得更加独立。因此,美国很难回到美苏冷战时期那样,要利用共同盟友对付中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未来世界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而中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单边开放避免冷战。战狼外交对中国没有好处。反之,中国开放的潜力和巨大市场才是其强项。在一些领域,就算美国封锁中国,中国还是会保持开放。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只要中国还是开放,两个经济体之间就不会完全脱钩。

但是,如果美国执意要不断地搞事,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甚至“胁迫”其盟友采取群狼式战术,不断围攻中国,中国应该怎么办呢?冷战同盟不可能重启是否是严重的误判?如果中美冲突进一步恶化,中国单方面推进全球化还有可能吗?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也许只有美国最想回到冷战。因为回到冷战,美国就能打乱现有的全球产业链与国际分工体系;回到冷战,资本与产业就会回流美国;回到冷战,就能形成世界打仗,美国发财的模式;回到冷战,美国就能再次伟大。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不是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安内必先攘外。

30年前,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而市场化与民主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不错,全球化确实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西方化。

那么,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已故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努尔·沃伦斯坦曾经写到:我相信美国不是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制造者,但是我相信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对此,他指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冷战。可以说,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冷战,就没有美国的所谓伟大。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成为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受益者,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在成为世界麻烦的制造者。(作者简介: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来源时间:2021/11/17   发布时间: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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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与身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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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剑  来源:中美印象

【导读:本文以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为中心线索,将晚近四十年划分为三个年代: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的身份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是学术的年代,以学术性和知识性建构为主,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新世纪以来是主义的年代,思想和学术之争,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争,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本文首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9年六月号(总第173期)。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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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投降还是沉默?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构成了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否能够秉持独立的自由的处世状态从根本上决定着思想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时代如何构成知识分子的思想前提和约束条件,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约束条件下脱颖而出,就不能不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

 

2018年年底,北京一个以“重新省视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探讨会,因应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和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重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三次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1]与会专家基于他们各自的理念和知识背景,展开论述了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不同看法。对笔者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两位专家分别谈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所讲述的何兹全先生,一个是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所讲述的陈寅恪先生。何陈两位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思想状态亦是不一样。在听了郑师渠教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笔者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郑师渠教授用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何先生自己的话,他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原来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笔者认为,“投降”这个概念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和他们当时的感受以及遭遇。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人[2]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个别的,至少笔者在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比如说笔者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他们都是在解放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笔者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她的父亲的学术著述,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是从国统区进入到中共建政的时代,他们的智慧和学术的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掉了。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人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先生,他在解放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他们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朱光潜先生解放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他的情况相似的是贺麟先生,贺先生在“解放前”治西学和中学都有极大的建树,但一旦进入了“解放后”,他除了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其他领域的思想创作一概停顿下来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曹禺、茅盾、巴金、沈从文这些民国期间的文学大师,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几乎在小说创作上不著一字。老舍还在写,他在1950年写了《龙须沟》,演出时钟惦棐去看,他把钟拉倒一边说:你来看这戏干嘛!他可能是因为写了这个戏而自惭形秽。当然,还有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罗稷南之问”——1957年,中国大规模“反右”前夜,毛在上海召集一个小型聚会,罗应邀参加,席间罗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非常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3]毛的这个回答语惊四座,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言论环境。在毛的时代,知识分子只有这两种命运:要么是选择投降,要么是选择沉默,如果选择抵抗,那只能是在牢狱里度过余生。

 

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抵抗,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在毛的时代,很少有学者选择了沉默。谢泳教授讲到的陈寅恪先生,是中共建政之后另一类知识人,确切地说,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数几个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抵制当时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学者。陈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的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是值得不断地去挖掘,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式的“抵抗”可能也是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对于何兹全和陈寅恪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的命运,在过去了40年之后,史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包括投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是对知识人最高的道德肯定或奖赏。改革开放40年了,加上前面的近30年,在历史反复比较的时间之流中,作为史家应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在上述两个知识人的命运中得出一个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民国时代大师涌现,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在进入中共建政时期以后,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他们都自愿选择“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施加于知识人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制,是不是犹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克引用一个阿拉伯谚语所说——人像自己的时代,有甚于像他的父亲?知识人的思想生产或供给只能被时代所定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创造有无可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身份转换和命运时,不能也无法回避知识生产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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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回天,无力杀贼:思想与实践的断裂

 

2014年,笔者受邀在日本明治大学作了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有心回天,无力杀贼》,这个略显标题党的说法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受刑时,谭嗣同所发出的一个无奈的感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最后导致晚清王朝覆亡,这是晚清士人“无力回天”的一个自然结果,改革对一个腐朽的王朝已无济于事。自晚清终结之后,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心回天”。所谓“回天”的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价值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希望通过“回天”来彻底改变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然而,中国知识人徒有回天之心,却没有杀贼之力。这里所说的杀贼,并不是要求知识人上战场去打仗杀人,而是说知识人必须要有现实做功的能力,能够致力于将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并通过政治实践来安排政治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构成了笔者观察中国思想界的一条基本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来观察中国知识人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变迁,从知识人的身份转换来看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4]

 

在此,有必要看一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验。中日两国是差不多同时进入近代转型时期,都是因应于西方国家从典章制度到“船坚炮利”的巨大挑战,由此迫使从国家统治者到知识人形成共同的危机意识和改革意识。日本明治维新终结幕府统治、实行“大政奉还”和确立削藩置县之新的国家体制之后,即以“五条誓文”作为立国之策: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规划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诉求——宪制建设、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文明开化。而文明开化的事业则主要是由知识人所开创,首当其冲者莫过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由《文明论》奠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日本制度转型的经验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是比较好地解决了从“回天”到“杀贼”的转化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从知识人的思想供给到思想动员,再从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然后通过政治动员到政治实践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条线索是一以贯之的,知识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到中国语境,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在从思想到实践再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发展序列中,只能完成从思想供给、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无法真正进入到政治实践层面。康有为主导戊戌维新,推动士人“公车上书”,以光绪皇帝的改革意志为动力,试图将今文经学再次转化为帝国内部改制更化的政治实践。而皇帝的行动不可不谓勇猛决绝,百日里连下132道圣旨,可惜,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维新派功败垂成,“六君子”血祭轩辕,康梁亡命日本。这是中国知识人在近代政治转型中思想和实践断裂的第一波。知识人问政的第二波当属梁启超主张“新民”说,该学说在民国初年如狂飙突进,势如破竹,横扫政坛,其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鼓动开启“二次革命”,为终结袁世凯复辟称帝立下不世之功。然而,梁启超的笔下风云也仅仅持续不过两年时间便烟消云散,武夫当国,军阀崛起,议会共和被各路政客弃之如敝履,文人骚客只能在妓馆酒肆仰观城头变幻大王旗。

 

中国知识人的政治动员的最高峰在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在1945-1946年期间,他们打开了中国民主宪政的一个最接近于实现的窗口期。这个时期的理论动员和政治动员到了什么程度?在国共两党包括第三方势力的范围里都达到了一个共识,以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和平建国共同纲领来看,现在即使不改一个字,仍然对制度建设有指导意义。当时国民党没有提出关于宪政改革的方案,国共共同委托了第三方的代表张君劢起草了宪法草案,该草案充分采纳了中共共同纲领的基本要求,在1947年被国民大会所通过,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实行。可以这么说,在1946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自晚晴以来的制度转型进程,从康梁开始,经过民国初年的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这些人的努力,包括中共后来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讲宪政,国共两党和第三方力量,围绕着宪政所展开的思想动员以及各个党派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已经到了顺理成章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预备立宪、立宪和行宪了。就预备立宪来说,中国人开创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就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进行了各方协商,并大致达成了各党派的共识。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导致了从政治动员走向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再一次发生了断裂。1949年,国共之争因为中共的胜出而告终结,之后就是中国知识人的集体出局,出现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人的两种命运,绝大多数知识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投降,少数人选择了沉默,他们由此都彻底退出了政治实践。[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大话炎炎,却在历代历朝不绝如缕,问学从道,志在经世致用,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士人的普遍信仰和入世之道。期间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有明末亡国亡天下,有清代专制主义之文字狱,士人受尽屈辱,随王朝颠覆而风雨飘摇,但斯文还在,文明尚存,文化人的精神总是能够在灰烬中再燃星火。惟独晚近70年里,马克思主义凯歌行进,自由主义和儒家一并抱头鼠窜,知识人遭遇反右、文革、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经历世界观改造、批判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连续不断的洗脑或灌输,从肉体到精神均在国家权力机器中被全面重塑。在国家的思想控制之下,知识人除了选择投降就是沉默,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成了陈寅恪的一个历史记忆。可以有所庆幸的是,20世纪强加于中国知识人的思想铁幕是在其最后的20年里,才被掀开一角,最先照射进来的自然是启蒙的阳光,由此催生出一代启蒙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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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学术:从启蒙主义到专业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编年史,实际上可以视为知识人的代际成长或身份转换史。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代表着晚清政治转型中旧式文人的思想转型——以儒学为帝国道统向以“新学”(主流是西学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民族国家公理的转变,由此构成了第一代面向现代国家建设而非王朝更替的知识人。这一代人的思想贡献在新文化运动来临之际即宣告终结,他们无可挽回地被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人所取代,“五四知识分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因为积极参与了党派政治而分裂为两个大相径庭的路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在国共的武力较量中经由中共胜出而定于国家主义之一尊。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以来的第二代知识人,不管他们置身于何种思想和知识背景,在中共建政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他们只能匍匐在马克思主义的脚下,命运一如前文提到的何慈全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或者是投降,或者是沉默。

 

中国知识人命运转换的第三个阶段,毫无疑问地是来自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笔者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长篇访谈: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试图全景式地描述在晚近40年里中国思想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中,经由思想解放和新启蒙,重新开启了思想生长和裂变的进程,从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至少分裂出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以及作为国家主义附庸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个丰富而又互相冲突的思想图景,皆源于道术(思想、学术)为改革而裂。因此,现代思想编年史仍然是以晚近40年里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为中心线索,笔者据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这40年划分为三个年代:

 

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的身份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是思想解放的同义语。在启蒙的旗帜下面,知识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不分左右,无问东西。启蒙的重点和焦点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改革,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知识界和党内改革派在试图重新确立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时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个共识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最后是因为党内改革派在“六四”风波中集体出局而彻底破裂。

 

到了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裂变,这个裂变使得知识人的思想方式有了一个重大转换,这是一个思想退出政治动员而转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生产的过程。以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九十年代是思想家退出、学问家出场的时代。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九十年代的学术化生产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具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以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为标志,那么,九十年代就是学术的年代,以学术性和知识性建构为主,知识人和政治权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有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政治权力秉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立场。从思想的年代走向学术的年代,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主要是在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三大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大领域遵循了共同的路径:专业主义。专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经验论、程序正义、逻辑学、形式主义话语、去意识形态化等等。九十年代作为学术的年代以及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清朝乾嘉之学的繁荣有一定的可比性,乾嘉之学以考据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是一整套形式主义和程序正义的话语,不求经世致用,而是致力于追问儒学文本的“程序”合法性。当然,九十年代的专业主义学术性发展还是有其时代的特点,专业主义的发展和这个时期政治技术精英逐渐占据政府的主导地位是有关系的。专业主义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领域的建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治理系统的专业化管理问题。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关系除了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之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在学理上是基于专业主义而不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启蒙主义主要的价值追求,比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在大多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那里都不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这些普世价值要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现实状况。因此,专业主义的建构不光是目前学术界一个主流的思维方法或一个治学传统,而是成为了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学理性基础。

 

按照专业主义路径前行,似乎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的共同选择,但是这条路径目前遇到了挑战。一方面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在近20年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在经济领域,商业精英们的财富增长更是令人无法想象,中国的亿万富翁之多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利益的高度集中实际导致了阶层固化的问题,从而引发了精英和底层的脱节,精英日趋和底层处在对立或冲突状态。另一方面,精英共同体现在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一个日趋庞大的国家主义权力体正在试图瓦解精英共同体的专业主义基础,不仅是政府系统内的技术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是知识精英的专业主义又被重新纳入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系统里,原来在专业主义框架内已经差不多实现了的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又“再魅”化,重新回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这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可以说是晚近40年里自思想的年代和学术的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第三个年代:主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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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主义的年代,大致是从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年——2012年之后的时间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进行表述[6]。主义的年代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大分裂,思想和学术之争,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不是以事实判断为先,而是以价值判断为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基于共同的思想和学术背景的知识人,因为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不同主义的知识人已经无法构建基于共同游戏规则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的各自代言人在公共场域发表意见时,使得他们的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

 

如果说思想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启蒙知识分子,学术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那么,到了主义的年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主要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以笔者的分析框架来看,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也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

 

比如,任小米的公共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他在房地产领域所表达的意见,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超过了许多房地产专家,他这些年来发出的关于房地产的预言都被验证了,这是他之所以广受国民认可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基础。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通过他的网络身份的优势来对公众施加影响,也不仅仅是通过“网红”而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基于常识的传播来扩大个人的影响,其实是一个比较偏颇的判断,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力仍然取决于思想和学术的力量。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传播的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形成有效的公共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传播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发生了在以往印刷时代所没有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互联网时代是海量的信息供给,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生产出来,知识始终处在不断地更新中,这使得传统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知识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

 

第二个特点,在海量信息供给的条件下,思想和知识的国家定制几乎不可能,知识生产的人为控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在秦始皇时代,知识生产的国家定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在竹简的传播条件下,全国只要消灭四百个儒生就可以统一全国的意见市场。到了印刷时代,仍然可以通过消灭印刷出版物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的国家定制和知识生产的国家控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因为涉及到海量信息供给,技术上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再加上信息传播速度,一条信息只要在网上能够持续20分钟就可以得到有效和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思想或意见市场几乎没有可能性。

 

第三个特点,即使在海量信息迅速传播的条件下,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一个核心要素仍然没有被改变——这就涉及到了知识人的价值,知识生产和传播仍然是内容决定论。如同刚才所讲到的,任志强之所以比其他专家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传播的内容所决定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来看,他的知识内容构成依然取决于思想、学术和价值的含量。

 

第四个特点,互联网时代可以是网红的时代、大V的时代或话语霸权的时代,但绝不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知识多元供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思想市场里面的一个赢家,即使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比如考古或一个漆器的制作,如果通过一个特定的传播方式,它仍然能够让一个非常小众的信息供给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可能性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纸媒时代或印刷时代,一本非常专业的读物可能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读者,现在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未必不能被广为所知。互联网时代,让草根能够成为英雄,多元就是主流。

 

从思想的年代到学术的年代再到主义的年代,这是笔者大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迁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涉及到知识人身份的转换,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再到公共知识分子。

 

很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专业学者都能担当的,在中国的十几万个教授中,究竟有多少个教授能够把他们的专业性知识转化为公共产品?是不是只有万分之一?因此,关于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这个分析框架,并不是针对个人来说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从思想、知识和学术的生产、传播到消费,出现了在以往技术条件下所没有出现过的新的情况。至少知识人必须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人身份的转换,或许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学习方式或授业方式的转变,而一定是知识生产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即使个人不能完成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我的知识究竟是为谁而生产?就传播决定知识生产而言,如果知识人生产的知识没有市场,不能被知识消费者所消费时,这种知识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无效的知识供给。因此,当前的形势对很多专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笔者注意到前几天文学批评家李陀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也就是许纪霖教授曾经提到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死了?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7]这大概就是一个老派知识人的问题,一个80后的新闻记者就对李陀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她认为李陀的发问太自恋了。现在80后和90这两代人,更不用说是00后了,谁还会在乎知识人是否已经死了的问题?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的最终决定权一定是在年轻人那里,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能勇于面对当下的挑战,那就是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前现代,但中国在时代上和西方的后现代是同时代人,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是现代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互联网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引发了它们以前难以想象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获得了在某些方面超越现代性而直达后现代的“后发”优势,那就必须承受与互联网与身俱来的那些问题。当信息和知识共生时,当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有了比传统知识生产和传授更大的效力时,关于“知识分子已死”的感慨岂不就是旧时代的一曲挽歌?在中国的主义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出场说话的时代,知识人传统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以及言说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时,知识人的唯一选择或许就是汇入到这个时代洪流中去,即使是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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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

 

[1]2018年12月8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李德顺、许纪霖、尤西林、岳南、谢泳、陈嘉映、高力克、雷颐、荣剑、孙郁、张曙光等,本文引述的相关观点均来自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发言,出处参阅京师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8日。本文的基本思想和叙事展开亦是基于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特此说明。

 

 

 

[2]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分别使用了“知识分子”和“知识人”这两个概念,前者一般是就知识人的整体而言,后者一般是指个体。

 

 

 

[3] “罗稷南之问”是笔者的概括,罗之问和毛之答,相关引文可参阅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黄宗英的相关回忆录《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陈明远所著《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了包括黄宗英等多位学者关于毛罗对话的考证和不同见解。

 

 

 

[4] 2018年8月笔者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对话:《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这篇对话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在日本明治大学的演讲,本文是对这篇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在思想、学术和主义这三个不同年代的演化进程中,来观察“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和思想定位。

 

 

 

[5] 1957年,章伯均、罗隆基等提出政治设计院,以此推动中共践行1946年期间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既是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低估了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最后是在“反右”运动中,整个第三方政治势力彻底土崩瓦解。

 

 

 

[6] 2012年以来以新时代为标志,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究竟会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学术和价值观造成何种影响,尚有待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又重新出现了前启蒙时期的思想症候,国家主义将其他所有主义都统摄起来,这将是一个新的思想一律的时代。

 

 

 

[7] 李陀:“手机社会”里,谁是知识分子?谁是大众?参阅凤凰网2018年11月15日的相关报道。

 

 

来源时间:2021/11/17   发布时间:2021/11/17

旧文章ID:26487

谢锋:中美元首会晤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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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凤凰网

中美元首视频会晤结束,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受媒体采访。

问:这次两国元首谈到的都是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很重大的战略性问题,还有双方共同关心的、关切的问题,在这次会晤当中,两国元首是否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答:这次会晤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3421”,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三点原则”和“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两个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就“一个重要问题”深入做了美方工作。

关于三点原则,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明了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即三点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中美发生冲突将是人类浩劫,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关于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表示,中美当前要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包括气变和全球公共卫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等。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两国元首通过会晤、通信、通电话等多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美在经济、能源、两军、执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大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的对话渠道和机制,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三是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激化和扩大化。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美方务必要谨慎处理好相关问题。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应该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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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项原则共识,一是两国元首都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十分紧要,而且已经超出了两国范畴,对世界也十分紧要,只能搞好,不能搞砸。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双方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拜登总统表示,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也攸关世界,我们不仅应对两国负责,也应该为世界负责。赞同中美关系不能搞砸,美方的目标绝不是改变中国的体制,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当务之急是双方就中美关系中广泛的实质议题进行坦诚对话,确保竞争是健康的,不会导致冲突对抗。

二是两国元首都表示反对打“新冷战”。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拜登总统也明确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实际上,各国包括美国盟友,都不愿意再走冷战老路,也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要求美方把不打“新冷战”表态落到实处。希望美方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有利于团结的作用。

来源时间:2021/11/17   发布时间:2021/11/17

旧文章ID:26485

米尔斯海默: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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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

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订协议;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我国为正式成员;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入世”,年底将迎来纪念活动的高潮。

但20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却处于低谷。美国政界、学界在进行所谓的“反思”:接触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美方近期一方面屡屡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表示美中关系“不是新冷战”,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对“接触”政策核心目标的背离?

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外交》杂志11/12月刊上发表文章《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批评“接触”政策,认为美国迷信“自由民主必胜”,违背了现实主义逻辑。

然而,这位现实主义学者,并未能从当时国际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出发,客观分析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只是一味归结于政策失误。他还将中国入世,视为美国的“允许”,而无视那是艰苦谈判后、至少在当时看来互惠互利的结果。

米尔斯海默作为严肃学者,长期坚持其“现实主义”理论,但也要看到,部分美方政客试图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有可能借用其理论作为“依据”。了解其新近论述,仍有现实意义,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 文/ 米尔斯海默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三十年前,冷战结束,美国赢了。它当时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扫视四界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尤其是中国,一个十多年来一直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弱小国家。

但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中国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五倍,而且其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经济改革。人口规模和财富是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得更加强大。由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肯定会挑战美国在亚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应该是很明确的:减缓中国的崛起。

相反,美国鼓励中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被关于“自由主义必胜”和“大国冲突过时”的错误理论所迷惑,都奉行接触政策,旨在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富裕。

华盛顿推动对华投资,欢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这些幻想从未实现。中国不但没有在国内接受“自由价值观”,没有在国外接受现状,反而在崛起时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触并没有促进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谐,反而未能阻止竞争,并加速了所谓“单极时刻”的结束。

今天,中美陷入一场只能称为“新冷战”的激烈的安全竞争,涉及双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与最初的冷战相比,这种竞争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考验更大,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这场冷战更有可能升温。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中国正在按照现实主义的预测行事。谁能指责中国领导人谋求主导亚洲,并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不是美国,它追求类似的进程,崛起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今天,美国的行为也正如现实主义逻辑所预测的那样。长期以来,它反对其他地区霸权的出现,将中国的野心视为直接威胁,并决心遏制中国的持续崛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竞争和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然而,本可以改变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如果美国决策者在单极时期考虑均势政治,他们会试图减缓中国的增长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一旦中国富裕起来,美中“冷战”就不可避免了。

“接触”可能是任何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一个大国积极促进同等的竞争对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子。现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已经太晚了。

现实主义的基本知识

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不久,美国领导人明智地将中国融入西方秩序并帮助其经济增长,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能够更好地帮助遏制苏联。但随后冷战结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再需要盯着莫斯科,美国决策者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该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75分之一。但鉴于中国的人口优势,如果其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增长,它可能会在纯粹的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简而言之,日益富裕的中国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前景是一场噩梦。这不仅意味着单极的终结;一个富裕的中国肯定也会建立强大的军队,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总是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中国几乎肯定会利用这支军队在亚洲谋求霸权,并将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一旦这样做,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遏制(如果不是试图削弱)中国的力量,从而引发危险的安全竞争。

为什么大国注定要竞争?首先,没有更高的权威来裁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或在受到威胁时保护它们。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确定对手——尤其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对手——不会攻击它。竞争对手的意图很难预测。

各国认为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最强大的参与者,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成为自己地区的霸主,并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导该地区。

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从一开始就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早期的总统及继任者们努力使美国成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取得地区霸权后,美国在阻止四个强国称霸亚洲或欧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帮助在一战中击败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二战中击败了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并在冷战期间遏制了苏联。

美国对这些潜在的霸主忧心忡忡,不仅因为它们可能变得强大到足以涉入西半球,还因为这将使华盛顿更难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

中国正在按照同样的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际上是在模仿美国。它想成为其后院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希望建立一支蓝水海军,以保护其从波斯湾获取石油的路径。它希望成为先进技术的领先生产商。它想建立一个对它的利益更有利的国际秩序。一个强大的中国放弃追求这些目标的机会是愚蠢的。

大多数美国人不承认北京和华盛顿遵循相同的剧本,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崇高的“民主”国家,与中国等国家的行为不同。但这不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游戏中争夺权力。这一迫切需要在冷战期间激励了两个超级大国。它激励着今天的中国,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会如此。这也激励了美国领导人,使他们决心遏制中国。

即使有人拒绝这种强调结构性力量推动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说法,美国领导人仍然应该认识到,在所有国家中,将中国变成大国是一种会招来麻烦的做法。

毕竟,它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以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解决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并在东亚怀有广泛的“修正主义”目标。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决台湾问题,从日本收回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并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区——这些目标注定会遭到中国邻国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说美国了。中国一直有“修正主义”的目标;错误在于,让它变得强大到足以针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

未选择的道路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本可以采取一套直接的政策来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保持中美之间的贫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极不发达,未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作为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巨人,美国处于阻碍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

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统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这一称号赋予中国最好的对美贸易条件。这种偏袒本应随着冷战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人本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条款。即使协议对美国不利,他们也应该这样做;鉴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它受到的打击将比美国经济大得多。

相反,美国总统不明智地每年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美国将这一地位永久化,使错误进一步加重,这显著降低了华盛顿对北京的影响力。第二年,美国再次失误,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扩张,产品更具竞争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除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还应该严格控制美国尖端技术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个十年的初期会尤其有效,当时中国公司主要是复制西方技术,而不是自己创新;拒绝中国获得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几乎肯定会减缓其经济发展。

但华盛顿让技术不受限制地流动,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关键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壁垒的错误,在1990年投资规模还很小,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增长。

如果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强硬态度,中国肯定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国不仅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术,而且还拥有多种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作为限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华盛顿本可以集结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盟友,提醒他们强大的中国将对其构成生存威胁。

鉴于其市场改革和潜在的大国力量,尽管美国采取这些政策中国仍会崛起,但它会在更晚的时候成为一个强国。而当这一幕实现时,它仍将明显弱于美国,因此无法谋求地区霸权。

因为在国际政治中,相对而非绝对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的逻辑表明,美国决策者应该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努力,与维持(最好是加强)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结合起来。

美国政府本可以在研发上投入巨资,为保持美国掌握尖端技术所需的不懈创新提供资金。它本可以积极阻止制造商转移到海外,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保护其经济免受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但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

美国的幻想

鉴于1990年代华盛顿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必胜”的观念,现实主义思想几乎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传播“民主”,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加强国际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

这种逻辑应用于中国时,定下了一种接触政策,即美国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人们认为,中国甚至会成长为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和负责任的全球行动者。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主义不同,“接触”政策乐见中国增长。

对于这样一个冒险的“接触”政策,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是超乎寻常的,跨越了四届政府。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就致力于与中国接触。在政治风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辩称,美中“商业往来(已)在本质上导致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追求”,并且经济激励使民主化“不可阻挡” 。两年后,当他因更新中国最惠国地位而受到批评时,他为接触政策辩护,声称这将“有助于为民主变革创造氛围”。

比尔·克林顿批评布什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溺爱”中国,并在进入白宫后试图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很快改变了方向,在1994年宣布美国应该“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这将有助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在经济上不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不断成熟,以便保护人权”。

克林顿率先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会有更大的开放和自由,”他在2000年坚持说,“你应该支持这个协议。”

乔治·W·布什也支持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圈,作为总统候选人承诺“与中国的贸易将促进自由”。在上任的第一年,他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地位的公告,并为引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最后一步。

奥巴马政府更是如此。“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的目标一直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管理我们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合作机会,”奥巴马在2015年表示,“而且我一再说过,我相信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人可能认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公布的“转向亚洲”政策代表着从接触向遏制的转变,但这是错误的。她是一位坚定的接触支持者,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为“转向亚洲”给出了些理由,其中充满了关于开放市场优点的自由主义言论。“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她写道。此外,除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来实施严肃的遏制战略。

美国商界也广泛支持接触政策,他们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和巨大的市场,拥有超过10亿的潜在客户。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等贸易团体进行了时任美国商会主席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所说的“不间断游说闪电战”,以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媒体的领军人物也接受了接触政策,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委员会。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没有其他机构、组织的参与——从有效的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到获得法治支持的自由和负责任的媒体,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控制和监管其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或者防止小人物受骗后参与反政府暴动。而这些机构是和自由市场天然在一起的。”

接触政策在学术界同样受欢迎。很少有中国专家或国际关系学者质疑,帮助北京变得更强大是否。要观察外交政策机构对接触的压倒性支持,最佳指标也许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他们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冷战时期最杰出的鹰派人物,但都支持该战略。

接触政策的捍卫者辩称,他们的政策有失败的可能性。克林顿在2000年承认:“我们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乔治·W·布什同年说:“没有任何保证。”然而,像这样的怀疑很少见。

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接触支持者预见到失败的影响。他们相信,如果中国拒绝“民主”化,那只会是一个能力较弱的国家。没有民主化却变得更强大的前景似乎并未出现在他们的计算中。此外,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政治是旧思想。

一些接触支持者现在认为,美国是两面下注,在与中国的友谊没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同时寻求遏制和接触。克林顿政府期间曾在五角大楼任职的约瑟夫·奈在2018年这样写道:“只是为了安全,我们制定了保险的政策,以免接触政策赌输了。”这与美国决策者经常表示他们没有遏制中国的说法不符。例如,1997年,克林顿将他的政策描述为“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但即使美国决策者悄悄遏制中国,接触也会破坏他们的努力,因为这项政策最终将全球力量平衡转向了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创造一个同等级别的竞争对手与遏制很难保持一致。

失败的实验

没有人可以说,接触政策未得到足够多的发挥作用的机会,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威胁是因为美国未给其提供足够的空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很明显,接触政策是失败的。

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变成“自由民主”国家或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中国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对其国家稳定的威胁,并且正如新兴大国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在推行越来越激进的外交政策。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接触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是两位承认接触政策失败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现在正在拜登政府任职,正如他们在2018年所写的:“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誓言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对其海洋主张提出异议,并在世贸组织内对其提起诉讼,但这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2017年,政策才真正改变。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他迅速放弃了前四届政府所采用的接触战略,转而寻求遏制。

正如当年发布的一份白宫战略文件所解释的那样,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中国现在寻求“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特朗普决心阻止中国取得成功,于2018年发起贸易战,试图削弱威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他的政府还与台湾地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挑战了北京在南海的主张。第二次冷战正在进行中。

考虑到拜登总统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在奥巴马政府里担任副总统时,曾坚定地支持接触政策,有人可能会预期他放弃遏制,恢复接触。事实上,作为总统,他已经接受了遏制政策,并且和他的前任一样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在上任后不久就承诺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

国会也是如此。6月,参议院在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该法案将中国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美国公众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十分之九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实力是一种威胁。美中新的竞争不会很快结束。事实上,无论谁入主白宫,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加剧。

热战的危险

接触政策剩余的捍卫者,现在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归咎于那些一心想要制造美苏式对抗的个人——前小布什政府官员罗伯特·佐利克把他们叫作“新冷战斗士”,一切都是他们个人行为的结果。

在接触支持者看来,进一步经济合作的动机大于大国竞争的需要。共同利益胜过利益冲突。遗憾的是,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徒劳无功。第二次冷战已经来了,当人们比较两次冷战时,很明显,美中对抗比美苏对抗更有可能导致一场热战。

两种冲突之间的第一个对比点关乎能力。就潜在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比苏联更接近美国。1970年代中期,在其国力鼎盛时期,苏联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很小(不到1.2比1);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粗略的财富指标,几乎是美国的60%。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财富是美国的70%左右。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每年约5%的惊人速度增长,它最终将拥有比美国更大的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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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GDP对比,图片来源:voxeu.org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大约3.7比1的人口优势。如果中国在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韩国,那么中国的富裕程度将是美国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时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它将是美国的2.3倍。凭借所有这些潜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军队,美军还不得不从6000英里外来与中国军队比拼。

苏联不仅是比美国穷;即使在冷战高峰期,它也仍然在试图从纳粹德国造成的可怕破坏中恢复。二战期间,这个国家失去了2400万公民,更不用说7万多座城镇和村庄、3.2万家工业企业和4万英里的铁路。它没有能力与美国作战。相比之下,中国上一次打仗是在 1979 年(对越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经济巨头。

对苏联国家力量的另一个拖累,就中国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烦的盟友。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在东欧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并深入参与了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它不得不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作斗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经常挑战莫斯科的经济和安全政策。苏联人也忙于与中国打交道,后者在冷战中途改变了立场。

这些盟友让莫斯科头疼,它使苏联领导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应对主要对手——美国。当代中国几乎没有盟友,除了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朋友的联系远不如苏联与他们的朋友那么紧密。总之,北京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意识形态动机呢?与苏联一样,中国名义上由共产主义政府领导。但正如冷战期间的美国人错误地将莫斯科主要视为共产主义威胁,正决心在全球传播其“邪恶”的意识形态一样,今天将中国描绘成意识形态威胁也是错误的。

苏联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产主义思想边缘性的影响。约瑟夫·斯大林是一个铁杆现实主义者,他的继任者也是如此。美国人倒应该希望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沉睡下去。

但中国确实存在一种“主义”,一种可能会加剧其与美国竞争的“主义”:民族主义。通常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苏联的影响有限,因为它与共产主义相悖。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一直在蓄势待发。

中国强调“百年国耻”,这使其民族主义特别危险。那一时期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成为大国的牺牲品,尤其是日本,但在中国的叙述中,美国也是加害者。这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在2012-2013年得以展现,当时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发生小规模冲突,引发了中国各地的反日抗议活动。未来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加剧必将提升中国对日本和美国的敌意,增加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中国的地区野心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忙于从二战中恢复并管理东欧帝国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欧洲大陆当时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议程。尽管中国的主要目标对其来说当然具有战略价值,但它们也被视为神圣领土,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与中国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台湾地区尤其如此:中国人对该岛有一种情感依恋,这是苏联人对柏林从未有过的感觉,如果让华盛顿承诺捍卫它,会使战争风险变大。

最后,新冷战的地理环境比旧冷战更容易发生战争。尽管美苏对抗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欧洲的铁幕,双方都拥有配备数千枚核武器的庞大陆军和空军。欧洲发生超级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双方的决策者都了解核升级的可怕风险。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引发一场可能会摧毁他自己国家的冲突。

在亚洲,没有像铁幕那样清晰的分界线来锚定。相反,有一些潜在的冲突是有限的,并且会涉及常规武器,这使得战争成为可考虑的选项。它们包括争夺对台湾、南海、钓鱼岛以及中国与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的控制权。这些冲突将主要发生在敌对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之间,在开阔水域进行;在争夺岛屿控制权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地面部队可能会参与其中。即使是可能让中国投入两栖部队的台湾地区争夺战,也不会涉及庞大的核武装的相互碰撞。

这并不是说这些有限的战争情景是可能的,但它们比假设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合理。尽管如此,人们不能假设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因台湾地区或南海而发生冲突,不会升级到核战争。

的确,如果一方损失惨重,至少会考虑动用核武器来挽救局面。一些决策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只要袭击发生在海上并且不影响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在新冷战中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大国战争,而且核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

尽管人数减少了,但接触政策的倡导者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可以与中国找到共同点。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国观察人士还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拒绝接受北京构成威胁的观点。“许多中国官员和其他精英都知道,与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写道,然后呼吁华盛顿“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世界,其中中国会获得参与的机会”。

但大国就是不愿意让其他大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变得更强大。这种大国竞争背后的驱动力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无法通过明智的决策来消除这个问题。唯一可能改变潜在动态的,将是一场阻止中国崛起的重大危机——考虑到该国长期以来的稳定性、能力和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会实现。因此,一场危险的安全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管理这种竞争。这将需要华盛顿在东亚维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以说服北京相信一场武装冲突最多只能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通过说服对手无法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阻止战争。

此外,美国决策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以及中国领导人——战时核升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毕竟,核武器是终极威慑力量。

华盛顿还可以努力为这种安全竞争制定明确的道路规则——例如,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如果每一方都明白越过对方的红线意味着什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固有的危险。但这是美国为曾经无视现实主义逻辑、将中国变成决心在各个方面挑战它的强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5

旧文章ID:26486

郑永年:中美关系进入到新的互动模式,不再是“黑白分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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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京报

美国9月以来频繁和中国加强接触,似乎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在10月6日的会晤后,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回暖”了。我并不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回暖了。

与特朗普政府情绪化处理中美关系的做法相比,拜登政府的做法更理性一点,但理性并不代表关系的回暖,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甚至变本加厉。

拜登把中美关系界定为“制度之争”,美国不少高级官员早就表示已经放弃改善中美关系的幻想,开始和中国的斗争。在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还是在继续朝着不好或者更坏的方向发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界定中美关系时提到,“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我自己还加了一个说法,对抗分为两种形式,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就是冲突。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美国对华的种种行为了。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频繁和中国进行接触,好像也释放了很多积极的信号。像戴琪发表和中国“再挂钩”的言论、沙利文同杨洁篪主任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从表象上看,中美关系好像回暖了,迎来了春天。

另一方面,近期布林肯表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美国在南海活动频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并未改变其根本立场。我们不能因为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点合作和对话的迹象,就认为两国关系回暖了。也不能因为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存在冲突,就认为中美之间没有一点合作的空间了。

中美关系之前的模式是“黑白分明”,未来两国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会像以前那样,可能不仅存在“黑”和“白”,在“黑”和“白”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共处方式。

我们要习惯中美之间这种新的关系、新的互动模式。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当年美苏冷战那样的关系,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反恐等方面都有合作空间。

在经贸领域,特朗普一直主张和中国脱钩,但实际上到现在中美经贸都无法脱钩。当前美国已出台了临时国家战略,最终的国家安全战略尚未出台。我想,对美国来说,他们在探索一个对付中国的办法。

对中国来说,在台湾等一些问题上我们不会退让,但在经贸领域我们没有以牙还牙。当前,中美两国仍在探索如何相处。

总之,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两国有对抗和冲突的时候,不要太悲观,不要认为我们可能会回到美苏那样的大国关系中,要记住中美之间还有合作的空间。

当中美关系出现稳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乐观或者被迷惑。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我们也要用符合新常态的眼光来认识这个问题。

“再挂钩”言论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是为了美国利益

在看待中美关系时,我们要把握住一点:无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合作、竞争、对抗、甚至是围堵,都不是为了改善和稳定中美关系,而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增进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弱化中国的发展。

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导致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拜登的贸易政策则是在弱化中国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美国的伤害。作为拜登政府的官员,戴琪不像特朗普那么尖刻,她提出与中国再挂钩的言论,也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戴琪为何在当前提出再挂钩?这是因为当前美国遇到了供应链恶化、通货膨胀上升等问题。特朗普政府为了让美国实现再工业化,鼓动美国企业把产业链回流到美国,鼓动和中国脱钩。

事实证明,特朗普失败了。拜登为了弱化中国的发展,鼓励美国的企业迁移出中国,哪怕迁到越南等其他国家。现在看,拜登政府的做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给美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前中国是全球疫情防控最好的国家之一,投资在中国的产业链既不会回流到美国,也不可能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和经济体,这些供应链只能由中国来供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国进出口3.52万亿,增长24.9%。而在同期,中国与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进出口增速才达到20.5%。

可以说,美国提出再挂钩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两件事情是两码事,我们不要被迷惑了。当然,中美关系保持稳定是好事,也是我们一直的追求。

未来在经贸领域,美国对华将采取“精准脱钩”与“精准挂钩”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面是,不会脱钩,也脱不了钩。如果中国是封闭的国家,中美之间才有可能实现脱钩。

但美国和中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中国一直强调会深化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立场不会改变。当前中国和东盟等国签订了RCEP,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议虽然受挫,但也表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近期,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再次表明我们对外开放的态度和信心。我想,只要中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性质、对外开放的国情不发生改变,中美经贸之间是脱不了钩的,那些坚挺的反华派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

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中国当然没有问题。但从美国方面看,拜登政府是一个非常弱的政府,美国国内对华保持理性的声音并不多。

因此,我们大家还是要放弃幻想,美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和中国的再挂钩,中美经贸关系也不会再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未来在经贸领域,美国对华的政策可以概括为“精准脱钩”和“精准挂钩”。

其中,在“精准脱钩”领域,美国认为影响到其国家安全、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产业,未来会继续对中国进行精准封杀。比如,美国为了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高科技领域限制美国的出口。

美国希望通过高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和“精准封杀”,使得中国的产业链不能实现升级,保持在低水平甚至低水平以下的状态。

现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提出“重新挂钩”。那么,哪些领域未来会和中国保持精准挂钩?

我认为,那些美国已经不再生产的、不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也不可能搬出中国、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美国会继续和中国挂钩,会继续要中国生产。以汽车芯片为例,当前在中国,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都是外国制造商,包括美国的制造商。

同时,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国外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拜登要精准封杀汽车芯片的话,会损害美国自身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利益。在这样的领域,美国不会对中国进行精准封杀。

另外,我们还要特别警惕的一个事情是,当前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商品,但为了弱化中国,美国时刻都在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市场,只是当前还没有找到罢了。

为减缓通胀压力,美国可能会下调或取消加征的部分关税

近期,美国通胀压力仍在加剧。为减缓通胀压力,美国是否会下调或者取消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比如说,取消消费品类商品的加征关税。这个是有可能的。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美两国紧密联系,其中一个表现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了美国,减少了美国很大一部分的通胀压力,使得美国的物价保持了稳定。

然而从特朗普政策开始,美国当局看不到全球经济互相依赖挂钩,提出和中国脱钩。加上疫情影响导致的集装箱短缺、无人卸货、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引起了美国通胀的攀升。为减缓通胀压力,美国有可能会取消或者下调消费品领域的加征关税。

实际上,美国要想把通胀降下来、要想使得中美贸易正常化,并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改变自己的“脑袋”就行了。

拜登执政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指责中国没有完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说中国购买的不够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加征关税来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在我看来,美国的这种做法是矛盾的,也不可能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的相对优势是高科技,美国最赚钱的也是高科技,但是美国禁止高科技向中国出口,这样的话,美国如何实现自己的贸易均衡?

当前美国的低附加值产业链已经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国的低附加值产品物美价廉,正好满足了美国市场的需要。如果美国允许中国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加上美国购买中国的物美价廉商品,贸易将可以实现一定的均衡,或者说贸易逆差不会那么大。

美国现在矛盾的做法是,一方面不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一方面又想保持未来贸易的均衡,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就导致了美国通胀的上升。

世界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大经济体,各个国家之间只有存在进口和出口,才会有贸易均衡。出于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而非其他的因素,美国人为此打破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均衡。

要想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实现贸易均衡,要想把美国国内的通胀降下来,很容易。这些问题都是美国自己人为制造出来的,美国不需要做什么,美国只需要解放思想、改变自己的思维,不要拿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美国高通胀、供应链恶化还是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受美国通胀的影响等,国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上疫情、美国的脱钩政策,珠三角地区的高科技行业也受到了影响。

但从整体上看,我不认为美国的通胀等问题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受到的输入性影响是有限的。中国的体量大、消化能力也强,中国整体的国民经济不会受到美国太大的影响。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中美关系也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美国提出要脱钩,但并没有成功。因此,中国自己要保持足够的理性,我们有能力消化和对付美国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美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害怕和美国的竞争,要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2

旧文章ID:26484

大战略的终结: 美国必须从小处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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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第396期

编者按

“是时候抛弃纸上谈兵的大战略了。”本文作者认为,随着世界权力格局变化,大战略的线性思维已不再适合当下无极和无序的世界体系。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反弹正在侵蚀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政治两极分化正在瓦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机构。放弃大战略的幻想,采取分权和渐进主义的方式,改善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才是当务之急。

作品简介

【作者】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R. Krebs),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兼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

【编译】石雨宸(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校对】姚寰宇

【排版】杨 洋

【来源】Daniel W. Drezner, Ronald R. Krebs & Randall Schweller, The End of Grand Strategy:America Must Think Small, Foreign Affairs, 99(3), 107-117.

大战略的终结:美国必须从小处着眼

The End of Grand Strategy:America Must Think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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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无论唐纳德·特朗普在国际关系领域都做了什么,他的一项标志性成就都不可否认:让大战略再次变得有趣。数十年来,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精英都信奉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应该维持并传播一个促进市场自由、政治开放和多边合作的全球秩序。但特朗普一再抨击自由国际主义的关键支柱,包括质疑北约的价值、破坏贸易协定、侮辱盟友等等。随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假设被推翻,围绕着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再次兴起,从左翼到右翼的各派人士都纷纷加入了这场争论,主张紧缩和克制的声音被广泛接受,美国正难得一见地就推进共同议程形成国内联盟。即便如此,大战略的概念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幻想。大战略是能够使手段与目的相匹配的路线图,当政策制定者对权力分配有清晰的认识,对国家目标和身份认同有坚定的国内共识,并且存在稳定的政治和国家安全机构时,大战略在可预测的领域内能够发挥巨大效用。然而到2020年,这些都不复存在。权力性质的变化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扩散,使美国更加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民粹主义的反弹侵蚀了美国的共同话语和身份认同;政治两极分化正在瓦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机构,这意味着每一届新政府上台后都可能完全推翻前任政府的所有做法;反建制浪潮削弱了政策辩论的基础,并放松了对产生一致性行政权力的审查。本文作者们一致认为,这些新的因素使制定或推行大战略的努力代价高昂,并可能产生反作用,这一切都是无效且短暂的。各界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基于个案制定的政策可能优于,或者至少等同于,大战略指导下的政策。在世界水深火热时,讨论大战略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因此,现在是时候离开大战略的指导来采取行动了。

文章导读

01 权力问题

POWER PROBLEMS

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基于对全球权力分配格局的准确认识,夸大敌人或低估威胁的做法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政策选择。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人攻击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一战略没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全球政治中的权力已不如从前。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方式、目的,以及掌握权力的主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结果是一个无极(nonpolarity)和无序的新兴世界。在这个新兴世界中大战略并非行之有效。当然,很多东西还一如从前。人们仍然主要根据国籍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各国仍在争夺对关键资源和重要航道的控制权,并在领土和地区影响力上发生冲突;各国仍然寻求最大化自身的财富、影响力、安全感、声望和自主权。不过相比其它,有两件事是当今的大国最为看重的:追求财富和避免灾难性的军事竞赛。各国清楚,通过建设知识经济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全球网络的内在联系,能够在国际权力与声望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当权力被用于建设性目的时,就变得越来越具体,无法在领域间转换。军事力量很少能达到目标或解决问题,干预通常只会让糟糕的情况更糟,两次海湾战争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了这一点。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被简单替代,所以也难怪特朗普政府将安全和情报合作与重新谈判的贸易协定相结合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最后,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扩散正在创造一个“无极化”(nonpolar)的世界。许多人指出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崛起,认为世界正在回到多极化(或在更多极化的背景下回到两极),但这种观点低估了当前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国际关系将不再由一个、两个甚至几个大国主宰,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发挥绝对影响。弱者和强者会遭受同样的国家瘫痪,也享有同样的行动自由。此外,从地方民兵组织到非政府组织再到大公司,每一个拥有并行使权力的新行为体与国家的竞争都在与日俱增。如今,能够声称对其领土边界内的武力保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仍是少数,采取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已不再是次要角色,所有这些都在重新定义全球的权力。权力的变化产生了一个以熵(entropy,即缺乏秩序)为标志的世界。一个由数十个权力中心组成的世界将极难驾驭和控制。在新的全球失序中,即使是拥有庞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可能也无法随意摆布其他国家。现代国家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多么强大,几乎都无法影响那些在无政府地带上蓬勃发展的暴力组织,这些行为体没有明确要威胁或摧毁的目标,许多行为体的动机甚至是无法谈判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暴力已成为许多社会凝聚力的来源。随着传统权力不再像过去那样产生影响力,全球秩序和合作将出现短缺,国际关系将日益由混乱的临时安排组成。这种危险不是来自大国之间的热战或是围绕知识产权与汇率操纵的激烈对抗,而是来自地缘政治、货币、贸易或环境问题上的僵化冲突。考虑到战争的巨大代价,那些不能在谈判桌上解决争端的大国再也没有以战争解决争端的选择余地。当政治安排实现时,这些危险将暂时消失,但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大战略并不适合一个无序的世界,大战略思维是线性的。当今的世界是相互作用、错综复杂的,两点之间最直接的路径并不是一条直线。要在这种环境下成功运作,行为体必须不断改变其战略。

02 分裂的国家

A NATION DIVIDED

一个可持续的大战略还必须建立在关键政治群体的共同世界观之上。如果每一届新政府上台时对全球挑战和机遇的理解都截然不同,那么任何战略都无法持久。每一届新政府都会撕毁前任的政策,粉碎一项大战略的构想。遏制战略之所以能够持久,是因为从杜鲁门到里根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基本上都坚持该战略对全球事务的基本愿景。而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如今这种共识已不复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主导叙事可能是压抑的,它们往往反映了当权者的利益和经历,并压制了边缘群体的声音。上世纪70年代初越南战争即将结束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社会应该植根于某种共同身份,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在美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个以公平和包容的方式管理多样性的战略。这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是无害甚至是有益的。但也造成一个后果:今天的美国人缺乏共同的国家叙事。随着人们渴望通过一个共同叙事来理解他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持久力量开始显现。长期以来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直试图定义一种文化核心,并发动了反对双语教育、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运动,迄今为止这在美国半数以上的州都取得了成功。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美国正在分崩离析,指责新移民拒绝接受国家信条。自由主义者在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上举棋不定。2009年,奥巴马宣称:“我相信美国例外论,就像我怀疑英国人相信英国例外论,希腊人相信希腊例外论一样。”相比之下,保守派则倾向于例外论。与民主党人不同的是,特朗普对民族主义语言的运用非常自如,尽管他以这种语言方式排斥了近一半的美国人。大战略以安全叙事为基础,描述了全球政治的主要参与者是谁,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以及事件发生的全球背景。有关大战略的辩论通常围绕这些叙事元素展开,例如那些主张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的人认为,美国和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而呼吁克制(restraint)的人则持相反观点。但在缺乏共同国家叙事所提供的政治修辞的情况下,难以产生一个能与不同选民都产生共鸣的大战略。在不同政策领域实施同一个特定战略,并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该战略将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叙事分歧的一个显著表现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而不仅是敏感的国内问题上。美国人按党派划分一系列广泛的对外政策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反恐、移民、中东、武力使用等问题,这并不是讨论大战略的有效环境。首先,这削弱了专家意见的效用。在公众对这些问题尚未形成两极分化时,专家的共识可以改变公众对一些问题的态度。然而,当公众已经出现党派分歧时,两极分化只会让精英阶层的分歧更加严重。来自无党派人士的专家意见只会让党派人士更加坚定自己先前的信仰。其次,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使学习也变得困难。在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害怕被追责的一方并不会接受自身政策已经失败的事实。正如共和党人始终坚持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多年来的一次胜利。为了支持其领袖,各党派人士都有歪曲事实以符合本党论点的显著动机,从而使外交政策的讨论失去了事实公认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意味着,任何政党的大战略只有在它控制了行政部门的前提下才能维持。国会和法院已经授予总统在国家安全叙事上近乎垄断的地位,因此一位总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大战略,对于另一党的下任总统也是如此。

03 人民与专家

THE PEOPLE VS. THE EXPERTS

大战略需要以坚实的制度为后盾的强大思想共识,帮助政策制定者逐步纠正方向。即使是持久的大战略也必须应对战略环境的变化,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也会导致政策失误。美国在冷战期间也犯了一些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但当权者与批评者之间、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拉扯,最终阻止了美国激进主义的过度行为,避免了过度克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公众对联邦政府、媒体和其他所有主要公共机构的怀疑日益增加。美国人的不信任延伸到了外交政策机构,这源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们大多支持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使用武力,而这些干预不算成功。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让外交政策精英们措手不及。就此而言,对某些专家的合理怀疑是有道理的。然而,太多的怀疑也可能有害。对外交政策专业知识价值的质疑会破坏一个健康的大战略思想共识。正如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所言,如果专家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信誉,那么我们将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江湖骗术。此外,争论中的新加入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抨击已有的大战略共识来推进自己论点的。对外交专业知识尊重的消失只是21世纪最大政治叙事的一部分而已,民粹主义正作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在整个西方扩散。它并非昙花一现,其崛起源于经济混乱以及文化反应的政治。而民粹主义让大战略变得毫无意义。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的核心都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形象。民粹主义领导人宣称存在道德纯正的民族,与腐败的精英阶层形成对比,并声称只有自己了解人民的意愿,因此民粹主义政治倾向于威权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通过自己对人民的坚决立场,宣称其他任何政治进程都不能比自己更好地代表人民。由此,批评者变成了敌人,宪法约束变成了民主的障碍,多数人的暴政变成了美德。

民粹主义并不适合大战略。首先,民粹主义加剧了内部分歧。民粹主义的设计是两极化的,缩小了所谓真实人民的范围,因此在作为领土和法律实体的国家内部就不可能存在统一。其次,民粹主义政客经常以正义的愤怒动员人民反对敌人。当激烈的言辞充斥舆论,对危机的情绪化反应可能会取代理性策略。领导人很难在冒犯和报复的气氛中采取和解策略,因此战略变得不那么灵活。最后,民粹主义将权威集中在魅力型领导人身上。民粹主义剥夺了官僚和某些机构的权力,而这些机构可以约束变化无常的统治者、阻止极端的决策。因此,民粹主义政权的政策事实上是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或突发奇想的反映。如果这位民粹主义领导人确实在追求某种类似于大战略的东西,这种战略也不会比其统治更长久。

04 敲响大战略的丧钟

WE COME TO BURY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已死。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无极化”全球政治使其更加无用,甚至变得危险,日益分裂的国内政治使美国更难实施连贯一致的大战略。对专业知识的普遍不信任已经超越了对历史教训和未来战略的理性辩论。民粹主义破坏了原本阻止战略巨变的制度制衡。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仍处在为大战略而悲伤的早期阶段,许多人仍在否认事实。然而,是时候进入悲痛过程的最后阶段了:接受现实。

在没有大战略的情况下前进,需要遵循两项原则:分权(decentralization)和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分散但相互协调的决策网络。智慧的企业会分散权力和责任,鼓励员工通过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并采取非正式的方式分配任务。各国政府应以同样的方式组织其对外政策机制。重视区域知识和专家意见,是处理问题点和在危机扩散之前化解危机的较好方式。

组织变革必须与文化变革并行:重视自下而上实验方法的优点。大战略假定过于灵活的代价大于过于僵化的代价,因此在中心进行的精心规划将产生最佳效果。但是,当变化迅速而不可预测地发生时,这是不明智的。渐进主义是更安全的选择,它不需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会一蹴而就,但渐进主义确实避免了灾难性的损失,可以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实际上,这意味着将责任从白宫移交给战区指挥官、特使和专题专家。相比过去许多届政府把更多决策权集中在白宫,这意味着美国将要采取完全相反的方针。有抱负的国家安全顾问,不应将成为下一个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作为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寻找一位持久的遏制战略的继承者将既不重要也不可能,改善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才是当务之急。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0/5/6

旧文章ID:26483

杭子牙:“习拜会” 为中美关系建构提供了新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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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杭子牙  来源:末谈国是

会谈前,有媒体援引拜登的说法,称他期待着一场坦诚和坦率的讨论,美中元首会晤的目标是确保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在会晤时向习近平表示,他愿明确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

习近平也向拜登表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习近平还强调说,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变、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他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习近平和拜登的表述已经阐明了这次会面的意义。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人类的“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没有人指望这次视频峰会能消除中美之间的矛盾,这次视频会谈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围绕某项议题或就某些具体事务领域达成共识,而是要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触礁之后,为中美关系未来建构提出一个带有纲领性指导意义的新论述,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方向指引。现在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

中美关系有过美好的过去,但过去几年,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以对抗、冲突、斗争为主要表现形式,中美乃至中西方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剧烈调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冲突,加速了世界新格局形成,动荡与冲突成为常态。

令人庆幸的是,中美等各大国以极大的冷静守住了底线,彼此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热战,避免了人类有史以来一场可能会比新冠疫情更严重百倍的超级灾难。但与此同时,疫情加上大国之间的对抗冲突与分化重组,使得不仅在中美之间和两国内部,乃至于在全球范围,都积累了很多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与矛盾冲突。

经过这几年折腾,坦率说,不仅中美两国,甚至整个世界,乃至每个家庭个人,都感到有些累了,中美作为处于冲突变局核心的两大主角,同时又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必须从两国现实与各自利益需要出发,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继续发展负起责任。

这次会谈所以能举行,就是双方都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会谈可能解决不了多少具体问题,也很难达成广泛共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更不会因此而消失,敌意仍会持续存在并持续影响双边关系与地区乃至全球形势,但是能坐下来通过视频面对面谈,本身就有极大意义。

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决不会一帆风顺,两国之间的矛盾性质与利益争夺决定了未来双边关系注定会跌宕起伏,不冲突不对抗是不可能的,相反各领域冲突对抗还会不时冒出火花,地区局势、全球格局会继续受此影响,但是,基于全球责任与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在整体上必须和平共处,在能合作的具体领域寻求合作机会。

在此期间,拜登代表美方所承诺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对于双边关系与地区局势稳定极为重要。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就如习近平在视频会谈中所倡议的,中美就“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应该将之作为指引未来中美关系建构的纲领性论述。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6

旧文章ID:26482

黄仁伟:中美将长期维持战略相持但对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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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璇  来源:中评社

当前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并存,而在历史上新老大国并存互相容纳对方的先例很少,新老大国之间往往会产生严重的摩擦甚至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日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白国关学者论坛”特别邀请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他指出,虽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阶段会维持较长时间,但是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对抗是有限的。

黄仁伟指出,今天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与历史上的“战略相持”有所不同,今天战略相持的主要特点是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战略上双方都不能战胜对方且各自都能长期保持制度自信。从这三个维度分析当今的中美关系,两国之间战略相持的基本特性已经显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进程,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2020年研究报告把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位2050年,另一个重要智库名为“2049中心”,把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在2020-2049年。不难看出,从2021年至2050年,中美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相持阶段。

黄仁伟表示,在战略相持阶段,中美两国之间会出现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大国权利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另外,中美两国分别为份量极大、规模相当的第一、第二位经济体,任何一方都不会接受另一方的压制或威胁。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非全然的敌对关系,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对抗性关系,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合作性关系。

黄仁伟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长期性。第一,虽然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面临挑战,但是仍能长期维持。第二,旧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新的力量崛起趋势,中国代表的新力量新理念与西方的差异,需要一个长期的相互适应的过程。第三,中国从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向塑造世界格局转变,改变世界秩序的能力需要长期培养。第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之间的主次位置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生质变。因此,中美两国将较长时间地处于战略相持的格局之中。

黄仁伟表示,虽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阶段会维持较长时间,但是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对抗是有限的。因为美国要把其全部资源用于中美对抗的能力和意志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是中美对抗有限性的基本条件。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打击中国的力度持续加大,其耗费的资源、成本将使美国自身不堪重负,此时战略相持会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如果中美长期缠斗难分胜负,美国意识到自己难以改变或打垮中国,才有可能重新建立平衡和合作为主的中美关系。他认为,决定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是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目前美国的综合国力整体上依然强于中国,特别是在科技、军事、软实力方面拥有优势。我国目前虽然在军事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方面与美国有明显差距,但差距正在缩短,在个别领域可能取得突破,这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黄仁伟还对中国实力超过美国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做了预测。第一个时间节点,中国经济总量将于未来十年超过美国,这也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在未来10年将会是最为激烈、最为危险的阶段;第二个时间节点,中国综合国力将在第二个十年赶超美国。在经济资源、国防资源、广义资源(软实力、国际动员能力)和人口资源四个指标上,除了人口资源以外,中国将在2030年全面超过美国;第三个时间节点,中国将在第三个十年在主要领域赶超美国。这个阶段上将形成对中国有利的中美战略平衡,中国在科技、军事、软实力等大部分领域赶上美国,部分领域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此时,中美战略竞争的优势已经转移到中方,中美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和地位,美国将寻求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共存共治。

黄仁伟认为,总体而言,从时间向度上来看,美国目前的优势会逐渐转变为战略负担,中国的潜力则会逐步释放,劣势最终转变为优势。到2035和2050两个时间节点上,中美力量将发生明显改变,中美战略相持的状态也会相应变化。然而,发展过程中也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新冠疫情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中美双方而言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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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视频会晤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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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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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华盛顿,乔·拜登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室与中国主席习近平进行视频会晤时挥手致意。(美联社图片/Susan Wa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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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华盛顿,乔·拜登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室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出席会晤的还有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右)以及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美联社图片/Susan Wa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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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华盛顿,乔·拜登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室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图为列席会晤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美联社图片/Susan Walsh)

2021年11月15日(星期一)华盛顿,乔·拜登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室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视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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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总统在推特上说:“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习主席会晤是为了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是要坦诚而直接地与他对话,并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

以下为会晤纪要

拜登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主席视频会晤纪要

2021年11月16日

11月15日,约瑟夫·R·拜登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主席进行了视频会晤。两位元首讨论了我们两国之间关系复杂的本质,以及负责任地管控竞争的重要性。正如以前的讨论一样,两位元首谈到了我们利益一致的领域,以及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视角相异的领域。拜登总统欢迎有机会就我们在一系列议题上的意图和优先事项与习主席进行坦诚而直接的对话。

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护其利益和价值观,并且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21世纪的规则能够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的国际体系。他强调了他对在国内进行影响深远的投资予以优先考量,同时,我们与外国盟友和伙伴保持一致,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拜登总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以及在更广泛的人权方面的做法提出了关切。他明确表示,需要保护美国工人和产业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做法的影响。他还讨论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表达了美国履行我们在该地区的承诺的持续决心。拜登总统重申了航行自由和飞越安全对该地区繁荣的重要性。关于台湾,拜登总统强调,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 "一个中国 "政策,并强调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边行为。

拜登总统还强调了管控战略风险的重要性。他指出,需要有常识性的护栏,以确保竞争不致转变成冲突,并保持沟通渠道开放。他提出了双方利益相交的具体跨国挑战,如卫生安全。两位元首特别讨论了气候危机关乎世界存续的本质以及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还讨论了采取措施着手解决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两位元首还就关键的区域挑战交换了意见,包括朝鲜、阿富汗和伊朗。最后,他们讨论了双方如何就一些领域继续进行讨论。拜登总统强调了实质性的具体对话的重要性。 


On Monday, Nov. 15, 2021, President Joe Biden met virtually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rom the Roosevel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Biden said on Twitter,”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It’s about speaking candidly and directly with him and ensuring the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Below is the readout of this meeting.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Virtu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1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met virtually on November 15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the complex nature of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As in previous discussions, the two leaders covered areas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and areas where our interests,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diverge. President Biden welcome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candidly and straightforwardly to President Xi about our intentions and priorities across a range of issues.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its interests and values and,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ensure the rules of the road for the 21st century advanc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is free, open, and fair. He emphasized the priority he places on far-reaching investments at home while we align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broad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President Biden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RC’s practices in Xinjiang, Tibet,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more broadly. He was clear about the need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nd industries from the PRC’s unfair trade and economic practices. He also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communicated the continued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uphold our commitments in the region. President Biden reit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safe overflight to the region’s prosperity. On Taiwan,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r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resident Biden also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strategic risks. He noted the need for common-sense guardrails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to keep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He raised specific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where our interests intersect, such as health security. In particular, 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the existential nature of the climate crisis to the world and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C play. They also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measures to addres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The two leaders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key regional challenges, including DPRK, Afghanistan, and Iran. Finally, they discussed ways for the two sides to continue discussions on a number of areas, with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substantive and concrete conversations.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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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李成:用两国中产阶级重构中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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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枫  来源:《财经》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这次会晤“不仅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称,美方期待美中双方“共同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习近平在会晤中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他还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拜登通过社交媒体对外表示, “我正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主席举行会晤,希望借此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我将会和他进行坦率、直接的交谈,确保(两国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分析说,美中两国之间能够有元首视频会议这非常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两国关系漩涡式恶化境地,但不能因此认为这会成为两国关系转折点,因为还存在很多矛盾、争议和阻碍。

对于这场期待已久的视频会晤会如何带动中美关系走向,李成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看:首先,是否可以在两国乃至全球的角度带来一个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政治信息;其次,是否可以带动在某些领域合作确实开展起来;再有,能否在彼此最有争议问题上使对方更了解彼此观点。这很重要,因为对突发事件和危机进行有效管控,这是当务之急。近两年来,因新冠疫情而引发的隔离使两国之间在广泛的层面上产生误解和误判可能性增加。虽然两国最高领导人或许认知明确,但大多数民众、社会舆论、媒体和学界可能都对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不甚了解。彼此交流几乎中断两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出现的人文教育领域的一定程度“脱钩”,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凸显两国元首沟通重要意义。

“还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元首会晤后美方可能会淡化这一会晤的意义,这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这可能会与中方这边反应有相当大的反差。因为我估计美方不太可能说会晤带来了突破性变化。而实际的积极意义我们也许需要过段时间才能看到。”李成告诉《财经》记者。

正如李成所说,两国关系缓和前路漫漫。过去一年中,中美关系并未从特朗普政府最后十个月所造成的破坏性局面中走出,拜登团队也没有像外界曾经所期待的那样有建设性地推动中美关系,而是大体维持其前任团队的鹰派策略。

这种延续一定程度上是拜登政府面临的美国内政困境所造成的。在李成看来,拜登未能在大选中大胜,这导致他没有国内政治资源去改善美中关系,即便他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美国社会和党派政治的撕裂加剧对其掣肘。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通过联盟驱动的竞争体系遏制中国。这让一些声音认为,这种方式比特朗普政府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大伤害。李成认为不能单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拜登政府虽然也对华示强,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不尽相同。那就是在经济上不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不寻求改朝换代,意识形态上不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特朗普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拨乱反正,这让两国关系在上半年并未得到改善,直至下半年元首通话后才显现缓和迹象,最受关注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姗姗来迟的对华贸易政策讲话中提出“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较为积极的概念。

虽然出现好转迹象,但李成认为,这种缓和是短暂的,因为两国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美国已视中国为挑战者和主要威胁,两国政治经济模式的不同让美国社会对中国存在恐惧感和误解,尤其是在美国内政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

这种结构性矛盾也让拜登政府选择用竞争这一概念主导中美关系,但中方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李成看来,若以竞争主导,两国关系将难免滑向冷战对抗,因为竞争与对抗的界限很难区分,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队。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的认知差异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那就是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创、急于求成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选择用错误和铤而走险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双边关系。弥合这种分歧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李成建议不应该以19世纪的心态看待当今世界,也不应该用20世纪的方法应对时代新挑战,而应该从地缘政治博弈的旧思维中跳脱出来,选择一个新的角度来为两国关系寻求动力、建立共识。

在李成看来,这个新的角度就是两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不仅是各自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两国领导人都将政策重心指向振兴中产阶级。这些共同点能够构筑良性互动基础,将彼此的中产阶级视为机遇以及助推经济繁荣的动力,而不是借此进行零和对抗。

以下为《财经》与李成对话实录:

《财经》:你如何评价自今年1月就任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李成:评估对华政策离不开分析美国内政。在2021年,无论是美国内政外交本身还是美中关系都是起伏变化、危机不断,美国经历国会大厦遇袭、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美军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惨败以及拜登政府不负责任、丢尽颜面的撤离,这些都加深美国自身焦虑感和失落感。这个大背景下,美中关系恶化速度超出外界想象,一度曾向敌对和直接冲突方向发展,指责彼此是“种族灭绝”政权,揣测对方实验室失误引发新冠病毒泄漏,在中国周边海域——台湾海峡、南海、东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飙升。双方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加大妖魔化对方,用零和博弈和幸灾乐祸思维方式看待彼此。尽管双方近期有高层接触,但这种趋势并没有收敛。

《财经》:正因如此,中国国内一些观点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无不及,对两国关系更有害,你赞同这种看法吗?

李成: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变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强与盟友合作,这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但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压力,特别是拜登政府联合同盟国共同抵制中国的方方面面。例如,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起半导体芯片联盟;呼吁志同道合国家以人权问题为理由抵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举办活动;敦促欧盟重新考虑中欧投资协议;成立美日澳印度四国准军事同盟;年底召开民主国家峰会。这凸显拜登政府加强通过同盟国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施压。这解释了为何一些中方民间和官方背景的学者都认为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还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建立反华联盟并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定性,这几乎将中国逼入墙角。

从这个角度看,拜登确实并未如外界所期待那样摒弃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是选择基本延续鹰派作风,但这不能等同于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中关系恶化的起源在特朗普政府,特别是其执政最后十个月,鹰派团队完全掌握对华政策,推出四大举措——经济上与中国全面脱钩,政治上推翻中国政府,意识形态上将中国定义为全社会威慑,外交上准备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些问题上,拜登政府采取不同政策,首先反对与中国全面脱钩,选择在保持美国技术领域优势情况下有选择性精准脱钩;不支持政治上颠覆中国政府;虽然尚未明确取消中国行动计划,但至少表示加强文化教育交流,今年夏天给9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这与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全社会威胁完全不一样;在不同场合高层会晤中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财经》:拜登政府为何很大程度延续特朗普政府鹰派作风?

李成:这可以从美国政治中寻找原因,2020年大选前外界曾普遍认为拜登会大胜,但这种情况没发生,特朗普获得7400万张选票,比他2016年当选的那次还多1000多万张。内政撕裂使拜登政府没政治资源去做想做亦或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改变具有重大争议的对华政策。拜登必须与共和党议员妥协,因此随波逐流,顺应共和党强调的“谁比中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如果拜登大选大胜,他会有更多动力和资源去尝试推动新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他在竞选中曾经给出信号,即区别看待中俄,反复强调中国不应该是敌人,批评特朗普政府鹰派人士。

《财经》:虽然中美关系总体上尚未有完全改善迹象,但两国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会晤带来一些积极因素,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缓和?

李成:中国有些声音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经济压力太大,例如通货膨胀严重、供应链受困、庞大基建规划需要中国合作。还有人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希望与中方对口官员对话,这些说法有点言过其实。虽然美国经济面临压力,华尔街、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我认为,这不是促成苏黎世会晤的主要动因。

美国推动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通话有四个原因,首先,拜登总统曾四次访华,11次见习近平主席。他们有非常良好的交往,拜登可以说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了解中国的美国总统,他不需要副手建议,他与自己外交团队主要官员对中国的看法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了解让克里特使的天津之行后很快促成这次通话。其次,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朝核、伊核、阿富汗撤军、缅甸政局剧变、对俄关系、边境难民等——问题重重、败笔累累。拜登外交团队尝试做出调整,否则外交事务层面会被反对党和民众认为毫无政绩。鉴于这些议题中有不少需要与中国合作,所以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动机。第三,美中在台湾海峡和南海频繁军事演习增加擦枪走火可能性,这需要双方高层认真对待,所以两国元首通话,军方也展开互动。

第四个原因尤其重要,拜登上台后加强同盟关系,这些盟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安全领域与美国走得近,但要他们选边站队很难,大多数盟国不赞同美国的反华冷战思维,德国、法国和英国领导人都曾表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对中国有所保留,但不愿意和中国打冷战。日本领导人也表示过类似观点,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它们都明确反对选边站队和冷战思维。拜登拉盟国对抗中国带来变化的同时也带来制约,因为这些盟国在经贸、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区域和平等问题上比美国更需要与中国合作,它们也没什么“老大老二”情结,这就解释了拜登为何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不搞新冷战,虽然他的很多做法就是冷战思维,但起码口头表态反对新冷战,这就是出于压力,因为盟国不希望美中这样走下去。

以上几种原因都超出对经济压力的考量。美国经济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纾困救济方案的落实,目前也未矛盾尖锐化或不可收拾。而且美联储还可以印钞票,所以经济原因不是主要动力,退一步来看,即便在经济上与中国全面合作打开缺口,美国民众也不认同,他们认为这只对华尔街、对大公司有利。

《财经》:这种元首通话带来的关系缓和会持续多长时间?

李成:这种缓和是短期现象,美中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并没有到转折点,这并非是低估元首通话和苏黎世高层对话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当然意义重大,这再次说明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40年交往所建立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桥梁和纽带不会是也不应该像美中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会“垂直坠落”。与此同时,两国决策者都意识到美中关系若要实现可持续缓和,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因为存在结构性矛盾。

《财经》:哪些结构性矛盾制约双边关系缓和?

李成: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国力上升后与美国维护霸权体系产生冲突,因为原本美中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位置截然不同,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两国间结构性矛盾在激化。全球地缘政治中,美中之间断层线正在形成,科学技术成为竞争最核心领域,美国近年来发现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突飞猛进,例如5G、人工智能、算法、航天,还有最近热炒的超音速导弹,所以不难理解许多美国人为何如此不安。这其中虽然有些夸大,但可以说这是二战后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技术潜力、综合国力和经济全球化能力与自己旗鼓相当的国家,冷战时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主要在军事和航天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综合国力上不具备挑战实力。美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带来的挑战高于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不会结束,因为美中竞争核心是科技,当下科技竞争前沿是5G和芯片,两国将在产业、研发、市场和人才领域进行竞争。美中专家普遍认为两国在5G领域不是竞争谁建设得更好,而是要有两个不同的通讯方案,两个不同频段选择,5G网络最终归属权是毫米波还是厘米波,这将决定美中谁是未来一二十年通信领域领导者。

这里需要说一下,我们对华为谈得很多,但两国报道大都从己方观点入手,很少看对方想法。这不是说美国打压华为是对的,而是要了解打压原因和思路以及美国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20年11月,中国在建5G基站已达到70万个,占全球比重70%,照计划今年要再兴建60万个,中国在5G进展迅猛让美国感到必须压制华为,因为这挑战太大,所以才被解读为国家安全威胁。另外,美国制造的芯片全球份额在1990年占37%,目前只占12%,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重建供应链和产业链联盟,因为这是中国的短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呼吁盟国限制对中国出口敏感技术,这种吃相很难看,就是要遏制中国发展速度,美国担忧虽然现在还有一些领先优势,再过很多年也许会被中国超越。

结构性矛盾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国政治经济模式不同乃至对立。如果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蒸蒸日上,就不会那么在乎中国的不同模式,但过去几年,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发生多层次危机,新冠疫情应对糟糕、种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特朗普现象和极端民粹主义抬头……这些自身危机加剧美国民众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所带来的恐惧感和反感,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美国自信心处于很大的危机状态。再加上两国学界和媒体过分强调中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美中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抗衡在未来几年不会缓和。

《财经》:面对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应从何入手缓和关系,我近日采访美国驻华临时代办米德伟,他提出从易到难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挑战,哪些领域可能较快得到改善?

李成:结构性矛盾是长期的,战略竞争也不会停止,中国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立场也不会变,所以美中对彼此强硬外交政策在未来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但我认为米德伟所说从易到难解决美中关系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从容易问题入手,即争议较少且使彼此较明显获益领域,例如国际公益事务,包括气候变化、反恐、反毒品和区域性维和。

一些领域可能较快出现缓和,我曾在去年底布鲁金斯学会和耶鲁大学的一份联合报告中建议拜登政府继续欢迎中国留学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取消惩罚性关税、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这些都在改善。我还建议恢复与中国人权对话,这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坐下来谈。联邦调查局发起的违宪的“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计划,应该尽快废除。还有重开成都和休斯顿总领馆,恢复富布莱特在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项目交流,这些也都是可行的,尽管目前还未发生。通过这些举措可以建立互信,聚沙成塔带来质变。

《财经》:气候变化被视为是可能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绿洲”,也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为何中方担忧这一“绿洲”可能会沙化?

李成:近几年来,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出台很多战略报告,其中一大部分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安全挑战和威胁,这与“9·11”之后将恐怖主义视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同。但并非所有官方报告都持如此观点,有些重要报告则将气候变化定义为最大威胁,这些报告并未被中国媒体报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太平洋舰队战略分析报告,将气候变化和恐怖分子等全球议题当作首要威胁。

小布什在“9·11”前曾将中国定为敌人,如今若把中国再次认定为敌人,这又一次找错敌人,敌人应该是人类社会共同威胁,气候变化、新冠病毒、核扩散危机、恐怖主义……但如今却几乎就是要公开说出中国就是美国敌人,这非常糟糕。如果继续这么说,那么中国当然会成为美国敌人,很遗憾这种负面声音在美国占主流,妖魔化中国的声音有增无减。中国要实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承诺需要付出一定短中期经济利益,如果美国总在其他方面批评中国,中国肯定会有相应考量。另外,共和党的许多人对气候变化有不同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新能源就是炒作,中国肯定会考虑共和党如果在中期选举和下次大选获胜,那么气候变化议程就会被抛弃,这正是中方所担忧的——如果不抓住机会,绿洲也会沙化。这种对气候变化的怀疑声音不只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会给美中和全球气候变化合作带来阻力。

《财经》:与气候变化一样,外界对中美经贸领域缓和也持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概念,但美方专家认为,这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改弦更张。中美能再挂钩吗?经贸关系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是怎样的角色?

李成:无论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还是财长耶伦,都是拜登内阁中以温和理性著称的官员,不仅反对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全面脱钩,也不赞同拜登政府一些高层官员所认为的接触无用论。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都强调要接触,这说明在拜登团队中不是铁板一块。但问题是美国如今对华政策的重心已不是经济和金融议题,而是安全议题主导,当年是财长保尔森主管中国事务,如今则是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坎贝尔,这意味着国务院和国安会官员主导中国事务,而不是经济事务部门官员,前者大多是主张对华强硬和要打压中国的官员,戴琪属于后者并不代表主流。这表明尽管经贸还是两国关系压舱石,但已不是驱动器(driving force),重要性已让位战略安全,要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看美中经贸关系的地位和作用。

但另一方面,美国仍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前五个月,美中贸易比同期增长41%,考虑到2020年前半年美中贸易并未受冲击,所以这个增长数据是有意义的,这表明美中经贸关系仍在发展。2020年中国是美国15个州最大进口伙伴,包括加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等,这些都是美国政治经济重镇。

美国政治经济外交有地方因素,民主党和共和党虽然在对华示强保持一致,但地方领导州长、市长、州和市议长还有另外一个共识,那就是他们花费几十年努力培育的美中经贸教育文化关系。过去40年交往已让美中结成50个姐妹省州和200多个姐妹市,美国州政府在中国设立27个代表处,这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包括加拿大和英国。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到2020年初因疫情暂停国际旅行,美国许多州政府派贸易代表团访华,这说明强大且有针对性的地方合作为两国带来就业和投资,也为中产阶级带来实际经济利益,这与联邦政府战略上对中国强硬打压形成对比,这会给美国决策者很多思考余地。

《财经》:美国目前用三分法定义中国,即合作、竞争和对抗,中方则认为不应该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用竞争定义两国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李成:拜登政府重申在符合美国利益方面可以和中国合作,这与特朗普最后一年全面脱钩不同,但同时强调激烈竞争。拜登同时改善与盟友关系,让盟友积极参与对抗中国。我曾在拜登执政百日时撰文指出,拜登政府提倡的以联盟为驱动的竞争有意无意会走向冷战对抗,因为界限很难区分,特别是要求其他国家站队,这就是基辛格博士和董云裳(前代理助理国务卿)等资深外交官所担忧的,他们都认为华盛顿过分强调竞争,会将美国对华政策引入歧途,陷入新冷战。基辛格指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中两国同样强大,这在当代地缘政治中前所未有,美苏冷战不具备可比性,当时美国比苏联强大很多。此次不同,任何一方都无法赢得全面战争(total war),如果竞争导致冲突,冲突升级为战争,这是永远没有赢家的战争,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毁灭性战争。

《财经》:有这样的潜在危害,美国为什么一定要用竞争定义两国关系,如何弥合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分歧?

李成:正如我前述提及拜登竞选没大胜导致没有国内政治资源去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感到在科技等领域受到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制定对华战略。我对此持批评态度,应该寻找更好方法。我们不该以19世纪心态看待当今世界,也不该用20世纪方法应对时代新挑战,而应该从两国中产阶级这个角度寻找共同点弥合分歧,改善两国关系。

中国启动经济改革40年来,经济增长60倍,许多中外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GDP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中国GDP已在2018年超越美国;与1960年相比,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下降50%;再从人均GDP看,1979年经济改革之初,中国人均GDP不足美国3%,300美元左右,2019年,人均收入提高25倍,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2035年有望达到3万美元左右。我在《上海中产阶级:重塑美中交往》一书中提及目前上海人均GDP是2.3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10月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城镇居民房屋拥有率占96%,上海有户籍家庭几乎都有住宅,上海居民家庭资产平均数为120万美元,这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上海等超大型城市迅速发展,在二三线城市也不断增长,从沿海进入内地城市。

反观美国中产阶级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总人口70%,上世纪70年代下降至61%,2000年将至55%,现在是50%,估计还不到。一些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但其实不是,中国很多人是中产,但不认为自己是中产。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显示,1980年-2014年,中国公民收入分成五组,从高到低各占20%,中国公民在这五组中都获益匪浅,而美国只有顶层20%显著增长,其他四组没明显改善,美国中产没多少存款,房贷很多,每年要交1.5%左右房产税,美国中产如果失业,家庭生活方式会发现明显改变,假设拥有100万美元房产,每年要缴纳1.5万美元房产税,每月还有房贷,一个月要付六七千美元,失业就负担不起。美国中产的不满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几年奥斯卡获奖电影都与中产阶级下沉有关,例如《小丑》和《无依之地》,都反映出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的愤怒和沮丧。

我当然不是说中国中产抢走美国中产饭碗,美国中产阶级萎缩更多应归因于美国过去数十年分配结构缺陷、贫富悬殊和行业垄断。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也解释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念和态度,美国人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这种心态很微妙。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中产境遇缺乏了解,因此难以换位思考,如何弥补这种认知差异很关键。

如今两国领导人都把政策优先放在改善中产阶级境遇,拜登上台后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特朗普2016年胜选也是得到中产选民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给中产减税,其实他们是同一理念,就是打中产阶级牌。再看中国政府,2001年提出优先减贫和扩大中等阶层,而后,习主席又提出中国梦和共同富裕,重点都是扩大中产阶级。如果两国都在推动中产阶级发展,这能否成为良性互动基础,而不是零和对抗根源,更不是妖魔化对方。强调这一共同点表明我们是相同的人,有共同愿望,要互相尊重,更要换位思考。

中国中产阶级增长一定程度上利用美国经济开放性,这没有错,就像马凯硕(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所说,中国人把美国人的繁荣当作一种资产,后者已经帮助并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他这句话说得很好,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把中国中产阶级的巨大活力和潜力也看作美国中产阶级的巨大资产和机遇?两国中产阶级不仅是各自国家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者。

《财经》:明年将是中美关系关键一年,有很多事件会影响两国关系进展,你如何预期明年中美关系走向?

李成:2022年是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三年,美中政府在新冠议题上至今没合作,这很遗憾,明年是否会出现合作机遇,并非不可能。美国情报部门溯源结果并非那么糟糕,指出不是故意用病毒做武器,这就是积极点。还有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西方和美国是否会抓住理由对此有举措也值得观察,明年中国要召开二十大,这也很重要,这对全球经济和美中关系都有影响。

在美国方面,最重要的是明年中期选举,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参议院34个席位、39个州州长均改选,民主党有可能输掉众议院多数席位,这意义重大,阿富汗撤军的败笔可能会加剧民主党丢失席位。我来到美国30多年,2008年我也是奥巴马选举团队成员,以往选举只是关注两党政策不同和利弊。但2020年大选,以及明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估计都会与过去不同。美国许多人认为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与黑暗的抗争,良知与愚昧的冲突,民主与专制的选择。这意味着美国近期选举中都要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我布鲁金斯的一位同事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国内意识形态矛盾比国家间意识形态对抗更尖锐,一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己方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这很糟糕。

拜登目前支持率仅有43%,不支持率为53%,由于缺乏政治资源,他的内政外交都举步维艰,新冠肺炎疫情没完全控制,虽然总体比以前好,但也因政治考量急于求成,在口罩问题上朝令夕改。虽然经济上总体还不错,股票市场不错,但通货膨胀有些严重。在种族矛盾问题上,拜登支持少数裔维权是完全对的,但也带来新的争议,有些举措也落实不力,反亚裔事件今年上半年超过去年总和。枪支管控遥遥无期、警察改革无人提及,得州堕胎法案挑战过去数十年女性权利进步成果。再加上仓促撤离阿富汗,这让美国人在军事、外交、政治、道义和心理等层面受到重创。

这种情况会让右翼保守势力得到机会,这是美国历史过往已反复证明的现象。中国国内有些人以零和博弈思维认为美国内政外交困境会有利于中国,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种困境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急于求成、铤而走险,一个内部撕裂、自信受创、急于求成走出困境的超级大国会给世界乃至中国带来很大冲击和伤害。国内矛盾尖锐让美国执政者没意愿也没资源改善美中关系,两党都会对华示强,将中国当成敌人,夸大中国威胁,导致双边关系难以彻底改善。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交流,更需要深刻全面了解对方,这对彼此都有利。

愿美中两国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理性、智慧、自信和沟通,转危为安,造福世界。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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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财长:美国通货膨胀能否得到控制取决于政府能否成功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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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央视网

当地时间11月14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能否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取决于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

耶伦认为,美国通胀率不断上升并超出预期是由新冠疫情造成的。

因此,控制新冠疫情可以让人们进行更多地消费并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从而使美国的通胀率恢复至正常水平。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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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锁森: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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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锁森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2021 年 10 月 30 日,纽约聊斋第 61 期讨论了一位出道于大清、成名于民国、善终于共和国、横跨三大时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894-1961)。尤其是梅兰芳于 1930 年访美演出,为中美两国的民间交流、推动京剧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讲人是中国戏曲学院表演、导演教授、京剧武生吕锁森,与谈人是冯光宇、点评人是董存发,主持人是福坦莫大学的教授洪朝辉。


主持人洪朝辉】在三位嘉宾讨论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之前,我这个外行人想给各位提几个可大可小的非京剧专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第一,为什么盛行于北京和天津的京剧,在江浙,尤其是上海,能够红极一时?据我所知,我们一般江浙人是听不懂京剧的,但这并不影响京剧在上海的流行,就像我们听不懂意大利歌剧一样。从市场经济的原理来论,京剧在上海滩能够红极一时,既有京剧名家愿意到上海演出的一面,叫供应;又有上海社会,尤其是某些上流社会,如以杜月笙为首的,愿意捧场、买单的一面,叫需求,这种需求市场是怎么形成的?这种需求市场可以持续吗?为什么?

第二,梅兰芳在1949年后的待遇问题,这似乎是小问题,但可大可小。我最近突然发现,我们讨论过的八位民国名人中,其中三位在1949年以后,都享受极高的工资和经济待遇,一是文化汉奸、鲁迅弟弟周作人;二是双目失明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三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京剧大师梅兰芳,特别是梅兰芳,在工资改革后的1956年,月工资高达2100元人民币,比最高的一级工资400元人民币,还高出5-6倍。当时的高工资不仅表示有钱,而且显示有地位,得到官方的认可。但这三位既没有打江山的功劳,也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凭什么、为什么享受比开国元勋还高的工资待遇?这是否表明,1966年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梨园界大师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还是得到尊重的?

第三,梅兰芳的个人经历,有几点需要大家跟随嘉宾的演讲,一起来解释和丰富。一是他于1937年从上海去香港,避难,当时为何不去重庆?二是他于1940年,又斗胆从香港回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上海,为什么还是拒绝去重庆?三是在上海沦陷区的五年(1940-1945),他拒绝上台,蓄须明志,始终不给日本人演出,为什么日本人不像对待其他中国文化名流和精英一样,强迫梅兰芳就范?例如马连良、荀慧生等就被迫上台。四是1949年梅兰芳为何不去台湾、香港和海外,而是似乎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大陆,并一直得到周恩来的特别照顾?尤其是,在1949年,不少学界名流,如傅斯年等,决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但梨园的大师们却大都留在了大陆,比如四大名旦的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最多是马连良去了香港,后来还是回到大陆。五是,梅兰芳于1961年去世,想像一下,如果他能活到文革,他的命运又将如何?他也能一如既往地全身而退?他会被迫屈从去演样板戏,还是再度蓄须明志呢?

凡此种种,我们将随着两位嘉宾的演讲,一起思考,一起探索。

主讲人吕锁森教授】 伟大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

(一)京剧发展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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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介绍一下京剧的大概发展历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传统戏曲。京剧诞生了大概两百多年的历史,它是诞生在 1790 年,说起来是发源于 1790年,当时叫四大徽班进京,这是产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那些地区,这是个富庶的地区,比如说安庆扬州湖北这些地方,那个地域的人他们戏曲的基础非常好, 在那儿皮黄腔流行得非常广泛。所以,所谓徽班就是在今天说起来都是安徽的班子,其实也未必都完全是安徽的。四个徽班比较著名的徽班,他们从南方开始到北京来为乾隆、老佛爷庆祝八十寿辰。那么庆祝的这个庆典的时候,不是只有这四个班子,是众多的戏班。因为他会广发帖子让全国各地他认为不错的他都会发帖子邀请,来北京给乾隆、老佛爷祝寿。那么来了很多能够留在北京的,或者是比较名的就是这四大徽班。四大徽班就是三庆班、四喜班、春台班和和春班。

这四班里面又以三庆为首,三庆班后面出了一个叫程长庚的,是安徽人。所以程长庚先生应该说就是京剧的开山鼻祖。他是唱老生的,他的演唱风格和表演风格形成了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潮流。所以,在他的传承下,又培养出了下一代的继承人谭鑫培先生。他把三庆班的班首继承下来了以后,带领着戏曲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清政府扶持或者是清政府喜欢,因此他们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他们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清廷,为清廷的王府,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再早的时候同治皇帝都看到过他们的演出。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支持, 因此他有官方的支持,同时又有民间的背景。因为这些班子完全是自己自发的来到北京进行演出,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观众群。因此,他们在这儿生存的非常地好, 他们就不回到他们自己的原籍地区了。

那么在众多的班子众星捧月之下,慢慢地新的皮黄剧种那个时候就战胜了当时在北京曾经流行过的昆曲,还有一些梆子腔之类的剧种,成为一个新兴的剧种,

那个时候叫皮黄腔,不叫京剧。同时在上海皮黄腔也兴起了,基本上和北京的比较类似。所以上海人把北京来演出的戏,这种腔调就称为京腔,这是京剧的来源。慢慢慢慢人们就把它叫成了京剧。后来在日伪时期又改成了评剧,因为首都挪到了南京以后,躲到重庆以后,这段时间就叫评剧了。这是民国时期。所以京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延续。从谭鑫培之后,能够以引领京剧新的潮流的就要谈到梅兰芳了。因为梅兰芳的时代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京剧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 京剧的大概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

(二) 京剧名旦

在介绍梅兰芳之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四大名旦。四大名旦其中主要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四位旦角演员。现在旦角演员里面,这四位旦角演员曾经在京剧里面是非常非常名的。有人说是评选出来的,但是现在也有人给推翻了这个理论,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推选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老百姓的推选是怎么样的推选的方法?老百姓的推选就是买门票,谁的票房好那自然是一个推选。他们没有这种推选的可能,这都是新闻记者他们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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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选出四大名旦来的时候,可能是报界里面推举一个新剧目的时候推出来的。那时候不仅是四大名旦,最后就落出来这样四大名旦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后面的推波助澜中间,这四大名旦的叫法就越来越广,他们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当然,这四大名旦里面排在首位的就是梅兰芳先生。他无论是支持者和票数来说都是非常高的。梅兰芳先生我们放着一会儿再说,我们先介绍一下尚小云。第二名是尚小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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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云先生是戏曲表演艺术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他自己是演旦角的,他学艺的时候曾经学过武生。所以他的基本功在这四位中间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他的戏里头就偏一些武戏。文戏也照演,但是他在武戏方面更有他的特长。尚小云先生不仅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同时他也是教育家。为什么叫戏曲教育家呢?因为他后面主办了一个叫荣春社的科班,科班就是教戏曲演员的这样一个学校,现在说白了就是学校。只学专业,不学文化课的专业院校,专业学校。

这个荣春社培养了荣春长喜四个班里面的众多的演员,为后备的戏曲演员乃至到我们的老师师辈里面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就是教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很多也是荣春社毕业的。首先就是他的大儿子叫尚长春,是著名的京剧武生演员,我有幸是他的弟子之一。我跟尚老师学过几个戏,得到过尚老师的真传,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师承。当然我的师承也很多,其他的老师也学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提一下。这是尚派,尚小云尚先生。

程砚秋先生无疑也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同时他也是程派的创始人,也是戏曲教育家。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戏曲学校的校长,最早的时候焦菊隐先生当过校长, 后面金仲荪先生当过校长,之后程砚秋先生接过校长。所以他在培养中华戏校这个是由国民政府主办的一个学校,官方出钱的一个学校。他当过这方面的校长, 所以我们认为他也是戏曲教育家,同时他在理论方面有很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对四功五法,包括他有一些自己在唱方面的理念这些方面,他也出访过欧洲。所以说,程先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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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是荀慧生先生,他是京剧的表演艺术家,是荀派的创始人。荀先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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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四大名旦不是四大青衣,因为旦角是女性行当里面的一个总称,并没有说必须是青衣,但是巧得很这四位伟大的艺术家们大部分都能唱青衣,以青衣为主横跨一些其他的行当。比如说梅兰芳先生就是以青衣为主横跨一些花衫戏,刀马戏也稍微跨一些。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青衣为主,能够横跨到刀马旦,这样的一些行当。程先生的特色也比较独特,他就是以青衣为主,其他的行当他涉猎的比较少。或者是说在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涉猎过,但他成名以后基本上就保持在程派的青衣为主,他的风格特点比较擅长于演京剧中间的一些悲剧,这是他的风格特点。

那么荀先生是以青衣为主,兼演了一些花旦的戏。他的花旦戏更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像《红娘》,这个人物角色就是以花旦为主,要兼一些青衣的功能。另外像《花田错》《霍小玉》这些都是以花旦和青衣两种行当融合的人物角色。这是荀慧生先生的特点。

非常巧的就是王瑶卿先生,也就是说四大名旦的师辈不一定是老师,就是在他们的师辈,比他们资格更老的王瑶卿先生曾经是我们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他被称为戏曲界的通天教主,他对四大名旦有一个在艺术上的总结,王瑶卿先生在理性和教学等方面真的是非常突出的。他对他们的总结,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风格特色的。比如说他对梅兰芳的评价就是“样”。对尚小云先生的评价是“棒”。对于程先生的评价是“唱”。对于荀先生的评价是“浪”。他都用了这样的江阳辙的这个辙口里面,他用的是江阳辙中间取一个字把他们做了总结。在戏曲界来说广为流传,也是非常非常地有价值的。把他们四个人的特点基本上都表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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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梅兰芳生平

梅兰芳先生是 1894 年出生,1961 年在文革前去世。因为他出生于戏曲世家, 爷爷是梅巧玲先生。沈蓉圃先生绘制的同治、光绪年间十三个著名的伶人,画的非常像。梅巧玲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爸爸是梅竹芬,去世得比较早。同时抚养他主要就落在了大爷梅雨田身上。他的大爷膝下无儿,只有梅兰芳这么一个男丁, 所以他肩负着要继承梅家的香火的重任。因为父亲去世早,比较苦,所以从小就开始学戏。在学戏的时候,第一位老师对梅兰芳是不太看好,没有发现他身上的一些才华,就认为梅兰芳先生的天资不是很好,所以对梅兰芳是否定的。后面拜到了吴菱仙老师的门下之后,吴菱仙老师带着梅兰芳,教梅兰芳学艺,基本上在这个时候开始努力地学习京剧。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渐地显现出来自己的个人才华,因为他也比较勤奋好学,基本功也开始打得比较扎实了。后面他又进入到了当时 1904 年成立的喜连成的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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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喜连成的科班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最重要的科班。这个科班它成立了 44 年,教了七科的学生,所以很多老一代的名表演艺术家全都和富连成有关系。后面改成富连成,以前是喜连成。以前也拍过这个电影《富连成与牛子厚》就是最早的老板出资,成立的富连成。这个里面它有七科学生,每一科它都有一个字来表示,叫“喜”、“连”、“富”、“盛”、“世”、“元”、“韵”这样七科学生,差不多第七科的时候到了 1948 年,那个时候内战打起来了,实在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科班解散了。这个基本上是从 1904 年,也是清末的时候成立的科班,所以它跨度非常大。在“喜”里面像侯喜瑞、赵喜珍、雷喜福等等,这个科里头出的人才也是很多的。“连”马连良是这科的,王连平我们的老师,骆连祥也是我们的老师,刘连荣等等。“富”马福䘵、谭富英。“盛”裘盛戎、李盛斌、高盛麟是我们的老师,我也有幸跟他学过,这是名的大武生。“世”李世芳、毛世来这是四小名旦。王世旭老师是我们的老师。世字的也很多。“元”谭元寿是郭建光的扮演者,也是谭家的第五代传人。刘元彤等等,“韵”字收科的时候,翟韵奎、曹韵青都是富连成最后一科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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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先生有幸在富连成里面进行了一些学习,但是这个查不到资料,没有更多的记载,只是提到了梅兰芳向周信芳先生、林树森先生和赵松樵先生,这些都是大家,后面的大演员他们都在富连成学习过,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在富连成一定是对他打基础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是梅兰芳先生早期学习的时候,他非常勤奋,而且他自己的眼睛是近视眼,他为了练自己的眼睛,据说现在也传得比较神了,是拿着香头在黑暗的情况下,跟着香头转。还有自己养鸽子看鸽子飞练自己的眼睛。这都是梅兰芳先生学习方面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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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先生的成名是在他出科以后,离开吴菱仙老师,或者是还没离开吴菱仙的时候,就小有名气了。为什么呢?因为梅兰芳先生他的样非常好,他的扮相太漂亮了。当他扮出来以后,走到台上去的时候,非常多的吸引了观众的视线。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梅兰芳在扮相方面确实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心。这是他自己本身的条件,他的嗓音条件又很好,基本功也非常好。因此具备了成角的材料。在他 16 岁、17 岁的时候,基本上开始小有名气。这个时候他也成亲了,娶了第一房夫人,这个夫人比他大两岁叫王明华。王明华先生也是出身于戏曲世家, 她的爸爸是著名武生演员。所以当她和梅兰芳结合的时候,那个时候梅兰芳还不是特别有名,是一个比较穷苦的演员。那么她能看到梅兰芳的未来,同时嫁给他之后,王明华一直帮助梅兰芳,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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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间,成名过程中间,王明华是功不可没的。包括在他的化装、包头。我们知道梅兰芳先生是一个男人,他是演女人的。这个是体制一直从明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一直保持这样,民国以后逐步打破了不许女人登台的禁忌。所以,女性的角色都由男性来扮演,这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世界的戏剧史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也都是男人演戏,包括日本的戏剧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戏曲的特点。所以到了梅兰芳这儿,在他化装的时候,就有了新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梅兰芳比较漂亮,再加上有一个比他大两岁,懂戏爱戏,深深地爱着梅兰芳的夫人,为了他的事业发展真的是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才使得梅兰芳先生在他的事业上有那样一个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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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化装方面,在很早以前化装都是用大白,里边漂点其他的油的成分往脸上抹,后面逐渐出现了有油彩。那么也是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梅兰芳赶上的时代就是电影和话剧进入中国以后,它们进入中国以后,把西方的一些化装技术带进来了。带进来了以后,梅兰芳作为最早的实验者他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 当然这个就离不开他的夫人王明华老师,帮助他在化装方面开始用油彩,这个柔和度方面就比大白强多了,包括化口红,就跟日本那个一样,因为日本的一点口红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么中国也是就化一个点,后面逐渐地把它晕开以后化嘴唇。这些是在化装方面。

还有贴片子,所谓男人要扮得更像女人,因为男的脸太宽,他用大的女生的头发做的鬓发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使整个脸形瘦下来,成为一个小条,这样更像女生,更加漂亮。梅兰芳先生在他的夫人帮助下,改变了以往的模式,同时创造了古装头贴片的方法,这又是开创历史的。

不仅如此,在服装方面,因为有了一些新的创造以后,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前的戏曲服装都是直筒的穿肥大的衣服看不到身材,有的因为男人扮女的时候比较胖的,你也没法掐腰。这个时候梅兰芳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有这个条件的, 他腰也非常细,就开始用了掐腰进去以后,使他的身姿就和别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开创。这是他成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和夫人的帮助。这是第二个问题他的成名。

第三,他成名时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我们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周边有“梅党”,这里面有银行家罗瘿公先生、冯耿光先生。还有艺术上帮助他的齐如山先生。齐如山先生是何许人也?现在在我们大陆知道齐如山先生的可以说寥寥无几,为什么呢?齐如山先生他自己后面是去了台湾,这是后话。我先从头介绍一下齐如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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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先生出生在河北高阳,他是 1877 年生人,梅兰芳是 1894 年,大概比梅兰芳先生大个十七八岁。所以基本上是和梅兰芳是师辈或者差了一代人的年龄感。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得过清代的进士,他的曾祖父也得过进士。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他自然是在这方面将来努力也是奔着去进士及第这样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他应该现在说起来是一个学霸,知识非常渊博。他后面来到北京同文馆学习,学法语、学德语,有这样的外语知识给他做铺垫,为他将来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他早年的时候支持辛亥革命,支持一切新浪潮的行动。这个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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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去过法国,几次去过法国和德国。后面他和李石曾先生曾经弄了一批人到法国勤工俭学,这里面包括共产党的一些早期的干部都是这个里面人。但是是由他们几个组织的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多次去欧洲,所以对西方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同时,由于他自己从小受到戏剧的熏陶非常多,所以他对戏剧有特殊的喜欢。到了西方以后,看了很多的西方戏剧,所以对西方戏剧喜爱倍加。因此,他有一种愿望,他要用西方戏剧改造戏曲,当他回来了以后,就和当时的谭鑫培先生和田际云先生的正乐育化会这样一个组织, 其实就是当时戏曲演员的组织,也是梨园工会,类似于这样一个工会里面,他们是给这些演员进行再教育的育化会。他就被谭鑫培和田际云先生请去讲授西方戏剧。没想到田先生非常接受他的东西,经常在这里去传播西方戏剧。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戏剧界小有名气,非常有名了,看到了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的演出叫《汾河湾》。当他看到《汾河湾》的时候,有一辙戏就是他们两个进窑,《汾河湾》是柳迎春和薛仁贵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薛仁贵去征东一走18年,把柳迎春扔在家里,她没办法生活就自己过着苦日子。这时候薛仁贵 18 年后回来了,就找到了柳迎春。柳迎春不认识薛仁贵了,就往家里头逃,逃到一个非常悲苦的窑洞住着。柳迎春进了窑洞之后,薛仁贵追过来站在窑外面两个人在对话,我是你丈夫,你要开门,你要和我相认。柳迎春说你是我丈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知道我是谁,你要把这个历史讲一讲。就是这么一段故事,表现的是这样一个表现。梅兰芳演出的就是柳迎春,他进了窑以后,在舞台上背对观众, 旁边就是老生扮演的薛仁贵在唱。薛仁贵唱的时候,柳迎春就不回头,不干扰他。可是这个时候他就认为你这个不符合戏剧情境,用西方戏剧的理论来告诉梅兰 芳,他用什么形式呢?齐如山先生就用写信的方式告诉梅兰芳,你这儿不对,应该怎么做。写了无数封信,梅兰芳虽然一开始没有回信,但是通过演出他接受了齐如山先生对他的一些批评和教育。慢慢慢慢地他就回过头来听着,他唱一句的时候他在动他在想,这个符合人物情境了。但是有一天演出的时候,恰恰演薛仁贵的是谭鑫培先生,他是梅兰芳的老辈,和梅兰芳演出是为了提携梅兰芳。但是他在唱的时候,我这儿过门了,我没唱的时候怎么突然叫好了,等他回过头来突然发现梅兰芳在那儿做戏呢。下来了以后有人讲起这个事的时候就说,我这儿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过门中间怎么突然叫好了,等我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那小子在那儿做鬼脸呢。这就是老先生用这句话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毕竟是老年人, 不太接受这样的新生事物,但是梅兰芳就开始接受了。以后的演出中间逐渐地就运用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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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梅兰芳和齐如山的最初的结交。后面梅兰芳约齐如山先生见面就开始了两个人二十年的合作。也就是说从一九一二年一三年开始有这样的接触,一直到了一九三三年梅兰芳离开北京。他们一直在一起,齐如山先生帮梅兰芳创作了很多的剧目。我们今天有幸看到了很多梅派的保留剧目,大部分都是齐如山先生帮助创作的。我们以前都不知道,都以为这是传统戏流传下来的。但是后边我们才知道这是齐如山先生帮着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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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先生本身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他在这个时期开始到戏曲所有的演出中间、后台中间去收集资料,他采访过无数艺人,他和以往的研究戏曲的人不一样。以前的人是不下后台的,是和艺人们有很多的隔绝的。但是,齐如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善于和艺人们进行交流,而且把所有艺人最鲜活的东西,无论是故事还是说一些风趣的东西,还是说他们的言谈举止中间说出来的一些有价值的理性的东西,他全都记载下来,成立了一个国剧研习社,这个是他和余叔岩、张伯驹成立的。当时梅兰芳先生也在这个社里面承担一些事情,但是后面梅兰芳先生撤出去了。所以对戏曲理论的研究做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的这些理论著述成为我,也就是我个人对于戏曲理论最信任和最崇拜的一些理论技术。因为后面现在很多的理论技术都不是最鲜活的东西,而他说出来的东西能让我们信服。这个是齐如山先生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1924 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清宫,升平署里面有很多戏曲方面的资料,还有对于北京民俗生活的一些记录,这些资料因为没地放,要拉到北京在白纸坊有个印钞厂,要把它拉到那儿进行毁灭成为纸浆进行重新造纸。已经拉了无数车以后,突然齐如山知道了这个事情,他自己就雇了一辆车就奔过去,当时就拦住拉资料的那些车,跟他们说请你们不要毁了他,我给你们钱把它买下来。他抢救了一些,另外一部分被北大图书馆抢救了一些。所以北大图书馆和齐如山先生保留了这些资料,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后面现在研究起来的一个重要资料。这成了他自己的研究所里面的资料。但是 1948 年齐如山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把它托给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先生,就是马彦祥先生的爸爸, 说这个资料您先替我收起来,藏起来,非常珍贵,有朝一日我回来再去取。但是他就再也没有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梅兰芳先生后边替齐如山先生在五几年的时候,从故宫博物院里把这些资料给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以后,后面是不是交到了戏曲研究院,这就是我现在说的这批资料已经在国家了。所以,可以想象齐如山先生在戏曲资料的保护方面又做了很多的事情。

一九三几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去了南方到了上海,就定居在上海。一直到了 1948 年北京这边傅作义已经开始谈判了,之后齐如山先生就做了一个举动, 他弃家离子,一个人只身到了上海。后边又和梅兰芳有见面,他对梅兰芳星期中间的见面谈了很多,其中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谈艺术上的交流,另外一个就是去留的问题。就是刚才洪教授也谈到了他为什么去大陆,他为什么去台湾。这两个人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分歧。

梅兰芳先生劝齐如山先生留下来,新政府一定对我们会很好,已经跟我解除了,希望您也能留下来。齐如山先生劝他你跟我一块走,去台湾,之后两个人谁也没说服谁,齐如山先生就只身去了台湾,这是后话。到了台湾以后,1949 年以后,齐如山先生曾经给梅兰芳先生发出过邀请,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演出。但是梅兰芳先生又拒绝了。他们两个来回信也有,所以就成为永别。直到 1961 年 8 月梅兰芳先生去世,在报纸上齐如山先生看到这个消息悲痛欲绝。后面写了一份我认识的梅兰芳,他写了一篇长篇大论。第二年 1962 年齐如山先生也去世了。

所以齐如山先生和梅兰芳先生的合作是非常感人的。齐如山先生这个人嘴很大,说话也不客气。他见梅兰芳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这二十年的合作,我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全身心投入到你的身上,为了你的发展而发展,可是离开我以后,这已经十几年了,我没有看到你有任何进步。所以,我对于戏曲的认知是有长足的进步,而你们没有进步。不管你身边有多少导演,还有理论家的支持, 你都没有太大的进步。

我们听起来齐如山先生说这话对梅兰芳先生太不恭敬了是吧,但是他们俩的关系是可以这样说的。因为在齐如山先生的眼里,梅兰芳就是一个小辈。你是我培养起来的,而且他说的也不为过分。为什么呢?齐如山先生从一个改造戏曲者, 用西方戏剧改造戏曲者最后成了一个传统戏曲融为一体的推动者,他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戏曲以后,他抛弃了一开始要用西方戏剧改造戏曲的理论,而完全都是回归到了传统的理念方面。比如说他的戏剧理论里面,他对戏曲的总结是“有声皆歌,无动不舞”。这是齐如山的总结。有声皆歌,只要出现声音的地方必须是音乐化的,有动作化的地方必须是舞蹈化的。这就是戏曲的表演方式,而且不能用实景,不能拿实物,不能走写实之路。这是齐如山先生说的。

我认为齐如山先生道出了戏曲的真谛,他是真正懂戏曲的人。这是我个人观点,可以和任何人展开讨论。这是我自己对于齐如山先生的认知。齐如山先生就说到这儿。

(四) 梅兰芳京剧艺术成就

下面谈谈梅兰芳先生的成就,他的发展方面有很多。比如刚才化装、服装这些方面我就不说了。包括他在舞蹈这些方面,当然齐如山先生为他提供了剧本, 具体的表演创作这些方面还得是梅兰芳先生自己。他有齐如山的帮助,还必须有一些创新的意识。比如说他创造了《天女散花》的绸子舞,他是从敦煌受到了启发,看到那些胡旋舞和飞天,对他产生了启发,他就发展了《天女散花》的长绸舞,这都是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对戏曲的一个发展。后面他在上海不演戏的时候, 他开始画画。他靠卖画开画展来资助自己的生活。因为梅兰芳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班社,他那个承华社里边有很多人不演戏,他也要去照顾他们的生活,要给他们发一定的基础饷银或者让他们自谋生路。所以梅兰芳在对于自己的班底是也强烈的责任心的。所以他的为人处事方面堪称戏曲界的一个标本。

梅兰芳先生在理论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说他提出了移步不换形。移步就是向前发展,不换形就是不能脱离戏曲的本体。不管是梅兰芳先生受到别人的启发还是什么,但是现在这个理论我们都冠在梅兰芳先生的名下。这是他对戏曲理论的一个经典的总结和贡献,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还有一个是由于梅兰芳先生注重了美化自己,在梅兰芳先生之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京剧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因为京剧演出都是在茶园里,交的是茶钱,不一定买戏票。因此都是去喝茶听戏,主要是听唱,对于表演来说无所谓。

从梅兰芳先生开始,改变了只听戏不看戏的状态,由听戏转变为看戏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其他的像杨小楼先生等等武生武旦的戏那是要看的。所以梅兰芳在转变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梅兰芳了不起的地方。

还有他是文化大使,他在理论著述方面虽然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比如说他在后面的访美中间的成就。

(五) 梅兰芳的国际影响

下面聊聊梅兰芳的出国访问。这是他一生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很多成体现在他的出国访问经历。梅兰芳先生访问日本是 1919 年。1919 年他只有 25 岁。他就率团去日本访问。1924 年出国访问,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又去率团去日本访问,三次访日。因为日本和中国文化同源,一衣带水,对于中国戏曲是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事情。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梅兰芳先生访美,访问美国。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间伟大的行动。1929 年前半年自己第一个老婆死了,王明华夫人死了。死了以后,他在悲痛中间准备了要赴美。1930 年 1 月他开始赴美演出。在赴美的过程中间, 当然这里面准备工作由齐如山先生主要负责。这次访美一个是时间长,大概半年时间,影响范围大,演出了很多的城市。更主要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成果, 就是因为他准备得比较充分。这个就得益于齐如山先生对于戏曲的认知。他把曲谱都翻译成五线谱,请当时的民乐大师刘天华把它翻译成五线谱,把西方舞台, 美国的舞台都是西式的,拉大幕镜框式的舞台,把它做成了戏曲传统式的有台帘有守旧的古典的舞台,完全符合戏曲的演出氛围。所以,这些才是得以中国文化完整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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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艺术交流充分,他不仅是演出,演出完之后,座谈会,来访,也有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比如说在美国纽约有一场演出,观众们要和梅兰芳握手,就排起队上台和梅兰芳握手。这就半天握不完,因为他发现握过手的人又到后面排队重新来一次。所以说对梅兰芳和观众的交流互动中间,这些都是典型的事实,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梅兰芳在美国的时候拍摄了电影。在当时的派拉蒙公司是要决定和梅兰芳拍一部电影的,但是梅党之间就有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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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它没有具体说,以齐如山先生是反对的,张彭春先生那一方是支持的。但是最后这个电影没有拍成。拍不成电影那就说我们给你拍个新闻片是不是可 以?那么可以。最后就是拍摄了《刺虎》一段大概有 2 分钟左右的新闻片。这个《刺虎》这一拍了不得。它打破了中国的电影史,以前中国的电影史总觉得是一九三几年的时候有声片是第一个。但是梅兰芳这 2 分多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它里面有影像有声音。所以说梅兰芳在访美的过程,是有这样的一些。一谈到访美我们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张彭春先生。张彭春先生是何许人也?张彭春先生是 1898 年生人,他比梅兰芳先生小。但是他是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的弟弟,他比张伯苓先生要小很多,好像是他们张家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在庚子赔款的送中国的学生到美国学习的第二批人。他和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人都是同学,到美国来学习。他学了以后,大概在这儿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才回到中国。1924 年左右的时间,他才学成以后回到中国。回到中国就在南开大学是他哥哥的学校当了教授,之后被清华聘为教务长。短短几年内,在教学方面有很大的长进。就是说他升的很快。后面他哥哥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他自己在南开代校长,替他哥哥掌管着南开大学,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同时他是中国戏剧,也就是说话剧引入中国的最早的一个人。以前都说话剧是由04 春柳社带进来的,这个是不假,但是在导演方面说沈浮先生是最早的导演。现在看起来张彭春先生更早一些。因为对张彭春先生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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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才了解到了张彭春先生在南开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剧团担任团长还是副团长,里面主要演员就是后面培养起来的曹禺。戏剧大师,中国伟大的戏剧家曹禺先生。好像周恩来先生也有过串戏。但是张彭春先生是直接指导过曹禺, 曹禺先生对这个有很深刻的印象和回忆。张彭春先生在戏剧方面的经历让梅兰芳知道了,所以梅兰芳就邀请他作为梅兰芳访美的策划者和导演,同时可能也兼着翻译,这样的身份。所以 1929 年,张彭春先生在中国离职,随梅兰芳先生坐船到美国。这里有齐如山先生、张彭春先生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去美国以后,在美国开始为期半年的巡演,张彭春先生在这里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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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梅兰芳先生回到中国,可能张彭春先生就没有再离开美国,就去了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以后没两年,二战爆发了以后,他就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他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的起草人。所以张彭春先生被载入历史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行动。他在联合国作为一个代表,代表中国和联合国进行交流。这里边因为有他的同学胡适,都是和美国有很好关系的人。我们这个群里都是民国史的专家、研究家,希望以后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我所知道的就是仅此而已。这是张彭春先生访美的时候留下的。

还有一个是访苏。1935 年梅兰芳先生访苏,在访苏的过程中他结识了爱森斯坦、梅耶荷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访苏的影响也非常大,包括和高尔基等等作家都有过交流。但是访苏的时候齐如山先生没有去,张彭春先生去了。齐如山先生访日的时候去了,但是他访苏没有去,我们从这里能看出一些政治态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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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想谈一下他在访美的时候授予了他两个学位,一个是波莫纳学院,另外一个是南加州大学,授予梅兰芳两个博士学位,使一个艺人走入到了学术的殿堂,尽管梅兰芳先生在学术上不可能能够在课堂上去和一个教授相比,但是给他的博士学位无疑是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赞美,和他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对他的表彰。我觉得这也是相得益彰的。还有梅兰芳先生曾经策划着想去访问欧洲,这是齐如山先生帮他策划的一个巨大的心愿,因为局势的变动,最后没有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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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梅兰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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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聊聊梅兰芳的生活方面。他的第一个夫人他的家世我前面也稍微做了一些介绍,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第一个夫人刚才讲了王明华先生。王明华先生是1910 年嫁给了梅兰芳,他俩 19 年夫妻,她故去的时候三十几岁。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福芝芳,1908 年生人,比梅兰芳小 14 岁。她嫁给梅兰芳的时候因为她是吴菱仙的第二位女弟子。她为什么要嫁给梅兰芳先生呢?梅兰芳先生为什么要娶第二房太太呢?就是因为王明华女士。她刚刚嫁给梅兰芳之后非常幸福,她长得也非常漂亮。刚结婚以后就生了两个孩子,一双儿女非常幸福的时候,陶醉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她自己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对梅兰芳先生的事业上的支持。同时,这两个孩子在几岁的时候不幸得了天花,双双故去。孩子死了之后,王明华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她有了这两个孩子以后,非常知足和满足,她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梅兰芳,她自己做了绝育手术,就是不能再生养了。但是没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双双离世。这让她后悔不及,所以追悔莫及,也没有办法。因此,娶福芝芳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王明华极其主张的,让梅兰芳再续弦。福芝芳娶进来之后非常争气,给梅兰芳先生生了九胎。但是不幸的是前几胎也都故去了,唯独活下来的是后四位,梅葆琛、梅葆珍(绍武)、梅葆玥(姐姐)、梅葆玖,就这四个存活下来了。福芝芳先生后面对梅家的操持是非常了不起的,使梅家蒸蒸日上,很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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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夫人大家在电影中都看到过,孟小冬先生。孟小冬先生比福芝芳还小两三岁。她的结合是事业上的互相惺惺相惜,一个是男演女,一个是女演男。两个人在这方面真的是互补。梅兰芳长得漂亮,孟小冬长得也很帅气。所以两个人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对。但是福芝芳夫人不接受,因此孟小冬先生没有进梅家门, 自己在外宅。正是发生了电影上发生的事情以后,让梅兰芳开始回避孟小冬,孟小冬因此而伤心,后边就离开了,回到上海和梅兰芳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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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杜近芳先生刚刚去世,是我们京剧界的伟大的一位表演艺术家。一直有传言,杜近芳先生就是梅兰芳和孟小冬先生的女儿,不知道真假。这有待于后面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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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谈人冯光宇】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梅兰芳先生到美国的文宣。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梅先生没有精神和时间去处理,可他背后有很大的支持,我非常幸运得到一些梅兰芳先生在美国的一些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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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戏曲评论家跟梅派的艺术研究家许姬传,在《许姬传艺坛漫录》讲出了梅兰芳出国的动机:1921年徐世昌总统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举行饯别宴会,芮公使致辞时说:“如果想要让中国跟美国的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带上剧团赴美演出,必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参加宴会的交通总长叶恭绰把公使的话转告给梅兰芳跟齐如山。梅兰芳与缀玉轩的智囊团这几位先生商量,决定筹备自费演出。冯幼伟是银行家,他担任经济,齐如山编写了几本书介绍中国戏曲和梅兰芳的特点。有《中国剧之组织》《中国剧之图谱》《梅兰芳传》《梅兰芳歌曲图谱》《梅兰芳艺术一斑》等,以上各书均译成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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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本台湾出的书《传记文学丛书之六》《齐如老与梅兰芳》,是陈纪滢先生写的。里面跟刚才那位许先生写的很类似,可是这本书的内容更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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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讲到他出国之前的准备,动机,欧美人是怎么认识梅兰芳的,欧美人如何看中国戏剧的由来,你可以从目录看到整个经过。就像刚才吕老师讲的各界提倡欢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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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中国剧之组织》里面分了八章:唱白、动作、衣服、盔帽、胡须、脸谱、切末、音乐。齐先生说他用四五个月工夫才完成。在这个工作期间,差不多闭户不出,除了一些不可免的公务外,自清晨起,便提笔来写,有时一直写到深夜。齐先生说从1921年有到美国的这个动机初始,到1930年他们正式美国,他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来做文字上的准备,这只是《中国剧之组织》其中的一部分。

(二)其次便想编一部梅兰芳的历史。因为第一种完全是宣传中国剧的,既是梅兰芳出演,关于他个人也应该有一种宣传。于是我就约同黄秋岳君,先商议体例,应该怎么编法。计画了几次,议定内容共分七章: 第一章:梅兰芳之家族及历史; 第二章:旦角之由来及其地位;第三章:梅兰芳之创造品;第四章:梅剧在中国剧之地位;第五章:梅兰芳之国际酬酢;第六章:梅兰芳之国内欢迎与批评;第七章: 外人眼光中之梅兰芳。

第二部分,他是想讲梅兰芳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梅兰芳的家族以及旦角的由来。第三个齐如山先生就想到想要做一个歌曲谱。这个待会儿介绍。第四个是怎么做他出去演出的戏剧的说明书。

(三)第三种是梅兰芳的歌曲谱

(容后介绍)

(四)第四种是戏剧的说明书 (及照片)

(五)最后作了一百多篇临时送各报馆宣传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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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边蓝色线画下来的字是:凡是预备演唱的戏都需要做一个说明,我们的编撰法是将一出戏的大概历史写出,然后再说这一出是全剧的哪一段,在全事基上站怎么样的位置。然后再把梅君的长工做功是哪一段精彩动人,以至于哪一场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也都清楚的写出。这样让看戏的人能够省力而且容易领会。

他把预备演出的十几出戏都照这样子说明,约有三四万字,也聘人译作英文做成册子。后来我知道他是有省略掉很多的,还是有很大的编辑的过程。他在《中国剧之图谱》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脸谱、切末、服装、盔帽、乐器、兵器,这些都是一幅一幅画出来的。在他的书里面齐如山先生都有非常详尽的制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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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纽约美华剧坊收藏的作品中,包括梅兰芳到美国巡演的英文刊物。其中有两本英文书的标题跟内容,和许先生跟陈先生上面两本书提到:齐如山先生的文稿都做了英文翻译是相符合的。还有一本刘天华先生记谱的《梅兰芳歌曲谱》是中英文编译,是吕老师刚才提到的。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梅兰芳歌曲谱的实物。待会儿我用PPT 给大家看详细的扫描。还有这本书待会儿也会讲到,以及第四本。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手上这四个非常珍贵的文物。

我们剧团会拥有这些梅兰芳到美国的英文的资料,是因为这位女仕宝琳·班顿。她建立美国第一个专业的影戏团,这个剧团叫《红门剧团》,专门演中国的皮影戏。这些东西都是她的。她去世了后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些资料都被封尘在箱子里,被遗忘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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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她朋友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他们找到纽约第二位美国女士乔·韩佛瑞建立的第二个专业中国皮影剧团(悦龙皮影剧团)。他们就把宝琳·班顿所有的收藏,包括梅兰芳的所有资料传给了乔·韩佛瑞。乔·韩佛瑞在 1999 年煺休后把这些资料给我,由我跟我先生保管,我才有这个机会看到这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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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章是三折的,正面是First American Tour of MEI LAN-FANG(梅兰芳首次美国巡演)。大家往下会看到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这个组织今天还存在,中文名字是《华美协进社》,是由胡适先生在1926年,在纽约由洛克菲勒家族的基金会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在曼哈顿中城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送给CHINA INSTITUTE。最近华美协进社把三层的楼房卖掉,在华尔街附近大楼买了两层,面积很大,越办越好。这个美国首次巡演,华美协进会帮了很大的忙。你可以看到左边是梅兰芳演出的筹备委员会。我能够看出来的第一个是齐如山,最后一个就是司徒雷登。其他的人因为都是英文又是简写,所以没有办法辨认。

这是单章反面,主要介绍梅兰芳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以及 1917 年、1924 年到日本演出盛况,以及这次到美国巡演的意义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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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本书:左边是封面照片梅兰芳 中国戏剧,这本书的制作的单位也是华美协进社。当你打开来的第一页上面也是 The First American Tour of MEI LAN-FANG(梅兰芳首次美国巡演),下面是 sponsors,就是赞助者。我算了算大概有 41 位左右。其中华裔大概有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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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没有目录也没有页码,所以我没有办法拍下个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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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 胡适写的《 中国人眼中的梅兰芳》;右边是 齐如山写的《中国传统戏剧特点的简介》

它第一部分是胡适先生的文章。胡适先生下面还有个括号,特别介绍他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右边第二篇文章就是齐如山先生写的,应该是自己用英文写。他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戏剧特点简介。

接下来这一位作者GEORGE KIN LEUNG,他写中国的戏剧简介。GEORGE KIN LEUNG 是美国巡演文宣主要的翻译者。我们待会儿还会看到他翻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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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页讲到梅兰芳先生到美国来要演的剧目。梅先生演的内容有两种,一个是戏剧类的,一部分是舞蹈的节选。刚才吕老师讲了一句话,齐如山先生说过有声皆歌,无动不舞。这是我大一就记住的。我也同时记住了王国维先生讲到对于中国戏曲的定义就是“以歌舞演故事”。我觉得这两位先生形容中国的戏曲,讲的非常简洁。

这一本书里面除了刚才那三位讲到的内容,很重要的就是戏曲翻译。应该是齐如山先生写的中文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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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重新打字过了,是以戏剧为主的。

第一个是《佳期拷红》、《思凡》、《刺虎》、《洛神》、《醉酒》、《霸王别姬》、《千金一笑》、《木兰从军》、《御碑亭》、《群英会》、《辛安驿》。我在右边也特别标明了,特别感谢吕老师提到齐如山与梅兰芳之间合作,为我介绍齐如山先生有一点铺垫。他们这么多年合作出来的作品,这些是戏剧类的。可是当梅兰芳先生演出的时候,齐如山先生也帮他改编了很多的身段,比如《思凡》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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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讲到舞蹈类,像刚才吕老师也讲了《天女散花》《麻姑献寿》,我右边打的字是我能够找得到的,我特别用紫色把它打出来。因为这个会议吕老师跟我都答应把它录下来,所以大家有兴趣将来还可以看。

接下来这本书是《梅兰芳,中国最有名的演员》,它的封面是没有字,只印在书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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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开看到的第一页接下来,你会看到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写序。司徒雷登对梅先生的访美也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心力,包括帮他们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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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目录里面有七章,包括梅兰芳的戏剧世家的背景,什么是乾旦,梅兰芳对中国戏剧的贡献,梅的外国友人等,也有很多梅兰芳的剧照跟中外友人的照片,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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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录,共九章。第一、二章是由黄秋茹先生执笔,剩下七章是由齐如山先生执笔。George Kin Leung 英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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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章目录的内容)这七章包括了角色、行当、音乐、戏剧结构、动作及表演、戏服、头饰和鞋履、髯口、切末、乐器。所以你可以看到齐如山先生是花了多大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

接下来第四本就是《梅兰芳歌曲谱》

(《梅兰芳歌曲谱》左边是中文,右边是英文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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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也是吕老师介绍过的。记谱的是刘天华先生,这本蛮特别,特别在哪里?这是传统的线装书,如果从右边打开来是直行的。如果从左边打开来是横行的,右边直行是中文以及它的工尺谱;左边打开来是英文的以及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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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页 记谱者为 刘天华先生,及参与者 ),左页为凡例)

他在这本书里讲到这一本书是梅兰芳先生亲说唱腔,齐如山抄示词句,并主持印晤,徐兰园、马宝明写工尺谱, 由汪颐年先生誊录五线谱。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文字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有哪一些曲谱在里面,这是非常详细的。

这是六页的剧名和唱腔的乐谱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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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工尺谱,同样的一出戏《天女散花》,每一出戏都有五线谱和工尺谱。所以大概就是说做了一下梅兰芳剧团为了要出国,他们所做的准备。

我刚才稍微介绍了一下,我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系毕业的。我们的老师在演员方面大部分都是富连成演员(刚才吕老师也讲到富连成的老师们),文化大学大部分都是元字辈的,有一位是盛字辈的,是苏盛轼老师,元字辈的有孙元坡、孙元彬、马元亮、哈元章。我们的系主任张大夏就是齐如山先生的学生,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的图谱, 张大夏老师对于写剧本也是非常有心得,也非常喜欢演戏,是演武生。

我第一次到中国就是因为梅兰芳先生的 100 周年纪念,得到的文化部的邀请到北京。我也想讲,中国是非常重视自己艺术跟文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国家会为了一位演员提供了一个月的庆祝活动,这很感动人。

在梅兰芳的120周年冥诞,梅葆玖先生带团到纽约来演出,我也参加了。这个是梅兰芳100周年为他做的纪念册,这个是梅兰芳120周年在纽约纪念演出的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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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受到梅兰芳先生非常大的启发,因为 1976 年大二的时候看到《贵妃醉酒》而爱上了京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 45 年了,我的人生目标一直是努力把中国的戏剧搬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最后要分享大家的就是我的《贵妃醉酒》的剧照,在这儿我也非常感谢洪老师提供那么好的平台,让我有机会介绍京剧给大家。谢谢!

有一位听众问我有没有完整的梅兰芳访美演出的纪录片可以看,很抱歉,我没有,我也想看。我在梅兰芳10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些演讲。一个是在纽约市图书馆,一个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做演讲,还有一个是在麵包与傀儡剧场。当我在放映梅兰芳的影片跟在做示范解说时,我也放一些女性演的旦角,我问了一些美国的观众他们比较的看法,有一位美国的观众说,虽然这些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在台上演梅兰芳先生的戏,可是他还是深深受到梅兰芳先生演旦角的感动,因为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生命力而且是塬创,创作者表现出来的气场跟精神的面貌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色相就是表面的漂亮。所以我听了也特别高兴。

我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做100周年演讲的时候,我对两位观众印象很深刻。一位观众告诉我她当年亲眼看到梅兰芳的演出,那位观众年纪很大了,你一看就知道她是艺术家。还有一位观众告诉我,他的邻居在去世前,送给他一本梅兰芳来美国演戏的英文的解说,我很惊讶,我请他给我一份拷贝,他真的寄给我了。当我看到刚才介绍那几本英文刊物才知道,它是我刚才讲主要那一位翻译乔治,这位先生把翻译的东西,其实应该是齐如山先生用中文写的,特别出版了一本。(当时我还没有拿到梅兰芳先生这些英文的塬稿),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就又多印了一份,然后到梅葆玖先生家送给他,我说这是你父亲到美国演出时的一份资料,所以我特别高兴。

梅兰芳对于西方剧坛的文化冲击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塬因是因为在西方的戏剧,他们当时流行的是自然主义的戏剧,布莱希特1935年看到梅兰芳先生的演出,给他很大的震撼,他说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东西,想要看到我认为的戏剧。是什么呢?他说梅兰芳先生的戏剧是打掉第四面墙,什么是第四面墙?是西方主流当时的自然主义戏剧,是把舞台演出当作现实生活的模拟,想要惟妙惟肖地搬到舞台上。观众都是坐在黑暗的剧场里面,假装这个舞台上有第四面墙,他们是在偷窥别人的私生活。可是梅兰芳带了中国表演方式,打破了自然主义的第四面墙,而且演员像丑角可以直接跟观众交流、讲话、开玩笑,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还有一位朋友问,梅兰芳有什么演出的问题。梅兰芳在早期的时候,刚才讲到西方的戏剧家,看到中国的这种演出方式,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震撼。当时的中国则很受到西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震撼。梅兰芳很努力想尝试怎么把京剧跟现代的生活联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确有尝试时代剧。可是他后来听了齐如山先生的看法后非常同意,他们把时间其实往古代,不是往当代,而是往古代寻找,寻找那些古代仕女的绘画跟诗词,跟中国更深层的文化靠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

【点评人董存发】杜月笙孟小冬梅兰芳在上海的早期邂逅杂谈

过去十年,我在温哥华持续访问了杜月笙的第七公子杜维善先生,撰写了《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分别在上海和香港出版。我下面根据访谈和搜集到的资料,说一说杜月笙、孟小冬、梅兰芳在上海早期的邂逅、杂谈,或者叫补白。

首先,这三位人物的身份背景非常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连接点:京戏。 杜月笙是青帮大亨、海上闻人,孟小冬是京剧冬皇,梅兰芳在访问日本以后,

被誉为“中国歌剧总统”、名的京剧大师。这三个人的身份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或者共同的职业,那就是京剧。后两位先生是从事的京剧职业,而对于杜月笙,京戏真的是他一生的爱好。据杜维善说:他父亲一生对京戏的热爱,真的是达到痴迷的程度!杜月笙一共有五房太太,后两房太太姚玉兰(四太太)和孟小冬(五太太),都是京剧界非常名的人物,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终点。

其次,我们看这三位早期是怎样在上海邂逅的?

包括何时进入上海梨园的?共同参加的一些堂会,以及共同参与的慈善义演,最后,在长城唱片公司的情况。下面分别说明:

第一,他们怎么样初入上海梨园

先说杜月笙,按照查到的文字记载,1923 年杜月笙与张啸林接手管理“律和票房”。旧上海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都喜欢京戏,他们最早是在 1923 年接手管理了京戏爱好者组织:律和票房,这个律和票房应该是

1919 年建立的,开始并不是由他们来管理的。1923 年 10 月,张啸林、杜月笙成为律和票房的会长和副会长,10 月 24 日成立,并且在法租界的男女同台的共舞台举行庆祝成立表演。男女同台演出是新鲜事,刚才吕教授也讲了,那时候实际上女士是不可以登台演出的,但是在法租界是可以的。1924 年 4 月 17 日,律和票房专门买了自己的房子,上海的《申报》刊登了律和票房房子的照片,非常漂亮。更重要的是,同年 8 月 23 日,杜月笙创办了“葡商律和日报馆”亲任董事长,律和日报馆以“提倡技艺宣传文化爲宗旨”。

其次,说说孟小冬,她是在 1919 年初进入上海梨园。刚才吕教授也讲到了孟小冬与梅兰芳的一些事情,我上面提到的《杜月笙暨杜府旧事》书里面,专门有一大章节是讲孟小冬和姚玉兰,第一次公布了很多老照片,大家可以参阅。孟小冬应该是 1907 年 11 月出生,那年是羊年。过去的老观念认为属羊不好,所以她对外说都是 1908 年属猴。孟小冬出身于京剧世家,她的父亲、叔叔和她的祖父等等,很早就在上海演出。而孟小冬第一次在上海梨园演出,是 1919 年 1 月13 日,她 12 岁左右第一次在法租界的共舞台演出《辕门门斩子》和《李陵碑》两出戏,这是我所查到的孟小冬的最早记载。

巧的是,同一年 4 月份,1919 年 4 月 14 日,姚玉兰母女们也在上海共舞台演出。姚玉兰比孟小冬长三四岁,应该是 1904 年左右出生,她们后来结成金兰姐妹。姚玉兰的妹妹姚玉英和她的母亲小兰英(姚佩兰,又称筱兰英,著名梆子戏演员),同时在法租界的共舞台演出,两姐妹互相反串角色,非常有影响,当时的申报登出大版广告。

1926 年 1 月 18 日,律和票房会员假共舞台会串四日演出,会长张啸林副会长杜月笙登台演出。第一日为会长张啸林君裘健飞君之《盗御马》,第二日为会长张啸林君裘健飞君之《长板坡》,第三日为正会长张啸林副会长杜月笙君等合演《黄鹤楼代芦花荡》,第四日为倒串张啸林君(饰黄天霸)裘健飞君(饰 尔) 墩)的《连环套》,最后这出戏是张啸林、杜月笙最拿手的好戏,他们多次联合表演,后面也会提到与梅兰芳合作时,也演这一出戏。3 月 16 日,律和票房大会串假座共舞台,张啸林杜月笙再次粉墨登场过戏瘾。杜月笙在很多场合说,他非常喜欢唱戏、过戏瘾,但每次唱完戏以后,精疲力尽,简直像死过一回。杜月笙戏唱得怎么样?我请教过杜维善先生,他说:我父亲说的上海话都是浦东腔的上海话,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可想而知,我父亲唱京戏,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可以听得懂,但是我父亲喜欢自娱自乐陶醉其中。

再说梅兰芳,他进入上海演出比孟小冬、姚玉兰都早。1913 年,梅兰芳还不到 20 岁,就开始在上海演出了。十年之后的 1923 年,杜月笙张啸林接管律和票房的同一年,梅兰芳也加入了律和票房。《申报》12 月 21 日的《梅讯》,有一段话:“畹以友人介绍入律和票房为会员已填志愿书”;24 日的报道:“梅兰芳近亦加入律和该票房,定旧历本月十九日开全体欢迎大会云”。梅兰芳进入律和票房与杜月笙发生了交集,应该是在 19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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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杜月笙、孟小冬和梅兰芳在一些堂会的交集

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堂会就是杜月笙的六十大寿堂会,这里就不细说了。我想说的是他们早期在一些堂会的交集。

1、杜家祠堂落成时的大规模演出。《申报》1931 年 7 月 16 日的“缀玉南轺记”记载梅兰芳:“以杜氏宗祠典礼,赶程参加,演剧者三日。并以月笙先生有设图书馆,嘉惠士林之宏愿,特由粤购觅广雅丛书精梓本全集五百册,赠以实之。梅固醇雅,敦学媚古,一以观杜氏堂构之盛,一以昌惠流泽沛之心,两足嘉巳。” 由此可见,梅兰芳不仅亲自参加三天的堂会演出,还专门购买了五百册《广雅》丛刊精装本,赠送给杜家祠堂藏书楼。当时祠堂一个重要配套建造就是杜氏藏书楼,据说当时藏书高达十万册。现在,杜家祠堂建造群已经不复存在,唯独这幢中西合璧的藏书楼,今天亦然屹立于浦东高桥镇杜氏祠堂的遗址。

杜家祠堂落成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郑毓秀。《申报》1931 年 6 月12 日“杜祠落成礼最后一日盛况”报道:参加的贵宾中有“闻人潘家瑞、女宾郑毓秀等”万人左右。而在祠堂落成之前的 3 月 11 日,“张啸林杜月笙前晚欢迎朱庆澜”的捐款人有:“顾少川、钱新之、郑毓秀等百余人,郑毓秀一千元,张啸林杜月笙各五千元,共计六万一千零二十元。”由此可见,郑毓秀与杜月笙张啸林关系很密切。

根据“民国图片数据库”(Digital Image Collections of Public of China)注解: “郑毓秀,毕业于巴黎大学,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第一个女律师。1928 年 12 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参加民法编纂工作。1931 年执律师业同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郑毓秀早年是激进革命者,曾经与他人合作制造炸弹,刺杀晚清的一些皇宫贵族,素有女飞侠的称号。她跟杜月笙走得非常近, 跟梅兰芳关系也很好。在梅孟婚姻破裂解决时,郑毓秀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图片数据库题示最后一段话是:“在执业期间,她屡屡打赢官司,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与名女伶孟小冬的离婚案。”

2、杜月笙长子杜维藩结婚时,孟小冬、梅兰芳都到场演出祝贺。杜月笙一生一共有八个儿子,两个亲生女儿,还有一个女儿是孟小冬领养的杜美娟。刚才吕教授讲到的关于孟小冬子女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杜维善先生。杜维善是孟小冬的义子,孟小冬对杜维善也非常喜欢,杜维善对孟小冬了解很多。他认为孟小冬曾做过一次小产手术,以后就不能生育了,孟小冬领养了一个女儿叫杜美娟, 小名玉儿,她比杜维善年龄稍微长一点,彼此姐弟相称,关系非常好,但是孟小冬晚年不喜欢美娟,杜月笙的遗产清单上有杜美娟,但是孟小冬去世后,却没有给杜美娟领取遗产的权利,我上面提到的书里讲了这件事。再说杜维藩结婚喜庆, 据《华北日报》1935 年 12 月 29 日题为“杜月笙子结婚盛况”报道:“杜维藩,28 日在新新酒楼,与粤商郑崇德姪女彦英结婚,新新酒楼舞厅饮食部游艺场屋顶花园,均被包定。28 日、29 日两日堂会,除各项杂耍电影外,京戏有梅兰芳、谭小培、李万春、马连良、程砚秋、孟小冬、麒麟童、谭富英、章遏云等加入义务表演,并由新新公司广播电臺播送,又迎亲时新娘汽车,有保镖汽车两辆随行。其他仪仗,亦极一时之盛,由吴铁城、虞洽卿证婚,顾维钧致颂词。”可见,除了当时的名角儿演出祝贺外,特别提到孟小冬、梅兰芳都亲自到场演出。而这个时候,梅兰芳和孟小冬已经离异。他俩同时参加了杜月笙长子的结婚,当然他们是错开时间了。说明梅兰芳、孟小冬与杜月笙的关系非同一般。

3、孟小冬梅兰芳参加金宅婚志。金廷荪也是戏迷,他跟杜月笙是亲家关系, 杜月笙的二女儿嫁给了金廷荪的儿子,这是后话。《申报》1932 年 11 月 29 日, “杜月笙等发起盛大之堂会,今明两日均有盛大之堂会,北平名票名伶均来沪参加:孟小冬、华慧麟、张小泉《四郎探母》,杜夫人《刀噼三关》。”这个杜夫人就是杜月笙四太太姚玉兰,姚玉兰和孟小冬一起来演出祝贺。而且这次婚礼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婚宴的费用节省下来、做了善举,经手人杜月笙张啸林,“节省宴资捐助善举,张啸林杜月笙诸君办理”。

4、当然黄金荣的寿诞堂会,孟小冬、杜夫人、梅兰芳都来客串演出。1932 年 12 月 2 日,黄金荣寿诞,孟小冬演出“珠帘寨”,杜夫人姚玉兰和姚玉兰母亲姚老太太,梅兰芳等会串堂会致贺。

第三、关于孟小冬、梅兰芳和杜月笙参加的慈善义演

其实这三位一生中,做了很多场慈善义演。我这里只挑选早期与杜月笙有关联的活动。

1、律和票房。1923 年,票房成立不久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律和票房紧急声明:本票房前应中国救济日灾急赈会之请,于初十、十一两天在大世界大剧塲串演京剧,以襄义举。旋因其中诸多未妥之处已作罢。”(《申报》1923 年 11月 17 日),所谓的诸多未妥之处,指的是演出场地没有协调好。当然,这场演出还是成功举办了。类似慈善活动后来也有,“律和票房捐助失业工人,杜月笙、张啸林、金立人各二百元。”(1925 年 7 月 9 日)

2、孟小冬演剧赈灾,杜月笙赠送匾额。其实,孟小冬参加过很多次慈善义演,我只选一两次来说明通过京剧义演筹募资金赈灾。1935 年 10 月 21 日,《申报》发布:“各省水灾义振会筹募组爲义务演剧紧要啓事,派专人北上邀请孟小冬章遏云二女士来申,梅博士、杜夫人及各名票友,爲各省水灾义务演剧。”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1 月 14 日,“孟章两女士救灾演剧成绩惊人”介绍:“本年水灾奇重、惊闻宇内、现届冬寒、冻饿交逼、其情之惨、非可言喻、本市各省水灾义振会筹募组、为各地灾民请命、曾经多方恳请各方捐助、以资救济孟小冬·章遇云·女士来沪、演剧助振、巳于前日登臺、盛况繁荣、不减前昔、正堪与上次梅兰芳氏在黄金出演时先后媲美、各界致送花篮银盾甚多、如本市闻人黄金荣氏题送绣帐一幅、上镌「绕梁三匝」、杜月笙氏赠送横额一方、上书「泽被灾黎」等、极一时之盛、关于孟章二女士之剧艺如何、自无须吾人加以陈述也、自有观衆热烈评语、然孟章女士、不辞远道南来、能为千百万灾民请命、如此热忱、甚为难得、而各界亦以救灾振济之重要、熟烈参加、故有如此惊人售座之成续。”

3、梅兰芳参加演剧赈灾就更多了。这里只选取与孟小冬、杜月笙有关的两个事例。一是 1930 年 12 月 9 日,“著名坤角谭派须生孟小冬,为梅兰芳之二夫人,色艺俱佳。前在平津演剧,颇负盛名。自随梅后久不登台,近因上海某巨贾之情商,将来沪演唱,并聘定杨小楼、新艳秋、华慧麟等三名伶同来搭班。闻此间已派专员携款三万元赴平,不日定期南下”。另一个是 1930 年 12 月 18 日,“梅兰芳等为首都女子法学院演义务戏筹款事”,这次筹款“杜月笙张啸林二君皆极赞助”。

关于梅兰芳演剧赈灾,坊间报道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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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长城唱片公司把杜月笙、孟小冬和梅兰芳联系起来

灌制戏曲唱片,在当时的上海是很新潮的。刚才吕教授介绍了电影、话剧的引入,对戏曲的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样,唱片公司的建立,对京剧的推广有巨大的作用。长城唱片公司是 1933 年 5 月 3 日成立的,在京戏票友方面,张啸林比杜月笙更热衷且有过之。所以张啸林担任长城唱片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杜月笙为董事。长城唱片公司成立之初,就灌制了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名剧,还有孟小冬老师余叔岩的剧目,孟小冬的《捉放曹》片段也收入。以后,该公司的唱片销售火爆,梅兰芳、孟小冬等名家的戏目多次收入,报章多有刊载。

最后,特别介绍一篇文章,说明梅兰芳在上海的影响力。

梅兰芳是 1913 年最早进入上海梨园圈子,刚才吕教授、冯教授都讲到,1921年时,梅兰芳的声誉已经很大了,美国大使就曾建议徐世昌大总统派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这样对美中关系大有裨益。可见,那时已经有了“戏曲”外交啦!10 年后的 1923 年底,一篇署名为俞慕古的“上海人与梅兰芳”文章,把梅兰芳在上海人心目中地位,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有梅兰芳到上海来的消息,上海的茶馆酒舗裹,大家兴高彩烈谈论的无非是梅兰芳家人聚话,店伙閒谈谁也不要提及他。而浴堂裹的扦脚匠,搁起了人家的脚,理髮店裹剪发司,揿住了人家的头, 尤爲津津乐道。

梅兰芳一到上海,居住的旅社门前,聘他的舞臺阶下,人头济济, 都想一瞻他的风采,究竟比天上安琪儿胜过几分。梅兰芳不来上海便罢,梅兰芳旣来上海,上海人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所以,当去包脚布,也要去看他一回。梅兰芳一到上海,上海人有儿子的,就发生敎儿子将来也要唱戏,做第二个梅兰芳的心思。”(《申报》1923 年 12 月 21 日)

下面,选择一些老照片和报章图片,介绍他们之间的来往。

1、小东牌香烟和梅兰芳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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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牌香烟”,色彩和衣服都很漂亮。“梅兰芳香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的,当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长是宋子文,杜月笙是董事。“梅兰芳香烟”,虽然是单色黑白印刷,色彩不如“小东牌香烟”,但是,市场营销独特、销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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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的广告如此描述这款烟:“南洋兄弟烟公司最新发明之梅兰芳香烟己经製成多许不日即将出售昨特发一预告云「伶界大王梅兰芳的声色艺一样样出人头地那是中外咸知用不着我们细说的现在我们要出一种梅兰芳香烟这烟品质的名贵恰似梅郎的天赋歌喉(声)装璜的华丽恰似梅郎的绝世丰姿(色)製法的精良恰似梅郎的翩翾舞态(艺)现时正在赶造不久就要出世了那时诸君口与梅兰芳香烟亲炙眼看梅兰芳艺士演剧眞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赏心乐事爲此预先报告一声请诸君千万勿忘」”(《申报》1926-11-21 梅兰芳香烟出世先声)

2、杜氏祠堂落成大亨与名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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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是另外一幅照片,也就是杜家祠堂落成的时候,艺人坐在前面,杜月笙等三大亨都站在后面。但是,这一张照片是当时王一亭的曾孙王孝方给到浦东一个专门研究文物的老先生,他发给我。照片左边坐着的三位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紧接着就是梅兰芳、王一亭、谭小培、金少山等名家。大家注意还有一个人,胡适博士在后面。所以胡适对京戏也非常热衷。这张照片很少见到,这张照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3、郑毓秀宴请南北京剧名伶时众人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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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也是从民国图片资料库找到的,里面的人物和文字注释都很有价值。

“郑毓秀宴请南北京剧名伶时众人之合影 1932 新生社拍摄 1 姚玉兰(杜月笙夫人)2 孟小冬 3 小兰英(姚玉兰之母)4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夫人 5 恩晓峰 6 雪艳琴 7 郑毓秀。郑毓秀毕业于巴黎大学,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第一个女律师。1928 年 12 月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参加民法编纂工作。1931 年执律师业同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屡屡打赢官司,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与著名女伶孟小冬的离婚案。”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段关于梅孟离婚案。按照这个解释,梅兰芳与孟小冬的离婚是由大律师郑毓秀来办理的。郑毓秀与杜月笙关系密切,当时杜月笙还有另一个名的法律顾问叫章士钊,他是北洋时期的司法总长。当时,通过法律打官司解决离婚案,还是很新鲜的,特别是像他俩这样名震四方的名伶,是不是走对簿公堂的方法解决,这还是一个疑问?而且,杜月笙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也很值得深入研究。总之,梅孟阴差阳错的“游龙戏凤”婚姻,与孟小冬登报的“紧要声明”婚姻破裂。离婚事件开始时轰轰烈烈,到泥牛入海、嫣然无声,最后悄然嫁入“杜门”,直到为其送终,而梅兰芳依然是杜寿堂会上的最大主角儿。杜、孟、梅关系,皆大欢喜,幸福圆满,这也的确耐人寻味、拍案叫绝啊!无论如何, 这与其中的核心人物杜月笙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人准则,不无关系。

4、杜月笙六十大寿义演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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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杜月笙六十大寿的时候南北名流的合影。其中大家看中间这两位,这就是杜月笙、梅先生、金廷荪、孙养农。孙养农与孟小冬后来在写香港写了一本关于余叔岩的书,非常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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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9 月 3-10 日,一共 7 天的义演。梅兰芳与四大名旦首席,还有四小名旦的首席,还有海派老生的首席,老旦的首席,等等等等都来祝贺。在这个剧目之中,梅兰芳梅演出很多场;中间有孟小冬和赵培鑫、裘盛戎演的《搜孤救孤》, 据说这出戏张大千和京剧名评论家范石仁都到现场观看,杜维善也去现场观看了演出。也有一种说法是梅兰芳专门买了一台收音机,在屋子里听完全本《搜孤救孤》。这出戏是孟小冬拜师余叔岩,离开舞台多年后最重要的一次演出,后来被张大千誉为“广陵散”。这一出祝寿义演,孟小冬唯一一次出场,与梅兰芳完美错开,演完了以后就回北平了。

【小结】我跟大家分享的核心是杜月笙、孟小冬、梅兰芳那个时代的名流, 之所以能够在上海邂逅,主要是源于京戏,源于他们对传统戏曲的热爱。

当然,京戏是孟先生和梅先生的成功事业,杜月笙真的是爱好痴迷。杜月笙有五房太太,其中前面讲到的两房,都是名京剧演员,他的几个儿子,杜维藩、杜维垣,还有他的长女杜美如、进不次女杜美霞都可以登台唱戏的,杜维善也能够唱几句。杜维善说,如果不会唱几句戏的话,是进不了杜家的门。杜家的账房黄国栋,在抗战的时候,梅先生蓄须明志,闭门作画,养家煳口。杜月笙交代黄国栋,梅先生任何一幅作品,只要一完成,马上高价买进。所以,账房黄国栋收藏了不少梅兰芳的书画作品。改革开放后,黄国栋从甘肃农场劳改回到上海,还班了一个小博物馆,展出一些梅先生的作品。

总之,戏曲、京戏是这三位不同背景的历史名人,特别是杜月笙,这个黑帮老大,甚至是流氓大亨,与戏剧界的名人结交在一起,源于他们对京剧的热爱, 京戏是他们的缘分!

另外,我今天介绍的资料,是在收集整理《杜月笙暨杜家亲友大事年表资料长编》初稿时,查阅民国时期主要报刊,特别是《申报》时获取的。其中有很多梅先生、孟先生和姚玉兰母女京戏方面的资料。他们当时演出一些剧目,有不少现在已经都没有了,或者有很大的改变,例如《搜孤救孤》,现在叫《赵氏孤儿》, 还有京戏的一些评论。这些历史资料,特别是与京戏有关的资料罗列出来,供大家了解参考。至于对这些资料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者。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蒋介石也非常喜欢京戏。他在台湾的家里常常会举办堂会,纪念一些生日等重大节日。他之所以不去戏院看戏,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回大陆,就绝不进戏院。意思是,一定要打回大陆,才进戏院。所以,他的太太蒋夫人宋美龄,就请了很多演员,包括姚玉兰,去士林官邸唱堂会。蒋介石穿着中式的服装,太太们全部穿旗袍、清唱,还有空军大鹏剧团的人员来伴奏,非常有意思。杜维善先生给我看了很多这样的照片,都是在士林官邸内部堂会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姚玉兰参加堂会时,专业摄影师拍照作为纪念,这些照片都是私密没有公开过的,在《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版里都有,这本书里有近 500 幅老照片。

所以,我以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甚至超越于国界。比如说梅先生在美国、日本、苏联演出的巨大成功,显然苏联和美国、日本的体制是不一样的,但是梅先生的艺术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同样,杜月笙对京剧的痴迷,说他是附庸风雅也罢、是装腔作势也好,能持续一辈子,至少说明京戏的魅力无穷。杜月笙喜欢京戏,蒋介石喜欢京戏,毛泽东也很喜欢京戏,所以说是艺术其实是超越了各种界限,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艺术的魅力应该就在这里。

最后,我想说三层意思。首先,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我受到吕教授、冯教授给启发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强大的魅力。吕教授介绍说:齐如山跟梅先生讲,你一定要回归到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连接起来,就有了深厚的基础,梅先生的巨大成功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说,传统文化是非常强大的,它跨越国界、跨跃政治党派、跨越时间、跨越空间,长久流传。其次,我以为杜月笙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人准则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比如说,杜月笙在处理梅兰芳、孟小冬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做得非常巧妙。前面讲到的郑毓秀打赢离婚案的官司,实际上并没有完全通过法律程序一板一眼处理,杜月笙有一句大家都认可的名言是:刀切豆腐两面光。杜月笙作为黑帮贩毒老大,还是金融家慈善家,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界定;但是,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杜月笙非常会做人!坊间也流传很多所谓的杜月笙“语录、名言”多数是关于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可以用洪教授的“中庸、适度”理论来概括,这是中西文化交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思想。现在的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二元观,需要吸收“适度”、“执二用中” 的“三元”观的思想精髓。杜月笙就是用“刀切豆腐两面光”思想,巧妙处理他与孟小冬、梅先生的关系。最后,孟小冬成为杜月笙的太太,梅兰芳千里迢迢为杜月笙六十大寿载歌载舞,不伤和气、皆大欢喜。

第三,梅兰芳、孟小冬等一些民国时代的人物,不是所有的人物,都有一种担当,或者说一种仗义。

比如他们在演剧赈灾方面的合作与贡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月笙很仗义、讲江湖义气,他只读了五个月的小学,他的很多知识来源于戏曲,来源于京剧, 来源于舞台,来源于听书,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三大亨中,杜月笙是最讲义气的,我觉得这个义气也是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内容。我们今天讲的京剧艺术和那个时代的名人,都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精华。京剧舞台并不全是帝王将相、牛鬼蛇神, 也有很多很好的传统文化精髓,我们不能像倒洗脚水一样,把婴儿一并倒掉。

来源时间:2021/11/16   发布时间:202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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