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姆斯·诺尔特  来源：中美聚焦

在和平时期，有各种方法可以用来评估战争的风险，然而，大多数学者的关注重点却是语言和表面行为。语言和姿态并不值钱，它们既是外交工具，也是一种国内政治通货。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是挑衅者，而按中国的说法，倒似乎是美国及其盟友急于在中国沿海的这两个地区开战。大多数西方媒体都认定中国是煽动者，中国媒体则把西方穿越“中国的”海域视为前所未有的挑衅。出于国内政治目的，双方都在夸大威胁。但这是无事生非。

很多报道都声称，中国大陆“挑衅性地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仿佛那是某个国际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而实际上，它只是台湾山顶雷达的扫描区域，其中相当一部分覆盖的是国际水域，那在里各国可以自由航行和飞越——正如美国及其盟友常常宣称的那样。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有一大部分覆盖中国大陆管区。如此一来，中国的例行训练飞行可以是“侵犯”，而西方海空军在中国周边的类似活动却被说成对中国的合理“遏制”。事实上，双方的行动都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其他的不过是文字游戏。

美国和中国都不会轻易让战争发生，客观原因双方却很少阐明。首先，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仍承诺建设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投资网络。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哪怕是一场有限的武装冲突也会摧毁两国经济，更别提全面战争了。

虽然美国自从二战以来打过很多场战争，但美中两国现在的口角完全不同于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更不用说热战了。真正的冷战涉及贸易中断，那场冲突开始减弱，也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贸易的恢复。冲突最终结束，是由于苏联在全球经济中利益增大，这加速了它的崩溃，尤其是面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此外，自从冷战开始以来，美国的战争都发生在对全球经济无足轻重的国家。事实上，这些战争甚至鼓励了美国企业中的所谓军工联合体(MIC)——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他的著名演讲中告诫人们警惕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力。

今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促进和平，因为大多数现代产品都需要庞大的全球供应链所提供的物品。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经得起贸易大中断，而不会出现灾难性的生产瓶颈、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新冠疫情带来的破坏已经凸显了这一教训。目前生产瓶颈问题正通过电子电路、航运、纸制品等各行各业挤压着全球经济，而与中国开战将产生更大的破坏性。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它本身也依赖大量重要物资的不间断输入，其中包括电路、石油和天然气、铁矿石、煤炭、铜，甚至粮食。西方媒体常把南海和台湾海峡称作重要的国际航道，但这种“重要”是对谁而言呢?美国经由这片水域的大部分贸易都流向中国自己，而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的贸易路线可以在战争期间绕到菲律宾以东。但是，如果这些路线被战争封锁，中国自己的海洋通道就会严重受阻。而且中国大部分贸易是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的，不管怎样它都有可能遭到禁运。一个面对这种脆弱性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破坏贸易体系的，这一体系曾让它摆脱贫困，并跻身全球经济前列。

美国及其盟友拥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拥有无与伦比的海空力量，似乎是，它们更有能力对抗中国，而不是中国要反对它们。但美国由金钱驱动的政治受两党的大企业金主支配，这些大企业又依赖中国这桩买卖。当然，从全球武器销售中获利的军工联合体企业因为口水战而发财，这对它们来说是极好的广告。尤其是，最近美国从阿富汗和其他战争中撤出，如果没有“中国威胁论”，武器销售就可能萎缩。这种想法很可能是最近宣布澳英美安全协议(AUKUS)的动因，通过该协议，美国和英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它们的核潜艇技术。

但在另一边，是更强大的美国金融和工业企业游说团体，它们与中国有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在华美国企业销售的产品比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多好几倍，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比在本国还要多，一旦利润丰厚的中国业务中断，它们将蒙受巨大损失。虽然世界上许多媒体反复强调所谓的中国侵略威胁，但华尔街仍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扩大准入这一前景垂涎三尺。美国企业大亨们不会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投资，他们与太平洋两岸的政客都有密切接触，故而也许比普通民众更了解和平经商的因由。

此外，如果中国真如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那样计划发动一场侵略，那它的武装速度也远远没有达到所必需的程度。中国武器开支占GDP的比例低于美国，也远低于冷战期间任何一个大国。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军费开支第二大的国家，但要挑战世界超级大国是远远不够的，尤其还要考虑到其他主要工业强国都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友。与美国和它的许多盟友相比，中国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口比例也要小得多，近年它在这方面的支出和培训都没有加大加快。即使对台湾这样的中等军力，中国也没有投资于大量的两栖、海军和空军力量，而这些是对台湾发起一场诺曼底登陆式入侵所必需的。在其他文章中，我分析过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难度。如果现在这种情况下都困难重重的话，那么“中国威胁论”又从何说起?就目前来说，那只是一堆空话罢了。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0/28

旧文章ID：26369

作者：理查德·方丹；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2019年，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宣称五角大楼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中国、中国”，这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事实上，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和领导人之间有一个共识的话，那就是中国已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挑战，而华盛顿则在重新整合资源应对这种挑战方面远远落后。

强调应对这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华盛顿多年来对中国关注不足的某种矫正。鉴于其全球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张的军事能力、不同的价值观和日益增长的自信，北京对美国的安全和自由构成了长期的挑战。毫无疑问，美国需要采取更全面的应对措施。然而，在急于解决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问题时，华盛顿或者正犯了另一个错误：将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纳入美中对抗之中。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美国已经撤回了军队，重新定义了地区外交政策，重新调整了美国的情报资源，所有这些都是以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姿态的名义进行的。

但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一个地区大国，中国也不是美国面临的唯一问题。美国在印太以外的持久利益也不仅仅来自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华盛顿有必要在不损害其他利益和优先事项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中国问题。但要保持政策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对某一问题过度重视正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通常在表面共识之下，“合理地”夸大威胁——比如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现在是中国——以一种排除其他事项和利益考量的方式。当涉及到将军事资源、外交精力和领导人优先事项从其他问题转移到中国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警惕抽象的“过分”的要求。无视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所受到的影响，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对抗态度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加强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考虑单一问题的误区

显而易见，中国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特朗普时期的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中宣称中国“近期谋求印度-太平洋地区霸权”，“未来谋求全球霸权”，并将长期竞争放在首位。去年，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发表了类似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的演讲，这是美国外交官对美国遏制苏联的经典政策构想，但有一个重大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比巅峰时期的苏联更有能力的竞争对手。”

在拜登政府中，更加突出对中国的关注。这是《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的首要重点，也是美国在七国集团、欧盟、北约和四方安全对话的外交核心所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 AUKUS)——新的三边安全协议被大多数华盛顿观察人士视为对华政策上的重大进步，尽管它导致了与北约盟国法国新的紧张关系。

拜登曾表示，中国国家领导人“非常渴望自己的国家想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家”。在五角大楼，中国被认为是“快速增长的威胁”，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则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更进一步，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称对华战略需要凝聚“全社会之力”，而不仅依靠一个国家力量，或者只通过美国政府。

总的来说，这样的政策和声明有效地构建应对中国挑战的框架，打破了以往旨在改变而非回应中国行为的做法。但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对华新立场的基调或总体方向，而在于它排除了哪些内容：其他并非中国带来的问题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以外的其他利益。在这个有多种威胁存在于不同领域的世界中，全面而非单一考量问题所在是很重要的。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种“对华关切热潮”有明确的先例。在冷战期间及其后的几十年里，这种美国在某一问题压倒其他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的决策模式就已形成。按照通常的模式，政策制定者宣布美国最近在其他地方的接触是徒劳无功的，并决心立即发起大规模的全国行动，以解决最重要的威胁，这一威胁已悄然积聚力量，而华盛顿此前却视而不见。

在人造卫星发射后的几年里，苏联的威胁似乎非常严重，以至于政策制定者认为，确保美国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在老挝、安哥拉和格林纳达等几十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中进行干预，以对抗共产主义。同样，在9/11袭击之后，美国宣布全球“反恐战争”，将重要的外交、军事和情报资产从中国和俄罗斯，转移到每个地区，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过度关注某一问题会导致美国决策者忽视了其他紧迫的问题，或将它们仅仅视为总体战略优先事项的附属品。

如今，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已经寻求从德国撤军，从法国在非洲的反恐行动中转移情报资产，并减少与中东的接触，以增加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资源。而拜登从阿富汗撤军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转移资源以对华竞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描述中国最近的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时，将其比作“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

其他地方的风险

华盛顿“对华新共识”批评者指责其夸大威胁，认为基于合作和共同利益的更温和的方法将产生更好的结果。但实际上，华盛顿聚焦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它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评估方面，而是它有可能排除涉及其他国家和其他问题的重要关切。

例如，对美国和欧洲的民主构成主要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自本世纪初以来，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组织已经两次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并在大约27个不同的国家发动了网络攻击、虚假宣传活动和其他形式的干预。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受到选举干预的多个国家中，还没有任何协同一致的努力来保护民主政治体系免受俄罗斯的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在南部边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在墨西哥继续应对自身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同时，拜登政府面临着来自拉丁美洲和海地的移民试图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浪潮。然而，华盛顿在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采取统一战略的努力，以遏制移民流动。

即使在技术和创新等领域，中国也并非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会设定美国人需要遵守的经济和技术标准。但即便是印度以及我们在欧洲的一些盟友等有着广泛共识的国家，在贸易和技术上的做法也与美国的立场相冲突。这些国家的问题也需要美国给予关注。

政策平衡很重要

公平地说，即使是最坚定的对华鹰派也没有要求美国放弃其他地区，全部转向印太地区。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正在从它长期拥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撤出。从最近特朗普与欧洲和非洲的“脱离”，以及拜登与阿富汗和中东的“脱离”，可以看出一种失衡外交政策的开始。过去70年的经验表明，在世界上不平衡的接触可能导致破坏性的后果。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需要寻求对华之外的政策平衡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转向亚洲的机会成本。

鉴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政策制定者寻求投入新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来应对这一挑战无可厚非。然而，这种额外的关注是以减少对另一个地区的关注为代价的。在确定可能动用的资源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要证明，在印太地区采取更多行动的好处，超过在其他地区采取更少行动的可能造成的代价。当计算表明优先事项的转变是必要的，这样的决定应该尽可能的具体——基于一套特定的政策工具或军事部署——而不是仅凭空想就越做越多。

2020年，美国把驻扎在非洲的大约5000名美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印太地区。这与“中国问题优先”和特朗普政府强调大国竞争的立场完全一致。然而，美国的支持——包括情报和侦察资源——对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安全行动至关重要。少量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值得美国从主要的反恐前线撤出。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另一个例子。拜登总统任期内驻扎在阿富汗的大约2500名美军，即使最终全部重新部署到东部，也不会对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什么影响。但在阿富汗，这些美军的存在决定了阿富汗是由民主政府和还是塔利班统治。美国撤军的部分名义是重新关注中国，这可能会让恐怖主义威胁随之大幅上升。转向亚洲固然重要，但保护美国人免遭恐怖袭击也同样重要。

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平衡的第二个原因涉及美中竞争的核心。北京将美国和欧洲视为两个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同盟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制造裂痕。但是美国要想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就必须与伙伴携手——不仅在亚洲，在欧洲也是如此。从长远来看，让欧洲倾向于其大陆和中东，美国可以专注于印太地区，这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需要让中国明白，美国及其盟友是团结一致的，不管是欧洲，还是中东，美国的领导可以提供长期稳定。设定优先顺序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政策平衡，可能弊大于利。

与此同时，美国恢复与盟友的关系本身就有助于焦点转移。例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欢迎欧洲对中国的反应，包括欧盟最近发布的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为基础的地区战略，法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演习，以及英国向亚洲的“倾斜”。华盛顿不应无视这些做法，而应鼓励更多类似的行动，并向欧洲人保证，美国也将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邻国问题。

不确定的未来

最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在正确看待中国问题上做得很好。今天，在华盛顿的许多人看来，中国可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这种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在关注中国的同时，美国可能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严重威胁。正如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越南战争之后的40年里，在预测我们将在哪些地方使用武力方面，我们有着完美的记录——从来没有做对过。”对自己预测下一个威胁的能力保持谦虚，是美国同时在多个地区和问题上保持国家安全存在的另一个原因。不要贸然判断下一个威胁是什么，同时在在多个地区和多个问题上保持关注，这才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今天，华盛顿对中国的特殊关注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美国不再是一个全球大国，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无法同时追求多种利益的地区大国。在中国渴望获得全球影响力的时刻，美国似乎正在从全球舞台上退却，转向印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所有地区立足。只有平衡对华政策与美国在其他地区和问题上的利益，美国才能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并加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2

旧文章ID：26368

作者：宋国友  来源：中美聚焦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准备调整对外经济制裁政策，总体方向是要限制对外经济和金融制裁的使用，但是这一调整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拜登政府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是时势所迫。美国不是不愿意继续以制裁为武器，展示并延伸其霸权，而是制裁本身越来越从“低廉的工具”变成“昂贵的工具”，让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难以负担。

一是对外制裁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据美国负责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的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统计，2000年该部门只有900多个对外制裁，但到今年，对外制裁总计高达9400多个，增长近10倍。对外经济制裁后果从来是双向的，美国发起的制裁固然对被制裁对象造成负面影响，但集中起来，反作用于美国的冲击也越发沉重。而且，美国只能独自承受这么多制裁所带来的累积性成本。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越来越多依靠金融制裁。金融制裁似乎成本更小，作用更大。但长期而言，金融制裁动摇的恰恰是金融实力——美国国力最根本的优势之一。美国越用金融制裁，对其自身金融力量的损害就越大，成本越来越难以承受。

二是对外制裁的道义成本越来越高。从制裁方式看，美国对外制裁大多数是单边制裁，包括大量“长臂制裁”，缺乏合法性。从制裁对象看，不仅有针对对手的制裁，也有对普通国家以及盟友的制裁，制裁打击面如此之广，导致国际社会普遍反感。和经济成本对美国冲击相似，单个制裁对美国自身的道义损害或许不大，但是这么多制裁积累起来，对美国的道义冲击是难以想象的。被美国制裁的对象，大都会对美国产生怨恨，终致众怨沸腾。

事实上，对外制裁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和道义成本越来越大，而其效果是边际减弱，甚至是越来越无效。美国对特定国家的单边制裁难以取得美国政府所宣示的外交目标。被制裁对象的行为也并未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根本调整。基于以上原因，拜登政府希望使其对外制裁政策更加精准化和价值观化。

价值观化是指拜登政府要把对外经济制裁放在价值观外交的框架中。价值观外交是目标，对外制裁是手段。具体而言，一是减少对盟友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制裁，这样会更好服务于拜登政府重振盟友体系的大目标。二是要减少单边制裁，联合盟友一起实施多边制裁，这样既增加制裁的效果，也减少制裁的成本。三是要把制裁更多地对不同价值观的对象使用。

精准化是指拜登政府以后的对外制裁要缩量提质。以往对美国而言，不少外交棘手问题是钉子，对外制裁是锤子，碰到钉子，就用锤子，这样的时代恐怕已经过去。美国政府将会更为精准地选择制裁对象，更为精准地使用制裁手段，力图把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对中国而言，精准化和价值观化这两大拜登对外制裁政策的调整方向负面影响更大。价值观化意味着以价值观划界，中国被美国制裁的可能性并未减少，甚至更多，而且美国还会企图拉拢盟友一起实施制裁。精准化意味着美国对华制裁会更为审慎，但同时会对华进行它自认为会“更为有效”的制裁，以取得对华打击最大、对己伤害最小的理想效果。

拜登政府希望从现实出发，缩减日益臃肿的对外制裁，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也算是顺势而为，但想要瘦身并不容易。

一方面，美国对外制裁已经成为一种外交政策的“惯性”甚至是“毒瘾”，明知其对自身损害巨大，但在缺乏强大克制力的情况下，决策部门容易大发其瘾，继续饮鸩止渴。

另一方面，制裁还有强大的内政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克制相对容易，但内部克制难。美国对外制裁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介入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大多数时候对外制裁不仅仅是为了外交目标，更是为了满足国内各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对外制裁被美国国内一小部分政治力量所绑架的案例数不胜数。特定制裁已然被利益集团专属化，这是美国政府对外制裁的重要特征。

在美国日益撕裂的国内社会和日益极化的国内政治格局下，拜登政府试图去管控国内力量对外制裁，又谈何容易。可以预见，基于政治原因，拜登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支持，还会主动以对外制裁向国内政治力量示好，对外制裁仍会不断地成为国内政治的交易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内政才是拜登政府对外制裁调整的根本障碍。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2

旧文章ID：26364

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当下解释中美关系的理论中，一种比较时兴的理论是“权力转移论”。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ison)。他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把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向中国转移，两国的关系恰恰符合他提出的新兴国与守成国关系的理论。于是，中美两国及国际上掀起了“修昔底德陷阱热”，有学者进一步发挥，根据中美两国的GDP总量越来越接近、与别国拉开距离的事实，认定现在的国际间权力结构就是中美“新两极”“呼之欲出”，甚至说现在已经是中美“新两极”，2020年是中美新两极的“元年”。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当下国际格局的现实，可能引起误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以下相关问题：

第一，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集中还是分散?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导致了权力分散。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潮流，虽然现在有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但它挡不住全球化的大潮流。现实表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效应是国际间权力的分散化。

首先，全球化销蚀了国家的一些主权。在全球化中，各国都会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同时也会享受别国让渡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曾被认为是重要的国家主权。但现在，所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都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来减让关税，但同时各国也都可以享受别国让渡的那部分主权，这就是趋利避害。

其次，国际组织和条约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比如《巴黎条约》，所有加入的国家都要自主提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就是对自己主权的约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就是觉得对美国的限制太多了，“损害了美国的主权”。

再次，越来越多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国际犯罪组织、毒品卡塔尔等等，它们在国际间享有的权力远远大于从前，而国家对它们的控制有限。“9·11恐怖袭击事件”是恐怖组织对国际政治破坏的突显;特朗普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市场脱钩，但鲜有公司这样做，说明了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制约。

最后，技术进步也对国家权力造成冲击，比如互联网，人们获得信息的自由度是以前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刚刚出现，随着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等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显著。

以上是全球化对各国主权造成的侵蚀和制约，它对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也在所难免。这就说明，即使霸权国家，它对国际事务的操控能力也遭到了全球化的侵蚀和约束。

第二，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政界和学界很多人说世界成了美国的“单极时刻”、单极格局。中国学者的多数看法是“一超多强”，但强与霸之间的实力距离确实很大。中国与俄罗斯曾经发表了几次联合声明阐述立场，如1996年4月的联合声明指出，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集团政治有新的表现。声明还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7年4月的声明又强调，双方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回应时代和历史的迫切要求。由此可见，当下的国际间权力结构正处于转型之中，即从美国的单极向着多极转变，但这个转变是相当长期的、缓慢的过程。

第三，多边主义会不会导致两极格局?答案也是明确的，不会，只会导致多极格局。多边主义是在冷战结束、美苏两极格局崩塌以后逐渐形成的，到本世纪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威力。实行多边主义，就是要摈弃单边主义，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以往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发言权，小国的发言权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于是，中小国家就联合起来结成地区组织，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非盟和东盟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是东盟。东盟国家集体奉行“东盟中心地位”的原则(ASEAN Centrality)。根据这一原则，东盟发起并领导了10+1(东盟加中国)、10+3(东盟加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系列机制，它不受大国的左右和摆布，成功地担负起地区事务领导者的角色，并在周边大国之间充当战略中间人(strategic middleman)。“东盟中心地位”是数十年在东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行之有效的，是保持地区稳定的有益实践，也开始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实践与两极格局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是多极格局的一种体现。联合国及其下属国际组织更是奉行多边主义。

第四，当今存在着产生新两极的条件吗?美苏两极格局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反法西斯战争，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战争中得到极大提升，还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同盟体系。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也在战争中得到大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另一个背景是冷战，在冷战中形成了华约、北约两大集团，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两极格局实际上是两个集团的对抗、对峙。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外交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是结伴不结盟，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根本不存在集团的问题。

同时，现在的国际关系比两极对抗的时候复杂许多。中美关系比当初美苏关系复杂了，美苏之间没有如现在中美之间的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赖;美国的盟国关系与当年也大不一样了，在有的问题上(主要是安全、价值观)它们仍然追随美国，但在更多方面(如非传统安全，尤其是经贸)它们寻求各自的利益。各国都寻求各自的利益，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因此，不可能形成两极。

在当前，美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仍然在综合国力方面保持着优势地位，此外没有别的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方面或较多方面领先。讲到战略平衡，自然非美俄莫属，而且两国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要说科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除了美国，欧盟、日本也具有相当优势。欧盟在环境保护、碳减排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则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各国前头。中国的主要优势是GDP，不仅是现在的总量，而且是增长势头和潜力。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挑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的聚焦，中国也作出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实现“双碳”目标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件难事情，中国尤其困难，因为中国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能耗的1.5倍。再如老龄化，这也是对各国的共同挑战，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来应对老龄化的资源相对紧缺。现在老龄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仅仅是开始。

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国际政治中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再要像过去那样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清楚的是，美国失去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完全转交到中国手中，而是分散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一个明显的例子是G20。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应对不了金融危机，就找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得以参与到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之中。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

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发展变化的形态，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总体来讲呈现这样一个特点：有的国家或有些国家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另一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占有优势，但不会是国际间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不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家。霸权兴替是既往世纪的历史，到本世纪已经过时。这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国际背景。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美国，中国没有这个意图，更主要是时代不同了。美国担心中国要挑战、取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是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修昔底德陷阱”论可以休矣!“权力转移论”不是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的恰当模式!国际间权力结构向着多极格局的发展道路漫长曲折，但前途肯定是光明的。这是我们对中美关系不必过于悲观的根本依据。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6363

作者：理查德·哈斯  来源：同济战略派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牛津大学博士。自2003年7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哈斯具有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他曾担任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老布什)的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和南亚事务高级主任，美国阿富汗政策协调员，美国驻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特使，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以及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主要顾问;同时，哈斯还兼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教授、汉密尔顿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客座教授，其最新著作为：《世界：简介》。

美国优先时代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被视作异类——这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标志着美国与国际主义尖锐但短暂的决裂。其认为联盟没有价值，并摒弃了多边制度。他急切地退出了现有的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议和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并退出了新协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他将自身的愤怒都发泄在美国的民主伙伴身上。

从表面来看，乔·拜登(Joe Biden)的外交政策与特朗普截然不同。他公开表示重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支持多边主义，并赞扬其政府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拜登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军备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并承诺召开他所谓的“民主峰会”，以重新建立美国在民主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拜登在就职不久后便宣布：“美国回来了。”

尽管这些差异意义重大，却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这种政策连续性的关键因素甚至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前，也就是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期间就出现了。这表明了一种长期的发展方向——美国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范式转变。在这种明显的波动之下，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轮廓正在浮现。

美国原有的外交政策模式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在此期间，美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狭隘的利益关切，保护和推进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利益需求，需要塑造并维持一个国际体系的存在，无论这个体系多么不完善，它都将支持美国长期的安全和繁荣。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系列失误(如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但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假设。美国避免了与苏联的热战，并以极为有利的条件结束了冷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8倍，名义GDP增长了90多倍。

但新的外交政策范式摒弃了原有范式的核心原则，即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关切，这个体系有时需要美国进行艰难的军事干预，或者抛开眼前的国家偏好，以实现长远的利益安排。美国新外交政策的共识反映的不是一种全面的孤立主义，毕竟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很难算的上是孤立主义，但它却是对国际主义的部分拒斥。尽管拜登现在承诺“帮助引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和平、更繁荣的未来”。但现实是，美国人希望从国际秩序中获益，而不是进行艰苦的建设和维护工作。

这种正在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解释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之间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能否制定出一项促进美国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优势的“挥霍”

正如所有范式的转变原因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前几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失败(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自我察觉的)。30年前，冷战结束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领先地位，这种地位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力量都是巨大的。欢呼“单极时刻”可能有些夸张，但并非言过其实。

回顾冷战后的三十年，历史学家们将会评判美国基于自身立场所采取的或没有采取的行为。在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成就”：德国在北约内部的重新统一;对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有条不紊的处理;在美国的领导和外交努力下，结束了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屠杀;大量贸易协定的签订;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于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AR)而得到拯救。

但这些“成就”必须与美国的“失败”相比较。美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方面几乎无所作为，缺乏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所特有的创造力和雄心。当时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参与创造世界》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的词语;但现在的国务卿却不能够令人信服地在他或她的回忆录中提及“创造”一词。尽管美国具有卓越的国家实力，但它在解决全球挑战与其主导的国际组织运行效率提升方面做得很少。

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很多失策的地方：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适应中国的崛起;它决定扩大北约，这违背了丘吉尔的格言：胜利时要宽宏大量;煽动俄罗斯的敌意，却没有充分实现联盟的现代化或强化联盟;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注极为有限;最重要的是，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无论是设计还是执行上均是失败的，并导致了代价高昂的过度扩张，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过度关注，违背了其整体的战略逻辑。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将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均放在了这个地区，而该地区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没有大国，经济仅仅依赖于化石燃料等资源。

在评估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词语便是“挥霍”(squander)。美国错过了更新现有国际体系的最佳机会，这一体系成功地发动了冷战，但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美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竞争。与此同时，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失败且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感到不满。并开始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消失归咎于贸易原因(尽管新技术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随着不平等的日益加剧，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都加剧了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怀疑。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问题，包括衰败的基础设施和摇摇欲坠的公共教育，国际干预被视作一种代价高昂的外交模式。新外交政策模式的舞台已经搭建起来。

极端的竞争

特朗普和拜登外交政策延续的第一个、也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便是大国竞争的中心地位——尤其是与中国的竞争。事实上，自拜登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几乎没有改变：正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博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前任的政策。拜登本人曾谈到与中国的‘极端竞争’，他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宣布：被广泛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

美国两届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其对中国台湾事务的态度上。中国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层面最主要的议题。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废除特朗普政府关于取消美国与中国台湾官员互动限制的政策，反而积极推动美国官员与台湾地区官员之间的高级别会议，并一再强调其政策对中国台湾坚强地支持，同时拜登不仅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盟友进行联合声明，同时也包括与七国集团等合作论坛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美国加入了强调两岸稳定性的措辞。

而这种连续性不仅仅局限于台湾问题。拜登政府还保留了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据报道，拜登政府正在研究对中国大规模产业补贴展开调查的方案。并在涉疆、涉港、疫情等问题上加大对华施压。同时，美国还加强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并开始启动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安全战略倡议。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一词同样在被拜登政府所延续使用。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做法存在分歧，包括在气候领域，以及与盟友关系的立场上。然而，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主要竞争者甚至对手的观点却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两届政府的做法相似之处远远大于其中的分歧。两届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也大同小异。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变化。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钦佩已经不复存在。无论特朗普个人对普京的态度如何，其领导的政府对俄罗斯的姿态实际上相当强硬。并逐步引入了新的制裁手段，关闭了俄罗斯驻美国领事馆，并加强和扩大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上述举措都在拜登的领导下延续下来。两届政府的共同观点似乎是：美国对俄政策应该聚焦于冲突限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网络空间，防止两国局势继续恶化。即使拜登愿意延长美俄军控协议并启动“战略稳定”谈判，也主要是为了防止俄罗斯进一步的侵蚀，而不是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寻求与俄罗斯“重归于好”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的民族主义

对大国的关注，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拥护。特朗普政府急切地采纳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和理念，同时这一理念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拜登政府的民族主义色彩不是十分明显，但其“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口号也反映了同样的倾向。

拜登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初期应对也体现了“美国优先”的倾向。尽管美国国内的疫苗供应远远超过需求，但美国的疫苗出口却受到限制，而且拜登政府也并没有因此提升制造业产能以加大出口力度。这种对国内的关注是目光短浅的，因为在疫情对美国造成巨大损害之前，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可能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出现。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外交，美国还丧失了一个在国际上展示美国技术优越性和国际人道主义的机会。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显示出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拜登避免了特朗普的激进做法，特朗普抨击除自己政府谈判的贸易协定以外的所有协定。尽管其主持签订的协议也只是“换汤不换药”，例如，《美墨加三国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拜登政府对加强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谈判新的贸易协定或加入现有协定，包括TPP的后续协议如CPTPP，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其政策选择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考量。但如果不加入该协议，美国将被置于印太经济秩序的边缘，也意味着在其他领域失去机会，比如通过跨境碳税来推进全球气候目标，或者利用该协议在经济上制衡中国。

不惜代价地撤退

拜登新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希望从中东地区撤出，这里曾是战争的发源地，而该地对于美国外交政策范式的转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富汗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署了一项协议，将2021年5月1日定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结果谈判最后中断并削弱了阿富汗政府军的实力，同时，协议本身也没有要求塔利班放下武器，甚至没有停火承诺。与其说这是一份和平协议，不如说这是一份促进美国撤军的协议。

拜登就任总统时，美国在阿富汗过度扩张的战略特征已经成为过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人数曾达到10万人，现在已经减少到不足3000人，他们的作用仅仅局限于训练、协助阿富汗部队。随着2014年作战行动的结束，美国的战斗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为来自盟国的约7000名士兵(以及数量更多的承包商)提供了战略支撑，并为阿富汗政府提供了心理和军事上的支持，这避免了阿富汗的崩溃，但这却不足以实现胜利与和平。20年后，美国在阿富汗找到了与其利害关系相对应的军事承诺。

拜登上台后拒绝重新与塔利班谈判或废除特朗普的协议。相反，它在所有方面都遵守了特朗普的协议，但有一点除外：美国全面撤军的最后期限延长了约100天，至2021年9月11日，美国完成撤军。拜登始终拒绝将美军撤离与当地情况或塔利班的进一步行动联系起来。和特朗普一样，他认为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永远的战争”，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退出这场战争。拜登不仅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而且最终完成了撤军，此外，拜登很少与其他盟国协商，这让北约盟国陷入了混乱。例如：美国取代法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潜艇，或在取消针对欧洲游客赴美的疫情限制方面行动迟缓，其阻碍了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多边主义和同盟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原则上让位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

在中东其他地区，拜登政府同样延续了特朗普减少美国介入的做法。拜登政府抵制住了进一步介入叙利亚事务的诱惑，利比亚和也门也同样如此。美国仅宣布将在伊拉克维持小规模的非战斗军事的存在。美国支持《亚伯拉罕协议》，但不愿为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付出外交努力，同时也放弃发起任何旨在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的新尝试。

乍一看，伊朗似乎是个明显的例外。特朗普曾强烈批评美国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此协议为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两国谈判达成)，并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了重返该协议的愿景。但事实证明，恢复协议比想象中更加困难，因为两国政府一直未能就具体义务与承诺达成一致。此外，伊朗政府的强硬派对签署拜登政府寻求的“更长久、更强大”的协议没有兴趣。因此，拜登政府很可能面临与前任政府相同的选择，即伊朗将提高其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并在整个地区发挥影响力。即使伊朗再次接受对其核实验的限制，美国也仍可能面临伊朗的其他挑衅行为。

价值观是关键问题

即使在那些拜登的措辞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议题上，政策的差异性也比预期的要温和地多。比较两位总统对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作用的看法可以看出：特朗普是一位交易型领导人，他似乎常常认为民主是一种障碍，并试图与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对普京大加赞扬，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互相表达善意。他高度赞扬了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和匈牙利的维克托，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诋毁了他的诸多盟友，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甚至对加拿大和欧盟征收关税。

相比之下，拜登则宣布举行“民主峰会”的计划，并承诺优先发展与美国相同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然而，这些承诺，无论多么真诚，都没有促使人权和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更加突出的部分。美国对于价值观的批判并没有导致他国行为的重大变化，甚至使他们逐渐适应了美国的制裁。而对于古巴政府的抗议活动，以及海地总统遇刺等事件，美国方面的回应微乎其微。此外，无论美国对沙特侵犯人权的行为有什么担忧，这些担忧都不可能阻止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在伊朗、也门或以色列问题上的合作。

因此，当其他利益或优先事项出现时，美国总统总是允许搁置对人权和民主的公开承诺，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事实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既强调大国竞争，又强调短期国内优先事项，使得外交决策对于目标的权衡更加频繁和尖锐。例如，在中国周边地区，拜登政府搁置了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侵犯人权的担忧，以便让美国军队更容易在菲律宾开展行动;美国同时努力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关系;此外，美国还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军备控制协议，并忽略了俄罗斯对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监禁;而在印度，美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倾向与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来制衡中国。

由于从阿富汗撤军执行不力，以及遗弃了许多最容易受到塔利班报复的阿富汗人，美国加速丧失其道德优势。当然，美国在阿富汗期间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当地生活条件。然而，美国自身脆弱的民主状态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悲现实——尤其是在1月6日国会山事件之后，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海外推广价值观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没有重要的分歧——比如在气候议题：两者对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态度，对化石燃料生产和使用的监管，以及对巴黎气候变化进程的参与力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当其他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领域很少被优先考虑。因此美国一直不愿利用贸易来推进气候目标，不愿因巴西破坏亚马逊雨林而对其实施制裁，也不愿为帮助贫穷国家转向使用绿色能源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政策连续性的缺陷

理论上，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应该是一件好事。毕竟，如果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是以一种让盟友感到不安、让对手感到有机可乘、让选民感到困惑、让建立全球规范和制度的长期承诺变得不可能的方式，并在各个政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它就不太可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待世界态度的转变不是缺乏国内政治共识;相反，在外交政策方面，两党合作相当多。问题是，这样的共识并不一定恰当，而且两党也没有意识到千里之外的发展会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产生多大影响。

同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充满了弄巧成拙的矛盾，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的时候。制衡中国需要美国持续增加军费开支和提升使用武力的意愿。支持前者的共和党人很多，但支持的民主党人却很少;而两党中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支持后者。但两党都赞成象征性地提升美台关系，尽管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有可能引发中美之间代价高昂的冲突。而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将中国视为对手，但如果华盛顿要应对从朝鲜，阿富汗到全球卫生治理等一系列地区和全球的挑战，仍需要北京的支持。尽管拜登政府一直声称支持盟友，但对于这些盟友来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仍没有做好准备去做美国认为对抗中国所必需的事情。事实上，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大多数美国盟友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抵制美国限制敏感领域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呼吁，但这样一种姿态并不能决定其最终的外交政策。

与中国竞争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它无法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组织原则，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大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扩散和网络破坏，所有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

而外交政策的矛盾仍在继续。阿富汗战争揭示了美国国际干预的局限性。在中东，尽管各方都在关注美国的战略收缩，但却都不清楚美国如何逐步撤回其战略部署，以及对伊朗提升核武能力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反击措施。考虑到协议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日落条款的规定，因此即使两国成功重启2015年核协议也不会缓解这一局面。

美国的失道寡助

无论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存在何种缺点与不足，其连续性的特征已使现有政策难以进行结构性转向，历史没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本文认为，华盛顿也不应该回到原有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否作为，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明确认识到，尽管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但它不能仅仅止步于国内。尽管美国的影响力减弱，国内分歧加深，但它面临的世界既存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威胁，也面临与全球化相关的新挑战。美国总统必须在不忽视国外挑战的情况下，寻求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巨大的挑战将使“重返更好”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拜登也承认了21世纪的基本原则：“我们自己的成功与别人的成功息息相关”。但问题是：他是否能制定并执行反应上述原则的外交政策。

美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取得成功。它必须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国际规范和标准并组织集体行动。这种方法需要欧洲和亚洲的传统盟友、新伙伴、以及其他国家的参与。这将需要美国使用所有可用的权力工具——外交、贸易、援助、情报和军事。其他盟国也将重新衡量与决定自身的行动，特别是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伙伴是否足够可靠。

如果没有新的美国国际主义，世界可能变为一个更不自由、更暴力、更不愿意或更没有能力应对共同挑战的景象。但具有讽刺意味和巨大风险的是，当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全球事态发展的影响时，它却更不愿意执行一项试图影响全球事态发展的外交政策。

文章来源：《外交事务》2021年第6期

【翻译】王文琦 【校对】俞钦文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0/31

旧文章ID：26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