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胜利 王彦飞  来源：《国际展望》2021年第5期

作者：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王彦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且长期化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竞争不仅体现为权力竞争，而且在制度领域也有所显现。有关中美制度竞争、制度制衡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展开竞争或制衡的原因、内涵与影响，但对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为何采取不同策略的分析则较少。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凸显，现有国际制度的短板逐渐暴露，多边主义面临的困境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无论西方大国还是新兴国家都期待国际制度有所变革，能够更加契合各自的利益，国际制度领导权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战略竞争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际制度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方式，不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新国际机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近几任政府对待国际制度的态度摇摆不定，具体体现为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采取排他性多边主义策略。在国际制度策略上，中国更加倾向于“建群”“改群”，而美国则在“建群”和“退群”之间摇摆，也不乏“改群”举措。这说明，中美在许多议题上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差异明显。

中美两国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为何截然不同，这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显然，中美双方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与两国战略竞争不无关系。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呈现何种态势，对中美战略竞争将产生何种影响，国际制度竞争能否左右两国之间的国际领导权竞争，这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本文将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来分析相关问题。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国际制度策略取向体现为国家对于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态度，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对国际制度所采取的退出、改革、创建等不同策略。对于中美两国为何持不同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地位竞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权力竞争视角

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取向由国家权力的分配和互动决定。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反映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配置，是拥有足够权力的国家创造的结果。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明确指出，国际制度是权力的附庸，由最强大的国家创制和塑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国际制度充其量只能充当干预变量。国际制度策略是权力竞争的衍生品。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作为崛起国，中国可能对现有国际秩序存在不满，会使用新增实力来拓展更为广泛的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不得不改变，领导权需要分享。而当美国意识到国际制度收益下降时，其单边主义举措的目的是寻求国际体系的变革以维护自身的霸权。美国作为霸权国，由于自身实力相对下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有所下降，使得美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单边主义或小多边主义增加，更多采取“退群”和“改群”。对于崛起国中国而言，随着实力增强，则会逐渐增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进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改革或创建。这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基于各自的权力兴衰态势，对国际制度采取不同取向的状况。基于权力竞争视角来分析中美两国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显然重视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不过对于美国而言，相对于其权力的变动幅度而言，近三届美国政府的国际制度策略的变动性更大，权力和制度并不总是同步变动。随着国际社会的权力流散，主导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影响也会有所下降，基于国际制度的创建、改革等来增强权力优势日益困难。中美两国基于国际制度来进行战略竞争有其局限性，权力竞争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中美当前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

(二)制度竞争视角

制度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取向取决于国家间的制度互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体现了“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兴起，主要是指国际行为体利用既有或新建立的多边制度来挑战现有多边制度的战略，具体手段包括威胁退出、发声和建立替代制度等。贺凯等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成立亚投行、特朗普执政后单边主义凸显，都体现出了制度层面的竞争倾向。“制度制衡”是指国家利用多边机制来对抗压力和追求安全的平衡战略，国家可以利用不同的制度战略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权力和影响力等现实利益。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中国支持东盟创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是为了应对TPP的制度间制衡，而亚投行则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的体现。制度制衡与各国的角色认知密切相关，美国采取单边主义，体现了其国家角色认知从“秩序捍卫者”转变为“秩序挑战者”。制度红利也会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策略，制度红利的高低会影响国家维护或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因此，基于制度竞争视角的分析，美国的国际制度策略变化和中国的多边主义行径都是“竞争性多边主义”或“制度制衡”的体现。

基于制度竞争视角的分析，“竞争性多边主义”主要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分析大国之间的制度互动行为，对于中美为何采取不同的国际制度策略取向则缺少分析。制度制衡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何由“建群”转向“退群”再转向“重新入群”或“改群”，制度制衡依然具有强烈的权力政治思维。此外，还有必要考虑制度制衡对于战略竞争影响的限度。

(三)地位竞争视角

基于地位竞争视角的分析认为，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根源于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地位政治理论看来，无论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行为，都受到地位动机的支配。采取何种国际制度策略取向也是获取或巩固国际地位的体现。新兴大国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国际制度提升国际地位。拉森(Deborah WelchLarson)发现，对更高地位的渴望可能会促使中国等新兴大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因此建议作为主导大国的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的身份和地位，激励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变革现有的国际规范等和平方式获得国际地位。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维护其既有地位的动机同样强烈。主导国可能会因为担心失去地位而感到焦虑，进而抵制崛起国提升地位的努力。美国作为主导国，对中国崛起已经产生了地位焦虑。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而TPP更是通过对会员资格的限制传达了地位信号。特朗普政府“退出外交”的动因在于美国制度地位优势的变化，其推行单边主义是因为美国在国际制度中地位优势下降。拜登则声称将通过国际参与和多边主义方式让美国重新赢得领导地位，其执政以后也在多边层面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由此可见，国家对于国际地位的诉求会影响其对国际制度的态度，中美两国对于国际制度的不同策略与双方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该视角的不足在于国家的地位动机相对稳定，其难以解释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对待国际制度态度的显著差异。对于通过国际制度来追求国际地位的效果的判断也存在分歧，如特朗普政府更加看重美国的国家实力而非其在国际制度中的“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能否通过国际制度来提升其国际地位也存在不确定性。

总之，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对于理解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无论权力、制度还是地位的视角，都是从相对整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议题多元化和权力相对流散的世界而言，基于整体视角来分析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有所不足。二是这些视角都是从较为静态的因素入手分析，对中美国际制度策略的动态变化分析不足。中美两国乃至美国不同政府，对不同议题的国际制度的策略有所不同，呈现复杂多变态势。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更为根本的动因是领导权竞争。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地位竞争都和领导权竞争有关，但对于不同议题的领导权与国际领导权之间的关系分析有待加强。本文将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尝试对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做出更为清晰的解释。

二、议题领导权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随着多元复合世界的到来，议题领导权日益重要。相对于领导权、主导权和霸权等概念而言，议题领导权有其独特性，对于理解当前的大国竞争可以提供有益视角。

(一)领导权相关概念辨析

领导权(Leadership)一词的释义大致包括领导地位、领导力和领导者三种，与之相近的两个概念是霸权(hegemony)和主导权(dominance)。其中hegemony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控制，dominance指取得支配或优势地位。关于领导权的概念学界不乏争议。本文认为这些概念虽然内涵相似但也存在差异。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国际领导权具有非零和性和分散性，而霸权和主导权则包含更多的零和性和整体性。随着多元复合世界的来临，对于国际领导权的研究也更有必要。国际领导权涉及众多全球或地区议题，无论霸权国还是崛起国，都有担当国际领导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国际领导权也具有分散性。不同国家可以在不同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甚至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拥有议题领导权。

(二)议题领导权的内涵

领导权可以进一步细分，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划分的霸权(hegemony)、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领导，奥兰·扬(Oran R. Young)界定的结构型(structural)、创业型(entrepreneurial)和智力型(intellectual)领导，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述的结构型(structural)、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情境型(situational)领导，阎学通则区分了王权国家、强权国家和霸权国家。当然，对于某个国家而言，基于不同的领导类型划分，其可能同时具备多种领导属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领导权实际上可以分属不同议题领域。

议题(issue)和领域(area)有类似之处，在相对于总体(overall)而言时，其指代某个话题或某个方面。在国际关系当中，存在政治、安全、经济、科技等不同议题。在不同议题中又有许多细分议题，如安全议题中可以细分为核安全议题、反恐议题、网络安全议题等。议题领导权是对领导权的细分，指一国在具体议题中拥有的领导权。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世界正在向复合世界演变，新秩序可以比作多厅影院，更加多样化和去中心化，国际领导也更加多元化。阿查亚基于多元复合世界理念提出了协作型领导(collaborative leadership)的概念，相对应的是霸权型领导(hegemonic leadership)一词，此概念的核心要义是“G+领导”(G-plus leadership)，具体指代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不同国际行为体，在全球和区域等多个层面所发挥的对一般性和具体议题(issue-specific)的领导作用。“G+领导权”和议题领导权的思路不谋而合，体现了领导主体的多元性。

议题领导权主要是指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某一议题中拥有的相对优势和较强影响，能够决定该议题的相关重要决策。议题领导权意味着领导权将由多个国际行为体在不同议题中分享。从议题领导权的属性上看，各个议题领域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安全议题并不比其他议题更加重要。美国作为霸权国，可能在多个议题拥有领导权，因而总体上也居于领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拥有所有议题的领导权。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事实上也体现了议题领导权，美国在安全议题上拥有领导权，中国在经济议题上拥有一定领导权。国家在哪些议题领域拥有领导权取决于国家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利益，即客观上是否有领导能力和主观上是否有领导意愿。

(三)议题领导权的运行方式

当今世界的议题分化使得国家之间议题领导权竞争日益显现。议题领导权竞争一般采取话语塑造、议程设置、制度改革和制度创建四种方式进行。

话语塑造主要是通过提出理念、媒体宣传等方式来增强在某些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较强的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对某些国际事务的话语框定、规则制定和决策运行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国际话语权日益重要，围绕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已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通过话语塑造，国家可以在某些议题中增强理念共识、加强国际动员、为自身行为辩护，进而在议题设置中增加行动的合法性和国家的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话语塑造是议题领导权的重要运行方式。一方面，话语塑造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提升议题领导权，使得相关国家在某些议题中的国际动员能力、行为合法性增强。另一方面，议题领导权也通过话语塑造的方式来行使，使其言行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

议程设置决定着将哪些议题列为会议讨论范围、视为优先选项，也就意味着其更有可能被关注和解决。“国际议程设置并非是大国‘通吃’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诸多博弈者参与的‘非集中、多层次’的博弈过程。”议程设置是议题领导权运行的重要方式，如何在国际制度的运行中将自身关注的议题或议题伙伴的议题列为重要议程并推动其优先解决，是议题领导权的重要体现。基欧汉和奈认为，议程的形成就是问题能够得到高层官员的持续关注的过程。因此，议程设置并非霸权国或单个国家的力量可以决定，议程设置的标准就是能否吸引大量行为体或者有能力解决它们关心的问题。

制度改革是基于对现有国际制度的不满，寻求制度变革以更大程度地满足成员国的需求。国际制度具有双重属性，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同一国际制度中的获益并不对等。国际制度内权力的实际分配与其威望(或权力声誉)的分配之间出现了差距，致使国家间陷入不平衡，并导致国际制度持续不稳定，这也促使制度改革更有必要。一般认为，议题内的制度主导国与制度变革国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变革方策略性地重新诠释与执行制度规则是引起制度变革的主要变量。当一些国家的诉求在现有国际制度当中得不到满足时，推动制度改革就是重要路径。当然，制度改革也面临着竞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制度创建是提升议题领导权的重要方式。相对于制度改革而言，制度创建的变革程度更深。由于原有国际制度的包容性有限，为了获取议题领导权，制度创建不失为一种重要方式，即在原有制度之外，创建功能相似或功能拓展的国际制度，并谋求更大的制度主导权。制度创建可以分为包容性创制和排他性创制两种。包容性制度创建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议题领导权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对较弱一些。而排他性制度竞争创建具有封闭性，也更容易导致制度竞争和阵营分化，使得议题领导权竞争更加激烈。

三、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的差异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涉及不同议题，双方都在不断加强自身优势，提升自身地位。美国始终没有放弃维持国际领导权，尽管最近的几届美国政府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特朗普政府有单边主义的倾向，而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更加注重多边主义。不过即便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多边主义也是排他性的，并非真正开放、普惠、包容的多边主义。而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原则，借助国际制度来维护发展权和提升国际地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也体现为两国议题领导权的竞逐，而各自的国际制度策略则服务于议题领导权竞争。

(一)多元复合世界和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世界秩序正在演变，自由主义秩序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新兴国家崛起挑战了旧秩序并逐渐塑造新秩序。学界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讨论可以归纳为单领导说、双领导说、无领导说和多元领导说。一是“单领导说”，认为当今世界仍是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是这种观点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受到挑战。二是“双领导说”，认为中美共同主导着亚太地区秩序，两国各自在某些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阎学通则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将形成中美两极格局。三是“无领导说”，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一直宣扬世界进入无领导时代的可能性。时殷弘则认为，随着特朗普在推动美国放弃某些方面的领导，中国由于软实力、可用资源和经验有限导致领导世界也有困难性，因此在全球治理方面出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有可能”。四是“多元领导说”，这个概念与议题领导的内涵相似。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曾提出世界政治研究中存在国家中心(state-centric)的世界和多元中心(diffusemulti-centric)的世界两种划分。阿查亚认为复合世界将是文化和政治上多元、经济上相互依存、多种行为体并存的状态。旧的多边体系正在解体，新兴多边安排共处的、更加碎片化的体系正在出现。秦亚青指出：“一个多元世界的时代正在开始，多极权力格局、多层制度安排、多维思想理念是其典型特征。”

总体来看，当今世界秩序越来越有可能向多元复合的新秩序演变。一方面美国的既有地位难以维持，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获取和实力相匹配的地位也非常艰难。因此，多元复合的世界意味着领导权的分配状况发生了改变，各国在各自优势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世界将呈现多元领导状态，议题领导可以更加准确地概括多元复合世界的特征。

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中，中国只能选择是否融入，但受限颇多。在美国看来，中国只能接受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随着世界秩序的演变，中国开始谋求某些议题领域的领导地位。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随着中国优势的凸显，美国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感到焦虑，中美竞争因此日渐加剧。美国推行的战略表明其已明确要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那么，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学界不同流派的观点包括国际领导权、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对国际规范的塑造权等，但无论哪种都与国际领导权相关。2020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声称，接纳中国进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因为美国的误判，该报告的核心是应对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即美国领导权的挑战。美国不断推行“印太”战略也是基于将中国视为“规则破坏者”的威胁塑造，不断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共同施压。由此可见，领导权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中国不得不被动卷入美国主动发起的领导权竞争，呈现议题领导权竞争的态势。

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在谋求议题领导权的同时，并无意颠覆既有国际秩序。中美对议题领导权的竞争虽然在某些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但其本质并不是零和竞争，甚至两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间还能相互补充。中国政府创建的平行机构主要集中在经贸议题，这些机构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而非取而代之。在新秩序中，中国优先选择在经济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目的是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关于中国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是两大条件要素。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存在策略互动和战略竞争。

(二)中美两国的国际制度策略

在多元复合世界中，主要大国难以独自担当国际领导角色，议题分化和权力流散使得大国更多是发挥议题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各自优势不同，重视的关键议题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双方的国际制度策略有所分化。

第一，美国领导权的重构：从“必须领导”到“美国优先”。二战后，国际制度一直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维持“自由主义霸权”的基础。事实上，美国近几届政府也在极力通过创建或变革国际制度维护自身领导权，这体现了美国对待国际制度态度的根本逻辑。总体而言，无论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还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的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都是变革国际制度体系以平衡中国等国家的力量，维持其领导地位。

首先，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排他性多边主义来维护国际领导权。在国际制度领域，奥巴马政府支持国际制度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为了借助全球治理维护领导地位，坚持以多边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另一方面，美国主导创建的某些国际制度也是为了对华竞争，比如TPP。其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特别是强大而持久的美国领导对于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国际制度则是美国实现国际领导的重要工具，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TPP等排他性国际制度打压中国，继续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其次，特朗普政府在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原则的基础上继续领导世界。特朗普并不是要放弃领导世界，而是要以更小的成本和代价来维持，并减少成本和损耗。这一点在美国官方文件当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定了“在政治和安全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塑造和改革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确保公共区域自由，保护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四个提升美国领导作用的优先行动，明显体现了特朗普政府追求的美国利益优先和领导地位的统一，其认为美国继续领导世界是建立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实力强大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是否支持某个国际制度，取决于其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成本权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制衡更加强硬，其举措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

再次，拜登政府仍将以排他性的多边主义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当选前即指出，二战后美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特朗普的行为破坏了这一进程。为了挽救美国的声誉，重建领导世界的信心，美国需要重返多边主义。显然，拜登急切希望美国修复、扭转特朗普对美国信誉的破坏，重拾多边主义以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拜登当选后多次表达了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愿望，在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将采取多边主义方式，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拜登在执政当天就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并倡导举办世界气候变化峰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这些都表明了拜登政府对于多边主义的态度。2021年3月，拜登政府出台《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强调了维护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但是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most seriouscompetitor)，对华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显然，在国际制度领域，拜登政府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会有所加剧。

第二，中国领导权的构建：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中国经历了从“体系反对者”“体系改革者”到“体系维护者”的角色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制度性权力”，正向“体系引领者”角色转变。中国在许多经济相关议题上存在一定优势，可以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中国的“建群”也大多和经济议题相关，这是尝试获得经济议题领导权的主要手段。杨原认为，中国若要和美国竞争国际影响力和领导权，需要拥有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面对美国这样“全能型”单极霸权，中国不应该寄希望于全面赶超，而应该发挥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专长。因此，以国际制度为基础、发挥自身优势以提升经济议题的领导权成为中国的优先选项。

中国不断利用自身优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和获取相应的国际地位。2017年2月，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引导”国际秩序改革的主张，表明了中国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新秩序的建设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中国将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这些理念的指引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制度的创建，开始在自身占据优势的议题上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即争取经济议题领域的部分领导权。

中国在争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的同时，也频频向外界传达维护而非颠覆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在实际行动中，中国新近创建的“群”均坚持多边、开放、共享等原则。中方强调不搞小圈子，不取代既有合作机制，而是要实现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无论最初的主动融入，还是后来尝试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原则都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会搞只顾自身利益而无视他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中国坚持融入外部环境的多边原则。中国支持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规则也阐明了中国坚决维护当前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态度。因此，中国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态度坚定，采取的国际制度策略主要是对国际制度的维系、改革和创建，更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三)中美不同国际制度策略取向的逻辑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领导权竞争成为两国竞争的重要方式。多元复合世界的来临也使得中美之间更有可能呈现议题领导权竞争态势。美国希望在政治、安全、经济等议题领域巩固国际领导地位，并不断在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只不过历届政府的策略有所不同。中国则希望依托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国际制度，获取经济议题领导权以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同时也希望增强对政治、安全议题的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两国的国际制度策略服务于两国议题领导权的竞争。

因此，中美在国际制度的选择上出现了差异。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的考虑，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是通过排他性多边主义策略如创建TPP等方式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寻求在既有国际秩序中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而特朗普政府则不愿像既往那样承担国际义务，诉诸单边主义方式修正既有国际秩序;拜登政府虽然希望借助多边主义方式领导世界，但也是不包含中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美国几届政府的国际制度策略，都有防范中国崛起，维持美国领导权的考虑。中国为维护自身发展，也需要不断推动既有国际秩序改革与完善，需要不断在经济相关议题采取包容性多边主义措施，在政治、安全领域增强中国的领导权。

四、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的影响与前景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不同策略是多元复合世界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的产物，其形成具有必然性，但烈度又不如权力竞争。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主要体现为围绕某一议题的话语塑造、议程设置、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一)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的体现

目前，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在一些领域已经有所体现，特别是在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但是在安全等领域，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并不明显，权力竞争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中美两国目前并未在所有领域形成议题领导权竞争，这与特定议题领域的制度化水平有关。

在金融领域，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日益显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中，中国原本的份额较少，与中国的金融实力不相称。但即便此后中国提升投票份额的方案通过，美国也在不断推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创建新的金融机构如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美国则将此视为中国在金融议题领域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实际上，中国创建新的金融机构并不意味着对原有金融秩序的挑战，更多体现包容性制度创建，并不排除美国及其盟国的加入。

在贸易领域，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也有所显现。一是在全球贸易秩序与规则方面存在分歧，比如WTO改革。美国试图拉拢日欧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否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权利。中国则主张维护现有WTO贸易规则体系并推动渐进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二是在区域贸易制度安排方面，美国此前推行TPP，制衡中国的意图明显，中国主张更具包容性的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试图通过建立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来排除中国，导致地区贸易合作有所分化，但地区内各国更多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对中美主导的区域贸易制度都有所参加，也导致地区贸易制度的碎片化。

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美国也加大了与中国进行议题领导权竞争的力度。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与中国合作的行列。这其中包括不少西方国家，显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吸引力。对此，美国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力度，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推行“印太”战略的同时，加紧在“印太”地区构建基建政策体系，以达到所谓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塑造并护持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的目的。2019年11月，美日澳共同提出“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更是明确要对冲“一带一路”倡议。2021年6月，美国和其七国集团伙伴国共同发起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计划，其范围包括拉美、非洲和“印太”地区，涵盖全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从美国在基建领域提出的倡议可以看出，其竞争对象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是在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没有经济领域明显。一是因为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实力差距依然明显，二是这些领域的国际制度制度化水平低且权力属性更强，权力竞争也更为激烈，难以通过议题领导权竞争的方式进行。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拥有较强优势，在现有国际安全制度中基本占据主导权，并利用其优势不断打压中、俄等国。即使在中国周边地区，美国也不断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安全施压，强化其联盟体系在地区安全制度中的优势，中国目前尚难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展开议题领导权竞争。

(二)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的影响

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是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和世界秩序变革的共同产物，这对于中美双边、地区和全球不同层次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一，对于中美双边关系而言，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形式。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但中美双方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战略竞争对于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相比于权力竞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烈度而言，中美两国采取制度竞争的方式相对温和一些。鉴于多元复合世界秩序中议题的多样化，中美基于各自需要，在不同议题领域寻求领导权符合各自利益，也有助于缓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与烈度。由于议题分化的原因，中美在不同议题中的领导权难以随意转换，这也意味着中美各具优势的现状会导致双方在议题领导权上可以相互制约，并且不乏促进相互合作的可能。

第二，对于亚太地区而言，议题领导权竞争使得地区内各国可以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亚太地区各国大多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不会导致亚太地区分化为两大阵营，而是可使地区合作保持一定韧性。在不同议题中，亚太地区各国对中美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样便于它们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战略空间和战略自主性。目前在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亚太各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已采取了不同策略;而在更为细小的议题方面，亚太各国的策略更为丰富。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既是议题分化的现实所致，也会导致地区合作呈现多元化、碎片化。

第三，从全球层面来看，议题领导权竞争可以避免大国军事冲突。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有望走出一条大国竞争的新路。以往的大国竞争往往最终以极为残酷的战争方式进行，而对于当前的中美两国而言，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议题领导权竞争意味着中美都需要接受无法绝对主导的现实，也需要正视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常态。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在全球层面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全球治理有所冲击。议题领导权竞争会导致大国协调下降，使得全球治理的领导赤字更加明显，全球治理会更加碎片化。二是大国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议题的广泛性、多元性，使得大国基于各自利益选择性参与不同议题，大国之间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难以呈现泾渭分明的态势。三是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并非全面存在，在不同议题中程度不一，这意味着世界事务虽然深受中美关系影响，但不会重返两极阵营状态。

(三)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的前景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时期内难以化解，中美战略竞争会持久存在，同时中美双方也会尽量规避军事冲突。对于中美战略竞争而言，议题领导权竞争会日益重要。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有两大特点，一是两国不会开展全方位的领导权竞争，而是聚焦于某些议题;二是竞争的本质并非零和性，议题的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不会在所有领域都针锋相对，不乏合作的可能。

第一，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会长期存在且更加显著。鉴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时期内难以解决，且两国战略竞争持久化，双方之间的议题领导权竞争会更加明显。美国实力虽然相对衰落，但其霸权战略目标并未改变，拜登政府更是明确表示要领导世界。拜登在竞选宣言中就提及美国的领导“不仅靠力量的示范，还要靠示范的力量”“世界不会自己组织起来”，美国的领导可以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拜登政府执政以后，主要依靠多边主义和联盟关系来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如拜登政府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要和盟国加强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与一些国家进行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合作，在国际合作中围堵中国，这与中国所倡导的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明显不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自身发展需要，还是应对美国打压，都需要增强国际制度影响，进而谋求一定的议题领导权。简而言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使得两国的议题领导权竞争不可避免，并会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形式。

第二，中美议题领导权竞争保持总体可控态势。中国增强议题领导权并不是谋求取代美国，而是中国追求自身发展的结果。中国谋求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谋求某些议题的领导权，而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但由于议题的多样化，中美之间的议题领导权并不是零和竞争。由于中美两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实力和意愿所限，两国都不可能独自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而只能选择在部分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伊肯伯里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难以推翻但容易加入，仍将是21世纪的主导秩序。中美两国并不会开展零和竞争，而是可以在这一秩序中共存。中、美在不同议题领域的领导权并存将成为今后的常态，但这种竞争的烈度可控，不会引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结束语

就目前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双方的各自优势和实力对比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与以往的大国竞争明显不同。中美双方身处一个全球化与规则化的时代，双方都难以承受大规模战争的后果，制度竞争在大国竞争中的分量显著增加，权力竞争的影响则相对下降。这也使得关注中美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很有必要。在不同议题领域，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尽管议题领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也不乏可能。虽然中美两国也会采取议题联系策略，但不同议题之间的流通性不尽相同，议题联系策略的使用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对于权力竞争与议题竞争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进一步研究。展望未来，中美双方都需意识到各自难以在所有议题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往的全球霸权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从多元复合世界的视角来看，中美两国都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国际责任。两国既需要担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也应该警惕“金德尔伯格陷阱”引发全球治理危机。虽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短期内无法消除，但双方都意识到了管控竞争、预防冲突的重要性，也应该促使中美两国在不同议题领域进行良性竞争，保持竞争的可控性，进而确保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

来源时间：2021/10/3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6339

作者：田雷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田雷 |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如果把美国比作一部书，那么这部书眼下对于我们来说是越来越难读了。身处人人皆可发声的自媒体时代，网络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各种关于美国的信息、意见和立场，但在舆情喧嚣的表象之下，“美国怎么了”却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困惑。刚刚过去的“历史”似乎走出了一道大转向，而我们此前的美国观再也经不起新的时势的逼问，无力解答此时此地观察者的困惑，一整套温驯的学术范式无法维持其公信力，其持续已久的历史使命也行将完结。然而，旧的已去，新的却还未及确立，历史的发展又一次走在了历史书写的前头。之所以出现“美国怎么了”的认识困惑，归根到底在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美国本体和一个经久不变的美国观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风靡一时，其片头曲《千万次的问》也传唱大街小巷，借用其中一句歌词“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如果说前一个“我”可比作上述认知矛盾中的美国本体，那么后一个“你”就是我们头脑中还未来得及与时俱进的美国观。

当前美国叙述的两种路数：分歧与暗合

当前中文世界中关于美国的叙述看似纷繁复杂，究其路数则可以一分为二，各有其自身的逻辑、平台、听众和判准。具体地说，第一种路数走的是大众路线，其典型叙述可见于国内时政类自媒体的日常推送。以某顶级流量的公众号为例，在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政府交接周期内，诸如此类的表述反复出现在其推送文章的标题中：“美疫情已彻底崩盘!”“美国已到无药可救的局面!”“这也是美国的大反噬噩梦!”“连他都没想到，美国竟沦落到如此地步!”“再顶不住，美国要出大事!”作为一种类型，这种美国叙述重复着一种美国危机或崩溃论，而在流量为王的自媒体平台上，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宣告崩溃，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行文方式来贩卖危机，可以说是吸引眼球的不二法门。于是乎，此类时政自媒体的美国叙述虽然极少见于文化精英的朋友圈，但却经常能够成功打动更广阔天地内的大众，天文数字量级的阅读量即是最好的判准。

面对美国崩溃论在网络空间里所聚集的流量巨浪，最不为之所动的也许就是以研究美国历史为业的学者群体了，他们专业的美国史研究和写作构成了第二种路数。以 2021 年上半年举行的一场美国史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为例，在主题为“美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抗争”的单元里，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有《19 世纪晚期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与扬弃》《捍卫“美国特性”：“例外论”与 19 世纪美国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母婴保护与政府责任：美国母婴保健事业发展与联邦政府的介入(1912— 1921)》……而在另一场“美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单元里，会议讨论的文章包括《跨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商业公司及其政治争论》《邪恶教义：洛克纳案如何在美国历史上被污名化与被利用》等。仅从这些论文的选题来看，在这个原先稳固而如今一切都摇摇欲坠的巨变时代面前，美国史的研究者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外部世界的纷扰看上去对他们的写作没有产生明显的触动。虽不排除学者内心的焦虑和困惑，但当他们转到专业化的论文写作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似乎成了他们追求的境界，故而他们在论文中的美国叙述保持着某种惊人的冷静和定力，似乎美国一如既往。然而，问题在于，当时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奔流时，专业定力的另一个面向就是封闭和僵化了。

概括地说，以上两种路数是互为镜像的。大众传播的逻辑要求短平快，追求麻辣烫。写作要多些大胆假设，而无须小心求证，当然更谈不上学术写作所要求的规范和格式。反过来，对于美国史的专业学者来说，好的学术论文正是要避免以上任何一种写作套路。而抛去写作路数的对立，回到上述形成“美国怎么了”这类问题的认知矛盾中，两种路数一方面各执一端，另一方面也有着分歧之下的某种暗合，它们的写作者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失去了历史感。第一种路数鼓吹美国崩溃论，它所呈现出的美国是没有历史可言的，若是把这种“偏见”当作美国的全部真实，那么构成美国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一次连着一次的崩溃。在这类写作中，引用福山也许已经到了文献的天花板，而美国的历史再纵深也只能上溯至特朗普。简言之，这种路数中的“美国”没有历史，没有常态，也没有规范，所有的似乎只是当下、混乱和崩溃。至于第二种路数中美国史学者的专业论文，学者以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名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他们的研究议程没有影响，甚至本就不该有影响，他们的写作往往聚焦于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某个“过去”，似乎只要让自己的研究封存在某个“遥远过去”的历史分期内，就等于搭建起了某种抵御现实万变的防火墙。也正是因此，这些专业史家所缺乏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或书写者所必要的历史感，他们并没有立足于写作时的这个“当下”来调整和反思自己的研究。面对现实凶猛的历史潮流，他们太慢了，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在这一阶段对美国历史的研究注定是悬浮的，也是轻浮的。在写作时，他们笔触的一端停留在某段遥远的过去，但另一端却是悬空的，没有扎根到写作者身处的当下语境。本文所要论证的一个命题即在于，这种保守的路数最终会让美国史的研究走向僵化，面对时代所提出的“千万次的问”——美国到底怎么了，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越专业就会越失语。这种基于专业惯性的谨慎就会导致不作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第一种路数的野蛮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专业学者不去或者无力去占领的，就会留给他所看不到或者看不惯的营销号或段子手。正是因此，本文还将尝试反思美国史研究在当下可能的突破口以及新生长点。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以特朗普的“崛起”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节点，那么美国崩溃论作为一种路数，其历史的上限基本上就是特朗普，而美国史专业的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似乎特朗普从未出现——把自己的眼睛闭上，其写作仍可按部就班。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路数在形式上相互对立，但都缺乏某种历史的态度：前一种把历史压缩为平面的当下，连让子弹飞一会的距离都要切除掉;而后一种则躲在某个僵硬的历史过往内，似乎历史一经过去就能终结在写作者的笔下。如果整个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都无法反思这个问题并找到某种新出路，那么我们的论文即便发表了，也注定只能在朋友圈获得转发和点赞而已，而在此之外，就是爽文暴论的地盘。

当前“美国观”的形成：一种语境化的追溯

曾经，在理解美国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很有“理论自信”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包括美国史的专业研究者，都曾认为自己是很懂“美国”的。毕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在研究美国方面是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的——读了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介绍美国的书，很多人还亲口尝到梨子的滋味，有机会赴美交流，近距离看美国;以美国研究为业的学者还写了或者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更年轻一代的美国史学者在研究中追求对一手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学术判准进一步得到提高，要像美国本土学者研究本国历史那样去研究美国的历史。如果要给这种很懂美国的“理论自信”找一位代表，最为形象的莫过于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角色孟晓骏。在那部电影开场后不久，就是因为自信，孟晓骏同一位老教授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冲突，结果就是他大义凛然地宣告了一个“美国梦”的理念，面对批判美国种族歧视的老教授，孟晓骏说出了一段经典台词：“所谓的American Dream，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如果说这种美国梦的自信确曾发自内心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当年的感叹号可能要变成好多问号了。只要扫一眼最近几年的图书市场，就会发现目前流行的不再是《光荣与梦想》或《民主的奇迹》那种自信范儿，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普遍的困惑，如《美国真相》《重新认识美国》《看不见的美国》，以及不止一个版本的《美国怎么了》。而凡是“美国怎么了”之类的困惑，其实都源于我们先前的美国观已经经不起新现实的检验。在这里，如果把美国观比作一副眼镜，那么这副眼镜在戴上之后，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其视野内的风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视野之外的屏蔽。之所以我们下了这么深也这么久的功夫，事到如今却发现仍有有待重新认识的真相，仍有一个为我们此前所未看见的美国，就在于美国观的这副眼镜——孟晓骏带上了机会平等美国梦的眼镜，当然就无法接受老教授所描绘的种族歧视，反之亦然。那么这副美国梦的眼镜是如何戴上的，就是本部分要予以探究的。

首先应予明确的是，并不存在一个一贯正确、全能全知、政治中性的美国观，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过完全定于一尊的某个美国观。任何一种讲法的美国故事，包括前一阶段流行的近距离观，都无法摆脱某种作为前见的美国观。想一想，当我们选用中文中的“美”这个字眼来称呼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时，我们的前见就已经存在了;反之，也如当前网友会用“漂亮国”来做调侃或揶揄一样，“正名”本来就是一种深刻且隐蔽的态度表达。也正因此，对于本文的探讨来说，所谓美国观，必定是某种具体的、生成于某个历史阶段、得到其主流的政治意见检验的文化建构。一旦如此理解，美国观就不只是三五学者在书斋里的闭门研发，而是某个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力量在长时段内的理解和想象。它是复数的，但也不会分裂至百家争鸣，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总有其主流和支流;它是稳定的，但也要与时俱进，当它所附着的时代本身走向结束时，它也就是无源的枯水了。在此意义上，追寻当前美国观之来龙去脉，只是在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文献辗转腾挪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回归到历史行程和社会文化之本身。在此继续拷问电影里的孟晓骏，当他发出美国梦的宣言时，时间应当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起始阶段。在某种意义上，电影的英文名 American Dreams inChina 真正点明了这部电影的情节和情结，也映射出了那个历史时期精英群体的渴望和追寻。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孟晓骏略经挫折后还是去了美国，时代再往前进，20世纪80年代的孟晓骏就变成了《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如果我们把这个曾风行一时的美国观凝聚成所谓的美国梦，以美国为梦，那么美国史学者在相应阶段所进行的专业写作不过只是这个时代潮流上的浪花而已。我们今天检讨这段往事，应当首先意识到学者的有限性，无端夸张学术在这个历史行程中的作用，也是一种僭越。

走出这段历史之后再去回看，一切就清晰起来：这个以美国为梦的美国观，其实是嵌入在自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并且随着这个阶段自身的起承转合，而相应地走出了自己的历史轨迹。对于行进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美国史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大的政治决定了他们写作的可能范围或禁区。至于这些学术作品的力量或者无能为力，它们所打开的新视野或者自觉不自觉做出的掩饰，都不仅仅取决于学术作品本身的品质，它们既要接受学术标准的检验，同时也不能或者不可能超出历史行程本身所画出的可能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在国别史或者世界史的版图内，美国历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独特的，不只是单纯体量上的庞大，它还有着其他国别史所不可能获得的“关注”。但关注有时意味着随运势而至的推动力，有时却意味着需要不断闪避的障碍，尤其是对于很多更纯粹的学者来说，关注就意味着某种干扰或者干预性的指引，就意味着无法静下心来，无法做更长远的规划。

曾有美国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在文章中写道：“同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样，近 40 年来国内美国史研究的种种变化，无不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调。”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论断，表述得也非常精确。在追溯美国观的形成时，一个发生在时间起点的历史性交叠很能说明问题：改革开放历史的展开，起始于 1978 年岁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记中，紧随其后的就是 1979 年元旦的中美建交，接着是邓小平从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即是说，40 多年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其实就是一种对“世界”的重新进入，而这一变革作为一种现代化建设的外向战略，当然就要求当时从精英到大众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也因此，一个在当时新的美国观的形成，各种影响深远的美国故事的讲述，也包括美国史学者的专业论述，其实都是内在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的，若是仔细进行回溯，也应当保持着某种历程上的“同步共调”。如此说来，我们才能理解一种多少不合常理的现象，即此前真正对大众承担起时代启蒙之功的作品，往往很少来自精耕专业的美国史学者，真正的弄潮儿，基本上是旅居美国的近距离观察者。

在访问美国时，邓小平曾经讲过：“美国人民二百年来艰苦创业，实现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你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在《邓小平年谱》中，这句话出自 1979 年 2 月 1 日的条目。事实上，了解并学习美国也是邓小平亲口所说的访美使命之一，也即“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关于中国在当时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美国，没有比他更权威的论述者。自此以后，国内的美国研究也就承担起“了解”的使命，完成了某种面向美国的拨乱反正，以一种重新理解的方式构建起了中国的美国史叙述。对于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优秀学术作品，我们在今天仍应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这才是一种对史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态度。反过来说，脱离语境而评断史学的著述，反而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尤其是在我们当下这个“平视”美国以及西方的时期，不再仰视，也戒除了迷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否定此前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成果，这里面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美国史研究不能再这样一成不变，它需要建立起一种与新时代的连通，在此基础上打开新的视野，与从前的模式交叠在一起以形成新的综合。

1970 年以来的美国：“当代史”的必要和可能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业，其中的线索之一就在于面向美国、了解美国，并择其善者而从之。当然，这里的“学习”从来就不是全盘西化，如邓小平访美时所言“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所谓“对我们”，这里就包含着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自力更生的精神、为我所用的方法，乃至“师夷长技”的策略。在当年打开国门之后，要实现美国史研究的再出发，闭门造车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当年的美国史学者来说，只有虚心求教于美国本土的史学，才能担当起启蒙国人看世界的重任，于是就有了学术上的走出去和请进来。换言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重建，也与同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战略一样，是从承认自己落后开始的。故而也没有必要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写作的美国史著述都在追求某种模仿，学者在写作时欠缺立足于祖国大地的主体意识。

也就是说，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研究者是我们自己，然而“学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植而来的，是美国制式的。美国的史学界如何处理自己的国史，其一招一式，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研究，我们甘于某种追随者的位置，渴望的是美国本土学术界对我们的承认，即便承认的内容是我们终于有了同他们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能力。对于美国史学者来说，这种“美国制式”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化霸权，不仅支撑着鉴别具体研究之优劣的判准，比如能用英文进行交流、写作和发表显然是技高一筹的，甚至它经由专业化的学术训练而构成了学者身份的认同，只有经过这种制式的文化洗礼，新一代的学者才被认为取得了某种专业资质。就此而言，这种身份认同也是排他的，构成了美国史研究文或野的区分。进入美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内部构造，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本土的学术动向就好像是风，在此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地说，只要大洋彼岸的风一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就难免迎风飞舞——美国史的写作到底要关注什么，哪些主体位于舞台的中央，哪个流派是正统，哪些人物是权威，整个领域的美学趣味基本上是舶来的。而对于本部分的论述而言，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尚且不是各领风骚一代人的方法问题，而是某种更稳固的美国史地层构造，也就是美国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的分期从来都不是在时间的直线上进行简单的切割，它不是一个几何问题，如何为一国进行历史分期，也不是历史学者有权垄断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通过分期完成“断代”，学者就有了自己可以精耕细作的领域。当然，任何一种分期的背后都站立着相应的某种史观，是对历史行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一种想象式构造，它一方面呈现可供学者去研究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用这种断代史观来排斥不一样的探索以及想象。相对来说，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也因此更容易“通”，但美国史的内部仍有分期。以我熟悉的宪法史为例，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在其多卷本经典《我们人民》中就提出了一种三段论的分期法：美国宪法在其发展历程中共经历过三次“宪法时刻”，分别是联邦党人领导的建国、共和党人领导的重建、民主党人领导的新政。每一次的宪法时刻，都意味着人民的登场以及宪法秩序的转型。作为一位宪法学家，阿克曼的分期方案自有其深意：既然上一次宪法时刻还是由罗斯福以及新政民主党人所开创的，那么新政自由主义以及民权运动时代的宪法变革就仍是美国的根本法，是后世不可轻易变动的祖宗之法。同样，王希教授中文原创的美国宪法通史巨著《原则与妥协》，20 多年来先后出过三版，不仅开拓了美国宪法史属于中文世界的研究领域，而且树立了一个学术著述的标杆乃至短期内难以超越的天花板。在这本书 2014 年第三版的新增序言中，王希教授将一整部美国宪法史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称之为原始宪政秩序、第二宪政秩序、第三宪政秩序，其起止时点大致相当于阿克曼的三分法。

不仅是为何以及如何分期，分期之后，学者就会根据自己的题目找到自己研究所属的分期，或者在确定分期之后来寻找题目——历史分期和研究主题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匹配。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位法学院的博士生要研究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那么二战后的沃伦法院时代就会很有料;也可以是反向操作，一位历史系的博士生要研究美国的民权时代，然后很容易就会发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有戏。前些年中国学界曾对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多有关注，不仅限于史学，很多学科都把目光聚焦于美国 20 世纪之交在各方面的自我革新，说到底还是为了寻求某种“进步”的药方。以本人的研究为例，我之所以对美国内战前的宪法史下过一番功夫，就在于我要思考的是一种基于建国者的宪法而又能跨越世代的政治秩序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若是与这些高光时期相比较，有些历史分期自然是处在隐蔽角落里的，如美国 19 世纪30—50 年代，也即夹在建国之父和林肯之间的历史时期，就好像是两座历史高峰之间的一段低谷，历史叙述的主线似乎就是等待着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地到来，当我们用“内战前”去标示这段历史分期时，它也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义。再往后包括美国自激进重建结束到进步主义时代开启，也即 19 世纪的大约最后1/4 时间，也像是一个难以理清头绪的时期，它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是“镀金时代”，来自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如此看来，似乎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为即将到来的进步主义运动提供一个疾病缠身的社会，还要等到罗斯福新政才能完成这次循环最终的拨乱反正。

而在美国史的叙述中，有一个问题虽然普遍存在，但在此前却似乎少有人去思考，它可以表述为：一部美国通史，无论其内部做何种分期断代，它的整体时间下限要设在哪里?如果我们把历史界定为已经过去的事，其时态为过去时，那么这个“过去”和“当下”的分界线在哪里?或者说得再通俗一些，当我们叙述美国的历史时，讲到哪个时间节点就不能再继续了，再继续讲，就会从过去时跨到现在进行时，走入历史学测不准的范围了?当这样提出问题时，一个简单的作答可以是，所谓通史，自然就是由“始”通到“终”，而凡是在当下之前的，都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根据这种理解，所谓“当下”就是某个说时迟、那时快的瞬间，在这个可以压缩到忽略不计的时点之前，都属于可以历史化的过往。这个办法在逻辑上可以讲通，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操作。事实上，历史学家必须在“过去”和“当下”之间设置某种或长或短的缓冲地带，如果把当下比作今天，那么史学家最好不要研究昨天刚发生的事情，昨天之前才是相对安全的。如是说，美国通史到底贯通至哪个时间下限，本身就是重要的史观问题，其意义或许超过了在历史内部的横剖纵切。

对于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来说，“通史”并没有贯通至眼下，其时间下限甚至相当靠前，若是隔离出美国史研究者给自己的领域所设置的缓冲地带，它的厚度也许远超我们的想象。而如果非要为这个从历史跨越至当下的分水岭标出一个大致年份，也许我们可以从 2021 年向前推 50 年，似乎就在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历史跨入了它在历史学者尺度内的“当代”，由此而开始的数十年历程，仿佛是美国 200 多年历史所拖着的一个尾巴，于亲历者而言，它尚且无法凝固成一段水落石出的过去，仍是活的现在。于是，自 1970 年以来的美国，时至今日就构成了一段厚度约半个世纪的“缓冲区”，构筑出美国史研究在中文世界里的某种时间下限。跨越这个界限，就进入历史测不准的区域，而且越是接近当下，历史的行程就越是无法落地——很有可能，最终让一项研究翻车的，并不是研究本身的错失，而是未来的猝不及防。公允地说，这么长的“空白”存在，美国史学者并非全责，因为研究历史本身就要求至少一点儿的迟滞，要让子弹再飞一会。更何况中国学者研究外国的历史，势必无法摆脱某种相对于本土进度的“时差”，而对于本文的检讨而言，我们还要去考问我们所持有的这个美国观最初形成的语境。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假设一位美国史的青年研究者在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那么很大概率，其美国导师出生于新政之后，成长于民权时代，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学术界，继而在 1980 年前后用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学界地位，就此而言，新政后的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写作以及创作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此前的视野。对于那一代美国学者来说，他们最多产的学术时光正逢美国世纪鼎盛时，故而将论文写在自己的祖国大地上，就能成其大。现在回头去看，那一代学者在很多领域内仍限定着我们对美国的理解，罗尔斯之于政治理论的构建、达尔之于美国民主的分析、帕特南之于美国社会的诊断、方纳之于美国历史的叙述、阿克曼之于美国宪法史的再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在他们所开拓的领域内进行某种修缮或接续，在学术的语境内，这么定位自己并非就是妄自菲薄。如此追根溯源，则我们所持有的美国观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而它所根据的，如上面一番简要的知识考古所示，于今而言当然是一个历史上的美国，是经由新政 40 年后所开花结果的那个美国。若是我们可以将 1932 年至 1972 年称为美国的“短 20 世纪”，那么我们的美国观所基于的大概就是这个“短 20 世纪”的美国。但问题在于，自此以后的半个世纪呢?如果说历史往往要有一个图穷匕见的时候，那么在经历了特朗普、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当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1970 年之后的美国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课题，已经瓜熟蒂落了?若是如此的话，关于美国历史的研究，我们最急需的和我们最薄弱的也就重叠在一起了。在某种意义上，所谓 1970 年之后的美国历史进程，其在中文语境内就好像是接续当年曾风靡一时的《光荣与梦想》，这部四卷本鸿篇巨制书写了美国自 1932 年至 1972 年的 40 年历史，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自此以后的50年呢?光荣不再，梦想凋零，历史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赤裸在我们面前。

要真实地面对这段历史，美国史的研究者就要完成某种心态上的自我革命，首先是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所谓“不知为不知”，并不需多做苛求，即便是美国本土的学术界也只是在近年才开始恍然大悟，痛说家史，此前不也曾是一方面宣扬“历史终结”，另一方面鼓吹“中国崩溃”吗?其次是要摆脱“尽信书”的好学生态度，要清醒地意识到很多书中所讲述的美国相对于当下来说其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过往，史学界常说的“过去乃是一个异邦”恰好可以适用到这里。相对于今日的美国来说，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的那个美国确实好像一个异邦，大概就是在他出版《正义论》的 1971 年前后，那段曾经酝酿出“正义论”的历史周期就悄然告别，连再见都没说一句。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光荣与梦想”倒也并非美国非虚构作家的忽悠，而是他们曾经油然而生的理论自信。只是历史不舍昼夜前行，一步步地延伸着他们的视野盲区。《正义论》是写在新政美国的大地之上的，若是我们非要在其中读到一个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要找到去工业化如何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大规模监禁如何导致下层家庭的破碎，放任自由又是如何造成了一个贫富悬殊、阶级隔离的不平等社会，这不可能是罗尔斯在一本 50 年前的书里所能预言的，而这丝毫不影响其人其书的伟大，因为罗尔斯本来就不是未来学的大师。

最后，回到本部分所提出的美国史的分期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 1970 年以来的美国史概括为“当代史”。从其词意上说，当代何以为史，这一时段本身就自带某种特殊的“可塑性”，但可塑并非历史书写的反义词，我们永远都要立足于当下来做历史的研究，历史写作的能动性在美国史研究中并不是一个要屏蔽出去的问题。就以本人的研究为例，即便我对美国建国一代的宪法问题有多么精深的理解，也无从判断下一次的总统选举会不会触发宪法危机;即便我精心研读过林肯总统的多篇经典演说，也无法讲清楚现代共和党是如何从林肯的政党变成特朗普的政党的。而美国“当代史”研究的提出，正是要让这种不能变为能，至少是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无知了，无知在何处，然后怎么开始让自己知道起来。

从政体到社会：“变”的辩证法

以上所述，旨在从美国通史的版图内构造出一个最新的章节，一个名为“当代史”的板块：大致以 1970 年为分水岭，自此以后的美国故事构成了它的“当代史”，时间跨度至今正好半个世纪，而在此之前的美国历史既可以一如其旧，用美国人的方法来命名分期，如建国、重建、新政，将来也不排除发展出基于中国视角的理论概括。毕竟，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秩序的长期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绝对时间并不算长的共同体，都必定有其自身序列内的上古、中古、近古——这乃是史观的内在逻辑。但 1970 年之前的历史在此不谈，在这个“当代史”的分期构造出来之后，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基调一定是此阶段的美国之变，美国仍在，但却一步步变得面目全非，“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曲的这句歌词竟然唱出了历史的隐喻。简而言之，美国当代史的这个 50 年之变是什么，又为什么变，这就是美国当代史给我们出的一个大题目。

另一个问题也就随之出现，我们此前之所以看不到美国当代史的分期，一方面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时代尚未水落石出，观察者尚且把握不住它的轮廓，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总是希望捕捉到美国的某种本质——某种不变的东西，某种定义美国、使得美国成为美国的东西。而这种对美国本质的追寻，一方面表现为在时序上不断前溯，对美国立国做某种追根溯源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要做贯通式的梳理，捕捉美国万变却不离其宗的那个国本。两种路径交叠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方法来理解美国的学术范式以及相应的著述生产线。“宪法”——暂且不论其定义为何——就构成了美国的某种本质，相对于具体问题的某种主义，美国通过制宪而建国，此后这部宪法一直延续，宪法的超稳定成为美国发展的基础，这种制度主义的范式曾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信念，美国宪法及其所承载的各种制度也因此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上一代学者的美国史著述中，王希教授的《原则与妥协》之所以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学术脉络中的一部西学经典，首先靠的是这部书本身的学术品质，当然也要考虑到这部书创作时所处的历史行程。或者反过来说，王希教授当年作为一位旅美的历史学家，何以倾注如此精力用中文写作一部美国宪法通史，这无法脱离当时身处的语境。就在《原则与妥协》出版前后，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史学者任东来也转向了宪法史的研究，用他在代表作《美国宪政历程》后记中的话来说，作为法律的外行，“这个领域既充满了诱惑，也有很大的风险”，是“一段愉快的精神之旅”。若是我们从科班扩展到通俗写作，那么从林达早期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到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再到尹宣对美国立宪文献的翻译，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出圈的作品其实都属于广义的宪法著述。包括易中天这样和美国研究毫无关联的学者，也曾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写过美国制宪的故事。至于我所处的法学界，当年追逐美国最高法院的热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所有这些曾在时代演进中掀起浪花的作品，都围绕着美国宪制而展开，它们所代表的，正是创作之时中国知识界对美国本质的某种孜孜以求。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这些著述虽然曾让我们对美国宪制大开眼界，其中有些严肃的学术作品仍拥有持续的生命力，但问题在于，它们宣讲宪法，却未曾准确领会美国宪法史上的一句经典判断：宪法并不是一部自杀契约。这一判断指向的乃是宪制的本意，也即对一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守护。向美国学习，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策略，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更不可能是全盘西化。返回到美国当代史的构造和逻辑，既然“变”是贯通这 50 年的基调，那么继续在宪法问题上做文章就有些不得要领了。因为美国宪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变——这种“不变”的能力，曾经为我们所推崇，以之为基础形成了某种超稳定叙事，但在时移世易之后，却暴露出它封闭僵化的基因，导致美国民主政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依法而乱。也就是说，病根恰恰就出在这部制定于 18 世纪而在当下又无法进行修改的宪法上。对于本文来说，无需用新的政治学去批判一部旧时代的宪法，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自己，为什么以宪法为方法的美国观近年来暴露出它的无能，就在于这种方法近乎完美地遮蔽了美国过去 50 年的变化——功课终于学会了，然而考试科目却换掉了。过去我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是贯通美国历史的某种不变的本质，但至少在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过去 50 年的美国之变，将这种我们曾深信不疑的方法和范式击得粉碎。

这也就意味着，要以历史研究的学术态度进入美国当代史这个领域，要组织起 1970 年至今的美国历史叙事，只有表层的宪法是完全不够的，归根到底，我们当然无法以“不变”的材料和基调去讲述以“变”为主旨的故事。美国作为一个有机体，成文宪法以及各种不成文的宪制可能只是它身体的发肤，我们现在需要透过表层进入它的肌理、骨骼、血液甚至基因。在此意义上，如要深刻把握美国在上一历史周期的 50 年之变，在我看来，历史研究者要开始某种从宪制到社会的转变，也即“社会”才是美国过去历时半个世纪的大变动所发生的场域，只有以“社会”为方法，我们才能发现并正视这场大变局，对之进行具有理论自觉的描述和解释。这里对“社会”一词加了引号，是因为站在这一学术转向的开端，我们其实无法讲清楚“社会”究竟是什么，作为一种廓定研究者视野的学术范式，它的范围 / 边界到底划在何处，以及它与之前的宪制范式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此意义上，保持某种战略化的模糊是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的，研究者只有让自己完全敞开，投入这段历史行程的史学研究，才是一开始的正确姿态。进而言之，与这一学术旅程相伴随的将会是某种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若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寻获了某种自以为是的理论范式，那就重犯了此前宪制方法的错误，意见先行，而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却被抽空。真正良性的探索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最初只是提出问题，界定领域，至于到底什么是“社会”，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实都是最后作结论时才能给出带有理论自觉的回答，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基于历史又能超越史学的可能性所在。所谓“当代史”的表述本身也包含着某种悖论，当代何以为史?正在进行的东西如何观察并描述，实践尚未有结时史家如何做论，当代史的写作是否就如同歌里所唱，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但也是在此意义上，“当代史”研究的困境让中美学术界第一次做到了大致的同步，这个对我们而言为新的领域在美国学术界也尚在进行中，这里没有地层累积而成的各种学术范式，我们因此也可以不受理论“污染”地去观察历史行程之本身。或者说，美国“当代史”作为一个领域的提出，要求既不以史学为名而盲目地抗拒理论，同时也不能直接把现成的理论拿过来，甘做消费方，具体的研究在这里要保持同理论的适当距离，在不否认现有中层理论的先行启示作用的同时，所要追求的还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整体而提出新理论的可能。

美国处在危机中，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诊断这场危机，它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是周期性的低谷还是史无前例的衰败，是无心的政策失败还是政治性的蓄意收割，是仅限于美国本土还是具有溢出美国的某种普遍性，谁在危机中受到伤害又是谁从中获益，最终能否以及如何转危为机，问题清单可以就这么列下去，也许真正的回答也不可能是如此非此即彼的两分。作为世界上头号社科大国，美国本土近年来也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反思以及诸多中层理论的提出。美国到底怎么了?首先把这个问题当作问题来提出的还是美国本土的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曾得意扬扬地鼓吹历史终结论，但历史接下来的发展早已证明，唯一能终结的也许就是历史终结论本身。反过来说，他的老师亨廷顿最后留下的问题“我们是谁”，在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却显示出先知般的预见力。下沉到具体的研究和写作，“独自打保龄”“堪萨斯到底怎么了”“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绩优制的陷阱”“乡下人的悲歌”“故土上的陌生人”“扫地出门”“绝望之死”“推特治国”……这种基调的学术著述或非虚构写作在美国本土也形成了危机论的生产线，它们在学术上不乏各种远见卓识，只是美国的现实政治早已被以宪法为核心所构成的体制而锁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不破，危机未已。而对于我们来说，要开启美国“当代史”的研究，这些作品也是不可忽视的，不可尽信书，但也不可无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社会”为方法来发现美国的 50 年之变，我们没有一幅可以详尽标示出路径的学术规划图，但可以确信的是，所谓以“社会”为方法并不预设“社会史”的路径，尤其是美国本土所流行的“社会史”模板。一方面，好的社会史研究确实能激发出某种能动的力量，让原本的沉默者发出他们的声音，形成某种复调的历史;但另一方面，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建制却与身份政治捆绑在一起，甚至上升为某种政治正确以及霸权的学术套路。随着具体研究在前沿阵线上不断演进分化，我们所能看到的终于只有片段化的真相以及基于身份的“真理”，越来越难还原成一个整体的史观。而在面对美国 50 年之变的历史时，好的研究一方面要求在具体的叙述乃至深描中还原历史本相，进行小心求证，但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大胆假设，在自己所关注的案例与相应的宏观历史行程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不能迷失在局部真相的碎片中。也许相对于美国本土学者，在研究美国题目时，我们真正能生长出理论自信的优势就在于不同于他们的深陷其中，我们可以做到置身事外，从外部对“当代史”以及“社会之变”做整体性的思考，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揭示此前理论的“依附性”，构建出不一样的社会图景以及想象。

到此为止，本文主要形成了关于美国史研究的两个判断，首先是美国“当代史”作为新断代的提出，紧接着的是应当以“社会”为方法去描述美国的 50 年之变。这是两个大胆的假设，不那么鲁莽的地方或许在于本文的态度，仅限于表达困惑、提出问题，并勾勒出一种新的可能，而不是提供决断的答案。激发本文思考以及论述的，归根到底在于时代的逼问以及学者的苦闷。从逻辑上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意识到我们的“不知”，在我们自以为对美国了如指掌的时候，还有哪些是我们不曾了解的事情。而勾勒出这种“无知”区的存在当然只是有限的推进，我对之的辩护仍要借助众所周知的智慧，“不知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而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种心态之上，我们才能真正走向对美国的“知之”。

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仅有焦虑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做些什么。若是美国宪法的当下可以证明什么，那就是学不会与时俱进，自己就会变为危机之源，时代水落石出之后，这也许是美国宪法研究留给我们学者最新的启示。基于以上提出的两个判断，是否能探索出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有待同行们的争鸣，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对美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几点简要设想，并不拘泥于本文所勾勒的美国当代史这个新领域。

首先，是在通史中断代的问题。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对于中国的美国史学者而言，完全把美国制式的断代方法照搬过来，并非长远之策。这个逻辑其实可以参考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时，他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做到更加贯通。历史在分期后形成了一个个断代领域，对于深耕于此的学者就构成了某种学术茧房，似乎只要超出了自己的分期，就能理直气壮地无知，要让一位美国早期史的专家去分析特朗普崛起的社会因素，就好比让一位先秦史的学者去回答辛亥革命的问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学术建制的从来如此就一定合理吗?恐怕是未必。事实上，即便是对于本文所主张的美国当代史的研究来说，难道上限就一定是在 1970 年?怎么安放这一“新时代”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怎么把它放回到美国 20 世纪史甚至一部通史的构造中去，这些都是在断代同时要形成新的贯通的问题。历史的分期从来都是人为的拟制，我们对美国史的研究需要有更贯通的眼光，也应该有贯通起来的学术勇气。

其次，是扩展研究视界的问题。对于研究美国史来说，中国学者的身份注定不可能是一个空洞的背景板，王希教授多年前就提出要做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而他本人用中文写作的《原则与妥协》也凝聚了他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的心血和努力。仅以视野来说，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要有基于中国立场的能动性，中文材料也要做某种积极的介入，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的研究要更多照顾到连带中美之间的题目，而且我们这一边的材料也要动起来。比方说，《北京人在纽约》作为20 世纪 90 年代家喻户晓的一部电视剧，它就构成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时的独家“史料”，即便是其片头片尾的歌曲，甚至每集开始前王起明那段关于纽约的念白，或许都比现实更真实地反映着我们曾经是如何理解美国的，因此文化史的研究就要把这些材料带回来。再比如，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叙事，作为现实原型的新东方，以及中国学生留美的历史，也都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素材。甚至是过去半年，在史学大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去世 50 年、其作品进入公版领域之后，其著作《美国的反智主义》竟然接连出现了至少四个简体中文版，美国史专业学者对此应当如何解释?简言之，在进行美国史的研究时，我们所谓的第一手材料未必非要是某个数据库里检索来的古旧档案，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正在或已经经历的生活中。

最后，在学科建制中，美国史研究在中国属于世界史，但在世界史的版图上，并非每个国别史都是平等的。美国并不是在人类文明史上早已消亡的古国，它的历史仍在进行中，与我们息息相关。在现阶段，关于美国的叙述注定承载着其他国别史所无须负担的太多需求或要求，它不可能是纯粹的史学，要比科学探究更为复杂且微妙。对于某个非洲小国当下发生的武装冲突，普通群众未必有兴趣;关于四千年前两河文明的乌尔第三王朝，也不会有太多人想要去了解，甚至大部分人对其闻所未闻。但美国史不同，套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的那段念白，它既是天堂，为人所爱，也是地狱，为人所恨。简言之，美国史作为一个领域，有着其他国别史望尘莫及的大众需求和期待，之所以此前真正出圈的美国叙事并非出自专业史学者之手，也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怎么办?回到本文开始，当两种美国叙述的路数在中文世界中已经泾渭分明时，首先要做出调整的应该是专业学者，美国史研究以及写作的天地并不限于专业的学术期刊——我们不妨设想，当又收到一封退稿邮件时，尝试下新的写作形式，利用写作专业论文余下的边角料，书写美国历史中某个无人知晓的小人物，某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某个隐蔽的角落，篇幅自定，形式不拘，然后用自己的匿名公众号推送出去吧……这也许是走出当前困境的一种方法。而且这并不是退而求其次，在某种意义上是更高的要求，看一看那些为我们所推崇的美国本土的史学大家，其中很多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来源时间：2021/10/30   发布时间：202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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