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扬  来源：高见高论

美国国内社会到底存不存在反华共识?很多人认为这显而易见，因为现在美国政治各方势力在众多问题上都势不两立的情况下，却在反华的问题上的立场是出奇“一致”。目前现状是，美国国内绝大多数政治势力，无论从经济军事上还是在价值观上，都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威胁，而且都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处理对华关系。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也愿意“搁置”其他的政治分歧，以共同的立场来遏制中国的崛起，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社会的“反华共识”是完全一致的呢?这需要把“反华共识”分开来看!如果就单纯的美国人对“中国威胁”的认识上来看，美国社会的确存在着广泛共识，但是对于以何种方式反华和反华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则几乎不存在着广泛共识。

美国的政治力量的博弈背后是各种资本集团利益的较量，这也就意味着利益要求的多样化必然会反映为政治诉求的多样性。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诉求也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就很难通过妥协来解决，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必然会表现为反映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激化。

如果把这种政治结构性矛盾运用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那么各方的需求和要求也必然是多样性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总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性也越来越强，对于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而言，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绝佳空间。事实也是，美国的公司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伴随着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与之相伴的是，在市场经济规律的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已经相互融合的程度非常深。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所谓的“反华共识”如果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毕竟利益才是政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反华共识”更是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斗争的需要，是出于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需要，而非美国政客们进行政治斗争时的必然选择。

同时，所谓的“反华共识”给美国带来的并不必然是巨大利益，反而很可能是巨大创伤。回顾“9·11事件”后美国社会上下一致要求对恐怖主义采取军事报复行动的强烈“共识”，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基于“共识”而出台的措施，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报复“共识”把美国带入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之中，美国人历时20余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政资源之后而又不得不灰溜溜的撤出。

美国现在的“反华共识”是基于过去40余年美国对中国进行“接触”政策的“失败”，因为在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时，美国人认为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可以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向美国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方向发展。不过，虽然中国经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取得了巨大的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并没有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是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让美国的很多战略专家和政客们大失所望，从而确认美国通过加强对中国的“接触”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

美国民主党著名参议员桑德斯表示，正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接触”的“旧共识”，使得中国发展成为今天更富有、更强大、更“专制”的中国，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桑德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又开始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把对中国的政策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来处理，这对中国是否有效值得怀疑。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那表示，当前美国政府的“反华共识”实际上高估了中国的能力，美国完全有能力说服盟友不使用中国制造的5G的产品，而且美国军事力量可以深入到中国周边区域，但中国则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虽然桑德斯和德雷兹那的观点并不是现在美国政坛和战略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他们的观点反映出了美国进步派对美国社会当前“反华共识”可能产生的对美不利后果的担忧。

如果从中美关系发展的现状来看，美国对于两国关系的主导作用仍然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在两国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这种现状其实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自1840年以来对西方一直是以仰视的姿态看待，而美国则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目前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影响日益上升，在很多领域的作用已经开始变得积极主动。在近期的中美交锋中，中方明确提出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对中国居高临下讲话。可以这么说，中国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已经从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右翼势力不满足于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的围堵、遏制和打压，他们不愿看到中美两国在接触的道路上有所进展，现在更加“用心”推进所谓“反华共识”，以此来绑架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民意，不断试图推高中美对抗的烈度，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进程。

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有鹰派和鸽派之分，鹰派和鸽派的内部又存在着不同诉求的派系。但这也就意味着“反华共识”除了概念上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利益构成生存威胁外，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不能存在共同的巨大利益就会很难达成共同的对华政策!毕竟很多事情说是可以各说各话，但是如果损害了自身利益，必定就会发生冲突和争执。

中国对于美国所谓的“反华共识”其实也大可不必过于紧张，要知道一个利益多元社会里，多种观点的表达是必然的。美国现在的政治极化现象十分严重，尽管各派政治势力看上去在反华上形成了“共识”，但必须也要看到形成这种“反华共识”的基础随时都可能会因为在其他更重要领域的利益博弈而消失。

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超级大国，其实力仍然是傲视群雄，但我们从更长远战略视角和更宽广的政治视野来看，美国现在其实已经处在了下行的历史轨道上。未来应对美国的“反华共识”，最重要的还是要排除干扰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只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按照自己预定的方针政策把经济搞好，把社会发展得更加的进步，把军事斗争水平不断提升，把自己的综合国力搞得更强大，无论美国社会的“反华共识”如何强大都不会对我们形成致命的威胁!毕竟，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安全、最放心!

来源时间：2021/10/25   发布时间：2021/10/25

旧文章ID：26285

作者：李怀宇  来源：时代周报

王赓武先生今年81岁，依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王先生举止尽显绅士风度，一口地道的国语听不出乡音。研究所如今所在的校园，正是他当年就读的马来亚大学。他健步如飞地带我们游览校园，一路讲述母校旧事。

王赓武祖籍江苏泰州，父亲王宓文早年应邀到南洋教书，曾任印尼泗水第一间华侨中学的校长。1930年，王赓武在印尼泗水出生，1932年随父亲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接受西方式的正规英语教育，在家则受父母的传统中文家学。王宓文自认侨居外地，不是移民，总有一天要回祖国。1946年王赓武中学毕业，1947年初举家回国。

1947年，王赓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父亲则在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不高，生活艰苦。在热带住了几十年之后回到南京，父亲已经受不了冬天的寒冷，病得相当严重。母亲丁俨觉得再留下去丈夫恐怕病情更重，夫妻俩再次回到南洋。

在王赓武读大学期间，中国局势变化出人意料。解放军打到江北，学校解散了，像王赓武这种外地来的学生无家可归。王赓武没有兄弟姊妹，父母在南洋非常着急，他的叔父在上海，还特地赶到南京告诉他：“你一定要回去！”当时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天天开，奇怪的是没有人卖车票，火车两边都开着，只管爬进去就行。王赓武的同学把他从窗口推进火车。坐到上海火车站，碰上戒严，王赓武一直坐到天亮。叔父买了一张船票，让他坐小船到香港，再到新加坡，终于回到怡保。

王赓武在怡保工作了几个月，恰巧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成立，便以本地中学毕业的资格申请入学。1949年马来亚大学开学，王赓武当了一年级新生，重新再读。马来亚大学采用英国制度，头三年读三个学系的课，第四年可以选一个专业课。王赓武头三年念文学、历史、经济学，第四年选了历史：“其实我是喜欢文学的，不选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一个很好的文学教授离开到剑桥当教授去了，其他教授我都不大感兴趣。经济很有用，但是我对经济系的教授不欣赏，我不大同意他的教法。历史教授蛮有意思的，既然不读文学，历史还是比较接近一点。”

王赓武在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完成学业，留校攻读硕士学位，旋负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伦敦，王赓武发现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很少，他幸运地碰到一两个懂中国史的教授，更多地是自己看书。他说：“英国制度跟美国制度不同，美国制度是老师要来指导研究生，英国不指导，老师选你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自学、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博士论文的题目也是我自己选的，根本没有上课，三年就自己看，自己写，写了之后交上去，好不好自己不知道。”这段时期，王赓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五代史。

1957年，王赓武获得哲学博士，回到马亚来大学教书。1962年出任文学院院长，33岁荣升马来亚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1968年，王赓武作为首位华人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75—1980年任该校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1986年，王赓武应邀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主政十年之久。他回忆：“坦白说，我没有想到港大去。因为我是不大愿意全部搞行政工作的，当大学校长就无法做学术研究，至少要把研究放下。我考虑了一下，最主要的理由是我认为香港回归的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的，又在英国的殖民地生活过，我对英国离开殖民地的过程不仅有兴趣，而且亲历过，我看过他们怎么离开新马。那时候关于香港回归的问题，中英的谈判已经结束了，我想亲眼去看看。我对港大也有感情，因为黄丽松当校长时也找我谈过。既然他们来找我，我就把学术的工作放开，至少尽我的力量把港大搞好，主要是如何在回归的过程适应一种新的环境。”

1996年，王赓武在香港大学荣休，受邀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是澳大利亚公民，当时本来准备回澳大利亚再当教授，恰得新加坡方面盛情邀请，而王赓武的太太小时候在新加坡住过，便说住几年再回去吧。没想到一住就是十五年。

王赓武一生在许多地方生活过，怀抱一颗“天下华人心”。他认为近数十年来华人移民潮的重大变质，是以商人及劳动者为主力的19世纪型态，转变为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20世纪末新移民。新一辈海外华人一方面希望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及其主流语言、文化，一方面仍然保留若干基本的中华文化生活意识。他提倡的“Chinese overseas” (海外华人)一词，如今渐为学界通用。

临行时，我问：“你还会在新加坡生活下去吗？”王先生说：“不知道，我已经81岁了，无所谓了，什么地方都可以。”

回归传统儒家理想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新加坡

“中国的统一都从北方开始”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家。你原来喜欢文学，在马来亚大学念到第四年时才专修历史，用历史眼光看现实世界有什么新的思考？

王赓武：马来亚大学是英国人的历史教法，教西方到亚洲的历史。大概是从1498年、葡萄牙人到印度开始，这时期的中西早期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直持续到殖民地帝国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国怎么发展贸易关系，西方怎么到北美、南美去、怎么到亚洲来比较感兴趣，但是亚洲的反应如何，研究的人则很少。当然有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问题，但是其他亚洲人没有太注意。亚洲为什么会让西方侵犯得那么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被占据？像印度，人口这么多，却让几万英国人控制了一两百年。当我回到马来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中国解放了，整个亚洲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气氛很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学生之间整天讨论，帝国主义的尾声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走，但迟早要走，最后逼得英国也没有办法：印度独立了。我们在殖民地生活过，所以，独立之后要怎么样建国？这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本来的兴趣还是在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会分裂得这么厉害，要打几十年内战才能统一？那时马来亚有马来亚共产党，马共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华人。中国共产党胜利了，整个东南亚到处都有共产党，很兴奋。英国殖民地政府跟马来亚的上层阶级很担心，因为英属马来亚华人人口当时占40%，如果连新加坡在内的话，差不多是50%，所以他们就紧张了，这事就更复杂了：不仅是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包括将来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由哪些人来建立新国家？牵扯到意识形态和各种政党问题。我念历史跟当时的政治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时代周报：马来亚大学毕业以后，你为什么到伦敦大学留学？

王赓武：我还是希望搞学术。我的很多同学都当官去了，我没什么兴趣，我对留在大学工作感兴趣。老师们也鼓励我申请奖学金，申请到了，就到英国去读中国历史，根本就准备走学术的路。我的硕士论文写南海贸易，后来博士论文写五代。

时代周报：你研究唐宋之间的历史跟清末民初的历史，觉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王赓武：我并不敢说相似，总之，好像是同一个问题，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的那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会分？分了之后为什么又会统一起来？中国几千年来都有这个问题。清朝垮掉之后，分裂得多厉害！政治、经济的牺牲都很大，一直到1949年解放。老实说，当时解放了，我非常高兴，认为是好事—华侨之间不一定都同意这个看法。我年轻时根本没有什么党派背景，我认为中国统一是好事，解放了是好事。但是怎么个统一法？唐朝是了不起的大帝国，那么容易就分裂了，藩镇争权很厉害，牺牲了一百多年；到五代十国，宋朝是怎么统一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有意思，我想了解一下，所以我写五代。后来我不写十国，因为题目太大，我要集中讲北方的历史。其实我的兴趣还是在南方，我对北方一点都不了解，所以下了不少功夫去了解北方的情况。我注意到，整个中国历史的统一都是从北方开始的，南方打不下北方，每次都是北方把南方统一起来。三国以后，两晋、五胡乱华，后来到隋唐，都是从北方统一过去的。到了宋朝，南方没办法，结果还是被蒙古从北方打过来。明朝可以说是从南方打上去的，但也不一定对，因为明朝是从淮河那一带打上去的，淮河到底还是南北之间的一段，很特殊。满洲也是从北方打过来的。毛泽东还是要到北方去打胜仗，从北方、延安、东三省打到北京，最后统一中国。

“中国人移民是不得已的”

时代周报：你在香港大学任校长十年，又在新加坡十五年，香港与新加坡有没有可比性？

王赓武：可以比较，也有很大区别。两者都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留下来的制度和政策。大的区别就是，香港可以说是纯粹的华人地方，纯粹的广府话世界，上海人也好，潮州人也好，到了香港一定要说广府话。新加坡很杂，虽然3/4是华人，但福建、潮州、广州、客家各有势力范围。再加上印度人很多、马来人很多，文化、历史、宗教、语言都不同，所以很复杂，跟香港完全不同。而且，香港基本上是中国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否定，回归是很自然的问题。新加坡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一点准备都没有，忽然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李光耀这一批人很不简单。新加坡差不多99%的人都是移民后裔，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人，这个国家跟亚洲所有国家都不同。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如何在很复杂的东南亚中间生存，这是新加坡的问题。新加坡没有资源，却是贸易中心、海港，是英国军队的大本营，是整个亚太区英国的大本营，它的位置很重要。

时代周报：近数十年，你用功最深的是海外华人史研究。之前中国人都是因为在国内没办法生存才到南洋来的？

王赓武：中国人没有“移民”概念。移民是不得已的，都是战争、水灾这些灾难造成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中国人来南洋都不能算是移民，倒可以说是难民。有些是朝代改换的难民，像元朝打下宋朝，有些人就出来了。华人在东南亚，是自宋朝开始活跃的。五代时候，因为中国分裂了，南汉的经济力量靠外贸，福建人、广东人就朝南洋发展，那都不是移民，是不得已做生意。有些则是逃犯，犯了法逃掉了，不敢回去了，是逃民。中国政府方面，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有海禁。中国民间方面，出国是一种不孝不忠的行为，儒家思想都是要留在家里的，“父母在，不远行”。对皇帝来讲，跑到外面去的一些人代表外国跟中国做生意，那是不忠。所以，一般的中国人是不愿意出去的，而且出去了之后再回来很麻烦，因为中国的政策是出去了算犯法。

另外还有一个移民的概念，比如明朝时，跟随郑成功战败了的那些人到了台湾，或者到了吕宋、越南、马来亚；还有清朝时，太平天国被打败了之后逃出来的那些人。

时代周报：从1965年到现在，新加坡从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这种崛起有什么秘诀？

王赓武：秘术很多，当然跟本地坚决的政治组织、行政方面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李光耀手下那批人是很能干的，下决心要把这个国家搞好。本来新加坡为了参入大马费了很大功夫，为了争取新加坡部分的主权，辛苦了多年，后来被排除出去很危险，所以危机感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冷战对新加坡是有帮助的，两个超级大国争权的时候，新加坡站在美国这一方。站在这一方对新加坡的港口地位、贸易网络发展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新加坡拥有多元民族，像华人、马来亚人、印度人啊，但相对显得比较和谐。

王赓武：最初新加坡也闹过民族冲突。1950年代是马来人跟英国人、白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牵涉到其他民族；1960年代是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冲突，死了不少人；华人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经验教训，使得新加坡政府在建国之后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政策，有些敏感的题目不允许自由发挥，所以很多人骂新加坡不民主、不自由，骂得有道理。新加坡新闻界的报道不能够随便讲话，控制得很严格。只能谈好的，和谐的，不能讲别的。另外，新加坡用各种方法不让任何民族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尽量使各民族能够混合在一起住。“组屋政策”就是尽量地使每个组屋都有多元民族，当时反对的人很多，但是后来也行得通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

中国人的天下观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模式”，新加坡人有没有讨论过“新加坡模式”？

王赓武：这点新加坡还是比较谦虚的，不敢说有什么模式，因为它不能作为任何人的模式，中国反而可以成为一个模式。新加坡是社会工程，工程里什么都有计划、有控制，不能随便任意地去放松，所以这个政策不是大家可以学的，也是不好学的。

时代周报：你在马来亚、中国内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都生活过，现在观念里，国家的观念重要吗？

王赓武：我本来从小有一个很深的国家概念，我的国家是中国。后来在外国工作，入了外国籍，我对国家的看法就松懈了一点。

中国人的天下观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中国人的天下观一直在演变，理由可以说是被外族侵犯了多次。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经历了鲜卑、拓跋族的南下，北朝根本就是一个外族，连隋唐的祖先都是外族。唐朝就更明显了，唐朝的贵族都是外族，被同化了，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化。以文化为主体，接受了这种文化，就可以成为这个主体，是同一个天下。但说起天下，中国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真正虔诚地信仰佛教的人，他的天下在印度，在佛出生的地方，西天是他们的天下。到现在为止，你到印度去旅行，在佛教圣地里会看到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斯里兰卡人，信佛的人都去拜圣。所以，中国的天下概念复杂了，有两层，一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有政治意义的；一层是宗教意义的，尤其是儒、佛、道三教融合起来的概念。

在唐朝，外族人可以自由出入，入汉或者不入汉都可以。到宋朝就不同，宋朝不停地打仗，不停地败于契丹、女真还有越南，慢慢地，宋朝的天下概念缩小了，变得越来越是儒家的世界。所以，那时候的新儒家就是宋朝的理学。到了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他们那套东西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等宋朝又被元朝打败，更不得了，根本没有民族了，干脆成了蒙古人的世纪，差不多有一百年。在那种情况下，民族的概念渐渐形成。朱元璋打蒙古的时候已经有一种民族性的概念，蒙古是外族，把他们赶走了，大家都很愿意。把蒙古赶走以后，明朝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还是比较宽大的，容忍各种民族，但以儒家的思想天下为主，把朱熹的那一套作为明朝的指导思想—当然后来还有王阳明，不过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清朝借用儒家这套东西，康熙皇帝就是讲一大套儒家的思想：满汉都是一家人，这样汉人的士大夫阶级就很满意了，可以跟满人一起工作了。天下观就一直限制着这种民族概念，不让它完全地发挥，等于上层是天下观，下层是民族观。到了现代，像孙中山这种民族主义是新观念，孙中山跟章炳麟之间谈的民族不同，章炳麟是传统的反满，孙中山带了外国的概念。孙中山知道中国的社会不同，但他在反清的情况之下，要把民族主义和反清的概念结合起来才有号召力。孙中山后来接受了清朝的口号，就是五族共和。但如果要变成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宗教，中国要怎么走这条路？只有中国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要听别人的处理方法则一定出毛病，因为西方的概念不同，美国是移民社会，都是外来人，中国不是如此，所以不能学美国。

所以我觉得西方狭隘的民族概念是危险的，国家和民族合在一起非常危险。中国现在的很多词汇都是借用西方的，翻译来的，中国传统里没有民族这个词汇和概念。回到传统，如何用天下概念、家庭概念建立一种很健全的政权，如何能够维持和平及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儒家的理想。我认为不要把这个抛弃掉，应该考虑怎么在这种传统之下去建立一个新的想法，适用中国这个复杂的社会，同时也能够和全球的其他社会合作、共存。

感谢梁其姿教授的热情帮助

实习生林晓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1/10/25   发布时间：2021/10/25

旧文章ID：26284

作者：海阔天空  来源：俄州亚太联盟

本文精简版首发于《世界日报》名家观点 https://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03/5837632

最近几年兴起的“取消文化”愈演愈烈，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撕裂，值得公众关注，更希望“取消文化”参与者们能够深思反省。

刚刚过去的星期一即10月18日，纽约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一致决议，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7英尺高雕像从纽约市议会大厅移除。10月1日，密歇根大学的音乐教授盛宗亮(Bright Sheng)被迫从他的一门课上退下来，因为他给学生看了一部白人扮黑脸的老电影。今年1月27日，旧金山学区董事会投票决定，将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其他一些与征服原住印第安人的殖民者，奴隶制度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名字从44所公立学校中删除。

以上这三个及其它类似事件，笔者认为就是“取消文化”走向极端的表现。盛教授在其本科音乐创作研讨班上放映1965年的电影《奥赛罗》。这部改编自威廉-莎士比亚戏剧的电影由著名影星劳伦斯-奥利弗抹上黑脸饰演摩尔人国王。首先发难的学生说“她没有想到在本来应该是安全的地方看到这样电影”。其实如此言论就显示了这位学生及其同类对历史时代的无知，对学术自由的误解。在欧美的戏剧和电影发展史上的很长时期，白人扮演少数族裔角色是司空见惯的。而大学校园本来就应该是再现历史，观点碰撞的地方，没有所谓的“安全地方”(Safe Space)。如果要安全地方，就留在家里好了。盛教授播放的这个电影是作为课堂上学术讨论的一个道具，是他从事本职工作中的一个正常细节，完全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主观意识，与种族歧视没有半点关系。盛教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种族歧视言论和行为的纪录，而且多次与少数族裔人士合作，在事情发生之后也立刻和多次诚恳道歉。指出盛教授没有预先提示，要求他道歉，属于合理范畴。但是在盛教授多次道歉之后，依然咄咄逼人，要求学校解雇盛教授，如此过激行为让笔者不寒而栗。

笔者曾经在佛吉尼亚首府里士满(Richmond)工作两年，期间游历了多处美国历史的发源地：詹姆斯敦(Jamestown)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是18世纪殖民时代佛吉尼亚的州府，约克镇(Yorktown)是华盛顿击败英军的决定性战役的战场，特别瞻仰了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四位总统的故居。华盛顿作为大陆军的统帅和首任总统，为美国的独立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而以美国的精神和理念而言，杰斐逊才是最主要的奠基者。他主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同，公民有权利改良和更换不为民服务的政府，等等。这些不仅是美国的建国理念，而且已经成为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是所有民主法治宪政国家都遵循的立国原则。

的确，在前五个美国总统中，除了约翰-亚当斯(Adams)以外的前述四个都是奴隶主，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历史当然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讨论和尖锐评判。但是不要忘了，人类社会从开始直到18世纪的数千年，奴隶制度一直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华盛顿、杰斐逊等许多开国元勋而言，奴隶制是伴随他们从出生到去世的客观历史环境。笔者对华盛顿、杰斐逊等人怀有崇高敬意，恰恰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其历史环境，作出了非凡努力和革新理念，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创了现代民主宪政的先河。而且，在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过程中，奴隶制就是极具争议的问题，最后妥协结果是宪法规定奴隶贸易继续十年，然后就是非法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等给人类带来战争毁灭和生灵涂炭的法西斯罪魁祸首必须接受历史审判。同样的，对于那些南北内战中南部邦联的历史人物，如罗伯特-李等人的塑像予以移除，笔者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在1860年民主选举林肯当总统之后，蓄意发动武装叛乱，以暴力来维持黑奴制度和白人至上主义，导致同胞相杀、超过六十万人死亡。而且英国等许多西欧国家在19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陆续废除了奴隶制，废奴主义在当时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此那些南方邦联人物完全不存在历史局限性。

关于历史局限性这个概念是否适用，顺便再举一例。全球气候变化自从1997年的京都协议以来就已经是全球共识，到了2016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参与加入巴黎条约，而川普和共和党却在2017年上台之后立刻“退群”，使得美国成为否认事实拒绝科学的“孤家寡人”，还不如沙特、叙利亚、北韩、苏丹等等类似的政权。因此，川普及其共和党一意孤行地成为对大自然和全人类的公害就与历史局限性完全无关了。

在文革期间，曾经有人因为在如厕之后无意中用了印有伟大领袖语录的报纸来善后，而被逮捕监禁。因为播放一个半个世纪之前的老电影片段就要全盘否定卓有成就的学者，将其批倒批臭，砸其饭碗，如此行为与那个疯狂年代有本质区别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数的文化瑰宝惨遭“破四旧”的毁灭，许多历史人物如孔子、司马迁、包拯、岳飞、海瑞、袁崇焕、郑成功等等历史人物都被唾骂为封建帝王效忠的走狗而被挖了祖坟。

按照密歇根大学的部分师生，纽约市的部分市议员，和旧金山学区董事们的思维逻辑，难道要将首都华盛顿特区改名，要将华盛顿、杰斐逊从总统山上挖掉，要将华盛顿纪念碑和杰斐逊纪念堂都推倒吗?全美国各地有许多城市和无数街道以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命名，难道都要改名吗?这样的思维逻辑，与1960年代的红卫兵相比，两者有何区别呢?

那些纽约市少数族裔市议员很明显忘了，他们能够坐在纽约市议会议政，恰恰是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10条(史称人权法案)及其后来的13、14、15、19、26等等关于平等人权和选举权，以及1960年代的民权法案，选举权法案和平等移民法案，而所有这些宪法和法律的精神理念都是来源于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试问，历史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象华盛顿、杰斐逊那样作出超越时代的巨大贡献?

笔者有幸在二十多年里曾经在北美，西欧，拉美，亚太等地区的许多国家工作生活和公务出差，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不同宗教的同事一起工作，和其中许多人成为朋友。因此笔者一向认同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宽容多元，机会平等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来源于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笔者相信密歇根大学的那些师生，纽约市的那些市议员，和旧金山学区董事们，其实也认同《独立宣言》树立的建国理念，但是他们这样的过激言行却使得许多盟友困惑和反感，而且正中那些不良政客的下怀，让他们有了煽动种族情绪，挑起族裔矛盾的借口，造成的实际效果反而大大损害了我们要实现平等宽容、和平共处、多元文化社会的愿景。

历史的进步，需要每一代人承前继后，站在前辈的肩膀上继续不断地努力，需要冷静的理性，宽容的态度，任何过激的言行，随意的否定，都是于事无补，甚至百害无利。

海阔天空

2021年10月23日

作者为纽约大学商管硕士，国际金融营运风控专家，北美独立学者，专研美国历史政治宪法，《世界日报》特约时政评论作家。

来源时间：2021/10/25   发布时间：2021/10/24

旧文章ID：26283

作者：赵向阳  来源：正和岛

本文是赵向阳博士2021年10月16日在“管理学在中国”和“管理50人”论坛(青岛科技大学)上演讲的主要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管理学与共同富裕：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赵向阳，德国吉森大学博士毕业，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管理50人”论坛成员之一。最近出版新书《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 

01 我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关于共同富裕，经济学家讨论得很多，而管理学者深入研究的很少。

经济学家的讨论，主要是从如何做大蛋糕和如何分配蛋糕，尤其是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讨论，偏向于宏观经济政策，而忽略了作为共同富裕的行为主体之一，也就是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做。换言之，缺乏微观层面(企业)的视角。

在我看来，所谓的共同富裕，翻译成管理学的术语，就是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市场经济。首先，它是市场经济，其次，它特别强调利益相关者，而非股东利益至上。

 

图1：197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首次提出利益相关者模型

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将公平放在与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实现效率和公平之间更好的平衡、动态的平衡，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悖论整合。

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是在如何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让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公平感。

过去，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在管理学中只是一个边缘性的理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我们应该考虑把该理论从边缘位置提升到管理学的中心，变成管理学的基础性的理论(fundamental theory)。

 

图2：2021年，在最新出版的《利益相关者》一书中，施瓦布更是基于全球视角，提出了以人和地球为核心的新型利益相关者理论

某些管理学者认为，共同富裕不是管理学应该研究的领域，而是社会管理或者政府管理的问题。他们认为，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学的目的就是提高企业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至于其他的问题，企业家不必考虑太多，只要照章纳税，合规经营，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偏颇的。

德鲁克认为，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健康的组织(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之上。如果作为社会器官的企业，每一个都是唯利是图的，都追逐局部利益最大化，那么，器官与器官之间的对抗性，并不一定能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

过去100多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很多时候，“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比喻。各种社会力量自然而然的叠加效果，并不一定带来总体最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和产业陷阱呢? 

02 “股东利益至上”的危害

国际比较研究也表明，德日模式和英美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其中前者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利益(stakeholder)，而后者更加重视股东利益至上(shareholder)。

但事实上，美国公司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强调股东利益至上。

《清教徒的礼物》是一本关于美国管理文化史的优秀著作。该书作者霍博兄弟认为，1920-197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美国那些龙头企业并没有过分强调股东利益至上，而是比较均衡地关注利益相关者，强调集成决策(决策制定和执行经常是同样的人)，带有合作精神的个人主义。

“那些龙头企业，比如杜邦、通用电气、AT&T等，进入自己的鼎盛期后，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在股东、员工、管理者、供应商、客户以及研究者的目标和利益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利益相关者这个名称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起来，但是，它所指代的各路势力那时已经在龙头企业出现了。”(《清教徒的礼物》，第117页)

大逆转发生在1960年代的末期。随着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发生，包括越南战争、石油危机、民权运动等，英美经济陷入滞胀。在这种情况下，从197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

著名代表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他们强调有效市场假说、股东利益最大化等)和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强调代理理论等)。

其中，激进的个体主义取代了奠基在集体主义之上的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例如，清教徒、贵格会、摩门教、各种社区和社团、俱乐部等)，消费主义在美国大肆泛滥。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的推手和回应，芝加哥经济学派虽然强调道德对个体来说很重要，但是，他们对人性秉持一种利己主义的行为假设，尤其是关注人类的缺陷(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认知偏差、个人偏好等)。

经过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基础性学科，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慢慢渗透到了管理学，变成了今天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困境理论等。

思想有腿，会走。社会理论，不是很容易被证伪。一旦被提出来，尤其是占据主流地位，即使是错误的，其影响力也很难被消除。

 

图3：S.Ghoshal戈沙尔的论文(2005)

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造成今日美国相对衰落、内部贫富分化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内卷进而扩散到国际关系中，包括中美冲突中。

其背后的逻辑链条可以概括如下：

股东利益至上;

效率至上、资本收益最大化;

因为资本的强势，大企业很少考虑当地员工就业、工会、社区和国家的利益;

尽可能选择外包(outsourcing)，寻求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投资、或者寻求最大最肥的海外市场;

导致美国内部产业空心化，供应链的安全出现问题;

因为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大于人员的流动性，所以，华尔街和硅谷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美国10%的全球化精英获得最多收益，而50%的工人群体利益受损，后者在三四十年里的收入一直徘徊在低位;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喊出“我们都是99%”，反对1%的巨富阶层(参考《美国真相》《不平等的代价》等书);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在2021年6月，美国历史上首次前1%的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超过中产阶级总和!(观察者网，2021年10月9日)

 

图4：美国“超级富人”财富自1989年来首次超过“中产”

(可视化：彭博社，数据：美联储) 

03 中国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游戏，以便大家对当下中国过分悬殊的财富分化状况有一个更加形象的理解。

假设有一天，您中了大奖500万，是不是感到非常幸运?假如有一个人，每天中大奖500万，而且持续一年，您是不是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有个别人的财富，相当于每天中大奖500万，而且连续中大奖8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您一定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

事实上，马化腾和马云等的个人财富大约有1500亿元左右，差不多就等于“83年X365天X500万”。不信，您算算。

我相信，邓小平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时，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中国会出现亿万富翁、百亿富翁、千亿富翁。

再让我们从基尼系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2以内，社会基本上绝对公平，但也可能是死水一潭，缺乏企业家精神。而当基尼系数处于0.2-0.3之间时，公平有余，效率不足;0.3-0.4之间时，兼顾公平和效率，社会平衡。

例如，北欧国家基本上在0.27左右，德国在0.29左右，OECD国家平均在0.31左右，日本在0.36左右。

当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处于0.4-0.5之间，就是典型的效率至上、公平不足;而当基尼系数大于0.5以上时，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贫富分化严重，冲突不断。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的三五年里，中国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7左右，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71左右。工作收入类似增量，财富分配类似存量。因为后者有世代传承和时间积累效应，所以，后者的基尼系数更高。

这就是“共同富裕”提出的重要背景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努力在10年内，至少把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38左右。任重道远。 

04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过分悬殊的财富分化?

所有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时代背景。只有把它们放回到当时的时代中，我们才能理解它所试图解释的时代命题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么悬殊的贫富分化。因为1850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是当时欧洲国家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当时主要是一些中小型工商企业。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包括地租、资本和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是有限的，利润规模也是有限的。

1880年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列宁主义等)需要解释一种正在出现的新现象，那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狂飙突进的“进步时代”，规模巨大的公司出现了，巨额利润也出现了。

所以，才有了卡耐基、摩根、洛克菲勒等富可敌国的巨富。与此同时，美国也进入了贫富分化的剧变时代。各种社会不公、以次充好，巧取豪夺，屡屡发生，所以，涌现出许多“扒粪”的记者。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基本上重演了美国的“进步时代”的历史话剧。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尖锐而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异化和利润的来源，这个问题对后来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巨大。

我们必须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企业家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经济学家纷纷为企业家(或者资产阶级)正名，试图把企业家精神(Enterpreneurship)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为企业的巨额利润和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建立合法性。

可以这么说，20世纪，几乎所有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最后都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来。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有以下几位：熊彼特、富兰克·奈特、哈耶克、德鲁克和明兹伯格等。

比如，1921年，富兰克·奈特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risk vs. uncertainty)。他认为不确定性是最令人感到麻烦的，因为它背后有没有明确的概率分布，或者概率分布形态无人能获知。企业家作为除了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因为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家享有剩余价值的独家索取权。

更进一步，1940年前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哈耶克提出了分散的知识、局域化的信息、有限理性、自发的秩序等重要概念，进一步为企业家建立了合法性。

而从1970年开始，美国的商学院里开始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大规模研究。1980年前后，蒂蒙斯出版了全世界第一本《创业学》教科书。1985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德鲁克讲得非常明白，对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阶级斗争和战争的拒绝。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他期待的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甚至更早，1954年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重新定义了企业的使命和存在目的，挖空心思为利润进行辩护。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没有利润这回事儿，有的只是成本而已，也就是营运的成本以及继续运营的成本;劳工和原物料成本、资金成本;现在的工作成本、资金成本;现在的工作成本、未来的工作成本和退休金成本”。“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因素，是检验企业效能的指标”(1975年，发表于《华尔街日报》)。

到了2015年前后，管理学家明兹伯格出版《社会再平衡》，也是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俯瞰组织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平衡和再平衡问题。这本薄薄的小书，明兹伯格思考和写作了20多年，意义重大，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

在我看来，不管是德鲁克所强调的“功能正常的社会”(The functioning society)，还是明兹伯格所倡导的“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共同富裕。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宏观生态管理学。

社会和组织一样，都是在悖论中前进的。在西方经济学家为企业家精神的合法性树碑立传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1960-1970年代的欧美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传承人，他们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马尔库塞所写出的《单向度的人》。他充分意识到了消费主义的泛滥，人的各种虚假的需求都是被市场和广告创造出来的。人被异化，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经济体系中的轮子，束紧的铁笼子里的囚徒。因此，马尔库塞呼吁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大拒绝”。

上面的证据表明，整个20世纪，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纳入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分析，试图建立企业家的合法性，以纠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偏颇之处。这并非像某些经济学家，例如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国发院中秋节分享时所说的，“经济学不研究企业家精神”。他那纯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资本和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及企业家精神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资本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血”的邪恶形象也变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棒，“资本家”这个标签被有意识淡化、软化，甚至被神化。资本家变成了企业家，成了一个褒义词，走向了聚光灯和舞台的中央。

05 巨额利润和个人财富，从哪里来?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研究创新创业的学者，我对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敌意，我一直是信仰和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但是，回到中国的现实，我发现这些纸上谈兵的经济管理理论分析无法充分解释前述巨额企业利润和个人财富的来源。

作为有一定年龄和生活经验的中国人，我们都知道，除了正常的创业创新创富活动以外，很多巨额财富的来源并不那么光明正大。它可能来源于以下环节，但不限于此：

1. 员工的劳动：例如：996、过劳死、35岁现象，零工经济中没有得到合理劳动保护的打工人等;2.知识工作者的价值在企业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不同于体力工作者，因为知识工作者自带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理应在价值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在这个方面，华为刚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华为是典型的知本主义、甚至“员工资本主义”;3.企业对消费者和用户的欺诈。例如，大数据杀熟、以次充好、地沟油，三聚氰胺等大家深恶痛绝的伎俩;4.通过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对竞争对手的非正常压榨。彼得·蒂尔宣称“我喜欢垄断而非竞争”，巴菲特也强调他投资的企业需要有“护城河”;5.通过在产业链上占据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挤压上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获取超额利润。例如，20年前的国美和苏宁、最近20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等;6.平台模式：通过免费或者补贴，在资本的加持下快速扩张，消灭掉其他竞争对手，建立“独立王国”，然后强迫性地收取各种上架费用和推广费用。包括阿里税、百度税、美团的“二选一”、滴滴等;7.环境方面的损失：在成为世界工厂中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损失没有纳入产品的定价中去，导致环境污染的外部转嫁，碳排放定价过低等。用全社会的“青山绿水”换来个别人和个别企业的“金山银山”;8.部分大公司通过资本市场非法牟利：有机会参与资本市场的大中型企业大概占中国企业的万分之一(4600家上市公司vs.4200万家企业)，他们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价值。许多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或者灰色交易，割韭菜，以至于吴敬琏老先生愤慨地说，“中国股市甚至不如正规的赌场”;9.政商勾结获得不公平的商业机会。包括权钱交易、“特许经营”的牌照、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10.当企业从地方走向全球，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逐低竞赛。包括对廉价劳动力过分压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通过离岸公司和避税天堂偷税漏税等;11.当从实体经济进入到虚拟世界(游戏装备、元宇宙、比特币等)，财富分化会进一步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加。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以上分析，事实上就是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由里及外、由近及远的分析。某些人富可敌国的个人财富，很多是靠榨取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而得来的。

尤其是，财富积累过程，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乘法关系，甚至是几何级数的乘法效应。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构成了一种有形的壁垒。只有进入到一定层级的富豪，才能参与更高级的财富游戏，进入到一个人数更加有限、收益更巨大的圈子里去，从而不断通关升级。

所以，关于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的视角必须有重大转向：从关注股东转向关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从封闭体系转向开放体系;从个体企业转向供应链、价值链、甚至组织生态系统;从地方转向全球;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市场，甚至虚拟世界。

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财富分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极端?你也无法把当下流行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概念与共同富裕联系起来。因为ESG这三个单词的底层逻辑就是利益相关者。

  

06 腾讯和阿里的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随着对滴滴的审查、教培行业和娱乐圈的整顿等，有一段时间，企业家群体人心惶惶。许多平台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纷纷在微博上重新定义和诠释自己公司的名字(请参考图5)。

 

图5：摘引自朋友圈(佚名)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笑话。如果你不懂背后的逻辑，那才是真正的笑话。

因为重新定义公司的名称意味着重新定义公司的使命、愿景，甚至重新定义公司所在的细分市场，以及是否要进入某一个细分市场(例如，街边店和菜摊)，也包括在劳资关系中，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语言在建构社会现实方面，有可能有天翻地覆的影响力。

在我看来，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两大巨头，腾讯有着远比阿里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敏感性。

2018年8月25日，参访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我在一个挂有“谢绝参观”的门口无意中看见一条横幅，“互联网发展到哪里，党的领导就到哪里”。而在滨海大厦的大厅中，各种党建活动的宣传，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2021年4月，腾讯宣布投入500亿元资金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主要着眼于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养老科技和公益数字化等领域的前瞻性探索。

8月17日，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强调“共同富裕”。第二天，也就是2021年8月18日，腾讯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其动作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腾讯宣称，此次启动的“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更呼应当下关切，聚焦在带动低收入增收、帮助医疗救助完善、促进乡村经济增效、资助普惠教育共享等，切实带后富、帮后富的领域，长期、持续提供支持。

除了资金的投入，腾讯还将运用自身的数字化产品和科技创新能力，配合1000亿专项资金的使用，以“技术+资金”的双驱动形成放大效应，覆盖更广和更深的攻坚领域。

腾讯宣称，将承担好“连接器”的使命，带动生态体系内更多的伙伴共同行动，发挥科技向善的杠杆效应，配合政府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在社会普惠领域持续助力。

相比之下，阿里巴巴在这方面就比较尴尬，比较迟缓一些。原因众所周知。

2021年9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阿里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富裕工作小组，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任组长。阿里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围绕五大方向展开，分别是科技创新、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弱势群体关爱和共同富裕发展基金。

不需要有任何高深的政治学知识，任何人都可以理解阿里和腾讯背后的行动逻辑。完全不同于美国公司可能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每当中国政府出台新的政策的时候，中国的龙头企业表现得极为顺从，身段灵活。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有完全不同的国家治理逻辑。政治觉悟很重要，行动及时很关键。金额比肩看齐最好。

企业如何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潮中呢?从腾讯和阿里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事实上就是遵循利益相关者原则;第二，立足本企业优势(科技+资金)，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建立在企业的核心能力的延长线上;第三，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帮助中小微企业发展、维护工作场所公平，帮助弱势人群(就业、残疾人、儿童、老人等)、助力乡村振兴、保护环境(新能源、低碳、碳达峰、碳中和等)等，这些都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的应有之义。

07 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

关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概念，大家已经耳熟能详，我不再赘述。我只想说，三者的结合，分别强调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建立一个富裕公平的社会。

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很多问题需要尽可能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解决，而不是等到再分配，甚至三次分配的时候进行。因为前述巨额利润的来源问题中的很多问题事实上是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某些行业的进入许可和牌照、厂家欺诈顾客、滥用市场势力、平台垄断等。

我们不能允许企业在毫无底线的商业竞争之后再交税，漂白自己。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利润的合法性，因为它在更大范围地造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

第二，按照当下企业捐赠和社会捐赠的金额来说，虽然不断在增加，最近几年总额在1500亿到2000亿之间，也只占中国GDP的0.2%左右，占财政收入的0.8%左右。所以，希望通过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纯粹是杯水车薪。

同时，在现实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期望政府、企业家或者管理者始终恪守中道，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因为那种期望过于理想化，不现实。

我们知道，应对悖论，除了采用整合和融合多种争锋相对的观点和需求这种最高级的管理艺术以外，更多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次优的解决办法，即分隔的方式。在时间上进行分隔、在空间上进行分隔、在不同领域进行分隔、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分隔等。

在不同的阶段，工作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左一点、右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总之，真实的管理实践就是在无数悖论中蜿蜒前进。成功的管理，一定是在长时段里，大体方向上正确而已。

以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经验为例。1976年的时候，中国经济社会濒临破产的边缘，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多少资本积累。所以，在那个时刻点上，最重要的是打破僵化的、低水平的平衡，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对内改革、激发个人主动性，鼓励人们去创业创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之后，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逐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东部反哺西部;才能制定更严格的《劳动法》，制定最低工资，为农民工提供“三险一金”，为农民提供合作医疗等。

十八大之后，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而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又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和中产阶层的扩大。中美贸易战、“双循环”和消费升级又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带来春天，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共同富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国家如此，企业亦如此。可见，践行利益相关者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无法同时平均使力。有时我们重点保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有时候又要重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两只手，甚至多只手要交错使用。

因为需要考虑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所以，管理决策变得格外复杂。这就要求管理者需要一个复杂圆融的心智。这对管理者的人文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商学院需要强化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和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尤其是把这些内容融入每一门课程的点滴之中去，而不是孤零零地开设两三门这方面的课程。

而当我们在构建中国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管理理论时，也应该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特点，包括强大的政府、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中国传统文化等。

08 结语：我的真正立场

最后，千万不要误解我——以为我在鼓吹“无差别的均贫富”，以为我试图打击企业家精神，对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进行清算。我认为出现这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大概率会出现的，它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政府权力过大、权力寻租和政商勾结等)、文化土壤(关系、人情、面子等)和时代背景。

作为一个研究创新创业的人，我一直相信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我只是既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也不认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观点，试图为“共同富裕”的管理学找出一条可行的中间道路。

这条道路既不极左，也不极右。那就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是秉持中道的，最有可能被各方面共同接受。

一位我最尊敬的师长私下评价我的观点属于“中间偏左”。我承认，我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上的确“中间偏左”(强调产业政策，看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分配公平);但是，在个人事务上，我属于“中间偏右”(强调个人自由)。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民主人士，我甚至都不参与学院的事务，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更是自甘边缘化。

事实上，我只是不想拿知识分子所看重的个人自由来影响普通百姓的饭碗而已。这是出于一种个人牺牲和奉献精神。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安全保障的生活，比口舌之争的言论自由，更有价值。

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应该追求危险而没有边界的自由。中道最难。没有某些人的极左和极右，怎么能彰显中道的可贵呢?

在我的个人公众号上(“本土管理研究”、“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上，曾经发表过两篇英文论文的摘译。这两篇文章的阅读量巨大，而且被很多公众号转载。第一篇的题目是《废话的胜利：为什么管理学研究变成了自说自话的“学术游戏”》(Dennis Tourish, 2019)。第二篇的题目是《他们甚至不试图去改变世界：为什么管理学顶刊忽视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Bill Harley & Peter Fleming, 2021)。

“管理学与共同富裕”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我热切地呼吁中国管理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深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繁荣的世界，贡献属于管理学的独特知识和智慧。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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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佳骏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20期

9月14日，经过一场政治闹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现任州长加文·纽森在“罢免”选举中轻松保住了职位。截至9月26日，在已开票96%的情况下，反对罢免纽森的票数比例达到62.2%。作为民主党“进步派”的旗手，纽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尽管纽森这届州长任期将于明年底结束，但保守派仍迫不及待地试图罢免他，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闹剧”何以发生

2020年2月，加州约洛县退休警长奥林·希特利和他领导的“加州爱国者联盟”组织提出对纽森的罢免请愿。在他之前，保守派已五次尝试罢免纽森，均无果而终。希特利提出的罢免理由包括反对纽森在死刑、移民、枪支管制和税收等问题上的“自由”立场，与前五次罢免请愿的观点差不多，原本激不起多大水花，新冠疫情却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2020年3月4日，对纽森的第六次罢免请愿提出后不到两周，加州出现了首个新冠死亡病例，纽森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也拉开了舆论拷问纽森领导能力的大幕。一些人指责纽森的停工停产措施执行不严格，没有对违反防疫规定者形成震慑，另一些人则批评纽森在2020年春天该州打破“疫情曲线”之后重启经济的步伐太慢。疫情把纽森推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罢免他的请愿迅速收集到5.5万多签名。

根据加州法律，如要启动对该州官员的罢免程序，需在160天内收集到至少相当于上次选举中选民人数12%的签名请愿人数，且必须包括至少五个县的选民。具体到罢免纽森的请求，需要征集到149.57万个有效签名。疫情居家令给收集签名带来了困难，一些活动人士尝试将罢免请愿书邮寄入户。11月6日，加州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延长收集签名的期限。几小时后，纽森被记者抓拍到在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不戴口罩参加其支持者的生日派对，而就在四天前，纽森还在劝说加州人民“避免室内接触”。这瞬间点燃了一些人的怒火，形成了罢免纽森的“动员时刻”，在11月6日之后的一个月内就有近50万人签名。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加州就业发展局遭遇大规模失业补助诈骗、新冠疫苗接种数据混乱影响疫苗分发、学生家长对疫情期间公立学校持续关闭不满(纽森自己的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都使罢免请愿朝引发对纽森应对疫情能力的“公投”方向演变。

2021年7月1日，加州州务卿雪莉·韦伯证实收集到171.99万个有效签名，远远超过启动罢免的门槛，副州长康伊莲随即宣布9月14日举行“罢免”选举。

有惊无险的“罢免”选举

起初，纽森并没有把这场罢免情愿当成一回事，但到2021年3月，其态度开始转变。纽森先是在今年3月9日的“州情咨文”演讲中高调抨击其政治对手，尔后于3月15日发起一场反对罢免的官方活动，并在其中将支持罢免的人与极右翼的“反疫苗、反移民的特朗普支持者”联系起来，以此团结加州民主党人，因为特朗普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加州十分不受待见。

与此同时，纽森开始向加州人民施以“恩惠”。随着春天疫情的阶段性消退，纽森调整了防疫规定，加快企业和公立学校教室的重新开放。他还以发放纾困金支票的形式，将加州巨额财政盈余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和中产阶级纳税者，每户最高达1100美元。当经济重启时，他追随俄亥俄州、纽约州的脚步，推出奖金总额达1.16亿美元的疫苗接种奖励措施。但好景不长，入夏后德尔塔变异病毒肆虐加州，威胁秋季学校复课。民调显示，当时许多民主党选民投票意愿冷淡，以至于纽森真实感受到因投票率过低而被罢免的可能性。

加州“罢免”选举的选票上印着两个选项：一是是否同意罢免州长;二是选谁出任新州长。如果纽森在第一个问题上得不到超过50%的“不同意罢免”票，那么在第二个问题中获得票数最多的竞选人就可以接任，不一定非要获得超过50%的支持票。在这次“罢免”选举中，共有46名候选人符合条件被印到选票上。从8月16日开始，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收到选票，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寄回选票，也可以到投票站投票。

在46名候选人中，共和党方面的“领跑者”是保守派谈话电台主持人拉里·埃尔德。民主党号召选民对“是否同意罢免纽森”这一问投反对票，并将埃尔德描绘成“特朗普主义代言人”和“反科学的特朗普的克隆体”。在这次“罢免”选举造势活动中，每名共和党候选人都明言一旦当选将立即取消“口罩令”和“疫苗接种令”，纽森则将“相信科学”作为主打竞选信息。纽森做出了正确的策略选择，无异于告诉选民，如果“抛弃”他，加州也将“抛弃”科学。这样一道“简单选择”题保证了纽森在加州这个坚定的民主党州度过“罢免”选举危机。

罢免“闹剧”的政治文化根源

事实上，这已不是加州第一次举行州长“罢免”选举。2003年加州曾通过选举罢免了民主党籍的格雷·戴维斯，选出著名健美影星、共和党人阿诺德·施瓦辛格当州长。罢免官员在加州时常发生的原因与该州浓厚的“直接民主”文化有很大关系。1911年，“特别倡议、全民公决、罢免选举”作为“进步时代”全面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被写入州宪法，推动者的目的是把“直接民主”作为政府一旦失能失效时的“安全网”。

然而过去几十年，加州此起彼伏的种族骚乱、警察暴力和税收反抗，使得该州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制于20世纪初的“改革”措施。自1911年以来，至少发生179起针对加州政府官员的罢免尝试。自1967年里根担任加州州长以来，每名州长都至少面临过一次罢免动议。“直接民主”没有成为加州政治的“安全网”，反而成为政治波动的催化剂。加州想通过“直接民主”的措施使该州成为“全美政治模范”，如今却成为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州，深受功能失调和经济衰退困扰。

美国国内已有言论探讨加州的罢免程序改革，但改革有可能还是得通过“特别倡议”等“直接民主”方式进行，因而不会有太明显的结果。可以预见，加州不会放弃“直接民主”，如果“直接民主”继续是加州政治文化的核心，未来加州罢免州长的戏码不会减少，美式“民主”的虚伪性和混乱性也会不断得到暴露。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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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日，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撰文讨论近期引起美国精英知识分子极大反响的一篇文章(点击阅读：“美国步入民主黑夜”, 保守派教父急呼“两党团结”)，该文章反应了部分宪政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忧虑：美国国父们设计的权力制衡体制，能否经得起民粹主义力量接二连三的冲击? 福山在本文中检视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进步主义两种“非自由主义”的力量，分析何者对美国宪政秩序构成更大挑战。尽管两者都构成对“自由秩序”的威胁，但是福山认为，对美国而言，民粹右翼是更迫在眉睫的危险。福山同意卡根的判断，即民主党人未能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更没有凝聚足够的共识采取共同行动预防这一危险。正如某些评论者最近观察到的那样，针对基建法案、债务上限等议题，议会中的冗长辩论(fillibuster)加剧了两党僵持，而民主党人则更倾向于通过预算和解程序(budget reconcilation)而非两党协商的方式来推进政策。 美国党派内耗是历史常态，这种内耗多大程度上会累积成为质变，则需要审慎判断。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American Purpose，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一个清晰且迫在眉睫的危险

文|弗朗西斯·福山

翻译|述垚

《美国目的》的创建是为了捍卫古典自由主义(注：福山是《美国目的》编委会主席)。后者近年来一直受到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同时攻击。右翼方面的威胁，来自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力量，在特朗普和他的 MAGA 运动的操控下，这种威胁在美国显得尤为典型。左翼方面的威胁，则由不宽容的进步左翼力量构成，他们要求在许多问题上保持正统，尤其是与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认同相关的问题。像我们这群居于中间的人，一直在争论这些力量中的哪一种对自由秩序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中右翼倾向的人于认为它来自觉醒的进步主义，而中左翼则将其定位在相反的极点(右翼民粹主义)。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变得越来越专制的保守右翼。拜登在2020 年 11 月的大选中获胜后，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似乎已经启动了，而特朗普将逐渐变得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威胁却以怪异和无法预测的方式出现。卡根(Bob Kagan)撰写了一篇广受讨论的文章解释道，我们已经处于自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中，而民主党人在危机面前却表现得满不在乎。特朗普本人拒绝接受他竞选失败的事实，并且还成功地说服了绝大多数共和党人，说他是选举中重大舞弊的受害者。

何为共和党人、为何保守派?界定这个身份的方式，已经从任何真实的政策原则转变为一个失败得不能再失败的立场：反对新冠疫苗。全国各地的共和党议员纷纷致力于改变州级投票规则，以限制民主党选民参与投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赋予自身无视普选结果而决定最终选举人团名单的权力。像利兹·切尼(Liz Cheney)或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这样勇敢地站出来对抗特朗普的少数共和党人正被逐一清除出党。共和党人继续试图通过类似于亚利桑那州所谓的“审计”花招，取消2020 年选举的合法性。正如你可能知道的那样，审计的结果表明，拜登实际上比特朗普赢得的选票多于官方统计的数字。然而，在我们这个疯狂屋的政治世界中，前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集会向充满激情的支持者断言，黑人实际上也是白人。

卡根的判断是正确的：后院起火，民主党人还在磨洋工。过去几周，民主党人一直在为《基础建设法案》的具体规模斗得不可开交。进步派表现得好像它赢得了与民主党在 1932 年或 1964 年所拥有的绝对多数票旗鼓相当的民众授权。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已经通过的大规模Covid-relief计划，民主党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赞誉。他们也没意识到，通过迅速推进两党合作基础上的基础建设法案，并将其与调解程序脱钩，他们能够助拜登取得重大胜利。保护选举进程本身应该是今天的第一要务，但这在民主党的当前议程上似乎并不重要。

觉醒的进步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是真实的，但其性质却截然不同。总的来说，左派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文化上而非政治上。受到巨大关注的事件，例如《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班纳特(James Bennet)或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的被迫辞职，乃是私营企业而非国家采取的行动。我的一位保守派朋友断言，美国校园里已经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这当然是夸大其辞：左翼的非自由主义主要局限于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认同等问题;在校内或校外，美国人仍然几乎可以在他们选择的任何问题上自由地批评他们的领导人。当地学校董事会使用政治权力来贯彻进步主义的正统观念，以及执行诸如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的联邦行动，但这与积极寻求颠覆下一次选举的共和党议员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文化力量是真正的力量：正如网飞的剧集《椅子》所暗示的那样，校园中的正统观念通常由吸收了进步思想的学生推动贯彻，他们将来掌权或者获得影响力之后仍会持续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是标志着美国宪法秩序将在下次选举中消亡的一盏警示灯。

然而，右派和左派两种形式的非自由主义确实相互影响。有大量共和党选民——足以决定摇摆州的选举——他们不是 MAGA 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但他们比右翼更不喜欢和畏惧左翼进步主义，出于这个理由，他们将投票反对民主党。因此，极端主义在两翼都得到加强。如认为所谓的科学客观性是精英统治的外衣，以及国家就是精英的阴谋，这类左翼盛行的观念已逐渐转移到民粹主义右翼。

我们这些想要捍卫自由秩序的人可以辩论卡根的文章，并争论美国体制到底受到了多大规模的威胁。但这种类型的辩论不同于我们惯常进行的普通的政策讨论——比如(基建法案)和解的方案应该是 1.5 万亿美元还是 3.5 万亿美元。即使我们认为威胁程度有些被夸大了，但其中的利害关系到美国宪法秩序本身，以及全球自由民主的未来——鉴于美国在这项事业上的重要地位。我们需要在未来数周和数月内全力以赴地动员起来并专心致志应对，才能守卫好美国宪政。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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