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德军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战略叙事是政治行动者实施的意义塑造装置，构成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在新冠肺炎疫情大危机背景下，叙事话语塑造了中美彼此的身份认知与权力竞争方式。从战略叙事视角理解中美竞争，就是要关注政治博弈下的话语框定与讲故事方式。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为理解中美叙事竞争升级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中美就病毒的来源和责任归因展开了口水战。美国指责中国在武汉疫情暴发的早期阶段掩盖信息和误导国际社会，从而使病毒在全球蔓延。中国则强调病毒的未知性，并暗示病毒最早发现于中国并不意味着起源于中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面前，中美竞争的叙事惯性展示出“他者”框定的自我强化效应。污名化的危机叙事像危机本身一样具有传染性，引发恐慌，削弱各自的战略领导力与道义合法性。本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战略叙事变迁过程，对比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暴发前后的“新冷战”叙事与拜登政府的“战略耐心”叙事异同，为建构包容性的中美叙事模版提供策略启示。

一、疫情危机下的恐惧情绪与中美叙事博弈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全球紧急情况，无数凋零的生命、几乎停滞的经济、严防死守的边境以及恐惧茫然的心理，都深刻地塑造了当下的人类社会形态。与历史上其他大流行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惧性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等“并发症”。多重危机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比历史上其他单一的大流行“病症”更能制造恐惧情绪。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悲观地指出，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不信任的恐惧情绪犹如病毒，得以极速传播，阴谋论、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都使得联合抗疫的成本越来越高，污名化的叙事框定是一场削弱对方合法性的话语战争。

(一)危机冲击下的恐惧情绪

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卫生“紧急事件”，3月11日则正式升级为“全球大流行”，对全人类安全构成了最高级别的威胁。自此，全球超过70亿人口生活于疫情危机的阴影之下。在全球高度关联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病毒跨越国界迅速传播，各国政府被迫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政策，封锁社交活动以遏制大流行病的蔓延。就经济影响而言，疫情“大封锁”期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5%，其中全球贸易下降9.6%，石油价格下降32.7%。经济危机引发政治与社会压力，尽管各国政府都努力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保持艰难平衡，但是健康危机、经济危机、心理危机与社会秩序危机的相互叠加，各国经济复苏节奏不均衡，新一波感染浪潮和病毒变异，都强化了本体不安全感。在不安全心理状态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陷入叙事竞争的冲突螺旋。作为全球权力转移的最敏感当事方，中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矛盾心理与恐惧情绪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恐惧情绪下的“他者”叙事与“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增强。在全人类大危机下，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病毒危机，原本全球需要更多的跨国团结与合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阴谋论、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话语极速传播，“他者”叙事框定让紧张情绪弥漫。一度有80多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关闭边界，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充斥着对中国人的嘲讽与谩骂。对中美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强化了中美政治对抗，美国舆论甚至在大流行前(2020年3月初)，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崛起将“惨败”于“武汉病毒”，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恶化了原本紧张的中美战略关系。而从更大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股全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危机中兴起。部分国际媒体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黄祸”等标题，传递反华或反亚裔偏见情绪，暗示中国人或亚洲人为病毒传播的祸首。排外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让少数种族群体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中国留学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在国外因新冠肺炎而遭受的歧视。尽管为了抵御这种声誉抹黑，中国宣传部门努力重塑新冠肺炎疫情叙事，但是美国的鹰派群体针对中国的失误大做文章，部分议员甚至声称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家中国生物武器实验室，阴谋论式地渲染中国政府对此早已知情。公正地讲，中国防疫尊重了科学规律，也多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和部分美国专家前往武汉调查，对于病毒溯源保持开放与客观立场。但是“他者”叙事建构，破坏了信任氛围，助推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降。

第二，疫情强化威胁认知与战略脱钩。2018年，特朗普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指责中国从事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采取歧视性和非市场许可，以及针对性的资产收购，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作为回应，美国向从中国进口的约2500亿美元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则报复性地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经过多轮谈判，中美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竞争态势有所缓和，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却让这些承诺的兑现遭遇巨大障碍。冠状病毒大流行重创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反思。中国是防疫物资、医疗设备、抗生素和活性药物成分的全球主要供应商，美国长期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比如美国抗生素市场对中国依赖度高达95%。2020年2月初，中国为应对疫情高峰减少了全球市场的医疗物资供应量，此举导致高度依赖中国的美国医疗用品短缺，部分美国舆论指责中国供应管控削弱了美国疫情防控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确实暴露出美国供应链的风险，这促使美国国会推进立法，以增加进口来源的多样化。中美全面脱钩的风险被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放大。

第三，网络空间抹黑，社交媒体推动炒作。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政治行为体通过故意制造话题热度，以影响和说服目标受众。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谣言和经社交媒体扩散的骗局，成为抹黑对手的叙事武器。从5G技术传播病毒到将疫情视作政府阴谋，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社交媒体鱼龙混杂，有害信息更容易被用来煽动仇恨、偏见与对立。例如，美国部分媒体利用病毒起源的不确定性，将冠状病毒炒作成中国蓄意制造的阴谋;同时美国官员公开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也有国际舆论指责中国正在通过“口罩外交”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或向他国施展政治影响力。这些说法与“中国掩盖疫情”的叙事结合起来，更具煽动性与传播力。美国哈里斯民调中心(Harris Poll)民调显示，逾半数美国人(55%)认为中国应对大流行负责。针对美国的抹黑与妖魔化，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对美国感到愤怒，反驳与声讨特朗普的“中国病毒”叙事。

(二)危机叙事中的合法性框定

战略实施需要在国内外调动必要的资源，例如宣传动员、联盟组建，而这些行动离不开合法性话语的支撑。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的过程充满合法性框定，框定是一种认知聚焦和信息筛选机制，当行动者的注意力在不同事物上分配权重不均衡时就产生了“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s)。中美双方的合法性框定都强调自身行动的合法性，削弱对方可信度。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对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联系起来;而中国则努力建构全球卫生命运共同体叙事，以维持中国抗疫的政治合法性。疫情下的中美合法性叙事框定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解构与重塑全球领导的合法性基础。中美对大流行的应对成效会影响世界他国对两国优势的看法，进而选择优胜者作为效仿对象。疫情大流行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为了应对陡然上升的感染曲线，美国政府有意从国际事务纷争中脱身，退缩回本土。尤其在美国疫情大暴发之际，国内大选舞弊、黑人平权与政权交接问题的争吵，让全世界对美国的期望再次落空。受孤立主义情绪主导，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其他全球问题上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加速推卸国际责任，从减少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到拖欠巨额会费，再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这种无视世界安危的自私行为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批评，作为世界强国美国没有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尽管西方舆论对中国防疫不乏苛刻批评，但是客观上中国确实交出了相对优秀的防疫答卷。对此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惊人的治理能力和体制动员效力凸显出美国疫情防控的混乱与软弱，暴露出了美式民主的弱点，令美国软实力黯然失色。西方舆论不得不认识到，最早遭受疫情冲击的中国，反而在全世界最早从疫情中恢复。而且这种胜利几乎没有依赖外界援助，中国反过来给世界其他国家大量援助，部分扮演了全球纾难者角色。通过向其他国家供给疫苗、医疗用品和医疗经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无疑增加了。由此，疫情大流行让中美竞争升级为争取人心的软实力竞争。

另一方面，推进叙事强制与情感动员。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框架，安全不是一个客观条件，而是一个通过话语叙事建构威胁感知的过程。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修辞、视觉形象和象征符号传递出安全紧迫感。特朗普不仅将其外交政策修辞瞄准特定的受众，而且他的修辞策略似乎是以极化为目标。从叙事风格上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修辞没有奥巴马式的温暖和华丽词藻;而是简洁的、粗暴的，甚至是低级庸俗。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回忆，特朗普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内心最深处是愤怒和黑暗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阴谋论修辞表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情绪动员分裂了美国共识，不断构建威胁焦虑，灌输给观众一种失落感。此外，叙事具有“闪光灯”(Flashbulb Memory)式的情绪记忆功能，人们记忆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突出的随机图像上。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画面是，特朗普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将“冠状病毒”一词划去，改为“中国病毒”，成为新闻头条的象征性一幕，不仅将对华负面情绪宣泄出来，也实现了民粹主义式的反华动员。

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特朗普政府“新冷战”叙事

21世纪头十年，美国奉行了有限的对华接触政策，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了大规模合作，中国也对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给予了支持，虽然这一阶段危机频发，但中美整体保持合作与接触。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中美全面对抗的战略风险上升，双方就网络间谍、技术盗窃、贸易不公平与新冠肺炎疫情责任问题激烈交锋。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时间里，中美战略叙事从“建设性接触”转变为“敌对性新冷战”。特朗普时代的“新冷战”叙事是一种潜在的自我填充式叙事，互不相让的叙事恶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接触正式结束。蓬佩奥对中国政权、政党与制度的全面攻击，其语气与70多年前标志着冷战开始的杜鲁门演讲非常类似，鲜明地树立了一个正义的美国形象和邪恶的对手形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权力转移交织助推“新冷战”叙事达到高潮。

(一)权力转移下的“新冷战”叙事

在国际体系的过渡时期，霸权国与崛起国战略竞争会以叙事为工具，投射利益、价值观和愿望。美国长期以零和思维构建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自我他者故事，并夸大自我优越感，进一步根据对手的特点定制威胁叙事剧本。修正主义或现状主义的话语描述是选择性的主观建构，通过给某些国家贴上“修正主义”标签，霸权叙事者为其政策建议提供合理基础，让观众觉得反对修正主义者就是捍卫“我们的安全”。一旦中国被美国贴上“修正主义者”标签，那么接受这种标签的观众就会出现认知偏差。“新冷战”叙事认为，中美之间的零和对抗无法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全力以赴挽回正在逐渐失去的战略优势。特朗普主义根植于对美国衰落的担忧，通过挑起代价高昂的贸易战、禁止华为和抖音(TikTok)、指控“中国病毒”感染美国与世界，特朗普四年的对华举措近乎极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特朗普不断升级对华叙事强制压力。

一方面，民粹主义言辞强化外交对立。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修辞有固定的内涵：(a)将“人民”置于其修辞学的中心;(b)指责有一个邪恶的“机构”串谋危害“人民”的利益;(c)宣布存在危机以争取政治支持。民粹主义中最具有排他性的右翼民粹主义，它将外部世界视为“敌对场所”，因此对外部群体“固有的不信任”。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完全以棍棒为前提，极限施压策略中完全没有胡萝卜以引诱对方让步。美国的民族身份一直被修辞性的“他者策略”所主导，只有通过识别“他者”，美国的“我们”才能存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中国的敌视性修辞，正是寻找新的敌人与自我身份的体现。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文件，其中描述了“中国威胁”以及美国应对策略，该文件可以被视为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直接延伸，强调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经济、技术、意识形态与政治制裁。在美国司法部“中国计划”的旗帜下，美国针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高调起诉达到高潮。2020年7月美国关闭了休斯敦中国领事馆，而中国针锋相对地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冲突升级，双边外交关系处于冰冻状态，高级别会晤基本停滞。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展开宣传战。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叙事战争，对华外交话语充斥着夸大宣传与虚假信息。对此中国批评美国的指责是不合理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舆论战、叙事战与心理战。实际上，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是逐步升级的，其对中国遭受疫情冲击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表示援助与同情，发展为制度嘲讽、批评中国恶意隐瞒。随即美国切断了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线，特朗普公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美国的危机叙事结构正在从温和叙事突变为激进框定。美国通过鼓动全球对中国追责，将中国框定为“有罪国家”，螺旋式上升的恶语中伤让双方陷入报复性的恶性循环。2020年4月21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当前舆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当中方最初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时，有人说中方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当中方在几周前为确保出口医疗物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出台了一些举措，又开始指称中方阻碍物资出口，这种‘逢中必反’的思维让人深感忧虑。”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也针对“新冷战”话语进行了系统驳斥。

(二)压力下的中国叙事回击

整体上，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下降到了冰点，抹黑中国、疯狂报复与歇斯底里的对抗成为其典型叙事风格。就在卸任之前，特朗普政府还想将中美叙事锁定在悲观对抗的光谱之上。例如，通过派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访台，触及了数十年来不与“台湾官方”来往的中美关系准则;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离任的最后一天，还激烈指责中国要为新疆的种族灭绝和新冠肺炎疫情负责。对此中国对包括国务卿、白宫贸易和工业政策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10名时任或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个人及其直系亲属进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澳门;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公司和机构也被禁止与中国做生意”。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鲁莽外交与“疯狂进攻”，中国也努力制作出自己的抗疫叙事“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主动反击特朗普“中国病毒”叙事。

其一，病毒起源是未知的、非人为的，中国是受害者。针对来势汹汹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开始质疑甚至强烈驳斥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的观点。2020年3月18日中国著名抗疫专家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尽管冠状病毒最初出现在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起源于中国。他强调，目前尚不清楚冠状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中间宿主尚不明确，冠状病毒不一定是由穿山甲(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上交易)带来的。这种反驳“中国起源论”的立场很快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反转与共鸣，例如，早在2020年2月29日《环球时报》承认疫情在中国“首次暴发”，但说明迄今为止科学界对“病毒的来源”尚无定论。当年3月4日，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由于有关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因此尚未就该病毒的来源得出任何结论。”而3月中旬以后，华春莹等中国外交官纷纷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尽管该流行病首先在中国暴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病毒是源自中国，更不用说‘中国制造’了”。这样，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进行了反指责。

其二，经历巨大考验时依然援助他国，中国是担当者。作为世界第一个遭遇病毒袭击，又是第一个从疫情阴影中走出的国家，中国开始从疫情危机中收获发展机遇。当欧盟国家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相互自保，缺乏整体的援助体系之际，中国却雪中送炭给了塞尔维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宝贵援助，中方还向西班牙、意大利等受灾严重地区派去医疗专家。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作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很可能削弱美国国际领导力。中国舆论叙事认为，美国的叙事夸大了美国霸权的仁慈本质，其他国家所感受到的善意在这次危机中所剩无几。在危机中，美国的实力优势没有激起全球的预期，因为特朗普政府对拯救世界缺乏兴趣。而中国政府不仅用武汉“封城”、全国经济停滞的昂贵代价“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积极向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在内的许多受灾国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在疫情加剧扩散的第二阶段，中国向诸如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东盟国家与非洲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派出医疗救援队，向大约150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急需的防疫设备，也积极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而且就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冻结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后，中国宣布向该组织再次捐款3000万美元，此前在2020年3月初中国已经援助了2000万美元。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还宣布将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为期两年的20亿美元援助。并且郑重宣布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惠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更加凸显出来。

此外，关于疫情之下的中美竞争评估，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基本可以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下降，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会顺利实现大国抱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压力与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增多，会干扰中国崛起进程或对中国领导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由此需要谨慎评估疫情对中国的长期影响。乐观主义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未能在全球层面发出团结合作信号的第一个例子。他们指责美国失去了伙伴的信任，声称“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正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中。”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政策损害了北约的军事同盟和合作。中国成功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与西方民主体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方案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苏晓晖指出，疫情是对各国制度模式、治理模式的一次“大考”。西方表现欠佳，心态失衡，担心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三、后疫情时代拜登政府的“战略耐心”叙事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双方言辞激烈，敌意话语呈现自我强化的螺旋态势。后疫情时代打破中美叙事惯性，则需要把握机会之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外界期待的化解中美新冷战的重要时机。乔·拜登(Joe Biden)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上任初期他曾表示，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这为改变美中关系的进程提供了机会。在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成型之前，中美将通过若干次博弈彼此试探。尽管中美竞争的主基调不变，但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则会相对理性平衡，这将为塑造新的中美叙事框架留下弹性空间。

(一)拜登政府的叙事风格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让中美战略叙事蒙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阴影。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双方高层完全断绝来往，恶语相向，拜登在这种情形下上台，外界对两国恢复高层接触，抱有期待，但也充满不确定。尽管受制于美国国内的反华气氛，中美元首通话在拜登上台23天后姗姗来迟，但为化解冰冻的双边关系带来可能。2021年中国牛年除夕，中美元首首次电话会谈，拜登谈到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和人权做法的担忧，但是也传递了与中国合作的愿望。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变化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不会放弃对华施压，但同时也为中美叙事转圜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拜登的叙事风格相对稳健与理性。不少观察家认为，拜登个性温和宜人、积极外向，是一位典型的建制派总统。因此，他不会像情绪极端的特朗普会在战略利益和核心价值上做交易，而是在努力修复美国受损的大国形象同时，与中国保持必要合作。作为民主党总统，拜登会重举人权价值观大旗，在气候治理与疫情防控议题上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联盟，并与中国集体谈判。尽管这一策略无疑也会给中国造成压力，但是拜登政府相对重视遵循国际规则，而不会如特朗普般言而无信。在竞选阶段，拜登曾指责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效，拜登还警告特朗普不要挑起新的冷战，而应寻求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拜登的中国政策既有批评，也有合作，而非一边倒。目前，拜登政府尚没有太多特朗普式的出格言论，保持了相对的理性与克制，这为中美两国重新审视双边关系、管控竞争风险提供了一丝改善的希望。与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不同，拜登很少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将反专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中美安全竞争升级客观存在，但拜登政府是否会将这些安全与经济分歧上升为价值观威胁，目前尚未结论。从乐观角度看，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为叙事修正提供了机会空间。但从悲观角度看，不确定的环境也可能让叙事模版延续，正是如此中国才更有动力去主动作为，化解可能的叙事升级风险与压力。

另一方面，拜登更强调中美竞争的非对抗性。尽管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基调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但强调与中国在许多领域竞争的同时也考虑必要的合作与对抗。尽管拜登总统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并呼吁盟友和伙伴“共同准备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席国会质询时指出，中国削弱了美国的优势。但是新政府的叙事重点与风格会发生调整。正如诸多国际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拜登政府的中国叙事风格会避免大起大落，在展示竞争的同时也会传递合作信号。中国可能会抓住美国政府交替的时机，提出一些有限让步的建议，缓解中美相互指责的不信任言论。当然鉴于结构性矛盾很难调和，美国对中国大幅度让步的可能性很低，若拜登政府联合其欧亚伙伴向中国施压，则可能触发中国叙事话语的突然回弹，美国的国际反华动员则会伤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涉及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双方存在言辞对抗升级的可能;然而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和经济复苏等议题上，中美也会适当妥协，可以构建有限的合作叙事。

(二)走出“特朗普阴影”的可能

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都有可能去主动修正特朗普遗留下来的“新冷战”叙事基调。中国对拜登政府上任展示出开放的姿态，整体上传递出积极乐观信号。例如，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以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都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拜登政府推进“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寄予了一定希望。当然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全局尚未显露，仍有一定浮动空间与不确定性，切不可对拜登团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让拜登几乎不可能向中国让步。但是不同于特朗普的激进方法，拜登将更加全面综合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其对华叙事可能呈现三种特征。

其一，基于规则竞争，建立相对克制的叙事。拜登政府初期显示的理性叙事风格意味着，中国作为美国长期竞争对手的定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应对策略更为克制，没有发出将中国视为“敌人”或“邪恶对手”的言论，与以激进遏华为主线的特朗普主义有所区分。由此而言，拜登的对华政策是“谨慎制衡”，即“遏制/竞争+合作”的混合：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对抗，在科技与经贸方面积极竞争制衡，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有限合作。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依然好于特朗普时期的全政府对抗。在“中美2+2”安克雷奇首次高级别会面中，双方彼此试探立场底线与决心。中国对美国“恶意”干涉中国事务表达了强烈不满，美国认为中方的“敌意很明显”，但是即便如此中美依然在气候合作上快速接近。其实双方都传递双重信号，一方面美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横加指责;另一方面要推进务实合作，中美在经贸、人文、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2021年3月2日，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就呼吁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对待，希望在中美竞争氛围下依然能取得建设性合作。2021年4月22日举办的全球气候峰会是拜登政府的首次大规模多边峰会，中国也受邀参会，中美均做出了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倡议与承诺。

其二，注重循序渐进，保持“战略耐心”。在中美滑向结构性冲突前，拜登政府的叙事基调是竞争，这种竞争不论如何激烈，都会在相互尊重的框架内与对手博弈，类似于国际关系中的“洛克文化”;而特朗普式的极限施压则几乎靠近国际关系理论的“霍布斯文化”，以敌意与毁灭为基调。通过观察拜登本人、布林肯和沙利文等外交团队的涉华表态，可以看到“实力竞争”“民主人权”“战略耐心”与“盟友伙伴”是一些重要的高频词。其中，“实力竞争”即提升美国的实力比较优势。特朗普任内四年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与中国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威胁盟友、大选乱象以及糟糕的疫情处理手法，都需要全面检讨。此外“战略耐心”是拜登处理对华关系的新特点，不急于与中国摊牌，集中处理内政与盟友关系，处理特朗普遗留的政策积弊，为中美反思既有关系提供了缓冲空间，有助于避免特朗普式的轻率与冲动。

其三，有限多边主义，利用盟友网络。美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盟友合作”，避免特朗普式的单边行动。以美欧关系为例，新政府主张在经济、技术、人权、国际体系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中国崛起的压力。在疫情应对方面，美国新政府调整策略，包括停止指责和斥责、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与中国就疫情防控加强交流等。从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首次国际外交演说，到印太“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线上虚拟峰会，拜登明确展示出“美国回来了”的姿态，积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面对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复杂挑战，拜登政府也注重推进有限的多边主义，对多边范围进行限定。例如，拜登政府努力恢复并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后，并没有将其作为全球疫苗分发的多边平台，而且美国迄今选择不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多边机制捐赠疫苗。自该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已承诺为全球防疫提供超过16亿美元的卫生、人道主义、经济和发展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大多是双边的。例如2021年3月，拜登政府承诺在2022年底之前，通过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四国联盟”，联合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支新冠疫苗，并宣布将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直接捐赠400万剂疫苗。2021年1月，拜登命令研究美国是否应该签发“疫苗护照”或类似文件，3月欧洲委员会批准了电子护照，4月欧盟就对持有疫苗接种证书的美国公民开放。全球疫情防控形势稳步向好，中美关系还存在未知数，多边抗华的格局已现端倪。

四、结语

话语叙事的框定效应，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竞争更加复杂。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叙事加剧了两个挑战：一方面，中美敌对与不信任情绪增强，内部心理威胁感知、阴谋论与污名化叙事在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是外部地缘政治竞争与全球治理冲突恶化，世界缺乏缓冲中美恶性竞争的调节机制。美国借疫情恶意对中国污名化，对此中国也需要有更多元的叙事应对方略，创新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形式和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叙事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变化无常的。危机下的中美话语博弈是一分为二的，叙事博弈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理解的开端，这就需要把握话语机会结构。也就是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美敌对、不信任和猜疑趋势有所强化，但领导人个性、政策选择与外部冲击可能为中美叙事转变提供一定的契机。重塑中美叙事空间，转变“准悲剧式”的身份认同竞争，不仅需要决策者有更宽广的战略视野，也需要中美民间社会更为紧密的互动。

一方面，可以构建贴近民众的小故事。在自媒体时代，小故事可以在民众信任之间架起桥梁。崛起冲突的宏大性叙事，需要通过民间合作的“小叙事”进行消解与补充，无数的小故事有助于构建多维度的中美关系内涵，转移悲剧叙事惯性，突出日常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以渐进式努力逐渐培育信任，将中美关系嵌入在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中美两国需要承认各自在危机中的责任与失误，并为中美关系转圜提出新倡议、新方案与新思路。循序渐进，努力超越指责和反指责的消极叙事模式，建构更有利于双方而不是单方的叙事剧本。当然，形成这样的包容性叙事模式需要反复探索，广泛对话，求同存异。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定型，不确定中更有弹性空间，扭转特朗普式的中美“新冷战”叙事需要双方能够理性克制，认识到利益冲突之外还有一定的合作空间。在结构性冲突大背景下，依然存在提出创造性外交倡议的可能，双方只有充分施展外交智慧才能将中美关系框定到“建设性合作、稳定性竞争”的话语上来，告别悲剧式叙事。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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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太平洋学报》第9期

科技力量是大国经济、军事等实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近年来，日益激烈的大国科技竞争甚至被视为一种“新军备竞赛”，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展开的科技打压对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既有研究对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动因、美国国内“技术民族主义”趋势、中美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竞争等问题展开分析，主要是涉及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状况。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竞争者”，宣扬战略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美国将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更具全面性、系统性、跨域性和阵营性，尤为重视如何“让美国跑得更快”，这必然有赖于确保和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华优势。拜登政府充分认识到“科技革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广泛和深远影响，明确将科技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力图从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展开统合性压制(integrated confinement)。本文旨在分析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在科技领域的涉华政策举措和动向，并结合美国战略界人士的相关政策构想和建言，探究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新态势。

一、拜登政府视科技竞争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大力塑造竞争性对华战略，并通过旨在压制中国科技力量发展的“清单体系”、美国司法部主导的“中国专项”(China Initiative)、美国国务院牵头的“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 on Sensitive Technologies)等倡议或机制，对中国进行科技施压。“欧亚集团”研究主任保罗·特廖洛(Paul Triolo)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的“贸易战”实质是“科技战”。无疑，近年来科技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正如前白宫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Evan S. Medeiros)所言，科技对于“创新、生产、国家安全及全球经济”至为关键，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及商业界人士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共识。拜登政府上台执政推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第一，拜登政府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2021年2月，拜登在美国国防部发表讲话称，需更多从新兴技术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同月，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欧必须共同投资于技术创新，制定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行为规范，塑造主导技术进步的规则。4月底，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在谈及对先进电池、生物技术、芯片和清洁能源等加大投入时称，“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迅速逼近”，“没有理由风力涡轮机叶片只能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在匹兹堡生产”，“美国工人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生产方面没有理由不领导世界”。此外，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诬称，中国通过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移来获取技术优势;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在技术研发和新兴产业中的领导者地位。美方这一表态无非是陈词滥调。普萨基明确表示，拜登政府认为科技是中美竞争的核心;美国将采取更为全面和系统性的手段进行防御，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用于促进中国军事建设，以及确保美国的数据不被中国企业“滥用”;美国将向盟友和伙伴传递这一立场，并在国内科研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保证美国供应链安全，美国将充分动员各种力量维护经济和安全利益。显然，拜登政府极力渲染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受害者”形象。

拜登政府是在“世界拐点论”的视角下看待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问题的。其认为当前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美国面对一个“民族主义兴起、民主衰退、与中俄等威权国家较量日深、技术革命重塑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世界”。由是观之，科技竞争是塑造未来世界、决定中美之争的关键因素。在美国力图打造对华“全域竞争”“跨域竞争”“长期竞争”新格局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多次强调科技竞争的重要性，并着力凸显这一问题与外交、国家安全、经贸、意识形态等领域政策的紧密关联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3月在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的演讲，阐述了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八大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确保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布林肯强调，全球性的技术革命正在展开，世界主要大国竞相研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美国的对手则利用技术对美国进行侵扰破坏，“如今，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要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加大投入，并提升这一议题在我们外交和国防中的地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称，要让中国为其“贸易和技术的滥用行为”付出代价。3月，沙利文在与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成员举行会谈后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保持在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技术和其他新兴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这些技术对自由社会而言是安全、可靠且有益的。值得注意的是，6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称，虽然她担心与中国的完全技术“脱钩”，但她预计美国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以保护其国家安全。

第二，强化对华科技竞争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中有较强共识。拜登政府上台后，两党重量级议员在国会联手推动多部法案，为行政部门对华科技施压提供重要支持。4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决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S.1169)称，将动员美国的一切力量应对中国“挑战”，尤其是所谓中国的“高科技野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等人提出“无尽边疆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 S.3832)的更新版本，称该法案是“21世纪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当前和未来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舒默等人表示，“无尽边疆法案”旨在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科技竞争，而且还要借此提升美国的供应链韧性，将美国的对华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无尽边疆法案”后被进一步扩展为“2021年创新与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S.1260)。

此外，前科技企业负责人、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Mark Warner)诬称中国对美国科技优势的侵蚀对美国构成所谓“生存性威胁”，他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的跨部门机构，主张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应对中国的科技联盟。作为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克·沃纳之流已经成为渲染“中国威胁”的重要推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施托伊贝(Greg Steube)则提出“将华为继续留在‘实体清单’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施压政策。美国国会议员还针对特定技术领域推进相关立法举措。比如，2021年4月，民主党籍参议员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共同提出法案，称由于中国的技术崛起，美国或将失去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应加大投入，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及商业化应用，有力应对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第三，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战略界和科技界精英人士普遍认为，科技是拜登政府与中国较量的前沿阵地，美国需采取“非对称竞争”等策略应对中美科技领域的博弈。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称，美中面临“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一竞争的每个方面都与两国的科技能力有关，科技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它已成为美中竞争的焦点。谢淑丽是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的成员，该专家小组聚集了来自美国科技界、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精英人士，他们撰写的报告《应对中国挑战：美国科技竞争新战略》对拜登政府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称，中国计划在 2030 年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美国可能很快失去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在 3D 制造、机器人技术、面部识别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方面也落后于中国，这将引发国家安全风险。施密特牵头的“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发布研究报告，主张美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实施“非对称竞争”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调整如“双循环”格局和“双碳”目标，将在客观上加剧中美科技竞争的态势，因而美国需要尽早做好应对准备。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洪川(Hung Tran)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视，表明中国力图用本土技术替代外国技术，建设“创新超级大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实现技术独立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鲍尔森研究所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等人提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中国政府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的过程中，将对中国的技术企业提供更多产业补贴，以实现清洁技术等方面的突破，而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4月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提出，中国将维持其创新和产业政策，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一战略对于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推动军事进步、维持经济增长是必需的。针对中国强调要实现技术自主，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表示，中国希望借此避免遭受他国的“战略勒索”。美国战略界人士担心，如果中国能够在科技方面减少其“脆弱性”和对美国的依赖，它将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据更大优势地位。

二、美国加大研发投入并调整科研体制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重视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即通过加大对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让美国跑得更快”。为强化与中国的科技竞争，美国方面力图在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等多个层面推进政策调整，更加注重强化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进而从根本上巩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technology leadership)。

第一，加大联邦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进一步改革运用美国政府资金促进研发的模式。杰克·沙利文称，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用于基础研发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下文简称GDP)的比重为2%，而目前仅为0.7%，拜登政府将探索加大美国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国防部“中国工作组”成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等认为，美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不足是导致美国对华技术优势缩减的重要因素，2030年前后中国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总额将超过美国，拜登政府需尽快提升联邦政府对科技的资金投入。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称，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幅度超过200%，从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看，美国正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少于德国、韩国等经济体。美国民主党政治精英历来较为重视科技问题，奥巴马执政时期曾提出使美国研发总投入达到GDP的3%这一目标。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上台后投入3 000亿美元用于支持科技研发。2021年3月25日，拜登召开就任总统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提出，为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美国需要做三件事，首要的是将美国的研发投入提高到占GDP比例2%左右。4月，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其中拟支出约2 000亿美元，促进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半导体、先进计算(advanced computing)、通信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升级改造国家实验室的实体设施及国家宽带网络等研发基础设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称，这是美国历史上由政府实施的最大单笔研发投入。

除了加大资金投入，美国还力图围绕对华竞争推动国家科研体制的变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前执行主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前主任凯尔文·德罗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称，除增加科研经费之外，美国应在科研体制上有更多创新，建立“统合多部门并涵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的跨部门架构”。他表示，与中国不同，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体系，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大学和学院，营利性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当它们携手推进美国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时，就超越了个别部分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同于中国的竞争方式”。此外，为确保资金投入能够及时转化为技术优势，拜登政府将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用于推进先进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防部等机构试图围绕技术研发和竞争的优先事项，通过调整政府预算、改革国防采购程序等方式促进缺乏商业吸引力但具有重大军事安全影响的技术研发进程，包括引导和支持美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颠覆性技术”。这类举措旨在为美国研发具有长远和基础重要性的技术提供动力，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3月5日，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主管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视频会上发表讲话称，技术竞争是大国竞争的核心，美国需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才能免于落后，当前美国国防部的预算资金管理非常严格，既无法满足临时性的紧急需要，也很难持续稳定地支持长期研发活动，这种体制无法匹配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的需要;为更好地应对中国“威胁”，美国国防部应向私营部门学习，寻求获得更短的预算周期和更灵活的支出权限。

第二，推动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能力提升之间的融合，将对华科技竞争与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等政策目标相互捆绑、并行推进。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认为，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涉及的不是哪一种或某几种技术，而是“技术堆层”(technology stack)，技术竞争与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规范的确立等问题紧密相关。为促进科技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奥巴马政府曾推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计划，旨在推动美国能源部、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等机构，共同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拜登政府希借鉴奥巴马时期“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相关做法，将增强科技研发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举措相互结合，使美国的创新能够在美国本土促进生产。拜登政府上台不久，就发布有关供应链重塑的总统行政令，其中涉及先进电池、高端芯片、药品、稀土等技术产业领域。美国国会议员为支持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计划提出相关法案。舒默称，“我们不能仰赖外国的芯片，我们不能让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超越我们”，“我希望这项法案能着重美国保护芯片供应链短期的和长期的计划，并使我们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生物医学研究、数据存储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4月，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拜登政府推出“美国就业计划”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开展对华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制造能力、工人技能、基础研发等领域的投资。

从“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可以看出，美国政策界人士力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美国科技创新与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一是在美国国内设立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regional technology hub)，以在硅谷等地之外，构建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产业的研发网络，覆盖美国中西部等地区。此外，拨款支持与技术研发密切相关的制造业，建立“供应链韧性与危机响应项目”(Supply Chain Resiliency and Crisis Response Program)。二是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进行改组并扩大其功能，成立“技术与创新指导委员会”，并在5年内为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供1 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投资“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商业化、教育和培训项目”。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成立的相关机构，其作用、职能和运转方式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下文简称DARPA)高度类似，将仿照DARPA雇佣项目经理，负责先进技术项目的甄选和监督，要求项目承担者定期提交进展报告，而且要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三是选择芯片制造等行业，实施所谓“21世纪的产业政策”，为镁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等相关美国企业提供政府资金支持。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扬称，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放弃针对“产业政策”的“意识形态教条”。四是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执法，更加注重利用贸易政策手段，推动科技产业供应链重塑。白宫在6月初发布有关供应链审查的报告，提出将通过建立“贸易行动小组”(Trade Strike Force)等具体举措，对中国等国加大施压。

第三，围绕科技人才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加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下文简称STEM)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完善美国国内教育和技能培训扶持政策，放宽技术移民限制，进一步从全球吸引高科技研发人才。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在对华科技竞争方面，更加重视科技方面的人力资本建设。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马廷恩·拉瑟尔(Martijn Rasser)等人提出，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美国的劳动力能够接受充分的教育和培训，以应对全球技术领域的快速变化，美国国会必须重视加强美国的基础教育、完善技能培训体系、为美国高校增强研究能力提供支持，以及针对美国工人开展数字培训等工作。拜登政府围绕加强美国基础教育、全面改造美国公立学校设施等制定相关方案，还提出将向美国民众提供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其还力图加大美国政府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金支持，以应对美国科研人才因薪酬下降而大量流入私营部门等问题。拜登政府将设立更多奖学金项目，鼓励美国本国学生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类专业。此外，拜登政府还重视构建覆盖不同产业领域的技能培训体系，尤其是注重增强美国工人的“数字能力”。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损害了美国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能力，受到美国战略界人士的普遍批评，拜登政府希大力纠正这一错误。在 2017年特朗普就职前，移民人口占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领域相关工作岗位的比例高达43%。但是，特朗普政府采取限制向高技能外国工人发放H1B签证等政策，给美国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带来较大冲击。美国专家纷纷建言，呼吁对这类政策进行纠正，重视提升美国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能力。美国国会“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撰写的报告提出，“没有全球人才，就没有全球领导力”，“美国长期性、根本性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全球最好的人才吸引到美国的大学和实验室”，“开放会带来风险，比如知识产权被窃取的风险，但是成为全球人才汇聚地的好处是巨大的”，美国需要避免让美国成为全球顶尖人才的“第二选择”。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3月1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强调，需建立全新的人才渠道，改进美国的STEM教育，完善能够接纳和留住高技术移民的制度，以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获胜。值得注意的是，在确保科技人才数量的同时，美国专家还强调提升科技人才的多元性，认为这有助于增强美国科技的持久竞争力，凸显美国在科技移民政策方面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为吸引全球科技人才，拜登政府对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做出调整，包括进一步放宽H1B签证的申请、降低对美国雇主的限制性要求、为外国技术人才设立新的10年期签证项目。

三、美国推进实施“小院高墙”策略

随着拜登上台执政，美国越加重视采取“攻守并举”的方式深化对华科技竞争，在注重“技术推进”(technology advancement)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加强针对中国的“技术防御”(technology defense)，阻遏中国获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围绕对华“技术防御”，“新美国”(New America)智库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等人曾在2018年提出“小院高墙”策略，即使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更具选择性(小院)，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加强防护能力，采取更加严格的举措(高墙)。“小院高墙”为拜登政府加大对华科技封堵提供了基本政策框架。

第一，美国采取“分层竞争、前瞻评估、动态调整”的方式确立对华科技竞争的领域和路径，注重加大涉华科技情报的搜集和研判。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展开的“科技冷战”效果有限，美国方面逐步认识到，美国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所有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限制，需对华展开多层次的科技竞争，进一步聚焦人工智能、5G、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必争必赢”技术。在其他技术领域，美国不必占据绝对优势，而是要力争成为“快速跟随者”，并支持美国盟友国家在相关技术领域保持对华优势。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美方已经开始聚焦重点技术领域。白宫曾在2020年10月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报告》，半导体、微电子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和存储、农业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太空技术等技术领域受到美方高度关注。此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人在“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前身是“无尽边疆法案”)中提出“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s)这一重要概念。“核心技术聚焦领域”的初期名单包括以下技术：(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这一名单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将围绕对华科技竞争的重点领域进行前瞻评估和动态调整，加大搜集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情报，深入监测和评估中国的技术能力、重点发展领域及科技政策走向，进而对美国的对华科技竞争策略进行及时调整。

值得强调的是，气候变化问题是拜登政府的施政重点，而这也成为拜登政府促进技术研发的重点关注领域，美国重视与中国围绕清洁技术等展开竞争。拜登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对美国而言蕴含着“重大机遇”，通过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美国可提升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国家竞争力，并为美国选民创造数百万个“高质量的、中产阶级的”就业岗位。拜登承诺将使美国成为“清洁能源的超级大国”，推动美国企业向全球出口清洁能源技术。2月11日，白宫发布《创造就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政策》，提出设立“气候高级研究计划署” (ARPA-Climate)等举措，促进可负担的、颠覆性的技术发展，助推实现2050年美国净零排放的目标。美国能源部宣布将提供1亿美元用于资助气候创新研究，支持低碳能源技术转型。4月9日，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创新方面落后于中国，“中国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它拥有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专利”，“如果我们不能领导可再生能源革命，难以想象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认为，中美两国在技术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将扩展到气候政策领域，美国将在电池存储、太阳能等技术方面确保对华优势。

第二，美国围绕对华科技竞争调整政府机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全政府”施压模式。首先，拜登政府大幅强化白宫核心决策层对科技竞争问题的关注和投入。特朗普时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职曾长时间空缺。与之相比，拜登刚一上台，就任命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并赋予其内阁成员地位，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拜登明确要求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确保技术和产业优势”作为主要工作职责。拜登还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设立“负责科学和社会事务的副主任”这一新职位，这意味着美国推动的科技竞争将重视社会政策、科技伦理等方面的博弈。此外，拜登执政后迅速组建“总统科技问题顾问理事会”(PCAST)等机构，力图使美国科技政策包括科技竞争政策的制定更加有效。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的相互融合，其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提出，要“确保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经济与金融、重要语言和地区方面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充分地融入我们的决策(机制和过程)”。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由前国家安全局助理副局长安妮·纽伯格(Anne Neuberger)担任。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深度参与对华战略研究的塔伦·夏布拉(Tarun Chhabra)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主任。其次，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由商务部主导的“实体清单”等机制，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国家安全审查小组”也将进行扩充，并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深化协调，力图以更加精准的方式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和投资的打压。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做法，并不断扩大“实体清单”。4月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把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7月，拜登提名前国防部官员艾伦·埃斯特维兹(Alan Estevez)担任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提名曾负责“孟晚舟案”的西娅·肯德勒(Thea Kendler)担任商务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此举体现了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政策方面的对华强硬立场。美国还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相关的技术类投资审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称，中国投资者专注于投资小型、尖端的科技初创公司，其中很多交易外国投资委员会(下文简称CFIUS)并不知情。拜登政府将把CFIUS审查范围扩展到小型交易，并更加关注涉及对美国关键技术的风险投资。CFIUS下设的新部门“国家安全审查小组”(National-security Panel)专门负责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投资行为，它将来自中国的投资作为重点关注对象。6月3日，拜登颁发新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50多家中国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等军方机构在拜登政府推进对华科技竞争方面的角色将更为重要。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主管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3 月26日在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发表主旨演讲称，中国力图将“商业技术军事化”，并在人工智能等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美国军方需要与科技界、商业界加强合作以抗衡中国。2021年3月，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提出，白宫、国防部和国会的领导力是确保美国技术优势的核心，建议在白宫和国防部成立新兴技术指导小组，强化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等机构的作用，建议在2025年之前美国国防部将用于人工智能的研发支出从目前的15亿美元提高到每年80亿美元。

第三，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促进对华科技竞争“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衔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James Schoff)等人看来，技术创新越来越具有“双重用途”，即民用部门和军事部门会依赖同一种技术，而这会制造新的漏洞，使中国等竞争对手得以利用;美国政府需要强化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的伙伴关系，协同推进与中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具有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风险投资机构英克特尔公司(InQTel)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达比(Christopher Darby )等人称，在科技方面，美国私营部门的利益与美国政府的利益处于前所未有的背离状态。拜登政府将寻求在加大对华技术封控与保障企业经济利益、维护美国创新生态体系等方面取得新的平衡。在考虑私营部门需求的同时，拜登政府也会要求美国科技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进一步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硅谷的部分企业已经在采取相关措施落实美国政府的要求，如限制华裔技术人员参与敏感项目。此外，在不断升级对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将加强对中美科技人员交流与合作的审查和限制。2021年4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政府问责局的官员在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听证会上称，中国对全美高校中数百名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家进行“渗透”。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同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诬称，中国通过派遣留学生、雇佣顶级外国专家、科研交流合作等手段获取美国大学的科技信息。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将采取所谓“全社会”(wholeofsociety)模式，加大科技领域的反情报和反间谍行动。前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凯尔文·德罗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称，美国应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防御机制，要求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对其国外合作关系以及参与国外人才计划等情况作出披露。4月14日，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在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妄称，美国与中国已经处于“冷战”状态，需要从战略的层面推进与中国在技术上的“脱钩”。斯科特谈及他参与的“捍卫美国法案”，强调要将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剥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设立安全调查办公室，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也开始对相关学者与中国政府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展开审查，涉及500多位美国科学家。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建议，美国需加强有关科技问题的开源情报搜集，建立国家科技情报分析中心等机构，推动美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反间谍能力”。围绕如何推动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针对中国的技术封堵，美国战略界、科技界人士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一是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FSIAC)、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GIFCT)等机制的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中美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二是由美国司法部牵头，推动联邦调查局与相关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加大针对中国的所谓“反间谍”行动。三是加大对企业和高校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强对所谓“内部威胁”(insider threat)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揭露“内部威胁”。

四、构建“民主科技联盟”

2021年1月，在确认国务卿提名人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布林肯称，“技术民主国家”(techno democracies)和“技术专制国家”(techno autocracies)之间的分立越发突出，由谁来界定技术使用等规则，将会塑造未来数十年世界的走向。建立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是美国深化对华科技竞争的核心策略，其欲借此“反制中国的数字野心、捍卫西方的技术领导地位，确保让自由民主国家来塑造新兴技术”。与此同时，美国也借助“民主科技联盟”，以科技竞争为抓手，实现其构筑制华遏华国际阵营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力图通过“民主科技联盟”协调相关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政策，推动先进技术的联合研发，在技术标准、技术应用规范，以及科技外交等方面强化对中国的“规则制衡”，打造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技术治理多边体系”。

第一，美国欲借助“民主科技联盟”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多边协同，在情报、执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风险防范等方面逐步实现一致化，达到“小院相通、高墙相联”的目标。前美国国务院官员、阿斯彭安全论坛主席安佳·曼努埃尔(Anja Manuel)等人提出，为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挑战”，美国需推动构建“科技10国”“科技12国”等机制，借以打造“民主科技联盟”。其主要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同时美国需以模块化方式，与芬兰、瑞典、爱沙尼亚和以色列等“小国”合作，从而在电信、量子计算、机器人等不同领域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技术优势。“民主科技联盟”将逐步吸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作为新兴技术的消费国，可在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口等方面发挥作用。“民主科技联盟”可设立小型秘书处机构，采取具有“项目导向”特征的工作模式，如推动“民主科技联盟”成员国在各自擅长的技术领域扮演“牵头人”角色，组织相关的会议、活动和项目，主导“民主科技联盟”与核心成员之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此外，美国或借鉴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下文APEC)等机制的相关模式(如“APEC探路者倡议”)，以“特别工作组”(ad hoc task force)等方式，深化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民间组织之间的政策研讨和协调，力争确保相关政策具有共识基础并且可执行、可持续。“技术民主国家”之间将进行情报共享，共同开展技术评估和技术预测，共同研判与中国等国技术竞争的态势，以及中国推动技术进步的重点领域和趋势，塑造成员针对中国的“共同战略视野”和“共同威胁评估”，在此基础上动态性地调整“民主科技联盟”的应对策略。

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鲍伯·梅嫩德斯(Bob Menendez)以及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k Rubio)等人提出“民主科技伙伴关系法案”(Democrac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Act)，要求美国国务院牵头成立“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及情报机构等派代表参与。该机构专门负责从“技术外交”的角度加大对华施压，推动“技术民主国家”围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供应链调整、技术转移和科技人员交流等问题进行深度协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将“五眼联盟”国家和欧洲国家作为构建对华科技施压阵营的重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防务专家海迪·彼得斯(Heidi Peters)提出，应进一步扩展“国家技术和产业基础”(Nation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Base)项目，该项目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四国从事“两用技术”研发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交流合作平台，美国可促进其他“技术民主国家”更多参与“国家技术和产业基础”的相关活动。拜登政府继续推动欧洲盟友对中国科技企业加大限制，并通过新设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展开更加深入的政策协调。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爱德华·普赖斯(Edward Price)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德国尚未决定将华为排除于 5G 建设之外”时，称中国的技术安全“挑战”是明确的，5G技术具有变革性，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非常关切安装中国网络设备的安全性;美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紧密盟友或伙伴必须共同应对出口“技术专制”(tech authoritarianism)等行为。

第二，美国进一步推动相关国家围绕先进科技展开联合研发，以提供可以替代中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推动所谓“21世纪的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将推动“民主科技联盟”成员围绕芯片、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展开协调，采取联合研发投资机制，更好地整合各方的科技金融资源。尤其是，美国将更加注重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华竞争，通过实施“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等，满足相关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融合”方面的技术、商业和融资需求。此外，为了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美国还将为本国以及其他“技术民主国家”企业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其与中国企业展开更有力竞争。“中国战略小组”、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专家提出，可考虑建立“国际科技融资公司”(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inance Corporation)，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技术基础设施;美国国务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美国国防部“防务创新部门”等共同制定民主国家联合研发的方案，深化美国国际发展融资公司(DFC)与“欧盟对外投资计划”、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政府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相关的技术研发项目、数字贸易合作、数字能力培训项目、数据治理项目等提供融资支持。

美国还力图使“民主科技联盟”在促进科技产业链重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提升民主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这一态势集中体现在信息和通信产业。2021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设立“多边通信安全基金”(Multilateral Telecommunications Security Fund)，以研发安全且受信任的技术和产品、完善设备供应网络等，基金总额为5亿美元。除“五眼联盟”国家外，该基金还计划纳入日本等国家，推动日本企业富士通、日电(NEC)等成为替代中国企业的供货商。3月12日，拜登政府主办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视频会议，决定在“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框架下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重点解决芯片供应链等问题。此外，为确保芯片等战略产品的供应链安全，美国和日本拟设立联合工作组，明确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的任务分工，并考虑在日本建立联合研究基地以开发新技术，这一合作旨在构建稳定可靠的芯片供应链体系，而不依赖中国大陆地区生产的产品。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或推动台湾地区进一步参与“民主科技联盟”活动，推动成员国与台湾当局加大勾连，为台积电等台湾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研发和生产基地提供支持。

第二，美国挑动“技术民主国家”，在国际技术标准、科技伦理规范、数字经济规则等方面对中国加大施压。美方人士高度重视“中国标准2035”以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等问题，妄称中国借助政治影响力，“试图为包括电信、电力输送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尖端技术制定标准”。2020年12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中国力图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其他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主导权”。美国专家还提出，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为那些在国际组织中主导制定国际技术标准的中国企业提供奖励和补贴，中国企业在本行业的技术标准制定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华为公司在负责制定5G标准的全球性组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组织”(3GPP)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标准制定提供的经费在减少，而有关标准制定的磋商和谈判需耗费大量资金。美方高度重视“中国标准2035”等文件，认为中国力图借助标准问题在产业和技术方面实现“换道超越”。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人士对技术标准问题的关切还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J. Duesterberg )等人诬称，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铁路、电力等项目，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国推广中国标准，借以“锁住”伙伴国，用高额成本迫使这些国家难以改用其他的国际标准。

美国或利用欧洲等盟友在技术标准、数据隐私、“技术主权”问题上对中国的警惕感，构建对华施压阵营。2020年6月，欧盟负责内部市场的委员蒂埃里·布雷东曾表示，欧洲的竞争对手“正非常积极地制订重要市场的国际标准，以维护和增加它们的竞争优势”。这一表态被认为体现了欧洲对中国的担忧。在拜登政府任内，围绕技术标准问题的跨大西洋联盟或会加快形成。美国将推进“科技外交”，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标准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力，推动修改相关国际组织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限制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国雇员和高级官员的影响力。此外，美国将重点针对监控技术、人脸识别、数据存储和隐私保护、金融科技等推动制定国际规则。美国国务院以及商务部下设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等机构，将加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使其在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再者，美国将推动“技术民主国家”应对中国“滥用”科技手段问题，包括所谓对民主国家发动“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等。美国还将推动各国对本国科研机构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展开审查，应对所谓技术窃密、人权和伦理风险等。值得重视的是，美方将在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数字经济领域强化对华“规则制衡”。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学者奥斯汀·洛(Austin Lowe)等人认为，新兴技术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带来新问题，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尚未充分考虑监控、审查和商业间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可建立“数字经济安全繁荣区”(SPADE)，以协调各成员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通信技术采购领域的国内立法;美国还可推动与北约、经合组织(OECD)等协作，构建科技研发的“信任区域”(Trust Zones)，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技术、人员等自由流通。前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Dennis Shea)称，为遏制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应重振美欧日三方合作，制定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以及关键产业的技术标准。

五、结语

拜登政府是在谋划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的背景下，看待中美科技竞争问题，将之视为美国打造对华“实力地位”的重中之重，力图对华展开统合性压制。美国方面采取和完善“全政府”“全社会”及“复合阵营化”等策略，对我国展开科技施压，借此维护并扩大美国在经贸、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对华优势。美方力图从加大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改革国内科研体制、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构建“民主科技联盟”、争夺全球科研人才、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等多条“战线”，强化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呈现“攻防并举、综合施策、精准打压、多边制衡”的新态势，具有长期性、系统性、跨域性、阵营性特征。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与中美在经贸(供应链重塑)、外交、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政策领域的博弈密切相关，它对数字时代的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影响。美国方面试图通过将技术问题“安全化”“地缘政治化”，打造和巩固其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此外，拜登政府还进一步操弄意识形态因素，将其与中美科技竞争问题相互缠绕，给中国扣上“数字威权主义”等标签，制造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立，妄图借此进一步剥离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科技界之间的联系。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新态势，对我国维护科技安全以及总体国家安全带来复杂、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应按照这一总体要求，从打造“大安全格局”的战略视野审视我国科技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妥善应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宜将提升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维护我国国际技术合作空间、构建全球技术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善用我国的市场优势，进一步调动美国科技界、产业界与我国合作的积极性，对冲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冲动。此外，还要防范美国方面对我国搞“技术竞赛路径误导”。我国既要注重“高精尖”技术的突破，也要促进“科学赶超”和“技术赶超”的并进，加快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和驱动传统产业，巩固我国在技术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方面的优势。应看到，中美科技竞争从根本而言是两国“创新生态”的比拼，这一博弈不仅在于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更在于体制机制创新。我国需着眼大国竞争新格局，积极构建和完善与“科技强国”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安全体系。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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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宁  来源：美国之音

有关美中两国经济和科技脱钩的争论已经持续一段时日，地缘政治学者认为，美中脱钩推动了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再次分裂成几大科技阵营的趋势。

加拿大多伦多的创新未来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ng the Future)联合创办人、地缘政治未来学者阿比舒尔·普拉卡什(Abishur Prakash)最近出版新书《世界是垂直的》(The World Is Vertical)。他说，在地缘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和新结盟架构下，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开放和容易接入，基于科技的围墙和壁垒越筑越高，世界变成“垂直”的。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普拉卡什专访的节选：

记者：谁是“垂直世界”趋势的主要驱动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都是科技强者，可以说它们是逆转全球化趋势的关键角色吗?

普拉卡什：我不会说我们正在逆转全球化的趋势，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说全球化正在结束。我想说的是，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正在结束。全球化的新版本、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在出现，我称之为“垂直世界”。

现在，当我们讨论这一全球脱钩时，大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美国和中国，而这其实掩盖了其他扮演这一角色的国家。印度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迫使外国科技公司向印度消费者销售印度产品。印度不希望印度消费者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产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产品。印度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在印度经营，而你是像亚马逊这样的外国公司，你几乎必须得变成一个中间商，才能向印度消费者销售印度商品。

以色列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以色列可以说是海水淡化技术的世界领导者之一，通过海水淡化使其可以饮用。这让以色列不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无论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如何行动，以色列都可以自己获取淡水。

至于欧洲，欧盟实际上也在推动与美国的技术脱钩。当美国和中国在进行脱钩的同时，美国和欧洲也在进行脱钩。

因此，世界上大约有10到12个国家正在推动这个“垂直世界”。这一点很重要，如果10到12个国家能够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如此巨大的转变，你就可以想象如果30、40或50个国家采取“垂直”行动的情况。

但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公司也在推动垂直世界的发展。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矛盾命题(paradox)，我也谈到了这种矛盾。

在某一时刻，大型科技公司开始被不同的国界所限制。它们过去能够跨越国界。现在他们被世界各地的边界所限制。但与此同时，科技公司在支配、推动和影响世界的权力方面与政府平起平坐。在某些方面，科技公司正在创造自己的领地。

我们看脸书(Facebook)的数字货币做了些什么，脸书的数字货币是如何让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感到恐慌。科技公司也正在建造连接世界的新的水下互联网光缆。所以这里有国家，有大型科技公司。

最后，某些特大城市也在发挥作用——沙特阿拉伯的新未来城(Neo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者：我想继续讨论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在与政府竞争。脸书是一个强大的公众广场，让人们共享信息，现在它甚至已经进入了金融领域。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关注。因此，科技公司相互竞争，但它们也在与政府竞争。你认为这场权力游戏将如何进行?

普拉卡什：这里真正的挑战是，在过去的20、25年里，政府忽视了大型科技公司的作用。他们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技术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当这些科技公司在选举和外国干涉中发挥作用时，政府才猛然惊醒。这些公司现在的作用与政府本身一样大，甚至更强大。

因此，全球决策者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们希望一切恢复正常，他们希望回到过去，回到可以控制科技公司的时代。那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常态：科技公司会从和政府相同的层面上来支配和界定社会各阶层。事实上，如果你看看一些科技公司在“元宇宙”(metaverse，指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社区空间)方面正在做什么，这个新的虚拟现实世界只会增加科技公司对社会的控制。

然而，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因为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垂直世界”而言，我想说的真正一点是，现在各国政府正在利用科技公司来保护它们的主权。所以，如果你看看中国对滴滴公司的做法，(中国政府)几乎是在说：这是向所有快速成长的中国初创企业发出的信号——不要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要在中国的证交所上市，这样，中国才可以保护其有关科技的主权，以更有力的方式保护经济部门。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科技公司几乎成为各国保护其地缘经济实力的工具。

记者：你认为中国政府在试图(控制)科技力量方面占上风吗?可以说，中国在确保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控制权方面似乎一直领先西方政府一步。在这方面，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有何不同?

普拉卡什：毫无疑问，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政策理念和政策提案之外积极监管大型科技的国家。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权力——尽管通过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北京正在获得巨大的权力。但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保障劳动力，确保符合某些标准，确保有公平的条件让新的创业公司出现，让人们不局限于某些大型科技公司，所以中国肯定在这方面是领先的。

就西方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而言，它似乎是一个灰色地点。纵观世界，我不太确定它们的建议到底是什么。西方国家中似乎只有欧盟有框架来决定它想用科技巨头做什么。欧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它想拥有自己的欧洲科技公司，它想保护欧洲的数据收集，它不想被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所主宰。但就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所有这些西方世界的其他地区而言，他们要如何对待科技巨头，这还真的不清楚。我在书中谈到了这一点，特别是有关欧盟的部分。我谈到欧盟如何对其所谓的科技主权深感担忧，事实上，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就题为《欧洲的新边界——欧洲各国政府如何利用技术保护自己的主权》。

但这不仅仅是欧盟，你也看到个别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对待技术问题上发生冲突。因此，“垂直世界”不仅仅发生在全球层面，也发生在地区层面。

记者：你的“垂直世界”范式如何解释美中科技战?

普拉卡什：美中科技战争实际上涉及两件事。这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试图建立起独立于美国意图之外的那种权力、自由和能力，以自己的方式领导地区甚至世界。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处于守势，美国现在被迫进行我所说的“再美国化”(re-Americanize)。

因此，美中之间的斗争是“垂直世界”的真正驱动力：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将其技术带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电信技术。但在过去两年，世界各地的国家几乎都在封锁中国，说我们不希望你们的技术进入我们的社会。这不仅仅发生在西方。”这发生在印度，印度禁用了TikTok(抖音海外版);波兰刚刚放弃了与中国华大基因进行的一个项目。在世界各地，现在出现了限制中国公司、限制中国进入外国市场和社会的屏障。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公司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的阿里巴巴有一个名为“城市大脑”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系统正在管理马来西亚吉隆坡，管理当地的城市交通，未来还可能涉足医疗保健等其他方面。那么，现在这些由中国人工智能管理的城市未来还会允许美国公司、美国产品、美国服务和美国平台进入吗?

因此，不同的国家之间、超级大国之间正在出现屏障。尤其是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它们不能再像IBM和通用电气那样扩张和运营，世界上的某些市场和某些地区已经成为禁区。因此，现在企业战略必须适应“垂直世界”。

记者：当人们想到"铁幕"或旧柏林墙时，在那个时代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你是否认为在你的“垂直世界”概念中，包括所谓的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对立的价值观的分野?

普拉卡什：当然，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因为意识形态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动全球化，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动地缘政治，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我在书中称之为“数字铁幕”(Digital Iron Curtain)，它出现在世界各地，各国将某些地区隔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因此，技术只会让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和文化变得比过去更重要。

例如，在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提出，管控互联网的算法应该推行中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国家提升自身价值观方式的巨大变化。但我再次回到悖论(paradox)这个词。你可以看看英国正在做什么。英国已经谈到——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民主;我们想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英国政府刚刚投资了150家初创企业。那么，这些公司与中国的同类国有企业不是很相似吗?这些不是英国的国有企业吗?或者，你再看英国谈论自由，但他们有市民的分数，这非常诡异地令人联想到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

因此，一定是有政府在推动“垂直世界”。他们崇尚特定意识形态，崇尚文化，崇尚历史，崇尚价值观。但与此同时，他们所做的并不完全是非黑即白的，似乎是在灰色地带中运行，这只会使得“垂直世界”变得更加复杂。

记者：那么，当各国用不同的技术瓜分世界时，它们是否在结成联盟?

普拉卡什：那是一定的。如果你想想全球化过去的方式，其作用在于建立囊括全世界的组织和机构。

然而，现在各国只想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联系。如果你看看日本提出的建议，日本提出了一条连接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人工智能走廊。这是软银集团创始人提出的。所以现在想想希望进入全球市场的日本商界——日本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支持者之一，特别是在出口方面。但现在你看到日本最具标志性的领导者并不想把日本和所有地区相连接，只想连接世界的某些部分。

再比如GPAI(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在建立人工智能全球规则方面明确排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你看看“D10”(一个由10个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这是一个由英国发起的为5G制定全球规则的新架构，它只由10个国家组成。这也很有趣，因为英国是全球化的建筑师之一，现在它自己想要建立一种“垂直”机构——只由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机构。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因为科技，世界分裂成了部落。这将导致巨大的分裂，给公司运作带来巨大混乱。……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加，当世界的各个部分彼此分裂、彼此断开连接时，发生某种冲突的风险会呈指数级上升。

记者：“垂直世界”会带来什么后果?

普拉卡什：第一个重大后果是，当所有国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大家都在部署同样的技术、都在采用同样的协议，当大家都在追求同样的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科技使各国能够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存在。它们在问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别人的软件?为什么要使用别人的货币?为什么要使用别人的生态系统?为什么我们使用别人的互联网?因此，当政府提出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时。世界最终将以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方式变得几乎支离破碎——钟摆在过去七年中一直朝着一体化的方向摆动，现在它正迅速地朝着另一个方向摆动。这是“垂直世界”的第一个重大后果。

第二，现今存在的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扩展和成功。iPhone在美国设计的，在中国制造，但它的组件来自世界各地。

但是，现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中国公司，而是所有的跨国公司，必须适应这种“垂直世界”。这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失去原材料来源的问题，也是如何获取人才的问题。比如台湾的提议，它不想让某些高科技行业的工作人员访问中国。所以现在你看到了真正的围墙——这些垂直的壁垒阻挡了人才的获取、阻挡了消费者市场，这是第二大后果。

第三大后果是，如果世界如此分散，如果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运作，如果每个联合国存在的机构都有多种选择，如果从一个联合国变成了三四个联合国、从一个SWIFT变成了三四个SWIFT，这些不同的“部落”要如何合作和共存呢?他们会试图共存吗?还是会导致某种冲突，某种紧张局势的出现?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影响。自印度对中国采取行动以来，紧张局势有所加剧……自从印度开始对中国的投资采取隔离措施以来，边境局势一直没有缓解，反而增加了。

来源时间：2021/10/23   发布时间：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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