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新书《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中译本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书中，桑德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昔日激励无数人奋斗的“美国梦”，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流动，助长阶级对立，侵蚀民主政治，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面对优绩的霸权，桑德尔希望每位公民思考：不同阶层的人是否可以谋求一种公共利益?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他带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辨：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价值与尊严，重新反思成功的意义。同时，他提醒我们保持谦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积极讨论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的举措，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

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社授权，摘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为本书所作序言。

2019年，美国曝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知名演员、商业领袖及其他富有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5万到120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对其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须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择优录取”及“能者多得”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

可是，近来有学者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先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中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他们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认为，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也加入了对优绩制的讨论。他在2018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他在2019年秋开设了一门“优绩至上论及其批评者”的本科生研讨课，并曾邀请马科维茨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20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新著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

桑德尔早年因其对哲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蜚声学界，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被视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著作是其社群主义视野的最新延伸。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在这本书的开篇，桑德尔也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但他随即表示：“大学招生录取并不是争论的唯一场合。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该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乎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理想的商品和社会地位吗?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这些分歧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还关于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该持有什么态度。”

大学招生录取是优绩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你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那么成功者就应该获得奖赏。优绩主义其实本来蕴含着一种打破固定阶层、让社会流动的许诺，但现实情况是，它最终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理想。

作为哲学家，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如果我们的命运如此深刻地依赖于我们无法选择的运气，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我们理所当然获得的吗?桑德尔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因此依赖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阶层，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在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胶着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桑德尔指出，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就曾明确主张，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录取学生，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的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对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张平等主义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10%(而在英国超过了20%)，但现在上升到了20%。

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20倍，而现在达到了360倍。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9月版

首先，重新评估大学是否应当承担机会仲裁者的角色。大学文凭是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吗?在桑德尔看来，这是危险的。我们应通过建立更包容和更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让所有申请者在达到基本学术门槛后，通过抽签方式来录取。这种抽签录取制，不仅能让学生减轻压力，也会减少被录取学生的优越感。此外，还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没有文凭，但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改善生活上。

其次，我们应该更新“工作的尊严”的概念，并把它放在政治工作的中心。桑德尔认为，“一个社会表彰和奖励工作的方式是其定义公共利益的核心”。我们应该记住，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是对公共利益做贡献并赢得相应的认可。我们经常假设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解。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夕给田纳西州孟菲斯罢工的清洁工人演讲时曾说：“清洁工人和医生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清洁工，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尊严。”如今的疫情更说明了这一点。它揭示了我们多么依赖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劳动者：快递员、维修工人、杂货店店员、卡车司机、护士助理、育儿工作者和家庭护理员等。

最后，在成功的意义方面，桑德尔提出应当重新讨论优绩的含义。他同意罗尔斯的一个观点，即优绩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然而他反对罗尔斯要在分配正义中清除优绩的看法。在桑德尔看来，分配正义可以纳入对优绩的考量，但优绩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不是简单地根据市场竞争的输赢，而是要按照对公共利益的道德重要性来界定。比如，为赌徒提供赌场的经营者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收入会比教师或者医生的更高，但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吗?如何来衡量他们各自的优绩呢?当然，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真正的贡献”，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桑德尔认为，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拒绝尝试对优绩做出新的阐释。他呼吁社会开启道德甚至精神上的转变，扪心自问：“我的成就是否源自我活在一个奖励才能的社会中，而这种才能恰好是我所拥有的?还是因为我只是幸运而已?”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

马科维茨与桑德尔对优绩制的批判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引人深思，催人警醒。当然，他们的批评论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或许错置了指控的对象，因为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的平等性。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约翰·斯达顿在网刊Quillette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跑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跑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上任意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被我们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500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也只会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桑德尔并不认同运气均等主义及其分配正义的解决方案。他的批判指向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目标定位—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是提高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但这并不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而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才得以确立的。对GDP的痴迷并不是“道德上中立”的，因此将市场竞争、经济增长与收益分配作为最高的社会与政治议程是有待质疑和反思的。为此，桑德尔提出“贡献正义”的概念，这关乎人们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的机会，而这种承认与尊重总是伴随着为他人所需之物和珍视之事做出的贡献。他指出，从亚里士多德、美国共和主义传统到黑格尔和天主教的社会教义，都曾有丰富的贡献正义的学说，其基本理念是：“当我们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所做贡献而赢得同胞尊重的时候，我们是最完整的人。”按照这种传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被那些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需要”，而工作的尊严在于满足这一需求。如果这意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那么把消费当作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错误的。

由此看来，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的传统不止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对优绩制的讨论将重返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来源时间：2021/10/22   发布时间：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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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元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当地时间2021年10月1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决定对前白宫首席战略师、前总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实行逮捕，指控他参与策划今年初的美国国会骚乱。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班农已被抛弃，这位极力鼓动民粹政治、挑战美国建制派精英政治的“偏执狂”，被指煽动底层劳工阶级议题，而这恰恰触碰了美国政界默契不宣的政治禁区。他的被捕，也意味着美国清算特朗普政治遗产的新一轮努力。

本文指出，二战以后，美国共和党不断蜕化为财阀党，民主党则从代表劳工阶级的“人民党”向代表职业阶层的“精英党”转变。双方都有意忽略甚至遗忘阶级议题，但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大，阶级问题反而变得更加棘手。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构成了新的历史分界点。特朗普以白人劳工的阶级利益为诉求，引发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向两党当权派发起挑战。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特朗普将引发美国革命，推翻全球主义阶层的统治，再造民族国家，因而成为“重建”总统。而实际上，特朗普既是民粹主义挑战者，也是当权派的代理人，这种“双重面向”使得他留下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遗产：

第一，特朗普是令共和党喜出望外的“局外人”，既迎合了公众对腐败和贪婪的美国精英的极度不满，又能与富豪捐赠者和当权派合作;第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延续了共和党当权派的路线，它旨在通过大规模的去管制化行动，改变环境、劳工、医保、金融监管等领域政策，解除制约美国企业发展的枷锁，刺激经济发展;第三，特朗普沿用“文化战争”的做法，强化白人身份政治，煽动族群对立，而身份认同是价值观问题，不能像阶级问题那样通过社会再分配来解决，必将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作者认为，特朗普看似激进的国内举措，其实不过是遵从美国政治制度惯性，并将它发挥到极致。因此，无论美国如何努力清算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也无力阻止社会分裂愈演愈烈的趋势。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思考。

被遗忘的阶级议题与寡头政治的未来

2016年以来，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学术界兴起了民粹主义研究浪潮。作为对全球化的反抗形式，民粹主义包含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诉求，主张纠正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和文化认同缺失的问题，其中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文化讨论获得较高关注度。

从该角度出发，美国两党政治是“身份”对抗的政治：由于共和党坚守“传统白人的美国”，民主党必须彻底拥抱“身份政治”，通过支持 “多元族裔群体的美国”，跟共和党开展竞争。认同问题的无法协调，导致美国党争极化，并呈现出“部落化”趋势，将美国带向族群对抗和文化冲突的深渊。

这种研究路径承袭了20世纪后现代研究文化转向的基本立场，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观念，是富裕资本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反映，但也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的理论窠臼，忽视资本逻辑扩张造成的经济不平等问题。美国当下激烈的社会冲突，既有身份对抗的因素，但更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就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在观察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时，不仅要看到被全球化抛弃的底层劳工的愤怒和绝望，还要看到美国统治集团成员的隐形影响，重新评价特朗普执政四年的施政举措，并对美国未来发展做出新的展望。

▍美国两党的“阶级遗忘史”

“二战”之后的美国两党史，就是不断遗忘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搭建的新政联盟的历史。由于选民结构不同，美国两党采取了不同的转变策略，但最终殊途同归，让当代美国陷入极端不平等的深渊中无法自拔。

美国共和党的战后发展史是不断蜕化为财阀党的历史。“二战”后最初几十年，共和党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对自由市场干预力度较大。但在里根时代之后，美国政府开始放松市场监管，导致财阀集团崛起。财阀集团一方面通过资金扶持和组织建设，发展出繁盛的智库、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和基层组织网络，培育自由市场的思想观念，游说并影响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跟共和党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关系，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之中，让他们充当执行财阀集团利益的代理人。

在纽特·金里奇1995年至1999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期间，财阀集团成功阻击了时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预算计划，尝到了国会斗争的甜头;并在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成功推动减税改革和社会保障私有化。但小布什过度迎合财团的经济政策，也让共和党遭遇了重大政治挫折，导致共和党在2006年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2008年在总统竞选中败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面对失败，共和党非但没有痛定思痛，反而变本加厉，在经济救助、医疗改革等领域拒绝跟奥巴马政府合作，并在2010年和2014年分别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权之后，跟民主党在国会开展斗争。

民主党则从代表劳工阶级的“人民党”向代表职业阶层的“精英党”转变。“二战”之后，美国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商品制造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服务部门就业人口比重增加，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和专业人员成为仅次于半熟练工人的第二大就业集团。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民主党试图摆脱对有组织劳工阶层的过度依赖，通过吸引新兴选民，建设面向未来的新民主。

1968年在总统竞选中失利后，民主党组成麦戈文委员会(McGovern Commission)，试图改善混乱的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民主党根据麦戈文委员会建议，改革党内初选程序，增加透明性，扩大对妇女和少数族裔的代表性，但也开启了以富有的中产专业人士取代劳工阶级的进程。在1972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受到富裕城市中产的青睐，却因为大量蓝领工人选票的流失，败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74年水门事件发生后，大量新生代民主党人涌入国会，他们团结在参议员加里·哈特周围，努力推动民主党向现代技术官僚政党的转型。

吉米·卡特短暂的一届总统任期，以及罗纳德·里根所引发的“里根革命”，强化了民主党告别过去的决心。在1984年输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之后，部分民主党人在1985年成立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他们号称“新民主党人”，指出里根的胜利给民主党发出强烈警告，民主党必须摆脱左倾的竞选路线，向中间靠拢才能赢得选举。1992年比尔·克林顿赢得总统选举，彼时新经济的活力已全面迸发，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强化专家治国，拥抱全球化，成为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唯一选择。奥巴马延续这一路线，最终促成了以劳工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党向以现代技术精英为基础的新民主党的华丽转身。

促成民主党转身的驱动力是优绩主义。它推崇知识，崇尚个人奋斗，主张能者多劳。优绩从业者喜欢捍卫职业自主性，倾向于建立并维护对其专有知识领域的垄断，并据此要求独断的社会权威。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执着于达成共识，厌恶党派偏见，迷恋于追求非政治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些原则发展出的治理模式，通常被称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它主张技术能力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过程应该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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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主张机会平等，鼓吹自我实现，这种自我欣赏的心态，让精英圈子普遍弥漫着自满情绪，认为自己的成就都是应得的。优绩主义鼓励多劳多得，赢者通吃，在无形中加速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并使得精英人士对于不幸的人缺乏同情。这意味着抛弃劳工阶级成为民主党的必然选择。劳工卑微的社会地位，有碍于民主党拥抱新的职业阶层，劳工组织维护社会团结的价值观，与新职业人士追求个人卓越的原则也完全矛盾，这自然成为民主党转型升级急于甩掉的负担。

但跻身职业阶层并不意味着就登上政治权力的顶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名副其实的“主人”。除了少数能够凭借科技知识发家致富的专业人士外，大多数职业阶层都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阶层”，他们忠实地执行资本家的命令，执着于这种职业精神，将其内化为人生信仰。他们云集在华尔街、硅谷等金融和技术中心，玩弄各种复杂的技术行话，开发各种免责条款，为资本家的掠夺性行为提供庇护，并借此积累自己的职业声望。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嵌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据此获得在权力机构中的优越位置，成为美国社会仅次于大资本阶层的第二等级。如果说共和党代表的是凭借财富占据社会等级顶端百分之一位置的财团，那么民主党所争取的就是凭借职业地位成为顶端百分之十的那些人。

由于战后美国普遍富裕的社会形式，两党都遗忘甚至自动放弃阶级议题，也在情理之中。在相对富裕条件下生活的人不关心物质条件，而是关注精神生活，喜欢争辩价值问题，两党斗争的核心自然转向文化领域。民主党开展文化战争的逻辑是追求解放，它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革命的遗产，试图通过激进的文化变革，追求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捍卫少数群体(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移民)利益，从而同时满足专业精英的文化品位和边缘群体的承认诉求。这些努力旨在否定白人种族主义，有其进步性;但在市场逻辑的扭曲下，它蜕变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并由于忽视底层阶级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变得华而不实。

另一面，自从尼克松竞选以来，共和党便不断拉拢那些被民主党抛弃，同时因为社会种族结构和文化变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劳工选民，通过狂热的文化战争弹药吸引他们的选票，试图将共和党打造成“工人阶级政党”。被剥夺感成为滋生阴谋论的土壤。在这些阴谋论中，有权势的自由派精英成为操纵美国的幕后“权势集团”，普通美国人成为遭受不公平迫害的受害者。

共和党不失时机地将民主党人塑造成美国人民的敌人：民主党人在文化信仰和生活品位方面跟普通美国人格格不入，这些人聪明势利，喜欢炫耀，支持共和党的则都是淳朴的手艺人，为自己的家庭和社区默默无闻地奉献;民主党人思想激进，持相对主义价值观，不愿遵从习俗，看不起思想传统、信仰虔诚的美国人;民主党人追求高人一等，喜欢在高档餐厅吃饭，在精致的小商店购物，而不是去诸如沃尔玛、麦当劳这些美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品牌;民主党人没有家国意识，不愿参军保家卫国，而是幻想天下大同，活在普世主义的和平迷梦中;民主党人靠出卖知识为生，不是从事实际社会生产的劳动者，而是依靠吸食普通劳动者成果生存的寄生人群。

然而，遗忘阶级议题，并不意味着阶级问题就自动消失了。美国文化战争异常火热的年代，恰恰是美国贫富分化日益加大的年代，逐渐形成了“上层合作，底层分化”的社会结构。高度一致的经济理念，使得两党精英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盘旋在社会顶层，根据选举形势进行政治投机。

在此之下，则是以技术资本家和专业精英为代表的民主党中层和以制造业、采掘业、大型零售业、食品服务业、大型家族企业为代表的共和党中层，双方尽管有冲突，但在更多时候是合作者。在这之下则是在文化战争中日益撕裂的两个阵营：一个是支持民主党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理念的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另一个是支持共和党社会保守主义和宗教价值观的白人劳工。前者由于同时受到民主党的“赋权”政策和福利政策荫庇，身心尚能得到安顿，唯有白人劳工阶层沦为赤裸裸的牺牲品。而共和党一旦靠白人劳工的选票赢得选举，就会不失时机地推行低工资和放松监管的经济政策，造成对劳工阶层的进一步盘剥，这使得共和党竞选沦为一场对工人阶级造成不可估量伤害的运动。

▍“两个特朗普”的斗争

美国分化的社会结构同时塑造了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体系，两党精英在全球化利益驱动下晋升为世界主义阶层，在他们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成为“世界政府”，一边管理世界财富和人口流动，一边充当“世界警察”，打击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此背景下，凡是阻碍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就成为阻止历史向前发展的障碍，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被作为“合理的差异”纳入世界主义的普遍主义逻辑之中，唯有固守保守文化理念的白人劳工群体，成为美国历史进步必须解决的“遗留问题”。

以此观之，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似乎构成新的历史分界点。特朗普以白人劳工的阶级利益为诉求，引发汹涌的民粹主义浪潮，向两党当权派发起挑战。这驱使坚持旧共识的共和党人发起“永不特朗普”运动(Never Trump movement)，试图联合民主党翻转特朗普主导共和党的情势。这给人一种印象，让人们认为特朗普将引发美国革命，推翻全球主义阶层的统治，再造民族国家，因而成为“重建”总统。但仔细观察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过程，能清楚地发现他其实是一位遵循共和党的历史轨迹竞选和执政的人。他既是民粹主义挑战者，也是当权派的代理人，这种“双重面向”使得他留下了相当复杂的政治遗产。

第一，特朗普是共和党权势集团苦苦寻觅的“局外人”， 他的出现让部分人惊恐的同时，也让更多的富豪捐赠者惊喜。在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输给奥巴马之后，美国商人威廉·李·汉利委托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卡德尔的民意调查员调查共和党候选人表现不佳的原因。卡德尔的民调显示，公众对腐败和贪婪的美国精英极度不满，希望能有局外人出来挑战当权者。2013年，汉利将这些发现告诉了班农和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他们在棕榈滩召开的保守党会议上，决定设立候选人史密斯计划(Candidate Smith project)，沿着美国电影 “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路线寻找美国政治的救世主。

特朗普的出现，尽管引发了共和党内讧，但更多的富豪捐赠者和当权派看到了合作的机会，卡德尔和汉利更断定他就是他们要找的最接近史密斯的人选。特朗普没有里根的乐观精神，但有名望和金钱，懂得如何驾驭金融危机引发的愤怒。在他们的怂恿之下，特朗普被美国富豪阶层接纳，包括默瑟在内的富有捐赠者们蜂拥而至。

由于特朗普的超强人气，共和党的当权派也被迫做出妥协，并寄希望于借助特朗普继续推进党派议程。例如，在特朗普2016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曾尖锐地拒绝支持特朗普，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他在2016年6月3日的推文中写道：“我将投票给特朗普，我相信他会帮助将众议院共和党的议程变成法律。”又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度也表现出拒绝跟特朗普同流合污的态度，但他们的争吵却导致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为了稳住自己的票仓，他很快转变成特朗普在参议院坚定的盟友。特朗普性格古怪，确实不属于资本家青睐的完美人选，但在现实利益面前，他们不介意牺牲自己的道德操守。

特朗普的人事任命显示出他跟美国超级富豪的密切关系。上任之后，特朗普迅速组建起自己的“亿万富翁团队”，首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曾是高盛员工，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则是高盛总裁，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亿万富翁投资者，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是一位亿万富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特朗普的法官遴选取决于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该协会由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一小批保守派法学生在1982年成立，最初目的是抵御高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思想。在会长伦纳德·里奥领导下，会员和经费呈几何式增长，成为美国财团支持保守派法官和法学院、掌控美国司法系统的核心组织。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请求里奥提供一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备选名单，以便他当选总统后从中提名。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扬言要积极配合特朗普，争取在他任期结束前将所有空缺职位都安排上“共和党法官”。截至2020年12月1日，美国参议院已经确认了由特朗普提名的229名联邦序列法官(其中包括3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奥巴马总统两个任期任命的联邦法官数量还要多。

第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延续了共和党当权派的路线，它旨在通过大规模的去规制行动，改变环境政策、劳工政策、医疗保险、金融监管政策等，解除制约美国企业发展的枷锁，刺激经济发展。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曾试图利用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议席的时机，取消奥巴马2010年签署推行的《平价医疗法》(Affordable Care Act)。在特朗普支持下，众议院共和党人在2017年3月20日引入《美国医疗保健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 )。该法案试图废除个人强制医保和雇主强制医保，大幅削减医疗补助保险(medicaid)支出，压缩其适用范围，取消医疗费用的税收抵免，取消对高收入者的部分税收项目，修改投保前健康条件和基本医疗福利的规定。在参议院投票环节，该法案历经多次修正，始终无法达到法定多数，国会共和党人抵制奥巴马医改的努力再次落败。

2017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两院投票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新税法将联邦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到21%;保留7档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但下调了第二、三、四、五、七档的税率，增加标准扣除和家庭税收抵免数额，取消个人豁免额，废除部分分项扣除;将全球征税的属人原则改为属地原则，不再对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征税;并附带废除了《平价医疗法》中的个人强制医保。

特朗普税改的初衷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减轻美国企业和公民税负，推动海外资金回流，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措施也会使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不利于调节收入不平等，进而加剧美国国内贫富分化。除此之外，他还在互联网服务、金融监管、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出台倾向于财团利益的措施。

与此相对应，特朗普所承诺的民粹主义经济举措大多收效甚微。特朗普曾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后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当选后也曾出台一些类似的措施。2017年特朗普曾发布“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行政命令，对雇用外国人进行限制，并收缩了联邦采购的标准，鼓励购买国货。2019年1月，特朗普曾发布行政命令，鼓励公共基础项目中购买使用美国制造的建筑材料。但由于两党在基础设施投资方向和资金投入上存在分歧，特朗普鼓吹的基础设施法案仍然只是构想。

特朗普还曾承诺要加速美国制造业回归。他对通用汽车、哈雷戴维森和开利等公司威逼利诱，仍然无法阻止它们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2017年，特朗普促成威斯康星州与富士康达成协议，共同将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打造成科技制造业基地。根据协议要求，富士康需要在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投资100亿美元兴建液晶显示器工厂，打造一个2000万平方英尺的制造业集群，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以换取30亿美元的税收补贴。但这个被特朗普宣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产业集群，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大的进展。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带来的报复性关税打击，导致美国进出口成本增加，加剧了制造业就业的急剧萎缩。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则成为摧毁复兴美国制造业这一伟大愿景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三，特朗普沿用“文化战争”的做法，强化白人身份政治，对内煽动族群对立，压制少数族裔。身份政治是美国政治的老问题，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少数族裔要求美国主流社会承认群体差异的文化手段，也是左翼开展文化战争的王牌。但时过境迁，随着美国白人群体的日益边缘化，他们也成为“身份政治”权利的主张者，要求日益多元的美国社会承认美国白人的群体权利。

认同问题是价值争议，不像阶级问题那样，通过社会再分配就能解决，强烈的身份政治主张只会回避极端不平等这个根本问题，并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但特朗普并不在意这个问题，而是选择无限放大身份政治的逻辑，激化底层白人的文化焦虑，巩固自己的基本盘。在此过程中，他释放出潜伏在美国社会内部的白人种族主义、文化偏执、反智主义、厌女、千禧年主义的黑暗面，将自己塑造成阻止末世降临，带领群氓拯救美国甚至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将“特朗普主义”宗教化来加深这种反抗的神圣意味。

如上所示，特朗普看似激进的国内举措，不过是遵从美国政治制度惯性，并将它发挥到极致。尽管特朗普也曾做出各种重建努力，但囿于制度约束和各方面掣肘，效果都不理想。于是，特朗普动用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决断权力，改变美国政府国际大战略，否定以自由贸易和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重启大国竞争，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国家间冲突，通过调整国际再分配机制，规避国内再分配改革的挫败。

特朗普反对人员自由流动的开放体系，出台各种措施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在2016年竞选时，他就承诺当选后将在美墨边境建造一堵墙，并让墨西哥支付成本。当选总统后，他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向来自多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发放签证。特朗普曾计划对非法入境移民实行“零容忍”政策，但因为由此导致的家庭分离而被迫中断。他还打算终止童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但该决定因为过于武断在全国引发系列法律诉讼。

特朗普背离美国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大搞保护主义。一方面，对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钢铁、铝产品等多种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破坏跟盟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另一方面，主张更加“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关系，破坏甚至退出多个自贸协定，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以重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此外，特朗普政府阻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选任，致使其无法履行正常工作而“停摆”，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背离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外交立场，在任期内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等国际条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特朗普否定“全球治理”的两党共识，意味着重新调整后冷战以来的大国关系，这要求美国摆脱自己的“霸权”责任，迫使“搭便车”的美国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中国，被重新界定为“侵蚀美国国家利益”的“竞争者”。在美国两党对国内改革议题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引发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威胁，成为转嫁矛盾和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完美挡箭牌。

▍动荡的21世纪20年代?

如上所述，美国的根本问题是长期忽略阶级议题所导致的内外失衡。内部失衡表现为两党精英缺乏经济共识和两党底层的价值观对峙，精英集团不愿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并放任价值观分歧撕裂美国社会。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美国精英集团利益全球化，并与各国上层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将国内的等级体系，扩展为一个全球性等级体系，导致一种伪共和形式的寡头统治的普遍化。

由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铸造的政治经济体系已坚如磐石，撼动它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美国直面挑战的第一步，应是纠正当前过盛的民粹主义话语，意识到需要责备的不是底层民众的歇斯底里，而是美国精英的自私和贪婪。在此背景下，任何严肃的重建，都必须直面阶级议题，以财产再分配为切入点，纠正美国日益寡头化的不平等结构;同时搁置文化战争，修复美国政治的部落主义，塑造共同的美国认同，重新实现内外平衡。

特朗普抓住了时代精神，但囿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惯性和制衡力量，他在经济政策上退回到了传统共和党路线，并将所有责任以“文化战争”和“大国竞争”的方式甩锅给了民主党所代表的全球主义精英和其他大国，从而为沸腾的民意找到了宣泄口。这种行为逻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党竞选和治理思路的延续，“特朗普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极端形态。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下，共和党对于美国民情有了更清楚的掌握，但对于未来的前进方向，党内分歧仍然严重。以参议员汤姆·科顿、参议员乔希·霍利、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小唐纳德·特朗普为首的“残余”势力，试图延续特朗普的激进路线，调动并激化普通美国人对精英的愤怒和深恶痛绝来赢得选举。以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为首的“复辟”势力，则试图将共和党带回代表商业利益的政党，重振里根式自由企业的乐观论调，恢复国际主义和以联盟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拥抱文化多样性和欢迎移民的文化政策。以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美国指南针”智库项目负责人奥伦·卡斯为首的“重组”势力，则试图对共和党的支持势力进行彻底改造，摒弃资本阶层，通过激进的经济政策、强调家庭和社区的社会政策及包容的文化政策，将共和党重组为一个多族群的工人阶级政党。

如果共和党沿着“重组”势力规划的路线前进，那它将和民主党的施政路线高度重合。在2016年大选失败后，民主党也在重新平衡：一方面，将经济放在中心位置，纠正过度精英主义的政党路线，追溯“新政自由主义”的遗产，实现传统民主党人的现代回归;另一方面，抑制党内试图对富人发动“阶级战争”的桑德斯、沃伦等激进派，试图在温和政治的前提下，凝聚党内外共识治愈美国，完善国内治理，重返世界领导者角色，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我们有理由期待，2021年将成为美国两党奔向共同目标的政治竞争的元年，率先做到的党将抢占先机，并决定21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的底色。但我们也有必要保持担忧，如果美国精英不愿意做出牺牲，两党无法和解，20年代的美国将更加动荡，大国冲突也将成为美国转移阶级矛盾的新战场。

来源时间：2021/10/22   发布时间：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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