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成城 王浩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

作者：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内容提要]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尝试推动了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旨在提升联盟内部凝聚力、争取更多盟友参与制衡中国、获取更多国内支持以及提升美国的软实力。拜登政府通过多种路径来实施价值观联盟的战略目标：以价值观为基础，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以价值观为纽带，打造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联盟体系;以价值观为手段，干涉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和污名化;以价值观为动员策略，形成国内合作共识。短期内来看，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盟战略能够以较低成本改善同盟友的关系，在其盟友与中国之间打入楔子，并恢复被特朗普所破坏的部分软实力;然而，长期来看，由于其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无法实现战略聚焦、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等原因，用上述战略框架围堵中国的有效性仍然存疑。

[关键词] 价值观联盟 伪多边主义 拜登政府 中美关系 美国外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不同于特朗普时期的单边路线，而更加倾向于联合更多盟友和伙伴，塑造一个基于西式价值观的同盟体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联盟战略的背景是复杂的，既有应对国内一系列困境的考量，又基于民主党建制派的内外路线传统，还存在国际政治的考虑，包括应对日趋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和修复同盟友的关系。一方面，拜登上台后面临着国内的诸多困境。其一，随着国内政治极化加剧，民主制度不断受到侵蚀，大选期间的混乱和冲击国会山事件则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声望。《经济学人》在2016年对美国的评价从“完全民主”降到“部分民主”，2020年美国的民主指数进一步下降到7.92分，排在韩国、西班牙和法国之后。[1]其二，特朗普政府傲慢和无视他人观点的政策损害了美国价值观的信誉：2020年盖勒普指数显示，仅30%的国家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相较奥巴马时期下降近20%;软实力30指数显示，美国的软实力排名从过去的第一名下滑至第五名。[2]其三，疫情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在2020年一度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同时政治社会高度极化，使得拜登在当选后亟需弥合社会分裂和“治愈美国”。[3]另一方面，民主党建制派一向存在重视价值观的传统，强调盟友在维持美国霸权和实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在对盟友关系上，拜登批评特朗普向盟友征收了“破坏性和鲁莽的关税”，从而损害了美国与其合作伙伴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了其应对“真正经济威胁的能力”。[4]布林肯曾在2016年表示，美国将通过“多边主义”或“新国际主义”路径来管理变化中的全球力量均衡、新兴技术和全球化。[5]拜登竞选团队承诺在上任第一年将“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加强民主机构，诚实地面对国家倒退的挑战，并制定一个共同的议程，以应对共同价值观的威胁。”[6]因此，价值观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目标、路径和影响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观联盟战略”进行评析。

一、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的主要目标

拜登政府推行价值观联盟的战略目标在于以较低的成本来重振美国的全球地位。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中突出价值观因素，除了沿袭民主党一贯的理念偏好外，更有对内动员民众支持、对外拉拢盟友等实际的政策考虑。[7]特朗普时期对内宣扬“让美国再次伟大”、对外强调“美国优先”但却收效甚微，拜登政府不愿意用更多利益让步来拉拢盟友，而是选择了低成本的价值观念为武器，试图让重视民主价值观成为贯穿其内外政策的主线，从而可以将强化联盟、遏制中国、争取国内支持以及提升软实力等目标纳入到上述战略框架之中。

第一，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增加联盟内部凝聚力。价值观联盟有助于减少美国在军费、贸易、反垄断和数字主权等相对高成本问题上对盟友的让步，以较低成本修复同盟友的关系。特朗普政府过度注重贸易不平衡和军费分摊等具体利益，损害了美国同盟友之间的关系。而拜登政府则以价值观为基础，试图借助抗疫、气候等相对软性议题来修复同盟友的关系，并提升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相互依赖程度与协作水平。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扩大与整合现有的联盟网络。美国曾接受英国的建议，试图将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纳入G7体系中，形成所谓的“民主十国集团(D10)”。因为D10提供了一座桥梁，让其欧洲盟友与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亚太大国接触，同时可以将脱欧后的英国锚定在一个更广泛的盟友联盟中，并推进基于共同价值观和规则的体系。[8]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加强现有联盟体系内的合作维度。例如拜登政府试图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打造成一个领域宽泛但不同于传统军事联盟的合作机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表示，四边机制是“四个民主国家在经济、技术、气候和安全等基本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机会”。[9]四边机制旨在加强联盟内部的协作，并将成立关键及新兴技术工作组和气候工作组，加强在稀土问题上的合作，未来会将整体合作拓展到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网络空间、关键技术、反恐、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领域。类似的，美国还推动“五眼联盟”在行动机制上逐步从情报共享向综合政策协调转型，以应对五国一致重视的人权、价值观和安全等问题，并由各国内政、外交、安全等部门主导，推动形成更为全面的政策共识。[10]

第二，迫使盟友减少对华合作并参与遏制中国。对于美国而言，不断崛起的中国在特朗普时期即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但是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对华强硬政策非但没有起效，反而因为过度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损害了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拜登将基于人权等问题建立的联盟视作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这有利于美国重塑从环境到劳工、贸易、技术和透明度等方面的规则，并反应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11]坎贝尔认为，美国的目标并非是建立一个针对所有问题的大联盟，而是寻求建立解决关于特定问题(如贸易、技术、供应链和标准制定)而定制的机制，与盟友在维持地区平衡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12]对于美国的盟友而言，民主价值观涉及到国内“政治正确”问题，以价值观为号召可以让盟友放弃部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考虑，从而在对中俄的问题上更加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采取边缘政策。美国政治评论家安德烈亚斯·克鲁斯(Andreas Kluth)的评论文章也一定程度指出这一战略意图，他认为德国与欧洲必须明白，欧洲与中国存在价值体系的冲突，这使得欧洲“无法再假装中立下去。”[13]

第三，保持内政外交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争取国内中产阶级的支持。对于拜登政府而言，蓝州主要支持者群体更为在意基于规则的公平贸易，而人权、环保、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创新等问题也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和理念。拜登政府认为，中产阶级是国家的脊梁，贸易政策必须壮大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新的和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提高工资和加强社区建设。[14]为此，美国倾向于制定经济全球化新规则，实现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最有利的规则，即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劳工待遇、人权、环境保护以及透明度等标准，从而确保美国中产阶级在对外竞争中获得更多收益。[15]同时，在中产阶级所重视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拜登政府也在加强同其盟友与合作伙伴的联系，推动以“蓝点网络”的进展和原则为基础的B3W计划。未来美国还有几项待通过的法律，推动美国与其价值观联盟的盟友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美国《民主技术伙伴关系法案》将寻求在先进民主国家在标准制定、数据治理、技术转让政策、供应链重组和研发推广等问题上共进退。[16]

第四，提升美国的软实力，确保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根据约瑟夫·奈的理论，提升国家软实力意味着需要其他国家的追随和认同，还需要“富有吸引力的观念，确定政治议程、决定讨论框架的能力，并能够影响他者的偏好”。[17]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将以“榜样为力量”来引领世界，而不仅是以“力量为榜样”。[18]美国在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失败和并在大选中出现严重骚乱，其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拜登政府需要通过以身作则来重塑其政治榜样和“自由灯塔国”的地位，试图在三方面提高软实力。首先，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拜登政府迅速返回了过去被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包括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积极提供对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供给和资金援助。同时拜登上台后立刻返回了《巴黎协定》，并在气候峰会上承诺生产和发展清洁技术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十年内减排一半温室气体。[19]其次，通过提出新的议程，包括进一步依托“蓝点行动”提出全球基础设施新倡议，即B3W计划，推动以价值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再次，通过重新修正部分国际规则来影响他国偏好。例如拜登政府曾经试图与其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制定印太经济体数字贸易协议，该协议可能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规则、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试图以此来遏制中国的潜在影响。[21]

二、拜登政府推进价值观联盟战略的实施路径

拜登政府推进价值观联盟战略的主要实施路径在于以价值观作为工具，多管齐下，推动上述战略目标，通过道德号召力和污名化对手，尝试将自身打造成一个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价值观的正义形象，从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获取西方阵营内部从民众与政府的支持。

第一，以价值观为基础，告别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非求同存异，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而非合作与互利共赢，强调少数国家构成的“小团体”制定的“规则”至上而非国际普遍认可的秩序与规范。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提出以民主联盟、伙伴关系、多边机构和规则为保障，来领导和维持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为此必须与其盟友和伙伴一起振兴世界各地的民主，使其在同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22]

在战略布局上，拜登政府以稳固跨大西洋合作为基础，引导盟友战略聚焦印太地区。首先，在跨大西洋合作问题上，拜登上任之后积极修复和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拜登政府比特朗普要善于利用七国集团和北约这类多边机制来将目标指向中俄，同时又通过宣扬竞争对手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来增加联盟内部凝聚力。在2021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宣言》中，G7重申在支持民主方面的合作，以人权问题为由指责中国的内政，提出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等地缘政治问题的“严重关切”，表态“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的企图”，甚至首次提及台湾问题，“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23]而《北约峰会宣言》更是将中国视作“对《华盛顿条约》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并用“强制政策(coercive policies)”来污名化中国的国内体制，认为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系统性挑战”。[24]其次，在印太地区，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的作用。拜登在胜选不久后与四边机制成员国领导人进行通话时，都在提及共同价值或者民主的同时强调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25]在2021年3月，四边机制发布联合声明提到要“以民主的价值观为基础，努力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健康的地区”，并在具体细节中提到“将继续坚持国际法的优先地位，以应对基于规则的东海和南海海洋秩序所面临的挑战。”[26]声明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上述表述显然是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和威胁。再次，拜登政府谋求更多伙伴或盟友进入印太地区，以形成印太和大西洋地区的联动。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拜登政府试图招募更多的成员进入四边机制，而英国外交大臣表示并不排除加入的可能性。[27]2021年6月，英国宣布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伊丽莎白女王战斗群以及两艘战舰，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部署该打击群将是在“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明，我们相信国际海洋法”。[28]法国同样开始积极参与印太事务。2021年4月法国参与美日澳印在孟加拉湾的海上军事演习，并在5月同日澳在东海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演，上述举动被解读为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29]

第二，以价值观为纽带，打造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联盟体系。为了防止联盟体系被各个击破，拜登政府尝试将联盟拓展到军事之外的领域，尤其包含了经济、科技和卫生领域的合作。首先，在经济领域构建攻守同盟。布林肯提到其同盟策略：“当我们中的一方受到胁迫时，应以盟友的身份作出反应，共同努力确保我们的经济相互之间的一体化程度高于我们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一体化程度，从而减少我们的脆弱性。”[30]例如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纠纷中，美国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声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接受采访时表示，除非中国停止对美国的亲密地区盟友澳大利亚实施经济胁迫，否则美中关系不会改善。[31]其次，在科技和基建领域加强其盟友之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在G7峰会中，美国联合西方国家提出了“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计划，旨在对抗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选择，打算提供数千亿美元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到2035年所需的基础设施。[32]在印太地区，日本和美国将制定指导方针，支持该区域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包括5G无线和氢能源，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关键;而印度也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在非洲、中亚和印太地区共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同中国竞争。[33]再次，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拜登政府呼吁盟友共同参与疫情控制，并通过捐赠疫苗的方式来对冲中国早期输出疫苗而获得的国际影响力。6月13日七国集团领袖达成《卡比斯湾宣言》共识，承诺不仅要为欠发达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来应对当前的危机，而且要保证采取措施减少未来发生全球健康危机的可能性，包括缩短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时间至100天以内，加强全球网络监测和基因组测序能力以及支持改革和加强世界卫生组织。[34]

第三，以价值观为手段干涉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和污名化。拜登当选前即提出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核心而不是边缘，拜登上任后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提出要重振美国的民主，在海外捍卫其价值观，包括联合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打击对自由社会的威胁。[35]在对中国问题上，民主党政府将新疆和香港问题作为主要抓手，以此来打击中国的海外企业和对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在特朗普政府后期，蓬佩奥借助香港和新疆问题对华推动了一系列制裁，而布林克则延续了上述政策。拜登政府以在新疆侵犯人权和实施高科技监控为由，将14家中国公司和实体列入经济黑名单。同时，美参议院通过新法案，规定除非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出示足够证据，否则假定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都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上述严苛的规定相当于禁止进口所有新疆产品。[36]而在香港问题上，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企业和官员的制裁，指责中国导致了香港情况的恶化，对在港美国公司的营商环境发布风险警告，并暗示会有更多后续措施。[37]在对俄国问题上同样如此，拜登一度称普京为“杀手”导致了两国互相撤回大使，在2021年6月的美俄峰会中，拜登仍然用人权问题向俄国发难，威胁如果被监禁的异见人士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死亡，对俄罗斯而言后果将是“毁灭性的”。[38]

第四，以价值观为动员策略，形成国内合作共识。拜登政府通过动员美国的行政、立法以及媒体和民意，以最大程度地推动其价值观联盟外交，由此提升打压作为竞争对手的政策效果。首先，在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加大协同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国会推出《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捍卫美国法案》等一系列涉华法案，以帮助美国在(与中国)围绕意识形态、军事、经济和技术的长期竞争中获胜。[39]其次，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动员手段在议会中获得了诸多鹰派的支持。尤其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获得了人权鹰派、安全鹰派以及贸易鹰派的认同，从而达成部分跨党派共识。部分共和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选择支持拜登政府，例如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但因为认同布林肯在人权问题上的对华强硬立场，而在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其表示“完全的支持”。[40]再次，价值观联盟外交在美国民众当中同样获得众多支持。2021年皮尤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大约89%的成年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支持在人权和经济问题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包括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中48%的受访者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一比例高于2018年的32%。[41]因此在国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盟战略相当于特朗普时期“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升级版，通过从政府到社会的动员提升其对华遏制的执行力和动员力，从而使得政府、国会和民间对华鸽派的声音越发微弱。

三、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的影响

拜登政府推动价值观联盟有助于改变过去美国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的局面，并一定程度重塑美国国内的民主价值观和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但国际政治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占优策略，多数政策都存在两面性，在其产生对美国有利影响的同时也会面临诸多困境和现实因素的制约。

第一，价值观联盟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盟友的矛盾，但仍难以改变其盟友的现实利益选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呼唤价值观的共鸣，减少或搁置同盟友之间的部分纠纷，并将矛盾转到联盟之外，尤其是将矛头对准中国。例如美欧在2021年5月份结束钢材和铝业问题在WTO的争端，理由是“美国和欧盟国家作为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着相似的国家安全利益，双方可以通过合作推动落实更高标准解决共同关切，并对像中国这样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国家进行问责”。[42]此后在6月份的G7峰会和美欧峰会中的诸多细节和相对融洽的气氛中可以看到，美欧之间关系的恢复速度可能要高于外界预期，显然拜登的价值观联盟战略在修复同盟友关系方面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与此同时，价值观联盟仍然面临两方面问题。其一是价值观联盟存在内部矛盾。对于部分民主国家而言，形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会存在彼此间的相对收益不均衡的问题，担忧盟友影响力扩大更快本身就可以成为阻碍价值观联盟的动机。例如英美将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纳入G7形成D10的尝试无果而终，因为其盟友有着各自的利益考虑：德国和意大利担心这可能被视为一个反华联盟，法国对英国倡导的民主联盟持怀疑态度，日本则因历史恩怨对不希望韩国加入该组织。[43]其次是盟友的利益考虑。对于美国的多数盟友和伙伴而言，中国并不是它们最迫切的威胁，相反，它们与中国存在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因此联盟内部会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多数国家倾向于采取相对中立的边缘战略。如在北约内部，对于威胁的认知就存在差异，东欧国家更倾向于认为俄罗斯而非中国是主要威胁，并希望中国在气候等问题上与北约合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同样表达类似立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表达了对美国倡导的数字贸易协议的支持，但同时避免任何将协定将用于对抗中国的说法，而日本和新加坡同样对明显以遏制中国为目的“清洁网络”计划存在疑虑。[44]

第二，价值观联盟战略一定程度迫使了盟友在中美意识形态冲突上站队，但也激化了与其它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价值观联盟战略在其盟友和非西式民主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中欧贸易协定的搁置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联盟战略所引发的结果。欧盟试图采取“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美国政权交接之际，欧盟面临美国压力是最小的，试图尽快达成同中国的贸易协定。[45]但是随着价值观和人权问题带来的冲突，欧盟跟随美国在新疆问题上制裁中国，而中国随后宣布制裁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4个实体进行反制，其中包括议会的人权小组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取消相关制裁为前提才能让贸易协议生效，由此而导致历经7年于2020年底谈判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面临触礁，欧洲议会表示，有关投资协议的任何讨论“都理所当然地因为中国的制裁而被冻结”。[46]可以看到，尽管中欧都了解协议对双方互利共赢的，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一旦涉及到了具体意识形态问题，就很难像达成妥协，并且会外溢到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从而加剧价值观联盟成员同中国的对抗。

另一方面，强调盟友和意识形态的联盟战略也造成了拜登政府很难实质性缓和同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并存在诸多国内政治阻力。例如在对俄关系上，拜登政府一直试图改善过去的敌对状态，采取更加偏向现实主义的政策，但是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对上述战略形成掣肘。拜登政府改变了前两届政府的反对立场，在8月宣布与德国达成协议，允许俄罗斯的“北溪2号”管道完工，但却在国会引发两党的强烈反对。民主党内的鹰派议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表示，这条管道削弱了乌克兰的利益，而这类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对抗俄罗斯的恶意侵略是北约、欧盟所有成员国以及我们在中欧和东欧伙伴的重要国家安全利益”。[47]伊朗问题同样如此，尽管拜登试图恢复同伊朗的谈判，重新回到2015年奥巴马时期所达成的核协议，但由于美国政治中对于伊朗的不信任感，不仅遭到了共和党内的蓬佩奥、卢比奥等人的激烈批评，在国会也同样遭到民主党鹰派议员的质疑，认为其应当加强与盟友合作而非受伊朗政府所设期限的影响。[48]因此可以看到，价值观联盟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浓烈的意识形态降低了部分外交灵活性，从而使其无法集中精力和力量遏制中国。

第三，价值观联盟战略有助于增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道德号召力，但是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受到诸多国内问题的制约。拜登政府试图以低成本的价值观来拉拢盟友的目的，但它给出承担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承诺却是高成本的，因而有短期的软实力提振效果，但长期仍会面临“口惠而实不至”的风险。短期来看，价值观联盟战略对于美国威望的提升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根据皮尤中心在16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民调，多数公众对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看法很低，而拜登和他的几项主要政策举措都得到了强烈的支持：西方各国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正面作用有信心的民众从特朗普后期的17%上升到当前的75%，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民众从特朗普时期的34%上升至当前的62%。[49]但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盟友协商来获得更多影响力的做法并非完全没有代价，因为全球主义和主权至上原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化问题中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国家无法同时完成全球主义、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三个目标。[50]特朗普主义兴起的背后是全球化的不平衡引发了美国国内诸多问题，改变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传统无助于“治愈”美国，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往往意味着部分损失国家利益，并在如下几个方面妨碍其战略的实施。首先是国内财政困境。拜登政府的B3W计划只是为了与“一带一路”竞争，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有可能变成一项公关提议，并且由于过于关注标准、透明度和可持续性，该计划脱离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现实，而这些国家急需资金来建设往往无利可图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51]拜登政府推崇更多的对外医疗援助、加强基础设施建议以及“B3W”计划都需要耗费大量财政。而美国已经面临近1.7万亿的财政赤字，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多次触及债务上限，从而导致美国对外扩张计划缩水。其次是经济滞胀风险。美国当前复苏面临着国内的高通胀和就业问题，当前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没有下降到5%以下水平，与此同时通胀却不断攀升，6月核心CPI同比增长4.5%，创30年新高。而美联储隔夜逆回购操作吸引的现金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其所释放的大量流动性都进入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美国三大股指和楼市不断冲击新高。而在过度的经济刺激之下，伴随着新冠疫情再度反弹，一旦到2021—2022年前后货币政策出现紧缩，美国国内经济可能会出现下行风险，这也会很大程度上牵制拜登政府对外扩张的精力，并需要同中国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再次是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临近。从历史经验来看，执政党有较大概率输掉一院或者两院的控制权，届时被特朗普称作“美国最后(American Last)”部分全球主义的政策会面临来自国会共和党人的巨大阻力。

四、结语

总体来看，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盟战略介于奥巴马式的“伪多边主义”和特朗普式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之间，试图通过在其主要伙伴和盟友之间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民主国家联盟来打击竞争对手，尤其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的冲突意味着国家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这种冲突不仅仅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且不断蔓延到贸易、科技、公共卫生以及基建等领域，从而导致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泛意识形态化，带来更加动荡的国际秩序。短期来看，拜登政府通过全球主义的口号与相对温和的外交手段缓和了同盟友的关系，以价值观为由使盟友在部分议题上被迫在中美之间站队，并形成了国内跨党派共识;但长期而言，时间并不在拜登政府一方，盟友的现实利益考虑、财政赤字和经济滞胀风险以及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可能对其价值观联盟战略形成掣肘，从而令其战略框架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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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10/25   发布时间：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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