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鸿儒/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程健：数字化再现尘封的历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东亚图书馆与中国颇有渊源，也收藏了大量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影音资料。在新冠疫情盛行于美国期间，东亚图书馆仍在积极进行馆藏资料的数字化工作。在这场讲座中，程健与程洪两位东亚图书馆的负责人介绍了数字化的历程与新进展。

本文整理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程健馆长的线上讲座“数字化再现尘封的历史”，文稿经主讲人审定。该讲座由纽约聊斋主办，系“纽约聊斋·云沙龙”系列讲座第14期。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中文部程洪主任评议，美国福坦莫大学洪朝辉教授主持。程健馆长曾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主要编著有《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Film Studies)、《台湾(地区)电影研究书目提要》(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for Taiwan Film Studies)等。程洪主任兼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副主席、候任主席，曾任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主席，主要编著《见证二战：从上海到太平洋战场》、《当代海外中国研究》等，发表中国近现代史、地方志和族谱研究、历史哲学和图书馆理论方面的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程健馆长的《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书影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及东亚图书馆背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教育人才培养的贡献是极大的。哥大校友袁同礼曾担任过北平图书馆馆长，也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他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一书中揭示，1905-1960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为230名中国留学生授予了博士学位证书。唯一超过这个数据的就是伊利诺伊大学，它授予232名中国学生博士学位。但是哥大授予的博士学位更集中于社科人文方面，尤其是它对教育人才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当时是没有其他的大学能够比肩的。除此之外，哥大非常重视中国留学生。在哥大历史上，有两位中国人得到了勋章。第一位是胡适，他在1929年获得了“杰出校友勋章”(University Medal for Excellence)。另一枚珍贵的“汉密尔顿勋章”(Alexander Hamilton Medal)在1949年被授予顾维钧。胡适虽然1917年离开哥大，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1927年正式授予。

哥大东亚图书馆则广为人知，1901年，丁龙捐赠了12000美元给哥大。于是他的雇主，哥大校董卡朋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追加到3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讲席，这也是哥大建立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的讲席教授职位。当时哥大的校长和美国公使、清政府联系，寻求支持建设图书馆，因为当时哥大还没有任何相关图书收藏。李鸿章在去世前4天(1901年11月3日)，同意向哥大捐赠一套武英殿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多卷。1902年这套书到达后，哥大任命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担任第一位丁龙讲席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与文化，同时担任东亚图书馆馆长。此外，2019年10月美国梅隆基金会拿出75万美元，加上哥大追加的120万美元，用于哥大四个特色图书馆——善本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艺术与建筑图书馆(Avery Art & Architectural Library)、东亚图书馆和神学院图书馆(Burke Library at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对其藏品，尤其是声音和影像资源的数字化。这四座图书馆中目前发现21000余种音像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大多使用磁带保存，而磁带会老化，有些甚至会散发醋的气味，这样的藏品已经很危险，可能在5年内完全失效，所以要尽快进行数字化处理。原计划从2019年10月到2021年10月将所有影像资源数字化，但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目前这个项目只进行了约百分之三十。

丁龙

程健馆长介绍了3个关键的图书馆术语——“虚拟阅览室”(virtual reading room)、“口述史元数据同步器”(oral history metadata synchronizer)和“低像素电影流媒体服务”(low pixel steaming service)。其中虚拟阅览室对是数字化人文建设中的概念，可以将音像资源供学者、学生使用。后两个是技术术语：前者是一个开放性同步索引软件，对聆听口述史录音非常关键;后者用于网络流量播放数字化电影资料。

具体收藏案例

第一例是善本手稿图书馆的中国口述史项目收藏，该项目有一则背景资料：该项目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教授与何廉教授负责，于1958年正式启动，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福特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的员工包括具有历史研究学术背景的采访员夏连荫、唐德刚、王明德等人。馆藏口述室史档案照片可见1963年顾维钧向哥大捐赠私人档案，当时还有哥大图书馆总馆长洛格斯登(Richard H. Logsdon)、韦慕廷、唐德刚等。

顾维钧向哥大捐赠私人档案时的照片

口述史项目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哥大自己主持，目前已经完成的16部口述传记。第二部分是1958年胡适引用哥大的标准在台湾地区“中研院”做的37份口述传记手稿。第三部分是1969年克莱蒙研究生院中国传教士口述史项目，共有50名传教士的口述传记，其中包括由哥大口述史办公室采访整理的6名传教士的口述传记。第四部分是1958年到1975年由夏莲荫等人采访的顾维钧口述史。最后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的张学良口述史，共有两份，分别是1990年唐德刚的采访和1991-1995年间张之丙、张之宇的采访。哥大的口述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非常著名，它设立了专门的口述史硕士项目。一直到2000年，当年口述史的标准工作流程是：每1个小时的录音磁带需要用100个小时将它转化为文本，如此一来，文本就是最终的工作成果。录音磁带按照标准并不保存，而且很多磁带在反复播放多次后就无法继续使用。韦慕廷1967年在写给一位参与口述史工作友人的信中就提到，哥大录音磁带并不要求保存，但是会给参与的作者一份。所以现在可能只在这些作者手中还有完整的录音磁带保留。韦慕廷在信中还提到，当初哥大拿到20万美元的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雇用非哥大的教职人员。而所有传主都是免费参与的，这除了他们相信哥大的名誉之外，何廉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华民国的经济部次长，所以获得了众多名人的信任。此外，夏莲荫的国语、英语和上海话水平都很好，也受到了许多民国人物的青睐。数字化使哥大图书馆能够保存并且第一次向世人再现这些已经不为人知的宝贵的音像资源。

目前是数字图书馆修复并推出的10种目前还保存的口述史录音资料。参与者有王正廷、蒋廷黻、左舜生、孔祥熙、蔡增基、陈光甫、何廉、李书华、李宗仁和顾维钧。其中左舜生曾被请到哥大居住一段时间，作为“报酬”。蒋廷黻、何廉、李书华和顾维钧的录音对公众开放，而其余录音对哥大内部师生开放。馆藏口述制史档案照片可见1958年唐德刚、夏莲荫曾去拜访孔祥熙，后者也是口述史项目的首批参与者之一。另外吴国桢，张发奎，陈立夫口述室录音已数字化完毕，目前正在做后期元数据整理，张学良的两份口述史录音也已排入数字化流程。 这四人的口述史录音也会在2021年十月前进入哥大图书馆虚拟阅览室对学者开放使用。

1958年唐德刚、夏莲荫曾去拜访孔祥熙

第二例是数字图书馆修复并推出的翁万戈数字电影资料收藏。2014年，翁万戈捐赠给各大图书馆960余种16毫米的电影胶片。翁万戈不仅是艺术鉴赏家、评论家、收藏家，还是很难得的早期华人电影家。这些电影胶片里包含了112种40-80年代摄制的有关中国城市、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珍贵纪录片资料。其中包括1948年拍摄的“中国大地”系列纪录片，其中的城市包括杭州、南京、北平、天津和翁万戈的家乡常熟。有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拍摄的中国艺术与手工艺纪录片系列，包括皮影、玉雕、民族舞蹈、山水画等题材，其中记录了戴爱莲展示的民族舞蹈等难得一见的珍贵内容。还有1950年代由美国华人银行家李叔明资助拍摄的中国历代艺术纪录片系列。历史方面还有1972-1974年间拍摄的13集中国历史纪录片，1970年在大阪举行世博会时拍摄的中国展有关的纪录片以及二战和二战结束后由美国政府和联合国资助拍摄的和平宣传片等。这些影像目前并不对外开放，因为其版权构成较为复杂。关于1947年摄制的《杨子江边的小城》(A Town by the Yangtze)一片有一个有趣的背景故事：2017年程健馆长去拜访翁万戈，提到其电影已经被数字化时，翁万戈曾当即背诵本片的开头解说词“这是我的小城，我的老家小城。”(This is my town, my old home town.)。 同时这部电影的片头用的是清代王翚的画作《长江万里图》。这是翁万戈的曾祖翁同龢最欣赏的收藏品，后者在1875年的日记中专门记载了花费400金购买此画的事。2018年翁万戈将包括此画在内的183件书画收藏捐赠给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翁氏收藏书画展海报上的《长江万里图》

第三例是数字图书馆修复并推出的70余种柯南收藏中有关于朝鲜战争的数字影像资料。柯南(Theodore Richard Conant)是著名的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其父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柯南于1952年被“联合国韩国重建机构”派往韩国。作为一位电影制作人，他在那里留下了330多卷纪录片电影胶片和录音带。这些胶片作为他个人收藏的一部分捐赠给了哥大东亚图书馆。目前数字图书馆已经完成了其中70余种的数字化并推出。尚未数字化的内容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答辩的录音带等。已经推出的电影中包括柯南与韩国方面联合制作，时长6分钟多的纪录片《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其中有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战争投票的黑白录像片段。他未使用的电影素材还有1953年拍摄于板门店的交换战俘无声彩色录像片段， 以及联合国在战后韩国进行的救济恢复工作的电影记录。

第四例是数字图书馆修复并推出的31部早期中国故事片数字电影资料。这些故事片于1932-1952年间制作，大部分拍摄于上海，也有部分拍摄于香港。这些电影哥大现对全世界开放，其中很多在外界难以看到。如黄佐临1947年拍摄的《假凤虚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译成英文版并准备对外出口的电影。

电影《假凤虚凰》(1947)海报

还有1952年石挥拍摄的《美国之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以美国为故事背景的影片。石辉是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电影家。1957年在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讲述了自上海驶往宁波的客轮在海上惊心动魄的遭遇。之后他由于一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同年搭乘“民主三号”渡轮由上海前往宁波并失踪，于1959年被确认死亡。

电影《美国之窗》(1952)海报

之后，程健馆长结合实际进一步介绍了哥大图书馆虚拟阅览室(http://dlc.library.columbia.edu)，并与观众一起聆听了孔祥熙、李书华和顾维钧的口述史录音，观看了《麦克阿瑟将军》、《板门店》素材、《扬子江边的小城》等影片。之后程洪主任对演讲内容进行了评议。

评议：图书馆资源及其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程洪主任认为，哥大图书馆的资源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即由当事人直接参与或对当时发生事件直接的回忆和记录。哥大的经验有四方面要素值得重视——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投入、图书馆的投入、包括捐赠人在内的社会资源的投入与基金会的投入。这四个要素放在一起才有了哥大图书馆如今的成就。

程洪主任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以下简称“洛杉矶校区”)的电影和电视资料馆是全美第二大电影资料馆，仅次于国会图书馆。但其中收藏的很多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还尚待发掘。这个资料馆原本属于电影学院，后转到图书馆之下。此外，位于洛杉矶的还有全美第三大电影资料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该馆也收藏了与中国近现代相关的资料，例如电影《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Kukan’: The Battle Cry of China)。这部电影记载了中国抗战，尤其是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这是第一部得到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的电影。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在好莱坞电影资料馆还保存了很多。近年来有很多电影领域的学者会来查阅这些资料，但历史领域的学者们还很少利用这些资源的。

电影《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海报

在南加州地区，口述历史的资料也很丰富，比如“美国上海人联谊会”创始人刘冰就与张大千等历史名人有过接触，了解不少民国出版史相关信息。在印缅战场上营救英军的刘放吾，前侍卫长、前上海市市长钱大钧，百岁空军老人张光明等都留有丰富的个人资料。而南加州之外的西海岸地区，口述资料更为丰富。比如，近期出版了《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即是由杜维善口述，复旦大学校友董存发撰稿完成的。

《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杜维善口述历史》书影

从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资料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史料的使用者，与图书馆对资料的考量有不同标准。虽然两者都注重资料的可信度，但是图书馆工作者主要着重于资料来源的可信度，而史学工作者更注重内容的可信度。所以对第一手资料的处理上也有不同的考量方法。程洪教授举了个例子，第一手资料包括历史上产生的既有第一手资料，如档案、报刊等，也包括后期产生的资料，如回忆录、口述历史。口碑资料应该由历史上已经产生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印证。如果无法得到这种印证，则要注明存在哪些有待进一步探索之处。如唐德刚在其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就曾说过，里面的很多内容都还需认证。

《李宗仁回忆录》书影

在《见证二战：从上海到太平洋战场》一书中，曾用过一张驻守上海租界的美国陆战队员隔着苏州河拍下的照片。这张照片从来源来看是可靠的，记录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场景。这位陆战队员的书中还有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是一架飞机被击落。他认为这是一架被美国人打下来的日本飞机。但是这个结论仍需认证。因为无法确定当时在租界和上海周边地区的美军是否有能够把击落飞机的高炮部队，而且当时美国并没有对日本宣战。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这个结论是存疑的。因此，有时第一手资料也需要其他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第一手资料中有的，可以证明，没有的也不能轻易否定。

程洪著《见证二战：从上海到太平洋战场》书影

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曾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但他没有当选。罗斯福总统对他很重视，派他到各国进行访问，帮助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他的行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访问中国。南开大学想要得到其创立者张伯苓在这段访问期间的影像记录，便联系程洪主任，因为在东亚图书馆曾播放威尔基在中国的相关影片。但这段影像属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但是他们在影片中并没有发现威尔基与张伯苓会见的场景。但即使在纪录片中没有，也不能代表这个场景不存在。

精彩的讲座之后是提问环节，程健馆长和程洪主任回答了在场观众提出的如下问题：

Q1：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把原始材料的出处按不同的方式进行记录。那么对于影视资料，是否有统一的记录方式?我想引用其中的观点，又该怎么引用?

程健：目前我们只有这些资料的管理权和对外开放权，但是还没有出版的版权。如最近有一位密歇根大学的学者想要引用翁万戈先生的电影的一部分。他需要取得引用权。我们只能将他介绍给了翁先生的家族。因为每个家族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法律继承人。要经过法律继承人的许可之后才可以正式出版。因为哥大并没有出版的版权。至于引用，在哥大图书馆内部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处理室，可以剪接资料，但是由于版权问题，我们在网络上的虚拟阅览室中去掉了下载功能。具体的引用方法我们还在探索之中。

程洪：我补充一点，刚刚程健兄讲的是图书版没有版权的情况，但有时图书馆拥有版权。如果是图书馆有版权的情况，一般使用者想要在出版物中使用时，需要向图书馆提出申请。有些图书馆会收费，有些不收。如果已经有版权的，引用的方式可以按照《芝加哥手册》等，各个领域有不同，但有时会在后面加一个说明，例如“感谢洛杉矶校区图书馆”(Courtesy of UCLA Library)，这些要根据每个图书馆的规定来。

Q2：我对顾维钧的资料很感兴趣，我曾经在比利时的一个修道院看到了顾维钧写给陆征祥的亲笔信，并取得了其扫描版。我想知道顾维钧在录口述时有没有提到陆征祥?还有您刚才提到顾维钧的口述传记已经出版，请问这是在哪里，用哪个语言出版的?

程健：最后一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我们联系的，他们编译的《顾维钧回忆录》共13卷，这些书也是基于哥大的资料进行编撰的。现在第一批已经数字化了约20万页的资料，已经全部转到了近史所。所以可以在近史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上海图书馆的数据库中看到全部资料。我们手上有原始资料，但是没有处理过。顾先生的档案由于版权问题，应该只能在上述馆内使用。因为原件没有处理过，没法搜索，这个顾先生口述史录音数字化工作刚刚完成并在我们虚拟阅览室对公众开放，但是我们对这有80多小时的录音资源的同步化索引工作尚未完成。顾先生和北洋系的人关系非常好。有一年我和顾先生的法定继承人回北京，很多北洋的后人还来与我们见过面。

Q3：我想请问程馆长哥大数字化的项目中是否包含照片内容?比如中国过去一些古建筑和古城镇如今已经消失了，那么有没有将这些照片数字化?

程健：目前我们的项目全部是音像资料。所以过去的照片，尤其是古建筑的照片我不是很熟悉，可能在哥大的艺术和建筑图书馆会有，但是具体我也不太熟悉。

Q4：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不对外授权的资料都没有对公共开放。只能直接去图书馆查阅，但是疫情期间并不可行。所以有没有通过上海复旦大学或者其他大学进行校际之间的申请，获取登录的可能性?

程健：校际之间的话，目前我们常春藤联盟的学校内部有一个交流计划。我们先在内部共享起来，然后再慢慢开放。但这些最新的资源是我们刚刚拿到钱做出来的，共享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还需要一个过程。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已经将部分翁万戈数字化电影收藏与上海音像档案馆分享供其用作公益学术放映使用。

程洪：我想基本情况就如程健馆长讲的那样，但是每样东西还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图书馆要根据每个资料的版权情况，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这是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应对的。

Q5：我的外祖父是复旦大学校歌的词作者刘大白。另外，我的祖父曾向南开大学捐赠图书馆，所以与张伯苓先生家有非常深的渊源，我相信他们家的后人希望得到程洪先生播放的电影和照片，不知道是否能够与他们分享?

程洪：我说明一下。威尔基和张伯苓的那张照片是来自南开的，他们拿了这张照片来问我，在电影资料里有没有。所以他们应该已经分享这张照片了。电影也是有可能拿到的，这要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直接联系。

Q6：我和我先生对历史都很感兴趣。请问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去哥大或者洛杉矶校区的话，能否查阅这些资料，是否需要填写一个“合理使用”的申请表?

程健：按照美国的标准，哥大作为一个私立学校，没有职责对公众开放。但是您要是来的话，可以先跟我们联系。如果是学者，我们欢迎，我们对全世界学者免费开放。但是图书馆只能“阅”，不能“借”。你提供了研究方向与研究题目之后，我们会发放一张当天的图书馆使用证。

程洪：加利福尼亚大学是公立学校，所以我们对所有人开放，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在图书馆内就可以使用我们所有的书和电子资源，但是资料不可外借。如若外借，则需要办一张借书证，是有费用的，可以借阅。一年有效期，费用大概是80-100美元。可以借阅图书，但是电子资料有版权限制，不能在馆外使用。

来源时间：2021/10/27   发布时间：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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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飞腾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老师在“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亚欧新未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纪要。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此编发，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我主要讲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中美经济脱钩的基本事实，二是历史经验和相关理论，三是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1 中美经济脱钩的基本事实与历史经验

基本事实比较简单。一是在贸易领域中美贸易赤字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在比较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应该说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贸易赤字比重从47%大概降到了30%左右。在技术领域，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对华技术封锁，“小院高墙”态势非常显著。在金融领域，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市值大概是2.2万亿，从特朗普以来，美国多次说要中国企业退市。作为应对措施，最近我们刚刚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来接纳这些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也提出了一些机制，采取规避、不参加甚至否认、对抗的措施，比如不参加亚投行，比如G7通过的“建设更美好世界”对抗我们的“一带一路”。美国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很多讨论，中美脱钩到底能脱到什么程度成为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关于中美脱钩的态势，西方现在一些评论认为是中国主动在脱，而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要双循环。陆克文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从过去两三个月中国国内经济的一些显著的、大范围的变化来看，中国在主动选择脱钩。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要稍微放长远一些，应该参考一些历史经验。第一，从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到基辛格访华之前，中美的贸易基本为0，这是一种很极端的脱钩。第二，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以来，美方要降低日本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占比，最后降到10%左右。第三，冷战后美俄的经贸关系非常不对称，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基本不太重要，占比不到1%;对俄罗斯来讲，美国占比也低于5%，但是这并不妨碍俄罗斯跟欧洲的经贸关系的发展，欧洲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讨论，这三种历史经验有什么样的价值呢?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讨论脱钩的时候，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权力关系决定经贸关系的发展。比如冷战时期的古巴革命以后，古巴的经贸关系从美国全面转向苏联，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讲脱钩，主要是讲两国股票市场的节奏不是并轨的，也就是说中小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可以脱离大国的控制，主要是讲亚洲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的表现上不受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这是经济学界讨论脱钩的含义。

2 中美经济脱钩的程度预判

对于亚太秩序而言，这种两强竞争和经济脱钩，发展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对亚太地区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我主要讲一讲我自己对中国政府的行为的理解。2017年1月初，我们发布了《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经济的架构与安全的架构要相匹配，我觉得跟现在中央反复强调的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非常吻合的，这是我们的经验。比如，在毛主席时代，与美国经济脱钩，实际上安全上也是脱钩的，经济和安全基本是同步进行的;1978年以后，我们在安全上和经济上都是在加速融入美国所主导的秩序。所以我有一个还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基本假设是：经济的战略与安全的战略两者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不可能维持得太久。如果中美经济脱钩前景发展下去，在安全上两国也会严重的对立;反过来也一样。

首先，冷战时代的模式会不会再出现?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不会回到冷战，因为中美竞争比冷战时代更加严酷、全面，不是完全重复冷战。现在的贸易跟50-60年代的贸易是不一样的，当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是一种南北贸易模式，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现在的贸易表现为价值链，主要是零部件的贸易，脱钩起来成本会非常大，完全脱钩难度也很大。所以我的基本判断是，冷战时候脱钩到为零的态势应该不会出现。

第二种前景，中美之间会不会脱钩到1%-5%这样一个程度?参照美俄现在的经贸关系，平均来算大概是2-3%。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在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很强的制造品生产能力;而中国不一样，按照最新的数据，中国目前在全球出口的制成品是2.2万亿美元，美日两国合起来不到中国的2/3。如果要脱钩的话，美国短期内生产制成品的能力没有办法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所以其他国家也不会跟随美日参加这种针对中国的完全脱钩。所以，我觉得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也要比冷战以后美俄的模式要好一些。

会不会发展到80年代以来美日贸易摩擦的状态，脱钩到10%?可能性我觉得也不太大，因为当美日脱到10%后，其实两国经贸关系有一个变化，就是从贸易关系往投资关系上转。而现在中美之间是没有投资协定的，美国也在围堵、排斥中国往美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显著的投资领域从原先的七八十亿下降到现在可能三四十亿，美方的统计数据更剧烈一些，因为美方还统计中国大陆之外去的投资，包括从欧洲、加勒比的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去的，因此下降幅度更大一些。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太可能往美日、美德模式发展。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形态，中美未来的经济关系可能是一种局部性的相互依赖，亚洲的其他经济体则会分别与中美挂钩。最近杨洁篪主任去瑞士跟美国人见了个面，从全球舆论的反馈看，其效果并不如预期得那么好。美方还在重复今年上半年的基调，说要形成一种“有管理的战略竞争”，不要冲突，但是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10月初，美国贸易代表虽然表示要跟中国进行对话，对某些产品进行关税排除，但总体上没有降低加征的25%关税。我们不赞同美方用“竞争”来界定中美关系的属性，但是事情不会完全按照我们单方面所设想的方向前进。

3 中美经济关系变化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

所以中美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像冷战模式那样的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局部性的相互依赖。这是什么含义?对亚太地区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显著、最关键的是，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的关系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以来，我们明确制定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在经济上我们有另外一个词：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在1985年美日贸易摩擦、达成广场协议、日元升值以后，实施的一种融入战略，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是非常紧密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美摩擦以后，实际上中国的中高端技术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日本。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日本会不会加入美国的对华技术封锁?现在日方也在讨论是不是也制定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清单。

从日本当前政局的变化看，我感觉日本会继续加强对我们的高技术封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剧烈变化。在高技术领域，我国除了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之外，国际合作依然必不可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含义之一是国内国际相互促进，未来韩国是中国进行高技术合作的重要对象。按照最新的统计，其实韩国的技术水平并不比日本差多少，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工业绩效指数看，韩国也非常强，我们应当改变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认为韩国在技术等级上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看法，尤其在半导体领域。

第二，是不是美国的其他盟友或伙伴，会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因为如果美国往高技术领域升级，那么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转移产业的机会逐步减少，剩下来比较适合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二三十年来很多人所说的微笑曲线可能会断裂，可能会分成几节。

第三，美国也是亚太国家，中美摩擦会对亚太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美国往高技术进一步提升，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衰落，美国会进一步的金融化，国内形势会更动荡，世界形势也会更动荡，货币危机会加剧。第三世界如果要规避这种危机，只有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出口原材料的发展模式特别容易受到美元体系的影响，特别容易被发达国家剥削。第三世界要摆脱这种发展模式及其带来的风险、危机，只有进一步加强跟中国的紧密合作，未来它们与人民币挂钩的相关经济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是我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的一个粗浅认识和理解。

来源时间：2021/10/26   发布时间：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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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最近两天，台湾议题成为舆论场关注的焦点，这和美国搬弄是非脱不开干系，美方机构和个人频繁跳出来指手画脚，看似“力挺台湾”，实则打着自己的算盘。

先看看美国方面是什么人在叫嚣。谭主经过详细检索分析发现与台湾问题最为相关的四类主要机构，分别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美国国防部、美国情报机构。四部门最近频频发声，甚至把美国国内对台湾问题的搜索热度，炒到了近年来的最高值。四种声音看起来沸反盈天，却掩盖不住背后的套路和各方的真实心思。

国务院：做姿态

美国国务院，是外交部涉台问答中提及次数最多的美国机构。在对台问题上，它历来前后不一。刚说完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又对中国军队正当合法战备巡航指手画脚，要求中方“停止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摆足了姿态。但用约瑟夫·奈的话说，美国无法遏制中国，只能通过塑造环境来“限制”中国——常常把“中国威胁”挂在嘴边，姿态还是要做做的，毕竟美国想要拉拢的盟友们都看着呢。

国会：戴高帽

国会搭台，两党议员轮番登场，发起各种法案“关心”台湾。习惯站在道德高地的民主党，扯着人权的“虎皮”;时刻强调“美国优先”的共和党，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动过嘴皮子，台湾被“戴了高帽”，沾沾自喜。而议员们，得了大把钞票。汤姆·蒂凡尼、凯·格兰杰，几个在台湾问题上摇旗呐喊的议员，竞选过程中，都拿到了军火商的钱。拿了多少，美国无党派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网站都有，可以去看。今年以来，60多份和台湾问题相关的法案，看起来不少，但有下文的，不到十分之一。毕竟，买卖需要赚吆喝。但，也只是吆喝。

国防部：帮搭腔

国会老爷张张嘴，美国大兵跑断腿。最近，为了配合国会，国防部就台湾问题的强硬表述不少。表述归表述，心底里，比起外敌，美军更要防的，是口无遮拦的国会议员。美军的心思很明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主动给中方打了两通电话，既害怕掌控核按钮的总统“发疯”，又要担心国会议员“抽风”。但他们也不得不附和，毕竟，军费有多少，国防预算授权法案说了算，要想拿钱，还得巴结攥着立法权的国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等，基本都是奥巴马时期的老人。那几年，美国在削减军费。这么多年过去，不想再过苦日子的军官们，职务越升越高，伸手要钱的本事也越来越炉火纯青，美军对台问题的附和声，也一直没断。

情报部门：装糊涂

吵闹多了，需要“冷静”。本应跳脱政治闹剧的，是情报部门。几天前，美国前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警告，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起冲突，无异于自杀。几个月前，他还发表了一篇叫做《美国可以成功地保卫台湾对抗大陆——但这只能在梦里》的文章。实话，只有卸任才能说，毕竟，在其位谋其政，最近，中情局又揣着明白装糊涂，给出13万美元的年薪，招聘会说闽南语的特工。针对的意味不言而喻。只是，梦终究会醒，糊涂，也会装不下去。

美国四个部门的声音，表面上看都是针对台湾的，但背后各怀鬼胎，且不说是否真的有胆魄为挺台湾付诸行动，首先，这些部门能不能达成共识都是问题，毕竟，它们发声的目的和代表的利益都不一样：有的是卖吆喝赚面子、有的是卖力气挣票子、有的是卖腔调钻空子、有的是卖糊涂保位子。表态也只是为自己捞取资本和利益的手段，台湾也不过是一个筹码。

而对于台湾问题，无论美方内部发出多少种声音，中国的立场，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声音，也只有一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中国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来源时间：2021/10/26   发布时间：2021/10/25

旧文章ID：26301

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最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又成了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关键词。

50年前的今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同时，美国的“台湾牌”也落了空。

50年前，美国利用台湾议题，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后，美国仍然想用这一议题，遏制中国。

最近，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拥有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国会“保卫”台湾。话音刚落，紧张得白宫官员立刻找到多家媒体澄清，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更尴尬的是，美媒还扒出了拜登在20年前反驳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美国要保卫台湾”说法的文章——拜登不仅被美国官员打脸，还被20年前的自己打脸。

时间在变，但美国政客借用台湾议题，遏华制华的心态，从未发生变化。

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始终无法逃避一个现实——正如美国无法阻挡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一样，美国，更不可能阻挡中国统一的进程。

是牌，终究就会有不好使的那一天。

无中生有

1950年1月19日，时任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何时将非法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

这两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立刻。按照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可是解答这个问题，却已经到了20年之后。在中间横插一道的，就是美国打出的“台湾牌”。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议题，原本是个伪命题。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记录，1947年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倾向不干预原则。这种趋势在1949年后变得更为明显。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美国在台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他判断，在大陆发生的溃败，会在台湾重演。

所以，美国必须“放弃”台湾。

扭转美国外交政策的，是一帮国会议员，其中一位，叫作周以德。他是美国最早打“台湾牌”的政客之一，也是美国操弄台湾议题的始作俑者。

他凭借一张嘴，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周以德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原名叫作沃尔特·贾德。他曾作为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呆过10年，才会有了一个中国名字。

对于中国的看法，周以德和拿破仑的预言有同感——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全世界将为之震动。

那就索性，别让其醒来。带着这样的想法，周以德一直希望美国政府加大对亚洲事务的干预，“改造”中国。

和周以德持有一样想法的，还有他的好友亨利·卢斯。亨利·卢斯在中国呆了14年，和周以德一样，他对中国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加强了他想要按照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愿望。

亨利·卢斯最早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他坚信，中国会成为“美国世纪”的一部分，他甚至提出过“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中国最崇拜和相信美国人民”这种可笑的论调。他还声称，中国能给美国带来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回报。

所以，当美国政府提出“马歇尔计划”，要将重心转向欧洲时，周以德和亨利·卢斯决定，打“台湾牌”。

在这一过程中，亨利·卢斯的另一个身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是《时代》的创刊人。那时，《时代》几乎所有的对华报道，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一件事：

周以德，是最了解中国的现任美国官员。

要知道，《时代》面向的，都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美国社会，都有一定的地位。在这样的灌输下，周以德的地位逐步上升，到后来，甚至被称为“国会里唯一的中国通”，几乎所有的涉华问题，都要请他出面。

周以德用这样的影响力，不断地向杜鲁门政府施压。他多次表示，美国政府现在实施的外交政策，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需要重视台湾，需要真正研究中国的人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个人，我周以德，当仁不让。

就这样，每提一次台湾，周以德的政治地位便高上一分。短短几年时间，他从一名政治素人，隐隐变成了众议院的意见领袖。甚至和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都搭上了关系。

麦克阿瑟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过一份备忘录，其中就提到：冷战背景下，台湾对于新中国的意义，等同于一艘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

这份报告，又将台湾的“政治意义”提高不少。背后，同样有着周以德的“功劳”。

说白了，作为美国“最懂中国”的议员，只有台湾的“战略意义”越重要，只有美国将目光放在亚洲，周以德的政治生涯才会越长，政治地位才会越高。他和台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周以德把这样的想法，贯穿于对华问题的方方面面。

1950年，联合国大会上开始讨论是否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这让周以德很焦虑：

合法席位只有一个，新中国进，周以德“支持”的台湾势必就要被剥夺席位。那台湾的“政治地位”，就会急速下降。周以德最大的政治资本，不保。

他纠集上百名两院议员，以提出决议案或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施加影响。在他的带领下，1950年6月、11月，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修正案。

以周以德为首的美国议员甚至威胁联合国，如果恢复新中国的代表权，那美国就会在下一财政年度中停付会费，或者，他们将竭尽全力使美国退出联合国。

所以说，千万不要对美国拖欠会费、动辄退群的行为感到诧异，这些手段，都是前几任美国政客玩剩下的。

为了极力延续台湾在联合国的不合法地位，周以德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叫作“百万委员会”的组织——号称有100万美国人签名，反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周以德无中生有，利用“台湾牌”，破坏了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契机。

美国政府，真的准备介入台湾问题么?

美国自己心里清楚，台湾这张牌，算不上底牌。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新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会上，伍修权驳斥了美国设置的台湾议题，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表明了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出尔反尔

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终于在1971年10月25日来临。那天，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这也宣告着，美国打“台湾牌”的失败。

得知这一消息后，早在1963年就落选众议员的周以德，立刻又跳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自由中国委员会”。此前，他的那些围堵中国的陈词滥调，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说到底，当时打“台湾牌”，获利更多的，还是他这位“中国通”。但一个人的声量，终究还是太小。

但他的成功，让美国政客看到了台湾问题的“价值”。而他的失败，也让美国政客们明白，想要打“台湾牌”，就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自由中国委员会”中，一名叫作杰西·赫尔姆斯的议员，吸取了周以德的经验，跳了出来。

赫尔姆斯看清了当下的局势，再像周以德一样，说一些围堵中国的陈词滥调，靠“台湾牌”博取政治资本，已经不大现实。与其这样，不如把台湾问题当作一场生意。毕竟，论生意，赫尔姆斯是在行的。

他和周以德一样，都是出身草根。踏入政界，也是机缘巧合——赫尔姆斯本来在当地媒体工作，参议员看上了他的文字能力，便邀请赫尔姆斯为其做竞选宣传。

尽管起点低，但赫尔姆斯的升迁速度，可一点都不慢。他的秘诀，就是花钱。

1984年，赫尔姆斯在连任竞选中，花掉1650万美元，这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参议院竞选活动。要知道，即便是在20多年后，竞选一个美国参议员的平均花费，也不过740万美元——不到赫尔姆斯的一半。

就连英国《卫报》都听过他的名声，称他开启了美国“大规模后门政治捐款”的时代。

赫尔姆斯的钱，来自哪儿?

赫尔姆斯从政之前，曾是烟草广播网的新闻节目主任。而他在参议院的第一个任期，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农业委员会——美国的烟草种植政策，由这一委员会制定。而美国的烟草游说集团，自然也会攀着“老熟人”。

在顺利当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后，赫尔姆斯又把目光，放在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

国内问题能谋利，台湾问题，自然也可以。不过在这之前，他需要一个帮手。

1999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了《台湾海峡安全情势报告》。洋洋洒洒几万字，核心，只有一句话，“军力失衡”。很明显，这场“生意”，美国军方，也想做。

两个月后，赫尔姆斯就炮制出《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企图为建立和扩大美台直接的军事联系提供所谓法律依据。尽管这一法案没有被通过，但赫尔姆斯的“诚意”，军方已经看到。

之后，赫尔姆斯又公开支持小布什政府对台军售。

《卫报》曾经对赫尔姆斯就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后的政策作过总结，其中就提到一条规律，赫尔姆斯反对几乎所有军备控制措施。

毕竟，军方吃肉，赫尔姆斯能喝汤。

在赫尔姆斯的老家北卡罗来纳州温盖特市，有一家古董店。这家古董店被买下，翻新成了杰西·赫尔姆斯中心——当你准备对赫尔姆斯提出的政策表示“赞赏”时，就可以给这个中心捐款。

即便是在赫尔姆斯退休之际，他想要在家乡修建一个私人博物馆时，还能收到数十万美元的资助。

尝到甜头的赫尔姆斯，在有关“支持”台湾的议案上，不论是法案、预算案、决议案，总是一马当先，表示支持。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所谓“中国对台军事威胁”。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一直想同台湾做军火生意的美国军方，可能是最不希望台湾局势恶化的美国利益集团。

2001年，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访问中国，特别强调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这一传统，20年后，都没变过。

为了避免总统引发同中国的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两度主动秘密致电中方，保证美国政府是稳定的，美国不会采取对抗性的行动。

他甚至还承诺，如果美方发起进攻，会提前电话通知中方。

马克·米利的担忧很简单，当越来越多的政客，都想打“台湾牌”时，这张牌，就再无价值可言。

这些无法达成共识，却又各怀鬼胎的美国政客，也让人们越发看清美国“保卫台湾”的本质。

2001年6月，赫尔姆斯卸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接任他的，是一名民主党人。名字叫作乔·拜登。

在这之前，拜登将赫尔姆斯称为自己政治生涯的“克星”——拜登带头推动了参议院批准《防化学武器公约》，赫尔姆斯表示强烈反对;拜登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赫尔姆斯利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联合国施压，拒缴会费。

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台湾问题上。

赫尔姆斯炮制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听证会上，拜登在场，他的意见是，反对。在发言中，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个法案非常不合时宜，美中关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于台湾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缓和，而不是加热。”

解决分歧，而不是激化矛盾，这是参议员拜登，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所以，2001年4月，当刚刚当选的小布什回答，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时，拜登特意在《华盛顿邮报》公开发文，反驳了小布什的说法。

四个月后，拜登访问中国。那天下午，面对着200多名复旦师生，拜登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他还提到，随着经贸合作的扩大，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有相当大的可能得到解决。

但20年后的现实却是，面对前任政府破坏中美经贸合作、强行施加的关税，美国总统拜登几乎无动于衷。并且，拜登还声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一改20年前的说法。

就职后的拜登，和他昔日的“克星”赫尔姆斯一样，打起了“台湾牌”——终究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他的身边，同样站着一群拥趸。

“自由中国委员会”创始人名单中，有一人，叫作戈德华特。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一位“戈德华特女孩”，她的名字，叫希拉里·克林顿。和赫尔姆斯在国会针锋相对，但在涉华议题上，却和赫尔姆斯保持一致，靠台湾议题上位的，还有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南希·佩洛西。

每一代美国政客里，总会出现那么几个想打“台湾牌”的。所谓台湾问题，只是美国设置出来的议题，背后，都是政客为自己捞取资本和利益的手段。

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这张牌，到了该作废的时候了。

来源时间：2021/10/26   发布时间：2021/10/25

旧文章ID：26300

作者：魏开星  来源：三策智库

现阶段的中美关系，是否已从拜登上台后的前九个月双方紧绷状态往和缓局面过渡?

若回答“是”，理由是中美双方涉外代表进行了几次接触与会谈——从阿拉斯加的争锋相对，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中国天津，再到本月6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的密谈。尤其是最近的这次，无论从会谈的气氛及会后释放出的信息，都给外界予两国有意展开高层会晤的期待。

若回答“否”，理据也很充分。近期美国反华的言行，与几个月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无聊的“以反华为己任”的政客像卢比奥之流就不说了，就是美方行政部门官员——从总统到驻外代表也“口无遮拦”。其一，美国、法国等43个国家本月21日在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政策，重复“逾百万人遭任意拘留”的弥天大谎，重弹“新疆人权问题”的老调。其二，候任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国会听证时，对其即将赴任的国家大肆攻击，声称中国是“最危险的对手”。其三，21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于马里兰州大城巴尔的摩(Baltimore)举行的“镇民大会”活动上，总统拜登被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大学生问到是否保卫台湾时，随即以两个“yes”肯定回答。

白宫团队为中美元首线上会谈做准备

值此美国上下对华“嘴炮”火力全开之际，消息人士却指出，华盛顿希望在11月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线上会议，而白宫官员目前正在为此做准备。

中美元首将在今年底前实现一次视像会谈，是杨洁篪与沙利文苏黎世会晤的成果之一。尽管美方对此向外宣扬较为高调，而中方始终较为谨慎。假如中美双方团队都往两国最高领导举行线上会议做准备的话，美方眼下的一系列“反华”动作，可理解为：一方面，谈之前再给中国下马威，为高层会议尽量多地获取筹码。另一方面，因期望缓和两国关係，该说的“丑话”在方便说的时候尽量都说了。此时不说，等关系趋缓了或许就不方便说了;同时，向中国示强也给盟友有个交代。

美方在经贸领域更有求于中方?

从中美双方对于元首视像会谈的急切性判断，似乎美方更在乎这样的线上会谈。美方急于与中方展开高峰会谈，必定是在重要领域更加有求于中方，据说主要在于要求中方尽速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购买美国产品的指标，及不要抛售美国国债。对于前者，根据美国非营利无党派两大智库之一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按照协议推算，从美方公布的数据看，2021年前八月，中国应向美国购买1,130亿美元的产品，但实际仅购买706亿美元，完成度为62%。分产品检视，农产品为完成度相对高的项目，前八个月购买量达2021年目标的89%，工业产品完成度61%，能源产品完成度最低，仅达到42%。

而抛售美国国债方面，10月18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8月大幅减持213亿美元至1.047万亿美元，仍为美国第二大债权国。除今年7月小幅增持64亿美元至1.0683万亿美元，此前中国已连续四个月减持美债。当被问及抛售美国国债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本月22日表示，外储对于美国国债的投资是市场行为。

拜登口头答应“保卫台湾”又如何?

回到拜登回答美国大学生关于保卫台湾的问题，有说法称此为这位年近80岁的总统的又一次“口误”。因拜登公开场合叫错人名、说错话屡见不鲜，故被视为另一次“脑子短路”也不奇怪。可是，笔者宁可不往这方面去解读，并相信拜登是有备而来。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或正在放弃对台“模糊政策”?事实应该是恰恰相反。

拜登本人主动谈到对台政策已多次，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通话后，强调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其他美国官员在谈到相关问题上，大体都将一中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并列，就连伯恩斯在国会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宣称“我们的责任是让台湾成为一个难以敲开的坚果(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Taiwan a tough nut to crack)”之后，还得强调“美国将会持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还有，在拜登连说两个“Yes”之后，白宫官员立即“补锅”：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22日到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时重申，美国坚持一中政策;但也如同历届政府一样，会继续提供台湾所需的自卫能力。凡此种种，就是美国对台政策模糊化的表现方式。

中美元首视像会议 台湾是必谈议题

既然中美元首将举行视像会谈，台湾问题就是必谈议题之一;既然美方更有求于中方，美方必定在中方的重大利益关切方面，要再次承诺，这里面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国再次正式确认遵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否则，中方现阶段没必要配合美方上演“元首视像会谈”这样的戏码。而一旦拜登在全世界面前再次做了这种的声明，还能再挺台吗?

基于上述认识，“台独”分子就不该因拜登的一两个“Yes”而欣喜若狂。美国语境中的“协防台湾”套路很深，即便说明“军事上保卫台湾”，其中也还有很多具体内容待明确。正如台湾前外事部门负责人程建人接受某电台採访时所指出的，“怎么防卫台湾?派兵?派军舰?派空军还是怎样?有相当尺度的弹性。”即使美方白字黑字的在对台协议上写明确了——这是不可能的，到战争爆发的那一刻，美国不出兵，台湾又能拿美国怎么样?

美国及其联军在阿富汗扶持当地政府20年，还不是说走就走?阿富汗几十万政府军一夜之间呈鸟兽散，傀儡总统加尼带头逃跑，塔利班轻易重掌政权，阿富汗一朝回到20年前，最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加尼在美国培植下当了几年总统，没少吃香喝辣，潜逃时还携带巨款。这样的领导人仅仅是美国的代理人，对阿富汗根本谈不上有担当。一些协助美军工作的人及阿富汗前政府人员也都获得提前遣散并安置在临近国家，部分还获接纳移民美国本土，以免受塔利班的“迫害”。可是，绝大多数的阿富汗民众呢?有的只好赶到机场，尽力爬上美军飞机，期间还会遭受不测;有的还可能遭美军误炸;有的还遭到恐怖组织自杀式炸弹袭击波及，并误中美军的枪子。

对于此次拜登“保卫台湾”的肯定答复，台湾官方反应还算理性，所谓“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进”。或许，台湾当局听这样的“坚如磐石”的承诺太多了，心中不免产生疑虑并不敢相信。

(作者是香港资深媒体人)

来源时间：2021/10/26   发布时间：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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