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默  来源：澎湃新闻

过往美国政治思想领域的研究通常倾向于认为，尽管美国建国时代也遗留下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奴隶制，闹到后来要通过内战方式以解决，但一般而言，对此时代的描述倾向于正面，甚至可以说是倾向于铺陈、描摹其所谓“旭日初升，朝气蓬勃，其道大光”的一面。尤其是围绕着美国宪法及宪政秩序的基本建立，学者们更是毫不吝惜溢美与渲染之辞。然而，最近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政治学系的Dennis C. Rasmussen教授出版的新著《忧心太阳落下来：美国建国一代的失望、幻灭及醒悟》(Fears of a Setting Sun: The Disillusionment of America’s Founde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却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向读者们展示了美国建国时代的若干忧虑远景，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持有悲观看法的，并非只是立场倾向于草根阶层的、反对1787-1788年基本宪政秩序的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而已，实际上，当时美国最主流的政治精英(且归属于不同党派)，包括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亚当斯(John Adams)和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等都对美国作为一个新成立国家的发展前景表示了极度的担忧。也就是说，Rasmussen教授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生于忧患之中”的美国。

按照Rasmussen教授的研究，今日之普遍美国人对其建国者所留下的基本宪政秩序和共和体制都仍颇有崇敬之情，然而，这些体制的初创者们却实际不甚有信心，尤其是在他们生命的暮年时段里，他们普遍对美国前景甚感忧虑、担心和悲观。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认为美国的宪政实践基本是完全失败的，也很难存续长久。他们并不讳言这样的看法，时常在各种私人书信里出现(在他们的公开演讲里则相对出现较少一些)。Rasmussen教授仔细记述了不同创建者所持的不同理路脉络的忧思(尽管最后大都殊途而同归)。在党派立场上相对最为中立的华盛顿对美国党争的愈演愈烈感到失望透顶，汉密尔顿一直忧心的是联邦层级中央政府手中权力过弱，亚当斯担心人民中普遍丧失了最可宝贵的公共美德(civic virtue)，杰弗逊作为蓄奴主，则担心奴隶制的散播最终会使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趋于白热化。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忧虑与失望到他们已近晚年时才产生，汉密尔顿和亚当斯则在更为年轻时就已萌生了相关的情绪。在Rasmussen教授看来，唯一相对而言对美国政治前景比较乐观、也较有信心的体制创建者，就是麦迪逊(James Madison)[1]，在这方面麦迪逊迥异于他的同侪们的看法。Rasmussen教授的潜台词对美国今日之前景还是颇有信心的，因为他明确说美国建国时遇到的问题很可能比今日所面临的更大，而当年主流的领军创建者们的抱怨和失望也很可能比今日美国精英界的幻灭感和不安感来的更深。不过，Rasmussen教授基本没有正面讨论当代美国政治里经济不平等因素的侵入效应(当然，这方面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不特别严重)，因此，他也许多少有点过于乐观。

按Rasmussen教授提供的解释，麦迪逊之所以对美国发展的前景信心比其他主要领导者来得都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并不太寄希望于政治来达成他之所愿，寄望较少，失望自然也较少。他既不像华盛顿那样寄望于人民都能有觉悟超越于党派歧见之上，也不像亚当斯那样期待人民普遍都能放弃其一己之私利，而追求公义(和公益)的实现，他既不像汉密尔顿那样期待美国能获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量，进而称雄国际舞台，也不像杰弗逊那样过度寄望于(主要植根于南方的)地方层级上的自耕农民能运用其农业美德有效实现更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此外，麦迪逊是这些创建者中最后逝世的，他的较晚离世也让他看到了更多当时美国的发展，因此信心也相对较强一些。我猜想，作为同时拥有直接参与制宪和直接参与1800年后所谓“弗吉尼亚王朝”运转经验的重要人物，麦迪逊在个人政治运途上一直较为顺遂，可能也是他心态相对比较“阳光”的一个潜在理由。

Rasmussen教授所指出的其中一点是很深刻的，即，美国体制的精英阶层创建者们对其手创的宪政秩序并不持无条件崇拜(uncritical reverence)的态度，这一点正好和今日美国保守派将建国一代无限神化的做法互为相反。Rasmussen教授非常直白地说，绝大多数美国创建者都对1787-1788形成的宪政秩序不太满意，而且他们的不满意往往都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不断增长，于是到他们各自去世时，多数人都对国家前景感到十分黯淡。

Rasmussen教授还颇富深思地指出，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国建国者们的悲观感与今日之美国毫无任何关联。实际上，华盛顿所忧心的党争，正对应着当代美国的剧烈政治极化现象，亚当斯所忧心的民众缺乏公共精神，在今日美国亦属广泛现象，杰弗逊所向往的田园诗般独立自耕农式生活早被剧烈的资本主义化和都市化冲刷洗去(Rasmussen教授似乎较少谈到白人大种植园主和黑人奴隶问题，其实这方面遗留的种族主义问题更为显著昭然)，汉密尔顿的强力联邦政府方案某种程度上则正孕育着今日“帝王式总统体制”的潜在危机[2]。在早期创建者的忧虑与渴望，和今日美国面临的一系列实际政治问题之间，似乎仍有某种远远的关联。

至于麦迪逊是否真的那么特殊，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比如我的业师Jeremy D. Bailey教授就认为1800年之后，麦迪逊与杰弗逊其实基本立场较为趋近于彼此[3], 而且Bailey教授还曾指出，就连麦迪逊自己，其实也对美国宪法体制有不少不满和忧虑之处。另外，有一点Rasmussen教授明显没有充分顾及的就是，今日美国的很多问题都绝对不是固守麦迪逊式“乐观主义”路线就能解决的。比如，Donald F. Kettl 在2020年的研究就直指麦迪逊所倡导主推的试图调和中央与各州关系的联邦主义格局已不再适用于今日美国，因为各州之间呈现的不平等性已趋于极其深化[4]。又如，美国法学家Eric Posner认为在当代美国社会，麦迪逊主义式的宪政秩序必然要成为历史的陈迹[5]。麦迪逊式宪政秩序的两大主轴——完全守法的行政部门和专事立法，法皆出自其门下的国会均已消散，界限不再清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受法律框架严格约束的行政部门，这种变动基本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再如，Stephen L. Elkin的研究告诉我们，麦迪逊所主要依赖的上流有产阶层早已变得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力，而且又过于关心一己私利，无视公益，麦迪逊式的平衡型体系制度已不能完美地适用于今日美国之情势[6]。

总而言之，从“生于忧患”这个特殊视角来重看美国建国历程及其早期政治理念论争史，还真是一种颇有新意的尝试。此书亦是Rasmussen教授继2017年休谟与亚当斯密研究(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David Hume, Adam Smith, and the Friendship That Shaped Modern Though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后的又一力著。

注释：

[1] 关于麦迪逊，可参阅李海默：《杰弗逊与麦迪逊的不同理路》，刊于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2016-10-03

[2] 参阅李海默：《杰弗逊眼中的总统权力》，刊于 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2016-07-18 ;李海默：《特朗普说美国总统想干嘛就干嘛，假如汉密尔顿复生会怎么看?》，刊于 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2020-07-08

[3] Jeremy D. Bailey: James Madison and Constitutional Imperfec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Donald F. Kettl: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5] 参阅Eric A. Posner, Adrian Vermeule: The Executive Unbound: After the Madisonian Republ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Stephen L. Elkin: Reconstructing the Commercial Republic: Constitutional Design after Madi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来源时间：2021/10/14   发布时间：2021/10/11

旧文章ID：26197

作者：文/Robert L. Tsai；Mary Ziegler；译/龚思量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9月1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一部禁止堕胎的法律开始生效，该法律禁止女性在怀孕6周后堕胎。同时，民众可以主动举报起诉协助或者教唆女性堕胎的人，以获取高额的赏金。对于支持反堕胎法案的共和党官员而言，通过赋予公民上诉的权力以及设立高昂的赏金，可以使得州政府在逃避“违宪”指控的同时，对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进行攻击。然而，早在1705年，拥有奴隶的各州就颁布了法律，鼓励社区成员抓捕逃跑的奴隶，并对赏金猎人的努力给予奖赏。这样的做法对黑人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各州相继推出不同的法案，保护人们免受赏金猎人的伤害。而在今天，相似的情况可能会再次上演，面对赏金猎人的围追堵截，堕胎权的拥护者将采取怎样的行动?针锋相对的团体之间的冲突是否会愈演愈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断言，由保守州制定的法律将对生殖权利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Robert L. Tsai是波士顿大学的法学教授;作者Mary Ziegler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暂时维持了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案的通过(SB 8)。该法规定，任何人如果起诉“提供堕胎服务者”或“在约怀孕第六周后(许多女性在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怀孕)协助或教唆堕胎者”，即可获得至少1万美元的奖励。第一个寻求赏金者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重罪犯，目前他已经起诉了一名承认违反法律的来自圣安东尼奥的医生。第二个诉讼是由芝加哥的一名男子提起的，旨在挑战该法律的合宪性。

赏金法案的故事要从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这名千禧一代说起，他在得克萨斯州朗维奥(Longview)的一个小型教会担任牧师。得克萨斯州已经颁布了几十项对堕胎的渐进式限制，但迪克森越来越觉得，等待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是徒劳无功的。2019年，迪克森来到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镇瓦斯科姆(Waskom)，说服市长和市议会在其管辖范围内禁止堕胎。问题是，除了瓦斯科姆甚至没有诊所这一事实外，迪克森的计划违反了宪法，宪法保护人们在胎儿存活之前选择堕胎的权利，迪克森的计划也迫使市议会承担责任。他给州参议员布莱恩·休斯(Bryan Hughes)发短信征求意见，休斯则向前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乔纳森·米切尔(Jonathan Mitchell)咨询建议。

休斯和米切尔提出了一个“优雅”但令人不安的解决方案：城市官员不必强制执行任何事情，普通公民将被要求去做这项工作。从瓦斯科姆开始，反堕胎“生命庇护所城市”的新奇想法从该州开始向各州传播。9月1日，随着得克萨斯州的反堕胎法案的签署，它成为了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并成为了全国性新闻。

尽管赏金法很新颖，且迄今为止是得克萨斯州独有的，但类似的民事执法制度有着更黑暗和复杂的历史。乍看之下，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制度类似于过去将“宪法价值”和“重要社会政策的执行私有化”的努力——比如允许公民起诉政府官员的民权法，以及允许公民识别从“腐败”或“浪费”中获得个人利益的反欺诈法。但在得克萨斯州，赏金法起到了调解反堕胎运动中更加激进派别和主流派别之间分歧的作用。赏金代表了将旧法律机制重新用于保守目的行为，但它也让人联想到“将州法律的执行私有化”这一更令人不安的尝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像“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这样的反堕胎组织一直在谴责他们所认为的，“依赖立法和司法任命来创造社会变革”这一低效且懦弱的行为。这些激进分子包围诊所，轰炸设施并破坏财产。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和保罗·希尔(Paul Hill)等极端分子的行为困扰着美国的堕胎政治，同时损害了反堕胎运动的形象。前者在停车场向一名医生的背部开枪;后者则谋杀了一名医生并走向刑场，并反复强调该行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作为20世纪80到90年代反堕胎运动的决定性力量，“救援行动” 的成员没有公开支持暴力，但却在美国各地的诊所采取了积极的封锁战术，并自豪地记录了他们遭到的、数以千计的逮捕。另一方面，该组织中的一些人，如诊所炸弹袭击者的妻子杰恩·布雷(Jayne Bray)，确实认为暴力是合理的。

1994年，国会通过了《进入诊所自由法案》(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Act)，对那些使用武力或公民抗命来阻止病人和医生进入堕胎诊所者施以严厉惩罚。由于选民们反对这种策略，针对反堕胎行为的法律惩罚日益增多，“救援行动”成了一个空壳，但完全禁止堕胎的诱惑并未消失。在过去的十年里，新一代的绝对主义者开始将自己描述为废除主义者，将自己与十八和十九世纪激进的反奴隶制活动家进行比较，并认为现在就是结束所有堕胎的时候。“当你称自己‘支持生命’时，你是在让人们知道你对堕胎的看法，”一个废除主义者网站解释说，“当你称自己为废除主义者时，你是在告诉他们你的目标是什么。”然而，一些废除主义者的好战性使反堕胎运动建制派的行动变得更为复杂，他们需要依靠法官和政治家来改变法律。

2019年，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一些法案针对“在胚胎表现出‘心脏活动’的六周后进行堕胎的行为”进行定罪。尽管这些法案看起来很极端，但它们只是半途而废的折中措施，旨在赢得一些废除主义者的支持并在法庭上站稳脚跟。在得克萨斯州，六周的禁令最终既无法满足担心昂贵法律损失的渐进主义者，也无法满足那些“拒绝容忍合法堕胎的可能性”的废除主义者。

正是在这个时候，迪克森、休斯和米切尔开始探索全州的赏金法案如何能实现六周禁令未能实现的目标：赏金法案将成为这一运动的民粹派和希望说服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精英律师之间的桥梁。但米切尔和休斯知道，他们的项目受到最高法院判例的影响，宪法规定的个人自主权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目前必须得到尊重。

而赏金法案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休斯和米切尔借鉴了他们之前在所谓的“拯救Chick-fil-A”法律上的工作，该法律在2020年成为了全国的头条新闻。由于Chick-fil-A餐厅的所有者曾向有反LGBTQ记录的慈善机构捐款，该公司在圣安东尼奥机场的供应商资格遭到了取消，这让两人都感到震惊。休斯和米切尔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政府基于某人的成员资格、附属关系或对宗教组织的捐赠而对该州的任何人采取“不利行为”。 但是，休斯不相信政府会执行他的法案;毕竟，是进步的市政官员将Chick-fil-A排除在外。相反，为了执行“拯救Chick-fil-A”的法律，任何受到违规威胁的公民都有权去法庭上诉，如果他们赢了，他们的律师费将得到支付。

因此，休斯和米切尔构想了一项全州范围内的，关于堕胎的赏金法案，该法案也可以规避政府中的进步成员。2019年，民主党占多数的城市的检察官宣布，他们将不会执行他们认为侵犯了罗诉韦德案判决的法律。但在赏金法案的执行模式下，公民可以介入违规行为。

此举利用了法官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限制了人们何时可以发起上诉以阻止违宪行为，因为得克萨斯州可以辩称没有州官员参与执行禁令。最高法院相信了这一论点，五位大法官选择让该法律生效。现在，正如许多专家担心的那样，州外的赏金猎人们已经开始涌向得克萨斯州的法院。

在休斯和米切尔看来，赏金法案的好处更大。它可以为一个庞大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执行机制，因为管辖区缺乏资源或知识来识别每一个越过州界进行堕胎或在线购买堕胎药物的人。同时，这也与一个人们熟悉的法律问题息息相关，即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威慑制度?

当他们谈到赏金时，休斯和米切尔希望这个数字越高越好：金额越大，起诉的人就越多，防止的堕胎就越多。这些奖金将资助反堕胎运动，即使这些赏金有可能使那些提供堕胎服务或帮助他人获得非法堕胎的人破产。胜诉的原告不仅可以从赏金中分得一杯羹，而且他们的律师费(很容易膨胀到数十万美元)将由败诉的被告支付。另一方面，那些被起诉的人始终需要支付自己的律师费。

有了赏金法案，基层活动人士就可以有效地禁止堕胎，他们不必直接攻击孕妇，而是针对堕胎提供者和帮助人们进行堕胎的组织和志愿者网络。现在，那些想自己动手的废除主义者不仅可以亲自参与，还可以因为他们造成的麻烦领取奖励。与此同时，支持该运动的律师则可以在法庭上取得胜利。对于不愿意支持私刑暴力的主流保守派来说，赏金制度可以让他们保持清白，并声称自己在遵守宪法。

运动领袖们有理由希望该法律能够得到维护、复制，最终甚至被视为主流。这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者认为赏金条款在法律上是合理的。纵观美国历史，从普通法中的公益代位(qui tam)法规到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曾有过许多将“宪法原则”或“重要社会特权”的执行私有化的努力。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法官为这种授权创造了一个著名的短语：公民正在充当“私人检察长”。

公元695年，在英国，最早的此类规定之一是，告发他人违反安息日规定者可获得违规者的一半罚款以及其在安息日工作所获得的任何利润。反对堕胎的人试图通过由公民发起的诉讼，效仿告密者“代表国王”起诉的传统。同样，内战期间颁布的联邦《虚假索赔法》(False Claims Act)对指控政府欺诈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并将诉讼中获得的部分赔偿金作为奖励。在这种情况下，该法律有一个明确的进步目标——阻止腐败;但在这里，诉讼当事人与诉讼对象的唯一联系是诉讼所带来的公共利益。

有点讽刺的是，德州法律中的费用转移条款也反映了民权法规中的情况。事实证明，它在吸引愿意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建立一群经验丰富的公益律师、迫使被告解决案件并同意改变他们的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价值。而得克萨斯州希望从该计划中为其反堕胎政策争取到类似的好处。

尽管得克萨斯州诉诸于私有化，但州法律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碰撞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得克萨斯州授权公民起诉第三方是为了维护该州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因为公民在堕胎中的个人利害关系或代表胎儿(胎儿不享有宪法权利)。法律制度并不是单独通过私人行动来运作的，而是通过书本上的法律、私人情报和监督以及法庭上的法律的结合来发挥作用。赏金法可能会模糊政府的作用，但它们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州在试图逃避法律责任的同时，最终决定了政策。

赏金制度的历史还表明，由国家资助但私有化的监视和告密活动无法将争端局限在受控制的法院，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冲突。早在1705年，拥有奴隶的各州就颁布了法律，鼓励社区成员抓捕逃跑的奴隶，并对赏金猎人的努力给予奖赏。弗吉尼亚州向任何在离主人家或住处10英里以外的地方抓获逃跑的仆人或奴隶的人提供200磅烟草的奖励;向在距上诉位置5到10英里内抓获逃跑的仆人或奴隶者提供100磅烟草的奖励。1715年，马里兰州也效仿该行为，同样以烟草作为奖励。

到了十九世纪，赏金是以现金支付的。181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凡是抓到试图越过波托马克河的奴隶者可获得20美元，在更远的州，如特拉华州或纽约州抓到奴隶可获得50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园主感到被废奴主义情绪所包围，并越来越依赖私人执法，与武装废奴主义团体的对抗也不断升级，经常出现暴力冲突。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奴隶制的各州成功地在1850年联邦《逃亡奴隶法》中加入了赏金条款。

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发现，社会控制取决于良好的情报。立法机关于 1856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承诺只要他们提供的信息“导致另一个参与帮助逃犯的自由白人被定罪”，提供信息的“任何自由白人”都能获得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6000美元)的巨额奖金。

与以前的赏金不同，得克萨斯州的法律没有授权使用武力。从形式上看，它试图利用公民的私人行动并将其引入诉讼。但它的权限：不涉及企业行为或环境政策，而是人们关于自己身体的私密决定，引起了人们对法律支持下的、极端社会控制措施的担忧。至少在这方面，得克萨斯州的法律最终可能会催生一个类似于启用奴隶赏金制度的监视网络：不仅有成群的捕奴者和雇佣兵，还有有组织的看守人和监视当地社区的独狼。

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法律不被废除或推翻，更多的私人和团体将成为执法体制中的代理人。这些堕胎监督人员将监视人们的行动，自封的公民执法者可能会为难以获得的医疗信息和私人通信提供二阶奖励，这些信息现在将成为法庭上的相关证据。就像雇佣兵曾经雇佣侦探和雇人来获取信息一样，现在的监视者也可能转向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来收集提起诉讼所需的信息。

艾伦·布雷德(Alan Braid)医生目前面临的案件是简单的，因为他公开承认违反了反堕胎法，但更棘手的案件即将出现。非常有可能的是，孕妇亲密圈子里的某人可能成为线人，从而引发一连串可怕的事件。即使寻求堕胎的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她几乎肯定会被迫作证。亲人、朋友、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同事除了面临法律风险外，还可能面临类似的创伤。

从《逃亡奴隶法》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这种私人制度非常容易出错，而且会遭到滥用。黑人的法律地位经常被误解，自由公民一直被非法绑架。但另一个教训是，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反应：像纽约这样的非蓄奴州因此颁布了旨在解救被绑架并卖为奴隶的自由人的法律。如果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学到什么，那就是各州限制堕胎权的创新可能会促使其他州制定法律，保护人们免受赏金猎人的伤害，特别是考虑到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可能允许其他州的公民就得克萨斯州病人的堕胎问题提起起诉。如果这种态势得以确立，在没有最高法院指导的真空状态下，我们将看到复杂而相互竞争的制度来管理妇女的身体和权利。堕胎监督员的出现还可能导致秘密团体的扩散，这些组织旨在帮助病人、羞辱赏金猎人，并挫败反堕胎的州，从而加剧在这个问题上的私人冲突。

牧师马克·李·迪克森(Mark Lee Dixon)最终认为，他激发的法案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美国思想。他把赏金法案比作油炸泡菜，这是他居住的德州的一种美味：一开始看起来很奇怪，但最终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赏金长期以来一直交织在美国法律的结构中，如果得克萨斯州和其他考虑采取类似策略的州对此有任何意见，那些法律将塑造生殖权利的未来。

来源时间：2021/10/14   发布时间：2021/10/12

旧文章ID：26196

作者：石靖 王思羽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美俄关于驱逐外交官的消息见诸各大媒体，受众一方面极为关注两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动向，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经习惯于美俄关系龃龉的常态。

事件发端于10月5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发布在网络上(个人网站、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公开信，声称俄罗斯方面若不同意美国驻俄罗斯使馆扩员，美国就应当驱逐300名俄罗斯外交官进行报复。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回应称，美国部分参议员有关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威胁只会招致俄方关闭所有美国驻俄使领馆。

如同外界对美俄关系当前状态的复合观感，新常态下的美俄外交实践也一直存在与“口水战”相对的“面对面”外交，作为重要的保全性牵制力量保障大国关系不触碰原则底线。

“外交战”的另一面

不论是作为局内人的政治参与者，还是距离美俄竞合或远或近的局外人，对于美俄关系的定义不论如何推陈出新，因利益分歧导致的原则性矛盾始终作为美俄关系中决定性的短板。美俄关系处于低位的时间阶段已持续多年，其中时常发生的“外交战”可算得上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直以来，隔空对垒的美俄双方不断释放强硬表态，制裁则作为实质性限制措施对双边关系造成实质性破坏，而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就包括撤销领事馆、以及多轮因“对等性原则”提出的削减外交人员。不出意外，本轮外交龃龉虽提出具有视觉冲击的威胁言辞，但内容并未体现新意，所释放的政治辞令目前也仅作为威胁表态。

事实上，多位美国参议员的措辞向俄罗斯、也向外界传达出了明晰的信号，即受前一阶段美俄在外交领域的实质性伤害影响，美国需要扭转在俄外交人员数量有限的困境。虽然给出的强硬威胁以驱逐300名俄罗斯驻美外交官作为筹码，但是起草公开信的当事者应当十分清楚美俄关系的严重困境。

回顾今年以来的美俄外交领域争端，华盛顿通常作为主动一方招致莫斯科的对等反制。在收到措辞严厉的挑衅性威胁之后，俄罗斯外交部的回应称“将300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只会招致俄方关闭所有美国驻俄使领馆。”消息还指出，当前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并不足300人，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有人期望“达到关闭俄驻美使馆目的”，他们应当意识到所要承担的责任。

据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6日通话，发布的消息指出，双方商议内容为恢复全面落实伊朗核协议，也包括双边议程中的迫切问题。很显然，没有完全公布的信息是值得外界琢磨的内容，毕竟美俄双边关系议程中的重要信息和突发内容是全天候的。

有意思的是，在曝出所谓“外交战”的新闻之后，美国方面对俄罗斯的“缓和”举动却接踵而至。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的俄罗斯《新报》总编辑穆拉托夫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祝贺。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纽兰访问莫斯科的信息得到俄罗斯外交部的确认。此前，在相关传闻出现后有媒体指出，纽兰名列俄罗斯政府黑名单当中，是被禁止入境的，但关于其出访莫斯科的问题正在通过双边外交渠道进行磋商。将上述一系列美俄关系的细节整合在一起审视，所谓外交战另一面的运作就显而易见了。

美俄的“稳定器”

美俄关系备受关注，细微变动就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测的连带影响。自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呈现出一再探底的趋势，裂痕之深令外界已习惯了火药味弥漫的气氛：似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并不会有起色，但也不至于挑战临界点。事实上，涉事双方都不愿与对方爆发冲突，因为可能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另外一方遭受的少。在当前复杂问题充斥的国际局势中，俄美现阶段都希望能够把握住更多的稳定和可控因素，相反制造问题的下场极大可能也会是自己的“如意算盘”反使己方遭到悲惨“算计”。

就这组关系中的角色而言，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丰富外交实践的大国，有关对手的了解也都具备深厚积淀。正因为双方战略竞争的稳定持久存在，涉及应对危机局势、运筹使自身处于优势地位的外交策略都属于处理与对方关系中的重要核心内容。

从国家利益分歧以及传统外交实践积淀等角度来看，尽管当下的美俄两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体现出差异性特点，但双方都坚持将带有挑战性的实践限制在有限范围：一面展现出基于国家利益差异的龃龉状态，这符合当前美俄关系运转的逻辑;另一面则是双方在创造阐述分歧的沟通场合，限制大国关系可能遭遇的危险性振幅。

在国际社会常态交流、人员自由流动未受到新冠疫情流行影响之前，美俄领导人的有限接触的场合就已转到第三国，“面对面”的契机通常与一系列多边组织会议绑定。2020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会晤，直到今年6月拜登与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则被暂且称为后疫情时代美俄元首互动的新特点。其实，关于所谓在中立国开展外交实践对于美、俄两国而言均不是新事物，苏联后期的多次领导人峰会仍然是美苏外交史中的经典案例。时至今日，外界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得到更多关于大国互动的逻辑思考，即“中立国外交”可被解读为美俄关系仍处于低谷，两国因利益分歧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都不愿意承担爆发高烈度冲突而招致的代价。因而可以理解为，俄美关系的动态演进是龃龉呈现与外交缓和共同组成。

9月2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芬兰进行会晤。闭门会议的内容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所透露出的信息涉及讨论改善两国沟通的努力以及如何减少潜在的风险因素。作为承办地的芬兰方面未派代表出席会议，而主角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切实围绕“增加沟通和降低风险”开展工作。

9月30日，美俄第二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外交官会谈主要围绕军备控制以及降低冲突风险。据悉，美俄双方在会谈中试图解决包括核武器、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分歧，除裁军问题外，讨论的话题还涉及新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针对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无法弥合的状况，双方决定成立专家工作组——未来军备控制原则和目标工作组，以及具有战略影响能力和行动工作组。首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于7月28日举行，截至目前两轮对话均是依照今年6月俄美领导人日内瓦峰会所达成共识组织的。

自6月美俄两国元首在日内瓦会晤之后，双方有关部门至今遵循会谈共识持续进行后续工作。在第三国开展外交实践印证了当前大国外交的理性内核，这些安排正是为因国家利益分歧可能无限扩大而特别设计的“稳定器”，为大国关系在有限范围内波动但不致引发脱轨代价持续工作。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来源时间：2021/10/14   发布时间：2021/10/12

旧文章ID：26194

作者：高见高论  来源：高见高论

台湾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在“双十节”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公然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狂妄地声称“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并公然对外宣示其坚持推进“台独”的狼子野心。蔡英文的讲话试图颠倒是非，把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原因归咎于其所谓的大陆军事“入侵”。

实际上，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在美国等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积极推进“台独”。面对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危及到其世界霸权的主要战略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人尝试了多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无论是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组建四国集团围堵中国，拉拢盟友共同遏制中国，还是通过在涉及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深度介入来干扰中国的发展，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台湾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美国遏制和干扰中国发展的最后一张“大牌”。

近年来，美国不仅向台湾出售大量的进攻性武器，而且还为台湾所谓“重返”国际社会摇旗呐喊。但美国总体上是在不停试探“一个中国”的底线，一边声称要“保卫”台湾，但又从来不明确是否会派遣军队“保护”台湾。美国历届政府利用这种“战略模糊”来为自己介入台湾问题制造幌子。随着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各种牌都已打出且没有多少效果，台湾就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后一张“大牌”。

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紧张，成为美国强化支持台湾举措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借其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打着帮助台湾加强对抗大陆的能力的幌子，加强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近期，美国政府官员不仅声称美国已经向台湾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台湾“军队”已达一年之久，还曝出台湾“陆军司令”徐衍璞率团访美与军方高层密会的消息。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试图借助中美矛盾激化的所谓“历史机遇”，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试图依靠美国的影响和力量，通过在岛内的政治操弄不断推进“台独”的进度，扩大“据统谋独”的空间。蔡英文近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台湾处在“民主防线最前沿”，试图把其推进“台独”和大陆“反台独”的斗争，塑造为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的一部分。蔡英文算盘打得很精，试图把“台独”捆绑成为西方民主的一部分，以此争取更多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同情”，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形成所谓事实上的“国家地位”。

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做法也使得西方一些国际战略研究人员认识到危险性。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认为，在台海关系中“没有什么绝缘的东西，一旦发生摩擦就会引发异一场火灾。”美国印太司令部情报总监斯图德曼曾表示，台湾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是否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美国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惊人进步。纽约时报称，自2018年以来，在美国军方组织的军事推演中，美国多次输给了代表假想敌的中国。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则针对模拟的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发表评论时表示，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也就可能会坚持两三天。台湾所谓“国防部长”邱国正则表示，大陆已经具备阻碍美国增援部队到来的能力，台海形势是40年来最为严峻的时候，2025年解放军将具备以最低成本全面“攻台”的能力。

台湾当局高估了自己在美国眼中的地位和影响，高估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意志和决心，而美国高估了自己可以“保卫”台湾的能力。美国第七舰队前司令托马斯说，在保卫台湾的问题上，很难想象美国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更难想象美国愿意让美国的年轻人为保卫台湾而丧失生命。

更为致命的是美国和台湾当局都低估了北京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台湾的勇气和决心，低估了大陆十四亿民众支持政府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的强烈愿望。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今年以来的三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了反对“台独”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熟悉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人都很清楚，最高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事情从来都不是放空炮。在大陆，在用何种方式收复台湾的问题上，十四亿大陆民众中的绝大多数看到美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深度介入台湾事务，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尽快解决台湾的回归问题。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足够军事能力解决台湾问题，对台湾地区的攻击已经具备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美国现在仍然自大地认为可以阻止大陆收复台湾，但实际上其军事能力和优势已经不足以支撑起美国的这一目标。上文所说的三个高估和两个低估，加之美国一贯的狂妄自大，很有可能让美国做出历史性的误判。

必须看到，台湾的“台独”势力叫嚣“互不隶属”也是有着相对广泛的“民意基础”，尽管这种“民意基础”是民进党等“台独”势力二十多年来一直愚弄宣传的结果，但现实就是台湾岛内社会中青代基本上对“中国认同”已没有太多的感受，更多的是“台湾认同”。这种现象也使得民进党等“台独”势力野心膨胀，以为自己掌握了台湾岛内“社会民意”，在岛内推动“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更加的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这也加速了台湾社会“民意”不认可“一个中国”的基础快速流失!“台独”势力现在实际上是通过拖延时间，来强化岛内社会的“去中国化”趋势。对此，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靠我们政府和军方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就能约束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做法!

实际上，台湾民进党等“台独”骨干分子们现在之所以积极推动“台独”，很大程度上带有“赌一把”的心理。从蔡英文的讲话里也可以看出，她对台海局势加剧带来的巨大风险是有清楚的认知的。她们之所以敢“赌”，一是因为他们在赌大陆还在评估如果使用武力收复台湾的代价，赌大陆还没有做好武力收复台湾的充分准备。二是因为退路早就准备好了。这些“台独”骨干分子们早已利用执政地位捞够了将来在西方国家自由自在生活的费用，即便“赌”输了，大不了他们可以举家搬迁到美国，申请到美国到政治避难，然后继续过舒服的生活。

“台独”骨干分子们这种能够在事败后仍能到美西方国家安然生活的“相对安全感”，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愿意铤而走险赌一把“大的”。但是台海局势紧张乃至最后发展到军事冲突，受到最大伤害的却都是台湾岛内普通民众。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既可怜又可恨，可怜是因为他们用选票把民进党送上了执政地位而把自己推上了“炮灰”的位置，可恨是因为他们被民进党洗脑后积极支持民进党的“台独”举措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毁掉自己的生活。

台湾岛内民众实际上现在的信息来源并不多，民进党当局深谙信息控制之道，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网军，能够自如地通过新媒体来误导舆论，塑造对其有利的无论氛围。可以说，民进党为民众谋福利并不怎么样，但是对于信息的控制却非常老道有效。经过民进党20多年的持续洗脑，台湾岛内新一代民众对“中国”是没有概念的，对于支持台独的危害性根本就没有思考过。他们接触的信息大多是民进党利用网军和控制的传统媒体灌输给他们的，岛内老百姓根本也不知道大陆是怎么看待“台独”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采用武力方式收复台湾的!

岛内民众的狭窄认知，再加上民进党当局有意识地塑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仇视和对立，这就很容易造成台湾民众根本不会想到其对民进党的支持会造成何等危险的后果。台湾岛内民众认为“理所当然”的对民进党“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举措的支持，其实完全是超出了大陆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客观地说，尽管很少人相信战争即将来临，但现在台海局势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争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的危险阶段。中国大陆坚定的表示，只要和平统一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大陆良好的愿望并不感冒，而是继续挟洋自重“拒统谋独”。美国和台湾当局如果不改变当下的危险举措，必将会给地区和平和岛内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

来源时间：2021/10/13   发布时间：2021/10/13

旧文章ID：26193

作者：高剑波、胡启月、刘彬、钟飞腾、陈定定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来国庆祝贺。与前三年蓬佩奥的致辞相比，今年布林肯增加了“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内容。各界关注的是：美国说辞“反复横跳”背后，其战略到底有多大延续性?自我国新任驻美大使上任后，美方的对抗语气似有略降，这是否意味着两国关系迎来缓和转机?

“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拜登执政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是美国主流政治精英思考中国问题时的基调与共识。鉴于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国家和国际秩序主导者，无论我们的意愿如何，中国都将不得不面对这场竞争。至于能否在竞争中继续自身发展，能否将竞争引到良性方向，则部分取决于我们能否客观全面地认识美国的政策、战略与行事逻辑。

舆论风向的变化对分析中美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高剑波教授团队深挖近30余年国际媒体数据，通过构建“双边关系指数”，定量定性地刻画了中美关系的“质变”过程。这里“质变”是指“美国通过联合多方势力实施全球战略布局，以遏制中国崛起”。研究发现，两国的舆论冲突在2010年后显著上升了一个台阶，且在随后7年里，始终维持这一状态。2015-2017年，中美合作态势已降了一个台阶。特朗普执政前，美国对中方更多的是外交层面的战略谋划。特朗普执政4年中，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制定了更详细的应对方案，并打破了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接触战略说法，从战略和战术上主动出击打压中国。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了吗? 基于海量媒体数据的定量考察

▍导言

2021年1月20日，在选举争议和冲击国会事件的喧嚣中，拜登正式宣誓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3月3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发表首份演讲，将中国视作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同一天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也持同一论调。自2020年美国大选时，就有许多学者开始讨论拜登如果上台，华盛顿方面在对华政策上会有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又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尘埃落定的此刻，国内学界关于两国关系未来的猜测似乎都已走向不容乐观，“脱钩”“持久博弈”“竞争”的声音不绝于耳。至今唯一尚未达成共识的是中美关系是否有了质变，若有，质变自何时而始?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演化及如何应对。

自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及背后强大的鹰派团队，通过贸易战将中美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轨道，因此，很多学者认为2017年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关键节点。但除少数学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关系已开始发生质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并未发生质变，或离质变仅“一步之遥”，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目前来看，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在改变对中美关系的预期。但正是在现实事件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还掌握得不够充分。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很多决策者和学者之所以对特朗普领导下的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产生重大误判，是分析方法出了问题，过分看重关键决策者，排除了美国整个官僚系统、政府以及各个层面人物的影响。因而，在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考时，更要注意全面准确地分析中美关系事实性的变化。

为精确把握上述问题，首先须明确界定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含义。尽管近年来关于中美关系是否发生质变的讨论甚多，但鲜有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质变”给出明确的界定。鉴于此，本文将中美关系的“质变”定义为：“美国通过联合多方势力实施全球战略布局，以遏制中国崛起”。此定义主要强调了两点：1.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对其造成了巨大威胁;2. 美方意识到仅凭一国之力不足以遏制中方的发展，需联合多方势力。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对中美关系进行可靠的判断，定量和定性分析必须融合。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包含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外交、法律、教育、科技、文化、民意等各种信息的数据库。本文认为，能够恰当地反映各个方面信息的单一数据库只能是全球新闻。因此，本文选择全球海量媒体数据库GDELT(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以下简称GDELT)作为数据源，目前该数据库也已被国内外学者用来研究各种问题。选定了合适的数据库后，才有可能通过定量分析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进行更加全面地描述，以反映包括政客、官僚体系和各个层面人物的影响。

▍GDELT及其在双边关系中的应用

GDELT是关于全球所有人类活动事件的新闻媒体报道事件集，涵盖了全球绝大多数语言的新闻媒体报道，其覆盖国家/地区及语言仍在持续增加。目前，该数据库已经包含了自1979年1月1日以来全球超过6.5亿条新闻事件数据，占全球新闻报道的98.4%，是一个TB量级的数据库。数据库现在已更新到2.0版，每15分钟更新一次。该数据库记录的每个事件都包含了参与国家/地区的信息，并有两个Actor——Actor1和Actor2。其中，Actor1为事件主动方，Actor2为事件被动方。若某一事件的两个Actor为不同国家/地区，表示该事件为国际事件，其他情形均为国内事件。GDELT包含20个大类、300多个小类新闻事件类型，还提供了诸如戈登斯坦因子(Goldstein Scale，简称GS，刻画两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冲突的程度，其分值范围为-10到10分，-10和10分别代表最强烈的冲突和最积极的合作)、平均语调(Avg Tone，刻画新闻媒体报道的情感程度)、事件发生地、时间等重要信息。

GDELT的上述特征为诸多社会问题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利用该数据库开展了国际关系量化研究的尝试，所用方法包括事件分值的加和、事件分值的均值以及事件被报道次数的加和等。然而，现有关于衡量双边关系程度的方法均存在一定的不足。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年度事件数/GS加和与GDP之间存在着很好的线性关系(对数坐标下)，以1979~2019年GDELT中各国的事件数为例，详情见图1。这意味着一国经济实力越强，与其相关的事件越多。故使用绝对量来衡量双边关系的做法欠妥。另外，严重程度不同的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冲突程度为-1的事件(即使被大量提及)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相反，冲突程度为-10的事件(即使被提及次数较少)也可能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方法无法从定量层面解答中美关系质变与否的问题，更难言准确揭示其关键的时间节点。本文使用GDELT数据构建双边关系指数(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dex, BLR)，希冀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而准确的答案。

图 1 1979~2019 年 GDELT 中各国(a-c 由各圆圈表示) 事件数量与 GDP(单位:美元，现价)双对数下的相关性

注：将事件数改成 GS 加和，结果类似。上面3个图表现实，在1985、2009、2019年，GDP越高，相关事件数量越多。

就双边关系而言，政府(官方)层面的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关系走向的重要表征，但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代理人)除政府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国际政府组织等。为了比较中美政府和非政府间来往的差异，我们从1979年到2020年12月的GDELT的新闻事件中分离出了三类事件，新闻事件类型包括中美全部新闻、中美任意一方含有政府(GOV)的事件、中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它们的数量列于表1。从表1中可看到，中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数为42323，而中美间全部的事件数为2092876，后者是前者的49.5倍;而中美任意一方含有GOV的事件数为372314，中美间全部事件数是其5.6倍。如表1所示，中美间所有事件数的时间序列远高于双方均含有GOV的事件数的序列，即中美双方所有新闻比限定为GOV新闻时包含着更多更全面的信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两国间交往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丰富，政府层面以外的互动在影响双边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因此，为更准确地衡量双边关系，应全面系统地考虑两国间各种形式的交往行为。

表 1 中美两国新闻事件数量

一般情况下，两国间发生的事件会对双边关系造成持续性的影响。虽然持续时间的长短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年。因而，研究国际关系尤其是双边关系时，时间尺度的选取也很重要。若研究选取的时间尺度太大(如年度)，则可能由于时间精度不够而无法观测较小时间尺度内两国双边关系的动态变化，甚至可能误判两国关系的走势;另一方面，两国间发生的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亦很少是即时的，因此，选取太小的时间尺度，如日频，也是不必要的。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利用GDELT的月度数据来定量考察中美双边关系的演变，且不限定事件角色。

考虑到在两国交往过程中，冲突与合作共存，因此本文基于GDELT构建一种计算中美双边关系的方式时将冲突和合作分开计算，这既有助于表征相同时间节点上两国在冲突与合作层面的双边关系的程度，又利于观察两国在冲突与合作层面双边关系的动态演变。我们定义合作/冲突双边关系指数(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dex)BLR为：其中一国在另一国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或冲突的贡献×两国间一段时间内累计的合作或冲突的占比。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它的值介于[0，1]之间。基于该方法，任意两国间的BLR指数均可计算。需要说明的是，在GDELT中，就国际事件而言，其涉及的两个Actor，Actor1为事件的主动方，Actor2为事件的被动方，这意味着对于两个国家(i, j)，BLR¬(±)ij与BLR¬(±)ji是不同的。此现象可以归因于两国的实力差距，当两国国家实力相差过大时，较弱的一方在交往中会更关注强势的一方，从而形成一种不对称现象，这种现象在双边关系中普遍存在。其后果之一是“塑造了大国和小国各自不同的关注视角，加深了双方在交往中的错误感知，进而引发两国间冲突的不断升级”。因此如果要利用量化结果全面地把握双边关系，应分别考虑弱势国家作为主动方和强势国家作为主动方的两个视角。当然，除国家实力外，双边关系还会受诸如意识形态、地缘环境、国家安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客观而言，早期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相对应的，中美关系也会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作为“知己知彼”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将首先关注中方作为事件的主动方(中国为Actor1，美国为Actor2)时，中美双边关系指数的演化。同时，结合前文关于中美关系质变的界定，我们也将关注华盛顿方的关键对华政策及其针对中国的重要战略布局动作。

▍中美双边关系的动态演变

中美冲突(BLR-)和合作关系(BLR+)指数的时间序列详见图2和图3，其中红线和蓝线表示趋势线(窗口为25个月)，灰色曲线为两个指数的时间序列，分辨率为1个月，其上布满了各种波峰，它们对应一些中美间发生的特殊事件(部分特殊事件已标注在图上)。图2中曲线的上升表征双方的冲突关系加强，下降意味着双方的冲突关系减弱。图中灰色曲线显著凸出的几个波峰分别对应着早期的“五八”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10年2月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以及去年7月份中美关闭总领馆事件;图3中曲线的上升表征双方的合作关系加强，下降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关系减弱，图中灰色曲线凸显出的几个波峰分别对应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和发表联合声明等重要事件，如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2001年4月双方就撞机事件谈判、2002年2月布什访华、2009年11月中美建交30周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以及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等。可见，本文所构建出的中美关系指数能显著捕获两国互动的关键事件，并刻画其演化脉络。事实上，对任意两国间的BLR指数来说，其时间序列的波峰都能与两国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相对应，并很好地反映双边关系的动态变化，因此不需要进一步构建统计模型以验证构造的双边关系指数是否合理。

仔细观察图2，我们会发现，中美剧烈的冲突在1999年已经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急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当时发生了美国导弹击毁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从实力对比看，中美差距极大，美国并没有联合多方势力实施战略布局来打压中国。因此，该时间点不能被称作“质变”。此后，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之后长达9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关系的冲突并没有持续上升，反而快速下降至较低的水平，并在2008年之前基本保持在这一状态。2009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至2010年已经稳定在更高的水平上，显然，中美关系的冲突已经抵达新的阶段了，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然发生了质变?为更确切地展示这两个台阶的实际差距，本文选取了2003年1月~ 2008年12月和2010年1月~ 2016年12月两个时间区间，分别计算红色曲线的均值，前者为0.041，后者为0.069，二者近乎两倍之差(利用原始数据计算，分别为0.041、0.072，因此两者的差异更大)，可见中美关系在2010年以后确实上升了一个台阶，且在随后的7年时间里，始终维持着这一状态。

图2 1997-2020 年中美冲突层面的双边关系指数

注：中美冲突指数(BLR-)，其中灰色曲线的分辨率为月度，红色曲线是窗口为25个月的趋势线，右上角内嵌子图中的黑色曲线反映的是2021年1月至2月25日，以7天为一窗口的中美冲突关系指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两国关系抵达质变点之前，应当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就中美关系而言，图2显示2009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呈现上升态势，这一年是理解中美关系转变至关重要的一年。现在看来，事情转变的起点是南海。2009年3月，我国在南海拦截美军“无瑕号”海洋侦测船。3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欢迎我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强调提高美中两军对话水平和频率的重要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7月，美国东亚事务助理斯科特·马歇尔(Scot Marciel)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一些具体权利。马歇尔还表示，美方在与中方的讨论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美国船只将一如既往地在国际水域合法作业。从中方的政策立场看，2009年7月，我国召开了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胡锦涛主席在会上指出，“我国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09年12月，我们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没有回应奥巴马的呼吁。次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表示，美国在南海拥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2009年以来，美国的战略力量已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显然，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对其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美方也意识到仅凭一国之力不足以遏制中方的发展，需联合多方势力。2010年1月，希拉里在檀香山发表关于亚太区域框架建构的讲话，着重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参与和领导地位，并将首要原则阐述为：将双边联盟关系作为美方区域参与的基石(cornerstone)。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周边安全态势趋紧，美国趁机频频动作。具体表现为——

东北亚地区：

1.2010年3月“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发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美国迅速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军事同盟，与韩国举行了一系列针对性军事演习，甚至一度意图将航母引进黄海地区。

2. 9月，中日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争端日渐加剧，中日之间的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冰点。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夏威夷进行会晤，明确强调“尖阁列岛”(我国称“钓鱼岛”)属于1960年《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第五条的范围，并声称“美方致力于履行保护日本人民的义务”。

3. 11月，受“延坪岛炮击”事件影响，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国际社会也因此变得愈加不安。12月，美日韩在华盛顿举行部长级三边会谈，商讨朝核问题并发表声明，着重强调三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

南亚、东南亚地区：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意义，自然也是美国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伙伴。

1. 2010年6月，美国、印度举行首次战略对话，国务卿希拉里称赞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奥巴马则言称美印关系将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

2. 11月6~9日，奥巴马高调访印，在议会发表讲话，支持印度长期以来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宣布了149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3. 11月14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奥巴马的提案，将于来年的APEC峰会上完成并宣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纲要，美国实际上成为亚太区域小型世贸组织的领军国，此举战略意义非凡。

南太平洋地区：在“亚太再平衡”的大背景下，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作用也开始引起华盛顿方面的重视。时任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太平洋大国的身份，指出太平洋地区对亚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并敦促当局不要忽略亚太方程中的太平洋国家因素。

图3 1997-2020 年中美合作层面的双边关系指数的时间序列

注：中美合作指数(BLR+)，其中灰色曲线的分辨率为月度，蓝色曲线是窗口为25个月的趋势线。

综上所述，201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尤其是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已基本成形。

尚有其他证据表明2010年是一个质变的时间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GDP总量于2010年超越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不仅新闻数据、GDP、包容性财富都表征2010年是中美双边关系发生质变的时间点，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图4)也指示了这一时间节点——2010年，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这个重要的指标上超过了美国，而且优势还在逐年扩大，华盛顿方面无法再坐视不管。此外，中国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虽然与中方领导人多有互访，中美在经济方面也有诸多合作，图3中的蓝色曲线也显示出了上升趋势，但通过观察图2中的红色曲线，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负面状态已明显回升至“9·11”事件发生之前。前文提到，2010年，美方多次间接介入中国对外事务，特别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并在中方周边海域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1月美国对台军售、2月奥巴马在白宫宅邸会见达赖，中方对此反应激烈，中美关系的负面状态至此上升并维持在一个新的台阶。

图4 2004-2018 年中美制造业增加值的时间序列(单位：亿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通过上述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充分结合，我们有理由判断中美关系早已发生了质变，其真正的时间节点是2010年。值得注意的是，图3显示2018年3月开始，中美冲突方面的BLR呈快速上升态势(对应红色曲线快速上升)，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再次发生“质变”?导致曲线上升的原因是美方以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发动的贸易争端、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及之后发生的双方互相关闭总领馆等事件。总的来说，在特朗普执政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美方单方面主动出击打压中国，美方并没有努力在全球组织同盟以遏制中国，因此，中美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并未发生“质变”。

虽然2010年是中美关系质变的一个时间点，但更多的是外交层面的战略谋划。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美关系有了新的重大变化，即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应对方案，并打破了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接触战略说法，从战略和战术性上积极、主动出击去打压中国。从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色曲线在2017年以后快速上升，拜登执政后也没有改变这种趋势(具体的，可以观察图2中右上角的内嵌子图：自拜登上台以来，表征中美冲突关系的黑色曲线与其左侧的灰色曲线基本位于同一水平上)。意识到这一点，就能确切明白拜登领导的新政府将会如何调整中美关系：其冲突的基调不会改变，正所谓兵势一交，岂能卒解。

▍结语：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总而言之，在对美竞争中，能否及时准确地预见各种不利态势并提前准备好应对之策十分重要。本文基于全球海量媒体事件数据库，首次将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整体国际交往中的重要程度作为权重纳入考量，构造了适用于任意两国的双边关系指数(BLR)。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美两国间1997~2020年间月度双边关系指数，考察了中美关系演化的历史脉络，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得出若干重要发现：

一、两国冲突方面的时间序列在2010年后显著上升了一个台阶，且在随后的7年时间里，始终维持着这一状态，且前后两个台阶的差距接近两倍，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早已发生质变，其时间节点为2010年。另外，GDP、包容性财富、中美制造业增加值也指示了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是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时间节点。

二、2015~2017年，中美双方在合作方面的态势已经降了一个台阶。这预示随后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变得困难。假如当时我们预见到了这一点，也许贸易战的前期，中方可以应付得更好一些。

三、特朗普执政前，美国对中方更多的是外交层面的战略谋划。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中美关系有了新的重大变化，即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应对方案，并打破了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接触战略说法，从战略和战术性上积极、主动出击去打压中国。2021年年初的中美BLR指数的时间序列显示，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并没有改变这种策略的迹象。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冲突的基调不会改变。

2020年12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商业和经济预测中心不约而同地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虽然经济总量第一不等价于真正的实力第一，但自1893年起美国稳定的全球经济总量第一的位置将被置换这一可能性，对美国人的心灵无疑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可以预料，美国绝不会拱手相让，中美交锋不仅仍将持续，并且烈度还会加大。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特别是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争端与新冠疫情，使得中美间战略不信任的风险加剧，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来考察双边关系很有必要。准确掌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未来走向，及时监测两国关系的关键变化，并制定更加灵活适用的对策，才能够在两国交往中真正掌握主动权。

来源时间：2021/10/13   发布时间：20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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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韬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晚清以来，美国传教士、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大举进入中国，以传播基督教和美国价值观为目的，怀揣所谓“拯救”中国文明的“理想”，举办医疗和教育等一些公益事业。美国政府也通过对华政策、退还庚款、门户开放、二战援助等一系列的宣传，标榜自己对华的传统“友谊”和“善意”。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和民间沉迷于中美“特殊关系”“中美关系神话”的自我想象之中，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顶峰。所谓“中美关系神话”，即“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无私帮助和中国对美国的无限感激使中美两国一直保持特殊的友好关系。”美国朝野的这种心态和舆论的实质，就是在“中美关系神话”中，作为“他者”的中国成为美国“改造落后国家”的试验场，是中国在映衬和诉说着美国的“伟大”，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拯救”和中国对美国的“感激”形成了两国的“友谊”和“特殊关系”，而这在支撑着美国的帝国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宣传部门仍在对华宣传中美传统“友谊”，即是以上述舆论和社会心态作为基本内容和基础的。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二十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和主题主要围绕“诉说历史友谊”展开，而且规模不大。这与一般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反共反华宣传的猛烈攻势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宣传环境所致：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以新中国为宣传对象的对华宣传，对象是中国大陆居民，总体宣传思路和政策以推销中美“友谊”为主;另一个是关于新中国的涉华宣传，对象是大陆以外的世界舆论，尤其是港澳台华侨和中国周边国家，总体宣传思路是以反华反共为主。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的宣传很难直接渗透进中国大陆，加之朝鲜战争后新中国国际声誉的迅速提高，美方评估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周边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对华宣传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的对华宣传规模在缩减，重点转变成以中国大陆以外世界舆论为对象的涉华宣传，其规模远超同时期的对华宣传。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美国以新中国为对象的宣传，转变为防备和反击新中国的宣传。

从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执政前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学界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涉及的话题多为重大的政治、外交、军事事件，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研究却薄弱得多，特别是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角度都应该予以关注并加强。但是，现有关于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介绍宣传活动多，宣传政策较少;涉及20世纪50年代的多，60年代的较少。因而，这些研究整体上并没有系统呈现中美缓和之前美国对华宣传的基本样貌和政策逻辑，亟待有研究系统梳理其政策和思路的演变过程。本文运用美国驻华宣传机构(新闻处)未刊史料，并与已刊史料和宣传文本互证，在此基础上系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宣传政策演变的轨迹和逻辑，尝试超越外交政策史研究的藩篱，解读美国对华宣传政策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白皮书》论调：杜鲁门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1949-1953)

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非常明朗：国民党政权败亡的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政权交替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对华宣传政策。2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NSC34/2)出笼，阐述了对华宣传政策的重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好”政策。文件强调向中国民众宣传美国的中国政策三原则：“(1)对中国人民的友善，(2)尊重中国领土的独立和行政的完整，(3)主张‘门户开放’”。意图是在中国局势转变的过程中“等待尘埃落定”，在公开场合和政府发出的声音中，象征性地宣传传统对华“友好”政策，大而化之，尽量不触及具体问题。二是通过宣传等手段离间中苏关系，在中苏之间“打楔子”，阻止中苏接近。文件提出：“一方面我们应该刻意避免以干涉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造成中共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无论中共内外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嫌隙。”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美国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而这显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如学者的研究，这表明美国本就无意承认新中国。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一边倒”，当天批准禁止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美国新闻处活动的命令。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布《美中关系白皮书》(下文简称《白皮书》)。《白皮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美国将无奈地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艾奇逊和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友好”的，是以扶植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但是，目前美国不愿意再支援蒋介石政权打内战，因为这超出了美国的实力和能力范围，也使美国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能力。这是《白皮书》的一个基本逻辑和内容。第二，这种放弃本质上并不是美国的过错，而是中国内部事态演变和外部干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国对撤出中国很不甘心，有机会还会再回到中国推行传统对华政策。

《白皮书》的主要意图是向美国民众和国会解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在当时其更大的意义是对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回应，表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后来成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态度，是“杜鲁门政府对中国革命最实质性的评论和其基本立场的表白”。这个基本态度和立场，在《白皮书》中是围绕“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这个问题展开的(尤其是在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中)。一方面，《白皮书》用了不少篇幅谈中美“友谊”。“尽管距离及背景上的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结合中美两民族在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证明的。”另一方面，《白皮书》也强烈指责苏联和中共“破坏”了美国“正义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友谊”。“必须坦白承认，美国援助中国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国或若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现在已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实际上，艾奇逊把苏联和中共作为自己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因此，《白皮书》的逻辑和落脚点，主要不是解释为什么要做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而是通过讨论谁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意在影响中国尤其是美国的舆论。《白皮书》尽管主要是艾奇逊向国内解释其中国政策的说明，或者说意在国内公关，但其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2号文件中对华宣传政策同样密切关联。《白皮书》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外宣意义，“白皮书论调”成为尼克松执政之前美国对中国宣传政策的基调和纲领。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美国即以上述“白皮书论调”开展了离间中苏关系的宣传活动。随着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宣传部门便展开更大规模的宣传。艾奇逊3月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稿经过编译发表在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旗舰刊物《今日美国》上，名为《谨告中国人民》。演讲内容基本还是“白皮书论调”，重点放在直接攻击中苏同盟的经济关系，指责苏联归还中国东北财物不全，对华贷款不实惠、也不如美国之前的对华贷款条件优厚等;同时，强调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话题，说中共正以“新发现的、贪婪的朋友”来代替已经确立联系的“老朋友”，不过美国会保留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随着中苏缔结同盟，美国对中共的批评调门越来越高。朝鲜战争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已经改变：之前试图离间中苏关系、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变为继续援助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遏制中共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变化在宣传领域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宣传政策仍然在离间中苏关系、诉说中美“友谊”，“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在夸大自身重要性和对中国的友好”。

中苏结盟后，美国开始酝酿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份正式的对华宣传计划，该计划在1950年4月酝酿，8月出台，中间虽历经朝鲜战争，但是基本延续了《白皮书》的宣传论调。这份宣传计划有五个目标，第一，离间中苏关系，“鼓励任何潜在的民族主义和反俄因素”。第二，针对中共的反美宣传，美国的重点是应对和关注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谁是敌人的话题，“我们要在几个实实在在的层面上展示美国援助中国的事实，强调因此我们没有特殊权利和特许权”。第三，宣传中美“友谊”，“向中国人民解释我们在亚洲的政策是真正地支持民族革命”，“任何真正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都可以依靠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告诉中国人民美国援助其他亚洲国家的全部信息。任何真正维护中国国家完整的、秉持各国和平合作的政权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理解同情”。最后两个目标是即时地宣传朝鲜战争和台海局势，并为美国做正面宣传。

1951年2月，朝鲜战争正处于激战期，美国又出台了一份临时对华宣传计划，以军事宣传目的为主。该计划提出，美国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拆散中苏同盟，进而取消中国的战争动机，所以宣传工作的目标和主题都是围绕中苏关系做文章。“目标一”是“激发中国人从苏俄轨道撤离的态度”，下设四个任务，围绕激发民族主义、离间中苏关系而展开。因为考虑到军事宣传的需要，“目标二”提出，“削弱中共政权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的能力”，“促进活跃的反对活动，用公开报道反对活动，以转移中共在朝的军事行动(的注意力)”。这是1953年前美国正式的对华宣传文件中，唯一涉及直接在中国内部挑动不满和反对势力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配合战争的战时心理战。“目标三”是“劝说”中共放弃军事行动，同时，仍在不失时机地用中美“友谊”打感情牌：“告诉中共领导人，美国主要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

不难发现，这种宣传口径越来越不反映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中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美国官方在公开场合仍在宣传“中美友谊”，显得特别突兀和不合时宜，何况还有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压力。因此，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杜鲁门时期的宣传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二、“道德讨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1953-1961)

艾森豪威尔政府刚刚履职时，美国对华宣传政策有三个选项。第一，继续杜鲁门时期的《白皮书》宣传口径，艾森豪威尔和李奇微将军等均有这种想法。第二，鉴于中共和美国已经成为战争对手，宣传领域应该猛烈攻击中共、实行推翻新中国政权的心理战。第三，对中共进行既不拉拢、又不推翻的反共宣传中间路线——配合遏制政策的“道德讨伐”(moral preachment)。

第一种选项在美国高层中还是有很大市场的。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到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前，美国高层中仍不乏宣传“白皮书论调”的声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要求，“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即公开和隐蔽的手段破坏中苏关系”。1954年4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与西方贸易为对华吸引力摧毁中苏同盟的想法。他的思路是，如果美国出售普通中国人想要的、而苏联不能提供的日用商品，这会成为“有利的心理战”。在讨论美国如何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号文件时，李奇微主张，如果美国想要分化中国与苏联，应该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友谊。”但是，随后爆发的台海危机(包括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及因为台海危机和朝鲜战争造成的美国对华态度的极端敌视和保守的政治氛围，彻底消除了对华灵活缓和政策和宣传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种选项的支持声在杜鲁门政府高层尤其是军方一直都有，但当时美国的对华宣传政策着重于推销中美“友谊”、离间中苏关系，所以这种选项并未付诸实施。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任之后，对华政策有较大调整，因而在1953年6月美国对华宣传计划草稿中，美国对中国的宣传目标赫然提出“破坏中共的权力来源和在大陆的支持”，宣传对象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此外，1953年1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了对东南亚的心理战计划，部分涉及对中共宣传的问题，也提到了相似的行动计划，以削弱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本身的运作不是很顺畅，也不被美国国务院所看重，后来很快被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所以，这份文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也值得怀疑。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也意识到，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不是仅靠宣传就可动摇的。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第166/1号文件，主要结论是，推翻新中国政权根本不可行，美国应该用非战争手段削弱中国在亚洲相对的权力位置。这也意味着第二种选项实际被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便转向第三种选项——与“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相配合的反共宣传。美国对华政策从1954年开始趋于强硬，核心是“关门”和不接触。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对华种族偏见、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斗争等因素，都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出台分裂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出台对华持续强硬政策，促进中苏分裂的政策成了次要目的。20世纪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新中国视为美国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与此强硬政策相配合的反共宣传是“道德讨伐”。“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一直以来对红色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培育对自由世界价值的信念;宣传美国政策;通过暗示、也通过展现其他更好的选项，来制造和促进对中共政权的怀疑、幻灭和憎恶。”这里比较清晰反映出美国对华宣传的两层目标：一是“扬美”宣传，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价值观和美国政策;二是反共宣传，提升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声誉。可以看到，这已经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以《白皮书》为纲、宣传中美“友谊”的做法大异其趣，代之以猛烈和直接攻击中共。后来的一份国家安全报告生动地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对华政策总结为“遏制战略加道德讨伐”。其中“道德讨伐”指的就是配合强硬遏制中国和“关门”相配合的宣传政策，以对华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层面上的宣教为主轴。

事实上，两个形势导致美国对华宣传的规模逐渐萎缩，效用大打折扣。其一，美国宣传机构根本渗透不进中国大陆。当美国新闻处系统在1949年撤出中国后，美国对华宣传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越来越接触不到大陆居民，继而对大陆以外华人宣传的需求与日俱增。在1950年8月美方制订的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中，正式的工作目标仍是中国大陆，但在文件末尾变相承认工作目标人群依次是台湾、香港、大陆、海外华人。1951年9月重新修订1950年8月宣传计划的时候，香港美新处(USIS─Hong Kong)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我们建议重新评估1950年8月《国家计划》(Country Paper)的目标人群和媒体”;“由于目标的不可接触性，大陆应该位列第二。”1953年，香港美新处开始自己制订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列出了大陆、海外华人、香港三级目标。而在针对大陆这个目标中，目标人群的第一位竟然是“海外华人”，具体是“与中共交流或者沟通的(海外华人)个人或者团体”，即主要通过海外华人接触和影响大陆居民。其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宣传有了全新的焦点——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舆论和文化影响。美国意识到中国革命对于东南亚的“示范效应”太大，也担心华侨成为中共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朝鲜战争后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迅速上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非殖民化运动迅猛开展，美国的冷战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美国高层极为敏感地看待中国在印度支那、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评估新中国是推动遭受殖民压迫的非西方、非白人国家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号召力。加之美国的宣传很难向中国大陆渗透，因此，美国直接的对华宣传规模和成效都在逐渐萎缩，重点转变成涉华宣传：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舆论和文化影响，进行的相关宣传活动规模远超过对大陆的宣传。

这两个趋势叠加的结果就是，从1954年到1961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居民的宣传规模持续萎缩，美国新闻署派驻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处在1953年以后都不再把大陆列入其宣传计划;“美国之音”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投入也很少，美国对大陆的宣传主要依靠台湾。直到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对华政策出现变化，对中国大陆的宣传安排才又重新出现在1962年香港美新处的宣传计划中。因此，美国当时针对大陆居民的宣传只有两种途径：“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美国和台湾当局合作以台湾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的宣传。这两个宣传手段规模都不大，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一周21小时粤语播音，30小时30分钟普通话播音，7小时闽南语播音，43小时45分钟英语播音。1960年，美国新闻署分配给对大陆“美国之音”广播的预算只有1%。笔者粗略评估，“美国之音”每周100个小时左右的播音(中文只有不到60小时)，其中普通话播音平均每天为4个多小时，再考虑到当时大陆的收音机普及率及干扰作用，其在大陆的收听规模和成效都实在有限。此外，美国利用台湾对大陆的宣传战，投入的资源和活动比较少，规模也不大。对此，也有美方的评估报告提出：“需要更高层推动和更全面地针对红色中国的信息宣传战。”

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着力点是在中国周边做文章，防范和消除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针对中国大陆本身的宣传基调是“道德讨伐”，而实际宣传工作规模和成效都有限。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总结了这个时期对华宣传的特征和缘由。文件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宣传)应该是两个方面并重，第一是涉华政策，要援助中国周边国家以防止和遏制中共对其“侵略”，第二是对华政策，针对中国进行心理宣传的颠覆和渗透，“基本是指人们已经熟悉的大量有关灵活性的倡议——施加影响力和侵蚀力的手段，即接触、传媒沟通、旅行和贸易。多年来我们曾向苏联和东欧施加过这类影响。”但对中国，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几乎只做了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个态势从1962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三、“遏制而不孤立”：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政策调整下的对华宣传(1961-1969)

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仍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强硬思路，但是手法相对比较灵活。1962年，肯尼迪上台一年左右，他和国务卿腊斯克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反映亚洲现实。在翌年11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表示对华将奉行“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美国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一味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除了高层表态之外，内部文件也有一些不同以往僵硬政策的讨论。1961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名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美国对华“基本战略”应有“使其国门微开”，“减弱双方的相互敌意”等思路，同时建议“宣扬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心”。1962年11月30日，该委员会又提交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文件，其中“决策和行动建议”部分的“基本要点”提出：“只要大陆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其政策和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各种资源用于满足中国人民的正当需求……美国就会全面解决与中国的分歧。”但同时又提出应继续保持压力，让中国承受更多的心理冲击。

上述“微开门”的政策动议，虽然没有实质性地体现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但体现在1962年香港美新处的对华宣传计划中。时隔八年之后，美国宣传部门再次把中国大陆列入其宣传目标，而且遵循了国务院内部讨论的建议，宣扬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和中美“友谊”。此时的计划，一是利用香港对大陆进行渗透，促进港澳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对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价值的了解，也对其“宣传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通过非直接方式接触和影响一些中国大陆居民”。二是利用海外华人渗透大陆，通过他们对大陆的访问、书信和访学，“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谊形象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提供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理念和美国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以此塑造赞赏美国的民意，借此影响大陆。

约翰逊上台后，中国核试验成功、越南战争形势等迫使美国政府再度调整对华政策。1963年12月，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讲话，重申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决心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可能促进我们国家的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利于中国人民福利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

与肯尼迪政府的情形相似，上述政策建议未能实际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却体现在美国的宣传计划中，而且同样是企图通过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大陆进行宣传。香港美新处在1964年的计划中做了如下表述：“在港澳和海外华人中间造成对美国政策和价值的更好理解，宣传中美传统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最好能触及大陆人”，并“试图去加深对美国价值的理解，以此方式来塑造赞赏美国的民意，也间接向大陆的中国人民传递这些态度和价值”。在1965年香港美新处的工作报告中，设立的目标是对港澳和海外华人宣传美国政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政策，“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情，期待历史友谊有机会再续”。

1965年以后，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政府开始酝酿调整僵化的对华政策。1965年，美国国务院通过了开放本国医生、科学家赴华一揽子旅行计划，舆论反应很积极，国会也未提出批评。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在举行听证会，呼吁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其中参议员富布赖特在1966年3月举办的两次听证会引起关注，标志性事件是鲍大可在3月8日发表的“遏制而不孤立”演讲。1966年7月12日，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进行“思想、人员和物资的自由流通”，因为它们是打开中国“封闭的思想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美国释放出了对华政策转变的信号。

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直接反映在美国的宣传计划和文件中。在1966年修订的宣传计划中，香港美新处表示，要使公众知晓美国愿意与中国在新闻、科学和医药方面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这等于直接宣传约翰逊总统的表态。香港美新处在1966年宣传情况评估的文件中，提出要宣传美国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并表示期待有可能再续“友谊”的历史联系。在1967年的计划中，美新处表示要较多宣传对大陆赴港“流亡者”的支持，“用来展示美国的关心和人道主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总之，这种配合“遏制而不孤立”对华政策的宣传一直持续到约翰逊政府任期结束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基本处于政策层面，真正在执行层面的活动很有限。其一，对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宣传都是通过对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宣传间接表达和传递的，说明美方的宣传仍在依托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旧有渠道。其二，1966年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很多人主张对华继续强硬，关于对华缓和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其三，中美双方的互动非常有限。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尽管在1966年出现一些转变和缓和的态势，但并未有太多实际成效。不过，美国的举措毕竟也宣示了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些迹象，为后来尼克松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综上所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1962-1966年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强硬关门”政策，从1966年开始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一直到约翰逊任期结束的1969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宣传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对华外交政策并不完全一致。香港美新处在1962年就将对华宣传重新列入其工作计划，宣传重心亦有所调整，再次强调美国对中国的“关心”和“友谊”。“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出台前，美国政府内部讨论一直有一些缓和对华关系的声音，但并没有直接灌注在对华外交政策中，但在宣传政策和计划中有所体现，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最大不同。

四、美国的对华宣传话语与帝国身份建构

综上所述，美国针对新中国的宣传政策在1949-1969年经历了制定和调整的过程。在对大陆居民的宣传中，“诉说中美历史友谊”是美国对华宣传的主要话语之一。而这种宣传政策思路与其对华外交政策不甚一致，颇为耐人寻味。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政策和宣传政策针对的对象不同，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而其诉说中美“友谊”的宣传话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待苏联就是这种政策思路。美国企图通过宣传话语运用，离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因而，美国当时宣传中美“友谊”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这种宣传和渗透，改变中国政治。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华政策的调整，意不在真正与中国缓和，而是期望通过宣传、接触、思想人员物资的流动等方式，直接影响中国人民，腐蚀甚至“颠覆”中国政权。这种思路在1954年台海危机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就曾提出过，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讨论过。杜鲁门时期的对华宣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影响中国人民，达到改变中国政治、削弱中苏同盟的目的。

不可否认，美国这种寄希望于改变民众继而改变政权的“和平演变”政策思路背后有着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是一种政策选择。但是，当时美国政府还有其他两种政策选择：一是猛烈攻击中共，破坏中国稳定，以达到改变政权的目的，美国同时期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心理宣传战就是如此做的，而且美国内部也提出过这种选项。二是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实现关系正常化，后来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就是如此。但是，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宣传政策并没有选择这两种路径，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原因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探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

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美国在1949年之后仍然沉迷于“中美关系神话”中的一个表现。晚清以来，“在美国普遍相信，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抱着一种特殊的和令人信服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中国人民仍然是“心向”美国的。一份1966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报告点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给上述政策思路做了绝佳的注脚。文件指出，“美国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长期目标(才)是为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关于美国这种对华文化心理，乔治•凯南在1949年就曾指出，美国对华传统政策主要受到“贸易和理想主义”的推动，“在中国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凯南从现实主义视角观察美国对华文化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影响下的政策，可谓切中要害。

美国“感情用事”的因素和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其对华宣传政策的一个因素，背后还有更加深入的文化原因，而这与美国帝国身份的建构密切相关。美国的崛起史不同于欧洲列强，并非典型的兼并领土的帝国。就战后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吸引前殖民地国家追随和效仿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政治制度，甚至主动动用国家力量(甚至是暴力)，按照自身形象和发展模式系统改造第三世界国家，是美国在战后实现国家抱负和帝国控制的一种方式。“美国人在对自己的认知中承袭了古老的天定命运观念，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认为自己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进而要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里保持一种帝国式的权威。”因为美国表面上并非兼并领土，而是传播美国文化、促进第三世界“进步”，所以也有学者称其为“解毒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种新式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实践和控制关系，也是一种优越的心态，甚至是一种国家身份和国家“使命感”，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国家地位和命运的看法：美国要成为一个拯救“落后民族”、复兴整个人类的“仁慈的帝国”，这是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认同方式。

在美国的帝国身份建构中，中国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著名记者伊罗生说道：“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的中美“友谊”的观念和韩德所言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二战后正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特殊情感达到高潮和中美关系深化广为传播之时。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这也是美国在心理层面上不承认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在1949年之后找到了一些中国的替代者来支撑自己的帝国心态和身份，如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和对韩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它始终无法摆脱对中国的改造心理，仍不自觉地把宣传过去那种不平等的中美“友谊”放在显著的位置。这一方面是一种现实乃至战略的考量(楔子战略、文化渗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执着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对外宣传不仅是讲讲外交辞令，或者仅仅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对外宣传有时候也是一个国家的情感、好恶、心态的表达，甚至还是一种国家身份意识的对外投射。对外宣传不仅是说给对方国家听的，很多时候是说给自己听的，是一种内心想法的表露，借用学者的术语，是宣传发起者的一种文化表达。

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正是这种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白皮书》开场白引用了若干中美“友谊”的“记录”，用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和“友谊”，这更像是一本美国以“恩人”和“庇护者”自居的功劳簿。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打“感情牌”：“告诉中共领导人美国主要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一般国家间关系的、特别的“关心”和焦虑。如李奇微所言，应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友谊”，这席话不仅很现实地谈论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还自觉地表述，中国的利益源于与美国的友谊”。可以看到，美方决策者很难将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庇护关系、自身的家长观念撇清楚。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目标和主题，也表露了一种拯救和施予的心态。“美官员应不断公开强调，美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进步，应强调我们愿意和文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帮助中国人民，只要其统治集团的态度和政策使我们可能施予帮助。”“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情，期待历史友谊有机会再续”。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驳斥来认识美国的帝国话语和心态。《白皮书》发表之后，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六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批驳《白皮书》，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对民众尤其是那些亲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宣传和教育。毛泽东特别在意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反感和批评《白皮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白皮书》以及后来的美国对华宣传论调中，包含着浓厚的居高临下的“家长庇护”观念和“恩人”心态，进一步说就是帝国主义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样写道：“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他在《无可奈何的供状》中又写道：“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毛泽东以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身份敏锐地指出，美国宣扬的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

总之，以中美“友谊”为表达方式之一的美国对华宣传话语建构，既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也深深地反映了美国的帝国心态。实际上，后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尼克松总统，早在1954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期间就曾说过，美国应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事实，认为“这并不需要美国的友谊或安抚”。尼克松的这种现实主义论调也成为他后来应对中美关系变化的出发点之一。

作者翟韬，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来源时间：2021/10/13   发布时间：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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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珂嘉  来源：凤凰网-风向

中国为何不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学者解读深层原因

编者按： 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会晤之后，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美关系下一步的走向。此次中美苏黎世的会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两国关系“回到正轨”?中国为什么不跟美国一样，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美国此举背后的“小算盘”是什么?为何这些天美国军方、中情局等机构对华依然“小动作”不断?判断下阶段中美关系走向的“风向标”究竟在哪里?凤凰网《风向》邀请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董春岭解读。

核心提要

1. 苏黎世会晤在安排上非常低调，却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备受外界瞩目。这次会晤是中国积极塑造国家安全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推动美方对华战略心态的转变，双方都致力于建设性地解决问题，都有意“把更大的惊喜留在后面”。

2. 此次对话是美方近段时间以来持续对华释放积极信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转变是中美上一阶段激烈博弈的产物，同时也受美自身内外困局的影响。当前，拜登政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拿中国当借口推动国内政治议程的实际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二是没有中国的参与、支持与合作，美国成功推动全球性议程的几率几乎为零。

3. 中国不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中美关系本身，中美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影响着大国关系的性质和走向，美方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这一问题;二是中国的发展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和其他国家竞争，中国也希望美方能够专注于自身发展，而不是“盯着其他国家”;三是“竞争”一词虽然中性，虽然国家间的竞争也是事实，但特朗普执政时期打着竞争的幌子竭力对华遏制打压，给中美关系制造了诸多负面遗产，让美国所谓的“竞争”变了味道。

4. 当前美国对华“小动作不断、大战略未变”，中国对美方“听其言，更观其行”，观察中美关系走向的最关键“风向标”是拜登政府即将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苏黎世会晤 低调又不低调?

2021年10月6日，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

凤凰网《风向》： 这是一次在安排上非常低调，却又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备受外界瞩目的会晤。能否请您具体解释?

董春岭： 低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话地点。此次对话地点特意选择了在第三国瑞士进行，双方也有意避开了国际组织云集、有“国际会议之都”之称的日内瓦，而是选择了瑞士的“经济金融中心”、最大城市苏黎世，着力降低了这次会晤的政治敏感性。

二是对话方式——采用了“一对一、面对面、小范围、长时间”的方式。双方都是专门为此次会晤而来，轻车简从，少了很多繁文缛节，都直奔主题，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中围绕具体问题展开了接近6个小时的磋商，务实高效。

三是对话成果——双方对此次会晤成果公布得都十分简单，很多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开。整体而言，这是一次落实9月10日中美元首通话精神的高层工作会晤，双方都致力于建设性地解决问题，推动务实合作，都有意“把更大的惊喜留在后面”，国际舆论普遍关注此次会晤，不少西方媒体用“转折点”“新起点”等词汇来形容会晤取得的成果，认为这次会晤对于推动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2、中美瑞士会晤，助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凤凰网《风向》： 您认为此次对话的意义是什么?此次会晤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态度和政策的转变?

董春岭： 此次高层对话是中国稳定中美关系、积极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中美关系中的具体体现。若真要为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的寻找一个“转折点”的话，我认为是中美9月元首通话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9月10日，中美元首通话时，习近平主席就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应该搞好的选择题，而是应该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这次通话中，拜登也明确表示“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展开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此后美国处理中美关系基调和行动开始发生积极转变。9月21日，拜登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演讲时表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被僵化地划分成集团的世界”，这既是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担忧中美关系失调和中美“新冷战”的一种回应，也是对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持续鼓吹“中美新冷战”的“政治敲打”，对华再次传递了希望加强合作的信号。

9月25日晚，孟晚舟女士在被加拿大方面非法拘押1000多天后，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回国，上届美国政府给中美关系、中加关系安插的一根“毒刺”被拔除，同时表明拜登政府正在按照“两张清单、三条底线”的内容管控中美关系，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契机。

10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例行的对中国国庆祝贺声明中特意增加了一句“美国正寻求中美合作，以便解决中美共同面临的挑战”。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特意提到中美经贸不应“脱钩”(Decoupling)而是要“再挂钩”(Recouping)，中美两国关系不仅事关中美两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美国应当寻求同中国“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这些表述对下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美方上述一系列调整和变化给此次中美苏黎世会晤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氛围，同时，此次会晤本身也是美方对华持续释放积极信号的一个组成部分。

凤凰网《风向》： 您提到，此次会晤是美方对华持续释放积极信号的一个组成部分，请问为何美国会开始对华持续释放积极信号?

董春岭： 美国近段时间以来态度的转变是中美上一阶段激烈博弈的产物，同时也受拜登政府近段时间以来的内外困局影响。根据观察者们以往的经验，每一个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在外交上都有一个“学习周期”，只不过对“以谙熟外交事务自居的拜登”而言，外界和他本人都对其缩短甚至“不需要”这个“学习周期”信心满满。拜登政府看待世界的方式、处理外交的方式都停留在很多年前，然而时过境迁，美国的外交信誉和软实力早已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下变了样子，这个世界已经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早已今非昔比。因此，当安克雷奇会晤上美方继续带着“从实力的地位出发”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干涉中国的主权和内政时，突然发现中国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拜登政府在系统性清除“特朗普遗毒”时，有意地在外交上忽略了最需要纠偏的中美关系部分，并迫不及待地通过《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希望能够通过渲染中国威胁，继续转嫁持续增长的国内政治压力、弥合极化和分裂的美国政治与社会，同时，拜登政府希望拿特朗普时期“倒行逆施”的政策当筹码，把理应自我调整政策当成对华交易和施压的手段。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对拜登政府继续对华遏制打压的一系列做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面对美国肆意向中国身上“泼脏水”，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了舆论斗争;面对美国打着“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的幌子，试图“好处占尽、坏事做绝”，我们有针对性地调动自身的政策工具坚决地予以抵制。

阿富汗狼狈撤军所带来的美国内政外交危机让拜登政府的“迷之自信”化为泡影，9.11二十周年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反思让拜登政府有了一个重新认识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治理危机的机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这一时期的斗争不仅有效地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还为拜登政府提供了新的看世界、看中国的视角，成为新政府外交“学习周期”的重要内容。

此次对话反应的不仅是美国战术层面上的调整，也有战略层面上的反思和“纠偏”。当前，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拿中国当借口推动国内政治议程的实际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 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拜登政府的工作重心也更多地聚焦国内事务，受疫情加剧、通货膨胀严重、债务上限到期等因素影响，美国的经济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美国工商界亟需新的利好消息提振经济，而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遗留问题成为呼声最高的当务之急。

拜登团队想要力推的1.2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和3.5万亿美元的预算框架法案在国会都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一回，任凭拜登再如何炒作“中国威胁”两党都不再买账了，虽然共和党内仍然被反华仇华情绪所左右，但在中期选举这件关乎本党切身政治利益的大事上共和党“寸土必争、心明眼亮”。再其看来，拜登这会儿再拿“中国威胁论”“中国竞争论”说事不过是忽悠，是共和党已经“玩剩下来的戏码”。而特朗普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国内依然活跃，对2020年大选拜登胜选合法性的质疑在美国国内仍然广泛存在，随着内政诸多议题占据美国舆论的焦点，“中国因素”开始部分淡化。

二是没有中国的参与、支持与合作，美国成功推动全球性议程的几率几乎为零。 美国这位昔日“一呼百应”的所谓“全球治理领导者”已尴尬地发现：虽然自己卖力地建新群、拉小圈子，但主要国家普遍对其中“新冷战”风险高度警惕，选择站在自己身边的依然是先前的几个盟友伙伴。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自己在议程设置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如德国、法国。在阿富汗、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等问题上，如果缺失了中国的帮助，自己很难再成功推动任何地区安全议程。在反恐、全球应对疫情的问题上，少了中国的参与和支持，美国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亦是举步维艰。

凤凰网《风向》： 拜登在上台后，一直强调中美之间是“竞争而非冲突”，但是中国却不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能否请您详细解读背后原因?

董春岭： 中国不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中美关系本身，影响着大国关系的性质和走向。“竞争”定义了中美关系作为“对手”的一种状态，这种关系状态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对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看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担忧正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还是大国合作应对全球风险的时代?中国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同安全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很显然，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不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人类发展大势的答案。

二是中国的发展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和其他国家竞争，不是为和他国一争高下，分个输赢;中美两国都应专注于自身发展，更好地关注本国民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不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当中出不来，认为“对方所得”必然是“己方所失”，中美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选择两极对抗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中断自身发展进程，使彼此陷入安全困境，最终在全球发展进程中败下阵来。

三是“竞争”一词虽然中性，但特朗普执政时期打着竞争的幌子给中美关系制造了诸多负面遗产，已经让这个词汇彻底变了味道。美国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清理这些前任遗留下来的“雷”，而不是延续上届政府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仅无法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定性，同时也会给拜登政府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带来困难，还会给美国国内的反华力量继续炒作“中国威胁”鼓吹遏制打压中国提供最核心的“理论基点”。

中美要回答“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就需要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通过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发挥战略对话机制的推动作用，管控危机、明确底线，减少误解误判，在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重启交流、务实合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修复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共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和安全发展。

3、美方虽然对华态度缓和，却依旧“小动作不断”

凤凰网《风向》： 这些天有美国媒体爆料美国秘密协助台军训练，同时美国中情局高调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请问您认为怎么看这些美方的最新动作?判断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点又在哪里?

董春岭： 在美国，政府部门尤其是“深层国家”遏制打压中国的政策惯性很强，把中国当做唯一竞争对手的思想基础很强，美国战略精英要求遏制中国的新冷战思维很强。这些小动作也提醒中国，虽然美国现在对华态度有了一定转变，但是总体而言，美国对华大战略没变。而且，美国政府“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的行为我们早已屡见不鲜，中国处理对美关系上也一贯坚持“听其言，更观其行”。上一个阶段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一条基本经验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下个阶段，这条经验依然需要我们重视和遵循。判断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走向的最重要“风向标”是美国即将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战略框定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方向，这份报告对中国如何定位最值得关注，美国是否继续以“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和视角看中国?决定了未来三年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基本走向。

来源时间：2021/10/12   发布时间：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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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麦叶的薰笼精  来源：观察者网

塔利班宣布阿富汗实现完全独立之后，中东媒体围绕“美国撤军”展开的讨论反而愈加热烈。讨论很少关心阿富汗人民，沙特《中东报》上，前主编的《阿富汗与更广阔的图景》、现主编的《阿富汗并非故事本身》都直言，人们焦虑的乃是地区局势与世界局势。

对中东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关乎切身命运：美国是否会采取全面收缩战略，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力量，甚至完全撤离?对此，美国人也意见不一，一派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中东，但持相反意见的一派也声音强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华盛顿视角》是面对阿拉伯民众的阿语谈话栏目，7月30日的《美国的新趋势如何影响阿拉伯地区》一期里，嘉宾之一“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戴维·悉尼(David Sydney)证实，美国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和它认为不太重要的地区撤军，以便重点关注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的新趋势如何影响阿拉伯地区》节目截图(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中东人普遍接受了后一种观点。在美国设计的世界秩序里，本地区失去了重要性，让他们心理上很受伤，很惆怅，同时又浮上自奥巴马时期以来一直的焦虑：谁来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人们普遍把目光转向中国，但从西方流传过来的一种观点笼罩了中东精英乃至民众的思想：中国人很自私，只在乎家里头的利益，对于外界的是非对错一概不管。

西方与中东媒体上都散布着一种舆论：“一带一路”是中国不断延伸的“新边疆”。甚至用“长城”比喻中伊二十五年协定。对此，中国不可大意。

所谓“美国收缩说”伴随着另一个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人故意用一种陈旧的“帝国史观”来解读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甚至是当前的国际局势。而这种思想在中东地区的精英之中颇有市场。《中东报》9月7日转发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罗斯·杜特哈特(Ross Douthat)的《后撤的美帝国》，为“最大的帝国”修史兼出谋划策，俨然有国师之风。

这篇文章反映了自抗美援朝——朝鲜战争以来西方建立的政治策略，以及西方想象的“国际秩序”。这种政治策略非常巧妙，对非西方世界试图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将打不赢的中国作为“同化”对象，与其他民族区分开。

该文把美国等同于古罗马帝国，公然把阿富汗人比喻成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就是野蛮人。然后宣布，美帝国分三圈，内帝国(美国本土)、外帝国、美国世界帝国：

“从这一视野看，我们的帝国时代最显著的失败，首先发生在1960年代的东南亚，然后发生在9·11后的中东和中亚”，“在近来我们试图把潜在对手美国化的行动中，犯了类似的错误，尽管没那流那么多血，但在战略后果方面却更为严重”，“最近二十年来不明智的‘中美国化(chimerican)’特殊关系，看来只是铺平了让中国成为真正对手的道路，而不是使其成为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中的初级合伙人(junior partner)”。

这段话非常典型，第一不提朝鲜战争，第二告诉世界，中国今天的成就，完全是美国恩赐的。

美国的右派成功自我洗脑，并且给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洗脑：在尼克松与基辛格开启“向中国开放”(中国称为“破冰”)行动之前，新中国陷在“阴郁的孤立”之中，沉迷于意识形态狂热，与世隔绝，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巧妙地将中国从共产主义阵营“拔离”出来，然后美国再设法将中国引入资本主义阵营。现在看中国难对付，各国右派们居然开始怪罪基辛格，认为他当初的努力造成了今日美国的被动，借着“喀布尔的西贡时刻”，把他老人家和尼克松拉出来示众。

在中东媒体上，尽管有少数左派知识分子知道真相，也尽力找机会向同胞传达正确的消息，但他们的声音微弱，尤其是缺乏表达的机会。那里的右派和中间派完全接受了“美国队长拯救迷失天朝”的谎言，有篇介绍中美关系史的文章简直像言情文，美国对中国是“一往情深”，最终中国却对美国“深恩负尽”。

中国以外的世界，在西方右翼的引导下，完全不知道历史的真相：

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今天的世界形势，某种程度上，是由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两大军事行动塑造的。至少，那两次果敢、智慧的军事行动，是塑造二战后历史进程与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抗美援朝一举挫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锐气，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英国在丘吉尔领导下坚决拒绝美国联合出兵越南的谋划，只想与中国建立关系。

抗美援越时，中国吸取抗美援朝的经验，北部湾事件一爆发，就快速派军队入越，组织海防和空防，让美国无法在北越复制“仁川登陆”。正是这一战略保证了北越的安全，让美军陷于被动，为越南的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可是，如今弥漫的全是美国人关于越战的版本，而他们根本不提对北越的侵略意图，以及因为中国而遭受到的挫败。

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被英勇的越南军民及中国援军打得狼狈不堪，难以脱身，造成国内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动荡与分裂。于是尼克松、基辛格等一班高瞻远瞩的美国大政治家想到了一步脱困的妙棋，那就是与中国讲和，达成多重的政治目的，包括抗衡苏联等等。对此，二人在回忆录中都毫不讳言。也就是说，他们是没办法，才主动找中国求和的。

因此，真相是，新中国以无比的勇气与智慧，在国力、军事力量差距极大的情况下，与美国展开了两场面对面的战争，第一场打成平手，第二场则达成中国完全的胜利。

而美国右翼非常无耻，硬是鼓吹，二战后形成了七十年的“美国和平”。两大阵营的冷战期间，哪里有什么美国和平?就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今天这几十年间有所谓美国和平，那也是中国给的，中国批准的，或者至少要说，中国同意的。

如果没有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中国继续与美国全面对抗，哪里会有随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稳定与繁荣?

诚然，新中国一直渴望和平，渴望能安心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点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现得特别清楚，但那一代伟人也明白，有尊严和有保证的和平，从列强那里，好好说话是得不到的。正是通过两场军事对抗，才铸就了中美之间的平等关系。

然而，出于尚有待研究的动机，中东舆论场追随美国，刻意隐瞒抗美援朝与抗法、抗美援越的往事。几年来，中东媒体热衷表现当今中国军队的先进与强大，可是，去年中国隆重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没有一家中东媒体给予报道，提都不提。介绍二战后中美关系时，中东媒体永远简单地一笔带过：“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美国与中国各自支持己方的盟友。”

于是，中东民众包括大多数精英都不知道，中国志愿军多么勇猛善战，中国援越顾问在战术上如何碾压西方的军事同行。他们不知道彭德怀、陈赓以及繁星一般的杰出将领与英雄士兵。当然也不知道那一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格局与气魄，不知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不知道，随着抗美援朝与抗法援越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立刻试图把中国拉入“列强”阵营，成为“初级合伙人”。

日内瓦会议时，法国和美国最初都坚持只与苏联、中国一起谈判越南问题。法方甚至顽固地反复尝试，想要说服中国去命令越南允许奠边府战场的法军伤员撤离，遭到周总理委婉但明确的拒绝。在西方列强的思维中，与“中华帝国”的“最新王朝”互相博弈，处理关于殖民小国的纠纷，既维护了白人的体面，又给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修好了补丁，本是理想的方案。

随后，尼克松与基辛格同样试图同中国直接处理越南问题，把越南的命运置于大国的股掌之中，再次遭到中方拒绝，双方进行了耐心的、反复的互相说服。不仅如此，尼克松与基辛格还都坚持，上海公报发表，意味着中美形成了准军事联盟。

中东人大多接受了这个版本，他们以为，今天的所谓中美冲突，是中国不愿意接受“初级合伙人”的身份，决意另辟天地，建立中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今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东媒体倒是极为重视，纷纷报道，然而在肯定和赞扬中都要夹带些私货。颇有些右派中东精英发文章宣扬，诚然新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代价太高了，付出了太多的牺牲。

真相如何呢?

在中东媒体上，苏联遭彻底黑化，然而，日内瓦会议期间，是苏联和中国坚持下，西方列强才不得不同意让越共、保大政府、柬埔寨和老挝的代表坐上谈判桌，那真是中苏两国在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但是，中苏努力的前提，是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南人民誓死抗击殖民者，为东南亚三国杀出了一条通向日内瓦会议谈判桌的血路。

相形之下，最近这些年的“伊核六方会谈”，阿拉伯国家、土耳其都不得预席。2021年1月，海合会政治事务与协商助理秘书长在《阿拉伯新闻报》发表《海合会与中国拓展伙伴关系的七大支点》，第六点即包括“海合会希望中国支持扩大与伊朗的所有谈判”，“并在恢复谈判时支持海合会参与这些谈判”。

要想抵达西方人把持的谈判桌，只有自己先杀出一条血路啊，别无他法。塔利班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

如今，中东热心于“亚洲世纪”的概念，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财富世纪”，中国是龙，其他国家则形成了“亚洲虎的队伍”。包括王爷们在内的明智之士纷纷采取转向中国的策略，希望中东也能加入到“财富世纪”当中。可是，是上个世纪中国领导的两场反对西方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为他们眼中的“亚洲世纪”奠定了基础。

借用如今流行的“XX和平”概念，倒是可以说，美国的西贡时刻之后，出现了“东亚和平”，虽然中国仍然处于美国的半包围中，虽然不时出现各种变数，但基本的稳定局面形成了，尤其是，在东亚，美国不可能像在中东和拉美那样为所欲为，必须采取其他策略。由此，东亚才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机会。

现在，经西方提供的歪曲版本，中东人都以为，中国改开之后的巨大成就，是美国白给的!

不仅如此，还有右派精英为“西贡时刻再现”洗白：如今越南与美国不仅有着活跃的经贸来往，而且形成了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对付“来自中国的压力”。

因此，必须要让全世界了解抗美援越的真相。

此外还有个重要情况，目前，中东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预测一片混乱：

流行看法之一是坚信西方汉学家发明的“中央王国”说，认为中国不搞帝国主义，只是因为不喜欢出长城。早在2017年8月，半岛官网就上了一篇《“雄霸天下的欲望”——中国军队准备好迎接全球扩散了吗?》，表达了不少中东人的误会：因为中国一向与外界联系不大，不依赖外界，所以对征服天下缺乏欲望。但，形势变化之下，终有一天，她会产生欲望。

另外一种流行看法是，中美必有一战，而且很快就会发生。

8月31日，政治分析家阿尔曼沙维在半岛官网发表文章《美国的下一场战争，在哪里，在何时?》指出，美国自有一种行为逻辑，经历了韩战、越战的失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都是尽快再打一仗，试图通过赢得新的战争胜利，抵消上一次失败的信誉损失，重新确立威权地位。按此规律，美国很可能借台湾问题，在南海对中国启动战端。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官网则发表了另一位阿拉伯分析家的文章《钱太多，难以放手》，认为美国的好战属于体制问题，拜登最好搞深度的体制改革，否则该国的战争机制很快就会重新启动。

由于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对于预测中的中美交火，中东人又有两种误判：

一是，中国人先进，文明，聪慧，勤劳，但是特别柔和顺从，不爱打仗，不会打仗。要说欧美的战忽局属实厉害，1965年，越战激烈之时，好莱坞推出了彩色“历史大片”《成吉思汗：征服者王子》，培养“中国人太文雅打不了仗”的印象。从那以后，同一论调一直宣传到今天。

二是，高度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就是第二支美军，因此中美交火就如同两支美军对打，两边用各种现代化武器简单粗暴地对轰。相信那一前景的人们便很悲观，担心大家受牵连，“大象打架，碧草遭殃”。

可笑的是，中东精英介绍解放军的历史时，总是强调“军方”，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杰出的军事家，就是最大的军方，是军方本方。

我们一直不喜欢宣传两次“抗美”往事，避免好战的形象。然而其实西方随心所欲地塑造中国形象，时而说中国软弱，时而说中国好战，全看一时需要。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明明是亚洲人反对西方殖民与侵略的斗争，但美国从一开始就说是中国搞“扩张”。

如今回顾起来，那两次军事行动有着扭转乾坤的意义，也有着定乾坤的意义。那些英勇的中华儿女，其中很多人就是淳朴的农民孩子，浴血战斗甚至光荣牺牲，如今，他们的胜利甚至可能惠及遥远中东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人们，他们的光荣，理应在蓝色星球的山山水水间传诵。

来源时间：2021/10/12   发布时间：2021/10/3

旧文章ID：26189

作者：王世纯  来源：观察者网

“毕节发布”微信公众号10月9日证实，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信息，并在境外进行炒作。相关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消息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热议炒作的是哪家媒体?在我国境内都干了些什么?

今年以来，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了我国的脱贫成就，但也有不少西方媒体出于种种目的，持续发布抹黑我国脱贫攻坚成就的新闻，妄图消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脱贫事业上的功绩。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处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腹地、去年才摘下“贫困帽”的毕节，也难逃反华势力的“潜入”。

观察者网查询后发现，近期确实有西方媒体派遣记者“采访”毕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在今年4月份曾派遣华裔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探访”毕节部分社区，而这位华裔记者随后在新闻报道中“断章取义”的截取部分居民发言，抹黑我国全国脱贫攻坚的成就。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对毕节的抹黑报道截图，图中为七星关的一个社区

采访当地居民，断章取义

今年4月，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刊发了该新闻台驻京记者华裔冯哲芸对于毕节市的“秘密”采访。在这篇题目为“中国脱贫是真是假?”的报道中，冯哲芸前往七星关的一个社区，采访了几名居民，通过对几个受访居民的采访内容“断章取义”，来质疑毕节的“脱贫摘帽”是不是真的。

为了全面抹黑中国的脱贫，冯哲芸在这篇报道中的甚至很多内容让人“啼笑皆非”。冯宣称虽然这些居民“挪穷窝”免费分配到了新社区和新房子，但“失去了土地”。此外冯还宣称，这些搬家的居民没有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一论据是由于贵州人工收入低于浙江沿海，导致贵州人工收入偏低，因此“没有实现真脱贫”。

为了让西方读者看懂此文的目的，在文章的最后，冯哲芸干脆直言不讳的写道：“不是中国政府让毕节市脱困，而是一群小企业家提高了毕节居民的收入”。

值得一提是，作为一名华裔记者，冯哲芸是一名“反华专业户”。她仗着自己华裔相貌，会中文等优势，长期报道中国负面新闻。在NPR的官网上，冯哲芸自我介绍称，她于2019年加入NPR，随后走遍中国的各个大城市和小村庄，以报道“社会趋势以及中国经济和政治新闻”。

但吃“反华饭”的冯哲芸，显然发布不了真正客观的中国经济政治新闻。在浏览她的个人主页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她以每周两篇频率发布的涉华新闻基本以负面为主，其内容从女权争议、同性恋群体、人口老龄化，再到新疆、西藏等“抹黑重灾区”，无一例外全都是涉华负面新闻。

而不少她撰写的涉华负面新闻是她个人臆断而来，其内容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比如涉疆的一系列新闻。而这些涉疆新闻反而成为了她升职加薪的“功绩”，在个人简介中，冯哲芸得意洋洋宣称她自己“是全世界第一个找到所谓‘新疆集中营’的记者”。

这些西方媒体，连扶贫都要黑

今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对于这一铁一般的事实，不少外国组织和媒体予以肯定。比如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就曾在今年刊文称，过去8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改善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住房条件或直接为其提供物资。即使在2020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仍然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尽管国际社会肯定了我国的脱贫成就，但同时也有不少西方媒体出于种种目的，自去年以来持续发布抹黑我国脱贫攻坚成就的新闻，尤其是在我国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以后，“大唱反调”。

观察者网在调查后发现，今年以来，除了NPR以外，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美联社(AP)、《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都发布过抹黑我国扶贫成就的文章。

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抹黑的角度不一而足。有的媒体，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虽然在报道中肯定了中国“一亿人脱贫”的脱贫数字，但却又玩起来了“党和中国人民分离”的老把戏，宣称中国脱贫是“发展资本主义，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结果，和“中国政府的努力无关”。

BBC报道截图

而《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抹黑中国的手段则更为低端，《华盛顿邮报》雇佣的，长期驻扎在台北的“《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记者郭丽丽(Lily Kuo)在今年2月份的报道中，直接在报道中宣称，微博网民在中国宣布完成全面脱贫以后“纷纷表达不满，并质疑这个数字”，干脆连数据和学者都不引用了。

即便是部分相对客观的新闻，西方媒体也抓紧机会夹杂私货，以达到抹黑中国扶贫成就的目的。“法新社”今年6月份刊发了一篇关于中国西藏的报道，似乎是在介绍中国政府是如何通过发展家庭旅游业，帮西藏民众脱贫的。

但随后法新社“话锋一转”，开始宣称“游客的暴增会导致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被侵蚀的风险”。不仅如此，法新社这位记者还“阴阳怪气”地宣称，中国政府在西藏搞扶贫是为了“同化”这个历史上一直在“反抗”北京的地区。

脱贫摘帽，广大群众换了种“活法”

无论部分违背了基本媒体职业道德的西方记者如何抹黑，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实是无法撼动的。

就拿冯哲芸妄图抹黑的毕节市来讲，毕节发布早就在去年“脱贫摘帽”之时，就全面总结了毕节的今非昔比：乌蒙大地不仅山乡巨变，广大群众也换了种“活法”。

想致富，先修路，在高速公路“县县通”、空中走廊“线线红”背景下，随着2019年12月16日，被誉为中国第一条“山区高铁”的成贵高铁通车，古老的乌蒙山迎来了呼啸驰来的“和谐号”，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2大产业累计覆盖带动贫困人口12.5万人，实现产业对建档立卡贫困户100%全覆盖，为广大群众增收脱贫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保障。

在毕节的版图上，1591个生存条件恶劣的贫困自然村寨已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39个现代化的集中安置点。毕节坚持住房安全保障标准，全面完成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雨整治、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及“三改”整治任务，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6.09万户、老旧住房整治2.27万户;累计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1273处，解决了149.77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毕节坚持义务教育保障标准，确保农村贫困家庭适龄子女依法接受义务教育，不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辍学，保障有学上、上得起学;坚持基本医疗保障标准，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全覆盖，确保有地方看病、有条件看病、有医生看病、看得起病、方便看病……

正如新华社在今年2月份时评写的那样：中国的减贫成就震撼世界。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消灭了绝对贫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能够界定这一成就的词汇，只能是“人间奇迹”;能够衡量这一伟业的时间标尺，只能是“人类发展史”。奉劝某些西方国家政客停止抹黑他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各国能够携手并肩，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人权交流合作，为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来源时间：2021/10/12   发布时间：2021/10/10

旧文章ID：26187

作者：白云的故乡 编译  来源：美澳研究

卡洛斯·德尔·托罗(Carlos Del Toro)作为拜登政府第一任海军部长，在第一份美国海军战略指南中的关键词是“4C”：中国(China)、文化(Culture)、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和新冠病毒(COVID)。它们是海军部最紧迫的“挑战”，也是海军未来发展规划和支出的重点。

托罗在新战略指导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快规划作战战略和投资的步伐。”“至少一代人以来，美国第一次有了一位战略竞争对手，他拥有与我们匹敌的海军能力，并寻求积极利用其力量挑战美国的原则、伙伴关系和繁荣。”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表示，该指南于2021年10月7日发布，旨在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与新海军部长的共同愿景以及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如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结合在一起。他参加了一个帮助制定该指南的研讨会。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麦肯齐·伊格伦(MackenzieEaglen)表示，托罗部长的新指导方针没有他10月5日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U.S.Naval Academy)演讲中的坦率。在那次演讲中，他说：中国的海军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

伊格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虽然没有什么不同意的——除了海军的萎缩——但也没有什么新意。”“总之，海军部长正在描绘他的优先事项：新的概念和能力(技术)比能力(军舰)更重要，加强威慑比战争更重要。这符合国防部的总体指导和(国防部长)的预算选择。”

尽管指导意见没有明确提到购买和建造更多船只，但它确实表示海军将扩大其全球部署态势。

“我们将继续推动持续、持久的前沿作战行动。我们将做出艰难的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宝贵的资源，确保我们未来在应对各种潜在威胁方面的海军优势，同时寻求额外的资源来支持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加的责任。”德尔·托罗写道：“我们必须向前推进我们的海军态势，以便能够根据需要有效地从竞争到危机再到冲突。”

指南没有说需要多少艘船。五角大楼尚未发布《部队态势评估报告》，预计该报告将表明世界各地的部队和资源将被重新部署。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也没有发布他的新《国防战略》，这份指南旨在支撑该战略。

克拉克发现，包括制定作战概念和能力是一个好主意，可以说明海军需要如何威慑和与中国竞争，这是一个与对手在海上、海底和网络空间等所有领域运作的挑战。

“我们已经与力量较弱的对手对抗了这么长时间，我认为美国已经习惯了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基本上摆布人们。因此，面对中国，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必须真正有创造力，想出新的方法来威慑中国，不能像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或科索沃那样，仅仅依靠拥有一支压倒性的军队，”他说。

该指南将为即将到来的2023年和2024年预算请求做出的选择提供信息，这些预算请求已经变得更具限制性。托罗说，海军部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有时不受欢迎的选择”，并围绕中国优先考虑其能力，同时必须找到提高效率和节省费用的方法。

伊格伦指出了海军部长强调的一些投资，包括关键基础设施、产业劳动力和可持续燃料。

“这些优先事项中的许多都是老调重弹和但重要的(即工业劳动力投资)，但国会最终不会满意一项缩减海军的预算，因为美国对海军的需求在强化。就连海军部长也在呼吁扩大前沿海军存在的指导中承认了这一点。”

来源时间：2021/10/12   发布时间：2021/10/12

旧文章ID：2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