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立群  来源：MBA与EMBA

当下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战后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过程，给我们很多思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历史的重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法西斯的失败已没有悬念，反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防止战争再次发生。1944年7月1日，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候，正值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再次出现。我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间隔短短二十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美国要求英法还款，英法就向德国索赔，索赔额度巨大。德国忍无可忍，又发动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主要国家都在思考，如何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回看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防止冷战变热战，如何防止产生新的冷战，如何防止新的冷战变新的热战。如果不能和平地渡过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有国家都将面临灾难。正确认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七十多年来的运行历程，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战略是非常关键的。当年各国是如何设计这个战后体系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到今天，有什么地方依然有效，有什么地方已经失效?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对指导中国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二战结束后，中国也是战胜国，作为名列第四的大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基本都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其他国家实际上只是列席而已。很多今天的国家当时都还是殖民地，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中国在当时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里面位列第四，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言权，主要是英美两国在博弈。那时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重心正在从伦敦转向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个新美国，尽管美国当时的国力无出其右，但作为新生力量，美国既有强势表现的冲动，又有团结大家，特别是欧洲诸国的意愿，它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讲道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机会，美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些历史机会。

在设计国际经济体系的时候，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进行较量。论知名度，怀特只是美国财政部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干部。他们之间的较量的焦点是，国际经济体系到底要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是，一方代表英国的利益，一方代表美国的利益，同时，双方也还要代表全球的利益，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已经大大退步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最终也是保不住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国际谈判，不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考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还是美国怀特的意见占了上风，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自由贸易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当时，欧洲国家需要美国提供粮食、资金和各种机械设备。美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教训，决定要帮助欧洲国家重建，同时也不要求欧洲国家立即偿还美国的债务。这段历史，值得我们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研究。当时的设想，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一些国家宏观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个国际机构可以来帮这些国家。但是，为了要吸引这些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这和我们今天的世界银行是不同的，因为后来的世行有了更多组成部分)，以便能为很多国家提供资金，进行重建。所以在章程里，如果，一个国家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那么，该国也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成立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诱饵”：只要一国愿意接受宏观监管，就可以获得贷款。七十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亚投行，成员国必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因为他们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但是，之所以规定亚行成员也可以参加，主要是为了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以便为个别非主权经济体加入亚投行提供章程上的依据。

当时，代表英国的凯恩斯提出，把布雷顿森林机构设置在伦敦，但是美国不同意。凯恩斯又提议设在纽约，美国还是不同意。最后设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白宫一街之隔：白宫在十六街，世界银行在十八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十九街。

然后，美国要求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设置世界银行的股份，这跟当时在同时磋商成立的联合国的一国一票规则是不同的。在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下，美国实现了成为最大股东、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三个目标。世界银行成立以后，所有新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最大股东，都不能够同时做到这三点，亚投行是唯一的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然不能同时让美国直接掌控，这个机构就让给了欧洲来掌管。因为世界银行当时的使命是帮助重建，虽然它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监管影响力，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是很大的。

21世纪，中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有能力可以担当此事的。中国需要有更大的担当，通过努力，中国实现了三大目标：中国是最大的股东，中国人担任行长，总部设在首都北京。

六十年代，亚开行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台湾和香港加入了。日本何尝不想把总部设在东京。首先，美国开始是不同意成立亚开行的，最后达成妥协，美国支持成立亚行，条件是美日平起平坐，但日本还是象征性的多一股。因为这是亚开行，所以日本人当行长，但是总部不能设在东京。当时，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地区相当发达的首都，还有就是伊朗的德黑兰。最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通过努力，争取大家投票支持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为亚行总部所在地。伊朗一怒之下退出，没有参加亚行，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伊朗再也进不来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怒之下，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过了多年才重新进来。所以，我们在任何国际场合都要冷静，都要理性，都要从长计议。一怒之下，难成大事。

历史的重复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在重复，有的时候甚至都看不出历史在重复。丘吉尔说：“我从历史中知道，人们从来不知道吸取历史教训”(I havelearnt from history that people never learn from history)。其实，我们人类犯的错误是在一遍又一遍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要想犯一个原创错误，是很不容易的。读《资治通鉴》二到三百页，人该犯的错误，很早就已经犯完了，以后不过是重复犯哪些错误而已。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是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后来演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经济支柱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它们都是遵循国际合作的原则，是按多边主义的原则来建立和运行的，通过协商来解决重大问题。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我们虽然迟到了三十多年，但是加入以后，我们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获益良多，并且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一再说明，我们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同样也是受益者。

但是，这个国际经济体系是在七十多年前建立的，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格局，诉求也不再一样。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成了一个话题，很多国家提出了挑战：是不是需要改革?能不能改革?应该怎么改革?由谁来改革?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对现有的国际机构的一些运行原则，不进行改变行不行?这是肯定不行的。现在的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还是以美国、英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首制定的，是遵循他们所倡导的规则。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从金融、工业基础、高科技等来讲，发展中国家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七十年以前建立的制度肯定不再完全适用于今天。

下面的问题是怎么改?先看发达国家，他们不一定没有动力去改革，问题是改革的最后得益者是谁?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就像联合国的改革一样，很多国家都认为联合国要改革，安理会要改革，但安理会的成员国并没有就如何改革达成一致。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有一点我认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改了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前美元少，现在美元多了，为什么把这个规则改掉?一美元一票的规则不能变成一国一票。联合国可以有一国一票，是因为联合国还有一个安理会，实际上，这不是一国一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一国一票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一美元一票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会有担忧：发展中国家的GDP越来越大了，发达国家的GDP相对少了，以后就没有发言权了。这就好像我们管理企业时，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不顾及小股东利益，剥夺小股东的权力，最后企业只剩下大股东，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

第二、七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还是大股东，影响力当然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历来是欧洲人，所以欧洲也有更大的发言权。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但是，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其他国家则要推荐合适的人选竞争副行长的职位。我是中国第一人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2003年我去竞争亚行副行长的时候，中日关系并不好，当时亚行的行长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对我也比较了解，他相信我不会给他添乱，我国政府大力推荐我，所以最终日本同意了。此后，中国人一直在亚行有一位副行长，中国在亚行的作用也加大了。

第三、如果国际多边机构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模式不改革，也很难适应新时代要求。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一直由发达国家掌控，对成员国的政策进行干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结果并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甚至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比如《华盛顿共识》中的每一个条款，看上去都不会有大错，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执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巨大的风险。所以，《华盛顿共识》看上去似乎代表着真理，但是它对很多国家来说，其实并不适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行的政策导向和要求，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再有一个，是双重标准的问题。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把印尼苏哈托给搞下台了，在国际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印尼被迫关掉十七家商业银行。有一张经典照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胸前交叉着双臂，居高临下地斜视着苏哈托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定上签字。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给世人展示了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颐指气使的姿态。但是，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欧洲和其他地区遭受严重影响，国际基金组织非但没有关闭欧洲受困的银行，还给钱进行纾困。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提出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他们重新审议了政策，所以采取不同的办法。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立评议局准备了一份报告，评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的表现。我作为独立咨询专家，参与这个文件的审议。我们中国在2008年初是双降，认为是经济过热的，所以要压增长、压通胀，但六个月后就推出了四万亿刺激。为什么?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全球的经济预测是很积极的，没有预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可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很有分量的，一旦发布了一个玫瑰色的经济展望，很多国家就都被误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力的，如果在这些机构里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导向不改变，是肯定不行的。

第四、在整个体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地区性、局部性的机制和体系就在不断地建立，作为整个体系的补充。1960年代初，日本为什么决意要成立一个亚行呢?因为世界银行不一定能够满足区域国家的要求。其实，日本也是受到其他地区成立多边机构的动态的启发，如1959年泛美开发银行成立，1964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1990年，苏东剧变之后，欧洲诸国发起成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旨在支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和中日韩签署了一个区域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2008-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欧洲金融危机，使得欧洲决定成立欧洲稳定基金和随后的欧洲稳定机制。看来，为了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性机构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情况下，作为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补充，各个国家和区域都相继推出各种机构或机制，尝试应对困难和挑战，满足不同需要。

综上所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确有必要。现在，中国终于可以发挥影响力了。有两个事件需要注意，亚投行成立之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也上升了;第二、2015年人民币“入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里，成为该货币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大家知道，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和投票权的提升，人民币入篮等，一直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的。亚投行的筹备进展顺利，其成立将既成事实，之后，这些问题就逐步得到解决了。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

美国人当时对我们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疑问和很大的担心。主要有三个问题使得美国非常担忧。第一个问题，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是否会挖世界银行墙角?第二个问题，亚投行是否会专和中资机构合作，推动中资机构走出去?第三个问题，亚投行是否是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工具，或者干脆就是“一带一路”银行?

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做了必要说明和澄清。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发展和世界银行、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和开发银行的合作，绝不会去挖世界银行等的墙角。事实上，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有效。比如，当世界银行对一个国家的贷款达到上限了，不能再贷款了，我们亚投行就补充资金，并由世界银行继续起主导作用，亚投行配合。我说，世行担任指挥，不管我钱出多少，就给我一个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双簧管也行，让我们一起演出一个交响乐，我不跟你争。第二，亚投行愿意跟中资企业合作，但是，我们合作的项目，取决于借款国的需要，不会强迫他们选择和中资机构合作，以两厢情愿为原则。我们和丝路基金合作过，也在和有些中资企业磋商，但是，这都是出于借款国自己的需要。第三点，“一带一路”倡议，跟我们有共同点，都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需要有两个倡议了。“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平台，按照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进行合作。而亚投行是国际多边合作组织，有其自身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两者是不一样的。

国际上有些国家及其政界人士，在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疑虑是非常大的，他们也意识到，成立亚投行，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为了简单地搞基础设施，他们很担心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冲击。五年多来，很多问题逐步清晰了，对亚投行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性质，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的运营环境，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艰难，当然我们还得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原则。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很重要作用，不是光靠成立一个亚投行能解决的。我们只能做一点小小的工作，美国的影响，也绝不是因为它是世界银行的控制者才产生的，拥有世界银行，最多只是一种催化剂。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起到多大作用，这才是问题关键。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有些人有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经济体了;科技相当发达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这方面都领先了;四大银行加起来，资产规模了不得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加起来，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资产加起来的总和，如此等等。是不是就可以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理所当然地可以起主导作用了?我们有很多的话语权了?其实并没多少。

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央行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增长，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进一步加强汇率机制的改革，扩大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需要靠我们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一起努力。

目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市和债市总的占比大概为5%，外国人在我们的银行资产占2%左右;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市占35%，债市41%，银行资产占13%，因此是高度开放的。在韩国股市，外资占33%，在印度股市，外国占16%，也比我们多。中国的股市、债市全部加起来，所有证券投资占全世界的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条件是不成熟的。那么关键的步骤，我认为还是要扩大金融部门高水平的开放，开放自然会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影响力，当然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那么，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简单依靠GDP多少就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具备有利的条件，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就不容易被颠覆，体量大就有回旋的余地。第二、我们现在管理和应变能力，跟以前相比也在提高。在很多情况下，风险是一种预期，它不是实际的风险，要控制风险的预期。其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可能感觉风险很大;有的时候，风险其实很大，感觉不大，正确的判断是极为关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容忍度，应该有所提高，没有一定的容忍度，越是急于调整，波动越大。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胀、汇率，都是如此。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多少?三万亿美元?其实不对。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一部分，就是外汇储备，应该要加进去。比如，我们跟俄罗斯或伊朗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就避免了动用美元，而且将来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贸易也会用人民币结算。这部分的结算的人民币，怎么不是外汇储备呢?全球七十个央行的外汇储备里面都有人民币了，我们怎么自己反而不算呢?但不是所有的人民币都是外汇储备，只有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结算的那一部分人民币才是储备，应当要加上去。2017年，外汇大量流出，当时有个口号叫保三万亿，为什么要保三万亿?为什么是三万亿?而不是二万亿?其实，一旦人民币流出到一定的程度，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流入就有了盈利的空间，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外汇就会流入。严格控制流出，使得在外已经签订了投资协定的企业无法兑现承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对整体形象、契约精神和公信力，都是有伤害的。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暂时关闭外汇市场，才有必要性。我认为，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宏观上的操作，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实际效果将适得其反。

所以，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都需要有一个容忍度的问题;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波动，波动将会更大。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对偏离常态进行和缓的、稳步的、适度的调控。有风浪才能冲浪，在游泳池里不能冲浪，但游泳池里也会淹死人。所以，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预期，要对此有正确判断。

现在来谈谈亚投行的治理架构和运作理念。首先，亚投行坚持多边主义，但是，其股权结构不同于其他多边机构。股权分配是以GDP为计算基础，股权结构自然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大股东，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小股东。区域的股权分配是75%是亚洲，25%是非亚洲。但是，亚洲里边有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现在还没有进来，亚洲的75%并不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域外国家并不多是欧洲发达国家，还有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其次，亚投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从一开始就诚心诚意地邀请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入。如果只是一些借款的小国加入进来，先不用说评级问题，整个银行高标准的形象就很难支撑起来。我们现在的成员遍及各大洲，遍及有主权国家的各大洲，南极洲不算，南极洲没主权国家，其他都有。按GDP算，中国是最大股东，我们的股份占30%，投票权是26.06%。因为按照国际机构原则，大家分享一点免费的投票权，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本，大国投票低于股本。我们当时为了鼓励大家加入，还增加了创始成员票，这两个加起来15%，所以大国的投票权低于股份，而小国的投票权高于股份，这样有利于增强小国的话语权。我们中国的投票权是26.06%。按照章程，通过一般的议题，简单多数，即50%;重大政策、吸收新成员、选举行长，需要特别多数，即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即75%。亚投行尽量不用投票的方式通过重大事项，努力争取达成一致，以维护团结一致，有事大家商量原则和精神。

当然，中国拥有实际否决权，这是根据GDP的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中国刻意和强行要求的。对此，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和欧洲国家，不是没有担忧的。但是，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票数加起来，也可以超过75%，加起来也有集体的否决权，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平衡，解决了心头之忧。

亚投行的建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制定游戏规则是多么重要。我们以前一直是玩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有的时候，游戏规则会改一改，当然在国际机构里，不容易那么改。这一次，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并邀请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参与。整个过程，平等协商，体现了不同发展程度和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创举。

我们业务的以亚洲国家为中心，但是，也要顾及域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贷款业务需要扩展到其他地区，这是因为亚洲不可能独善其身，互联互通不限于亚洲自己内部。我们这个银行，跟世界银行是不一样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这个银行借款，没有出资国和受援国之分。当然，欧洲国家是不会来借的，但是，我们就是想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多边机构，坚持最佳实践，非政治化。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矛盾，不要扯到多边机构里来。在中印边境闹冲突的时候，亚投行仍然给印度提供贷款，国内有些人都想不通，怎么我们这边在打架，你们那边还给印度提供贷款?这个问题，跟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一说，他们都很理解，我们的企业想进去还进不去呢，怎么不可以?再说资金又不是给他们白送的，要还本付息的。也有人认为，你们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给印度提供贷款呢?我怎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时候打起来呢?我们早就排好了日程，根据项目进度上董事会，双方在这个时候闹起来，我们怎么改?我没法改。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亚投行管理部门依然坚持按照国际标准办事，在国际上的反响非常正面。这是对亚投行国际机构性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前不久，我跟德国智库开一个视频会，德国人对此大为惊讶，印度居然在亚行的贷款总额里占25%，是第一位的借款国。我说，这有什么惊讶的，这不就是国际机构么?我们不能平时讲国际标准，最佳实践，遇到实际问题，就想不通了，另搞一套。一旦失信于人，要挽回声誉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谈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2017年由董事会批准的“能源战略”里，并没有排除煤电，只是为提供燃煤电厂项目融资设立了一些较为苛刻的条件。实际上，五年来，我们从未做过煤电项目，或者与煤有关的项目。我在去年九月份，一次国际徽商大会上提出，亚投行不做煤电项目或者与燃煤有关的项目，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上特别是欧洲国家，使得亚投行的声誉地大大提高了。这次我在博鳌参加一个圆桌会，那个会上也有外国人，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在发言中提到“一带一路”的项目，他说有个问题挺纠结的，就是输出煤炭技术。有些国家要我们国家帮忙建造煤电厂，但是造煤电厂又有声誉问题，所以感到很纠结。我在发言中介绍，亚投行是不搞煤电的，我们的资金有限，亚投行要起导向性作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会上，我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明确宣布“一带一路”不搞煤电，只支持清洁能源，必将大大提高“一带一路”的声誉。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更多是当学生，多学习，现在也可以当老师，给别人上课了。但是，全方位地赶超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一点，谦虚谨慎，这总是没错的。

最后，我讲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又回到刚才开始讲的，经济重心，国际的影响力逐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或者平分秋色。1990年后，美国一家独大，当惯了老大，没有人可以挑战它。现在中国崛起，美国受不了，麻烦会不断。中美之间，还是要合作。我感到，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壮大，美国最终还得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当然，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我国领导人有句重要的话：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虽然没点名，但意思很清楚，这句话是对有些国家的告诫。我的理解是，这也是对自己的警示。因为我们已经是大国了，我们在跟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要有大国的风范和气度，要有大国的样子，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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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蓉  来源：机工智库

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并被视为是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关系新策略，归纳起来，共涉及以下几个关键内容：

l扩大国内投资;

l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及后续未尽需要解决的问题;

l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协作。

1. 扩大国内投资

根据戴琦的演讲内容，拜登政府的国内投资今后将主要涉及研发和清洁能源技术(即气候/环境问题)、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即供应链问题)、鼓励企业购买美国产品(即购买美国货要求)等，旨在兑现其保障美国中产阶级及工人权益的竞选承诺。

其基本逻辑是：美国全球竞争力和创造共同繁荣的关键始于美国国内，中产阶级是美国的脊梁，因此必须恢复美国中产阶级的活力。

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美国政府已经和即将采取的做法为：

(1)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推进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和“重建更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其中，美国参议院8月10日已以69比30的优势通过了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拟提供1万亿美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修改“购买美国货”条款为基础设施的国内采购扫清道路。

(2)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8月11日，参议院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拟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立新技术理事会并提供资助;该预算计划还涉及拟扩大对技术和新制造业税收激励措施的投资等。

(3)增加医疗投入。根据9月23日的国会记录文件(Vol.167，No.165)，在“重建更美好法案”中提出，拟扩大对医疗方面的投资，旨在为美国人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

(4)关于供应链安全问题。早在2月24日，美国政府就发布了关于供应链安全问题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拟对关键产品、关键工业基础启动“百日审查”、1年期审查和长期审查。其中，首批针对关键产品的“百日审查”报告已于6月8日发布，1年期审查正在进行当中。基于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审查结果，拜登政府提出如下建议：重建美国的生产和创新能力;支持最直接有效的生产模式、更高的劳动标准和生产高质量产品市场的发展;发挥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加强国际贸易规则及贸易执法机制;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合作，减少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与工业界合作，立即采取行动解决现有短缺问题。

2. 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及后续未尽问题

从戴琦的演讲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策略将主要围绕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展开，总结戴琦在演讲中提及的主要关注点如下：

(1)中国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情况

总体结论是：中国对第一阶段协议持积极态度，但未完全履行采购承诺;中国做出的承诺确实有利于美国的一些行业。

下一步计划：希望根据第一阶段协议与中国展开进一步接触;或将利用该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中国履行其承诺。未提及第二阶段协议。

(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第一阶段协议执行情况的跟踪分析

在戴琦的演讲中提及美国政府评估中国履行协议承诺情况的主要依据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Chad Bown利用美国和中国政府的贸易数据开发的一个跟踪系统。根据该系统数据，2020年及2021年1-8月，协议进口(中国)/出口(美国)数据及实际完成协议涵盖产品进口(中国)/出口(美国)数据情况如下：

(3)美国将重新启动有针对性的、针对第一阶段协议执行的关税排除程序

戴琦在演讲中称，为减轻301关税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成本影响，将重新启动针对性关税排除程序。目前，美国对华301关税共进行了4轮征税：

第一轮：2018年7月6日开始实施，涵盖818个总额340亿美元商品;

第二轮：2018年8月23日开始实施，涵盖279个总额160亿美元商品;

第三轮：2018年9月24日开始实施，美国对华涉及2000亿美元商品的税率于2019年5月10日从10%上调至25%;

第四轮：3000亿美元(清单A：1200亿美元;清单B：1800亿美元)。2019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月15日起实施。2019年8月28日，宣布自9月1日起分批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税率从10%提高至15%。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后，原定于9月1日实施的清单产品加征的税率从15%降至7.5%，2020年2月14日生效;原定于2019年12月15日实施的清单产品暂停加征关税。对于第四批清单B中的商品，原定的征收日期是：2019年12月15日。

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301关税的实施情况如下：

(1)原定于2019年12月15日按15%的税率征收的约1800亿美元美国进口关税将不会生效。这些关税将打击美国玩具、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进口。

(2)将2019年9月1日对1000多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的15%关税减至7.5%。

(3)在2020年9月1日之前对2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的25%关税没有任何变化。美国于2018年7月、8月和9月对进口零部件征收的关税保持不变。

关税排除情况具体如下：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截至2021年9月8日的统计，第一轮关税措施已批准排除的产品涉及17个关税税目的716种产品;第二轮关税措施已批准排除的产品涉及4个关税税目的270种产品;第三轮关税措施已批准排除的产品涉及46个关税税目的956种产品;第四轮关税措施已批准排除的产品涉及32个关税税目的187种产品。

10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联邦公告，要求就是否恢复之前延期的301关税排除程序发表评论并提交公众意见。美国关于301关税排除的考虑因素包括(主要是供应链问题)：产品在美国或第三国生产情况;自2018年9月以来供应链的变化情况;进口商自2018年9月以来从美国或第三国采购产品的情况;以及国内生产产品的能力等。此外，USTR还将考虑取消该项豁免是否将影响或导致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经济伤害，包括对美国小企业、就业、制造业产出和关键供应链的影响，以及对消除301调查对中国的总体影响等。评论期将于10月12日开始，持续至12月1日。根据戴琦的说法，301关税对美国中小企业的影响至关重要，是政府决定重启排除程序需要关注的反馈意见。

(4)第一阶段协议未尽问题

戴琦在讲话中还透露，拜登政府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未尽问题也表示严重关切，主要涉及非市场政策、国企竞争和补贴、知识产权等问题，并称美国将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政策工具，并开发新的政策工具“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

总体上看，对华贸易关系方面，竞争仍是主基调。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对中国补贴的经济影响启动新的调查。在此次CSIS的演讲中，戴琦暂未发表明确态度，但有国外媒体表示，USTR已要求外部顾问帮助量化中国补贴造成的损害，以衡量是否要最终启动调查。

3. 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

与盟友的合作是拜登政府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特点。在戴琦讲话中也一直强调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加强协商、协调，主要着力点集中在：确保竞争条件公平，共同努力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路线图，并加强美国工人和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针对中国的涉及国有企业问题、补贴问题、反竞争非市场政策等方面，美国拟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其中在重塑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路线图的制高点上，拟强化民主价值观、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标准，并将通过七国集团、美欧峰会、四方安全对话、经合组织以及刚刚组建的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等多双边机制推动和加强盟友间的协同、协作。

结语：

戴琦在CSIS的演讲首次明确释出拜登政府的完整对华贸易政策导向：(1)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核心问题之一。以协议的执行问题为契机，一方面美国承认第一阶段协议中的部分条款能够惠及美国企业，一方面指责中国未完全履行协议承诺。(2)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会在后续的谈判中将其作为重点，也会在多边机制中加强与其盟友的协作，甚至可能启动新的针对补贴的301调查。

拜登政府此次将着力点放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上，也是一种折中做法，体现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思路，一方面提供了谈判和接触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开发新的政策工具，并准备动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

此次美国政府采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也给我们一定启示：彼得森是一家非盈利性质的、无党派的美国著名智库，其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可以作为政府执政和拟展开贸易谈判的依据和支撑。相比美国智库，我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应依据权威数据跟踪，展开深入、专业的分析研究，并要对外发布权威分析成果，特别是不能将主动权完全放任给外方。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10/8

旧文章ID：26171

作者：  来源：老鹰学社

今天，寒意逼人。

烤火。乏困。

这是秋困吧。秋天来了，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罗昌平被刑拘

罗昌平

天椒法务集团董事长、代表作《递罪》

罗昌平，1980年12月生，祖籍湖南，现居北京。好诗词，习书法，报时事，自诩“人中豪杰，替补鬼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历任《中国商报》首席记者，《新京报》核心报道记者、深度报道部主编，《财经》杂志副主编兼任《LENS视觉》杂志副主编。[2]著有《递罪》《打铁记》《高官反腐录》。他擅长政经、财经领域的独立新闻调查，追踪过“嘉禾拆迁事件”“郴州官场腐败窝案”“上海社保案”[3]“公共裙带李薇[4]”等。

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腐败问题，并致其落马。2019年12月18日，罗昌平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敛金术和多面孔》，引致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文清被查。[5]

2015年起，罗昌平创办优恪网。

2021年10月8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刑事拘留。[21]

目录

1人物经历

2、出版著作

3、微博反腐实名举报刘铁男案事件结局

4、社会评价人物争议

人物经历

1980年12月，在湖南涟源出生;

2005年12月，出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2009年12月，担任《财经》杂志副主编;

2011年获得中国青年领袖，同期获奖者有刘瑜、汪涵、陈坤等，并作为嘉宾参加汪涵主持的《天天向上》节目;

2013年获得GQ年度人物，同期获奖者有成龙、贾樟柯、李亚鹏等;

2013年获得网易年度英雄人物，同期获奖者有伊能静、邓飞等;

2013年获得“清廉奖”，是这个国际知名奖项的第一位华人得主;

2013年腾讯新闻奖年度最佳自媒体，2014年腾讯微博年度博主，累计四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

2019年获得微博之夜“风尚奖”;

2019年创立天椒法务集团，同时是法经网、法律先生、丁丁律师、万泉知本、中芈投资、中欧法律基金会的发起人或投资人。

出版著作

《高官反腐录(编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16]

《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17]

嘉禾拆迁事件

首发报道《嘉禾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后续报道《珠泉市场利益迷局》，《国务院常务会议问责嘉禾五县官被撤》，《离婚姐妹同日复婚》;

郴州官场腐败 

《李树彪豪赌案与郴州1.2亿住房公积金挪用真相》，《李树彪案牵出郴州城建副市长》，《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案牵130余官员》，《“三不倒”纪委书记曾锦春倒台》，《郴州“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落马》，《“生死判官”黄孝光的人命买卖》，《郴州原市长周政坤被查》，《嘉禾矿难曝光湖南省安监局长谢光祥》;

腐败案系列

上海社保案：

财经杂志封面《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陈良宇案梳理》，《上海社保案大审判》

《还原张荣坤：小商人打通上海权贵之门》，《审判陈良宇》，《张荣坤清盘》，《周正毅案悬念未解》

杜世成陈同海案：

《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杜世成无期路与两个女人之染》，《“公共情妇”李薇案一角》

刘志华案：

《北京海淀区长周良洛家族生意》，《周良洛地产弊案》，《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案一审》，《刘志华情妇王建瑞过堂》，《刘志华案起京城地产寻租》;

李宝金宋平顺案：

《天津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迷案》，《天津检察长情妇王小毛疑云》，《天津大学亿元炒股案》

药监腐败案

首发报道《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被双规》，财经杂志封面《郑筱萸罪与罚》，《前腐后继的药监局长》

军方第一案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守业”未成》，《王守业家乡随访记》

黄光裕案

财经杂志封面《“中国首富”黄光裕迷雾》，《黄光裕之妻杜鹃落网》，《“公海赌王”连超牵涉黄光裕案》，《黄光裕案牵出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长郑少东》，《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接受调查》《第一落马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被查》

央视新址大火案

《追问央视新址大火》《央视新址经济账》，《央视大火再“蔓延”》，《国务院八部门介入央视大火调查》《中央电视台台长易人》

群体性事件

《通钢“7·24群体事件”之殇》《建龙扩张图》

《瓮安“6·28”事件流变》，《李树芬遗体连夜送回老家农村》，《李树芬“干爹”谢青发被拘》，《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

社会时事调查

《湘潭女教师黄静裸死案》系列

《山西黑砖窑生态》

《河北国投董事长梁云才“双规”之死》，《梁云才案公诉》，《“双规”再次收权》系列

《女警“双规”坠亡背后的岳阳护照批发迷案》，《岳阳公安局领导被要求集体回避护照批发案》《岳阳平江邮局金库监守自盗大案》

《长江堤防“造假”牵出30余蛀虫》

《上海一线医生薪金调查》

《太湖问题大堤利益黑洞》，《宜兴“八假”公司奉命转移资产》;《宜兴四星级市政府招待所818万易主之惑》

《清华两教师英年病逝与高校过劳死》

官员腐败调查

《深圳女公安局长安惠君落马轨迹》

《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前世今生》《江苏原组织部长徐国健关系网》

《原济南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被诉三宗罪》《吉林省人大第一副主任米凤君晚节“不保”》，《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有杰一审》

《婡洎頭樤吉林高法13法官串案》，《吉林信托董事长张兴波案发》，《吉林市原副市长于国华被“双开”》

《原湘西州长杜崇烟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凤凰塌桥事故记者采访被打》，《“凤凰塌桥案”部分责任人出庭受审》

《国土部办公厅原主任吕国平被双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王磐璞被查》，《原环保总局人事司长李建新被审查起诉》

《财政部金融司长徐放鸣获刑》，《徐放鸣案涉法国巴黎银行》《原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朱志刚遭查》《财经大员朱志刚与福布斯富豪王福生税案》，《发改委海外投资审批寻租第一案》

经济腐败报道

《华融成办张桂林腐败天案》，《张桂林其人其事》，《张桂林四年“缠讼”天一烂尾楼》，《河北不良资产市场“一夜暴富”》

《农业部原财务司长孙鹤龄落马蓝田案》，《四厅座出演“蓝田神话”》，《孙鹤龄折翼蓝田旧网》

《华天集团董事长朱金武末路》，《华天酒店7000万违规担保》，《密购力元新材》系列

《上海大众公用年报难产迷局》

《潇湘电站“螳雀之争”》

《北京供电局长赵双驹渎职案与威克瑞兴衰》

《新华人寿暗战》，《一审关国亮》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落网》，《资本玩家魏东之死》，《“涌金系”元老刘刚受令“协助调查”》

财经杂志封面《冰封中国》(2008年春季南方冰雪)

《震撼中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特写】4000个帐篷的24小时》系列

财经杂志封面《“大部制”真义》

微博反腐

截止2013年5月，最有名的微博反腐是——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官商勾结等问题，被认为将成为微博反腐的一个里程碑。微博草根性，令部分官员难以拒绝。

实名举报

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问题。

2012年12月7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上述人士表示，刘铁男已经得知此事，其本人目前正在国外访问。

“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2013年5月12日，中央纪委宣布，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2013年5月14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微博认证@罗昌平发布微博称中央已对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立案调查，微博中写道“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近两个月来，本人已尽举报人义务配合完成相应程序，在官方定论并公告之前不表态不回应。感谢各界亲友，来年当以更好的调查报道回报。”

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他人恐吓威胁等问题。

据微博实名认证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部级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微博中称官方简历称其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能查到博士论文但无硕士信息，其在日本做经济参赞时经情人获得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但这是荣誉证书而非学位证书，刘曾请校方加“学位”字样并将“可以评价等同”改为“特殊培养授予学位”，被拒。

罗昌平在微博中指出，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刘德成汇丰HSBC银行帐户10112-376762-150加币、10112-376762-250美元和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

事件结局

新华网北京5月14日电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新华网北京2013年5月12日电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58岁的刘铁男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学硕士，工学博士。他1983年加入国家计委工作，2008年起出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及副主任，并于2010年12月至2013年3月期间同时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2013年年初他仍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时被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向中纪委举报，指他涉嫌巨额骗取贷款和伪造学历。能源局当时回应指，有关指控是污蔑造谣，而能源局尚未对之前声明道歉，引起网络热议。

社会评价

留意罗昌平很长时间了，虽然素昧平生，却感觉莫逆于心，他的反腐情结，他的家国情怀，他的专业秉赋，他的职业素养，无一不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注定为新闻而生。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

郴州样本告诉我们，舆论监督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升格为奢侈品，从媒体必不可少的功能器官蜕化为可以随便切除的盲肠，这已是我们“被面临”的现实。如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不争的现实是，不受任何实质性制衡的权力，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害和毒瘤

——《南方都市报》原总编辑、《东方企业家》发行人程益中

《递罪》印证了我多年研究群体事件的一个判断：各地的“乱子”大抵是当地上层精英或权钱交易，或权钱结合，鱼肉百姓并制造官民冲突。昌平以犀利的文笔，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我们展示郴州乱象，管中窥豹，观望政情，值得一读。

——智库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光鼐

被损害的，先是制度，再是人心，随后是文化，于是在每一个角落里，无论朝向什么方向，我们都身处阴影之中

——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长平

嘉禾拆迁事件及郴州官场腐败案，是当代中国政情的一个标本。作为中国最有锐气的年轻记者，罗昌平一马当先，手中的笔是最锋利的解剖刀。

——《新京报》原总编辑、网易副总裁杨斌

王亚南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时说：“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昌平这本书体现了上述论断的当代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

人物争议

2021年10月6日，微博大V罗昌平在其个人社交账户上转载并发表了对志愿军烈士的羞辱性内容：将志愿军“冰雕连”称为“沙雕连”。在众多网友的举报下，微博开启“禁言模式”，给罗昌平的个人社交账户打上了“违反社区公约”的禁言标签。10月7日，罗昌平把个人微博设置为“目前内容暂不可见。”军报发文谴责：长津湖战役中，有3支连队在极度严寒中，坚守着志愿军战士的荣耀和使命，慷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除2人生还外，全员化作了晶莹的冰雕，耸立在自己的阵地上。人民称之为“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的尊敬缅怀，也是对志愿军视使命荣誉高于一切精神的崇敬。如今，“冰雕连”已经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可磨灭的符号，亦是志愿军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象征。“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烈不容戏谑!不可污名!不能侮辱!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2021年10月8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刑事拘留。

2021年10月8日，微博管理员发布微博社区公告：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让我们重温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深受教育。同时，平台发现账号罗昌平于10月6日发布诋毁英烈的错误内容，且造成恶劣影响。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和《微博社区公约》相关规定，平台对该账号予以关闭处理。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10/11

旧文章ID：26169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10月8日发表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新接触计划高级研究员埃玛·阿什福德和该研究中心副主任马修·克勒尼希就美国是否值得为所谓“协防台湾”而冒险进行了激辩。全文摘编如下：

解放军军机频繁进入台“防空识别区”和美国派特种部队训练台军唤起战争的担忧，这是一场美国能够应付的冲突吗?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新接触计划高级研究员埃玛·阿什福德和该研究中心副主任马修·克勒尼希进行了对话。

阿什福德：显然，美国现在悄悄地在台湾地区派驻军人。但是，让我们谈谈更广泛的问题。拜登政府显然已对解放军军机飞行活动表达了所谓“外交关切”。但说到实际“协防台湾”，事情就不那么明确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困扰华盛顿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改变这一立场，对“协防台湾”作出更明确的承诺。

克勒尼希：我认为，美国及盟友就“协防台湾”做出更明确的承诺，这些是“明智”的。

阿什福德：说白了，台湾对美国的战略意义远远不足以冒险与中国开战。亚洲有些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的重要性足以让美国作出协防的承诺。但在台湾问题上，利益与能力的不平衡程度实在太高了。统一一直是中共的核心诉求。台湾距离中国大陆100英里(161公里)，距离美国7000英里(11265公里)，而美国民众对“协防台湾”充其量持矛盾态度。因此，美国不应该承诺为“协防台湾”而开战。

克勒尼希：我认为中共的观点是“咄咄逼人”和“不合理”的。

阿什福德：你应该问问墨西哥对美国历史上的领土要求有何感受!我之所以提出中国对统一的强烈感情，是为了突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是不平衡的。

台湾对中国大陆来说远比对美国更重要、更有意义。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湾有强烈的感情，而“协防台湾”在美国不特别得人心。简而言之，美国政府要想针对某个国家打一场不特别得人心、战略上不重要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在那个国家得人心、很重要，那将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存在利益不平衡的原因。

克勒尼希：过去75年来，美国及其盟国建立并捍卫的体系，我不想美国输掉一场导致这一秩序终结和中国崛起的战争。

阿什福德：或许一场围绕台湾的战争可能会导致国际体系崩溃。毕竟，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并有可能让美国降级为二流强国。

克勒尼希：对，这就是美国进行必要的投资以阻止战争并在必要时赢得战争的重要性。

阿什福德：我只是不相信台湾重要到足以让美国冒这个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最近欧亚集团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只有少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保护台湾”。

派兵去训练台军是一个更加冒险的提议，因为他们把美国人放到了当地，而且总有人担心未来的决策者会把他们当做所谓的“前哨部队”。而美国作出实际“保卫台湾”的具体承诺风险太大了。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10/10

旧文章ID：26167

作者：习近平  来源：中国政府网

同志们，朋友们：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同志们、朋友们！

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孙中山先生说：“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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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亚栋 李云舒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9月25日22时14分，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舱门打开，孟晚舟走出机舱，挥手致意。

孟晚舟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她表示：“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随后，现场的欢迎人群唱起《歌唱祖国》。

在被加拿大无理拘押1千多天后，孟晚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团聚。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孟晚舟事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集中缩影。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所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透过孟晚舟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孟晚舟事件发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发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

2018年12月1日，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

“孟晚舟事件发生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过程中，这一事件绝非偶然和孤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告诉记者。

回顾历史，中国在1978年还被看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伴随着这一进程，中国企业逐步做大做强，“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从企业发展情况看，中国企业规模和大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培育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市场显示日益强大的竞争力。2020年《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有133家公司上榜，数量位列第一，首次超过美国。2021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增加到143家；中国大企业连续3年位居世界500强国别榜榜首；中国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美国企业的91.26%和75.00%，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情况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经过了从贸易型进入到生产性投资的演变，直接投资区位从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展到发达国家。刘建丽介绍，尽管受到美国打压，最近两年华为和中兴仍分别稳居全球通信设备行业市场份额第一和第四。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以手机为例，虽然华为受到美国打压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中国手机军团在全球市场影响力有增无减，小米、OPPO、vivo、荣耀、一加等品牌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中国家电企业在海外市场也越战越勇，海尔、海信等公司的家电产品成功打入欧美主流市场。

从战略性技术领域发展情况看，中国企业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也在逐步推进自主技术替代。在5G通信设备市场，华为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保持全球市场份额第一。同时，作为国内在IT技术及芯片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最强的厂商，华为已经实现了在多个领域的国产替代。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9年提供给政府的对策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具体对策。“目前来看，美国执行的政策与该对策基本吻合。除了常规的科技竞争战略，美国越来越多地动用国家力量，采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扰乱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步伐，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刘建丽说。

刘建丽分析，芯片产业是当今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关乎5G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命门以及国防安全，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遏制的核心领域。华为在芯片领域的尖刀突围，在5G技术上的全球领先，是美国难以接受的。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科技遏制采取定向打击“领头羊”策略，正如一个美国政客所言，“打击华为相当于十个贸易协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目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推动因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和挑战。孟晚舟事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刘建丽告诉记者，这种不择手段的打压，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焦虑情绪和敌对情绪的集中反映，是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科技霸主担忧其地位发生动摇，担忧中国崛起影响其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从而对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进行恶意阻挠的具体表现。

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思维注定徒劳，逆势而动的美国正走向失道寡助

孟晚舟事件的发生，赤裸裸体现了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25日表示，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

“美国政府炮制孟晚舟事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加拿大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帮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说。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体系”异常活跃。这个由美、英、加、澳、新五国建立的情报共享机制，通过秘密合作方式，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

除了共享情报，美国还频频鼓动“五眼联盟”统一立场和口径，打着“人权”“自由”等幌子，就香港、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裹挟“五眼联盟”，排挤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其参与联盟各国移动通信设备、技术投标。

然而，即使“抱团”充当“打手”，“五眼联盟”成员也不能完全逃脱被美国打压的境遇。在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司法体系独立，却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原则的钳制。有评论称：美国让加拿大抓哪国人它就抓哪国人，然后把人扣着等美国说怎么处理，这样的加拿大莫非是美国的第51个州？

作为美国的工具，“五眼联盟”内的其他成员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一个焦虑的美国，正用强烈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绑架盟友，越来越深地伤害盟国的利益。德国国际政治学者奥利弗·福克斯认为，“五眼”实际上就是“1只大眼+4只小眼”，美国是绝对主角，但“4只小眼”并不愿百分百地服从，只是目前仍无法脱离美国的掌控。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从最初的涓涓细流不断汇聚成席卷全球的滚滚浪潮，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二战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机构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组织者，推动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维系了世界的安宁、进步和繁荣。

“对一个大国来说，思想的衰落比实力的衰落更危险。”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直言：“在21世纪多极化、全球化时代，不能还想着从冷战工具箱里翻找工具，天天琢磨着怎么遏制他国，拉‘小圈子’，搞集团对抗，按丛林法则行事。这些散发着霉味的陈腐思想在当今世界肯定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6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

“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这才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乐玉成说。

敢于善于斗争，加强国际规则运用，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不断施加制裁，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企业发展。2020年4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中美竞争中的新武器库——胁迫性经济措施》，透露了美国近年来所采用的6类胁迫性经济措施：关税、出口管制、对中国的投资限制、金融制裁、限制与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执法工具。

从中兴案到孟晚舟事件，美国运用“长臂管辖权”打击我国重点企业和人员。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家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过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对这家公司拥有司法管辖权。其依据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根据该法，美国政府几乎“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一名外国企业员工，甚至把其投入监狱，判处重刑”。

“从法国阿尔斯通案、巴黎银行案，到孟晚舟事件，被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众多案例表明，一旦美国把特定国家和企业视为威胁对象，就会通过所谓的法律途径不择手段予以打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政欣说。

面对美国的倒行逆施，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获悉孟晚舟被无理拘押相关情况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立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舟提供领事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敦促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7月26日，在中美高层天津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

去年9月和今年1月，商务部先后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公布实施，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法律战。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霍政欣称，对中国政府来说，还要不断丰富完善涉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比如，反外国制裁法虽已颁布，但目前只有16条，具体条款和配套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又如，通过不断修法，我国现行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刑法、反垄断法、个人数据法、证券法、出口管制法等，制定了一些域外适用的条款，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使其更加完备。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通过执法和司法实践不断厘定我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具体边界。

在加强国际规则运用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及正常运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大多数国家积极响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国成为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一环，在推动净零排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反腐败领域，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首个由我国主导制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文件；2016年9月，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2021年6月，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挑战和举措，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大会上，中方就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主张，为反腐败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孟晚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做大做强的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风浪。从小米起诉美国政府获胜，到孟晚舟获释回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实战”中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未来我们必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来源时间：2021/10/11   发布时间：20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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