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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雷详细澄清与中方通话:防止核大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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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雷28日对美国国会详细澄清了最近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与中方通话事件。他指出,这些通话都是依据美国相关政策指导纲要,按照相关程序,经过部门协调,有多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增强美中两军关系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防止两军意外事件升级为危机。他强调,两军最高级别的沟通对核大国之间处理危机、防止战争和美国安全至关重要。

米雷28日上午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克肯奇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听证会。本来是就从阿富汗撤军作证,但米雷特意利用这个机会,对最近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特朗普对他与中国军方高层通话横加指责做出回应。米雷表情严肃、口气强硬地发表了长达6分钟的声明。

9月中旬,《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科斯塔出版的新书《危险》披露,因为担心特朗普贸然行动,米雷曾在去年10月30日美国大选之前和今年1月8日国会山骚乱之后,两度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话,向中方保证美国不会对中国发起突然军事攻击。这一曝光在美国引发舆论风暴,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对米雷发动人身攻击,称他“叛国”,要求拜登炒掉米雷。

米雷十天前曾做出简单回应,表示他与中方同行通话“完全属于职责范围内”。此类通话是例行的,“是为了向盟友和对手再保证,以确保战略稳定性”。他还表示,将在2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做出详细回应。

米雷28日的回应全文如下:

我为这个国家服务了42年。我在战斗中度过了数年,埋葬了许多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士兵。我对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和宪法的忠诚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的忠诚是绝对的。

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我接到并打了数百个电话,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对手作出保证。我还接到了很多来自你们的电话,国会议员们,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

在与参谋长、作战指挥官频繁会谈和我自己员工的日常会谈中,我的信息是一致的:我们是稳定的,美国军队在政治上不扮演角色,我们将遵守来自上级任命文官的合法命令,我们仍将忠于宪法。

关于与中方的通话,在文官的知情和监督协调下,我定期与我的同行李将军沟通。我是在国防部指针、对话体系的特别指示下与中方进行沟通的。这些最高级别的两军沟通对于在核武器武装的大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去冲突化,处理危机和防止战争,对于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2019和2020年美国国防部与中国联系和交往的指导纲要指示国防部将与解放军的接触和交流常规化和优先化,以增强可预测性、稳定性,并防止美国和中国作战部队之间的事件无意中升级为危机。

10月30日和1月8日的通话前后,我们都与埃斯珀部长和代理部长米勒的工作人员以及各部门进行了协调。10月和1月的通话的具体目的是由相关情报产生的,让我们相信,中方担心美国即将发动攻击。

我知道,我敢肯定,特朗普总统并不想攻击中国人,传达总统的命令和意图是我的直接责任。我当时的工作是缓和局势。我传达的信息还是一致的:冷静、稳定、缓和。我们不会攻击你们。

在国防部长埃斯珀的指示下,我于10月30日给李将军打了电话。8个人在我打电话当时和我一起,我在电话结束后30分钟内宣布了通话内容。

12月31日,中方要求与我通话。负责亚太政策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帮助协调了我定于1月8日的电话会议,有11人和我一起参加了会议。通话记录当天就分发给了各部门。

在我与李将军的通话结束后不久,我向蓬佩奥国务卿和白宫幕僚长梅多斯通报了这次通话以及其他事项。在那之后不久,我参加了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的一个会议,向他通报了电话情况。

1月8日同一天晚些时候,佩洛西议长打电话给我,询问总统发射核武器的能力。我试图向她保证,核发射是由一个非常具体和深思熟虑的过程控制的。

她很担心总统,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对于总统的定性。我解释说总统是唯一的有权发射核武器的人,但他不是独自一人发射的。

我们有相应的过程、规程和程序到位,我多次向她保证不会有非法的、未经授权的,或意外发射的可能性。

这些程序概述在行政命令,总统政策指令,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国防部指令,国防部核计划,姿态指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紧急程序I-X卷,所有这些都是机密。

根据总统和国防部长的指示,参联会主席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以确保总统在决定使用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时完全知情。根据法律,我不是命令链中一员。然而,根据总统和国防部的指示,我在通信链中履行我作为总统主要军事顾问的法定职责。

议长佩洛西电话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国家军事指挥中心(NMCC)监察官、参联会情报主任(J-2)、参联会作战主任(J-3)和其他联合参谋部主任等人重温了这些程序,这些程序日常是在行动官级别进行。此外,我立即告知了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关于佩洛西的电话。

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试图改变或影响过程,篡夺权力,或将自己插入命令链,但我被期待给出我的建议,并确保总统完全知情。

我要提交一份记录,关于我围绕这些事件更详细的非机密备忘录。

我欢迎大家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彻底的回顾,我也很乐意在一个机密会议上详细讨论激发这些行动的情报和具体的时间线。我也很高兴提供所有的电子邮件、电话记录、备忘录、证人或任何其他你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事件的东西。

我的誓言是不惜自我代价,支持美国宪法,反对国内外的一切敌人,我永远不会背弃誓言。我坚信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我致力于确保军队不受国内政治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1/9/30   发布时间:2021/9/29

旧文章ID:26089

持久战:中国寻求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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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编译:房宇馨(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7uW1nLnDeQ


内容提要

8月26日,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新作《持久战:中国寻求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举办了一场网络发布会。杜如松在2021年年初进入拜登政府任职前,便完成了《持久战》一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该书于今年7月正式出版。书中对中国大战略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建议。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这本关于中国战略问题的著作,随后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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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

主持人:

Michael E. O’Hanlon,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发言人:

Rush Doshi,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前中国战略倡议主任、前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

小组讨论

主持人:

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

发言人:

David Edelstein,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Jackie Deal,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战略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ude Blanchette,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

研讨会发言摘编

Michael E. O’Hanlon:这本新书在实证研究和方法分析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撰书过程中使用了翔实的一手资料,所以希望Rush首先为我们分享关于完成此书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如何寻找到如此广泛的原始文献?

Rush Doshi:我分享两个观点,一是如何探讨“大战略”,二是如何利用公开的中文文献来做研究。“大战略”是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但它很难被定义。那么,我们如何感知大战略的存在?如何去了解大战略?首先,要去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关于大战略的概念。这里的文献资料并不仅仅是指某一经典文献,而是一系列重要文献组成的数据库。其次,要研究大战略的实施,判断国家的行为与文献资料中的描述是否一致。最后,要研究大战略能力,判断国家是否设有必要的机构来协调多种治国理政手段来为大战略服务。正如我在书中所述,大战略之“大”不只在于其所设定的宏伟目标,也在于其协调多种治国理政手段来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所要面临的艰难挑战。所以,上述三点便是我研究的出发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研究中国的行为并尽可能地去理解这种行为。

在文献方面,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要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指导政策方面有着众多不同等级的的规范用语,例如“路线”(line)、“方针”(guideline)、“政策”(policy)。研究时需要了解它们在整个大系统中的地位,并追踪其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对其进行追踪的最好方法是整理一个相当大的文献资料库。我所获取的文献资料中,一大部分是已公开的,一部分是被偶然发布在网上的,一部分是无意中泄露的,还有一部分被保存于香港与台湾。我整理了这些文献,研究其中一些关键概念的演变,结合中国的政策行为,去探寻中国做出某些军事或经济决策的原因,进而探究中国大战略的渊源、成因和存在方式,这便是我成书的逻辑。

Michael E. O’Hanlon:能否简短介绍一下,你在书中是如何将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呢?

Rush Doshi:我认为在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大战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2008年,“韬光养晦”阶段。这个阶段,中国采取的是“钝化”战略(blunting),低调地钝化美国权力的基础,为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一些回旋的自由空间,避免充满危险、风险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6年,“积极有所作为”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注重的不是钝化美国的权力,而是为在亚洲范围内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秩序来奠定基础。2009年发表的一次讲话是这一阶段开始的一个标志(详见下文)。

第三个阶段是2017年至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在战略方针上没有展现清晰的转变,但中国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新的论断。这个说法出现在了习近平主席的绝大多数重要讲话及所有白皮书中,在短短几年内高调进入公众视野。外国学界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我在书中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我认为,中国基于对美国衰落的诸多判断,正在同时采取“钝化”和“建设”(building)的战略,并且在使其方针更加全球化。我将此称为“扩张”战略(expansion),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是相辅相成的。

Michael E. O’Hanlon:在第一阶段,中国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在后冷战时期尽管中美在一些层面上的冲突使两国的关系有所恶化,但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阶段,也是中美之间开放、友好的阶段,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并没有太多冲突,那么为什么中国认为有必要去钝化美国的权力呢?

Rush Doshi:可以说,90年代的中美关系极为温和,美国欢迎中国加入重要的经济组织,并提供资金、技术、专业知识和市场来帮助中国发展,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抗也不明显。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是“准盟友”(quasi-allies),共同在许多敏感领域合作对抗苏联。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焦虑感。在书中,我提到了三个事件:20世纪80年代事件、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第一项事件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再度对美国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威胁感到警醒。海湾战争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感到警醒。很多学者原本认为,伊拉克军队会在战争中进行激烈抵抗,导致美国陷入另一场“越南战争”。但伊拉克人被很快击败,这让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感到不安。最后,苏联的解体使中美失去了在战略上进行合作的理由,两国之间的凝聚力大不如前,这也非常令中国不安。在这本书中,我提到,在上述三个事件发生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和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Michael E. O’Hanlon:除了你提到的三个事件外,中美还经历了台海危机(1996-1996)、科索沃战争(包括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北约东扩等冲突事件,这些都发生在你所划分的第一阶段。那么,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塑造或强化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上述三个事件相比,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如何?

Rush Doshi: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大战略的演变是非常缓慢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关键变量是其对美国权力和对美国威胁的判断。这一变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从中国的“准盟友”变为了更强大、更具威胁的“主要对手”。但是这种变化早在科索沃战争和台海危机前已经出现了,在1989年和1991年之间已经便已出现了一种急剧的认知偏离。所以我特别强调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等三件事,因为中国的新战略在那时便已经启动了。

很多人认为,在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才决定启动不对称军事力量竞争。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很多重要的决策、投资早在海湾战争时就开始了,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前,中国的军事指导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使用水雷、导弹和潜艇,试图以一种低成本、非对称的方式破坏美国的力量投射,而不是像后来建造航空母舰那样“华而不实”。

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入了APEC和WTO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机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相信加入这些经济协议也会束缚美国的手脚。因为在1989年后,中国认为美国在向其施加强制性经济杠杆,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国寻求约束美国经济权力的滥用。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机制建设产生了真正的担忧。中国从北约东扩中预感到,美国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利用APEC或东盟区域论坛(ARF)这样的多边组织来建立自由地区秩序,甚至是建立亚洲版的小北约。所以,中国选择加入这些机制,试图从内部对美国进行制衡,以“钝化”美国权力。

因此,中国战略的关键变化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采取非对抗性的钝化战略。

Michael E. O’Hanlon:如果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大战略,那么到了第二阶段,是什么导致中国的战略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Rush Doshi: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应,都使中国感知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组织盟友的强大能力,这种观念是长时间存在的。但2008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伊拉克战争的困境以及美国对俄罗斯强势姿态的反应,都使中国开始考虑,也许美国实际上正在衰落,中国有信心从削弱美国实力转向建立地区秩序。

战略的转变在军事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国减少了使用水雷、导弹和潜艇,而加大了对航母和水面舰艇的投资。因为中国认为,不能仅仅发展拒绝美国进入该地区的能力,而是要不断对外投射自身的力量。

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仅一直在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并且想要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机构(合法性方式),同时在经济诱导(如“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胁迫(如经济战和经济制裁)两方面开始运用多种经济工具。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渴望加入和重塑地区组织或创立中国自己的组织。所有这些早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便已发生,而非在现任领导人任内。正如我早先提到的,胡主席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曾发表讲话。在当时,驻外使节会议每六、七年才举办一场,事关几乎整个外交政策机构和每一位大使,所以这一会议格外重要。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胡主席进一步肯定了“韬光养晦”原则,并明确提出了“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并且,胡主席强调,必须重视“积极有所作为”。当在文本中阅读时,尽管“积极有所作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但与其有关的表述是相当神秘和晦涩的,因为这是对邓小平观点的发展和调整,这不是一件小事。在这场讲话中,胡主席还概述了很多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规划。虽然我并没有找到完整的演讲稿,但从中国共产党公开的讲话摘录中,便能可见一斑。这就是中国战略从根本上进入第二阶段的起始点。

Michael E. O’Hanlon: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第三阶段吗?

Rush Doshi:我认为,第三个阶段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如果总结这个阶段中国的学术论调,会发现中国学界对民粹主义的提及大幅提升,这是因为中国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会从根本上损害政府的工作能力。尽管他们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基于这种结论,中国认为西方在那个时期有某种走向衰落的趋势。随后,伴随着2016年的一系列民粹主义大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中国开始真正得出结论,美国正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衰落,也随之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这个论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背景。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从清朝衰落的民族主义发酵中崛起的。许多精英因为目睹了清朝的衰落,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便导致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发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是其产物之一。很多人被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认为它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

在19世纪70年代这一艰难时期,中国有一位政治家李鸿章,他竭力追求清朝的“自强”,试图保护清朝免受外国掠夺,并使中国重新强大起来。他曾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句话显得极具洞察力,因为那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而中国现今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听起来像是对李鸿章论断的承继。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软弱和羞辱,而是实力与机遇。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的存在。正相反,很多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献表明,中国具备了程度很高的风险意识。但与此同时,其所迎来的机遇也格外显著,甚至超过了风险。这一认知驱动着中国战略开启第三阶段的大战略——“扩张”,结合了早期的“钝化”和“积极有所作为”,并将其应用于全球舞台。中国最新的大战略首先要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更公开地从该地区取代美国的权力,最终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年来较为强硬的态度并非是中国现任领导人个性的产物,因为这忽视了中国的政策行为事实上是植根于党内长期共识的。

David Edelstein:关于《持久战》这本书,我想提出一些质疑。我的问题是,中国大战略的潜在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此书的逻辑是,中国人十分关注美国的动向,中国对于战略的调整都是针对美国权力变化动态的回应。这一点推断是否准确呢?因为在每一阶段,中国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变得不断强大。那么,中国大战略的调整是否是基于国力的变化,而非是对美国动向的判断呢?美国的国防专家傅泰林(Taylor Fravel)专注于研究中国的军事理论,特别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党的领导对军事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持久战》这书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我们只有真正确定中国大战略改变的驱动因素,才能预测中国大战略下一次转型。

Jackie Deal:我也认为国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是有影响的。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旨在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机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但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世界市场无法继续消化中国多产出的8%至12%的商品,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遭遇某种限制。加之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困扰,中国很可能会认为经济发展“窗口期”正在收窄,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避免或阻止负面影响的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其局部霸权(partial hegemony)和继续发号施令的能力(ability to dictate terms)。除经济领域外,中国在军事领域上的行动也格外引人注目。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建军100周年,2035年需要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这些都是到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中间步骤。8月份,美国空军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ASI)发布报告称,该机构刚刚发现了中国的第三处洲际导弹发射井。该机构称,“在远程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中国正朝着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方向发展。”另外,还有大量文件明确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大力发展力量投射能力,如航空母舰、两栖作战能力等。因此,美国需要格外警惕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某种“战略意外”(strategic surprise)。

Jackie Deal:在《持久战》的最后一章中,Rush Doshi为美国回应中国的挑战制定了一套全面但非对称的应对计划。Rush认为,美国应该寻求避免与中国发生货币或船舰冲突,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削弱中国在亚洲与全球范围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种非对称性战略是对中国“钝化”和“建设”战略的部分复刻,“钝化”中国的权力和“建设”美国的权力。按照Rush的说法,美国应该在军事领域进行更多非对称性的投资,例如投资于反介入和区域阻绝导弹系统(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missile systems),或将其转让给中国周边地区国家。无论怎样,美国需要在国防上进行更多投资来巩固我们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近日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Beijing’s American Hustle: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称,美国需要审慎思考究竟在无形之中为中国的企业及军民融合机构提供了多少资金和技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本周早些时候表示,SEC将执行一项于2020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遵守我们的会计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要求,如果不遵守,可能会在2024年以后被摘牌。这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应该更加仔细、有选择性地考虑,应该向哪些中国国有企业或与军工企业提供专有技术或资本,哪些公司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市。

David Edelstein:关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问题,我想这又回到了我关于中国战略变化驱动力因素的相关问题。问题之一在于,现在很多关于中美竞争的辩论集中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很多人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关系类比到中美两国,将中美之争形容为“冷战2.0”。我认为,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它分散了我们对权力动态的关注。其中更为关键的是,中美竞争中的经济因素。经济之争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使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了根本不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目标并不涉及与全球经济。然而,现在的中国非常渴望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中美的下一个竞争领域可能会在“云计算”上展开,美国云市场上有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云计算操作系统和谷歌云平台,一旦中国大举进入这一领域,并获取存储在云平台上的数据,将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潜在影响。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必须在脱钩和高度相互依存之间寻找到某种程度的对华接触平衡。

Jude Blanchette:我最近读了巴里·诺顿(Barry Nougton)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本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书。书中,巴里·诺顿追溯到了2006-2007年,那时中国开始真正推动自主创新,并开始优化其产业政策。我提到这一点只是想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因为2017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才开始走向一种新型“自给自足”(neo-autarky),但实际上,这种逻辑在中国已经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明显加速而已。“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等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国正在重新调整市场的开放程度。事实上,回看过去六个月左右中国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可以感受到习近平主席正试图再度平衡管控、创新和开放之间的紧张状态。我认为,从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政府都有更多信心相信政治体系能够经受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而习近平政府对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视程度则相对更高,这几乎影响了中国政府所有的政策决定以及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展望未来10年或15年,这一点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习近平政府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风险,基本上会继续收紧开放的程度。最后一点的警告是,美国正处于一种“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国”的状态之中,这会影响美国分配资源和“带宽”(bandwidth)的能力,对美国造成困扰。

来源时间:2021/9/30   发布时间:2021/9/29

旧文章ID:26088

紧张的美中关系显露务实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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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mes T. Areddy / Andrew Restuccia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美国暂缓起诉中国通讯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高管孟晚舟,围绕此事的幕后交易移除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块绊脚石,展现了两国关系中鲜为人知的务实层面。

美中两国在许多方面处于对立状态,从技术到人权、再到中国的领土主张。联合国秘书长本月称中美关系“完全失调”。

不过,自拜登(Joe Biden)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包括气候合作和发放签证等越来越多的行动显示,美中双方都愿意抓住初露端倪的关系缓和机会。

这些行动发生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之际;尚无迹象表明双方在重大争端议题上出现缓和,例如中国对台湾或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 中国称南海)的主权主张,一些人担心这些争端有可能推动两国走向军事冲突。

不过,上周五孟晚舟的获释是迄今为止显示中美双方愿意务实处理问题的最明显迹象,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好的人质交换。

根据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孟晚舟承认,她曾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发表过不实言论。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推迟并在之后放弃对孟晚舟的刑事指控,这使孟晚舟得以从加拿大乘飞机返回中国。她此前一直被限制在温哥华居住,为避免被引渡到美国而抗争。

在孟晚舟临近启程离开加拿大时,中国政府释放了两名被拘押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凯(Michael Kovrig),他们登上了加拿大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前往卡尔加里,从而结束了他们两人长达三年磨难,以及这段时期困扰美国重要盟友加拿大的麻烦。两人当初是在孟晚舟于2018年被扣押的几天后在中国被逮捕。

据一位了解拜登政府想法的知情人士透露,孟晚舟事件的发展与外交层面缓解紧张局势的更广泛努力无关。他表示,美国司法部的决定独立于白宫。

中国官媒报道称,释放上述两名加拿大人是出于健康原因。

为了将这两名加拿大人从中国的监狱中解救出来,加拿大政府似乎不惜代价,这让一些在华外籍人士非常不安。他们表示,中国政府恐怕会在未来的争端中更大胆地拘留其他外国公民。其他人则认为美国针对孟晚舟一案问题重重,不过企业高管和一些组织机构也表示,僵局似乎已结束,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总部位于纽约的咨询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会长欧伦斯(Stephen A.Orlins)表示:“我看到了所有不对劲的事。也看到一些好事,但很有限。毫无疑问,最新这件事是最重大的。”他说:“我希望这能带动积极势头。”

最近几个月,中美双方都处理了两国关系中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美国驻华领事馆已批准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签证;美国司法部7月份撤销了指控五名访问学者隐瞒其与中国军方关系的诉讼;美国机构已暂停针对被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贴上威胁国家安全标签的中国科技产品的行动,其中包括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简称﹕腾讯)旗下微信(WeChat)和字节跳动(Bytedance Inc.)旗下TikTok。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承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厂,以回应拜登政府追求的一系列气候目标之一。据美国饲料谷物协会(U.S. Grains Council)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还加大了对美国玉米、大麦和高粱的进口力度。而且中国新任命的驻美大使不久前已到任,这位大使已向到访者表示,双向沟通是有益的。

上周五出现突破的背景是,拜登希望北京方面在11月的格拉斯哥峰会上支持全球气候协议,而且习近平希望北京冬奥会不会出现任何有人发起抵制的不快局面。

自上任以来,拜登一直试图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同时努力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包括与盟友合作向北京方面施压。

在上周二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拜登详细阐述了植根于联盟建设和外交的对外政策世界观,声称他无意再打一场冷战。

习近平和拜登也一直保持着沟通渠道的畅通,今年两次通过电话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即使双方有时会各说各话。白宫称,本月早些时候两位领导人之间进行了90分钟的通话,这意味着美国正继续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对华关系,并“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

尽管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不希望发生冲突,但两国的代表在公开场合还是会针锋相对,比如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一场会议就变得火药味十足。中美两国的军队经常在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 中国称东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和上空相遇。

据熟悉拜登政府内部涉华事务讨论的人士说,在拜登政府看来,北京方面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渐进式的,反映出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压力,而不是新的合作精神。这位知情人士说,两国关系极其复杂,每有一个积极的进展,都有许多更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周末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

拜登政府寻求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中国寻求与美国就整体关系进行对话。在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本月访华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已就这一点作出明确表示。王毅称,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不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问题是这些举措有多大作用。

“中美关系方面不乏激流旋涡、坑坑洼洼和小风小浪,但一个巨大变化是中方采取更加好斗、好战和傲慢的政策,”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 Pottinger)说。他现在是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中国项目负责人,该智库对中国持强硬立场。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动化解了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计划,特朗普政府为达成2020年初签署的贸易协议耗费了很大精力,之后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又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

但拜登也保留了特朗普的另外几个向中国施压的着力点,包括对中国钢铁和铝、洗衣机、太阳能板和其他商品征收关税。拜登政府仍在评估对华经济和贸易政策。

据了解拜登政府内部涉华问题相关讨论的人士透露,预计这一评估将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此外,美国尽管在上周五就孟晚舟一案达成协议,但其对华为的排挤仍然广泛而又猛烈。

本月在联合国出现了一个显示妥协意愿的迹象,当时,一位得到美国支持、对缅甸军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继续担任缅甸驻联合国大使。中国并未予以阻挠;缅甸军政府上台后,中国是少数几个与之有接触的国家之一。按照相关安排,缅甸驻联合国代表觉莫吞(Kyaw Moe Tun)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但在关键程序中仍然是该国的代表,等待接下来关于这一席位的最终决定。

一些彰显和谐的事件已惠及中美双方。例如,签证审批重启为中国学生提供了留学机会,同时提振美国高校的收入。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粮食采购既为中国政府重建国内生猪存栏量提供助力,又向华盛顿方面发出了善意的信号。中美双方都有意向缅甸军政府施压,虽然所基于的原因并不相同。

目前,官方的措辞仍然很强硬。

孟晚舟上周六抵达深圳后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热烈欢迎。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将她的获释归功于“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强大意志”,但没有详述此事的细节。官媒称当初对于孟晚舟的拘押是非法行为。

一些观察人士仍然表示,这一突破性进展可能预示着冷静的思维正在占据上风。驻纽约的律师Jerome Cohen表示:“斯帕弗和康明凯的立即获释让我抱有更大的希望,我认为这只是美中共同改善双边关系、使之回到更平稳(至少没那么危险的)轨道所迈出的第一步。”Cohen曾参与过涉及中美两国的重大法律诉讼。

来源时间:2021/9/29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7

美印澳日首次闭门串联, 中国却忽视一个关键角色 | 基于博弈论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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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粒民  来源:三策智库

导读:昨日,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举行首次最高领导人线下面谈。CNBC组织专家运用博弈论模型,对Quad未来走势进行了预测。分析对象包括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名关键“玩家”,模型预测了日本、中国、俄罗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对Quad的反应。

本文指出,Quad的内部联系将越来越紧密,其合作可能溢出到经济领域。Quad同盟之外的某些国家则会在安全问题上和Quad开展合作。该模型预测的一部分具体结果,已有应验。它成功预测了日本和印度之间升温的双边关係,昨日Quad峰会前菅义伟单独会见莫迪,日本希望加强和印度联系的心情可见一斑。报告指出,日本及其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推动Quad创建和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其角色却被中国相对忽略。

博弈论本身只是众多分析工具中的一种,而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不可能像对物理学的预测那样可靠。不过,博弈论为我们理解Quad的现状及其未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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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主持召开了首届美、印、澳、日“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白宫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称,他们将专注于在Covid-19、气候危机、技术、网络空间和“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方面深化四国关係,推进务实合作。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曾是高级官员间关于海军合作的非正式的持续对话。如今它正在演变为技术、全球经济、安全和流行病等方面的顶级战略合作机制。中国认为Quad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因此表示抨击。

为探明之后将发生什么,CNBC在2月份提出了一个问题:Quad的未来是什么?随后通过运行先进的博弈论模型进行了一些较为具体的预测。

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弈论都是一个晦涩的概念。简言之,它是一种试图将科学手段应用于战略分析的尝试。博弈论者会构建涉及群体或个人间竞争的情况模型,随后将通过系列计算来预测不同行为者的交互情况及其结果。当然,博弈论不是魔法,它也有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两位帮助构建本报告所用模型的政策分析师便对预测结果表示了质疑。

不过至少在博弈论的圈子里,这份报告运用的模型广受好评,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是它的老用户。本报告构建的模型包括近300名核心“玩家”,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和国家机构,分布在四国、中国和其他10个国家和地区。

接下来是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以及相关讨论:

第一,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将更加关注印太安全,这些国家的行动方式将越来越协调一致。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比他们已经采取的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例如,他们不会在中国已经宣示了主权的南海海域集体进行海军演习。

第二,中国领导人将分别向Quad领导人施压以在他们间制造隔阂,但这些国家将不予理会。中国的部分高级领导人,将开始支持对Quad采取更具调和性的举措。但他们会遇到中国共产党高层中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中国不会在海洋问题上向Quad做出重大让步。

第三,其他国家将与Quad结盟或在安全问题上向其靠拢,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法国和韩国。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或为参与海上联合军演,或是对该集团与安全相关议题的立场公开表态支持。而其他国家如越南等,将比现在更向Quad靠拢。

1、中国忽视的角色:日本的核心作用

中国常将美国视为Quad的主导,而拜登政府无疑强化了美国在该集团中的领导作用。但该集团的实际情形要更为复杂,在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的过程中,每个Quad成员国都有自己的理由。

日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媒体乃至于大多数美国媒体对Quad集团的报道,都忽视了日本及其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创建该集团并使其保持活力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多年来,日本一直认为建立“朋友圈”是个好主意。特别是与印度交朋友,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每个国家都有对方更想要的东西:日本拥有资本和专业知识,而印度则拥有蓬勃发展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东京国立政策研究所教授道下德成(Narushige Michishita)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日本将印度视为未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其人口不断增长,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他认为,从安全角度来看,与前总统特朗普相比,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更乐于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但问题在于美国的军队“分散在全球各地,而中国是在区域部署”。“所以两个朋友不够的话,那麽,可以将目光转向印度。再多交个朋友!”

2、“测不準”的中国

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博弈论预测是那些帮助建立模型的专家最感兴趣的,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最多的分歧。中国因素是整个模型预测占比最大的部分。它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也是一切的驱动因素。

该模型并未预测中国会对Quad这一概念表现得更为友好,事实也远非如此。但它确实表明,中国领导层内部将出现不同的观点。但是,一些政策专家对该模型的预测表示怀疑,认为其缺乏对北京政府内部运作的真正了解。曾在小布什当政期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说:“当年我在白宫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你在中国谁是谁,现在就不太透明。”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蒙德(Larry Diamond)表示,中国党内政治当然包括派系,但这些事情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是典型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拥有“独立的权力参与者”。

3、其他国家:“站在干岸上”

和Quad有共鸣,并不需要直接加入Quad。

格雷迪建立的博弈论模型考察了总共15个国家和地区,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Quad的未来。计算结果预测,这15个国家和地区中的一部分将在安全问题上选择与Quad结盟或接近结盟。该模型称,英国、加拿大和新加坡将在海上安全问题上与Quad保持一致。法国和韩国将接近Quad的立场,但其主要决策者之间的共识并不那么一致。据该模型,越南将在不完全采取其立场的情况下向Quad靠拢。菲律宾则将发出与Quad结盟的信号,但其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看起来可能会在明年全国大选后倒向中国。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8月份运行博弈论模型以来,法国对Quad的热情似乎已经下降。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一家潜艇制造商的400亿美元合同,这个决定激怒了法国。CSIS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访问学者莫尔克斯(Pierre Morcos)说:“它完全改变了法国在该地区的考量,特别是涉及到任何形式与Quad集团的合作。”目前,法国已从美、澳撤回大使。“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减少对该地区的承诺,但鉴于法国当局的愤怒,在不久的将来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任何合作都将变得困难。”

4、俄罗斯和中国台湾:软硬之间

中、俄之间并未正式结盟,但在国际问题上经常合作。模型表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希望中国软化对Quad的态度,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走那么远。随着博弈演进,俄罗斯总统和整个俄罗斯的领导层将对Quad失去兴趣。美国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杜茹瓦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偏离中国的立场,并指出俄罗斯是两国中较弱的一个,在商业上依赖中国。

然后是中国台湾。如果说印太地区有一个地方让政治家、政策分析家和中国观察家普遍感到担忧,这只能是中国台湾。不止一位帮助补充Quad模型的专家都表示对大陆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这个可能性的忧虑。该模型预测,中国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一开始会对大陆采取强硬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党员的立场会软化。在中国台湾应该对大陆采取何种强硬态度的问题上,该模型明确了民进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根据预测,蔡英文或将对大陆采取比赖清德更温和的语气。

5、副总统哈里斯:拜登背后的关键人物

在白宫,该模型预测副总统哈里斯对Quad问题的关注将更加突出,并变得高度坚决,特别是与白宫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这是在白宫更加关注印太安全的背景下发生的。

8月底,就在博弈论模型发布预测一周后,哈里斯访问了新加坡和越南。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张存在冲突,哈里斯在河内表示,美国和越南应该想方设法“向……北京施压,使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挑战其侵略性的、过度的海事主张”。大约两周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紧随哈里斯访问了越南、新加坡、柬埔寨和韩国。在某些方面,哈里斯代表了进步派和建制派民主党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她开始采取更接近拜登总统及其顾问的立场,这显然会对民主党未来10年左右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大多数接受CNBC採访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军不会损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努力。相反,他们说,拜登正在实现奥巴马政府长期讨论但从未实现的“重返亚洲”战略。欧亚集团的怀恩(Ali Wyne)认为,如果说美国在亚洲的合作伙伴们担心什么的话,那就是美国是否会对其做出足够的承诺。例如,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帮助增强中国以外地区的经济弹性。而且,怀恩说,他们会担心拜登的政策能否在2024年大选中延续下来。

6、“经济最重要,笨蛋!”

耐人寻味的是,每个Quad成员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博弈论模型预测将与Quad结盟的所有国家同样如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限制了Quad之间非正式安全协作的发展。但Quad和白宫分别在3月和上周发表的声明,表明了该组织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的意愿。Quad对“植根于国际法的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既涉及贸易,也涉及安全。航行自由可能是Quad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议题,它关乎贸易货物和捕鱼船队在公海上是否能够不受阻碍地航行。

今年,Quad和白宫都明确表示要在基础设施、新兴技术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方面进行合作。Quad希望在相关经济领域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通常该角色的扮演者是那些大型国际组织,比如由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曾在奥巴马和布什政府任职、现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经济事务高级副总裁的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就分析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言,毫无疑问,拜登政府已经主动声明,Quad和七国集团是他们将围绕全球体系开展工作的两个核心组织机构。”。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与Quad成员各自的双边贸易也占据重要位置。但Quad自身的经济实力同样不容忽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印度经济蓬勃发展,使其成为疫苗制造业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500万,由于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出口,澳大利亚对中国享有贸易顺差。古德曼推测,Quad集团正试图弄清楚如何“运用”这些经济实力,或许将表现为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未来技术领域夺取规则制定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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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Quad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图片来源:defensepriorities.org)

7、博弈论的局限

博弈论虽看似神奇,批评者也不少见。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是为了实现目标,人们在竞争环境中会理性行事,或者至少以他们认为理性的方式行事。然而,批评人士指出,人们最终都是自愿的行动者。同样的威胁或激励有时会在不同人身上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对个人行为的预测并不能像对物理学的预测那样可靠。粒子的运动是可以预测的,因为粒子没有自由意志。

此外,博弈论模型必须简化一些细节,因为它们无法在数学上考虑所有可能起作用的因素。康涅狄格大学经济学家朗格洛伊斯(Richard Langlois)说:“根据定义,这就是模型所做的事情。”他承认,“可能会有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新因素出现。”而这种“定性”因素无法以数学方式建模。

对博弈论最强烈的批评通常针对模型中的信息。计算机科学家有一个说法:“垃圾进,垃圾出”,意思是,计算的好坏取决于被处理的数据质量。Quad项目从世界上一些最受尊敬的政策和安全专家那里收集信息,并对他们的估计进行了压力测试。尽管如此,不止一位撰稿人质疑,身在中国政治核心圈之外的人究竟能对中国统治圈的内部生态了解多少。

经验告诉投资者,对预测持怀疑态度通常是个好主意。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选股者都会预测未来,但任何密切关注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往往是错的。预测也无法解释意外事件。例如,在澳大利亚放弃花400亿美元从法国购买潜艇后,Quad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巴黎的强烈愤怒。至少在短期内,该事件似乎使法国与Quad之间的直接合作变得不太可能。

当然,博弈论的使用毕竟为人们对Quad及其含义的讨论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塬作者:Ted Kemp,翻译:粒民)

(原发于《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时间:2021/9/29   发布时间:2021/9/25

旧文章ID:26086

围绕心照不宣的目标,美俄共推加快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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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一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与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近期围绕美军使用俄罗斯驻中亚军事基地进行磋商的消息,引发了美国会议员的忧虑。

由于俄罗斯在2014年来乌克兰政治危机中的表现,美国会冻结了美俄军事合作,双方仅在避免战略误判而导致冲突方面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

在此背景下,米利与格拉西莫夫展开了战略磋商。

这是美俄急于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在所有战略领域开展密切合作的明显迹象。

官方消息说,拜登政府从阿富汗快速撤军后一直在寻找跟踪和打击阿富汗恐怖主义威胁的新能力。

但事实上美俄两军最高指挥官的对话内容可能要复杂得多,就跟其他领域一样。

俄美战略问题磋商俄方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副外长布里亚科夫9月9日表示,美国拜登政府不要诱导扩大战略稳定谈判议程,包括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议题在内。

他是在美俄第二轮战略稳定磋商即将于本月底举行前作出上述表态的。这一消息表明,美方不打算将美俄正在开展的一系列对话限定在公开议题的范畴之内,而是按照其改善美俄关系的“初心”——寻求莫斯科针对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心照不宣的合作,或者保持战略中立——来展开相关对话。

拜登和普京分别作为美俄元首于6月16日举行的日内瓦峰会确定了重启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调。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会议结束时作出评价说,峰会结果体现了俄美关系“向好”发展的态势,富有成效。

短短三个月,两国已经建立了军事、安全和外交三个层面和战略稳定、网络安全两个领域的战略及工作级对话。

军事层面前有所述;外交层面主要体现于里亚布科夫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分别领衔的战略稳定磋商,以及美俄正在谈判的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10月访俄安排。

安全层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9月24日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通过电话进行会谈,双方强调俄美继续就战略稳定和信息安全问题进行对话的重要性,并高度评价两国一系列部门之间的互动,其中就包括俄军总参谋长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此前举行的会晤。

主谈官员都是俄美两国总统安全事务的亲密助手,其对话表明,俄美之间正在进行中的一系列对话和会议是受双方总统直接关注和指挥的,在最高层面受到持续推动。

俄方高度重视俄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与此相关的系列对话,并积极呼应拜登政府的诉求和潜在愿望,为两国关系快速推进创造积极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在拜登当局最近采取的重大外交行动——构建“AUKUS”新联盟方面,俄方第一时间打消美方顾虑,明确表示俄方参与其中的上海合作组织无意与“AUKUS”对立、不会军事政治结盟、不会破坏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

俄罗斯对加快推进俄美关系正常化溢于言表,其外交官员不仅屡次对某些议程缓慢表达不满,而且对于将在月底进行的第二轮战略问题磋商,里亚布科夫提出明确期望:不要“为谈而谈”,要制定有助于双方将在工作中致力于达成的目标。

拜登-贺锦丽政府在构建盟友及伙伴体系方面,有四部曲:吸引欧盟参与、构建“AUKUS”、召集“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面对面会议、全球民主峰会,步步紧逼,逐渐收紧包围网,其态势已接近尾声。

与此同时,它加紧推动美俄“心照不宣”的结盟,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式作风,美方并未隐瞒自身意图,从早期公开提醒俄方不应更多依赖邻国,到试图扩大战略稳定磋商议程,都“明火执仗”地进行。

俄方显然对此不太喜欢,它在大国间有自己独特而重大的利益,不希望俄美合作形迹过于分明,尤其是不愿被视为自己已经投入美国的怀抱。相比较公开,他们更愿意静悄悄地去做,心照不宣地合作。

比如对“AUKUS”的态度。

又如在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上,俄方总体与美方立场一致,不急于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并与美方进行了紧密的情报合作。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美俄关系正常化进程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美俄关系的曙光”不会打个响指就被点亮。他在美俄元首峰会后评论说,需要6到12个月时间才能明白,会晤是否有结果,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改善。

从其划定的时间看,三个月来,美俄已经做了难以想象的工作,双边关系推进速度出乎意料地快。一个具有极强象征意味的事态是,两位宿敌甚至讨论到双方是否可以在禁区——军事上开展实质性合作。

俄方十分清楚美方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条件,正如文首所提到的,美国会已经致信拜登政府,表达了对政府推进与俄军事合作的担忧,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进行这方面工作,国会这一关,拜登就过不去。

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看看美俄军事合作进展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了实质性内容,就表明国会开了绿灯:它已清楚莫斯科会遵守约定或默契,与美国在共同应对其战略对手方面,提供合作。

来源时间:2021/9/29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5

孟晚舟获释对中美关系转圜的实质意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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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被美加扣留1028天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回到了中国。北京把她的获释塑造为中国坚强有力同美作斗的结果,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孟也成为“英雄”。

对孟晚舟被美延期起诉而获释,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解读,但客观来看,相对特朗普政府以“欺诈”罪抓捕孟并要将之引渡到美受审的原初目的来看,如今孟以认可“事实陈述有误”但不认罪的方式被释放安全回到中国,确实可称得上是中方在这起刑事案件上的“胜利”。只是孟晚舟和美国检方达成的延迟起诉协议(DPA)对华为以后的诉讼是否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待法律专家对此做出严谨分析。

此起案件以如此形式解决,称得上意外,也预示着接下来美中关系似乎会有某种程度的松动。一些乐观的观察家们就认为,两国近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缓和迹象,在某些领域重新开始试探性合作。美中关系是否真有一定程度的转圜向好空间,需要探讨拜登政府释放孟晚舟的动机的问题。

2018年5月,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以伊朗未遵守伊核协议为由退出该协议,恢复对伊制裁,随即在12月要加拿大拘押了在该国过境的孟晚舟,理由是华为早期的一笔同伊朗的交易违背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但现在人们清楚,特朗普政府的真实目的是以此为由打压华为及中国的科技企业,让两国科技脱钩。华为确实违反了美国的长臂管辖禁令,但逮捕孟也是华盛顿的一个政治手段,特朗普本人并不否认这点,他曾明确表示,如果孟晚舟案对美达成美中贸易协议有利,他会干预。然而华盛顿此举也引发了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极后果,北京强烈抨击称,孟晚舟案是一起美国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

对北京而言,尽管华盛顿随意逮捕别国企业家的“恶行”多次出现过,但发生在孟晚舟身上的“遭遇”是不可接受的。这不仅仅是针对华为这家中国顶尖企业的问题,而是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今天你可以此理由拘押一家中国企业的高管,明天就可以彼理由拘押另一家中国企业的高管。如此没完没了,弄得中国的企业家不敢跨出国门,还怎么做生意,从而不但影响中国的经济,更置中国政府、置中国领导人于何地?因为在北京宣布中国已经强起来之时,还发生中国最具创新性的企业的高管被美拘押之事,那么所谓的强起来就是一种讽刺。

所以,孟晚舟被美加扣留就成为横亘在中美关系上的一块“绊脚石”,北京势必强烈报复,这是北京以间谍罪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原因,既是以此警告加拿大以及今后有可能配合美国做类似举动的其他国家,亦是把他们作为交易筹码。在孟晚舟获释的同时,这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政府“取保候审”放回加国,再明显不过地显示孟的释放就是中美加三方的人质交换。西方舆论和中国的自由派据此指责北京是在上演赤裸裸的人质要挟和交易,可北京对此已不在乎,因为它认为,要说人质外交,也是美国把孟作人质绑架在先,而加拿大则是美帮凶。

当孟晚舟案变成一桩带有高度政治标识的案件后,要想使中美关系有些微好转,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故7月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向美常务副卿舍曼提出的两份纠错清单中,“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就赫然在列。对拜登而言,他当然可以完全不理北京的这两份纠错清单,因为拜登上台以来继承的就是特朗普的抗中路线,而且在这基础上还有加码,但此案在9月底出人意料地以DPA方式解决,可见也许有什么不得已的因素让拜登要去解决这个烫手山芋。

中加同时迎回自己被拘押的公民这个事实表明,此乃中美加三方的政治较力,换言之,帮助加拿大换回被中国判刑的两名人质对拜登是个很大的道义压力。尽管这个局面是特朗普政府造成的,但现在拜登当政,他有责任和义务还加拿大这个“人情”。加国的两个“间谍”在中国关押的时间越长,对加政府的压力就越大,加自己夹在美中两强间,既不能私自把孟晚舟放了,也没有有效工具迫使北京把人放了,所以只能求助华盛顿。另外,刚刚在阿富汗撤军和美澳潜舰合同这两起事件中信誉受到重创的拜登政府,亦急于挽回在盟友和世人中的影响力,无疑不想因孟晚舟案再使加拿大对美失望,可以说,来自加拿大的压力是促使拜登决定同北京做这笔人质交易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拜登同意释放孟晚舟,主因还是管控美中关系本身及其面临的国内窘境。拜登政府抗中接近8个月,虽然做了很多布局,包括强化和盟友的联系,建立多层次的联盟体系,然而,也恰恰是前述的美国在阿富汗的仓皇撤军行动导致塔利班卷土重来,让拜登的抗中效果大打折扣,再加上潜艇合同事件造成美法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使得北京更有底气同华盛顿对抗。中国领导人对拜登的既竞争又合作的抗中思路显然是不买账的,要的是两国要么竞争(对抗),要么合作,两者只能选一,所以如此,是因为北京看到华盛顿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和中国合作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解决。拜登前不久的联大演讲列举了美国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结束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危机,管理全球力量态势的变化,在贸易、网络和新兴技术等关键问题上塑造世界规则,以及应对今天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等事项,这些都是美国优先处理的课题,特别是前两者,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单凭美国和盟友之力是无法解决的。

除此外,降低通胀和重振经济也是拜登政府国内政策的重点。已有多个压力集团包括华尔街对拜登政府继续同中国打贸易战不满,呼吁撤销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关税,至少把它降下来,同北京重开贸易谈判。拜登政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必须赢,否则将提前跛脚,拜登更不用第二次选总统了,假如他愿意的话。而中期选举民主党要获胜,关键是拜登政府在提振经济及降低通胀方面要拿出成绩。上述这些问题的制约,要求拜登同北京合作。但北京挑明了不接受华盛顿一边打压中国,一边要求合作的做法。两份清单是北京对华盛顿开出的合作条件。拜登政府虽然不会回应北京两份清单的全部内容,然而也知道,对北京的每个要求都置之不理,两国关系就会从当下的对抗滑入军事冲突,而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密电中国军方来看,五角大楼显然不想同中国开战,或至少尚未做好同中国开战准备。拜登二次和习近平通话的缘由就在于此。

北京表面虽然反对华盛顿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做法,但其实,也非对拜登政府的所有合作要求一概拒绝,特别是在这些合作也事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比如疫情和气候。北京只是希望两国的合作要平等。在联大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中国不再对海外煤炭投资,就间接响应了美国的气候合作要求,因此得到气候特使克里的高度评价。拜登自然接收到了习近平传递过来的这个微妙信息,也需对习近平回以某种“善意”。

北京的两份清单中,最能营造双方缓和气氛的,莫过于孟晚舟事件了。此事的政治象征意涵使该事件高度敏感,虽然这是前任政府造成的,本来和拜登没有关系,可时间拖得越久,越会成为拜登的问题。而且对加拿大也要有个交代。故可说现在问题的阶段性解决,有利北京华盛顿和渥太华三方。北京得到了面子,渥太华得到了被扣留的人质,拜登政府则甩掉了前任留下的这个包袱。

然而,这并不表明中美从此迎来阳光,低开高走,此事充其量只是说,两国在这个时候达成了最低限度的一个共识,即管控分歧,避免跌入热战。双方对抗的本质和态势没有改变。华盛顿依然在围堵和遏制北京,日前组建的美英澳三国安全同盟就是美国用冷战的方式对付中国。拜登的联大演讲尽管强调美国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而是要激烈的竞争,但拜登眼中的激烈竞争其实就是新冷战的另一说法。在美中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根本对立,双方激烈争夺地缘利益的情形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自或许还会有调整,但华盛顿对北京的战略走向和大的政策框架不会发生改变,华为也会继续被美紧盯,对中国的技术打压还会继续进行。由此而言,孟晚舟的获释对中美关系转圜的实质意义非常有限。

来源时间:2021/9/29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4

张琏瑰:关于朝鲜核问题“双暂停”倡议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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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琏瑰  来源:钝角网

继9月11日和12日朝鲜试射其新研制的远程巡航导弹后,15日它又发射2枚铁路机动型短程弹道导弹,朝鲜在稳步推进其庞大的新武器开发五年计划。美国声称将做出反应。于是,有人重提“双暂停”倡议。“双暂停”是一项十分平和和平衡的设计,但若真地将之作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路径选择,却发现其现实可操作性严重不足。

“双暂停”内容难定

据解释,“双暂停”或叫“双冻结”是指“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若想使之有实际意义,首先其核心概念必须清晰。但恰在这里一旦概念清晰,或歧义纷争,或谬之千里。

例如,有多少军人参加才叫“大规模军演”?沙盘推演算不算?只有少量实兵参加的作战指挥机关电脑模拟演习算不算?等等。这些问题虽有意见纷争,但还不是最难的。因为这些军事活动是可见的和可核查的,且不论作何解释其本质并无差异。最难的是如何定义朝鲜的“核导活动”。定义不同,结果将有云泥之别。

从理论上说,朝鲜的“核导活动”可有宽窄不一的两种定义。一是单指朝鲜的核弹试爆和导弹试射;二是指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研发阶段的试爆试射,及研发阶段结束后转入常态性的生产制造活动,即朝鲜核导计划的全过程。

如果“双暂停”或“双冻结”倡议中的朝鲜“核导活动”取前一项定义,问题就出来了。经2016、2017两年突击推进核导计划,2017年底朝鲜就正式宣布“业已完成拥核国历史大业”,其核导计划结束研发阶段任务,工作转入悄无声息的日常生产制造阶段。因此,2018年3月宣布不再进行核试验,5月炸毁了一条核试验用的坑道。在这一背景下实施狭义的“双暂停”,实际上是朝鲜继续进行核导生产制造,继续膨胀其核武库,美韩却停止军演,停止对朝施加军事威胁和压力。这时人们会发现,这一结果不正是朝鲜多年来努力追求的吗?对朝鲜来说,这叫“曲径通幽”,对半岛无核化来说这叫“南辕北辙”。

如果朝鲜暂停的“核导活动”取广义定义,即朝鲜暂停其整个核导计划,包括研制和生产等所有活动,美韩仅仅暂停大规模军演,朝鲜定会认为得时失衡,断无接受的可能。如果美国及相关国家增加“补偿”,放松国际制裁,美朝改善关系,国际社会增加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等等,届时朝鲜也许会接受“双暂停”,甚至会坐下来签署一份协议(这仅仅是“可能”)。但问题又来了。国际社会支付的“补偿”是可见的、可核查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如经济援助,而朝鲜暂停或冻结的核导活动,其主要部分是不可见的和可逆的。

这样,仅凭朝鲜单方面口头宣布似乎难以获得认可。这就需要核查。但一旦涉及核查便陷入了死结。鉴于萨达姆的教训,在半岛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朝鲜不可能接受任何国际核查。在朝鲜看来,这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尊严,更与体制安全攸关。退一步来说,即使朝鲜接受了有条件的国际核查,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2019年2月河内峰会时,美国曾出示一份他们侦得的朝鲜核设施清单,内容多达40多项,但朝鲜仅仅承认其宁边核设施的存在。除非朝鲜作出重大战略性抉择,决心放弃其核国战略,接受美国“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要求,否则国际核查也只能在政治和技术两道紧闭的大门前止步。

为“双暂停”划定明确时限意味着什么?

假如上述问题都顺利解决了,有关各方都诚实地履行了“双暂停”,接下来仍然没有一件事是省心的。

既然是“暂停”,时间就不会很长。但这时间的长短期限如何定,以何为标准定,就是一件难事。我的一位媒体界朋友告诉我,他最初提出“双暂停”主张时,并不是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只是让它为随后举行的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并提供一段等候的时间,谈判进程决定着“暂停”的时限。

坦率的说,这仍不能解决问题。假如事先不对“双暂停”确定明确的时限,以给谈判形成压力,谈判必然重蹈六方会谈失败的覆辙。六方会谈不定时限,时断时续空转六年,给朝鲜从容推进其核导计划提供了时间、安全和物质“补偿”,使之能在谈判持续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当它2009年初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时,它已经由一个无核国家变成有核国家。这次不能事先为“双暂停”确定明确的时限致使谈判拖延,后果将比六方会谈更糟。因为,在朝鲜业已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拖延谈判时间,事实上就是对朝鲜拥核现状的维护,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朝鲜“以放弃增量确保存量”战术的认可,是使朝鲜拥核合法性获得某种默认。

但是,一旦为“双暂停”划定明确时限,实际上就把对抗双方置于了最后摊牌的境地,双方都面临着胜负零和选择。对于坚持半岛无核化一方来说,或是承认维护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彻底失败,投降认输,并承受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或是坚持既定目标,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之。对于朝鲜来说,或是大获全胜,或是全盘皆输。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时,双赢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这是一种宿命。当朝鲜核问题刚一出现时这种结局似乎就已经确定了。

作者张琏瑰系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3

旧文章ID:26083

鲍威尔再发警报!美财长耶伦:如果美国不能摆脱这场灾难,会成为永久性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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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证券报

北京时间今日晚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

根据提前披露的发言稿显示:若通胀持续上行成为严重威胁,美联储一定会出手。

尽管一些机构分析师认为,美联储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预期已经开始反映在市场价格中,投资者仍然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棘手的潜在风险:政府关门。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举行的投票中,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阻止了上调债务上限的法案。参议院民主党人将被迫寻找新的策略。

鲍威尔再发通胀警报

根据美联储官网披露的证词,鲍威尔认为,通胀正在高企,并且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保持这种状态。伴随经济重新开放以及支出反弹,美联储预计价格将面临上行压力,一些行业还存在供应瓶颈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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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坦言,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比之前预期的更大、更持久。不过,它们也会慢慢消减,通胀也将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的长期目标。

他还表示,如果事实证明通胀持续上行成为严重问题,美联储肯定会作出回应,运用政策工具来保证通胀处在和目标一致的水平。

在上周结束政策会议后,美联储宣布维持零利率水平和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不变,并表示可能会在11月份的会议上正式缩债,符合市场预期。但美联储将加息时间提前至明年,偏向“鹰派”。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时表示,如果经济持续向好,可能很快会缩减购债规模,最早可能在11月的会议上开始,大约在2022年中结束。目前还远未达到加息的条件,如果美国通胀率在2022年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美联储可能就达到了加息的条件。

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三个月最高

一些经济数据上的乐观信号令市场对美联储“鹰派”政策行动的预期升温。

美国商务部9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上升1.8%,高于市场预期。

债券市场投资者率先行动。在当日的交易中,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1.516%,为6月29日以来首次突破1.5%。

其收益率上周上涨近9个基点,为连续第五周上涨,也是自3月以来最大周涨幅。

美元指数(93.6507, 0.2541, 0.27%)追随公债收益率的涨势,在9月27日的交易中,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6%至93.3812。

当日,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上涨0.21%,标普500指数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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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中,能源板块以超过3%的涨幅领涨。房地产板块下跌超过1.7%,表现相对落后。

部分能源类个股表现突出,卡隆石油飙升超过11%,西方石油上涨超过7%,马拉松石油的涨幅超过6%,埃克森美孚上涨近3%。

保德信固定收益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团队G10经济体首席经济学家Ellen Gaske,保德信固定收益首席投资策略师、全球债券主管Robert Tipp发表评论认为,鲍威尔目前为止已成功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缩减资产购买计划与美联储的长期加息计划是分开的,而美联储打算在考虑加息前完成缩减资产购买计划。

他们表示,在鲍威尔强调缩减资产购买计划可能最快在下次会议展开前,市场的反应有限但较为积极。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以及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事实,已开始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尤其是在货币、通胀盈亏平衡点以及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抗通胀债券的市场反应表明,投资者对美联储控制通胀之余实现软着陆的能力充满信心。

债务上限困局未解

尽管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已有预期,但他们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件烦心事:政府关门。

美股收盘以后披露的投票结果显示,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在程序性投票环节以48对50票的结果阻止了参议院推进审议债务上限和政府融资立法草案。

当地时间上周二,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暂停美国债务上限至2022年12月,并临时性为政府提供资金至12月3日,以避免政府关门。(详情请见:又玩政府关门把戏?美民主党提议暂停债务上限到明年底,共和党不答应!)

该草案原本被用于延长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至2022年12月,并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9月30日之后。这意味着,参议院民主党人将被迫寻找新的立法策略。

美国当前的22万亿美元债务上限是在2019年设立的。美国当前的国债规模已经更新至28.8万亿美元,然而目前美国每年的税收以及对国内国外各大企业的“收割”收入,只有约7万亿美元。

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债务上限问题数次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国会不尽快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那么联邦政府将在今年10月份出现大面积的债务违约,届时会导致广泛的经济灾难。如果美国不能摆脱这场灾难,便会成为永久性的弱国。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2

王小良新著《中国与美国的建立》(Chin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全球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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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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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据作者王小良博士介绍:

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国与美国的建立:传统中华文明的影响》这部著作的封面设计出来了。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我提出的。上面是美国开国元勋的塑像。中间绛色横带表现中国传统文明。绛色是真正的中国红。表明中国传统文明通过美国开国元勋而影响到美国的建立。

The cover of my book has come out after a thorough study. The cover of my book “China an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ent to me today. The concept of this design was proposed by me.

Above is the statu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rizontal crimson band in the middle repres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Crimson is true Chinese red.

It show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influence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和美国的建立:传统中华文明的影响

DAVE XUELIANG WANG

王小良

This book discusses examples of how the U.S. Founding Fathers were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Chinese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philosophy. China, then one of the most stable and powerful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offered unique perspectiv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which were distinct from the Founding Fathers’ European heritage. China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set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frameworks which supported the Founding Fathers’ efforts to craft a unique heritage for their young nation. These Founders sought to establish a political identity that was distinct from European aristocratic traditions.

本书讨论了美国开国元勋如何受到中国农业、建筑和哲学的影响和启发的例子。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强大的文明之一,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独特视角,这与开国元勋的欧洲遗产截然不同。中国提供了一套可供选择的社会和政治框架,支持开国元勋为他们年轻的国家打造独特遗产的努力。这些开国元勋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贵族传统的政治身份。

作者信息

Dave Xueliang Wang has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St. John’s University.

王小良曾任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和圣约翰大学。

Contents

List of Figures

List of Tables

Preface

Ac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1: Ideas from the East: The Founders Used Chinese Wisdom to Build a Flourishing Society

Chapter 2: Technologies from the East: How the Founders Leveraged Chinese Technologies in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Chapter 3: Plants from the East: The Founders’ Efforts to Transplant Chinese Plants to North America

Chapter 4: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on Early US History

Chapter 5: Trade with the East: The Founders’ Efforts to Open China Trade

Chapter 6: Confucianism in the Making of US Democracy

Chapter 7: The Founders’ Legacy

Epilogue

Bibliography

Index

About the Author

目录

前言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东方思想:先贤用中国智慧建设繁荣社会

第二章 来自东方的技术:创始人如何在北美殖民地利用中国技术

第三章 东方植物:创始人将中国植物移植到北美的努力

第四章 中国物质文化对美国早期历史的影响

第五章 与东方的贸易:开国者为开放中国贸易所做的努力

第六章 美国民主的儒家思想

第七章 开国元勋的遗产

结语

参考书目

索引

作者简介

出版信息

Lexington Books

Pages: 302 • Trim: 6 x 9

978-1-7936-4435-0 • Hardback • September 2021 • $110.00 • (£85.00)

978-1-7936-4436-7 • eBook • September 2021 • $45.00 • (£35.00) (coming soon)

Subjects:History / Asia / China,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 Historical, History / United States / Colonial Period (1600-1775)

Comments

American history courses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at China’s idea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ies played in the founding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r. Dave Wang’s book marvelously fills this gap in the study of America’s early history. He write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admiration for and use of many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Who of us knew that George Washington, Benjamin Franklyn, Thomas Jeffer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others were so familiar with and so value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r. Wang’s book is original, well written, and very timely at this particular period of history.

— Michael St. Clair, Emmanuel College, Boston

美国历史课程从不提及中国的思想、哲学和技术对美国的建国和早期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王小良博士的书奇妙地填补了美国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他写到开国元勋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的钦佩和利用。我们谁知道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对中华文明的成就如此熟悉和重视?王博士的书具有原创性,持论公允,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非常及时。

— 迈克尔·圣克莱尔,波士顿伊曼纽尔学院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r. Dave Xueliang Wang’s fascinating study offers an alternative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age Confucius on the Founding Fathers in shaping the moral constitu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o read Dr. Wang’s illuminating account of this amazing cross-cultural history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value of learning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for the benefit of creating a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Dr. Wang has unearthed and covered an impressive range of Chines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ources to document the adoption of Chinese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s of 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al goals,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nd nutrition, facilitated by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since 1784. The impact of his extensive material and thorough research support powerfully Dr. Wang’s convincing argument that Chinese ideas determine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ew nation and that their recognition might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contemporary transcultural relations.

— Alfred Hornung,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鉴于当前中美之间的政治气候,王小良博士的迷人研究提供了一种合作替代方案。这种方案基于中国圣人孔子对开国元勋在塑造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构成方面的决定性影响。阅读王博士对这段令人惊叹的跨文化的历史的启发性描述,重申了向其他文明学习以促进普遍理解的重要性和价值。王博士发掘并涵盖了自 1784 年以来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欧洲和美国资源,以记录中国在道德政治哲学、教育目标、农业、技术和营养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的促进作用。他广泛的材料和深入研究的影响有力地支持了王博士令人信服的论点,即中国思想决定了美国作为一个新国家的形成,并且他们的承认可以作为当代跨文化关系的指导方针。

—阿尔弗雷德·霍农,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

Everyone interested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ideas and technologies, should read Dave Wang’s remarkable book.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framer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were inspired not only by British liberal thinkers like John Locke—as is well known—but also by Chinese Confucian ideals—as is little known. Such global exchanges were encouraged by increasing trave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ideas flowed from East to West as well as vice versa. Pioneer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like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omas Jefferson, wanted to create a New World that differed from Old Europe. So they looked elsewhere for inspiration. And they saw … Confucian China: its plants; its technologies; and its ideals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 virtuous citizenship, and promotion by merit. This remarkable book shows how nations make their own histories—within a world of circulating ideas and technologies.

— Penelope J. Corfield, University of London

每个对美国历史以及思想和技术的全球交流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王小良的杰出著作。这一著作表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不仅受到约翰·洛克等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众所周知——而且受到中国儒家理想的启发——鲜为人知。18 世纪旅行的增加促进了这种全球交流。思想从东方流向西方,反之亦然。美利坚共和国的先驱,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想要创造一个不同于旧欧洲的新世界。于是他们到别处寻找灵感。他们看到了……儒家中国:它的植物、技术及其负责任的政府、有道德的公民和以功绩晋升的理想。这本非凡的著作展示了各国如何在思想和技术不断传播的世界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 潘纳罗普·科菲尔德,伦敦大学

Dr. David Wang has unveiled a forgotten chapter of American history which showcases how the founders of the world’s first republic were inspired and shaped by the best teachings of the world’s oldest living civilization. A tour de force coming at a time of tension and ignorance when it is most needed.

— Matthew Ehret, founder of the Rising Tide Foundation and author of the Untold History of Canada

王小良博士揭开了美国历史上被遗忘的一章,展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创始人如何受到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文明的最佳教义的启发和塑造。在最需要的时候,在紧张和无知的时候,一部杰出问世了。

— 马修·埃雷特,涨潮基金会的创始人,《加拿大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书的作者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1

丁刚:孟晚舟回国,美国长臂管辖被撕开了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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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孟晚舟回国,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就此终结。

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是中国企业群体性走向世界的“长篇小说”中的一章,是新兴经济体与霸权较量的一个大事件,更是中国外交力量的一场大展示,必将对国际政治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中美加三方是怎么沟通、谈判的,美、加放人,结果已经表明,美国的长臂管辖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一次成功挑战。

01

美国的霸权不仅是靠强大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来支撑的,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美元。

孟晚舟事件就涉及美元支付系统。而美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也是其长臂管辖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截至2019年12月,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42.2%(几乎等于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总和)。美国通过SWIFT掌握的,就是流动于全球的美元交易的“信息流”。

全球结算系统本来是国际性的,如果要讲原则,那也应当是联合国的原则。但长期以来,美国用其国内法来制裁某个国家或机构,将这个系统变成了其霸权的大棒。只要美国想要制裁谁,就可以断了谁与美元跨境结算系统的连接,从而使其不能进行任何美元相关的交易。违反美国的霸权规定,就会招致重罚。

美国的单边制裁在特朗普时期达到了顶峰。

美国格信律师事务所的统计数据显示,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台以来到2020年底,已实施超过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每天要挥舞3次“制裁大棒”。

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英德法三国被逼无奈,采取了绕着走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结算体系。而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被美国的长臂管辖判了刑,法国却无能为力。中国包括中兴在内的一些公司也曾被美国制裁过。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02

孟晚舟事件持续1028天。

早在2005年,华为在伊朗就有了代理商Skycom。孟晚舟是其董事。

其时,华为加速在全球布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哪个中国大企业会像华为一样,把自身的发展与全球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0年,美国开始对伊朗单方面制裁。美国政府当时对与伊朗方面的交易金额,以及出售设备中所包括的美国产品及软件、技术等的价值比例都作了严格规定。

华为对此非常清楚,并建立了严格的监管和非常细致的计算管理制度。直到2018年6月,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还说,美国商务部没有发现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任何证据。

也是在2018年,华为在5G技术领域取得了全面突破,成为拥有5G标准必要专利最多的企业。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已经占了全球5G技术标准的30%以上,而美国只有10%多一点。

全球很多国家都开始采用,或者准备采用华为的5G技术及其设备。中国企业在5G全球通信标准上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华为坂田基地的大厅。这是笔者2019年9月在华为参加交流活动时所摄。

通讯技术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技术。在互联网时代,通讯技术更是决定着全球市场会由那些企业掌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通信技术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国防等诸多领域的安全与发展。

华为在这一领域的突破和全面发展,以及它显示出的占据全球通讯市场的潜力,深刻地触动了美国的利益。

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特朗普政府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并随即开始采取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

2018年4月,美国制裁了中兴。接着,就开始加紧对华为的打击。

为什么是华为?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这个国家的企业的崛起。华为代表了中国企业、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这一群体性的崛起撼动了美国主导的体系,触动了五百年来西方资本力量对全球市场的掌控。(请参阅丁刚:中企国际化决定着国家的全球地位)

当然,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要运用国家力量来“解救”孟晚舟的原因。

美国没有什么新招,只能重新举起单边制裁的大棒。

03

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启动了对伊朗的单边制裁。

2015年5月,包括美国、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六大国与伊朗经过马拉松式谈判后,达成了《全面行动协议》。

这个协议总体上看,就是要求伊朗遵守协议,不寻求制造核武器,并在联合国监督下大幅削减核计划。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核设施,监督协议落实。在所有承诺落实后,欧盟和美国将放松针对伊朗的制裁。

2015年5月,美国国会以大比数通过了《2015年伊朗核协议审查法》,授权联邦政府与伊朗签订协议。这个协议按照既定程序,还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认可,并形成了决议。

2016年1月17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奥巴马已签署行政命令,根据伊核协议规定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国家的企业进入伊朗,开始投资并与伊朗展开经济合作。

2019年4月,我去伊朗参加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对此有亲身感受。伊朗当时的互联网通讯已相当不错,记得在一家餐馆点餐,用的是三星的平板。

当然,美国在2018年开始的制裁对在伊朗的外资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冲击。

当地人士告诉我,欧洲、韩国、日本和包括华为在内的中资企业大多已全部撤出。一位中餐馆的老板说,华为员工在伊朗最多时达到上千人,但我在那里时,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留守人员了。

2018年的美国制裁是典型的单边和霸权主义行径。

当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并表示要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

美国的这一决定遭到了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相当多国家的公开反对。一些欧盟成员国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美国大力反对阿盟抵制以色列,同时又推动全球抵制伊朗。欧盟成员国甚至威胁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采取正式的反制行动。

但是,美国掌握着强大的金融、技术资源,美国制裁伊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就不敢或者很难再与伊朗做生意了。

德法英三国随后开始加快建立他们自己的结算系统INSTEX。这一结算系统已经在2020年3月做成了第一单交易,一批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和设备运到了伊朗。这一系统为欧洲和伊朗之间的合法贸易提供了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

04

2018年,美国加紧了对华为的调查,他们希望从华为与伊朗的合作中发现类似于中兴的问题,然后进行制裁。但让他们失望的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华为违反了禁运的规定。

2013年1月路透社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孟晚舟于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在Skycom董事会任职。2012年到2013年,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西方新闻机构报道称Skycome提出向伊朗出售一家美国计算机设备制造商的禁运设备,这可能是违法的。

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可能”,而这个可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证实。

找不到华为有任何违规问题,美方不肯善罢甘休,随后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手段迫使汇丰与他们合作。

2012年,美国以违反美国洗钱法为由,拘捕了汇丰银行在墨西哥的工作人员,借此要求汇丰配合美国,告倒华为。汇丰害怕被罚,便与美方合作设置了陷阱。

美方最后以Skycom通过汇丰银行结算时,没有告知其在伊朗的业务,认定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而如果假定是银行欺诈罪,在加拿大也是犯罪行为,所以也就符合了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条件。

但是,事实上华为方面提供的证据表明,汇丰从一开始就清楚Skycom在伊朗的业务,也知道Skycom与华为的关系。2007年,华为就不再持有该公司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辞去该公司的董事。此后,双方有业务往来,但都是合法合规的。

美国在放人同时发布的文件显示,美方没有任何新的说法,更没有什么新证据,只是重复表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提供了被禁止的服务,包括银行服务,同时华为隐瞒了Skycom与华为的联系,违反了对伊朗制裁的条例。

孟晚舟也有一个表态,她再次申明:华为“在伊朗严格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制裁措施”,“华为或与华为合作的任何第三方”“没有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

05

有人担心,美方虽然放了人,但留了个尾巴“延缓起诉”,可能还会继续追究下去,华为最后可能不得不接受高额罚款的惩罚。这样说,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理解这次美国不得不放人的意义所在。

美国肯定还要坚持其在全球遏制华为的作法。但接下来可能会看到的,或许不是美国如何出拳,而是中国将如何出拳了。

因为此案是典型的长臂管辖。

第一,汇丰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美国在本案中的主张是试图在中国香港行使司法管辖权。第二,将美国的法律适用于中国公民,更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美国没有要求其他任何国家的警察,在全世界执行它的法律的权力。

如果美方再次起诉,那他们遭遇的首先将是中国的反制裁法。

中方在今年6月发布这一法规时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个别西方大国利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挥舞大棒,今天制裁这个国家,明天制裁那个国家。这些“单边制裁”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借口,都是非法的,都是霸凌行径的表现。

2019年9月,笔者与美、德记者组在华为坂田基地采访。

今年三月,中方与伊朗签署了25年的合作协议,已经将人民币结算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伊朗方面透露的信息是,协议包括建立一家中国-伊朗银行。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消息报道称,此次协议涉及的石油交易将绕开美元,通过人民币结算,“这将对美元的地位构成进一步挑战”。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华为已经不是可以轻易被击倒的了。2020年华为销售收入达8914亿元,净利润646亿元。华为在今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44位。

中国企业的发展更是阻挡不住。

在今年的财富500强中,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首,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今年,美国共计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

芯片固然重要,但芯片不能当衣服穿、当家具用、当汽车开。没有高端芯片,制造业提升会受阻,但没有基本的制造业,光有芯片,日子也过不好。今年头五个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长38.9%,美国人买了1.34万亿中国产品!

下面这张图表就很能说明美国能否跟中国“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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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回国对海外中资企业来说,是一个激励。前面的征程尽管充满激烈的较量,但国家一直站在它们身后。它们的发展以及随之而建立起的广而全的中国制造业,也使中国外交具有了还击霸权主义的力量,给了中国外交在这场中美大博弈中有更多的反击、调整和迂回的空间。

事情走到这一步,其他那些一直被美国长臂管辖压制的国家,恐怕也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对美国霸权伏伏贴贴了吧。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8

旧文章ID:26080

今年大会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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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产先生

如果不是看新闻,自诩“资深”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我,居然都不知道今年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已经开完了。

作为一年一度的互联网盛会,曾经的无限风光彷佛还在昨天,特别是著名的大佬饭局,从点菜到从排座次,从人情到资本局,都被人津津乐道。

一个大会,一场饭局,背后是一个行业的冷暖沉浮。

乌镇互联网大会始于2014年,彼时的中国已经拥有6.3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微博、微信用户,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也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高光时刻。

在政策和资本加持下,互联网攻城略地,O2O、共享经济、移动支付、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各种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互联网成了造富机器,也正是这一年,马老师第一次问鼎中国首富。

乌镇互联网当时的名字叫世界互联网大会,格局不小,不但有国内外政要,还有高通、苹果、谷歌等大咖捧场。

不过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会后被称为“东半球最强”的互联网大佬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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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乌镇饭局

2014年第一次饭局号称中国互联网的“老人局”,“黄易”的丁三石做东,我狐的查尔斯,度娘的罗宾,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加上清华大牛,可见第一届乌镇饭局是清一色的学霸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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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乌镇饭局,还是丁三石做东,对了他是宁波人,乌镇在嘉兴,算是半个当地人,小马哥首次来捧场,不过这次饭局和第一次差不多,还是老人局。

2016年的乌镇饭局开始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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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三石的饭局有了新面孔,渣浪来了,老人局终于凑齐了,雷军乱入,红衣主教也凑了个热闹。

不过,互联网新势力已经不喜欢凑这种老人局了,他们开始另设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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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乌镇饭局第二场是58的姚劲波做东的,虽然我对姚相当不以为意,但是他请到场的很多都是当年互联网炙手可热的当红炸子鸡。

这次饭局两个看点:一是O2O大聚会,二是背后基本都是小马哥投资的。

2017年,是乌镇饭局最鼎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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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势力彻底甩开了老人局,东兴饭局这张网上被过度解读的饭局图片说明了一切。

小马哥是主角,东兴两人是请客的,两边投资人、新势力依次排开,可谓是中国互联网最强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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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流传的菜单也被人津津乐道,“江湖携手,合作共赢”,好不热闹。

这里插一句,作为浙江的东道,在乌镇的历次饭局中,一直没看到马老师的身影,有好事者还拿这个问题去问马老师,马老师云淡风轻的说了一句:

阿里是做事情的,我要组织饭局,可以把很多世界大佬都请来。

可能是受了刺激,2018年的乌镇饭局,终于看到马老师的身影,不过也是从2018年开始,全球局势急转直下,互联网也开始遇冷,不管是大厂还是新势力,频频传出裁员。

乌镇饭局也越来越小,估计大家都没有心情攒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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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9年,互联网遭遇最寒冬,2015年开始的那一波经济狂飙突进进入尾声,互联网金融被叫停,共享经济泡沫破裂,各大互联网企业都在收缩业务、裁员停招。

2019年,乌镇饭局冷清的只剩下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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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来袭,全球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马老师外滩喊话喊来了反垄断。

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是大家也不想高调了,乌镇饭局散了,到了2021年,996,垄断,资本,互联网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以至于2021年互联网大会都变得静悄悄了。

我点开今年乌镇互联网大会,引入眼帘的是四个字的新主题:

共同富裕。

我看到《IT时报》报导的标题是这样:

乌镇饭局散场,共同富裕进行时。

作为一名互联网从业人员,我想说的是:

散场不是终曲,也可以是起点,科技要向善,互联网不死。

就这样。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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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孟晚舟事件中的叙事技巧:一家没有形容词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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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伊凡  来源:盒饭财经

开放、妥协、灰度也是华为叙事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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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真正存在于叙事之中,它由无数故事、金句与信念构成,是个体命运和集体命运的交汇与碰撞,最终形成组织共情。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要在变化的时代构筑稳固的叙事能力,如果要让一家公司坍塌,就要从摧毁它的叙事入手,如果要让一家公司伟大,也要从建立它的叙事入手。

华为本来就是一家叙事维度丰富的公司,而孟晚舟事件,必然会成为它发展史中的关键叙事,而且会成为更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9月25日晚10:11,她抵达深圳走出机舱。在加拿大机场,她发表了简短演讲:感谢我的祖国,还有我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谢谢大家!飞机上,她写下了富有诗意的一段话:回家的路,虽曲折起伏,却是世间最暖的归途。

当再次出现在深圳机场,孟晚舟身上具有了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描绘的叙事色彩:英雄离开我们所知的世界,冒险进入黑暗世界,在那里他或被囚禁或陷入危险中,与我们失去了联系,而他的回归被描述为从遥远的地方返回,带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自2018年12月1日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1030天,在她回归的前两天,华为举办一年一度的全链接大会,此时距离2020年美国“915”禁令正式生效一周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说,未来五年的战略目标依然是“有质量地活下来”。华为依然面临重大不确定性,放孟晚舟回国并不意味着将放过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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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重点探讨在孟晚舟事件中,华为所表现出的叙事技巧。它所处的叙事位置其实非常复杂:即处于舆论声望的高点,又是十面埋伏的中心,一言不当,就可能授人以柄。我长期关注企业在关键时刻的叙事,分析雷军的演讲技巧时,曾认为其特点是“弱势”叙事(参见和“弱者”雷军学说话),而任正非和华为在孟晚舟事件,则表现出理性与克制。

2018年12月6日,华为发出了孟晚舟事件后的第一份官方声明,可谓字斟句酌。全文如下:

近期,我们公司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临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

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公司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

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

注意,这份声明的前半部分,都是在陈述客观事实,而且用了“暂时扣留”一词,并没有用当时很多媒体所写的“拘禁”甚至“被捕”等词。“关于具体指控提供给华为的信息非常少,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这句话就厉害了:并不知晓,并不意味着此事没有发生,只是“不知晓”,体现出了客观。

“公司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最终会给出公正的结论。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这句话的叙事主体是华为公司,也就是说,孟晚舟的事情虽然获得的信息很少,难以判断,但华为是遵守规则和法律的。

考虑到孟晚舟作为任正非女儿的特殊身份,华为在声明中反而将公司和孟晚舟做了适度的切割,也并没有表现出受到了巨大的冒犯。

温哥华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1日下午3点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法官宣布,准许孟晚舟获得保释。

华为又发布了一份声明:

我们的CFO孟晚舟女士近期在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之后,今天法庭做出判决,同意保释。我们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规。我们期待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能及时、公正地结束这一事件。

声明中再次强调了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公正一词出现了两次,表明了自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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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时间发展,华为开始在声明中表明态度,立场坚定清晰,但依然很克制。在对抗性的交流中,不卑不亢是最难达到的境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做到“中正”。

中正,是易经的重要思想之一,中正体现的是不能“过”与“不及”的概念,得中得正就是吉,华为的声明就掌握好了其中的分寸,即不说过头话,也不会说得不到位。

加拿大当地时间2019年6月6日上午9:30,加拿大法院就孟晚舟案件中法律层面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后华为媒体事务副总裁Benjamin Howes发表声明讲了三点:

1.美国对孟女士的指控在加拿大法律下并不构成犯罪,引渡申请不符合加拿大《引渡法》的核心原则。

2.美国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充分,对孟女士的指控不能成立。

3.加拿大的执法存在严重的程序滥用,孟女士的宪法权利被侵害。条分缕析,如同一份律师的报告。

当地时间2020年9月28日此案再次开庭。此时审理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孟晚舟的律师以加美双方涉嫌“程序滥用”为申诉理由,要求法庭中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华为加拿大公司发表声明称,华为将继续支持孟晚舟追求正义和自由。

2021年8月17日,孟晚舟继续出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市最高法院举行的引渡案听证会,到18日下午,此案的审理全部结束,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

华为发表声明:

“因为法律程序的滥用,孟女士的宪章权利受到侵犯。对孟女士因此所遭受损害的唯一补救方法是中止引渡程序”。“华为一直相信孟女士是清白的。我们也一直相信加拿大的司法体系。华为一直支持孟女士寻求正义和自由,今天我们依旧坚持这一立场。”

直到9月25日孟晚舟归国,当日下午华为公司发表声明,只有一句话:

我们期待孟晚舟尽快安全回国,与家人团聚。华为将继续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公司诉讼中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重点在于后半句,因为孟晚舟签订了延期起诉协议(DPA),该协议为期四年,从孟晚舟被捕日2018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1日。协议规定,如果孟晚舟履行了协议规定的义务,美国政府将在协议期结束时撤销对她的指控,14个月后对她的指控才能完全撤销。

孟晚舟的代理律师Richard Kurland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加拿大总检察长刚刚终止了对孟小姐的引渡案。孟小姐已经获释,可以随意离开加拿大。因为美国人决定推迟起诉是孟小姐的出路,他们允许她保释。同样,她也表示不认罪。有对不法行为的承认,但这与认罪不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针对华为的案件将继续,那是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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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过程,华为官方声明都如同严谨的律师文件,有明确态度,但没有情绪化表达。几乎没有形容词,也没有说“谴责”“抗议”之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得体而“中正”的。

关于孟晚舟事件,一直有一条叙事的暗线,即科技就是力量。谁控制了全球数字基础设施,谁就控制了世界,而5G和相关的技术,预期会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Doshi有一篇长文《华为遭遇历史:1840-2021年间的大国竞争与通信风险》,此文回顾了从马可尼发明无线电到英国利用马可尼技术控制了全球无线电网络,一直到冷战时期美国监听苏联海底电缆,并延伸到今天中美的5G之争。他认为在大国竞争中,对于通信网络、标准等控制权是决定胜负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通讯安全上的自大和自满会带来灾难性的危险,并且会重塑国际秩序。

从这种叙事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华为表现出的态度为何并不仅是要削弱,而是要竭尽全力遏制,甚至为此采取欧洲式的产业政策。

此背景下,如果华为站在“被伤害者”的角度,做出情绪化表达,很容易获得更多的同情与呐喊助威:一个创始人的女儿,因为未来通信权之争,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在异国他乡,这多能触动人们最原始的情感本能,可华为尽量把此事放进了纯粹理性框架之中讨论,控制了叙事中情感力量。

为何如此?因为华为知道情绪解决不了大问题,要破这个局,需要表面上讲程序,背后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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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声明严谨理性可以理解,任正非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呢?

任正非也一直拒绝煽动情绪。数十年来他以低调著称,公开接受媒体采访次数寥寥可数,但从2019年1月开始,他每月中下旬都会接受2-4场中外媒体的采访,其中不乏一次包含多家媒体的圆桌采访。《盒饭财经》曾统计,仅截止至到这一年7月18日,任正非2019年共接受22场,百家中外媒体采访,半年来至少公开说了25w字,可谓六个月说了一辈子的话。

其中,关于孟晚舟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偶尔会讲述一些过往与女儿相关的成长经历,但基本回复的核心是:这个与华为无关,正走法律程序,我们等待法律的结果。

如:

“孟晚舟的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评述”。“孟晚舟的事情,我们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我们的权利”。“我还是觉得孟晚舟事件主要依托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孟晚舟现在提起了她的申诉,我认为是孟晚舟个人的事情,我支持她在这个问题上提起她的申诉,我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都是公开、透明的,最终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他也有提到女儿泪流满面的时刻,可并不会给自己定格在悲情老父亲的特写。谈到美国时,他还称:

“至今我还是认为美国是很伟大的国家,因为它先进的制度、灵活的创新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等各方面,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投资和创新。”

他多次谈到“合作共赢”:

我认为,我们给美国老百姓传递一个看法,就是要“合作共赢”。我们希望和美国加强合作,共赢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想挤掉美国公司。合作才是双赢的道路,矛盾不会给双方都带来利益这个世界是需要合作共赢的,相互促进才会互相受益。

他在2019年5月一次采访中谈到:

“如果认为不买华为就是不爱国,那我们孩子就是不爱国,因为他们也用苹果产品。千万不能煽情,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种东西。”

2019年12月,孟晚舟写了一封信发在华为《心声社区》上,文字挺细腻:

每次庭审的时候,法庭外都会有很多人排队支持我。我还听同事说,国内有很多人都在支持我们,甚至在给我们的外卖单上留言:“华为加油”。正是因为这些温暖的点滴都在支持我们勇往直前。……

几天后,任正非在深圳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谈到了这封公开信,他持批评态度:

这封信我只看了标题,内容没有看。我认为她这样不合适,因为大家都要忙着干活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精力跟她一起感受。

企业是创始人的精神透射,任正非和华为一贯的叙事风格一致。在田涛和吴春波教授合著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曾指出华为从创立之初到现在,每个阶段都充满了妥协,而商业的灵魂在于妥协。华为虽然有狼性文化和海盗文化等进攻性风格,但妥协文化却能在反复磨合中获得共存。

2007年,任正非曾将“开放、妥协、灰度”三个词并列在一起,认为这是华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秘密武器,这也是华为叙事的底层逻辑。商场拒绝走向极端,“战”与“和”一切基于实用主义。

华为总给人一种隐忍、悲壮的力量感,但这种力量感并不是通过大喊大叫换来的,往往只是通过一张图片。

任正非在虹桥机场独自打车的照片,尽管并非官方策划,却塑造了老战士的形象;芭蕾脚的海报,看起来有些令人不适,诠释了优雅优美背后是无数汗水和痛苦 ;瓦格尼亚人在刚果河用笨重的巨大木篮,站在湍急的河流中捕鱼的海报,则是对其专注力的解读;请布鞋院士李小文代言,是传递耐得住寂寞沉浸于研发的精神;任正非经常提到那架千疮百孔依然返航的伊尔2强击机,讲的就是没有千疮百孔,哪来的皮糙肉厚。

这些逻辑在叙事上一以贯之,互相打通,但又都是克制,引而不发的。

这是一家没有形容词的公司——形容词都由用户脑补了。

来源时间:2021/9/28   发布时间:20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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