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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英美核潜艇协议为核不扩散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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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9月15日,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联合宣布成立新三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澳美英联盟”(AUKUS)。该联盟的首个项目是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艇。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登载该智库核政策项目联合主任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Acton)的文章称,此举对核不扩散政策产生消极且严重的影响。

阿克顿认为,与澳大利亚一直计划从法国购买的柴油动力潜艇相比,核动力潜艇具有多种军事优势。更广泛地说,AUKUS在亚太地区被视为美国对该地区承诺的一种坚定表现。但是,此举也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监督漏洞的无核武器国家,这个漏洞将允许它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系统中移除核材料。这种移除将树立一个破坏性的先例。未来,潜在的扩散者可能会利用海军反应堆项目为发展核武器打掩护,他们有理由认为,由于澳大利亚的先例,他们不会因此而面临不可容忍的代价。

核不扩散执行的政治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旨在防止核扩散,同时不干涉各国从核能的和平应用中获益的权利。为此,该条约要求无核武器国家申报其所有核材料,并责成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这些材料是否被用于制造核武器。这种申报和核查制度被称为保障监督措施,其目标是威慑,也就是说,使潜在的扩散者认识到,由于存在被发现的风险,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成本将超过收益。

然而,阻止扩散不仅要求潜在的扩散者相信其不法活动会被发现,而且它还将为此承担重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措施并不是自我执行的,其在防止扩散方面的效力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和各国执行规则的意愿。

当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测到公然不遵守保障监督措施的行为,甚至只是模糊的令人担忧的行为时,一个激烈的政治进程就开始了。一些关键国家(尤其是安理会成员)可能会对是否需要采取强制行动以及什么样的反应是合适的产生分歧。

譬如,在2002年发现伊朗的秘密核计划后,小布什政府呼吁德黑兰“放弃铀浓缩和再加工活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其他无核武器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荷兰——拥有铀浓缩项目并不令人担忧。然而,这种逻辑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没有说服力。伊朗宣称其有“铀浓缩的权利”,并利用人们认为的双重标准,将自己与日本进行比较。伊朗的这一行动是成功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甚至欧洲国家)愿意支持要求伊朗放弃其浓缩和再加工项目的呼吁。尤其是德国强烈抵制向伊朗施压,这可能是因为德国自己也进行了铀浓缩,担心将来也会受到类似的压力。最终,在2006年,美国不得不支持一项安理会决议,要求伊朗“暂停”而不是放弃铀浓缩和再加工活动。

总之,关键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不太可能对扩散威胁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巩固双重标准。了解到这一点,潜在的扩散者可能会利用这种双重标准来推进他们对核武器的追求。

海军推进器的漏洞

AUKUS的核潜艇协议将利用海军推进器的漏洞。这将创造一个新的双重标准,或严重加剧现有的双重标准。可能的扩散者可以利用这一双重标准来制造核武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未禁止无核武器国家建造或运作核动力船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基本保障监督协议《全面保障监督协定》(CSA)允许无核武器国家将核材料从保障监督中移除,用于“不受禁止的军事活动”,也就是海军反应堆。

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措施中一个明显的、令人担忧的漏洞。然而,迄今为止,海军反应堆只由拥核国家和部分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运行。因此,自近五十年前首次起草《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利用过这个漏洞。

尽管如此,该漏洞可能被一个潜在的扩散者利用的危险一直存在。事实上,在2018年,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正计划“未来建造海军核推进器”,这为伊朗将来从保障监督措施中移除核材料创造了一个明显的借口。如果伊朗真的采取了这一行动,它可能将面临激烈的反弹,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弹。事实上,对这种反弹的预期,包括新的制裁甚至军事行动,可能在阻止伊朗采取这一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随着AUKUS宣布核潜艇协议,这种潜在的反弹可能会减弱。如果澳大利亚最终从保障监督措施中移除其核材料,这种反弹可能会变得更弱。因此,在未来一个想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合理地计算出,通过利用澳大利亚的先例,其可以将从保障措施中移除核材料的成本降低到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其结果是,AUKUS的核潜艇协议可能会削弱保障措施的威慑价值,增加扩散的可能性。

如何减轻损害

阿克顿认为,AUKUS核潜艇协议的不扩散成本超过了军事和战略利益。堪培拉、伦敦和华盛顿应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努力减轻不扩散的成本。

首先,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应该使用不能直接用于核武器的低浓缩铀(LEU)作为燃料,而不是使用可以直接用于核武器的高浓缩铀(HEU)。尽管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称它们仍然需要制定所有的细节,但非常清楚的是,澳大利亚的潜艇可能会使用高浓缩铀。英国和美国都用高浓缩铀为其海军反应堆提供燃料。此外,堪培拉已经暗示,其反应堆将不需要加油,这再次表明其核潜艇将使用高浓缩铀。

一些分析家认为,使用高浓缩铀对不扩散更有利,原因正是它不需要加油。但是这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将高浓缩铀从保障措施中移除比移除低浓缩铀的先例更加糟糕。

由于英国和美国目前都没有以低浓铀为燃料的海军反应堆设计,因此可以邀请法国加入AUKUS。法国的海军反应堆以低浓铀为燃料,可用于为澳大利亚的潜艇提供动力。但这样的安排也会有一些不利因素。事实上,如果替代方案是向澳大利亚提供现成的美国或英国潜艇,那么将法国纳入进来会更加复杂。然而,在实践中,政治形势将要求澳大利亚的潜艇混合使用美国和英国的技术。随着英国和美国合并他们的设计,应该也有可能加入一个法国的反应堆。法国的参与也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和美国重建与法国的双边关系。

其次,英国和美国应制定他们认为无核武器国家拥有无保障海军反应堆应该满足的客观标准。现在这样做将有助于防止以后对他们实行双重标准的指责,倘若其他国家试图利用海军反应堆的漏洞。具体而言,伦敦和华盛顿可以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只有在具备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才应被允许从保障措施中移除核材料用于海军反应堆。

执行《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及其《附加议定书》;

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该国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

五十年来未被发现有不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的情况;

签署并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正案;

承诺使用低浓铀作为海军反应堆的燃料;

承诺在运营无保障监督的海军反应堆期间,不在国内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再加工;

缔结一项协议,由拥核国家提供制造的海军反应堆燃料;

承诺一旦从反应堆中取出辐照海军燃料,将允许原子能机构对其实施全面保障监督。

文章摘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文章Why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Is Bad for Nonproliferation—And What to Do About It

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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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案背后令人焦虑的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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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拘押,时隔三年,终于在2021年9月25日平安回到中国,回顾这漫长的1028 天,整个过程让人嘘唏不已。晚舟归航之时,人文财经观察家、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创立的“秦朔朋友圈”公众号发表评论文章,再次梳理孟晚舟引渡案中的关键要点。文中指出,孟晚舟案中展现的西方司法侵犯人权、无限伸长的长臂管辖、司法行政化这三个特点令人焦虑。

本文经“秦朔朋友圈”公众号授权转发。

2021年9月25日21:50,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女士乘坐的政府包机降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广东省领导、深圳市领导、华为同事、孟晚舟家人等在停机坪迎候,更有无数民众自发来到宝安国际机场候机楼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们拉着横幅,挥舞着小红旗,高唱着《歌唱祖国》,场面十分热烈。和他们一起见证这一刻的是央视直播室里的1400多万名观众。

身着一袭中国红长裙,温婉而坚韧的孟晚舟徐徐走下铺着红地毯的舷梯,向大家不停地挥手,并发表了感人心扉的简短演说。

“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祖国我回来了!”

前一天9月24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以视频的方式出席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庭审,孟晚舟否认银行欺诈、电汇欺诈以及共谋罪。

美国检方随即表示,跟孟晚舟方面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只要孟晚舟遵守协议所有条件,美国司法部四年内不再起诉,并将在明年12月(也就是孟晚舟被捕4年之后)撤销案件。

法官批准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孟晚舟以个人担保的方式获释。

美方随后通知加拿大司法部长正式撤销引渡要求,加拿大法院随即终止引渡程序,免去孟晚舟所有保释条件将她释放,她可以自由离开加拿大。

01 暂缓起诉协议与辩诉交易

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也翻译成延迟起诉协议)是检察长办公室和辩方达成、由法官批准的协议,是美加司法体系中一种特别的和解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案件的控辩双方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僵局。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不太可能继续从事危害社会的行动,为了打破僵局,常常采用“暂缓起诉协议”和解模式。

一般来讲,被告人必须没有前科,而且必须接受一定的惩罚(通常是财务处罚)。在起诉暂停期间,被告人需要遵守相关协议且不能有新的犯罪嫌疑,同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到任何限制。暂缓期满后,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起诉自动取消。

暂缓起诉协议无需被告“认罪”(enter a plea to the charge),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这和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不同。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辩诉交易也被称为认罪协议。

去年12月初,外媒报道,美国司法部正在与孟晚舟的律师讨论一项协议,允许孟晚舟从加拿大返回中国,作为交换条件,她必须在美国司法部列出的“罪行”中承认一部分。这就是辩诉交易。孟晚舟方面坚决抵制这种协议,不承认有罪。

十个月后,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了现在这个“暂缓起诉协议”,孟晚舟无需认罪,获得自由。

02 让人焦虑的三点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拘押。2021年9月25日回到中国。回顾整个过程,让人嘘唏不已。

一个中国人,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在中国香港欺诈了一个英国人创办、总部设在香港、注册在英国的法人汇丰银行,然后被加拿大按照美国的指令拘捕,准备引渡。在旷日持久的引渡官司期间,美国司法部试图进行辩诉交易,“你认罪,我就给你自由”,被拒绝。又过十个月,美国司法部说,“你无需认罪,你走吧”。

这个过程有三点令人焦虑。

第一,只要美国检方认为你可能有罪,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发现之后法律程序很难将你定罪,再和你讨价还价,你认罪,就放你走。如果你还是很坚定,再和你签“暂缓起诉协议”,承认你没罪,你走吧。明明无罪的一个人,就这样被生生折腾了好几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金钱,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当然,有精力、金钱可耗费还是幸运的,没有足够金钱、精力的人只得选择认罪。

不过,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各国司法系统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所以社会需要能够制衡司法系统的力量,确保它对人权的侵犯降到最低。

第二点是美国特有的,行为人、被指控的行为的受害者、被指控的行为发生的地点都不在美国,美国却可以这样让第三国抓人,要求引渡。国际社会难道就没有什么法律来规范各国的行为吗?

倒是有国际法,国际法不允许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其辖区之外的国家或地区起诉不是它的公民的人,如果这个人的行为与这个国家并没有真实、实质的联系的话。也就是说,国际法规定,要么是你的人,要么是发生在你的地盘上,要么是与你有实质联系,不然你无权管辖。

孟晚舟引渡案显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过这一点儿也不影响美国长舒猿臂,跨国抓人,并美其名曰“长臂管辖”。“长臂管辖”的“法理依据”是“最低相关性理论”和“影响原则”。根据“最低相关性理论”, 如果被告有意地在法院地作出产生责任的行为,并有权依据法院地法律取得权利或利益时,法院就对由该行为引起的诉讼拥有管辖权。

根据“影响原则”,只要某一发生在外国的行为在本国境内产生了“影响”,则不管行为人是否具有本国国籍或住所,不论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为人所在地法律,本国法庭即可就此种影响产生的诉讼原因行使管辖权。

美国的有些法律无限扩大这两个原则的适用范围,比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把“最低相关性原则”扩大到“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考虑到美国在金融领域和通讯领域在全球的地位,这样的“相关性”标准几乎就涵盖了绝大多数经济行为。可以说是想抓谁就是谁,不管你在哪个国家。让人焦虑的第三点,是西方司法的政治化。本来司法政治化是三权分立的大忌,也正是三权分立要避免的事情,而三权分立是美国标榜自己是灯塔的核心理由,然而从孟晚舟引渡案中,我们看到司法几乎完全为政治服务了。川皇搞得灯塔差点倒掉。

三年前,特朗普为了竞选连任,在贸易争端中给中国施压、绞杀华为。美国司法部指令加拿大逮捕、引渡孟晚舟。但是引渡必须符合“双重犯罪”的条件,即这个行为在两个国家都构成犯罪,然而加拿大在三年前就废除了对伊朗的禁令,没有恢复,也就是说加拿大并没有相关法律,“双重犯罪”无法成立。所以美国司法部“另辟蹊径”,以“欺诈罪”让加拿大抓人。

然而要判定欺诈罪的犯罪行为(actus reus)成立,必须证明以下两点:一是存在被禁止的相关行为(the prohibited act),欺骗、隐瞒、造假或者其它行为;二是这个行为导致对方遭受损失,或者承担了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称为剥夺(deprivation)。

根据2012年美国司法部与汇丰签订的“暂缓起诉协议”(DPA):“如果汇丰银行未来‘知情地’(knowingly)处理违反制裁的交易,可以重新发起对其提出的刑事指控。”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汇丰说自己被孟晚舟骗了,“不知情地”为华为的伊朗关联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那它就不会受到刑事指控,就没有损失及损失的风险;如果汇丰说自己是“知情”的,那么就不是被骗了。

也就是说,欺诈罪成立的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成立势必导致第二个条件不成立;第二个条件成立势必导致第一个条件不成立。总之,两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成立,所以欺诈罪无法成立。

美国提交给加拿大政府的引渡请求书在总结汇丰银行面临的风险时,恰恰删除了“知情地”一词。

加拿大法官接受了辩方律师提出的这个证据。在2020年10月30日的一份裁定书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Heather Holmes)指出这个证据“实际上能够挑战美国引渡请求的可靠性,甚至存在终止引渡的可能性”。

今年8月初的庭审中,霍姆斯大法官再次提出,根据美国制裁法,承担刑事责任需要相关主体有主观故意,进而质疑:“如果引渡请求国(美国)的立场是汇丰银行是被骗了(“不知情”),那么为什么汇丰会承担刑事责任呢?”她继而要求引渡请求国明确汇丰银行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谋者,它不可能同时都是。

除了这个实质性的“硬伤”外,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在逮捕孟晚舟的过程中滥用程序的行为也实在太明显了。

皇家骑警(即加拿大联邦警察)违反法院的指令,没有马上实施逮捕,而是假借“入境检查”之名对孟晚舟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非法搜查、讯问,非法获取孟晚舟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密码、序列号等信息,非法发给美国FBI。边境服务局自始至终没有告诉孟晚舟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就是那段著名的米兰达告诫:“你有权保持沉默……”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庭审证人的证词漏洞百出,荒谬可笑。比如叶警官说,没有马上实施逮捕是害怕安全问题,担心孟晚舟随身带着水果刀等凶器。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另一个证人代理局长桑吉特·迪里安(Sanjit Dhillion)说:“我没有试图套话,我只是和她聊天。”他强调,没有人指导他如何提问,他问的所有问题都来自网上搜索。他说,他担心孟晚舟可能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他在孟晚舟飞机降落前花了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浏览了维基百科上有关华为和孟晚舟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华为、孟晚舟将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威胁。他将自己的担心汇报给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表示不感兴趣。

更为离奇的是,加拿大联邦警察高级警官Ben Chang拒绝出庭作证。在过去35年里,从来没有治安官拒绝出庭的先例。正是这位警官将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序列号、SIM卡序列号、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等信息用电邮发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这些消息登上了加拿大不少媒体的头条,有的成了社交媒体的段子。

当然也有证人表示做错了,内心很痛苦,感到脸红羞耻,比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证人柯克蓝(Kirkland)。

不管是从实质还是程序来讲,美加这次的表现都给他们的司法体制、三权分立体制抹黑了。美国建国先贤为了防止司法政治化,绞尽脑汁,设计了不少制度安排,但是无法控制民众选出了一个特朗普总统。如果看到今天的局面,估计他们要从坟里爬出来了。

西方司法侵犯人权、无限伸长的长臂管辖、司法行政化,这三点让人相当焦虑。

03 “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

本来引渡案十月份还要继续开庭审理,现在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法官又批准了,引渡终止,这个案子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这个协议主要有以下五个内容:一,孟晚舟无需认罪,无需接受罚款;二,美国政府四年内不再起诉,四年后撤诉,撤销引渡请求;三,孟晚舟承认附件A中的事实;四,孟晚舟及其律师不对附件A中的事实提出异议,或者暗示她是被胁迫承认的;五,孟晚舟不得反诉美国政府。

美国司法部表示将以附件A中的事实作为证据,起诉华为公司。附件A中的事实主要是指孟晚舟承认误导金融机构。

如果美国起诉华为,判华为败诉,是毫不奇怪的事。给定这么长的“长臂管辖”,给定这么强的司法政治化倾向,什么官司美国打不赢。

只是为什么不当年就直接起诉华为,却把华为创始人的女儿抓去,莫名其妙关了三年?

孟晚舟被捕不久,美国前检察官Einar Tangen就认为:“很显然,这是来自上头的指示。特朗普表明,这是他要在贸易战中用的一张牌。”Tangen义愤填膺地表示:“我们应该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比过去更文明,然而现在,他(特朗普)实际上就是绑架了她(孟晚舟),然后向她的父亲和中国政府索要赎金,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和平、开放、合作是这个世纪的主旋律,而在这百年不遇的疫情面前,所有国家更应该求同存异,共度难关。这三年来,华为绝地求生,愈战愈勇。任正非从不放弃开放与合作的信念,也从不缺乏自力更生的勇气。9月23日,华为举行nova9系列新品发布会,宣布鸿蒙HarmonyOS 2升级用户数已经突破1.2亿,平均每天超100万用户升级鸿蒙,该系统已成为全球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操作系统。

9月25日,在华为全联接2021上,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欧拉全新发布。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华为未来打造两个操作系统,一个是鸿蒙操作系统,一个是欧拉操作系统,两者都开源。”“欧拉+鸿蒙”通过能力共享、实现生态互通,将更好地服务数字全场景。

这是我们迎接孟晚舟最好的礼物。

“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

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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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修复美欧关系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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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茗卉 杨滨伊  来源:IPP评论

导读

拜登政府试图修复与欧关系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其效果如何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三个突发性事件也暴露双方之间的摩擦:美国对欧洲的新冠旅行限制、阿富汗撤军问题、澳大利亚核潜艇合同问题。

持续下滑的美国国际影响力

比特朗普时代“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更加有野心的是,拜登曾以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身份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文章认定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如何寻求外交层面的国际影响力、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从原因来说:美国内部对于美国国际影响力降低的担忧在不断加重。近年来,美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这两个硬实力上没有很大程度下滑,但软实力却有明显的下降。

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举措旨在把权力和责任分离,明显无意承担世界领导者角色,进一步导致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主导上的“力不从心”。

2020年9月兰德公司发布的《 美国外交政策中“迷失的一代”》报告称,美国的外交成就在二战后早期达到顶峰,即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 所称的“创造”时期。冷战结束后,随着乔治·布什 (George H. W. Bush) 所说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这一数字再次攀升[1]。

然而本世纪内美国外交政策失利较多,奥巴马总统取得的潜在重大外交政策成就几乎都被他的继任者推翻。“美式民主衰败”“美国衰落论”等呼声再一次兴起。美国所精心构建的国际体系正在分崩离析。

显然,拜登政府“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宣言正是针对美国当前遭遇的重大危机。

正如拜登在文中所写:“下一任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应对2021年1月的世界,收拾残局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或她将不得不挽救声誉,重建人们对我们领导能力的信心,动员国家和盟友迅速应对新的挑战,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2]

在目前拜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及在某些关键议题上寻求欧洲盟友的支持,正是从长远重塑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战略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预见的是,拜登政府会改善以往对于欧洲的轻视,转为加强重视欧洲在塑造和维持美国国际霸权地位中的核心作用。

差异化利益诉求

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利益诉求差别,而这些利益差异在不同政府执政下虽表现不同,但从未被完全解决过。

首先,双方的主要争执点在防务开支分担。从小布什到特朗普,美国长期指责欧洲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搭便车”,试图让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拜登执政之后依然是一个事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北约预算问题,但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可以在军费上支持美国,与美国分摊负担。

虽然拜登可能会采取更加温和的手段,但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的目标并没有改变。预计在防务开支分担上,美国与其他北约国家仍有一场争论。

另一凸显的问题是数字领域争端。在经贸关系上,双方虽然承诺开始解决在铝制品、钢材和飞机制造等领域的贸易争端,但数字领域等新问题依然很难解决。

2020年7月,欧洲法院正式裁定《欧美隐私盾》(EU-US Privacy Shield) 协议无效。2020年12月15日欧委会提出《数字市场法》(DigitalMarkets Act)和《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两项草案,加强对数字超级企业内容和经营方式的监管和控制。

今年6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对美数字巨头Facebook数据垄断的调查,评估其是否违反欧盟竞争规则。欧盟在加强数字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欧盟数字经济发展等议题上持续发力,这与美国形成了明显的数字竞争,未来争端必不可少。

北溪2号项目

拜登政府在缓和与欧洲关系上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放手“北溪2号项目”。该项目是一条长度为 1200 公里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耗资 95 亿欧元。其中,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出资一半,另一半由欧方的5 家世界能源巨头公司承担,分别为 ENGIE、OMV、皇家荷兰壳牌公司、Uniper 和 Wintershall。

该项目建成后将连接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乌斯季—卢加地区和德国东北部的格莱夫斯瓦尔德,预计输气能力达到 550 亿立方米/年。一直以来欧洲各国都对俄罗斯天然气高度依赖,尤其是像德国这种能源进口依赖度极高的国家。

近年来,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到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40%,是德国主要天然气进口来源地。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又一条“大动脉”。

特朗普政府将该项目视为俄罗斯威胁欧洲各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多次阻挠该项目建设,并对参与该项目的实体进行制裁。2019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7380亿美元国防预算,其中包括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措施。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该项目态度积极。7月15日在默克尔与拜登共同答记者问上,拜登表示目前对北溪2号施加制裁没有意义,更有意义的是合作。拜登指出他与默克尔已经要求各自团队评估俄罗斯的何种潜在行动会危及欧洲的能源安全与乌克兰的安全,以及美德两国针对俄罗斯可能施加的地缘政治压力是否能够采取合作措施[3]。

在7月22日拜登回答记者关于北溪2号问题时,拜登再次明确表示他不会阻止北溪2号完工,他与默克尔在对话中已经达成一致,并相信如果俄罗斯若试图利用北溪2号裹挟乌克兰或者其他国家,德国当局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但在美国学者和媒体看来,拜登政府的这一举措是在一味追求短期修复美德关系,而并非维护美国利益与国际秩序。拜登此举既背离了美国两党的共识,又没有给美国带来任何回报,同时使得世界更加不安全。

7月26日,《外交政策》刊登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Kiron Skinner 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前高级顾问RussellA. Berman关于拜登政府在北溪2号项目上妥协的评论性文章。文章主要从以下几点论述拜登这一举措为何是失败的:

●拜登政府刚刚浪费了一个可能与德国下一任领导人达成共识的机会。目前德国内部对该项目的反对声音也在持续增加。极有可能成为德国下一届执政党的德国绿党就反对该项目,其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谴责该管道是分裂欧洲的楔子,是生态和地缘战略方面的失败;

●拜登此举削弱其对于中欧与东欧国家承诺的可信度,目前因为拜登在该项目上的妥协,中欧和东欧国家认为拜登将牺牲本国的安全与稳定。当然,北约东翼以西方为导向的政治家们除了向华盛顿求助外别无他法,但这些国家内部都有一个反西方、亲俄罗斯的反对派,他们现在将更有胆量指出华盛顿的安全承诺如何不可信;

●拜登此举容易给莫斯科与北京传递类似美国施加的国际制裁不会持久的错误信号。

三个突发事件

此外,在最近两年,有三个突发性的事件也正在暴露双方之间的摩擦。

第一是拜登政府长期对欧洲施行旅行禁令,引起欧盟各国不满。美国目前对许多卫生系统薄弱、新冠病例较多的国家并没有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却对公民接种率较高的欧洲各国紧锁大门,尤其是德国等国家,其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现在高于美国。

反观欧洲各国,都已经为接种过疫苗的美国游客开放,美国这一不对等行为使得拜登政府的欧洲盟友或合作伙伴觉得越来越难以为美国的立场辩护。

在欧洲国家看来,美国这一举措缺乏科学性,违背外交对等原则。美国声称对欧的旅行禁令是出于科学管控新冠疫情的考量。更为严重的是,白宫对于旅行禁令的决策可能会使得欧盟不愿将美国疫苗接种卡转换为欧盟数字疫苗证,这是对二者间信任的破坏,且“在欧盟层面上,美国的这一决策伤害了欧盟对其的政治信任,也伤害了二者曾经互通有无的互助关系。”[4]

美国的这一限制在美国和欧盟都在关注快速经济增长以弥补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的时候,阻碍了与欧贸易。其中,德国作为出口大国,其企业因这一禁令受到的打击极为严重,这也促使默克尔在几周前与拜登的会面中一再提及这一问题。

9月20日,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协调员齐恩斯 (JeffreyZients) 向媒体宣布,拜登政府未来将放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等共33国的入境措施,新政策将在11月初生效。这或多或少是美国对欧洲国家示好的一个表现,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美欧之间受到重创的经贸关系,依然有待观察。

第二是阿富汗问题。拜登政府在今年4月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在5月1日开始撤离,9月11日前完全撤出。近日,欧洲多个政界精英对此发声,表示对美国行为的不满,认为这一行为是在没有政治解决情况下所作出的战略上的错误决定,之前提高了阿富汗人民的期望,而目前的不作为则是对“阿富汗彻底的背叛”,是引起阿富汗内战的重要原因。

欧洲一些国家曾希望,局势日益恶化的阿富汗问题可以督促美国和欧洲重新考虑全面撤军的决心,如建议可以保留一支安全部队,直到塔利班统一停火和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拜登政府的执意撤军已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并波及到欧洲。

在阿富汗问题上,欧洲各国目前主要担心的是可能出现的新一轮恐怖主义与难民潮问题。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其他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也将撤军,阿富汗动荡局势将导致新一波难民进入欧洲,新一波难民潮对欧洲国家财政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对普通民众的文化冲击和难民犯罪的媒体报道都将激发欧洲选民的排外情绪,进一步导致反移民的极右翼势力抬头。这是北约欧洲国家反对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原因之一。

欧洲各国担心阿富汗为恐怖主义提供温床,进一步威胁中东和北非地区稳定。根据研究显示,2002至2018年间,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占全球恐怖主义事件的36.1%。[5]

当前,随着美军撤离,塔利班重掌政权,大量阿富汗移民开始向欧洲转移。数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对此表示,为避免重蹈2015年移民危机带来国内民粹分子强烈反弹的覆辙,他们将不会批准大量阿富汗难民进入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法国虽将“保护处于最险境的人”,但“欧洲不能独自承担现况的后果”。奥地利则明确表示不会收容任何阿富汗难民,其内政部长还主张继续驱逐申请庇护未获批准的阿富汗人,并提倡在阿富汗邻国成立“驱逐中心”,接收被欧洲逐出的阿富汗人。

同时美国目前在处理难民问题上也没有承担其领导角色。若难民问题持续发酵且美国对于难民问题的处理无法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欧洲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撤军行为是在促使欧洲决策者重新评估美国在北约的特殊存在,也许美军并不适合在欧洲防御中起主导作用,那么此次拜登政府在尚未与欧洲各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就撤军阿富汗,使欧洲各国重新陷入如何解决难民问题的困境中,这会使得欧洲各国决策层再一次认识到他们曾经把外交决策权外包给华盛顿的行为的后果。

8月13日,《纽约时报》欧洲首席外交记者史蒂文·厄兰格(Steven J. Erlanger)发表文章称,欧洲国家一直希望看到拜登政府在国际问题上能重塑其领导力,而这次撤军无疑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各国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第三是美、英、澳最新的联盟问题。拜登政府于9月15日宣布与英、澳结成一个针对中国的新联盟(AUKUS),该联盟目前的首要目标是由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

这一计划撕毁了法澳之间价值至少660亿美元的协议。9月17日,法国分别召回驻澳洲与驻美国大使,并于当日取消原订法驻美使馆举办的海角战役240周年纪念晚宴,据路透社19日报道,法官方取消法英两国防长原定的会晤。

美法外交危机可能使得法国决心加快推进欧洲战略自主进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最有力的支持者,即认为欧洲需要对美国和中国保持一种平衡态度。

以往,虽欧盟各国不断意识到战略自主性的重要性,但目前欧盟各国并没有统一其实现战略自主的政治意愿。法国或许能借这次核潜艇计划证明欧盟不能再依赖美国,进而推动“战略自主”进程。

长远来看,美国此次行为也向欧洲各国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欧洲各国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直到核潜艇计划前,对欧洲而言,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威胁。

但是在拜登政府宣布针对中国结成一个新的防务联盟后,欧洲各国面临一个美国一直在推进但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欧洲各国到底选择哪一国。

二是这一计划再一次向欧洲各国证明,欧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下降,美国在实际利益面前与欧洲盟友之间依然有尚未解决的冲突。核潜艇事件是继阿富汗撤军事件后,美国又一次在没有与其欧洲盟友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欧洲各国再一次感受到拜登政府的不可信。

在今年六月举行的G7峰会上,七国集团达成一致将协同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如会后联合公报第六十条就指出,七国将会在印太地区携手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而目前这一新联盟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无疑是将德、法、意这三个欧洲成员国排除在外,违背原有的印太联手之约,背弃了G7峰会达成的部分协议。更何况,在核潜艇问题的协商上,美英两国均对欧洲各国有所隐瞒与误导,这也正在质疑跨大西洋联盟的忠诚度与透明度问题。

总之,在拜登政府治下的七个多月中,美欧关系出现明显“回暖”。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其前任政府对二者信任破坏的深度与广度以及二者目前在防务开支、数字领域等问题上利益诉求的差异化,未来的美欧虽能在某些领域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未必能出现拜登政府希望的高度互信、深度合作的局面,分歧依然存在。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与欧关系或许会将继续保持,但是其交易色彩会更加凸显,甚至有逐步滑向某种交易性联盟的风险。

参考注释:

[1]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各有11 项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就,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 共有 8 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共有 6 项,卡特总统有 6 项,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第 41 届)各有 7 项,克林顿总统有8 项。相比之下,本世纪的历届总统布什(第 43 任)、奥巴马和特朗普共只有 5项这样的成就。

[2]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7/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chancellor-merkel-of-the-federal-republic-of-germany-in-press-conference/

[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europe-reactions-white-house-travel/2021/07/27/93bb670c-ee48-11eb-81b2-9b7061a582d8_story.html

[5] Kim, W. and Sandler, T., 2020.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errorism and Conflicts. Global Policy, 11(4), pp.424-438.

作者:于茗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滨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硕士生。

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6

旧文章ID:26063

英文线上讲座:科技创新和监管与美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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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北京时间10月20日(周三)上午7点到9点30分

美国时间10月19日(周二)晚上7点到9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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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0日,《中美印象》承办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关系委员会组织的美中关系线上讨论会(National Town Hall)并在全国讨论会主旨发言之后推出本地线上讨论的发言人。全国主讲人CNN节目主持人和畅销书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本地主讲人乔丹·施耐德(Jordan Schneider) 为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播客(China Talk)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扎卡利亚将从宏观的角度(从供应链到国家安全,新技术到气候变化)分析美中关系的现状和走向,施耐德将聚焦双边关系中的高科技因素,特别是中国政府最近对中国科技企业一系列新的措施可能给本来已经动荡不安的美中科技关系带来的冲击。卡特中心和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为这次线上活动的主办单位,“龙鹰卫视”是媒体战略伙伴。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为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卢汉超教授,点评人为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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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 host and best-selling author Fareed Zakaria will be the featured speaker for CHINA Town Hall 2021, a national conversation on how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ffects our cities, towns, and communities. From supply chains to national security, new technologies to climate change, the future of both countri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ir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glob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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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rdan Schneider is a Senior Analyst at Rhodium Group focusing on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 US-China tech rel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Chinese technology policy on the broader economy Jordan is the creator of the ChinaTalk podcast and newsletter, and is also a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He previously worked at Kuaishou, Bridgewater and the Eurasia Group. Jordan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from Peking University’s Yenching Academy and a bachelo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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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chao Lu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t Georgia Tech’s Ivan All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Director of the Atlanta-based China Research Center. A specialist in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u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in leading journals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sian studies.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and Spanish. He has published eight books, three of which have won major book awards.  Lu has been visiting fellow at prestigio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Singapore,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and Academia Sinic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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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wei Liu (刘亚伟)is the senior advisor for China at The Carter Center and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e is also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Atlanta and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Emory University. He i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www.chinaelections.org which went online in 2002. He launched the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websites [www.uscnpm.org (English) and cn3.uscnpm.org (Chines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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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7

旧文章ID:26062

英文线上讲座:从体育交往看中美关系的沉浮(187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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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北京时间10月9日上午9点到10点半

美国东部时间10月8日日晚上9点到10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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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或扫描二维码注册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审视中美关系,但是没有哪个角度比体育更直截了当和客观公正。徐国琦教授在这个讲座里通过回顾中美从1872年到今天的体育交往讲述中美双边关系的故事。这个特别的视角为分析中美这个复杂的关系带来了新的理解和启示。特中心和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Center)为这次线上活动的主办单位,“龙鹰卫视”是媒体战略伙伴本次线上讲座的主持人为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点评人为佐治亚理工学院卢汉超教授。

徐国琦教授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香港大学全球历史教授。徐教授著述繁多,其中包括《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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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ways to stud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yet no perspective is more penetrating and more objective than the lens of sports. In this talk, Professor Xu will examine the shared history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s from 1872 to this moment by focusing on their sport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This innovative perspective will bring us a fresh and new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is webinar is co-organized by the Carter Center and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of Atlanta. The media partner is Eagle-Dragon Television. 

Professor Xu Guoqi received his Ph. D in history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Kerry Group Professor in Globalizatio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author of many books including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and Olympic Dream: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both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ofessor Xu is working on new project on spor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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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hao Lu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t Georgia Tech’s Ivan All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Director of the Atlanta-based China Research Center. A specialist in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u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in leading journals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history, urban histor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sian studies.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and Spanish. He has published eight books, three of which have won major book awards.  Lu has been visiting fellow at prestigio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Singapore, the Radcliffe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and Academia Sinic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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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wei Liu (刘亚伟)is the senior advisor for China at The Carter Center and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e is also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China Research Center in Atlanta and an adjunct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Emory University. He is the founding editor of www.chinaelections.org which went online in 2002. He launched the 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websites [www.uscnpm.org (English) and cn3.uscnpm.org (Chinese)]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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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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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美国遏制华为背后的巨大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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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孟晚舟今天回国。

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美国军事力量。

01

作为全球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离不开其强大的军火工业的支撑。

认识美国军火工业的作用以及它和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是认识美国霸权的关键之一,也是认识美中关系变化的关键之一。

拜登及其前任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确定为主要对手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很多军事或与军事相关领域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而这将伤及美国主导权(当然也就是霸权)的基础。

根据《2018年国防战略》,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武装冲突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博弈”。

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提出了增加国防预算的要求,他在答辩中对国会表示:“我们的军队仍然有能力,但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各个战争领域都被削弱了——包括空战、陆战、海洋战、太空战、网络战等。”

其中包括了华为在全球领先的5G技术。

2018年6月12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了《5G移动通信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5G 技术在自动驾驶、指挥控制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等领域具有巨大军事应用潜力,还可以实现“蜂群”等新作战概念。

美国打击华为,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领先。此外,就是确保美国军火工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据的优势地位。

当然,提高军费预算,也就是给美国的军火商,以及与军火相关的企业,送上一个新的赚钱发财的机会。这也是美国经济和作为支柱产业的军火工业在阿富汗战争之后所急需得到的。

美国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学者威廉姆·哈同(William D. Hartung)最近发表了一份对9·11之后20年美国军费开支的研究报告,标题是《战争红利:后9·11五角大楼军费飙升带来的企业受益》(Profits of War: Corporat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st-9/11 Pentagon Spending Surge)。

该报告警告称:“对中国带来的军事挑战的夸大估计已经成为将五角大楼预算保持在历史高水平的新选择理由。”

报告称,“国会授权的国防战略委员会……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敲响了更大的警钟,并提议五角大楼预算年增长3%至5%来解决这个问题。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9名与军火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这一现实无疑对他们的审议和结论有一定影响。”

02

在五百多年来的西方列强扩张中,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军火工业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产业。

军事的优势从来都是霸权之所以成为霸权的基础。

帝国的军队不只是为了防御,更是为了扩张、争夺和征服世界。

如同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一样,美国全球战略需要强大的军火工业,而军火工业同样需要通过战争或制造战争紧张而获利。

阿富汗战争是失败的战争,但对美国军火工业来说,却是一个赚钱和发展的机会。

2001年年初,布什上台。

他一上位就努力说服国会,增加军备开支,还有意挑起“台湾问题”,试图将中国设置为战略目标,以拉到更多支持票。但收效似乎并不显著。

9·11事件发生后,国会的态度一夜之间便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2001年9月14日,布什的紧急拨款方案在国会顺利通过。400亿美元中有150亿专用于军备开支。阿富汗战争开战一周,美英打掉了2000多枚导弹。每一枚导弹的制造费用少说也要百万美元,更不用说那些精确制导的导弹,一枚要花费150万美元。

用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打10美元一个的帐篷,看上去的确有些不值,但在几秒钟“消费”掉的这些造价高昂的导弹,对美国军火企业来说,却具有相当强的刺激力。在市场消费信心不足,企业投资大幅削减,美国经济步入衰退低谷的关键时刻,这样的“消费”对美国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在这场最现代的战争中,美国的高科技与军火工业完美结合,相互拉动,使得很多军工或与军工相关的技术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这同时也会使美国对永久霸权的追求变得更加执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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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国防开支的增加也与美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1年,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11.1%,1944年增加到了45%。而在这段时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也上升了53%。1941年美国参战,紧接着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3%、12.1% 和7.2%。国防开支的增加显然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越战也不例外。

美国人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为“枪炮与黄油”的模式,意指当时实行的是在大幅增加社会福利与国防开支的经济政策。

现在,当拜登将中国确定为对手,华盛顿又出现了同样的政策趋向变化。

03

二战后,美国的军火工业在全球一直占有绝对优势。

一是战后的安全体制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仗打还是不打,打什么仗,美国说了算。

二是美国多年来积累的研发实力,使得其军火工业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三是军火工业的特点在于,一旦采用美国的武器和装备,就进入了美国的系列,再想更换就没那么容易。战后很多经济体就是这样成为美国系列的固定客户,有的还部分地参与了开发与生产。

四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优势,采取各种方式阻止其他国家对关键的军事及其相关技术的超越,包括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通讯、电子等诸多领域。

军火工业是美国现有的制造业的核心,绝大部分制造业都是围绕着军工和军用品而生存发展的,这部分产业估计要占美国制造业的60%以上。其中包含高端通讯技术。

尽管美国航空和军火工业的产值占其GDP总量的份额不是太大,约在1.8%左右,但是其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却举足轻重。

2020 年 7 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BIS) 发现,155亿美元的国防出口销售合同“将创造或维持 127,328 个就业机会”——即每10 亿美元的出口创造 8,215 个工作岗位。每签订一份10亿美元的出售导弹的合同,就可以产生或维持5730个工作岗位。

美国军火工业在其出口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100家最大的武器制造商的营业额达到4200亿美元,美国武器制造商占据了59%的市场份额,营业额为2,460亿美元。Statista的报告显示,从2016年到2020年,美国占据了全球武器及装备市场的37%。

美国军火工业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一个主要表现是超级军火公司总是会获得最多的国防订单。前面提到的《战争红利》的报告称,9·11后五角大楼支出激增,使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雷神和诺斯罗普·格鲁曼等五大公司集中获利。所有合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被这五大公司包揽。

美国军火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不是普通的自由经济市场,它是长期的、稳定的、有国家保证的市场。

04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就说过,必须防止军工联合体获得不正当的影响。错位的权力引发灾难性崛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将持续存在。

这段话看上去像是警告,其实却明确地显示出美国军火工业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

美国的强大与军火工业的垄断成为一个相互依赖、促进的紧密联合体。军火工业与试图以美国的价值观征服世界的冲动,总是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的是华盛顿还是美国的军火工业的老板们在做出战争的决定。

美国精英一直以来都认为,削弱美国军火工业,就等于削弱美国的对外战略,削弱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和对全球市场的扩张,同时也就会削弱美国经济,最终会损害帝国的全球地位。

因此,华盛顿全球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么渲染战争威胁(包括设定一个敌对目标),制造紧张;要么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

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精英人士说,造成美在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能力不足。其实,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人也是这么说的。

既然美国人早就认识到了自己改造或征服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什么仍然频频发动战争?

原因之一就是军火工业是永不停歇的战争发动机,它为美国征服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且也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只要这个组合体不变,美国就不可能真正吸取战争的教训。

帝国的这一逻辑还会导致美国去干一些不可能,也没有足够能力要干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征服与扩张的欲望,其中也包括高度垄断的军火工业商永远无法填平的欲望,最终将导致帝国走向衰败。但是,这将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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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滥权、钓鱼执法,美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第一案败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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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栋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4月的一天,田纳西大学华人学者胡安明意外地接到了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Kujtim Sadiku)的“拜访”。

52岁的胡安明是著名纳米技术专家。他的研究对象是宽度比头发丝还小1000倍的特殊材料。他研发的技术可以帮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将在火星采集的样本送回地球。

萨迪库询问胡安明,是否参与了中国的一项顶尖人才计划。“你那么聪明,应该在这样的人才计划中,”他说道。

“我没那么聪明。”胡安明回答他,自己没有参加这项人才计划。 不过他承认的确有中国的大学邀请他在暑假期间前去做讲座,并且他正准备去中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所有这些在学术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去参加(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会议)吧。”萨迪库话锋一转,试图说服胡安明为他们“做些事情”,“当你回来时,来见我,告诉我谁和你在一起,他们让你做什么。”

胡安明拒绝了萨迪库的要求。

22个月后,萨迪库又出现了——这次是为了逮捕胡安明。2020年2月27日,FBI声称胡安明故意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欺骗了NASA,欺骗了美国政府,对他提出两项罪名六项指控。其中只要有一项指控成立,他就将被判20年监禁。

直到自己被逮捕那一刻,胡安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也没有意识到FBI已经对他和尚在大学读书的大儿子监视了近两年时间。无论他去学校、商店、还是他家门口的垃圾桶,都有人密切关注着。

胡安明更不会想到的是,由于自己不愿意认罪,14个月后,他的案件成为了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第一个正式进入大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审判结果不仅会对这一备受争议的计划产生深远的影响,还给许多像他一样深陷困境的华人学者带来一丝希望——或者是更深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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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明的妻子Ivy Yang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她的丈夫。

被捕

胡安明出生在中国,早年赴加拿大深造,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作为纳米材料技术领域公认的专家,他曾先后在欧洲和加拿大工作。2013年,胡安明入职美国田纳西大学机械、航天及生物医学工程系,并于2019年升任副教授(终身教职)。

对于这个原本有着大好前景的科学家来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在2020年2月27日降临。

那天下午,胡安明的妻子艾薇·杨(Ivy Yang)刚刚下班正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大儿子打来的电话,告诉她爸爸被FBI逮捕了。大儿子当时在父亲工作的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UTK) 读大一。“那一刻我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疑问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

胡安明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科学研究,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来到美国。他的被捕和被起诉立即使他的家庭陷入混乱。在目睹了父亲的遭遇之后,大儿子被迫放弃了在美国的学业和梦想,回到加拿大。还在上高中的小儿子经常被噩梦搅扰,在学校无法集中注意力,开始翘课。至于五岁的女儿,她经常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再见到爸爸。

“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心碎,这将对他们造成长期的伤害。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在一份为丈夫募集诉讼捐款的公开信中,艾薇·杨如此描述当时她和家人所经历的艰难处境。

她还透露,丈夫在被捕的那一刻告诉执法人员,他们必须立即通知大学,因为那天有一百名学生等着他考试。“他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的学生。”艾薇·杨说。“讽刺的是,他被捕后,学校却 ‘抛弃’了他。”

胡安明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是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而是在FBI逮捕他后,他的学校立即对他停薪停职。8个月后,UTK宣布终止他的终身教职,并解雇了他。而就在他被捕一个月前,系里还因为他在国际合作上的表现表扬了他。

作为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第一个正式进入大陪审团审判的案件,这个案子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

2018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和FBI宣布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对涉嫌从事所谓“商业机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及起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一个国家命名的行动计划。

计划启动后,许多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和学习的华人(中国公民、美籍华人、非美籍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成为了该计划的目标,受到联邦指控甚至遭到刑事指控和逮捕。然而绝大多数指控与“间谍罪”无关,更多是以“隐瞒和中国相关联系”为由提起的电信诈欺、虚假陈述等罪名。

此前,很多华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受到美国司法部针对性的逮捕和起诉之后,出于多种考虑会选择认罪,以换取较轻的处罚,但胡安明拒绝认罪,选择与美国联邦检察官当庭对质。

根据庭审记录的披露,FBI对胡安明的调查早在3年前就已启动。

2018年3月,FBI探员萨迪库称他得到“消息”,胡安明可能是参加了中国一项顶尖人才计划的“间谍” 。他在使用谷歌搜索有关胡安明的信息时,用“谷歌翻译”阅读了两则关于胡安明的中文新闻稿。新闻稿显示,胡安明于2012年获得了一个中国人才计划的一份短期合同,在一所中国大学指导学生,并将在中国举办演讲活动。

实际上,萨迪库所说的这两份翻译文稿,只表明胡安明在学术和研究方面的成功。他在2012年入选了一个短期人才项目,每年会在中国一所大学短期教授学生和研究人员,并受邀在中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

在看到这两封“翻译”的文件后,萨迪库决定正式对胡安明启动一项所谓“经济间谍”的调查,并将调查命名为“切尔西匕首行动”。

一个月后,在与胡安明对质得到他否认参加中国顶尖人才计划后,萨迪库仍然决定启动一个由6-7名探员组成的小分队,对胡安明及其在大学就读的大儿子进行超过一年半的监控跟踪调查。这些调查行动包括:跟踪他们外出,在家门口的垃圾桶里寻找“证据”;2018年11月胡安明前往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时,授意海关在机场检查了胡安明的手机、电脑以及硬盘。

2019年6月到9月期间,萨迪库三次会见UTK校方领导层,向他们展示了多个“材料丰富”的幻灯片:虚假指控胡安明可能是“中国间谍”。然而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以指控胡安明涉嫌经济间谍或其他严重刑事罪名的证据。

胡安明的代理律师菲尔·罗莫纳克(Phil Lomonaco)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在调查了两年后,由于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证据,萨迪库放弃了对胡安明的间谍指控,转而开始构建新的罪名,最终在胡安明申请的NASA项目基金中找到了“线索”——以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将胡安明逮捕。

被捕后,胡安明在监狱里呆了近一个月。经过律师申请,他被允许软禁在家里。“这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个‘奇迹’,”罗莫纳克说。“如果我们要在监狱里准备应对美国政府的起诉,我们得在防弹玻璃前面对面——只有一条一次只能够塞入三张纸的缝隙。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

而在胡安明的家里,罗莫纳克和胡安明打造了一个“作战室”:一整面近3米的墙和一张乒乓球桌作为工作台。墙上贴满了各种与案件相关的资料;电脑、打印机,互联网将大量文件和证据串联整理出来;如果胡安明必须留在监狱里,很难想象这个复杂的案件将如何进行。

尽管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然而让胡安明和律师都没有想到的是,法庭上发生的戏剧性一幕,让所有人都陷入震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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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

胡安明案第一次庭审于2021年6月7日在诺克斯维尔地方法院进行,庭审持续了两周。

14个月前,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华人科学家胡安明,联邦检察官指控胡安明两项重罪:电信诈骗(Wire Fraud)和虚假陈述(False Statement),每项重罪包括三项具体指控,主要内容是胡安明未向田纳西大学和NASA申报在中国一所大学兼职的情况,并且利用NASA资金与中国的大学进行合作,违反了美国联邦政府2011年通过的法律。

美国联邦检察官在庭审中称,胡安明在2013年至2019年向大学提交的报告中均未披露任何外部受雇的情况,而田纳西大学依靠这些报告向NASA保证其资助胡安明的研究项目不会违反联邦政府法律。

在法庭上,胡安明和他的律师针对FBI的两项罪名起诉作出了申辩:

胡安明表示,对于与中国大学的关系,田纳西大学有两项主要的汇报渠道,第一项是年度教授活动报告。他每年将自己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包括发表的文章、参加的会议,以及带领的学生,都对田纳西大学进行了汇报。

同时,胡安明曾邀请中国大学生来田纳西大学进行交流访问,在他发给系主任的介绍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所有学生的简历、和胡安明的关系以及学生来美的资金来源。最终,由田纳西大学工程系系主任发送邀请函到中国的大学。

第二项是校外关系公开表(Outside Interests disclosure form)。胡安明表示,田纳西大学教员手册对员工的要求是一次性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约65000元人民币)或占大学工作总量20%以上的校外就业情况才需进行申报。而他与中国某大学的合同只是根据他在暑期两个月里实际回该大学参加会议或者讲座的时间发放生活补助,完全没有达到田纳西大学的要求,所以他没有填写。

胡安明强调,田纳西大学工程系一直以来都了解他与该中国大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他每年提交的表格也没有任何疑义。

关于NASA项目与中国合作的指控。胡安明表示,作为研究教授,在美国寻求资助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之前胡安明与美国自然基金会(NSF)的合作中,胡安明被要求填写与所有部门和院校的合作关系,胡安明也认真填写了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合作项目以及带领的学生。

但是,在胡安明申请NASA的项目时,并没有被要求填写任何关于合作的历史。并且胡安明曾向NASA项目负责人提到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并表示可以联系提供相关设备,被NASA项目负责人拒绝。此后他不再将NASA的项目与中国大学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中国访问学生加入NASA项目组。

胡安明说,美国联邦法律禁止NASA将经费用于和中国官方或企业进行的项目,但是对于此前曾与中国大学有所合作的科学家是否能申请NASA经费,NASA并没有明令禁止。更重要的是,NASA资助的费用一直在田纳西大学名下,而非胡安明个人名下。所以何来他利用NASA资助的费用与中国合作一说呢?

胡安明的证词和律师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显示,胡安明曾向田纳西大学提交了大量的报告,列出了他与中国研究者的合作,研究论文中也清楚地列出了他与田纳西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关系。

田纳西大学教务长约翰·佐姆奇克(John Zomchick)也作证说,他亲自审查了胡安明此前在终身教职评审时提交的资料,其中的几封推荐信引用了胡安明与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的合作,提及他与中国大学的联系。

不过真正令人感到震惊和不安的是,整个审判过程中控方公之于众的美国执法机关在本案和其他几起类似案件中调查的部分细节。

该案的主要调查员,FBI探员萨迪库在庭审中承认了针对胡安明的一系列涉嫌滥用权力的行为,包括:虚假指控胡安明是“中国间谍”,与胡安明上司见面时,暗示胡安明是中国“特工”;利用虚假信息,将胡安明列入联邦禁飞名单,促使海关人员没收胡安明的电脑和电话;在国际研究界散布消息称胡安明是“有害的人”;利用虚假信息,让一队探员监视胡安明和其正在念大学一年级的儿子近两年;利用虚假信息施压胡安明充当美国政府的间谍。

法庭证词显示,萨迪库在庭审中承认,在对胡安明发起持续3年多“国家安全”调查后,仍未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胡安明是或曾经是间谍的证据。他不认为胡安明是中国间谍。

但是关于这点,萨迪库从来没有向田纳西大学澄清过。此前,他曾告知田纳西大学正在就胡安明可能是中国间谍一事进行调查。在FBI逮捕胡安明后,田纳西大学遂将其解雇。

胡安明的律师罗莫纳克特别指出了一个细节:起诉书中指控胡安明“欺诈”NASA的一笔资金是在2018年获得的,即田纳西大学得知FBI开始注意胡安明之后。但是,当彼时负责该资金申请的田纳西大学官员询问FBI该怎么做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探员回复说:“照常进行,因为正在进行的调查结束后,未必会提起指控,而且我们也不想妨碍研究的进行。”

罗莫纳克认为,这等于给胡安明设了一个“钓鱼执法”的陷阱。

6月16日,庭审结束后经过两天的陪审团决议,12人的陪审团难以达成一致结论,该案最终以 “流诉(mistrial)” 告终,也就是说美国司法部的指控落空,未能将胡安明定罪。接下去的可能性是司法部要么撤销该案、要么提起再审,或者法官宣判被告无罪。

参与审判的陪审员之一温蒂·钱德勒(Wendy Chandler )在接受美国媒体《拦截》(The Intercept)采访时形容“这是一起最荒谬的案子”。钱德勒称,她在了解案情后认为,FBI的调查并非出于追求正义,而是被定罪的野心驱使。“我只看到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差错,田纳西大学(对胡安明)缺乏支持,以及FBI方面无情的野心。”

然而尽管庭审暴露出这些令人震惊的滥权行为,美国司法部却并未就此 “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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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明和他的律师进入法院

无罪

庭审结束那天,胡安明在家人和律师的陪伴下返回家中,但他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被捕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胡安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中。没有收入,没有任何活动的自由,甚至不能到自己家的花园和阳台上散步。直到2021年2月,在律师的帮助和家人对他基本人权的要求下,法官才准许他每周日上午短暂外出去教会做礼拜和看医生。

与家人分离也严重影响了胡安明的精神健康,他变得极度抑郁,睡眠和饮食都出现了问题。他经常质疑自己从加拿大搬到美国,去追求科学的梦想是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不过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胡安明仍然利用在家的时间写作和编辑了一本关于激光制造的专业书。

7月23日,美国司法部一天内撤销了5起华人学者涉嫌“欺诈”、隐匿与中国关系的案件指控。这些案件连同胡安明案,都被列在美国司法部官网“中国行动计划”下。罗莫纳克告诉澎湃新闻,他期待法官能做出无罪判决。

令人吃惊的是,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部却并未就此 “撤销胡安明案,而是在7月30日向地区联邦法院提交了 “再次审理” 的动议。震惊之余,罗莫纳克紧接着重新提交了 “宣判无罪” 的动议。

司法部的决定激起了美国国会议员、学术界、亚裔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广泛愤怒。许多个人和组织联名致信给法官托马斯·瓦兰 (Thomas A. Varlan),呼吁驳回此案并裁定胡安明无罪。

“此次庭审的过程显示出美国司法部的种种问题。”美国华人联合会(UCA)理事会主席蔡金良表示,“这次审判实际上是对联邦政府 ‘中国行动计划’的审判,政府必须全面调查自己的执法机构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发现的所有令人不安的问题。”

9月9日,托马斯·瓦兰法官发布了备忘录意见及命令并宣告胡安明教授无罪,指出检察官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指控。

瓦兰法官在长达52页的无罪判决书第42页中写道:“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使任何理性的陪审团能根据这些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认定被告具有特定的犯罪意图。即使从对政府最有利的角度来看所有证据,任何理性的陪审团都不会得出 ‘被告没有披露与中国大学的联系,以欺骗美国宇航局(NASA)的资助’的结论。”

瓦兰法官指出,联邦调查局特工于2018年开始对胡安明进行调查,理由是涉嫌经济间谍活动和秘密参与中国顶尖人才计划,最终被认为毫无根据。尽管如此,调查仍在继续,直到最终落在NASA资金限制问题上。

法官裁定胡安明无罪的两个理由是:第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有意欺骗NASA;第二,即使假设胡安明打算隐瞒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打算伤害NASA,因此无法构成欺诈。在没有证据证明胡安明欺骗NASA的情况下,三项关于虚假陈述的指控也更没有证据支持。

瓦兰进一步指出,本案中FBI“承认对政府机构的拨款程序或大学的利益冲突政策没有丰富的经验或知识,也不熟悉大学与政府机构接触的方式和赞助研究计划的目的”。

当罗莫纳克接到法官的判决后,马上打电话给胡安明。“我告诉他,嘿,你是个自由人了,他不敢相信,问我是不是在开玩笑?”

“然后他哭了,高兴地哭了。”罗莫纳克说。

胡安明是自美国司法部2018年启动 “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以来首位出庭参加陪审团审判、首位被判无罪的华人学者。而他无罪释放的结果也将对后面庭审的案子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资深刑事辩护律师朱可亮对澎湃新闻表示,作为“中国行动计划”第一案,美国司法部此次可谓惨败。除了输了“士气”,至少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法官的裁决在类似案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相关性。

“这个案件法官的判决对电汇诈骗这个罪做了一个比较高的定义:法官说被告必须欺骗了美国政府,并且想从中获利,这样罪名才成立。这个定义对于许多华人学者是有利的。”朱可亮说。

此外,朱可亮指出法官在判决中还仔细描述了田纳西大学在与中国院校的合作限制方面未能向教授们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培训的情况,这也解释了胡安明为何没有充分披露自己与中国大学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中都很常见。此案之后,将可以作为反对对学者类似指控的理由。

近几年来,美国司法部在“中国行动计划”下调动大量资源对华人学者进行调查,以抓捕“中国间谍”为名逮捕了许多华人学者,然而最终他们只是以电信诈骗和虚假陈述等无关间谍指控的罪名起诉。而胡安明案的败诉,将使美国司法部对其他学者相类似的指控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温·霍恩巴克(Wyn Hornbuckle)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邮件采访时表示:“尽管我们对结果感到失望,但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

罗莫纳克对澎湃新闻表示,他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司法部的电子邮件显示,他们仍在试图找出上诉的选项,“我认为他们没有这样的选择。检察官不能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因此判决标志着案件的结束。”他说。

9月10日,UTK校长在发给学校教职员工的一封信中表示,“学校已经和胡安明沟通过,如果他能够确认明年获得在美国工作的签证许可,行政解雇将被撤销,他的教授职务将被恢复。”

至此,美国司法部对胡安明的控告以失败告终。经过至少四年的调查和审判,胡安明,一位纳米技术专家,虽然被无罪释放,但他的事业、健康、家庭和心理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胡安明的遭遇反映出了美国华人所经历的普遍不公平待遇。美国国会华裔众议员刘云平(Ted W.Lieu)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喊话美国司法部:“你(们)应该向胡安明教授道歉、停止歧视亚裔、调查自己的检察官涉嫌种族定性。如果胡姓史密斯,你(们)就不会提起这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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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在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该局每10小时就会对中国展开一次新的调查。

红色恐慌?

尽管胡安明案已落下帷幕,围绕该案引发的更大的关注和争议远远没有结束。

9月13日,法官宣布无罪判决后4天,罗莫纳克、胡安明夫妇和众多一直关注此案的各界人士召开了一场网络研讨会。

胡安明夫妇对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对他们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人们表示了感谢。

“尽管我们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我们将永远感谢在整个过程中相信和支持我们的人的无私行为。”胡安明的妻子艾薇·杨说。

胡安明以简短的评论作为回应。“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此时心中的感受,没有任何词语可以表达对这么多人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深切感激。那些伤痕和痛苦的回忆还在我的心里。”他说。

在回复澎湃新闻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胡安明表示由于个人原因,目前他更愿意保持沉默,让自己的律师发表意见。

胡安明案也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中国行动计划”这一饱受争议的调查的关注。事实上,在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11月正式提出这一计划以前,美国国内已经发生了多起针对华人学者的不公正“间谍指控”案件。这些案件的当事人最终多被证明无罪。

尽管“中国行动计划”被描述为根除间谍活动的努力, 但从一开始,华人学术研究人员似乎就是“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和他们相关的案件中的实际指控基本上与窃取商业机密无关。相反,这些指控大多数包括未能披露与中国机构或大学的关系,向政府当局做出虚假陈述,以及税务和签证欺诈。

长期关注“中国行动计划”的美国塞顿霍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向澎湃新闻指出,“在胡安明的案件中,令人震惊的是,审判揭示了联邦调查局的首席调查员似乎对资金申请报告、合规程序和中国不同人才计划的性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更多批评人士表示,“中国行动计划”的名字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这些案件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旨在应对中国的项目是否已经偏离了轨道?该计划突出针对华人研究人员,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们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联邦检察官还要起诉多少华人科学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司法部停止 ‘中国行动计划’前,联邦检察官还将错误起诉多少华人科学家,毁掉他们的职业和家庭?这无异于21世纪美国学术界的翻版麦卡锡主义。”美国华人联合会(UCA)会长薛海培说。

历史总是在反复重复。半个多世纪前,另一位在美国著名的华人科学家,钱学森——同样也是参与了与航空航天相关的研究,同样也因为自己的出身和种族而受到怀疑。1955年,钱学森被软禁五年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定将他驱逐回中国。这名科学家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一起乘船离开。当时他向在场等候的记者表示,他永远不会再踏足美国国土。他后来成为了中国导弹和太空计划之父。

美国著名华人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通过对1996年到2020年间所有的相关案例分析,华人比其他族群更有可能面对美国《经济间谍法》(EEA)下提出的“间谍活动”指控——尽管他们被错误指控的可能性更高,却会遭受相对更严厉的监禁和惩罚。

报告指出:打击 “中国间谍”的过度热心正在破坏普通亚裔美国人的生活。此外,通过过度渲染亚裔人士的间谍活动,司法部可能助长了亚裔美国人不够“忠诚”的刻板印象,给这一族群带来更大的歧视和偏见。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行动计划”在胡安明的案件之后会走向何方?

“即使美国司法部明天终止‘中国行动计划’,也不会终止对经济间谍、电信欺诈、虚假陈述和其他许多罪行的起诉。呼吁结束‘中国行动计划’是为了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不再将人们归为 ‘中国威胁’的一部分。如何解决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偏见是一个更漫长的项目,仅靠改变名称是无法完成的。”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对澎湃新闻说。

拜登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加兰德(Merrick Garland)日前对彭博社表示,司法部在应对中国间谍活动的同时,尊重在美华人的权利。但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中国行动计划”将在拜登任内划上句号。

在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担心,如果“中国行动计划”继续下去,可能会减少国际研究合作,削弱学术自由,阻碍科学家们的工作。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2018年以来,司法部针对研究人员提起的诉讼越来越多。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有85名科学家因内部调查而被迫辞职、退休或被解雇。根据美国国务院官方的公开数据,仅在2020年下半年,超过2000名的中国籍研究员离开了美国,其中约一半是被美方撤销了签证。

9月8日,斯坦福大学40多个院系的177 名教职员工向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发出公开信,要求他终止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签署人包括前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其他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信中称,“中国行动计划”自2018年启动以来,“严重偏离了其宣称的使命”,损害了美国的研究和技术竞争力,并助长了偏见,从而引起了对种族和国籍歧视的关注。”

签署联名信的科学家们指出,“中国行动计划”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他们年轻的同事和研究生。作为资深学者,他们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虽然已经被证明可能会随时被毁)但那些知名度较低的学者们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美国的未来,考虑是否去那些不会因为他们的出生地而引来“间谍怀疑”的国家。

这种影响已经在发生。作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当中越来越多人正在考虑是否将美国作为首选目的地。他们的离去将对美国人才输送管道造成巨大打击。

据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统计,美国大学有4.1万名硕士生、3.6万名博士生,以及3.8万名在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缩写)领域担任博士后或访问学者的人士是中国公民。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最终留在了美国,他们不仅是学术界的重要人才来源之一,也是私营部门研究实验室和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关键人才来源之一。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一段著名演讲或许能最好地总结这种担忧:“我们创造未来,而世界则跟随我们进入明天。由于每一波新移民来到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国家,永远迸发着活力和新的想法,永远站在最前沿,永远引领世界走向下一个疆域。这种品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对‘新的美国人’关上大门,我们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

来源时间:2021/9/27   发布时间:2021/9/27

旧文章ID:26059

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两名加拿大人依法被批准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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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此外,据《环球时报》9月2日报道披露,迈克尔·斯帕弗在中国期间,曾在不同时间多次拍摄中国军事装备照片和视频,并将其中部分照片非法提供给境外人员,经鉴定,相关照片和视频均为机密级国家秘密。迈克尔·斯帕弗还是另一名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的重要情报关系人,长期向康明凯提供各种信息资料。”


据《环球时报》9月25日报道,在中国涉嫌间谍罪的加拿大公民斯帕弗和康明凯得以取保候审返回加拿大。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9月26日获悉,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迈克尔•斯帕弗以身患疾病为由申请取保候审。经中国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诊断,并由加拿大驻华大使提供担保,相关部门分别对两名被告人依法作出批准取保候审的决定和中止审理案件的裁定。

据了解,取保候审期间,被告人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取保候审决定。如有违反,中方可以在取保候审期限内的任何时候,依法恢复对其涉嫌犯罪行为进行审理。

2018年12月10日,康明凯、迈克尔•斯帕弗分别因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和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拘传,之后二人被依法逮捕、起诉。澎湃新闻了解到,两名加拿大籍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亲笔书写认罪悔罪材料。

2021年3月22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于2017年至2018年以伪造商人身份、虚构经商事由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搜集了大量非公开的涉中国国家安全等信息,并据此撰写分析报告。经依法鉴定,康明凯搜集的信息中包括数份机密级国家秘密和情报。8月11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依法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迈克尔·斯帕弗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迈克尔·斯帕弗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驱逐出境。

9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从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看,康、迈二人犯罪铁证如山。中国司法机关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依法处理相关案件。在此过程中,二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有关部门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他们给予了人道主义关照。

此外,据《环球时报》9月2日报道披露,迈克尔·斯帕弗在中国期间,曾在不同时间多次拍摄中国军事装备照片和视频,并将其中部分照片非法提供给境外人员,经鉴定,相关照片和视频均为机密级国家秘密。迈克尔·斯帕弗还是另一名加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凯的重要情报关系人,长期向康明凯提供各种信息资料。

分析人士表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任何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依法履行职责,严厉打击处理,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来源时间:2021/9/26   发布时间:2021/9/26

旧文章ID:26058

美司法部发布 “孟女士案件通报”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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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自由幸福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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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MEDIATE RELEASE


Friday, September 24, 2021

Huawei CFO Wanzhou Meng Admits to Misleading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ng Enters into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to Resolve Fraud Charges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Wanzhou Meng, 49,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ppeared today in federal district court in Brooklyn, entered into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 and was arraigned on charges of conspiracy to commit bank fraud and conspiracy to commit wire fraud, bank fraud and wire fraud.

“In entering into the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Meng has taken responsibility for her principal role in perpetrating a scheme to defraud a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said Acting U.S. Attorney Nicole Boeckmann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Her admissions in the statement of facts confirm that, while acting as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for Huawei, Meng made multiple material misrepresentations to a senior executive of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garding Huawei’s business operations in Iran in an effort to preserve Huawei’s ban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truth about Huawei’s business in Iran, which Meng concealed, would have been important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ecision to continue its banking relationship with Huawei. Meng’s admissions confirm the crux of the government’s allegation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is financial fraud — that Meng and her fellow Huawei employees engaged in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ceive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bout Huawei’s activities in Iran.”

她在事实陈述中的供述证实,在担任HUAWEI CFO期间,孟就HW在伊朗的运营业务向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多次重大失实陈述,其目的是维护HW与伊朗金融机构的关系。

“This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will lead to the end of the ongoing extradition proceedings in Canada, which otherwise could have continued for many months, if not years,” said Acting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Mark J. Lesko for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We are enormously grateful to Canada’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its dedicated work on this extradition and for its steadfast adherence to the rule of la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our first line of defense in maintaining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said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Kenneth A. Polite Jr.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Criminal Division. “That is why the law requires that companies wh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provid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truthful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Meng Wanzhou, CFO of Huawei Technologies, admitted today that she failed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Huawei’s operations in Iran, and as a result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continued to do business with Huawei in violation of U.S. law. Our prosecution team continues to prepare for trial against Huawei, and we look forward to proving our case against the company in court.”

孟承认,她未能说出HW在伊朗业务的真相,导致该金融机构继续违反美国法律与华为开展业务。

“Meng’s admissions are evidence of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deception to violate U.S. law,” said Assistant Director Alan E. Kohler Jr. of the FBI’s 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 “The FBI will continue to aggressively investigate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re are signs they behave with contempt for our laws.”

The Scheme to Defrau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and as agreed to by Meng in the DPA’s statement of facts, Skycom Tech. Co. Ltd. (Skycom) was a Hong Kong company that primarily operated in Iran. As of February 2007, Skycom was wholly owned by a subsidiary of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Huawei), Hua Ying Management (Hua Ying). In November 2007, Hua Ying transferred its shares of Skycom to another entity that Huawei controlled, Canicula Holdings (Canicula). At the time Hua Ying transferred its Skycom shares to Canicula, Meng was the Secretary of Hua Ying.

根据法庭文件,以及孟在 DPA 的事实陈述中同意的,Skycom 公司是一家主要在伊朗经营的香港公司。截至 2007 年 2 月,Skycom 由HW子公司华英管理和全资拥有。

2007年11月,华英将其持有的星通股份转让给HW控制的另一家实体Canicula Holdings(Canicula)。华英将 Skycom 股份转让给 Canicula 时,孟是华英的秘书。

In February 2008, after Huawei transferred ownership of Skycom from Hua Ying to Canicula, Meng joined Skycom’s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was comprised of Huawei employees. She served on the Board until April 2009. After Meng departed from Skycom’s Board, Skycom’s Board members continued to be Huawei employees, Canicula continued to own Skycom, and Canicula continued to be controlled by Huawei. As of August 2012, Huawei included Skycom among a list of “other Huawei subsidiaries” in Huawei corporate documents written in English.

Between 2010 and 2014, Huawei controlled Skycom’s business operations in Iran, and Skycom was owned by an entity controlled by Huawei. All significant Skycom business decisions were made by Huawei. Moreover, Skycom’s countrymanager – the head of the business – was a Huawei employee. Individuals employed by Skycom believed they worked for Huawei.

During the same time period, Huawei employees engaged with a U.K. staffing company to provide engineers in Iran to support Skycom’s work with Irania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Negotiations and contracting on behalf of Skycom were conducted by Huawei employees. To pay for these contractors, Huawei sent at least $7.5 million to the U.K. staffing company in a series of approximately 80 payments from Skycom’s bank accounts in Asia, including at a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to the U.K. staffing company’s accou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transactions were denominated in U.S. dollars and cleared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HW员工与一家英国人力资源公司合作,在伊朗提供工程师,以支持 Skycom 与伊朗电信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代表 Skycom 的谈判和签约由华为员工进行。为了支付这些承包商的费用,HW从 Skycom 在亚洲的银行账户(包括一家跨国金融机构)向英国人力资源公司的账户支付了至少 750 万美元的一系列款项。

In December 2012 and January 2013, various news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Reuters, reported that Skycom offered to sell “embargoed” equipment from a U.S. computer equipment manufacturer in Iran in potential violation of U.S. export controls law, and that Huawei had close ties with Skycom. In a statement to Reuters published in a December 2012 article, Huawei claimed that Skycom was one of its “major local partners” in Iran. Reuters reported that Huawei had further stated that “Huawei’s business in Iran i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U.N., U.S. and E.U. This commit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followed strictly by our company. Further, we also require our partners to follow the same commitment and strictly abide by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1 月,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Skycom 提出向伊朗出售一家美国计算机设备制造商的“禁运”设备,这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并且WH与 Skycom 关系密切。在 2012 年 12 月发表的一篇给路透社的声明中,华为声称 Skycom 是其在伊朗的“主要当地合作伙伴”之一。华为进一步表示,“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完全符合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在内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我公司严格执行并遵守了这一承诺。此外,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循同样的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In January 2013, a subsequent Reuters article reported that Meng serve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kycom between February 2008 and April 2009 and identified other connections between Skycom directors and Huawei. The article also quot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from Huawe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wei and Skycom is a normal business partnership. Huawei has established a trade compliance system which is in line with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and our business in Iran i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UN. We also require our partners, such as Skycom, to make the same commitments.” This statement was incorrect, as Huawei operated and controlled Skycom; Skycom was therefore not Huawei’s business “partner.”After thes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and other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d international banking services to Huawei (collectivel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U.S. dollar-clearing, made inquiries to Huawei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described press reports. In early 2013, Huawei employees represented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Skycom was just a local business partner of Huawei in Iran and that Skycom had not conducted Iran-related transactions using its accounts at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To address the allegations in the news reports, Huawei requested an in-person meeting with a senior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employee. That meeting occurred on Aug. 22, 2013 in Hong Kong, at which time Meng met with an executiv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responsible for oper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During the meeting, Meng delivered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written in Chinese,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an interpreter into English. Meng stated that she was using an interpreter to be precise in her language.为解决新闻报道中的指控,HW要求与金融机构 1 的一名高级员工进行面对面会谈。那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在香港举行,当时孟会见了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金融机构 1 的一名高管。会议期间,孟做了中文PPT,由翻译翻译成英文,以准确地表达她的语言。In her presentation, Meng stated,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Huawei’s relationship with Skycom was “normal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normal and controllable business cooperation,” and she described Skycom as a “partner,” a “business partner of Huawei,” and a “third party Huawei works with” in Iran. Those statements were untrue because, as Meng knew, Skycom was not a business partner of, or a third party working with, Huawei; instead, Huawei controlled Skycom, and Skycom employees were really Huawei employees. It would have been material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to know that Huawei controlled Skycom.

In addition, Meng stated that Huawei “was once a shareholder of Skycom” but had “sold all its shares in Skycom.” Those statements were untrue, because, as Meng knew, Huawei had “sold” its shares to an entity that Huawei controlled. Specifically, Huawei transferred Skycom shares from a Huawei subsidiary (Hua Ying) to another entity that was controlled by Huawei (Canicula). It would have been material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to know that Skycom was transferred from one Huawei-controlled entity to another.Finally, Meng stated that Huawei “operates in Iran in strict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and sanctions” and that “there has been no violation of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by “Huawei or any third party Huawei works with.” These statements were untrue because Huawei’s operation of Skycom, which caus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prohibited services, including banking services, for Huawei’s Iran-based business while Huawei concealed Skycom’s link to Huawei, was in violat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s Iranian Transactions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 31 C.F.R. Part 560. Moreover, between 2010 and 2014, Huawei caused Skycom to conduct approximately $100 million worth of U.S.-dollar transactions through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that cleared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at least some of which supported its work in Iran in violation of U.S. law, including $7.5 million for Iran-based contractors from the U.K. staffing company to do work in Iran.At no point during or after the meeting did Meng, who was aware of Huawei’s public statements about Skycom in Reuters, retract or amend any of those statements. Moreover, Huawei’s Treasurer, who also attended the August meeting, did not correct or amend any of the statements made by Meng.Shortly after the meeting between Me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Huawei prepared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t Financial Institution 1’s request. Meng later arranged for a paper copy of that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 be delivered to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executive she had met with in September 2013. Th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closely tracked the ones Meng had made during the meeting.After the meeting and subsequent to receipt of Meng’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decided to continue its relationship with Huawei. The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milarly continued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Huawei.孟与金融机构会面后不久,HW应金融机构1要求准备了英文版的PPT文稿。孟后来安排将该PPT的纸质副本交付给她在 2013 年 9 月会面的金融机构 1 高管。PPT英文版中的陈述与孟在会议期间所做的陈述密切相关。会后,在收到孟晚舟的PPT后,金融机构1决定继续与HW的关系。其他金融机构同样继续与HW保持各自的关系。The DPAUnder the terms of the DPA, Meng has agreed to the accuracy of a four-page statement of facts that details the knowingly false statements she made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 1. Meng also has agreed not to commit other federal, state or local crimes. If Meng breaches the agreement, she will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of all the charges against her in the third superseding indictment filed in this case. The government also agreed to withdraw its request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anada that Meng be extradited to the United States.根据 DPA 的条款,孟已经同意(确认有)一份四页的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其中详细说明了她向金融机构 1 做出的故意虚假陈述。孟还同意不犯下其他联邦、州或地方罪行。如果孟违反协议,她将被起诉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三份替代起诉书中对她提出的所有指控。政府还同意撤回向加拿大司法部提出的将孟引渡到美国的请求。Assistant U.S. Attorneys Alexander A. Solomon, Julia Nestor, David K. Kessler, Sarah M. Evans and Meredith A. Arfa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Trial Attorneys Laura Billings and Christian Nauvel for the Criminal Division’s Money Laundering and Asset Recovery Section; and Trial Attorneys Thea D. R. Kendler, David Lim and R. Elizabeth Abraham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s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Export Control Section are prosecuting the case. Valuable assistance was provided by Assistant U.S. Attorneys Brian Morris and Brendan King of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s Civil Division and Associate Director John Riesenberg, Attaché Andrew Finkelman of U.S. Embassy Paris and former Trial Attorney Margaret O’Malley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来源时间:2021/9/26   发布时间:2021/9/26

旧文章ID:26057

惊心动魄!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最后2.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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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大江湖解局

一、

加拿大时间9月24日13点55分,北京时间9月25日凌晨4点55分,中国人还在睡梦之中。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监视居住地,以视频庭审的方式,接受美国纽约地方检察院提起的庭审。在庭审中,法官表示美国检方曾对孟晚舟提出了四项指控,涉及银行欺诈和电信欺诈。法官询问孟晚舟是否认罪。孟晚舟答:我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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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此举维护了自己和华为的尊严,也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

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这意味着孟晚舟不会在美国进一步被起诉,加拿大的引渡程序也随之终止。不认罪的前提下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

历时55分钟的视频庭审结束,孟晚舟戴了1000多天的电子脚拷,被解了下来,她的脚上留下了一片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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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孟晚舟微笑着与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挥手道别,立马乘车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有一个神秘的航班,已守候多时!

二、

在此守候的是一架波音B777-300ER型客机,是中国国际航空临时执行的CA552航班。CA552以前是飞东京到北京航线,之前一直是两天一飞的频率,但自从9月6日起,就没有了飞行记录。它要等待一位特殊的旅客。

孟晚舟乘车来到机场,临登机前,她面对加拿大的媒体,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她先是感谢了公正的法官,然后感谢了加拿大的政府、警察、民众,虽然遭遇不公,但她仍然以最大的善意感谢了所有人。

演讲最后,孟晚舟哽咽着说: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支柱!登机前,孟晚舟与友人相拥告别,她强忍泪水地说:不许哭,不许哭。随后,孟晚舟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员挥手告别,登上了CA552航班。温哥华时间9月24日16点27分,北京时间9月25日7点27分,CA552航班正式起飞。航班的路线经过精心规划,刻意避开了美国的阿拉斯加,直接往北走,穿越北极和俄罗斯上空。 

从孟晚舟以视频参加纽约的庭审,到CA552载着孟晚舟安全起飞,仅仅历时2.5小时。这是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最后2.5小时,解开电子脚拷、乘车前往机场、机场演讲、登机起飞,一气呵成!

这一切,也离不开中国政府的精心安排!

三、

当中国人从睡梦中睁眼醒来,从社交媒体平台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了孟晚舟归国的消息,但却找不到官方的消息。一切平安无虞之后,北京时间9月25日10点30分,新华社正式官宣: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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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真是太稳重了,也太能沉得住气了!孟晚舟回国,对翘首以待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国人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提前获得半点风声。

当飞机飞越北极上空,马上就要进入祖国时,归心似箭的孟晚舟,思绪万千,写下了一段发自肺腑的心声。

她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她还写道: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抹炫丽的中国红,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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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028天的委屈之后,孟晚舟仍然满篇家国情怀,没有半点儿女私情,这就是华为的公主,任正非的女儿。此刻,有一个慈祥的老人,在深圳龙华的华为坂田基地,正满怀期许地等待着他的心肝宝贝。无须多言,这个老人正是任正非。

在之前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记者问起任正非有多长时间,没有见过女儿孟晚舟了。

满脸皱纹的任正非,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他刻意回避了镜头,用沙哑地声音说:不知道,应该是很长时间吧。 

这个76岁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对自己女儿的日思夜想。今天,父女终于能够团聚了!

今天,让我们普天同庆,祝贺孟晚舟,祝贺任正非,祝贺华为,祝贺中国!

生于中国,是孟晚舟之幸,是任正非之幸,是华为之幸!生于中国,乃吾辈之幸!

来源时间:2021/9/26   发布时间:20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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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终于获释回国,中国外交取得重大胜利,中美关系会缓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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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评论员庚欣  来源:西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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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9/26   发布时间:20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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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孟晚舟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中文翻译(附英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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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英视界

2021年9月24日,孟晚舟乘坐飞机从加拿大回国,历时四年的案件终于告一段落。2021年9月22日,孟晚舟签署了《暂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美国司法部洗钱及资产追赃部门以及美国司法部反间谍及出口部门(以上合称“检控方”)同被告孟晚舟达成以下协议:

1、检控方同意延缓起诉上述三个检控方对孟晚舟《刑事起诉书》,暂缓起诉期间为孟晚舟在加拿大逮捕之日起4年。孟晚舟同意为暂缓起诉放弃依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美国法典18章3161条、联邦刑诉法48(b)及其他可能为纽约东区地方法院所适用的地方法规所赋予的快速审判的权利。

2、在各方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法院批准本协议中的暂缓起诉期后,美国司法部将立即通知加拿大司法部撤回其对孟晚舟所提起的引渡请求。

3、检控方建议法院孟晚舟按照释放的标准条款(the Standard Conditions of Release)提供个人担保后释放,包括她不会犯联邦、州或当地法规所规定的罪行。就这个来说,本案不适用同意释放的标准条款(DNA样本),检控方也不要求施加报告义务,其他的释放条件将在美国境内适用。孟晚舟同意在暂缓起诉期限内遵守本暂缓起诉协议和法院作出的有关释放的所有条件。

4、检控方同意,如果孟晚舟在暂缓起诉期限内完全遵守本暂缓起诉协议的所有义务,检控方将撤回对其的《刑事起诉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文件,并且不会再就《刑事起诉书》第4、6、7、9所指控的、网络诈骗以及预谋实施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起诉孟晚舟,或者就《刑事起诉书》所称的任何事项起诉孟晚舟。撤回《刑事起诉书》时,孟晚舟无需到场。

5、如果孟晚舟在暂缓起诉期限内未遵守本暂缓起诉协议的义务,检控方有权采取以下行动:

(A)不再受本协议第4条的约束。

(B)各项针对孟晚舟的指控将不再受时间的约束。

如发生以上情况,孟晚舟则同意由纽约东区法院进行管辖,其不再提起管辖异议。

6、孟晚舟确认其和签字律师和译者已经对附件A中的事实声明(Statement of Facts)所述事实进行审查,孟晚舟确认就其所知事实,相信事实声明中的所有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如果检控方按照本协议对孟晚舟暂缓起诉,孟晚舟同意在任何程序中承认本协议附件A中所述内容,包括审判、认罪及量刑等阶段,不会在上述程序中作出与其相矛盾的陈述。

7、孟晚舟完全同意本协议,尤其是,附件A中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本协议的达成出于自愿,对协议内容完全知晓。孟晚舟同意其本人及其律师或任何其授权代表在本协议达成之后,不会做出包含下列内容的陈述:(1)与附件A事实声明相矛盾的陈述(2)以任何方式声明、建议或者暗示本协议因非自愿、欺骗、不知情而达成的。若孟晚舟及其律师或其授权代表做出任何上述言论,将被视为是对本条第5项协议的违反。

8、 孟晚舟不可撤销地放弃任何因该诉讼所受财产及人身损害而向美国政府及其雇员提起赔偿请求的权利。上述弃权是持续的、永久的,不限于暂缓起诉期限。

9、本协议规定和孟晚舟和检控方达成协议的所有条款。若有修改非以书面方式并经下述签字各方签署不生效。本协议将取代之前各方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保证和承诺。

签字各方如下:

美国:

孟晚舟方:

点击下载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and Attachment A: Statement of Facts.pdf



来源时间:2021/9/26   发布时间:202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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