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宾鸿  来源：末谈国是

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英国首相约翰逊签署了“AUKUS”三国安全协议，其中“AUKUS”分别为澳大利亚(A)、英国(UK)和美国(US)的简称，象征三国将在印太地区结成新“安全伙伴关系”。此协议所涉内容，包含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互联网资讯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项目，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英即将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的相关信息。

根据拜登与莫里森事后的双重证实，美国防长奥斯丁将协调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部门，协助澳大利亚在本土建造核潜艇;美英更将共派技术和战略小组赴澳，于18个月内确定核潜艇的未来发展计划。

如此消息一出，引发了各界热议。首先，是对美国随意释出核技术的谴责，毕竟在澳大利亚前，美国只曾依据1958年的合作协定，向英国释出过核技术，此次的对澳“例外”，无疑是一次破格行动;其二，是对亚洲浮现“新北约”的担忧，相关舆论认为，从美日安保、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到今日的“AUKUS”，美国显然有意筑起围堵中国的高墙，此次与英澳的三国安全协议，正是“新北约”的浮现征兆。

平心而论，上述两大担忧皆有一定道理，却未必能在现实中成形。

澳大利亚能造核潜艇吗

首先，美国宣称要释出核潜艇技术给澳大利亚，甚至要与英国共派小组赴澳协助，看似“乐于分享”，其实恐怕宣传效果大过实质进展。

回顾澳大利亚此次潜艇更换计划，源头乃是2009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彼时6艘“柯林斯”级(Collins-class submarine)问题重重、且将在2025年退役，下一代潜艇的规划迫在眉睫，澳大利亚政府由此在2009年确立了柯林斯级替换计划，并宣布将潜艇数量增加到12艘，每艘量级皆为4,000吨以上，除了鱼雷和反舰导弹外，还需配备对地巡航导弹，同时携带监视和情报收集设备。

然而上述计划一经启动便命运多舛，由于澳大利亚缺乏核基础设施，民意也群起反对核技术，故核潜艇的提案初期便遭否决;在军工领域上，澳大利亚无法自主设计潜艇，也没有潜艇所需的鱼雷、声呐、作战指挥系统、动力等关键设备的制造能力，却又希望于本土生产制造;在对象选择上，由于澳大利亚反复在预算与时程上纠结，令其先后与德国的214级、日本的苍龙级等潜艇计划擦身而过，预期服役时间也不断延后，决策团队于2014年估算的下水时间，已是经年累月后的“2030年”。

2016年，澳大利亚经历7年原地打转后，终于宣布由法国DCNS造船厂提供的常规动力版梭鱼级潜艇方案中标。然而如前所述，澳大利亚缺乏潜艇设计与制造能力，又执意在本土生产，导致项目总经费持续超支，2014年的费用估计便高达560亿美元，2020年时则飙高到了800亿美元，工期更是不断落后。澳大利亚政府眼见坑洞一日大过一日，自也有意跳船，故一见美英暗中递来合作讯号，便顺势毁约、“琵琶别抱”。

然而美英的插手介入，看似是让澳大利亚从困境中解脱，其实反是将其拖入了另一深渊。第一，英美的攻击型核潜艇皆大幅超出澳大利亚初始规划的4,000吨，美国的“维吉尼亚”级(Virginia-class submarine)排水量在8,000吨以上，英国“机敏”级(Astute-class submarine)排水量也超过7,000吨。除非澳大利亚愿意增加预算，建造与这两级相近的核潜艇，否则便须让美英为其“量身订做”规格较小的核反应炉，以符合实际需求，但结果仍只有预算飙升一途。

第二，澳大利亚本土并无制造核基础设施的能力，遑论核反应炉，即便美英愿意引介相关产业链与技术，反核的民意高墙依旧不可忽视。自“AUKUS”签署消息传出后，莫里森不仅未赢来国内民众的欢欣鼓舞，还招致了政坛与民间的反核舆论批评，诸如“这会让澳大利亚漂浮着切尔诺贝利”的评论漫天飞舞，莫里森与其担忧核潜艇的生产预算与技术障碍，不如先设法解决眼下的舆情沸腾。

“AUKUS”能有多少干涉力

综合上述门槛，各方对澳大利亚核潜艇的服役日期均不乐观，不少西方媒体甚至已经给出了“2040后”的悲惨答案。如此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侧写了“AUKUS”的成立本质：政治姿态大于实质成效。

首先，美英“武装”澳大利亚，虽表现出“围堵中国”的态度，也渲染了澳大利亚“或能干涉台海”的氛围，引发各界对“亚洲北约”的担忧。但平心而论，澳大利亚的实力如何，不只中美知悉，澳大利亚同样有“自知之明”。

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4月16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曾研究台海战争下，是否以及如何“出兵协助美军”，所列选项包括：派防空驱逐舰与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一起行动、出动“柯林斯”级潜艇协助牵制中国海军、派遣海上侦察机与空中加油机配合美军行动、出动F-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保卫关岛、菲律宾与日本的美军基地。

上述举动，在中澳军事能力悬殊对比下，不仅无法扭转战局，也帮不上美国太多忙。以潜艇为例，在美英助造的核潜艇生产完毕前，澳大利亚都必须仰赖6艘“柯林斯”级柴电潜艇，不仅潜航时间有限，隐蔽性也极差，倘若真要参与台海战局，届时或许还须美国相掩护。故在澳方列出的种种选项中，美军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舞台主角，澳方“协助”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龙套。

归根结底，从台海到南海，海权之争仍是中美两强的博弈。综观中美海军能力对比，中国实际能投入海上作战的战机，在性能与数量上皆未落下风，美国的F-35舰载机虽具有相对优势，但中国的歼-20也已装备多支空中作战部队，能抵消相关缺口;若对比水下力量，中国胜在数量，美军则胜在性能。但在岸基和空射高超声速导弹、反舰弹道导弹上，中国的优势相当明显，美国虽能拦截弹道导弹，却缺乏打击高超声速导弹的高效手段，故倘若双方当真于台海周遭爆发冲突，美方舰队极有可能先被解放军的反舰弹道导弹消耗掉极大比例。

要而论之，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便沉浸在苏联瓦解、独霸全球的喜悦，原本具“远洋决战”能力的海军，也伴随美国发动两场中东战争，转为强调对陆攻击弱势兵力的“全球近岸干涉”海军，意在展现遍及全球的海权力道，却也由此偏离了持续在远洋决战能力上深耕的建军步调，导致了上述中美对决台海的巨大海军实力落差。

故如今的“AUKUS”看似威风，其实外强中干、华而不实，眼下美国已丧失在台海与南海的军事优势，英国海军更已从“全球干涉”的日不落国，退化成“不断刷存在感”的嘈杂海鸥，澳大利亚更是只能狐假虎威、借势壮胆。此次美国不顾法国颜面，强硬毁约，硬凑“三国同盟”，充其量只能达到政治效果，无法真正重现冷战时代的军事包围网，正如协助澳大利亚建造的核潜艇，不仅难让其迈出法国订单的阴影，还会将澳大利亚拉进更深的预算漩涡。

如此“抱团取暖”，称其为亚洲“新北约”实属高估，除非是暗喻其与北约的共同状态：正在脑死中内卷。但戏谑观之，北约终究是成立多年才逐渐脑死，美英澳“AUKUS”却在成立之初，便已开始了军事脑死的倒数，甚至还导致了美法离心，加剧了北约的分崩离析。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22

旧文章ID：26046

作者：王辉耀  来源：环球时报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标志着中国开启加入CPTPP之旅。消息公布前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率先表示欢迎和支持。

中国申请加入CPTPP，是进一步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并向更高层次更高标准的21世纪贸易投资规则看齐的重大举措，是向CPTPP成员国释放善意的举动。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亚洲世纪”正在到来。中国加入CPTPP将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和亚太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商机。

目前，CPTPP涵盖11个成员国，覆盖约5亿人口，GDP总和超过13.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如果中国加入CPTPP，这一贸易体系将覆盖近20亿人口的大市场，经济总量可达到全球的近30%。CPTPP倡导“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关注数字经济、服务业、高科技、金融、保险、医药专利等，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比是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与中国已经提升及正在提升的改革方向相契合。同时，CPTPP也是一个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较为友好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其成员国既包含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有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经济体。为了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合作，CPTPP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加速开放的同时予以合理保护，将公平性与包容性较好结合，是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机制。开启加入CPTPP进程可进一步促进中国国内加快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开放程度并深度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由此中国将在进一步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过程中参与改革、整合和深化全球治理体制，依靠多边主义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目前全球贸易投资缺乏新的制度性突破。WTO现行改革面临一些困难，任何决策都需要164个成员协商一致，暂时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贸易投资发展的现状。而CPTPP只有十多个国家，相对灵活高效，可以说是一个“小型WTO”。中国当初准备加入WTO时，国内曾有一些担忧，但20年过去，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7倍，进口额增长了6倍， GDP增长了11倍，创造了全球GDP30%以上的增长率，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中国加入CPTPP可以说是二次“入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战略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正式宣布申请加入CPTPP前一天，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建立名为“AUKUS”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一边是搞疑似“新冷战”的联盟，一边是融入亚太地区更高层次的贸易联盟，高低立见，中国站上了新的高地。白宫新闻秘书在16日的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拜登不会加入CPTPP，至于是否担忧中国加入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这交由CPTPP的成员国来评估”。这相当于是给了CPTPP成员国更大的自主权。美国两党也有议员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做出反应，呼吁美国在贸易议题上与亚太地区重新接触。

目前来看，中国主动提出申请加入CPTPP赢得了主动，但未来则未必能一帆风顺。美日澳不会这么顺利让中国加入，但时间和市场在中国与东盟一边。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CPTPP成员国合作空间广阔。尽管不能排除美国未来有阻碍中国加入的可能性，但对中国来说，加入CPTPP是拓展与亚太国家经贸合作、缓和地区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在中美经贸及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开拓更多亚太国家交流对话平台并在CPTPP框架内开展更多对接合作，有助于协调同CPTPP成员国的关系，改善自身国际贸易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即使美国未来回到CPTPP，中国也可以抢占先机。

此前有人认为， CPTPP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数据流动、劳工标准、国企改革等方面对中国构成挑战。但实际上，近年来在上述领域的政策举措及进步已使中国具备了对接CPTPP的实力和能力。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21个自贸区为基础的立体的对外开放格局。海南自贸港首次采用“零关税”正面清单政策，意味着我国在不断推动自由贸易发展。近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有关专利、商标申请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这些都为中国加入CPTPP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客观来看，中国与CPTPP的标准仍有差距，因此在把握机遇的同时更应加大开放，主动迎接挑战。商务部今年1月份在官网上刊登了CPTPP中英对照文本，方便各地区各行业对照参考推进相关改革。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将不仅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更将进一步提升对新兴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探索，如数据跨境流动和人才国际流动等。中国在积极加入CPTPP的同时，将同步继续坚定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等多边贸易协定，为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创造机会和平台。

中国曾在2017年亚太峰会上提出未来应实现更广阔的亚太自贸区(FTAAP)。RCEP和CPTPP在诸多贸易领域有重叠，未来可能实现相互整合并对接东盟“10+3”等，进一步提升亚太区域自贸水平，从而推动达成FTAAP。一个繁荣稳定的亚太，符合地区成员国的最大发展利益，而中国加入CPTPP也将进一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22

旧文章ID：26044

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一般的看法认为，当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时，最有可能响应美国武力干预的盟友是日英澳三国。近日宣布成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同盟(AUKUS)把这个潜在的问题明朗化。不过，美国"核化"澳大利亚之举还是出乎外界意外，尽管拜登宣称美国只是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舰，而非帮助澳获得核武。

此次美英澳在印太的新安全同盟也可视为美中对抗进入新冷战的标识–如果一定要为美中新冷战确定一个标识的话。当年美苏冷战的典型标志就是北约和华约两大对抗性军事集团的形成。而美国和中国的对抗也被人们一直在讨论是否可以比附美苏冷战，就AUKUS的出现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美中无可避免地跌入了新冷战，虽然中国并未宣布和其他国家组建军事联盟。

法国感受"背后捅刀"

然而，由于澳洲撕毁同法国达成的常规动力潜艇协议转向美国寻求核动力潜舰，导致这个新AUKUS开局不利。美澳此举被法国形容为"背后捅刀"，招致法国同时召回驻两国大使，考虑法国是美的重要盟友和在欧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它不但伤害的是法国，有可能造成美澳两国和法国同盟关系的永久性隔阂，亦会伤及美澳和欧盟的关系，进一步刺激欧盟加速寻求战略自主。

澳法2016年签署了一笔高达900亿澳元(约660亿美元)的潜艇合约，要后者助澳建造12艘柴电潜舰。美澳背着法国达成核动力潜舰的交易，让法国为此所做的各项准备都付之东流。西方讲究市场信誉，除非不可抗力，否则毁约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基本的契约精神。何况这种毁约是国家行为，且发生在两个盟友之间，难怪法国有被美澳强烈背叛的感觉。这事搁在谁身上，都会非常愤怒。它导致大西洋两个重要盟友的战略裂痕可能无法修补。

华盛顿抗中的一大优势，是有比北京多得多的盟友和伙伴。仅在东亚，有日韩，五眼联盟的三个在亚洲，还有美日印澳的四方平台。虽然美盟友体系各有不同功能，服务于不同目的，但很多盟友也是重叠的。这就难免给人凌乱的感觉。现在又突然成立一个AUKUS，更给人一种叠床架屋的印象。问题在于，拜登政府独找英澳结成印太安全同盟，并把机密的核潜艇技术授权给澳洲，此前只有英国在上世纪50年代获得这一技术转让，这让外界认为，美国对其广大盟友原有亲疏之分，只有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澳，才能成为华盛顿的核心盟友层;非盎格鲁撒克逊族，哪怕像日本这样在东亚的主要盟邦，都不能获得美国该技术，而法国甚至还被美澳在背后捅上一刀。这使华盛顿看起来，一边在强化同盟体系，一边又在破坏自身的同盟体系。

有鉴于法国在外交上原本就有独立传统，并不事事看华盛顿的眼色，明年又是欧盟轮值主席，很可能将会带动欧盟在抗中问题上重新审视是否要和美国紧密配合。后者已站在法国一边向美国讨说法。可以想见，毁约事件的系列后果恐怕将会在大西洋两岸陆续显现，很长时间都难以消除，这对美国的抗中并不有利。

核扩散的阴影

美国转让敏感的核潜技术给澳洲，也涉及是否违反核不扩散问题。虽然华盛顿坚称没有违反该协议，但中立的看法认为华盛顿已违反协议。因为华盛顿协助堪佩拉建造的核动力潜舰，本身属于军事用途。外界也高度怀疑华盛顿会秘密出售给堪佩拉核导弹，或者后者会秘密发展核导，澳大利亚有丰富的铀矿可开采提炼，而铀正是用于核武的材料。即使澳大利亚不会寻求发展核武，其将拥有核潜舰一事本身已经搅动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版块，极可能加剧全球尤其亚洲地区的核不扩散风险。中国会不会"协助"朝鲜建造核动力潜舰，俄罗斯会不会向伊朗转让相关技术，日韩会不会自己开发核潜舰，东南亚其他国家会不会也要这样做?不难猜想，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因美澳的行动很难关上。

此举还将造成东南亚那些不想在美中对抗上选边站但在安全上要依附华盛顿的国家，对拜登政府加剧这一带的地缘风险的不满。故而，美澳不仅得罪的是法国，可能还有欧盟，亦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就已对澳洲获取核潜舰表达了"关切"。一旦亚洲地区的核军备竞赛被催化，由此导致的变局对AUKUS是祸是福，实难预料。

在AUKUS的问题上，北京虽然乐见美法这对盟友因毁约事件而战略裂痕加深，但既然这个新冷战军事同盟是冲着中国来的，它当然会感到如芒在背，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北京如何反应，才决定该同盟是否真正有价值。美国拉英澳组成AUKUS，用拜登的话说，是要抗衡中国在太平洋日益增强的野心，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让中国害怕，知难而退。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一旦中国用武力攻打台湾，AUKUS就是干涉的工具。华盛顿是在这一考量和构架下，让堪佩拉撕毁同法国的合同，"核化"澳洲的。因为核动力潜舰比起法国建造的柴电潜舰，静音和续航能力更强，后者的活动半径就在南海，但前者可以水下潜行到台海而难被发现。这对中国将构成一大威胁，也是基于此因，人们认为美国不会阻止澳大利亚在核潜艇上配置核武，否则，常规武器对中国的威慑力就大大减弱。

中国近年来仗着经济实力的雄厚，大力发展海军，建造各种舰只，包括航母，媒体形容造舰的速度像"下饺子"。但是，核潜艇是中国海军的弱项，反潜技术和美国比有相当差距。中国现有9艘核潜舰，计划到2035年再建11艘，以缩小和美差距。如今美国给澳洲造核潜舰，只会进一步强化北京的危机感，促使北京加速建造更多和更先进的核动力潜舰，大力提升反潜技术。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在造舰比赛中，澳大利亚是没法和中国比的。

这里隐含的一个危险是北京有可能提前发动武统台湾的战争，尤其是中国的反潜技术提高不快时。根据报道，美国将帮助澳洲建造8艘核动力潜舰，首艘于2040年完成，全部8艘完工的时间在2052年。在造舰前，堪佩拉表示将租借美国的核动力潜艇。按照习近平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规划，理论上北京2050年要完成统一台湾。考虑习的自然年龄和任期问题，收回台湾会提前到2035年前。AUKUS的组建以及澳洲发展核潜舰给中国武统台湾增加了变数，在北京感受到这种现实威胁前，不排除再将武统台湾的时间提前至2030年、甚至2027年前。假如北京在此时间表里实现了两岸统一，原来主要用来对付中国武攻台湾的美国印太军事联盟，也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假定习近平一定会武力夺取台湾。习到底会不会武统台湾，有很多争议，但是，基于中共的使命以及事物自身的演化逻辑，若和统破灭，中国最后用武力完成国家统一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因此，作为抗中的军事联盟，不能不顾及此种可能性。

综合考量上述三种情形，特别是已经发生的毁约事件对美国联盟体系造成的潜在和持久的损害，这个新军事同盟尤其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核化"是否妥当，得外界去深入探讨。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21

旧文章ID：26037

作者：瞿宛文  来源：文化纵横

瞿宛文：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导读】中国作为一个底子薄、起步晚的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工业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却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中国却左右不是：西方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背离了西方“典范模式”，国家干预之深，自由市场不存;西方左翼则批评中国的发展过程牺牲了生态环境、劳动者等方面的利益。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局面?未来又该如何认识和推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

本文强调，理解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首先要将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予以历史化。西方凭借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将后发地区卷入现代化进程，并形成了一套声称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是“普遍、必然、常规的模式”的意识形态。但用西方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来指导后发国家，既遮蔽了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那段真实历史，也忽略了殖民历史和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对后发国家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制约。作者指出，如今西方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历史性变化正是提醒后发国家不应，也不能再将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审思西方模式的优劣点，如此才能反思并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现代化命运。毕竟，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只有当各国都成功建立各自的现代化社会，才能构成“普遍性”现代化。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原题为《反思工业文明与经济发展——后发者的视野》，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位参考。

▍反思的时机

在新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刻，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并且似仍难见到尽头，异常天气的频现也让人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诸多因素都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与现代经济发展，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

与此同时，全球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美国主导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独霸世界。然而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着种种重大变化。尤其在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未能起领导作用帮助其他地区，其本身更未能做出“依据科学与理性，做出有序反应”的榜样，其疫情严重程度竟高于很多一向以西方为学习对象的后发国家。新世纪以来，体量巨大的中国快速复兴，实质上带来对西方领导权的挑战。现实国际秩序的动荡也加深了人们对工业文明发展前途的疑虑。

反思通常是带有怀旧与浪漫情怀的。工业文明难以引发浪漫情怀，疫情下更易让人怀疑现代工业文明的可持续性。例如，在当今中国，“唯GDP论”“发展主义”“工业党”等贬抑性新名词多是为了贬低发展而生。同时，反思常是普世性的，不会特别区分先发者与后发者思考立场上有何差异。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是普世的、进步的，当然应从普世角度来反思;而后发国家作为跟随者也多习惯于接受这样的视野来反思自身。

然而，在此世界大变动之际，后发者必从后发视角进行反思，才能了解自身，掌握历史动脉，真实且深刻地反思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数百年来西欧发展出来的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环，其模式优势甚为显著，并已主导世界数百年之久。只是这一模式走到今日呈现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内在于现代工业文明，也内在于西方的文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若要进行反思，必须要同时思考这两个面向。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反思的面向除了包括上述面向之外，更要涵盖自身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与结果，才能脱离将西方模式视为普世的桎梏。

▍一般的看法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现在一般看法多采取普世性角度，假设其为“常规性”的目标。即假设后发者追求现代经济发展，是为了赶上人类进步的步伐。这样的反思多为怀旧式或普世性的：怀旧式即认为现在不如过去，怀念农村小农田园生活;普世性则更专注于环保、生态、空气污染、疫情、动物保护等面向，并常将其选择的目标作为最优先的，甚至唯一的价值。这背后有一假设：后发者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可以有要或不要的选择权。但是，这样的反思不单是去历史化的，并且也不具现实性。后发者追求经济发展，是为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自救求生存。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较高，而后发者的选择空间受制于自身相对于西方的经济实力。例如，19世纪西方相较于其他地区享有绝对优势，因此其他地区几乎皆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了21世纪，其他地区的经济力量已有所增长，但经济实力仍是现实国际秩序的基础。

现在经济学一般的看法是以“生产力”水平来定义经济发展，以人均产值或人均所得为指标。例如，依据世界银行估计，在2019年美国的人均GDP是65298美元，我国是10262美元，这意味着以当期现值计算，美国的人均产值或生产力水平是中国的6.4倍。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GDP总量为1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6%)，达到美国21万亿(全球占比24%)的三分之二;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金融危机发生时的2008年，中国GDP全球占比仅7%，到如今，十多年翻了一倍多;又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因此特别引发西方关注。

在经济实力之外，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同样重要。数百年来，随着西方优势力量主导世界，西欧现代化模式被广泛视为人类发展的典范模式，不但代表人类的进步，更是普世的典范。这也是一个高度规范性的说法，即其他地区必须且应该努力追随。换言之，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人类进步下“常规性”并且“自然”的发展模式。这个典范模式包含以下因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公民社会、全球化。

本文提出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假设这种模式是“常规性”且“必然或自然”的，如此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才能在自身推动现代化(仍为必要)的同时，寻求不同的路径。

我们先检视一下西方学界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在陆续取得政治独立后，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追求经济独立。西方学界发展了这一知识领域，立意为协助后发地区发展经济，探讨后发者如何向先发者学习、提高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经济。这一研究思路的基础是线性进步史观，即假设西方发展模式为常规性的典范。此外，发展经济学还有诸多重要的“中性”的假设：即不处理政治与社会的面向、先发及后发地区间的关系、殖民影响与当今的南北关系等。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后发地区经济与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距离，而要发展经济，无非就是逐步建立市场制度，去除“非市场化”障碍。换言之，其假设后发地区经济落后，不是因为过去曾经被殖民且现今仍受制于不平等的南北关系，而是因为自身市场制度与政策不完善，教育落后，知识不足。发展经济学因此认为，当地政府若有意发展经济，必然要接受由此理论推演出的政策建议。

显然，西方发展经济学认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非历史化的，它假定西欧现代化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世典范。这一假定是说现代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福祉，而西方模式是最佳或唯一模式。其实，提高人民福祉只是发展的结果而非发展的动力。经济学者、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设法提升发展目标，认为不应该只看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的改善，更应衡量人的能力(capability)成长，发展应是为了让人得到实质上的自由。受此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起，开始统计“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这一指标除了人均所得之外，还计入平均寿命与识字/就学率。这样的修订当然提高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层次与理想性。然而，在历史与现实中，现代经济发展仅仅是源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动力吗?

▍后发者视野

在当下，后发地区在形式上，确实会以追求现代经济发展为当然目标。然而在历史与现实中，后发地区在被西方殖民之前，都是在各自的传统模式中发展，社会结构、文明程度、生产力水平各异。随着西方列强以优势力量强力向外扩张，19世纪末的西方已完成瓜分其他地区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过程，而其他地区在经历过这段屈辱的历程、建立现代国家之后，开始追求经济发展，主要动力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尊严。

换言之，后发地区是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追求现代化经济发展，而不是为了所谓要提高人民福祉自主地追求现代化。即使是最快速且最早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模范后发者——日本，也是在美国黑船压境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才走上加速改革推进现代化的道路。所有后发地区都是在走过这段屈辱的过程后，才认识到：唯有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且有实力后，方能做地球村里有尊严的村民。

各后发地区原本走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到19世纪，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与自我组织能力显著不如西方，而西方殖民统治则毫无例外地高度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当地社会必须重新自我组织，建立有效的现代化政治组织，以追求发展为目标，才能走上重生和现代化之路。但是重新全面改造社会谈何容易，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更是困难重重。“二战”后至今，只有极少数地区能够成功追赶，缩小与西方的距离。

例如，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至今依旧普遍存在，大多数后发国家仍然依靠出口大宗商品(能源、矿产、农产品)为生，就如在殖民地时代一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6年出版的《大宗商品依赖度报告》，统计了各国大宗商品占总出口值的比例，将该比例大于60%者定义为依赖国，比例大于80%者为强依赖国。在2015年，总共135个国家中，91个为依赖国，其中61个为强依赖国。同时，这些依赖国的出口商品类别少，依赖度越高，可能越贫穷，食物安全度越低，因为多数依赖国也是食物净进口国。发展趋势显示依赖度仍在增加中。

后发地区若尚未能工业化，仅能出口大宗商品是否是“必然的”现象?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尚未工业化的后发地区，确实不能出口现代工业产品，而只可能出口农矿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然而，它们在被殖民之前，经济上可能是自给自足，或者低度商业化、生产多元化。将生产活动集中于少数类别的农矿产品，并且以出口为主，大多是殖民者强制给予该地区的国际经济分工位置。从传统的自给多元转变为高度商业化、集中专业化、高度依赖出口，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并非“必然”。指出这差别并非为了怀旧或表达义愤，在现实上走回头路早已不是选项，但要真正理解后发地区的历史与处境，不看到路径依赖的面向，将无法掌握后发发展的真相。

“二战”后西方学界建立起来的发展经济学，一则假设西方模式为普世典范，现代化是人类必然道路，其他地区只是时候未到，只须学习追随;再则依据其“科学中性”的研究取向，去政治化、去历史化，不单忽视殖民的影响及南北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更假设后发者已成功重组政体，假设后发国家的政府必然以追求现代化及人民福祉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工作只是提出中性的政策建议。这门学问从西方先发者的角度，假设了一个抽象普世的理性经济世界：后发者只待学习跟上来。

相较于此，要真正理解后发地区的处境，推动发展并进而设想未来，必须先放弃西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常规与必然”的假设，以后发者的视野，回到历史现实，正视殖民遗产与南北关系的影响，面对自身政治社会组织重组的挑战，才能开始理解自身，也才可能有效推动自身的现代经济发展。

▍成功后发者的反思

后发者作为学习者，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学习虽属必要，但仍要理解西方模式的文明特殊性及其局限，参考其优劣点且注意对自身的适用性。再则，可进一步区分尚未成功以及已初步成功现代化的两类后发者。

尚未成功的后发者，除了上述的考量之外，需要更好地了解自身，理解并学习较为成功的后发者的发展经验，才能踏上现代化之路。

后发国家在初步达到工业化之后，较有余裕进行反思。一方面，需要检视自身现代化的状态，要意识到自身是在既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学习西方现代化，实际上的现代化成果必会是一种混合的状态——如亨廷顿所言，一个社会不可能随意改变自身的文明与价值。另一方面，则需要参考目前显现出来的发达国家的困局，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思考如何改善全球现代化的状态与进程。

人类社会走到21世纪时，比较有条件检讨数百年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模式。因为至今已有一些后发国家达到初步工业化，其中包括体量特别巨大的中国，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给全球经济分布带来很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占全球所得的比例，从1820年工业革命即开始持续上升，但从1990年起这一比例首次开始下降——从大约六七成至今已降到低于50%。制造业的分配比例也呈现同样巨大的变化，其中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从1990年的3%升至近三成。这些非常具体的现实改变，才有可能使后发地区站稳脚跟，获得尊严，也是后发者进行反思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陆续显现出发展上的困局。全球化快速推进，尤其是金融资本迅速扩展到全球各地，逐利全球，除了为后发地区带来金融波动与危机外，也带来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化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资本逐利短期化、生产性投资减缓、制造业生产力停滞以及内部贫富分化越趋严重的趋势，经济上的分化则带来政治上的民粹化。与此同时，虽然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对全球秩序带来风险，但在缺乏国际协调下却难以因应。此外，科技虽持续快速发展，但是生产力进步却趋缓，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失业增加与贫富分化。此次新冠疫情更是出乎意料地给发达国家带来严峻的考验。

西方国家走向衰弱，也使得后发地区比较有条件以较为持平的角度来检讨西方现代化模式，较有条件看清楚这一模式的优劣处，更重要的是，应较能“历史性”地看待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是人类“常规性”“必然或自然”，虽然它主导了世界几百年，但是我们现在也目睹了这一模式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模式也可能在未来经由修正而得到复兴，但无论如何它都是立基于西方文明而具有内在有机生命——就像中国以往的朝代兴衰一般。

▍历史视野

如果拉长人类的历史来看，近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实是一特殊案例。西欧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并未如中国一般发展出大一统的帝国政治传统，而是诸国持续竞争抢夺资源的模式。英国在其中率先发展出一个高效的政治模式，即精英合谋向外争夺资源的政治军事体制，包括有效的财政及金融制度，并进而发展出民族国家范式。这个高效的政体以逐利为目标，有效地扩张了对外掠夺的经济模式，并且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及物质文明的跃升。但这一文明模式的向外侵略性高，不断征服其他地方，占取为殖民地。这当然迫使其他地区必须追赶现代化，才能自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清楚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制度，它不断带来生产方式的革命，不断地改变社会，并且市场竞争也迫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更新才能维续自身的地位，这是至今唯一一个不断颠覆自己的制度。它的成功迫使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制度，以免被消灭。至今资本主义已带来惊人的生产力进步。只是如今科技进步与整体发展的矛盾日增，生产力进步的成果难以广泛分享，不断扩大贫富差距。

因此，西方模式宣称具有“普世性”的说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西方模式的普世性必须在几方面得到现实上的支持才能成立。一是适用性，即此模式可适用于其他地区，也就是其他地区能够借由复制此模式，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事实并非如此，“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少数后发国家能够缩短与西方的距离，这其中中国因体量庞大才得以使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可延续性，这既包括西方本身是否能持续其繁荣的局面，也包括在现代工业化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之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能否持续。目前西方开始衰退为前者的前景带来显著的不确定性，而近年来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对后者提出挑战。

▍肯定、否定与非必然论

关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能否复制”的理论问题，依据其答案可分为肯定论、否定论、非必然论。肯定派包括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派，其认为后发者只须努力学习并完善市场制度，发展只是时间问题。肯定论也包括对马克思理论的某种解释，即依据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殖民者终会在殖民地激发出资本主义的镜像。肯定派理论可说都是自诩为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性理论。

否定论则包含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论等，这一类理论在左翼理论中较为强调西方对其他地区的掠夺剥削，认为新旧殖民关系都会导致后发地区难以发展;在强调该关系之不平等之时，否定论基本认定后发者将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部分理论虽未必完整且争议纷纭，但由于与西方现实政治多有关联，因而有广泛影响，在此稍作讨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战后黄金时代告一段落。在后发地区，拉丁美洲的战后起点虽高于其他地区，但是战后前期其发展成绩不佳，成长甚为有限，这样的发展成绩引发了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虽对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严厉批判，但几乎否定了当地能突破受制命运的可能性，认为除了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别无他途。既然后者的可能性不大，该理论就不太关注本地主观能动性的因素。

当时出现的另一重要的现实发展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与拉丁美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同样有着上述三种不同说法，在此且先来讨论否定论。东亚的成绩清楚地提供了依附理论的反证：依附理论认为后发者越依附发达者，则越不能发展。然而，东亚借由高度参与国际市场，尤其是出口初级工业产品到发达国家市场，成功启动了自身工业化的引擎，若依据该理论将贸易额占GDP的比例当作所谓“依附”的指标，则东亚的依附带来的不是发展停滞，而是快速增长。依附理论者如何因应这一理论挑战呢?他们大多认为东亚表面上GDP的成长，源于对环境与劳动力的剥削，缺乏生产力的进步。实际上也是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绩。虽说随后东亚经济持续升级，并清楚地呈现出生产力不断进步的现象，但他们多未改变意见。近年来，在中国经济显著复兴之后，他们除了延用这样的批评之外，也以贬抑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称之：亦即在普世价值之外，再以左翼阶级观点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成果。

依附理论主要是通过指陈西方的剥削，使得依附于西方的拉丁美洲无法发展，在这一理论说法中，“发展”仍然被当作一个可欲的目标，重点是要探讨如何成功地发展，依附程度与发展成果是否成负相关，则是一个可被检验的说法。但是，在面对东亚及中国的成功发展之后，他们却提出各种标准，来否定东亚及中国发展的价值，似乎显现出这些理论流派最关切的重点是维系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而不是后发者能否成功发展。

本文一再强调立论的“立场”之重要性，此例可说又是一个佐证。西方左翼学者在战后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国内边缘位置，立场多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第一优先，对于原先落后的东亚竟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得以发展自身经济，他们无法有同情的理解，也无法认同后发地区发展优先的立场。同时，又牵涉出几个所谓“普世价值”的议题——诸如环境保护、劳动力剥削、民族主义等——以此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绩。

若脱离时空，这些目标看起来甚为正当，其国际主义精神也令人向往。但是，我们要首先看到时空与立场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数百年前，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形成资本主义体制并进而发展了先进生产力，其在环保与劳动保护上也走过历史性长期演变的过程，而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演变。换言之，西方“进步分子”提出的批判，特别是针对较成功的后发者的批评，其实意味着要求后发者在推动经济发展时，要同时达成环保、劳动、阶级等目标，并在后发者借由民族主义动员人民共同发展经济之时，否定民族主义的作用。这些理论不考虑时空因素，径自以所谓高道德标准来否定后发者的发展成果，显示出其“立场”是以自身反对资本主义为优先，而不顾及后发者的处境。

其次，这些说法也与当今国际的南北现实政治相配合。

在政治现实中，近数十年来，随着资本全球性的移动，西方工会既然难以要求限制资本的移动，即配合着上述左翼的论述，发展出以环保及劳动条件为约束性规范，来降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力。这显示出劳工难以跨国集结的现实困境，致使西方劳工将后发地区劳工视为竞争者，而在现实中这些议题也与西方的帝国政策相联结。即西方各国在与后发国家谈判，要求其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提出环保与劳动标准要求，一则安抚国内劳工与左翼，再则可作为对应新兴后发国家的弹性筹码。这也涉及阶级与国族问题的复杂性，即在历史现实中，国族因素多优先于阶级因素，劳工阶级的跨国联结甚为困难，但西方发达国家统治者在殖民时期，以种族主义及殖民利益来笼络国内的下层阶级却是常例。例如，英国19世纪大殖民者罗德斯即常以维持英国国内的安定来合理化他在非洲的殖民冒险计划。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民粹政治上升，恐怕也是因为如今难以用殖民利益安抚下层，只能诉诸种族主义与国族主义。而西方进步左翼的论述则为中间政党，如美国民主党提供了支持性的说法。

当然，也有些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学者，如安士敦(Alice Amsden)与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等，认识到后发地区只有依靠经济发展才能有尊严，也只有当它们发展了经济之后，才能自行设法解决贫穷、平等、环保等问题，因此真诚地期望后发地区能发展起来。他们的立场与价值的优先顺序，显现出跨越国族的国际主义精神，恰恰与上述的一般西方进步左翼方向相反，令人感佩。

不同于肯定论与否定论，本文认为(包含安士敦在内的)结构学派的部分理论可以延伸解释为“非必然论”，即后发发展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会发生，更不一定成功，这其中当地的主动因应实为关键因素，但也必须要有主客观条件配合。

非必然论牵涉到后发发展“如何成功”的问题，引申出近数十年关于如何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议，即被称为是state vs. market的争议。主流经济学派宣扬自由市场理论，认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政府必须尽量少干预市场，后发地区才能发展。结构学派则认为东亚的成功有赖于有效的国家干预，成功的因素包括政治高层有坚定意志支持发展，经济建设部门的官僚体系有能力并具有镶嵌自主性，能实行合宜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发展成果能较为平均地分享等。后发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发展经验背后，显示出各自文化上的显著不同，也呈现出各自条件的复杂组合——大家都是被迫地学习，而成功实为不易。

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不同于肯定论与否定论，非必然论强调国家合宜政策的关键作用，将历史的与本地主观能动性的因素纳入考量，因此较能解释后发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发展成果。

剑桥大学经济学者张夏准的著作《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指出西方国家，尤其是要追赶英国的后发国家如美法德等国，在开始发展的初期都有赖国家大力干预，来扶植幼稚的工业及建立相关制度等。只是如今这些西方国家早已发展，却要求后发国家不要照做，其实就等同于已攀登者踢开梯子，不让后来者跟进。他建议后发者学习发达国家过去实际的行为，而不要理会现在的说法：即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由市场论的说法，也是近数十年来全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由于后发者本来就缺乏完善的现代市场制度，自由放任只能维续既有的贫穷状态，因此，要发展现代经济，必须改革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建立现代经济体制，施行合宜的产业政策，这些艰难的工作特别需要国家集中力量而为之。结构学派的先驱A. Gerschenkron曾指出后发的难题：经济越落后，市场制度越不完善，就需要越加强力的市场制度替代品——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基于自由市场原则反对国家干预，西方左翼的否定论基于普世价值及阶级论而批判成功后发经济体的国家干预，若依循两者都会使得后发者失去推动发展的制度基础，无助于经济发展。

如果将视野拉长，历史性地审视现代经济发展，就更加能够理解非必然论其实合乎常情。如果我们不再将西方模式视为是常规性或自然，那就清楚其没有必然性了。此外，西方左翼的否定论认为后发必然难以成功的说法，也早已有了重要的反证。以往之所以将西方模式视为常规性，自有其现实基础，一方面是西方数百年来的优势力量提供了物质性支持;另一方面也有理论支持，除了既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有左翼马克思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及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化鼎盛期的乐观看法。历史发展至今，西方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这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模式是常规性的”说法的良好时机。而一旦放弃这种既定说法，思考的空间也就能变得开阔起来。

▍多元现代化

探索人类发展的规律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计划，倡导历史化的探索绝非否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课题，需要我们持续探讨。本文仅提出重新思考既有说法的必要性。

一、后发者自身文明不同于西方，检视自身混合式的现代化成果实属必要，必须历史性地来看这一历程，认识自身传统，不应再将西方视为唯一典范，如此才能有效地反思并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现代化道路，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二、如今西方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历史性变化正是提醒后发者不应，也不能再将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必须进一步审思西方模式的优劣点。在意识形态激烈的竞争中，面对肯定论、否定论与非必然论，后发者也必须明辨何者真正有助于自身发展。

同时，这也意味着后发者不仅需要自行摸索未来发展的道路，也应该担起责任来共同探索多元现代化的可能道路。西方的现代化迫使全球随之改变，但仍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只有当各地都能成功建立各自的现代化社会，才能构成“普遍性”现代化。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21

旧文章ID：26036

作者：DAMIEN CAVE, 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澳大利亚悉尼——三年前刚刚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时，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坚称，澳大利亚可以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保持密切关系，同时与其主要的安全盟友美国合作。

“澳大利亚不必做出选择，”他在一次早期的外交政策讲话中说。

周四，澳大利亚实际上做出了选择。在与北京的关系几年来急剧恶化之后，澳大利亚宣布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让美国和英国帮助其部署核动力潜艇，这将对澳大利亚军事力量起重要推进作用。

通过获得重型武器和绝密技术的做法，澳大利亚已决心在未来世代与美国共命运——用莫里森的话说是“永远的伙伴关系”。该协议将为深化两国军事关系开辟道路，提高人们对澳大利亚会加入到与北京的任何军事冲突中来的预期。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赌注，即认为美国将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获胜，并继续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和稳定力量，尽管代价在增长。

“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对澳大利亚以及它对自己在印太地区未来的思考方式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澳大利亚前安全官员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说，他现在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

“这确实代表了莫里森政府内部对该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中国军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有意愿用胁迫手法追求国家利益的巨大担忧，”他说。

显然，美国也做出了选择：建立一个牢固联盟来对抗北京的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它暂时不考虑长期以来对分享敏感核技术的保留。澳大利亚将成为第二个(之前是英国在1958年)获得美国核动力潜艇技术的国家，这种技术使更长距离的更隐秘活动成为可能。

据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潜艇协议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赵立坚说。

对美国来说，支持一个亲密的亚太盟友的决定，代表着它应对中国军事快速增长努力的具体升级。美国国防部在提交给国会的最新报告中指出，按船只数量衡量，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截至2019年，中国海军舰队已拥有约有350艘军舰，其中包括十多艘核动力潜艇。

相比之下，美国海军大约有293艘军舰。虽然美国的军舰常常更大，但中国航空母舰的数量正在赶上来，并且在更小、更灵活的军舰数量上已超过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已积极行动起来，以确保前哨基地和导弹部署占据有利位置，它在南中国海修建了人工岛，以此来加强自己在那里的存在。安全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可能会使用核动力潜艇对南中国海的重要航道进行巡逻，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分析人士说，选择核动力潜艇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

“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比核这种东西和潜艇这种东西更具挑衅性了，”奥丽娅娜·斯凯拉·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说，她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与其他能力相比，中国反潜战的能力非常薄弱。”

经常访问澳大利亚的马斯特罗说，“在我看来，这表明澳大利亚愿意在两国关系上冒下一些真正的风险来对抗中国。”

为了消除对核扩散的担忧，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强调这些潜艇的动力来自核能，但与核武器毫无关系。在承诺让美国提供八艘潜艇的同时，澳大利亚取消了12艘法国设计的常规潜艇的合同，这些潜艇已推迟交货，而且超出了预算。法国官员对此做出愤怒反应，称放弃合同是背信弃义。

莫里森周四说，与美国和英国加强安全联盟，反映了亚太地区更危险互动的需要，安全联盟还包括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

“我们在本地区享受了几十年的相对良好环境已成为过去，”他说，但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们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强硬路线的报复——大幅度消减煤炭、葡萄酒、牛肉、龙虾和大麦的进口，拘留了至少两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似乎将澳大利亚推向了美国。作为回应，中国可能会扩大经济制裁。澳大利亚的计算似乎是，北京对改善两国关系没有多少兴趣。

“我认为，仅在三四年前，甚至也许是两年前，对这样做的担忧会明显得多，”尤安·格雷厄姆(Euan Graham)说，他是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驻新加坡的亚太安全分析师。“但一旦两国的关系都是关于惩罚和辱骂，坦白说，那种担忧已经不值得考虑。中国没有恐惧和愤怒的杠杆可用，因为它一直在愤怒。”

批评澳大利亚对美国保持坚定信心的人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达到预期的要求。自奥巴马总统2011年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时宣布“重返亚洲”以来，美国的盟友们一直在等待美国在资源和注意力上做出决定性的转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失望了。

格雷厄姆说，核动力潜艇交易将缓和一些这样的批评。对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其他盟友来说，“这回答了美国仍在世界这个地区保持其同盟网络的问题，”他说。

尽管如此，协议并没有消除人们对美国在这个远离华盛顿、离北京近得多的复杂地区抵制中国、捍卫自己主导地位的承诺的所有怀疑。

位于悉尼的研究中心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山姆·罗格文(Sam Roggeveen)说，从长远来看，美国也许会认为与中国竞争代价太高，迫使它做出某种分享权力、减少影响力的决定。

“美国在历史上从未面对过像中国这么大的大国，”他说。“它从未把这样的挑战者压下去过。”

另一种风险是，美国对中国的抵制会失控变成一场冲突，而澳大利亚由于加强了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从而无法避免卷入这场冲突。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台湾目前处于自治状态，北京称其为中国领土。美国对使用武力来决定台湾的命运表示“严重关切”，这为军事干预留下了可能性。

“随着美中竞争升级，美国将期望澳大利亚有更多的行动，”曾任澳大利亚军官的休·怀特(Hugh White)说，他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国防分析师。

“如果美国允许澳大利亚获得自己的核技术，”他补充说，“那是因为美国期望澳大利亚会将自己的军队投入到一场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去。”

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政府似乎认为就连这种风险也值得承担。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关系的历史学家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把对美国加倍下注的决定称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战略赌博”。

“澳大利亚正在把全部赌注押在美国的决心和意志上，”他说。

Sui-Lee We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Damien Cave是澳大利亚悉尼分社社长。他此前曾在墨西哥城、哈瓦那、贝鲁特和巴格达报道新闻。自2004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他还担任过国内新闻副主编、迈阿密分社社长和纽约市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damiencave。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35

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

央视新闻9月22日报道，本月15日，在美国主导下，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所谓“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大利亚同时撕毁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艇大单。这一举动引发法国官方的不满和指责。那么，澳英美联合“捅刀”法国，最终谁才会是最后赢家呢?

今天我们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1.“背后被捅刀” 法国是何时被算计的?

2.“捅刀”之后澳方为何又急于缓解澳法紧张关系?

3.“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未来如何博弈?

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最新发展。当地时间20日，在纽约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新闻发布会，继续“炮轰”澳美合谋撕毁潜艇合约的行为。勒德里昂强调，这不只是涉及一份军工合同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盟友之间信任的破裂。

“背后被捅刀”，法国是何时被算计的?

根据目前的信息，本月15日，在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所谓“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之后，法国方面才得到消息——澳大利亚撕毁了数百亿美元的潜艇大单。

而据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外媒爆料，美英澳三国的这一合作计划其实预谋已久，而法国作为他们的盟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如今才吃了狠狠一记闷棍。在利益面前，西方阵营之间当面和气、背地里算计 可谓暴露无遗。

·英媒：澳方今年3月询问，三方6月秘密敲定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早在今年3月的一次会议中，澳大利亚海军司令迈克尔·努南就向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托尼·拉达金询问英国和美国是否能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部队。

很快，英国政府内部就此开展了代号为“无钩行动”的绝密计划，仅有首相约翰逊、国防大臣华莱士、第一海军大臣拉达金和时任外交大臣拉布等十人参与，《泰晤士报》称其为英国政府多年来保守得最为严密的机密事宜。

时间来到6月，G7峰会在英国举行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秘密讨论，并敲定一些细节，而同样与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此一无所知。峰会后莫里森访问法国，与马克龙会面时也未提及此事。

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让-皮埃尔·泰博：总统和我们从未被以任何形式告知，这一项目正在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动，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暗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你是怎么知道潜艇合同被取消的?

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让-皮埃尔·泰博：和大家一样，我是通过媒体报道知道的。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你知道法国总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吗?

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让-皮埃尔·泰博：总统也是在消息传到媒体后才得到通知的。

·美媒：年初拜登就任总统后澳方即寻求合作

美国《纽约时报》也爆料称，在今年年初拜登就任总统后不久，澳大利亚就与美国新一届政府接触，表示将放弃与法国的潜艇合同，寻求与英美合作，而美国同样选择了对法国隐瞒。

·澳媒称这件事可能已经整整酝酿了18个月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则援引法国驻澳大使泰博的话，将时间线大幅提前，称这件事可能已经整整酝酿了18个月，法国一直被故意蒙蔽。

澳贸易部长：寻求与法方会议，缓解紧张关系

就在法国怒斥“背后捅刀”、召回大使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方面也有点坐不住了。同样是在20日，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表示，将寻求与法国方面举行会议，缓解取消法国潜艇大单造成的紧张关系，同时表示有信心此事不会给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贸易谈判蒙上阴影。丹·特汉20日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表示，他“非常渴望”在10月访问巴黎时，与法国贸易部长会面。他还表示，“在我们的自由贸易协议磋商方面，一切如常”。

“捅刀”法国之后，澳方为何又急于缓解澳法双方的紧张关系?它们如何向法方解释呢?

·澳大利亚喊冤：自信不会影响欧澳贸易谈判

我们注意到，近期澳大利亚喊冤，声称早在数月前就向法国提出过对两国潜艇采购协议的异议。同时，澳大利亚又表示，相信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磋商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这一系列动作?欧盟方面已有意向表示，自贸协定谈判可能会推迟。协定谈判前景如何?会就此终止吗?

特约评论员 苏晓晖：很明显的是澳大利亚并不是为了法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前的澳大利亚主要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动向，一个方面是会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失信者，另一方面是涉及自己的一些切身的经济利益。欧盟方面已经公布了欧盟版的印太战略进一步的详细信息，而其中涉及的是欧盟认为在印太地区经贸利益是欧盟追逐的重要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系列动向在澳大利亚看，现在的难关可能会使未来自贸协定的签署，相关谈判的推进会遭受到一些阻挠，甚至会有推迟。但是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深信未来的这个经贸协定的推进是一个必然结果，所以现在才会表现出这样的自信。

法国召回驻美澳大使：盟国之间非常罕见

就在当地时间20日，已回到法国的驻美大使埃蒂安表示，召回事件说明法国对法美双边关系严重担忧。美英澳的这一波操作让法国猝不及防。法国怒而召回大使，在外交领域，召回大使通常是国家间关系不睦以至陷入危机后不得已采取的手段，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盟友之间却非常罕见。美澳对法国伤害之深可见一斑。

·法国议员：需要停止沉迷于幻想并退出北约

曾两次竞选总统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让-吕克·梅朗雄认为，法国需要停止沉迷于幻想并退出北约，阻止美国想在图卢兹开设一个北约太空安全中心的计划。

·法国专家：我们感到被背叛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副主任让·皮埃尔·莫尔尼表示，这是一种背叛。他说，美国没有和盟友充分协商和沟通，这不但会加深盟友间的裂痕，还会进一步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意愿。

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副主任 让·皮埃尔·莫尔尼：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不是完全一致时，美国就会采取单边主义。单边主义既可以是拜登，还可以是特朗普，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缺乏相关的战略，这也教会我们在欧洲层面，我们需要更多自主。

·法国媒体：欧洲必须寻求战略自主权

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指出，欧洲必须寻求战略自主权，此次外交危机可能会像因伊拉克战争而发生的法美外交危机一样持久。

这张漫画就展示了美英澳早已知道会对法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漫画中，美国总统拜登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打预防针，约翰逊在后面说：你需要在这里观察15分钟，法国马上会有强烈反应。

“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如何博弈?

从刚才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到，随着“撕毁潜艇合同”事件的持续发酵，有关在与“美国优先”博弈下，进一步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近期也开始高涨。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今天的第三个问题：“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未来将会如何博弈?目前，不仅是在法国，2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支持法国立场，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潜艇事件作出澄清。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美英澳对法国作出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美国此举缺乏信义，让人难以理解，欧盟要求美国作出澄清。

·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贸易谈判或受影响

此外，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莱芒·博纳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守信是民主国家和盟友之间相互信任的条件。在一个我们不再信任的国家面前，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地推进贸易谈判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2018年6月，欧盟与澳大利亚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迄今已举行11轮谈判，涉及取消出口壁垒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尽管欧盟委员会有权代表27个成员国进行贸易谈判，但如果法国反对，那就不太可能推进该协定。

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下一轮欧盟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于10月举行，而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日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对这一日程所造成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盟在2020年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此次事件之所以发酵到今天这个地步，背后实质是美国为了全力打造自己的“小圈子”，从而引发了同盟体系内部的震荡。那么，在欧美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导致冲突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背景下，未来“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将会如何博弈呢?

美国抢了法国的大单，为何欧洲再提“战略自主”?这是否是屡屡失望的结果?“美国优先”对同盟体系将产生什么影响?

特约评论员 苏晓晖：本身欧盟以为自己是美国平等相待的重要的盟友和伙伴，但是现在欧盟担心自己会沦为美国推进大国竞争的棋子。霸权衰落背景下，美方紧抓“美国优先”原则是美国不可能放下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下一阶段，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肯定不会是更多的投入，对于多边主义不可能真心参与。在未来，在全球战略部署过程中，将希望盟友冲锋陷阵，为美国分担责任，这是现在欧洲看到的一种危险前景，同时是欧洲希望尽可能与美国保持距离，进行战略自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来源时间：2021/9/22   发布时间：20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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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商务部日前向新西兰正式递交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申请。此举引发不同反应和解读，多数看法认为北京方面此时提出加入申请，主要是在表达一种政治姿态，因为北京也清楚，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要达到CPTPP规定的开放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尽管近期不可能被同意加入，但北京要摆出一副争取加入的态势，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会因各种干扰——包括外部和内部——而停止对外开放的步伐。

中国是在去年12月区域国家达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后才由习近平宣布下一步将谋求参加CPTPP的。此前，中国对CPTPP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以CPTPP的高水平要求，中国在现阶段是无望加入的;另一种是认为中国应该早日争取加入CPTPP，这样美国就无法在经济上围堵中国。当然也有民族主义的看法，认为中国无须加入CPTPP，加入只会破坏中国的经济自主和党对经济的控制。这后一点虽不占主流，但在中国是否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上，事实上对北京的决策会起到牵制作用。

尽管中国领导人表达了要加入CPTPP的愿望，但北京此时提出申请确实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这似乎步伐有点快，中国不大可能在不足一年里就满足了CPTPP的大部分或者主要要求。因此，北京用申请加入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表达就显得合理。还有一种解释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北京要组建一个更大的经济联盟，来对冲美国最近和澳大利亚及英国结成的安全和军事联盟(AUKUS)。后者的目的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太平洋日益增强的雄心，而北京要从经济上削弱和打破华盛顿的这种军事围堵努力。美国的媒体多持此种看法。

不过，AUKUS的组建和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两件事时间上的接近很可能只是碰巧，中国不可能提前获知美英澳宣布结盟的日期，而文件的准备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样来看，合理的解释是北京之前为要不要加入CPTPP而在早做研究和准备，宣告要加入表明北京完成了内部的争论，之后就是为正式申请而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并进行相应的文本准备。不过，虽然北京没预见到华盛顿会公开拉伦敦和堪培拉结成军事同盟对付中国，但由于中美的对抗成为常态且会持续很长，随着时间推移，北京会备感这种对抗压力。而消解美国围堵压力的办法，由于北京的长项在经济，因此从经济上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将华盛顿的盟友拉入自己的经济轨道，就成为北京的理性选择。换言之，北京确有这种意图。

现实也正好提供了空间。尽管拜登当政，但北京判断拜登政府不可能重返CPTPP，在亚太国家签署RCEP后，若中国赶在美国之前加入CPTPP，由于亚太地区的这两大自贸协议都没有美国的身影，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将会此消彼长。以中国的经济体量，一旦加入了CPTPP，会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扮演关键的推动力量，因而华盛顿要和盟友联合在经济上阻遏中国将会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这就是北京的盘算。中国官媒在解读北京申请加入CPTPP的举动时，就毫不掩饰宣称是打入“敌人的心脏”，因为CPTPP现有的11个成员国，日、加、澳、新都是美国的盟国，前三者还是其核心盟友。

然而，正因CPTPP是由美盟友主导，外界判断北京要加入非易事，甚至不可能，所以才会质疑北京递交加入申请是不是在一本正经地做秀。在和日、加、澳都交恶的情况下，北京当然明白这里面的困难。但决定中国能否加入CPTPP，地缘因素只是其一，中国自身是否符合CPTPP的规则其实更重要。若中国的经济开放和相关制度要件没有达到CPTPP要求，即使这些国家对中国都友好，也难加入。

外界不清楚北京的申请满足了哪些条件。从CPTPP的规则要求看，它限制国有企业获取政府补贴，要求缔约国相互分享各自国企的信息，消除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也要求缔约国政府采购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企和本国企业采取同等待遇;同时禁止将设立数据中心作为电子商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禁止要求电商企业转让或获取软件源代码;要求为海外经营者提供更宽泛的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此外，作为全球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CPTPP在劳工问题、环境保护和争端解决方面也有众多条条框框，如允许独立工会和环境组织的存在。很显然，即使北京能够满足上述消除政府补贴和准入方面的限制，对劳工和环保的要求，北京一时半会恐难接受，因为这已超越经济而涉及政治，而从目前政府的做法看，不大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政治控制。

因此，从这个角度言，可以把北京申请加入CPTPP，看成是在进行一场“认真”的政治公关秀，但这并非没有意义，其意义除了向世人表示中国会继续开放外，也在于，中国不会在亚太地区搞美国式的军事结盟，拉帮结派，而是准备用经济的互惠互利来吸引伙伴。这对那些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国家乃至部分美国盟友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如果只认为北京在做政治秀，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北京确实想加入而且认为有信心加入CPTPP。既然这是破解美国围堵的一招，且在经济上有利中国，北京当然不会放弃。北京最希望的是以现有条件加入，如果做不到，则尽量满足CPTPP的多数要求，要百分之百完全满足CPTPP的所有条件，短期内确实困难。那么，北京会为加入CPTPP而推动国内改革，以达到进入门槛吗?

将北京的加入申请只看作一种政治姿态的人，认定北京不会去改革，可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的。事实上，在同美国打贸易战的几年，为因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北京推进改革特别是开放的力度还是很强的，包括金融服务的开放，如允许外资独资进入中国市场。这在过去都是外资望眼欲穿的。最近，中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海和横琴两地进行试点，要和港澳合作探索一种新型开发模式。加入CPTPP是这种开放的延续。在中国经济界，主张加入CPTPP占主流，就是着眼于通过这一举动倒逼国内改革。北京在经济上还是相当灵活的。人们所忧虑的北京会闭关锁国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当然，北京为进入CPTPP是否允许企业成立独立工会，还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某种变通方式，有待观察，但很可能它认为这不是障碍。

假如北京达到了CPTPP的门槛，其成员国特别是日、加、澳三国是否会出于地缘政治目的为难北京?多数人认同它们会这样做。由于CPTPP采取的是每个成员国都同意才能进入的方式，只要一个国家不同意，北京便加入不了，这使得那些同中国有芥蒂的国家很容易借之杯葛或勒索。这也是外界不看好北京短期能够加入CPTPP的原因，即便中国符合它的条件。不过，既然北京提出了申请，按照素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传统，想必北京对自己的加入准备是有些信心的。

在日、加、澳是否会阻止北京加入的问题上，确实不妨相对乐观一些。首先，中国的加入，对CPTPP现有成员国来说也是得益的。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若中国加入CPTPP，到2030年时，中国国民收入有望增加2980亿美元，CPTPP其他成员则有望增收6320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多，很难想象这些成员国愿意放弃这样一个大市场，尤其对它们中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来说，因此这是一个双赢且赢得比中国多的事情。其次，CPTPP现在由日本主导，因为日本在11国中经济体量最大。中国只要搞定日本，加、澳两国就问题不大。日本会同意中国加入吗?以日本亦步亦趋跟随美国抗中来说，似乎可能性不大。但不要忘了，日本在经济上其实相当理性，从它批准RECP就知道这点。北京对日本也有一个诱饵，就是两国的自贸协定。东京非常希望同北京有一个自贸协定，但北京不太愿意，作为交换条件，北京可能以同日本签署自贸协定换得东京同意。假如日本同意，只有一两国不同意，会受到其他成员国的压力。何况对澳大利亚，北京还有一个杀手锏，即减少采购它的铁矿砂，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砂的最大买家，如果堪培拉阻扰的话。

现在预测北京能否最终顺利加入CPTPP有些早，同11个成员国谈判，至少需要一两年。但它向CPTPP提出申请，表明中国进一步开放和拥抱全球化的态度，这是北京最想表达的。作为一个世界规模的、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中国同时也在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需求者，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在开放上的选择，关乎人类福祉。

来源时间：2021/9/21   发布时间：20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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