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斯梅尔·巴什莫瑞（Ismail Bashmori）  来源：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编者按：本文作者伊斯梅尔·巴什莫瑞(Ismail Bashmori)是一位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埃及裔观察者(1988年出生)。这篇文章最初是作者今年6月在Quora(美国一个问答网站)账号上发表的，7月4日进行了更新。文章对Quora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你如何认识中国(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ina)”作了自己的回答。作者就中国、中美关系、当今世界和人类前途命运等问题向网民表达了看法，谈了他过去一年集中观察、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所见、所得、所思和所感。可以看出这是作者从第三者角度独立观察、深入思考、一气呵成的作品，没有渲染炒作和矫揉造作，真实反映了一位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非西方人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客观冷静的观察与思考。

文章鞭挞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全人类400多年的罪恶统治，充满了对中国4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溢美之词以及对可能的“中国世纪”的热烈期待。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一)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过去400多年给人类带来了极其深重的伤害，特别是过去70多年在美国极为不负责任的“领导”下，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二)人类已被西方蹂躏、掠夺了漫长的400多年，谁也不想未来400年继续由他们继续蹂躏掠夺。现在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非西方、非白人民族——中国的崛起。中国是第一个接近达到具有全球重要性地位的非西方国家。她就像是贫困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家人，作者像中国人一样也为此而骄傲，因为我们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与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所到之处带给人类的是繁荣稳定，是公平正义、和谐理性，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的希望所在，代表着正义和正道，世界应该由中国来领导。中国的体量和实力足够强大，完全可以正视并抗衡美西方。(三)正因如此，美国才不惜一切代价，采取除核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阻止中国的发展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即非美西方国家和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建构全球南方民族主义(A nationalism for the Global South)，帮助和支持中国继续攀登顶峰，在她抵挡西方帝国主义新冷战当中给予她认真的支持。当中国登上顶峰时，不会重蹈法、英或美帝国的覆辙。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因为中国成为第一名而境况变差，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大家赶快觉醒吧!

作者的这个长篇贴文引起网民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表达了赞同支持的立场，认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7月4日全文发表了该文。该文完全是作者客观冷静观察思考的结果，代表了地球村沉默大多数居民的心声，尤其说出了长期被美西方压迫、剥削的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里话。其实，帝国主义剥削蹂躏的岂止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他们这些国家的亿万普通民众也是受害者、被掠夺者，而且长期被洗脑、被绑架到帝国主义战车上，到全世界去加害他国。文章希望中国能够肩负起领导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使命，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成就和势能的认可期待，但不一定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相契合。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即人类是否还要继续忍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继续蹂躏奴役全人类?人类的前途命运何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曾经长期被帝国主义侵略、蹂躏、掠夺，对发展中国家的遭遇自然感同身受，中国确实应该在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同时，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世界人民的期待。但中国方案不是称霸世界、号令各国、损人利己，而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共同担责，共存共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鉴于此文独到的见解和广泛的影响，我们翻译了全文，并加编者按，供读者参考。

作为一名埃及裔的观察者，我给你们讲讲我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在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热切地研究这个国家——它的政府、社会、历史和转型——在过去3 个月里，我和这个网站上与数百名中国人和憎恨中国的人交谈，倾听了他们所说的一切。到目前为止，我对中国的认知，几乎达到了对任何不懂中文和(或)不居住在中国的人而言所能了解的最大程度，现在我得出了我的结论。你们可能认为我疯了。这没关系，我已经看到了事实，我对真相的看法已变得坚不可摧。中国引来了很多仇恨者、无知者和纸上谈兵的“专家”。

真相是，中国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这让所有其他国家都显得无关紧要和卑微渺小。迄今为止，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最辉煌、最勤奋、最雄心勃勃、受教育程度最高、实行贤能政治和专家治国、最现代、最精密、最文明、治理最好的国家。这是自 1600 年代以来第一个达到这一地位的非白人、非西方国家。这个国家的决心难以形容、不可思议。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完成它想做的任何事情。它可以设定一个看起来完全奇特的、像服用药物导致的、幻想式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它。这正是它一直在做的。四十年前，抽水马桶在中国还是一种奢侈品。今天，它拥有自己的本土建造的中国空间站。当我告诉你这只是中国能力的一个小例子时，请相信我。

我是一个爱国的埃及人和中东人。但我自愿承认，与中国人相比，我们简直就是猴子，是一群愚蠢的动物。我们是谁并不重要。埃及人、叙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非洲人，甚至美国人。与中国人相比，我们是可悲的。我们做不了他们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改进之多，会像山一样高，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我们会抱怨、争吵，并在每一个改进上都失败。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故事几乎是一个神圣的蜕变。和中国相比，从阿拉斯加到新西兰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停滞不前。和中国相比，从巴西到马达加斯加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展只是像爬行一样缓慢。我的朋友们，中国是所有庞大的子弹头列车之母。每天它都能创造出新的和惊人的东西。与美国不同，与大英帝国不同，与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在过去四个世纪中有机会轮到成为超级大国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实现自己的伟大崛起，不需要碾压任何人或从别人那里抢什么东西。

中国也正在完全靠自己来勇敢面对西方世界。西方憎恨并害怕中国快速达到了巅峰。他们无法相信他们拥有四百年历史的全球霸权正在受到挑战。他们本希望，中国越发展，就会越屈从于他们的影响、利益和领导。这种情况根本没出现。所以现在他们将尽核战争之外的一切可能来终结中国。他们的目标是摧毁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自我 1988 年出生以来，尽管美国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将地球上的几个地区变成了地狱，但你们的电视、报纸、谷歌新闻源和社交媒体都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诅咒、谴责和迎合对中国的恐慌和仇恨。中国是我们星球上的西方主子们最大的恐惧。他们要你鄙视和惧怕这个国家，它没有冒犯过你，没有侵略过任何人，没有轰炸或制裁过任何人，没有推翻过任何外国政府，也没有在 1979 年以来的任何事情上动武。你将会讨厌中国并祈祷它崩溃，以便西方可以继续做它自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时代以来所做的事情——在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的土地上强奸和掠夺，并用软实力和对“西方文明”及世界领导地位的宣传来掩盖其溅满鲜血的帝国主义。

中国是非白人的发展中世界中唯一一个勇于面对西方的大国。在受到挑战或威胁时直视对手，然后说，不，我不怕你。使出你最恶劣的手段吧。我和你一样强大。全球南方的所有其他国家都只是臣服已久的西方傀儡，即使其中最强大的一些国家都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他们的领导人正忙着听美国的指令，手里拿笔和纸，记下它的所有要求，嘴里说着：是的先生，美国先生，我马上为你办理。

公元前 1500 年代 —— 公元前 1000 年代是埃及的时代。古代属于希腊人和罗马人。1700 年代属于法国，1800 年代属于英国。从1945年到现在，世界一直处于美国的霸权之下。他们称之为Pax Americana(美利坚盛世，即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但相信我，其中没有多少pax(和平)。如果你在欧洲或澳大利亚，则有很多 pax(和平)。但是中东呢?在过去的 20 年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也门。拉美?他们已经毁掉了世界的那个地区，没有任何恢复的希望。非洲?只是因为他们不感兴趣才幸免于难。美国视非洲为虚无。整个西方都这样看待非洲。

但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正在见证中国的崛起。我们距离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这将是中国的时代，任何人都改变不了。随便怎么攻击中国，诅咒她，散布谣言和歇斯底里——但事实是，你的指控都没有证据支持，因为你是西方媒体的小丑，西方媒体受到希望永远站在世界之巅的西方政府控制。而且事实是，中国并没有受到敌人的噪音和操控的影响。现在进行中的这个愚蠢的新冷战，不足挂齿。在中国的头三十年，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上都被西方封锁和孤立。它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都没有席位。在那个年代，它一贫如洗，几乎只占全球经济的一丝一毫，只占日本或德国 GDP 的小零头——甚至无法避免饥荒，那时它都没有屈服于压力或接受任何命令，为什么它现在会屈服?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强国。这是不可改变的。第一阶段是，其经济只需要以每年 4.7% 的速度增长即可在 2035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意味着甚至用不着通常的几乎是历史最低的6%增速。美国可以建造任意数量的基地，实施任意数量的制裁，宣称任何它想要的虚假种族灭绝。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但这些产生过任何影响吗?中国可以适应任何情况。中国从被美国国会禁止参与“国际”空间站，到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空间站，仅仅用了十年时间。

看，美国有8000亿美元的战争预算、800个军事基地、13000架飞机、500艘军舰、6000枚核弹——但它没有中国所拥有的：不可战胜的国家决心。美国大约需要5年时间翻修一座桥，中国需要43小时。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

中国不需要成为军事超级大国或帝国。这从来不是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军队，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将继续坐在他们的基地闲得发慌，每年花费政府 8000 亿美元却一事无成。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实质性地发展。这是美国完全错过了的，因为它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几乎没有过发展。今天的中国比过去 5,000 年的任何时候都更适合居住;美国人看到的他们最高的生活水平是在1960 年代，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是的，中国将成为下一个全球大国，而且中国人在各方面都远远优于我们。这个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攻击，但没有人能够改变，就像进化论一样。我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会问，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害怕这个?为什么这不意味着 —— 世界最终会变得更好?

看看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谈论中国就像它是下一个纳粹德国。甚至我认识的许多中东人都属于这个愚蠢的行列。在过去的32年(我的有生之年)中，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入侵或颠覆了20个国家的政府?你对此知道吗?你觉得仅仅因为美国女歌手碧昂斯和美剧《权力的游戏》、美国的照片分享平台Snapchat和美国其他文化出口品，你就可以忘记这些事，这些事就真的没有发生过，而且没有仍在发生着?可是，可是，我害怕!中国又大又坏!因为美国在给我们灌输关于香港、台湾、西藏、天安门广场风波、大跃进之类的可怕信息!尽管我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也无法向你展示任何中国侵略或更换它国政权的例子，我甚至不知香港在地图上什么地方，也无法告诉你有关天安门广场风波的任何一点事实，但美国国务院及其所有媒体都在告诉我中国坏!哇，哇!

即使是我的父亲、兄弟、岳父岳母，对于西方传播的让他们对中国产生如此恐惧感觉的可怕信息，他们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他们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所以想象一下典型的西方人是多么的一片空白。空白并不能阻止偏见和轻信，而大多数仇视中国的人就是这样偏见和轻信。就像用妖怪故事教导让他听话的孩子一样轻信。

难道你一点不好奇 400 年来一个拥有非白人、非西方领导者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吗?因为上帝知道领导者不会是我们。它不会是巴西或非洲，也不会是中东、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或尼日利亚或巴基斯坦。我们一团糟。中国也曾是一团糟。但是我们实现独立几十年后还是一团糟，而中国人走出了自己的路，理清了烂摊子，创造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和中国人不同，但如果我们不再听命于西方主子，我们或许也会有一天实现中国人做到的事。我不指望这会实现。

你对无罪推定的概念到哪里去了?一个给了你几十个被摧毁的国家和数百万具尸体，足以证明其残暴的国家，你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它也给了你一些精彩的情景喜剧!虽然对另一个国家你毫无客观了解，但对你来说它已经是纳粹德国，因为它的对手——同时也是你历史上和当今的压迫者——是这样告诉你的?

拜托。在我们急于对中国愤怒和歇斯底里之前，我们先得等到看见中国人造成的一具尸体，一次入侵，一次政权颠覆!这种想法真的那么过分吗?我们目睹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制造的恐怖，即使当残酷的真相一清二楚，我们仍然假定美国无辜。

对我来说，我认为中国是希望。希望——一个被殖民、被残害、原始的和屈辱的国家，能够超越过去——不再软弱——以钢铁般的决心，从无到有，重建自己，变得强大到不会再次被西方所碾压!希望——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能够深刻审视自身，找到自己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证明没必要(愚蠢地)相信西方来指导我们!证明如果我们能做中国人做了的事，我们的前途也不可限量。

想象在一个新世界当中，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并不比乌兹别克斯坦或巴拉圭更重要。世界法院的总部可能设在吉隆坡，世界银行设在新德里，联合国设在雅加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开罗。那个世界从美国银行体系中解放出来，美元不再作为其储备货币，这样华盛顿就不能再告诉其他 200 个国家，他们可以和谁、不可以和谁进行贸易。在那个世界，一个美国人，而不仅仅是伊拉克人、利比里亚人或塞尔维亚人，可以在海牙受到战争罪审判。在那个世界，我们不会一听说是非西方制造的疫苗，就一定会对自己咕哝说，哦，它一定是毒药。在那个世界，我们不必移民到那些把我们自己国家变成地狱的国家，去做售货员或出租车司机，或者即使我们有出色的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用从我们祖国流失的人才，来巩固西方的财富和霸权，以换取丰厚的薪水，而不是用他们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得勉强宜居。当我听说中国建造了自己的空间站，在火星上着陆了漫游车，结束了极端贫困，建造了地球上最大的城市、水坝、望远镜、5G 网络、高速公路、空气净化器，或者明天会出现的任何东西——我感到就像我是中国人一样的自豪。它不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但它发生在我们中的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一个开始。必须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developing-country nationalism”这个理念——这是所有被殖民和被掠夺，并在经济和政治上仍被前统治者俘虏的所有国家共同的民族主义。全球南方的民族主义。我们太分裂，被洗脑太多，被欺骗太多，太软弱——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崇拜摧毁我们的那些国家，我们是表面的非西方人、内心的西方人，憎恨着、恐惧着并相信着那“我们中的一个人成功了”的谎言，成群结队地离开我们水深火热中的国家，去西方“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你想要在西方主导的地球上再生活 400 年吗?如果你愿意，你继续。但我不愿意!

如果美国病态的愿望实现，它的全球暴行真的让中国崩溃，你知道对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生什么?什么都不会发生。现状的永恒重复。更多的奴役，我们更多的资源被掠夺、软弱的腐败政府、新殖民主义、入侵、政权更迭、制裁、苦难。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吗?利比亚、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白俄罗斯、伊拉克、伊朗、越南、苏联。安息吧。看在上帝的份上，甚至还有法国和日本。当任何其他国家说不，或者变得太强大，太擅长诚实的竞争时，美国会怎么做?它像捻虫子一样粉碎它。日本是一个充斥着美军的西式民主国家，拥有美国起草的和平主义宪法，几乎没有军队，而且政府和民众极度亲美，但在80年代当它看起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它仍然被碾碎了。印度人真的相信如果中国垮台，印度就可以被允许成为大国吗?他们难道没有认识到一旦强大或富裕，印度会立即成为美国同样卑鄙策略的受害者吗?别让我发笑了。

我记得 10-15 年前中国还相对贫穷和无能，布什和奥巴马谈中国会像天鹅一样甜言蜜语。2015年底，奥巴马愉快地与习近平共进晚餐，称中国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并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这些都是谎言。2015年底当时作为副总统与奥巴马一起在场的拜登，今天愤怒地斥责了一位记者，仅仅因为记者说拜登和习是老朋友。

美国已经摘下了面具。

中国做到了，它不应该做到，所以现在它必须死。5年可以带来多大的不同。中国可以从“关键伙伴”变成“第一威胁”。

我们应该帮助和支持中国继续攀登顶峰，并在她抵挡西方帝国主义新冷战当中给予她一些认真的支持。已经是漫长的400年了。中国是第一个接近达到具有最终全球重要性地位的非西方国家。她就像是贫困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家人。那是我们由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当中国登上顶峰时，相信我，它不会重蹈法、英或美帝国的覆辙。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因为中国成为第一名而境况变差。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赶快觉醒吧，一起前进!

(李正辉 译)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12

旧文章ID：26029

作者：习近平  来源：外交部网站

2021年9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来，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我们共促政治互信，开创“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全新模式；共护安全稳定，坚决遏制毒品走私、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蔓延势头；共谋繁荣发展，推动区域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共担国际道义，就弘扬多边主义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响亮声音，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明公正立场。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历史潮流中把握前进方向，在人类共同发展宏大格局中推进自身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提出5点建议。

第一，走团结合作之路。要加强政策对话和沟通协调，尊重彼此合理关切，及时化解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共同把稳上合组织发展方向。要坚定制度自信，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坚定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地区国家内政，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深入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坚决抵制病毒溯源政治化。中方迄今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将近12亿剂疫苗和原液，将加紧实现全年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深化同发展中国家抗疫合作，用好中方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的1亿美元，为人类彻底战胜疫情作出应有贡献。

第二，走安危共担之路。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严厉打击“东伊运”等“三股势力”，深化禁毒、边防、大型活动安保合作，尽快完善本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各国主管部门维稳处突能力建设。各成员国应该加强协作，推动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真正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

第三，走开放融通之路。要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

中方愿继续分享市场机遇，力争未来5年同本组织国家累计贸易额实现2.3万亿美元目标。中方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启动实施二期专项贷款用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重点支持现代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等项目。

第四，走互学互鉴之路。要倡导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贫等领域打造更多接地气、聚人心项目。未来3年，中方将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提供1000名扶贫培训名额，建成10所鲁班工坊，在“丝路一家亲”行动框架内开展卫生健康、扶贫救助、文化教育等领域30个合作项目。中方将于明年举办本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倡议成立本组织传统医药产业联盟。欢迎各方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共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第五，走公平正义之路。“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相信不断壮大的“上合大家庭”，将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上海精神”旗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27

作者：邢卓  来源：网络

广大民众中分为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两类人。其中不关心政治者为大多数。占人群比例百分之七十左右。此类人微信朋友圈中扯扯八卦，晒晒吃喝，炫炫旅游，亮亮娃嵬，叙叙友情，再抄录些生活感悟养生经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关心政治者立场观点分左中右三种。下面着重谈一谈左、右两类群体的思想形态和行为特征。
  首先将“左”与“右”做个定义——观望一下历史：
  民国时期，左翼作家联盟是由不满现实，不安现状，有志社会改造，破坏旧秩序建立新制度的人士组成，可谓“造反派”。
  1956年“反右”运动，右派呈“造反派”特征。
  1966年文化大革命，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造反派”为左派。
  当今社会，左翼人士呈保守派特点——怀旧，恋想过往的日子。右翼人士有造反特质——摒弃旧观念，开拓新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某些场合，左、右两派在言论和行为上颇有相同之处，比如，两派都对当今社会严重存在的权力嚣张，官员贪腐，政商勾结，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黑伞护黑，食品掺毒，货物造假。药品天价，拐卖妇婴，老无所依，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社会乱象强烈不满，同仇敌忾予以批评，此时，两派人士似乎并肩在同一战壕之中，其派别面目一时难以辨别清楚。但稍作深入观察则一切了然。
  左派人士将诸多灰暗弊端归结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造的方法要重新高举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回归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右派人士则呼吁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把权力关进笼子。左右两派对所谓“摸石头过河”皆不以为然，左派认为这石头就不应该摸，这河就不应该过，留在原地就很好。右派认为河上本就有桥梁，走过去就是了。
  下面简述一下左、右两派人士各自不同的思想行为特征
左派群体：
  对毛泽东主席无比崇敬无比热爱。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不允许对毛泽东一丝一毫的批评，一点一滴的质疑。
  以身为中国人为骄傲，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祖国悠久历史传统文化津津乐道。喜欢《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浏阳河》等红色歌曲。
  对美利坚合众国恨之入骨。认为此国“亡我之心不死”，颠覆我红色政权阴谋一个接着一个。美国及其盟友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喜欢战狼式外交，怀有“亮剑“情结；念念不忘收复台湾省，拿下钓鱼岛，教训菲律宾……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喜欢宣扬1950年中国军队雄纠纠气昂昂入朝作战的历史事件，认为朝鲜一战我方取得辉煌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帝纸老虎的威风。从此猛虎在东方。
  喜欢言论1962年中印之战，不断重温中国军队雷霆电闪长驱直入进逼新德里的历史场景，倍感自豪。
  时常激情满怀地回味中国的蘑菇云腾空升天的历史景象。
  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口诛笔伐；对南京大屠杀的国恨家仇牢记在心，以国耻之名予以纪念；念念不忘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喜欢呼喊：不忘国耻，抵制洋货，远离洋节！
  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为萨达姆，卡扎菲的悲剧命运忿忿不平。甚至为本拉登之死感到惋惜。
  喜欢观赏解放军军事演练节目，酷爱广场大阅兵的雄伟画面；热衷宣扬中国在科技领域吓尿美帝的伟大成果，尤其是军事科学、尖端武器的展示令他们心旷神怡。
  期待、诅咒美国的衰败、崩溃。对美帝日帝及其盟友——统称西方敌对势力——国内发生的洪涝，地震，荒火，恐怖袭击，示威游行，议会掐架等各种天灾人祸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为前苏联的解体感到痛心，情感上亲近俄罗斯，亲近普京，那里是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发源地。亲近朝鲜，伊朗，委内瑞拉……
  喜欢听中国功夫、中医中药、孔子学院在海外茁壮成长的消息；喜欢看中国武术家暴打美国特种兵的视频录相；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战胜外国选手，尤其战胜美、日运动员心潮澎湃。
  否认共产党执政前30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说法；否认文化大革命是错误运动的结论；反感“黑猫白猫”论，痛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反对国企改制，反对国家偏离计划经济轨道；大力颂扬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华西村，南街村的繁荣昌盛；认为搞市场经济是复辟倒退；官员贪腐，贫富悬殊，骗子横行，道德败坏由此产生。推崇人治，企盼清官，时常搬出当年毛泽东主席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篇章，以证领袖魅力，时代清明。 
右派群体：
  拥护改革开放，赞成市场经济，承认中国40年来经济成就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不接受“莺歌燕舞”“太平盛世”“岁月静好”的说法。
  喜欢使用“公平公正”字眼，追求自由平等，厌恶特权大行其道的社会丑态。关注、同情社会上被践踏被损害被凌辱的弱势群体、弱小人物，为他们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呼喊发声。
  注重法制建设，呼吁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以保障的有效机制。
  对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方面工作常发批评之声；认为批评不是抵触，不是玷污，是公民应尽的责任，是对政府工作的帮助；批评是爱国的表现，勇于批评者是真正的爱国者。
  喜欢对执政党执政前30年工作的成败因果、利弊得失作历史剖析；
  探究1950年朝鲜战争的起因真相；
  同情“反右”运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各届人士，揭示、反映他们形形色色的悲惨遭遇；
  反思大跃进的浮夸世态；
  追寻三年大饥荒中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
  对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的歌颂型知识分子多有微词；
  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为英雄人物，敬而仰之；
  强调国民“劣根性”；
  喜欢拿民国说事。认为民国时期是相对宽松自由相对洁净和谐的时代。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学风纯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宣扬国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
  对鼎力台湾体制改革的蒋经国有溢美之词，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嗤之以鼻；
  亲近美国。认同普世价值，视美国为文明基地；
  热衷宣扬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医院建学校的慈行善举；
  宣扬美国对于清政府庚子赔款的处理方式；
  宣扬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援华事迹；
  宣扬欧美宪政国家领导人清廉务实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
  宣扬宪政国家老百姓的福利待遇；
  宣扬欧美日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
  推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恶评斯大林……
小结：
  在中国，关心政治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处于社会底层者左派人士居多。
  右派人士知识分子居多。
  关心政治的群体中，持左派观点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知识分子中左派人士比例少些，但也占其群体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左右两派人士个人观点的形成，受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阅历，知识储备，格局视野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左派人士较之右派人士性情上较为温和，能逆来顺受；持正统观念，认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认可打江山者坐江山，崇拜权威，敬畏权力，缺乏逻辑思维，认知能力肤浅，缺乏博爱之心，对他人疾苦不闻不问；右派人士感觉较为敏锐，性格刚劲，自尊心强，对生活中特权势力对他人对自己的压迫感受深刻，左右两派人士都有愤懑之情，愤懑的出发点各自不同，左派人士多因自己的不公平待遇鸣叫不平，右派人士多为社会的不公正呼吁呐喊！
  左、右人士论战不休，年年月月硝烟蔽日炮火连天，左派群体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可谓千军万马战犹酣，可在声势上似乎并不占上峰；右派群体虽然人少势孤，却因其较高的文化水准，较深的思想力度，文章犀利，言辞切实，能抓住重点，击中要害，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因而右派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双方互作攻击时，左派称右派分子为“汉奸”“洋奴” “卖国贼”“递刀党”“美狗”“精日分子”“民族败类”，右派称左派人士“五毛党”“爱国贼”“巨婴”“猫粪”“小粉红”
  ……双方互称“脑残”。
  都说关心政治的人有思想有情怀，值得交往。然而左右两派人士水火难以相容。许多故交旧友，数载后重作联系，思想一做交流，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微信上，同学群，战友群，同事群，社友群，亲属群，要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只谈风月，一旦涉及政治，立即兵戎相见，如果实力相当，会有连番争斗，一方力有不逮就蜷缩一隅，遁形隐声。都说不与夏虫言冰，不与“脑残”争高下，可真要拜读“脑残”文章，也真是气恨难平。若要维持虚情，就不再翻看本群大作，以免憋气伤神，性情坦荡的，从群中一退了之，到同党同派同仁的圈中酣畅淋漓地大发议论去了。
  统而观之，一个圈子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吹倒东风。不可能存在左右两派共存共议的民主气象，针锋对麦芒的价值观实在难以求同存异。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观念一致，言语共通的圈子群产生出来。总体看，左派圈子人多势众，不问政治的中间派也是他们的圈友，他们的言论有较大的安全系数，几乎能做到畅所欲言。右派人士表达阐述则要前思后虑，吞吞吐吐，浅言辄止，虚与委蛇。一不小心怕被看不见的大手给“和谐”了。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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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来源：财新网

我这里讲的“企业家”是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群体，他们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业活动，在人口中占少数，大概1%左右，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企业家。企业家里有坏人，就像教师队伍、警察队伍、政府官员里有坏人一样。但有意思的是，其他群体中出现某个坏人时，曝光的是有名有姓的个体，一般不会影响该群体的整体名声，而企业家群体中如果某个人做了坏事，在好多人看来，就是这个群体的问题！这个现象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对企业家群体的偏见和敌视。
  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一个普遍现象。
  人们对商业活动的仇视和对企业家（商人）的偏见和敌视，在今天被称为“仇富”，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现象。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概莫例外。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孔子对商人的评价也不高。圣经里说，爱钱是万恶之源；让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商人不能从政，也不能被封为贵族。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商人在底层，更有“无商不奸”的说法。现代西方媒体上，“贪得无厌”似乎是针对企业家的专有形容词；电影里的企业家形象，大部分是负面的；当有金融危机发生时，甚或讨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时，企业家经常被指控为罪魁祸首。因此，“仇富”不是一个文化现象，中国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仇富”也不是一个历史现象，落后地方的人“仇富”，发达国家的人也“仇富”。
  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视商业行动、仇视企业家的现象？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仇富”的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根源。
  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探讨，其中有几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很有帮助。
  第一位是路德维希·米塞斯，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反资本主义心态》(The Anti-capitalism Mentality)就是专门研究人们的仇富心理的。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好几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这本书的第6章“贸易和货币的神秘世界”就是解释人们为什么仇视商业活动。第三位是美国杰出的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他写了《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这本书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因为现代社会的仇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知识分子灌输出来的。第四位是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雷纳·齐特尔曼，他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作家，出书20多本，其中有两本对我们理解人们的仇富心理特别有价值，一本是《资本主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Capitalism)，另一本《公众舆论中的富人》(The Rich in Public Opinion)，分别出版于2019年和2020年。这两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基于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和我本人多年来的思考，我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归纳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识论的。心理学的原因是嫉妒心，认识论的原因是对知识的误解。
  敌视企业家的心理学原因：嫉妒心
  嫉妒心在中国被称为“红眼病”。嫉妒别人就是眼红别人。嫉妒扎根于人性中，每个人都有嫉妒心,尽管许多人羞于承认自己有嫉妒心。嫉妒心超越历史，古代人会嫉妒，现代人也会嫉妒。嫉妒心也超越人种和国界，超越文化。白人会嫉妒，黑人会嫉妒，黄种人也会嫉妒；纽约人会嫉妒，北京人也会嫉妒。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德国学者赫尔穆特·舒克(Helmut Schoeck)的经典名著《嫉妒：一个社会行为理论》(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嫉妒心的程度不同，以及控制嫉妒心的力度不同。
嫉妒心可以定义为：一个人看到别人有但自己没有并且渴望有的某种东西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起嫉妒的东西包括财富、名声、社会地位、美貌、才能、考试成绩等。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别都可能引起嫉妒。比如说，别人的孩子上了好学校，你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会心生妒忌。
嫉妒不同于羡慕。羡慕是自己想得到；而嫉妒是希望别人失去，无论自己是否能得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嫉妒心很强，当他看到富人破产，或名人出丑闻，或美女被毁容时，他会幸灾乐祸。（有学者区分了善意的嫉妒(benign envy)和恶意的嫉妒(malicious envy)。以此定义，本文针对的是恶意的嫉妒。但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划分。）
  嫉妒心让当事人感到不舒服。按照米塞斯的理论，人之所以行动，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因此，为了释放这种不舒服，人们就会采取行动。总结起来，嫉妒大致有五种解法：
  第一，谴责社会不公平。当嫉妒者看到自己处于劣势时，首先产生的是一种不公平感。我比你穷，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努力或者没本事，而是社会游戏规则不公平。凭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上好学校？凭什么你长得漂亮就受人关注？于是我就产生改变游戏规则、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现实中不公正确实存在，但与嫉妒者谴责的“不公正”不同。）
  第二，寻找替罪羊。人类普遍具有的一个心理特征是，自己的不幸都是别人所造成的，自己没有责任。这个“别人”，就是自己不幸的“替罪羊”。替罪羊必须是少数人群，因为把特定的少数人作为替罪羊，容易集中火力，博得大众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希特勒就把犹太人作为德国所有不幸的替罪羊。任何社会，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富人容易变成贫穷的替罪羊。我之所以穷，是因为那些有钱的老板（企业家）赚了。
  第三，占据道德制高点。财富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容易度量，但道德却没有客观标准，不容易度量，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道德高尚。由于这个原因，失败的人很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我之所以穷，是因为我道德高尚、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看重感情；那些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不讲道德、欺诈、说谎、为富不仁。一句话，财富与道德是成反比的。我们常听到“为富不仁”这个词。但穷人就一定仁义吗？不一定。就我的观察，为富不仁者有，但为穷不仁者更多。那为什么有“为富不仁”这个成语，没有“为穷不仁”的成语？答案与仇富心理有关。
  第四，改变比较的领域。化解嫉妒心的另一个办法是强调自己有优势的领域，贬低别人有优势的领域。因为不同领域通常是难以比较的，改变比较域有助于减少心理不平衡。比如你有钱，我不与你比财富，而是与你比幸福：钱不一定能买来幸福；你能力比我强，我不与你比能力，我与你比善良：善良比能力最重要；你长得比我漂亮，我不与你比相貌，我与你比智力：漂亮的女人通常都比较笨；如此等等。
  第五，归结为运气。运气是个人无能为力的东西。当一个人将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运气时，通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比如赌博或者买彩票，我输钱了是因为我运气差，这样一想内心就释然了。
以上五种解法，前三种解法导向主动的、进攻性的行为，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甚至引发“打土豪分土地”式的暴力革命；后两种解法导向被动的、和平的行为，个人修身养性，不会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嫉妒心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影响远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平均主义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产物。计划经济就是改变传统的游戏规则，满足很多人均贫富的心理，因而也是嫉妒心的产物。每个人都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一样的，谁也别有优越感。你比我富有，钱比我多，房子比我大，社会地位比我高。我的财产充公，我乐意，因为毕竟，你比我失去的更多。
贫富是个相对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每个人的生活多么富裕，富人总是少数。所以，嫉妒总是有对象的，平均主义在任何社会都有民意基础。但平均主义的制度安排只能“杀富”，不可能“济贫”，因为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你可以没收已有的财富，但不可能没收本来可以创造出来但没有人愿意创造的财富。其实,“济贫”本来就未必是目的。
  嫉妒心也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看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马，被批斗、游街，被关进监狱，许多人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
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社会也有富人，但他们并不遭受普遍嫉妒；相比之下，商人和企业家最遭人敌视。为什么？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的运行特征有关。
嫉妒是基于相互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而比较就会有范围，即你跟谁比。一般来讲，人总是倾向于跟同类比较，比如跟同班同学比，跟左邻右舍比。可比性越强，嫉妒心就越大。所以嫉妒通常发生在同类之间，比如中国人会嫉妒中国的富人，但不太会嫉妒美国的比尔·盖茨和艾伦·巴菲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也不嫉妒城市人，因为出生在农村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能成为比较对象的人们之间一定不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身份社会，一个人的等级和身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所以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不可比较。中世纪的贵族是历史形成的。同等级贵族之间相互嫉妒，但平民不会嫉妒贵族，因为他觉得自己穷是命中注定。米塞斯就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一名妇女对她丈夫抱怨说，“看你这个窝囊废！如果你是一位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丈夫的回答让她哑口无言：“如果我是公爵，我就不会娶你了”。正如米塞斯所说，“贵族的财富不是一种市场现象”，但企业家是市场现象。在市场经济下，别人赚钱了但你没有，这时候你在太太面前就会自卑。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钱成了通用的财富度量单位，所以可比较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不会像传统社会或者小乡村那样限制在同等阶层内。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人员流动以后，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和任何人比较，哪怕是陌生人之间，过去没法比，但现在可以比较了。于是人们就会想：“那个富人，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我一样，甚至他的家庭条件还不如我，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富有？”如果他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那倒也罢，说明他不是靠自己。恼人的是，他白手起家变富了，而我没有，这就会让人很不舒服。因此，现在的企业家也更容易被人嫉妒。
  市场经济下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做企业家，当企业家没有制度障碍，但成功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也就1%左右，而杰出的企业家只会占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因此，企业家是社会问题“替罪羊”的最合适人选。骂企业家，说他们“贪得无厌”也好，“为富不仁”也好，即使不能得到多数人的喝彩，至少不会得罪多数人。
  嫉妒的认知基础是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意味着社会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一个人所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所失，有人变富就一定是有人变穷。如果社会是正和博弈，那么嫉妒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基础，因为富人并没有侵害穷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机会，别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人们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呢？这与人类的演化有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鲁宾（Paul Rubin）在《大众经济学》（Folk Economics）一文中，对此有过论述。在数百万年历史上中，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资源非常匮乏，土地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资源，面积有限，这块地你种了我就不能种，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思维，直到今天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即使真实世界是正和博弈。
  敌视企业家的认识论基础：对知识的误解
  敌视企业家的第二个原因与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误解）有关，或者说与人们的“无知”有关。
  人类进行很多生产活动，其中有些活动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农民种地，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工人做工，从早到晚，出力流汗，把原材料变成产品。这些劳动付出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毫无神秘性可言。
然而，一般人搞不明白企业家为什么赚钱。企业家既不像农民那样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样出力流汗，凭什么腰缠万贯？特别是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对物质形态的产品没有做任何改变，为什么就能赚钱？唯一的答案是，他们靠贱买贵卖赚钱，既欺骗卖者，又欺骗买者。
有一个解释是，人们不理解“知识”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你是体力劳动，我是用知识进行劳动。如果人们能认识到企业家是用知识来赚钱倒也可以消除一些偏见，但问题是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有偏差。
  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读书人都受尊重。中国人的说法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通常人们理解的知识是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需要花时间积累的知识。哈耶克称这些知识为“科学知识”，博兰尼称之为“显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程序性知识”，我称之为“硬知识”。
  实际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知识，哈耶克称之为“实践知识”，博兰尼称之为“默性知识”，索维尔称之为“平常知识”，我称之为“软知识”。这种知识不是来自书本或老师，也没有办法在科学上得到证明，甚至与你花多少时间学习无关。这种知识的最大特点是不容易编码和传播，只能拥有者自己使用。
  对企业家来说，决定其成败最重要的是实践知识、默性知识、平常知识，或者说是软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显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硬知识。后一种知识虽然重要，但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因而与此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委托给专业人员去做。企业家的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觉、警觉性、视野、判断、潜意识、交流能力、说服别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这种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因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软知识的重要性，所以企业家赚钱似乎就成了“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隐藏着魔法、欺诈和不道德的行为。于是，当看到那些小时候调皮捣蛋、从学校辍学的同学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时，有人就会心里不服气：“我从小就是好学生，还留学读了博士，但他反而赚得比我多。岂有此理！”
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认识论上的无知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西方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的主体，不是所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更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学者。
  按照托马斯·索维尔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生产和传播理念的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是理念。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但医生和工程师不是，因为后两者工作的最终产品是治病或完成某项工程，而不是理念。但像张文宏这样的医生，当他开始向大众讲授新冠防疫路线的时候，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他在传播理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还包括媒体人，他们主要是向大众传播理念。
  知识分子是理念市场的主导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舆论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塑造的。一般人比较崇拜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知识，但我这里要泼点冷水。英国作家、《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说过一句话：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事实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50年代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都觉得不可行，但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可行，大力鼓吹，事实证明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普通人蠢得多。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来自某些知识分子坚信不疑但确实非常愚蠢的理念。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导致这么大的灾难，按照索维尔的解释，是因为：第一，对理念的评价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因此，即使很荒唐的理念，只要有足够多的同行认为它能自圆其说，接受它，附和它，就会流行起来。第二，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无须对自己理念的实施后果承担责任，甚至在他们的理念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萨特在德国学习哲学后于1939年回到法国，然后他告诉这个世界：法国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区别不大。但即使在纳粹德国垮台后，萨特照样是学界教主，受到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崇敬。萨特不是一个特例。上世纪30年代大肆吹捧希特勒的著名知识分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后来向公众道过歉。
  这与企业家形成显明对比。企业家出售的是产品（或服务），他们的产品的评价者不是企业家个人，也不是企业家集体，而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欺骗了客户，即便不遭受牢狱之灾，也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客户不买账，企业破产了，企业家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财富，而且还有他的声誉！
知识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是市场经济的批评者，对企业家没有好感。或者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偏左的。社会上许多关于企业家的负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识分子精心塑造出来的。企业家与工人对立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的，而不是普通大众想出来的。按照雷纳·齐特尔曼的说法，反资本主义是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敌视，既与人类的嫉妒心有关（米塞斯，齐特尔曼），也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误解有关（哈耶克，索维尔，齐特尔曼）。
  读书人一直是自负的。所以索维尔引用丹尼尔·富林的话说：“知识分子容易因为他们自己拥有的智慧而妄自尊大”。他们认为自己是“知识精英”，理应获得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受人敬重。历史上也确实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好多经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做官，有的可以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了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但在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有了竞争对手——“商界精英”。商界精英读书没他们多，但赚的钱比他们多，所以知识精英对商界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嫉妒、反感和怨恨。
  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他们拥有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知识，他们所不知道的就不能算作知识。他们看不上企业家所拥有的软知识、平常知识。市场经济中，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更不会用科学方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即使有些企业家受过正规教育，也不大可能是班上的优秀学生。市场经济中，这些硬知识不硬的企业家，比那些硬知识很硬的知识分子更富有、更神气、更能呼风唤雨，社会地位也不低。如果企业家再表现得财大气粗，让知识分子感到捉襟见肘，甚至像个要饭的，这就更让知识分子心理难以平衡。社会一定出了问题！
  罗伯特·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优越感的种子从儿童开始就种植下去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好坏等级都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序的，奖牌总是授予尖子生。怎么来到社会上，奖牌与学习成绩无关了？为什么著名哲学教授的收入居然没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导弹的居然不如卖茶叶蛋的？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乾坤大颠倒，市场经济一定不公平。而一旦这样的舆论多了，也会导致企业家开始自卑。这也是许多企业家想再读个学位的原因之一吧！
  进一步，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子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有资格充当社会进步的向导。知识分子不喜欢自发秩序，因为自发秩序让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市场经济是自发演化而来的，不是知识分子设计的。相反，计划经济是少数知识分子设计的，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传播给大众，同时靠强权施加给社会。因而毫不奇怪，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有一种基于“非己所出”的疏远感，但对计划经济有“视同己出”的亲近感。
  市场经济在与任何现存制度的比较中总是胜出，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把市场经济与其他的现实制度相比较。相反，他们总是想象一个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然后把现实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理想社会相比较，结果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不如理想的乌托邦。这成了他们批判市场的依据。如索维尔指出的，左派知识分子有辞令技巧的天赋，擅长语言腐败。他们用“关心穷人”“关心弱势群体”“承担社会责任”等一大堆词汇圣化自己的理念，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当然，即使对左派知识分子，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的错误更多地来自无知。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他们既不负责政策的实施，也不对政策实施的后果承担责任。他们制造的灾难总是让许多其他人付出惨重代价，他们自己却毫发未损。
  据我的观察，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敌视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么普遍和强烈。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下生活过，计划经济下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让他们记忆犹新，而西方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体验过计划经济下的生活。
企业家的知识化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吗？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今天的企业家与30年前的很不一样，与200年前的就更不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上过大学甚至拥有博士学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杰出的企业家。
但这是否能改变许多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也许不能。因为同样读过大学的人中，成为企业家的通常是那些在读书时并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都去当教授或从事其他需要程序性知识的工作了。比如，物理学博士中有些人弃学从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学术上没有前途，而那些学术上有前途的同学都去做科学家了，但他们赚得收入可能还没有从商成功者的零头多。因此，即便企业家拥有了更高的学位，知识分子也很难改变他们对企业家的偏见。
  经济学家的贡献和责任
  经济学家对人们正确认识企业家的最大贡献，就是经济学有助于将人们的认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其中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贡献至今无人企及。在亚当·斯密之前，普遍的认知是利己一定损人，赚钱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亚当·斯密让人们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利己不仅不损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赚钱多少与道德无关，靠商业致富的人不再背负道德枷锁。
  但对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经济学家也是有责任的。主流经济学假定企业决策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是一个计算问题。这实际上又把财富解释为一个由给定技术和资源决定的固定的量。进一步，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任何可欲的财富再分配都不会影响给定分配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如此一来，效率和平等可以分开处理了，最理想的模式是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平等。这样的模式听起来是很诱人的！
  进一步，在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里，所有人拥有同样的信息和知识，所有人可以获得同样的技术，所有人同样聪明，实践知识是没有价值的，企业家是多余的，企业家所做的工作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经济增长与企业家无关。在新古典市场范式里，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是等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办法解释长期利润的存在。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里，利润是市场不均衡、经济无效率的表现，与企业家精神无关；长期利润一定是因为存在垄断，而垄断是损害效率的，反垄断不仅可以改进效率，而且有助于收入公平。
  正因为如此，尽管经济学家中反市场、敌视企业家的比例远小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懂得经济学并不一定能免除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的文章和书基本都是反市场的。在他看来，任由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一定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靠政府干预。
  结束语：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敌视？
  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就是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企业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发挥，人的嫉妒心必须受到抑制和化解，不能让嫉妒之心变成嫉妒之行。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与人们的嫉妒心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有关。如果一个人做的蛋糕所有人有福同享，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蛋糕。如果一个人做企业家，成功了就遭众人嫉妒，每个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财富，失败了大家就幸灾乐祸，那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做企业家呢？
如何抑制和化解嫉妒之心？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从制度上抑制嫉妒。私有财产制度和法治是抑制嫉妒心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眼红可以，但掠夺不可以！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嫉妒之心就会变成掠夺之行，企业家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有必要强调，尽管嫉妒心经常披着“社会公正”的外衣，但这不意味着“公正”本身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公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公正？在我看来，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这样定义的公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法律上的平等是每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任何人享有他人无法同等享有的特权。人格上的平等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同等的尊重，没有人在人格上受到歧视。无论是保证法律上的平等还是捍卫人格上的平等，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侵害财产权是最大的不公正；赋予某些人特权也是不公正的。这样的不公正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尽管个别企业家 可能利用特权赚钱，但企业家群体同样是特权的受害者，不应该成为“不公正”的替罪羊。嫉妒者要求的“公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二是通过道德规范抑制嫉妒。《圣经》将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规劝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嫉妒。许多不同的文化都有抑制嫉妒心的戒律，如中国人讲的“无功不受禄”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样的戒律。
我们必须认识到，平均主义是嫉妒的表现，不是解决嫉妒的办法。用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解决嫉妒就如同火上浇油。赫尔穆特·舒克早就指出，嫉妒过程一旦启动，就不会停止，嫉妒者总能发现嫉妒的新理由；越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人们的嫉妒心越强；你给予的越多，越是证明你的优越性，你失去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国有句古语“升米养恩，斗米养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观察表明，在福利国家，一个人想得到的总是大于他实际上能得到的；如果失败了，他责怪的是父爱主义的国家，而不是自己。因此，福利国家一定是怨声载道的国家。
为了减少人们对企业家的敌视，除了抑制嫉妒心，我们还必须改变认知局限导致的无知。这也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
  一是改变人们的观念。在1985年发表的《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一文中，我列出十大观念转变，其中讲到财富观和劳动观的改变对我们理解企业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财富是一个固定的量（零和博弈）而不是一个可以创造的量（正和博弈），就容易把别人发家致富当作自己贫困的原因，容易得“红眼病”，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出力流汗，不把企业家精神的使用当作特殊形式的劳动，我们就很难理解企业家为什么赚钱。很遗憾，将近40年过去了，我当时讲的观念变革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前一段时间我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容易，并改题目为《未完成的观念转变》。
  二是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因而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经济学家有责任建立一个正确的市场理论，即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理论。这样的市场理论才有助于减少基于认知局限造成的对企业家的偏见以及反市场心态。为此，经济学必须有一个范式转变，把知识的分散性和主观性当作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分散知识的有效利用当作经济的基本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是如何创造财富的。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20

旧文章ID：26025

作者：相蓝欣/马国川  来源：地中海鱼儿公号

近日，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相蓝欣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

相蓝欣是清代汉军镶蓝旗后裔，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而后留学美国。他曾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目前担任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终身教授。

在采访中，相蓝欣回应了基辛格博士“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预言，分析了中国目前流行的“战狼文化”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提醒国人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我去国37年，至今既无洋名，也无外国国籍。除了做学术、搞教学，就是为促进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尽力”，相蓝欣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但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

相蓝欣说：“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

“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

马国川：新冠病毒蔓延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思考。基辛格博士在4月初的文章里预言，这次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相蓝欣：我在美国曾做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多次与基辛格探讨过中美关系各个层次的问题。基辛格是大战略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的变迁和发展趋势有独到的见解。他这次提出的观点，我基本是同意的。简言之，他最担心的不是机制化的现存国际秩序，而是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缺乏信任的趋势难以逆转。

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他最早的学术著作《重建的世界秩序》，写的是1815年的维也纳公会建立的新的和平机制。虽然主导新国际秩序的不是世界第一强国，而是奥匈帝国，但是这个秩序维持了长达百年。关键因素是该体制设计巧妙，建立在大国均势的基础上，因此大国之间可以相对信任，都有维护这个体系的愿望。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主导基辛格一辈子的大思路。

基辛格为中美和解和合作奔走了半个多世纪。从朝鲜战争以后，大国之间也基本无战事。此次抗疫战争中出现了人性的严重扭曲，非理性的大国外交成为新常态。大国之间的“甩锅战”在疫情尚未结束就已经开始。凡尔赛式的“战争责任”话题削弱了抗疫主题，甚至连“赔款”的谬言都上了外交层面。作为大史学家和历史见证人，基辛格不能不痛心疾首。没有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任何和平机制都难以维持。中美之间冲突的几率必定上升。

马国川：确实，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有一些对中国进行“追责”、甚至要求“赔偿”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相蓝欣：从国际法角度看，追责一个主权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国际法上，主权国家有豁免权。中国体制的不透明造成对早期吹哨者的压制，的确耽误了抗疫进程。但是，中国在封城之后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抗疫战斗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外国领导人寻找替罪羊也是政客的惯用伎俩。我们应当相信国际大多数民众的判断力，不必卷入这个问题的辩论。

中国应当趁全球抗疫仍然处于高峰时，抓紧总结经验。如果能率先出一份比较实事求是的、证据丰富的白皮书，既可以向别国直接提供抗疫经验，也对争取疫情之后的国际话语权极为有利。

马国川：和“追责”相联系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甚至一度成为外交界的焦点话题。

相蓝欣：关于病毒源头问题，中国不必过于敏感，因为只有科学界说了算，任何其它的说法都没有公信力。无论阴谋论有多少，都没有国际公信力。在病毒哪里来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格外谨慎，大可不必以“战狼”姿态迎战。至于外交官，应该懂得在国际舞台如何与普通民众沟通，应该明白国际话语权不是靠“以谤止谤”能够争取到的，如果在推特上大打口水战，就有失职业水准了。

马国川：其实，外交官动辄使用强硬语言，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常态，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自己“爱国”。您如何看这种“战狼”式外交?

相蓝欣：中国的外交官多出身外语，所以有“北外是外交官的摇篮”这样的异象。翻译办洋务肯定要出问题的。即使在满清政府摇摇欲坠的阶段，也没有让”通事”主导总理衙门的决策。翻译的素质高低在于语言知识和即时反应，做大国外交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思想和走一步看三步的策略头脑。外交界的战狼文化纠正起来相对比较容易。真正难纠正的是对外宣传领域的“战狼文化”。

“战狼文化”的源头

马国川：自从1989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比较平和。据您观察，为什么会出现“战狼文化”，它起源自什么时候?

相蓝欣：主导战狼文化的基础是“中国模式优越论”。这个理论不是中国原创的，而是从国外的“洋战狼”那里抄袭而来，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英国新左派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此人在十年前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是国人头脑自我膨胀的主要源头。那个时候中国尚处于“韬光养晦”阶段，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快于西方，国人的自信心开始膨胀。

马国川：雅克是自称学者的媒体人，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懂中国，《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版也畅销一时。

相蓝欣：这本书还受到高层重视，但它的立论基本是错误的。他提出的“中国统治论”，其实也是抄袭他人的，是英美长期流行的“大国兴衰论”和“霸权更替说”的翻版。

从表面上看，雅克的一些论调与最早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相似。比如，利玛窦赞赏明朝的治理方式及文明程度，称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但是，利玛窦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从登陆中国的那天起，就发奋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而雅克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传统谈不上了解，他立足善恶二元论，把中国作为与西方对立的样本突出出来。

马国川：雅克对中国、对中国模式的吹捧，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体制的攻击之上的。

相蓝欣：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打造了一个以善恶、黑白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新理论。这种具有浓烈神学色彩的理论排斥任何与之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毁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雅克的论述并未走出这个逻辑框架。

中国传统不排斥其他文化传统和体制，而是强调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扬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长期和平共存，宗教战争几乎闻所未闻。对于今天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来说，最需要树立的是有容乃大的国际形象。但是，国内的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从雅克的“中国统治论”中却看到了立身扬名的新途径。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战狼姿态抗击西方，以中国体制优越论“抑西扬中”，才能更好的捍卫国家利益。殊不知其思维方式既全然偏离现实轨道，也背离了中国传统。

马国川：雅克提出了一个“文明型国家说”，把当代主权国家分为所谓“文明型”和“民族国家型” 两种。他说，文明型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型的根本不同。

相蓝欣：“文明型国家说”是凭空臆造，在学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雅克说，中国是惟一现存的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就应当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想要截然区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都是两者的结合。而且该论调曲解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固然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也不赞同任何文化高下论。

近十年来，有关部门一直积极鼓励对外强硬的战狼文化，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战狼宣传家”。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优越论的基础正是“文明型国家”的谬论。既然公开鼓吹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的国家，西方只能算民族国家。人类文明的繁荣，得益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如果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文明”，那么从逻辑上讲，外邦就成了蛮夷，文明对话岂非画蛇添足?

警惕“棒杀”，更要警惕“捧杀”

马国川：雅克还鼓吹“中国模式”，并试图给这一模式下定义。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风行一时。

相蓝欣：这在方法论上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符合传统、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或“猫论”——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将中国人引入西式本体论思维。

中国传统没有本体论，笛卡尔“这是什么”的本体论探究不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中国人的典型问题是“道在何方”，亦即下一步怎么做。而雅克以“中国是文明型国家”为诱饵，实际上是将有关中国的讨论引向西式本体论的死胡同。一旦中国人进入本体论思维，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样的命题，也就踏上了歧途。因为一旦“模式”被定义，就不可能不自我维护，并催生自我推销的冲动。

马国川：不容忽视的是，雅克的“理论”在中国受到了追捧，也被多家机构和大学奉为上宾。

相蓝欣：对国人来讲，雅克的“新意”在于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出“中国统治”的声音，令国人快意一时，但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敌对起来的分析方法。雅克从极左派的角度出发，固化了“中国挑战世界秩序”的命题，后患无穷。

西方对中国的棒杀是有传统的。即使在中国强大的今天，棒杀依然流行。美国新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中国威胁论”。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捧杀更难对付。棒杀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放在台面上的，事实胜于雄辩。但捧杀不同，被捧的人容易忘乎所以，甚至产生幻觉。时下，中国有一些人热衷于“重新解读”中华文化，或者炮制所谓“中国模式”。这些都是玩弄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游戏，在中国竟然颇有市场，足见捧杀的威力。

马国川：看来，不但有外国的“洋战狼”，也有本土的战狼。

相蓝欣：中外战狼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有术无学”。所谓“有术”就是投机专营，会看风向，两眼只唯上，对外攻击他国文化，对内用极端民族主义忽悠草根民众。但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板斧，毫无新意，在国际界混不下去，国内学术界主流也对他们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人无学术根底，无学术道德，更无学术背景。

例如，中国官方误认为雅克的国际影响很大，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写了一本畅销书的边缘化人物，在政界学界并无立锥之地。国内报刊公然称雅克为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恐怕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还有一位长期做日内瓦联合国同传译员的人士，最早抄袭雅克文明型理论，把中国的优势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后用无人可以证明的列国游记加以佐证。这样一个在国外仅有高教体制不承认的学校(俗称野鸡学校)里兼职履历的人，居然也能成为国内名校的著名教授!

马国川：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捧杀”现象呢?

相蓝欣：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国际舆论的角度看，“捧杀”都是“高级黑”，祸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国人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须知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合法性是个动态的概念，它始终处于进行时，是个连续动作的过程，绝不是西方的任何本体论可以定义的。放在今天看，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由其政绩界定的，而与任何特定的模式无关。试图构建所谓“中国模式”，在国民中鼓吹中国文化特殊论、体制优越论，既违背了传统，也不符合事实。

就以这次抗疫为例，中国可歌可泣的全民抗疫壮举、抗疫成绩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但中国的外交和宣传界的言论和行为，却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一是某些战狼居然借此机会在全球兜售所谓“中国模式”，公开鼓吹中国体制优越论，宣传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如何病入膏肓，将被赶下神坛，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已被“打回原形”。这种狂妄嚣张的言论既无事实支撑，也无人道关怀，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利用社交媒体和记者招待会大打口水仗，对外界的毁谤和批评不加区分地重磅轰击，甚至用网络传闻公开兜售阴谋论;三是自我吹嘘的言行，对他国的抗疫方法不以为然。外交官在种种场合下直接或间接地要求世界对中国感恩，造成不良影响。

“和平崛起论”难以自立

马国川：除了官方，现在许多民众也关注外交问题，并热衷于发表观点。但是也有人士认为，外交问题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相蓝欣：曾几何时，“舆论一律”风行，因为“外事无小事”，百姓对国际事件绝不可妄评，外交和军国大计就更不用说了。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急速攀升，国际政治的透明度大有不同。一时间，国际问题评论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国际评论”居然成了大众参与的一个热门运动。大众关心国际问题当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将“国际评论”的水平提高到“股评”之上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大众“国际评论”的导向来源，主要是一份花边新闻为主的《环球时报》。我曾不幸为这份报纸撑过台面，不过当时还有辩论和学术探讨，现在完全成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刊物。这种报纸对大众进行长期的民族主义引导，对其后果不能掉以轻心。

马国川：在“国际评论”升温的同时，国际关系学近年也时来运转，突然成了显学。

相蓝欣：我们得承认，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国际关系学成为“显学”，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远不如在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国际关系学极其重要。但是它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照搬西方，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马国川：在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关系学界有人主张中国外交应该强硬起来，也有不少人主张应该继续奉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在社会上，两种不同意见争论也非常激烈。您怎么看这种争论?

相蓝欣：其实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强硬与否，是讲好中国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故事有目共睹，无须渲染。但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念模糊不清，必然引起外界的疑虑。

例如，有关机构极力推崇“中国震撼”说，举世惊诧。震撼什么?无非是针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游戏规则。如果说“震”是自然发生的，“撼”就是主动的颠覆行为了。中国再度崛起，靠的是全民的艰苦努力，还有数十年的外部和平环境，大可不必对当今世界体系震且撼之。即使从国家策略上讲，此类言论也十分危险，国势方兴，公开抛弃韬光养晦;军力未济，俨然以超强自居，让外界不恐慌也难。

马国川：与所谓的“中国震撼说”比起来，可能“和平崛起论”更合理些。

相蓝欣：在讨论大国竞争的问题，我们的着眼点不应当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中交流和辩论。我们关注不应当是“修昔底斯陷阱”，而是“概念陷阱”， “和平崛起论”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和平崛起论”风靡一时的时候，我应《华盛顿邮报》之邀，写过长篇评论，提出“和平崛起论”存在致命的弱点。

从学理上讲，“和平”为修饰“崛起”这个动作的副词，而“崛起”一词在中文中本来就有与和平相悖的受委屈后“冲破现存体制”的涵义，譬如雨后春笋之出土，地震后山石之崛起。必须承认，和平与崛起是相矛盾的。这个理论出自小国寡民心态，误以为大国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尽操在自己手中，而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互动逻辑缺乏根本理解。

马国川：从策略上来说，“和平崛起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吧。

相蓝欣：从策略上讲，任何大国在其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都必须戒言“崛起”的方式。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国在上升阶段突然大谈其崛起的手段和方法。首先，既然侈谈“崛起”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衰落”时期的应对措施。其次，单方面宣称绝对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任何国际争端非但不能让外人信服，而且给自己造成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

之所以说“和平崛起论”反映了一种小国寡民的心态，是因为它自以为对任何国际冲突都有外交解决办法。这实际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体系为最高理想，并把现实国家利益寄托于某种不现实的期望值当中，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和平崛起论”都难以自立，中国不能用涉及国际战略手段和方法的“和平”论调来回避现实或说服世界。

马国川：您怎么看目前中美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这种冲突是必然的吗?

相蓝欣：在几年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主流外交界中是站不住脚的。最近美国有人重拾“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对中式“文明高下论”的一个强烈回应。

争论不是坏事。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更涉及全球治理的理念。应当说清楚的是，中外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上的理念确实不同，但不一定要发生冲突。要讲清楚中国全球治理观，核心问题是中外对所谓世界“秩序”的理解。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目前以美国为主导)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总是归结到“大国兴衰论”，这是19世纪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开创的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实力分布基础上的权力分配，确定世界秩序是否稳定的标准是机械的，不可改变的。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二次大战后，美国人最热衷的是“霸权稳定论”，鼓吹“美国治下的和平”。“修昔底德陷阱说”是最新的版本。

马国川：中国的传统治理观是什么?

相蓝欣：如果说，西方是以实力分布为基础的全球治理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所谓“秩序”(order)是与“无序”(disorder)对立，非此即彼，那么中国传统的治理观则是基于“治”“乱”相互转换的逻辑。治从水，本身是治水的概念。治水无非二法，一是不断加高堤坝，目的是遏制水势，美国冷战的核心理念便基于此;二是疏通引导。筑坝终有局限，不可能无限加高，疏通引导才是长远之计。

所以，中国传统治理观念与“大国兴衰论”和“霸权稳定论”格格不入。中国一定要系统地拿出自己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和平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第一要务，在于正面解释自己的基本思路。从长远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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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lala  来源：纽约时间

吴弭照片，来自 Michellewuforboston.com

波士顿市长竞选9/14号初选结果已经出来， 从7位候选人中选出2位进入11/2号的决赛圈， 36岁的华裔女性， 吴弭 (Michelle Wu), 以33%的选票率高举榜首，第二名候选人Essaibi George 则以22%的选票率低空飞过进入决赛圈 (Essaibi 领先第三第四名约3%)。前面四位候选人都是女性， 垫底的是几位男性候选人，选票率惨不忍睹，从0%到3%不等，这次波士顿市长竞选，谁是最后人选还有变数，但是大家非要选个女市长出来是肯定的，波士顿正在跟上欧洲的步伐，女性在政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波士顿市长这次竞选，有很多突破历史性的地方，譬如说这次竞选的前面四名候选人全是女性有色人种，吴弭是华人二代，第二名的Essaibi是阿拉伯二代， 第三名的Campell和第四名的Janey都是黑人女性。波士顿的市议会，一共13名议员，现在是八名女性。这个也反应了波士顿最近这些年的人口变化，白人下降到人口的45%， 有色人种正在市政府里担任职务的越来越多。从波士顿1822年设立市长以来，一直到2020年，都是白人男性担任市长, 2021年因为现任市长Marty Walsh出任拜登政府的劳动部长，担任代理市长的是黑人女性Janey。如果吴弭被选上，那么就是波士顿200年来第一位女性市长，第一位有色人种市长。

吴弭代表了波士顿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年轻人，但她这次的选举胜利，却是靠她非常传统的亲民方式，她经常出现在农贸市场，小饭店开业典礼，各种街头的节日庆祝，她认真聆听大家的问题，为他们想解决方案。

对还不了解吴弭的读者来说，且让我们来看看吴弭的成长经历。

吴弭出生于芝加哥南区(黑人区)，父母是第一代台湾来的移民，不懂英文，做小生意谋生，吴弭是家中四个孩子的老大， 以全优成绩高中毕业，荣获总统奖学金， 在2003年进入哈佛大学本科就读，2007年本科毕业，2012年哈佛法学院毕业，师从哈佛法学院教授, 美国国会参议员，伊丽萨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2007年本科毕业后，吴弭在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工作， 但是不久其父母离婚，母亲出现精神病前兆， 两个妹妹尚为年幼，一个10岁，一个16岁，吴弭辞去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回芝加哥照顾母亲和妹妹们，同时开茶餐厅谋生。2009年，吴弭带着病重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们返回波士顿，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在照料母亲和妹妹们的艰辛生活中，吴弭深刻领会到穷人生活的不易，为了改善穷人的处境，吴弭决定全力以赴做社区工作。在法学院期间，她为当时的波士顿市长业余工作，起草出在波士顿开办餐馆的法规指南，并推出移动餐车(food truck)， 让一些大的办公社区中午吃饭难问题得到缓解，后来吴弭又在波士顿医疗中心(Boston Medical Center)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

吴弭在2013年首次成功竞选为波士顿市议员，此后三次竞选连任成功， 2016年她被全票通过成为波士顿议会的议长。在这次出来竞选市长之前，她已经担任了7年的议员，议长 ， 平日里 深入社区群众，倾听群众的想法，她的立法不是高高在上的乌托邦，而是扎扎实实为了解决群众的现实困难，尤其对波士顿的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立法，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几年波士顿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比较蓬勃兴旺的，而且在疫情之后也恢复的比较快。

吴弭的这份金光闪闪的简历背后，是怎样的艰辛和汗水凝聚而成。吴弭的父母希望她做什么?和我们大多数第一代移民一样，当然是希望自己女儿做大律师做咨询公司赚高薪。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吴弭说她妈妈和她住在一起，因为这样老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更有利于她的精神康复，然后老人家早上起来经常叮嘱她说，你不要再去忙政治阿，好好赚钱，吴弭就答应说好的好的， 然后让两孩子围上去叫婆婆， 转移走老人家的注意力。

那么在接下来11/2的竞选中，谁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笔者自己也去参加过吴弭的助选活动，体会到了波士顿年轻人和底层劳动人民对吴弭的殷切期望，且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位候选人的关键政策。

图片来自Boston.com

第一：住房发展计划改革[1]

吴弭发誓要对波士顿的住房进行大的整改，呼吁对波士顿区的住房建筑准许(zoning code)进行全面的重新审查。这几年，波士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导致对住房的需求增加，房价和租金都涨的很快。有一次我去市区支持吴弭的竞选活动(Canvass)，和我一起去居民区敲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30岁出头的年轻人， 刚刚结婚，他们在波士顿的大学毕业后，因为热爱波士顿的文化而留下来定居，但是面对波士顿飞涨的房价，他们可能会被迫要离开波士顿， 而回到老家德克萨斯州去。那天竞选活动正好是女孩的生日，我笑问你老公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她说我要的礼物就是让他花一天时间陪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支持Michelle Wu的竞选。而和来应门的选民们聊天的，大多数人都有对日益高涨的房价的担忧，一个老人说我很抱歉你们年轻人会因为房价飞涨而不能留在波士顿发展，不像我们在80年代，买下这个联排公寓不是个难事。 波士顿的Zoning code还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制定下的，早已经跟不上现在人口增长的需要，60年过去了，很多区还都是不能超过三层的多居民住房区,(3 floors Multi-family) , 建筑发展商因为zoning code的问题，没有兴趣来开发，很多老房子的屋主也没有钱装修， 导致市场上房子供应不足，而且很多房子又老又破。

吴弭支持暂时的Rental control (房租增长控制)，但是她也说这不是长久的解决方法，同意长久的房租增长控制会对经济有反向作用，但是她说这是目前来说稳定大家生活的权且之计， 从根本上的方法是对住房的计划和发展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应(affordablehousing)。就在9/18号早上，麻州首个拉丁裔参议员 Chang-Diaz也背书吴弭，主要就是赞成她的住房改革政策，她说，吴弭不但是有这个视野的人，而且她是有这个团结社区的能力去做到这个事情的人选[2]。

Essaibi George则反对房租增长控制，但是她也同意要从别的方面进行改革，她更愿意保留现有的相关机构和法规，做出改良，而吴弭呼吁更深刻步子更大的改革。

第二：教育改革

教育上吴弭大胆提出的就是要在波士顿普及3-4岁孩子的Pre-K 教育(affordable early child careeducation)。在波士顿，现在平均幼托所费用每个孩子每年是2万美元，排名全美第一高[3]， 而幼托老师的平均收入是$2.4万美元，收入是相当低，很多费用去了房租水电管理费用等，吴弭提出政府要贴补低收入家庭幼儿教育费，并且提高幼儿园老师收入。现在市区其实有不少办公区或者商业区有空房闲置出来，吴弭提出市政府应该利用起来这些闲置资源给幼托所。高昂的幼托费用也是年轻家庭的一个巨大负担。笔者在市区助选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幼儿园老师也在走街串巷敲门，为吴弭竞选，她希望新任市长能够看到大批幼儿园老师收入很低，而家庭的幼托费用又过于昂贵的现实问题。

对波士顿的年轻学生，吴弭提出要加强对波士顿的麦迪孙职业高中(Mad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school)的资金和师资投入，从而为波士顿地区培养更多的实用性技术人才。

吴弭的教育方针非常具体而深入，譬如增加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提供更多对贫困孩子的运动机会，更新学校的设施等等，现在很多公立学校的老师看到一些贫困破碎家庭的孩子的需求，但是她们没有资源去做这些事情。吴弭是切切实实倾听了老师和学生的需求，并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

在华人社区中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波士顿有三个需要通过考试录取的高中，现在学区委员会在进行入学考试改革，这个入学规则其实是全部由学区委员会投票决定的，从2020年秋季入学开始，说是要增加学生多样性，除了考试之外，也考虑了其他因素。这个入学规则(admission policy)连续两年获得了七名学区委员会的全票支持通过。

这个争议热点话题上，Essaibi支持以前的入学标准，而吴弭支持现在的入学政策。客观地说，市长支持不支持这个事情，只是个观点而已，并不影响学区委员会的投票决定。亚裔家长如果觉得利益受损，去争取进入学区委员会，直接改变投票结果是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来说应该是很难，因为7名学区委员是全票支持入学政策改革的。这个改革并不是取消考试，按种族配额入学，而是有点像美国的私立大学，考虑了AA的因素在里面，但是考试和综合素质也是要紧的。再退一步说，Essaibi虽然支持以前的入学标准，但是她也说了要通过其他方式增加学生的多样性，所以，本质上没啥区别。

第三：交通改革和绿色能源工业计划

如果你住在郊区的话，每月进程的通勤月票，在波士顿是300多美元/月， 吴弭提议大规模取消MBTA (地铁和通勤火车)票费。笔者看了2020年的波士顿MBTA年度预算[4], 总年度支出约20亿美元，其中票价收入是7亿美元左右， 还有广告收入约1亿多美元，剩下全靠州和联邦拨款。这个计划非常大胆，如果从好的角度来讲，可能会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增加人员流动刺激消费，并会促使人们向远一点的低房价区搬迁。从差的角度来说，当然是纳税人又要多交税或者从别的项目里节省下来费用。

吴弭对新能源计划是让波士顿地区2040年达到碳排放中性化，比现在的计划提前10年， 如果学校和公共交通设施这期间需要维修或重新建设的，都要按照绿色能源标准来，预计这样的绿色能源新政能给波士顿带来大量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

Essaibi和吴弭在交通改革和绿色能源计划上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区别就是Essaibi认为小范围取消公共汽车票价现实，而大范围取消MBTA票价不现实。

第四：削减警察经费

这个事情上，9月14号之前的七个市长候选人，其实六个都支持削减警察经费，只有Essaibi说要增加增加警察经费，目前波士顿有2000名警察，Essaibi提议再增加300个。是不是真理就掌握在Essaibi一个人手里?我们且来看看吴弭的削减警察经费计划。

首先波士顿有1/4的警察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对比一下幼儿园老师的年收入2.4万)， 吴弭呼吁对警察的加班工资设立最高限制， 取消现在有的警察每出庭一次，自动算加班四小时的规定。推进办公自动化和使用更多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做文职工作，而不是让警察来做， 因为警察有特殊使命，所以哪怕做同样的文案工作，警察的薪水是要高很多的。吴弭说要让警察的加班工资花在真正的不可预测的公民的安全突发事情上，并且要增强警察的纪律性，犯了严重错误的警察，要允许被开除。

节省下来的经费，吴弭建议成立精神健康的医生和社工队伍，专门用来响应各个社区的无家可归者， 酒精毒品成瘾者，成立治疗中心(treatment center)， 对他们提供帮助。最近9/7号波士顿环球报专门报道了Roxbury的Clifford park公园，本来是孩子们的橄榄球，棒球，网球，足球场地，最近由于太多吸毒者乱扔用过的针头，教练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公园的使用。一个教练说，每次练习前，我都能在场地里捡掉15-20根针头，这是个孩子们的公园，这种行为是我们城市的耻辱。[5]

我们不少华人朋友总是认为理念不同就指控对方出卖华人利益，但是这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不是每个人认为的华人利益都一样，你可以不认同吴弭的执政理念，但是你不能指控吴弭出卖华人利益，我的一个朋友在波士顿市中心公园(Boston Common)那里，在今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组织了四次抗议亚裔被歧视 (Stop Asian Hate) 活动，吴弭每次都来出席发表演讲，你能说吴弭不在意亚裔的利益?吴弭在波士顿的中国城也有很高的声望，因为她帮助那里的小商业主，她倾听他们的困难，争取市政府对社区的资源。

华人朋友们，如果我们都加把力，把吴弭送上一程，在今年的11月，她或许就会成为一个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大城市的市长，在未来，她也许会成为部长，成为总统候选人。肤色政治真的对我们毫不重要吗?我看到我们的华二代高中孩子，在给吴弭做竞选的时候，他们是自豪的，亲近的。大家可能都有感受，说孩子阿，从小和哪个族裔都玩的好，上了高中大学后，就开始以族裔聚堆了，肤色对孩子们是起作用的，有一个华二代的波士顿市长，对孩子们来说，就是很正面的人生榜样。

祝吴弭和我们的华二代们，在美国，枝繁叶茂，顶天立地。

作者简介：Colala，旅居麻州艾克顿小镇、家庭工作生活之余喜欢观察人文政治，偶然码码字。

参考资料：[1]https://www.boston.com/news/politics/2021/09/15/michelle-wu-annissa-essaibi-george-differences-boston-mayor/[2]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1/09/18/metro/chang-daz-endorses-wu-boston-mayoral-race-saturday/[3] https://patch.com/massachusetts/boston/ma-child-care-costs-are-most-expensive-country-report[4] https://www.mbta.com/financials/mbta-budget[5]https://www.bostonglobe.com/2021/09/07/metro/dirty-needles-practice-field-force-boston-bengals-pop-warner-football-program-make-move/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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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眼下，美国国会正在步入“灾难性立法月”。在9月30日美国本财政年度结束前，国会必须通过拨款法案来保证政府继续运行。为此，他们需要决定是否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而这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继续借新债还旧债，以及会不会就此“关门”。

白宫9月17日还警告称，如果美国国会不能提高债务上限，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无法偿还债务。财政部长耶伦此前也发出警告称，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美国可能会在今年10月的某个时候出现债务违约。

“一旦所有可用措施和手头现金全部用完，美利坚合众国将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履行其义务。”耶伦在给国会议员的信中写道，违约将对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更为棘手的是，当前财政拨款法案亟待通过，再遇上拜登政府力推且于近期表决的基建法案与3.5万亿美元预算法案，债务上限问题无疑被高度“政治化”。目前，国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仍旧各怀心思，围绕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尚未能达成共识。

国会两党“踢皮球”?

从定义来看，“债务上限”规定了美国财政部偿还国会已经批准的政府债务的最高额度。一旦达到上限，就需要国会提高上限，或暂停上限机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在国债规模当时达到22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机制，为期两年。

到今年8月1月暂停期终止时，美国债务已经超过了28.5万亿美元。由于在国会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之前，美国财政部不得发行新债，耶伦和她的部门不得不动用“非常措施”来节省现金，避免超过联邦借款上限。一旦财政部现金耗尽，而债务上限问题又没有解决，美国政府发生债务违约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风险。

理论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应当团结一致，通过一项持续性决议，为政府提供资金。但当前的阻碍在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共和党同僚不愿帮助民主党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麦康奈尔意在将提高债务上限与拜登政府推进的3.5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联系起来。

麦康奈尔本周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写道：“民主党的总统、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让民主党人拥有了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一切手段，这是他们的唯一责任。共和党人不会促成另一场不计后果的、党派之争的征税和支出狂欢。”

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坚持要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和社会福利上花费数万亿美元，他们就必须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唯一责任。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麦康奈尔上述论点的问题在于，拜登政府债务堆高部分应归因于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减税和自由支出政策。正如民主党人指出的那样，提高限额相当于为美国过去的行动支付账单，而不是为未来支出买单。

“如果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共和党人选择违约，以避免支付在特朗普治下积累的债务，这将摧毁经济，并不可挽回地损害我们国家的财政地位，损害共和党及其信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发言人贾斯汀·古德曼指出，“麦康奈尔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迫使美国债务违约的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应该受到谴责。”

从技术层面来看，民主党实际上能够借助“预算协调程序”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不过，民主党人之所以反复强调特朗普执政期间产生的债务，其“小算盘”在于拉共和党人一起“背锅”，从而避免独自承担提高债务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对此，摩根大通前首席经济学家安东尼·陈指出，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充分暴露了民主、共和两党“踢皮球”的政治伎俩。

经济恐陷入“自由落体”危机?

国会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踢皮球”，无疑将对美国社会稳定以及金融秩序产生灾难性影响。

一份新的白宫简报警告说，如果国会两党不能达成协议，可能会在美国金融市场引发涟漪效应，导致用于救灾、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停止，更不用说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了。

“经济增长将放缓，失业率将上升，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白宫表示，“我们希望国会迅速采取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代表美国1400个城市的无党派组织美国市长会议(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补充说，“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我们的经济将陷入自由落体状态”，“现在不是允许党派政治逆转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的时候。”

目前，投资者仍较为乐观地押注美国将能及时上调或暂缓债务上限，以避免任何形式的违约。不过，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分析师本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扯皮是“十年来风险最高的债务上限期限”。

来源时间：2021/9/20   发布时间：20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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