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德智 来源：央视新闻
据美国《国会山报》当地时间9月16日报道，蒙茅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9%受访者认为美国走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65%受访者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下降至46%，国会的支持率下降至22%。其中48%的受访者认为拜登在处理阿富汗撤军任务上有严重错误，同时很多人对美国新冠疫情处理方式表达不满。
蒙茅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所所长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表示，美国新冠病例激增，加之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行为均对调查结果有影响。
此次民意调查在9月9日至13日进行，对802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采访，误差幅度为正负3.5个百分点。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05
作者：王镜榕 来源：中宏网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习近平说，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拜登称，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双方都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这是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第二次通话，引起全球媒体迅速和热烈的关注，通话后亚太股市的普遍上涨也表达出市场对中美释放改善关系信号的欢迎。
日前，中宏观察家、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专访。
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合作发挥关键领导力
中宏网记者：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您对中方领导人最新言论如何解读?
王辉耀：中国的对美政策在宏观上保持着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一贯主张合作共赢与相互尊重，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关系。中方领导人的发言是中国长期对美政策的体现和延续，表明中国仍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能够重回理性务实状态。
中美历史文化及发展历程差异较大，对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有不同看法不足为奇。“历史终结论”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美方要理解接受中美不同之处，致力于改变中国便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困难，危及两国及世界发展利益。中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互信，寻求并扩大共同利益，在可合作领域展开广泛的双多边国际合作，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分歧与矛盾。
中美建交四十余年来双方经贸人文联系密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政治关系好坏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世界性意义，关乎中美跨国企业及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效果、恐怖主义及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等双多边事务。应对急剧变化的气候危机、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也需要中美作为世界性大国通力合作发挥关键领导力，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中美两国根本发展利益及所应履行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决定了双方要超越传统大国竞争框架，构建新的竞合关系。
过去的历史与事实已然证明把冲突与分歧放在两国关系的首位，对两国都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只有求同存异相互合作，才能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开拓出更宽广的未来。
建立中美欧协调机制，提升全球治理效率
中宏网记者：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结合当前全球战疫以及世界经济现状，您对推动中美关系回归稳定发展正确轨道有何建言?
王辉耀：首先，双方在敏感问题上应保持克制，推动重启或建立中美高级别多方面对话机制，寻求在元首外交层面建立更大基本共识，防止情绪化思维影响决策。不可否认中美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新疆和人权问题等方面存在纷争，但也要看到美国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习近平主席和拜登电话对话释放善意基础上，双方可进一步对接沟通，就中美关系底线问题划定基本红线达成基本共识，或可推动达成新的联合公报或相关协议，为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确定性。
第二，中美欧作为世界力量重要三极，可建立中美欧协调机制，就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问题增进协调。当前中欧、美欧均有相关机制，中美对话渠道此前中断，通过建立中美欧常设性、机制化、多层次、宽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中美欧可对国际关系，气候变化、新冠疫情防控、WTO改革等全球治理问题进行经常性对话，引领全球治理创新，从而增进中美欧相互理解与互信合作，同时提升全球治理效率，更好维护世界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多边化发展更具包容性，需要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在条件合适情况下，中国可与美国提出的“蓝点网络”计划、B3W计划及欧盟提出的“全球联通欧洲”战略计划等对接合作，可发挥中国基建优势合作共建美基础设施，还可与美国等更多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共同拓展非洲等第三方市场。
第四，增进中美人文交流尤其是民间交流，为中美关系缓和改善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秋季学期到来前夕美国放宽10多万中国留学生入美签证，在疫情放缓可控情况下中方也可考虑放宽美国留学生来华签证申请难度，欢迎更多留学生来华留学，恢复游客与留学生的国际通行，放宽对两国互驻记者的限制，鼓励媒体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中美智库间交流合作也应得到支持与提倡，发挥中美社会与学界领袖引导作用。
第五，推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重新开放。中美此前互关领事馆在双方关系恶化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美国驻华大使及中国驻美大使履新不久之际，可推动领事馆重新开放，相互释放善意。
以史为鉴构建中美关系新叙事、新框架
中宏网记者：拜登表示，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察其言观其行，结合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外交和地缘政治挑衅行为，您对拜登通话所释放的积极信号怎么解读?您对美试图将气候变化、贸易等问题与人权和民主等更有争议问题区分开来的策略怎么看?
王辉耀：从拜登发言可以看出，中美竞争而不冲突，寻求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已是双方高层共识，中美均对两国关系的世界性影响有一定认知。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恶化以来，美绝大部分商界人士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得到重建，扩大中美经贸领域的开放与合作，取消贸易制裁的关税，早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拜登政府所面临国内外变局压力也促使其寻求与中国合作。
今年是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五十周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回顾吸取中美老一辈外交家、政治家处理中美关系智慧的一个契机。近期CCG与美国卡特中心及布什基金会负责人举行了线上深度对话，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也探讨了中美如何进一步合作发展。我们应当看到，除了差异与竞争，中美之间共同点、共同利益在扩大，全球治理中很多问题也越来越需要中美合作共商共建。美国与中国增进交流的这种意愿和行为转变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要表示充分赞赏和支持，积极予以回应，及时开展各领域多层次后续对接。在阿富汗问题、气候变化、军备控制、核不扩散和公共健康等多个领域中，中美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双方具体工作组可借此机会及时开展对接合作。
与中美在地区及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相比，中美在人权及民主问题上的争议更为敏感也更具双边性，涉及中美关系稳定基石，是中美在进一步沟通中应当坦诚明确探讨并寻求建立共识的。美方不能一边寻求合作又一边伤害中国人民情感，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中美要秉持底线思维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红线。中美要寻求在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和平相处之道，求同存异，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也可以充分倾听了解双方的顾虑及行为意图，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建立相互信任与尊重，扩大合作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对中美关系发展与中美未来合作保持谨慎乐观、持积极沟通态度，必要时搁置争议合作优先。中美断崖式“脱钩”已证明是灾难性事件，双方应以史为鉴构建起大变局下中美关系的新叙事、新框架，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增添更多确定性。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6004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发布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萨德克·沃赫拜(Sadek Wahba)执笔的报告称，美国应从中国的基础设施政策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拜登基础设施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一项综合的国内基础设施政策，但同时也必须将基础设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报告摘要如下：
任何一项长期战略都需要一项国内基础设施政策，该政策不应依赖短期筹资机制，而应依靠不受拨款风险影响的长期解决方案。它不仅需要私人国内资本，还需要外国资本，后者在国际投资中积累的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将是有价值的。该政策还应该避免为了纯粹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而投资基础设施，因为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此类财政刺激。
报告认为，一项新的基础设施政策应包含以下关键项目：
资助国内基础设施
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计划主要依赖提高企业税率和其他税收措施，但把税收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仅依靠政府支出也难以成功，除非是为了短期效益。拜登政府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开启美国生产力的新时代，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创建一个实收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银行，该银行可以以10：1的比率借贷，筹资一万亿美元的永久资本，而不用增税;
在州和地方层面提出能力建设倡议。作为基础设施银行的一部分，或通过美国市长会议等其他机制，为负责设计和实施美国各地数百万美元项目的州和地方机构提供技术帮助和支持;
鼓励发展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将允许私人部门——包括国内和外国资本——对已确定的项目进行投资;
鼓励发展公对公伙伴关系(Public-Public Partnerships)。美国的各养老基金管理的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能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
该建议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制定一项连贯的外交政策战略，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支持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支持这一战略所需的行动包括：
邀请外国退休基金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邀请外国资本投资美国基础设施银行，邀请关键的外国盟友参与创建美国基础设施银行;取消阻碍外国资本投资美国基础设施的税收;拜登政府和国会或许可以考虑邀请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但必须在与中国达成全面协议的背景下进行。
资助美国的国际存在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需要采取一系列关键措施来重建其全球地位。
重建美国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巩固现有的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强有力的治理，给它们清晰的授权和足以与中国竞争的资产负债表;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负责基础设施协调的职位，该职位将在美国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并制定一项综合的方法来实现美国的目标;
将基础设施特有的标准纳入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ICFP)。气候变化与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复杂的联系，拜登政府可以制定基础设施项目标准或为基础设施制定独立的补充融资计划;
发起一项美国全球可持续城市技术和创新基金。美国应该将拟议的基础设施计划中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技术的开发，包括能效系统、新电池和新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
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与中国在合作的同时竞争，而不是冲突。美国需要认识到，除了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合作，在另一些领域与中国竞争，它别无选择。美国应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并应与日本一道加入亚投行(AIIB),在该机构内开展工作以确保其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积极反对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项目。
本文摘译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网站报告Integrating Infrastructure in U. S. Domestic & Foreign Policy:Lessons from China。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03
作者： 来源：IPP评论
导读
本文根据谢淑丽教授在2021年第八届IPP国际会议(2021年8月21日—22日)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对世界秩序的现代化改造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领先的经济体(即中美)之间的关系，包括中美能否找到和平共处的方法，或者说中美是否已经走向公开的对立态势。中美关系确实已经进入非常严峻的境地。两年前，基辛格在北京说：“我们已经站在一场新冷战的山脚下了。”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爬上”冷战，不如说是“跌入”冷战;冷战是“悬崖”而非“山顶”，中美关系不是正在上升而是正在下降，而且是螺旋式下降，这是非常危险的。
1、拜登头号要务是国内事务
我其实对中美关系是比较乐观的。民主的好处是，只要我们认为总统的方向错了，我们就可以换掉他。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国人民做出了选择，认为特朗普走错了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确实对多边主义是灾难，他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孤立起来。他对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也损害了美国的声誉。
拜登是一个非常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他带来了一群非常有经验的官员，他们非常谨慎和明智。从拜登政府上任半年多实施的政策看，拜登政府还是想回归多边主义，在多边世界中发出美国的声音，恢复盟友关系，建立更稳定的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的头号要务是处理国内事务，但是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非常薄弱，拜登政府要治理国内事务的难度非常大。拜登政府在治理国内事务方面确实比较努力，比较成功地让美国走出了疫情——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此外，拜登也制定了非常宏伟的国内基建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计划，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
作为美国人，我引以为傲的一点是美国也承认自己的失败，愿意进行自我批评。美国正在投入大量资金重建美国，包括重建民主制度。拜登政府努力保护选民投票的权利，对抗共和党人限制投票人权利的企图。
2、拜登政府需要释放更多善意
中美关系可以是竞争性的，但竞争不一定是对抗或敌对的。但我对目前的中美关系依然感到失望。特朗普时期的很多强硬措施，其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限制投资、限制签证等。这些措施看起来是为了惩罚中国，但是最终惩罚的却是美国人自己。然而，如果拜登政府单方面取消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报复措施，而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中国的对等回报，他们在美国国内就一定会受到猛烈的抨击，国会两党都会批评拜登政府。
美国现在有了新一届政府，这对中国是一个好机会，对美国也是一个好机会，中美关系需要稳定下来，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拜登政府确实在尝试通过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拜登政府的评估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务实、灵活和审慎的，美方觉得谈判是有希望的。
不过拜登政府没有向中国政府表达足够善意。当年老布什政府时代，美国政府在关税、市场准入、媒体常驻等领域向中方表达了善意。至少从公开渠道的信息看，没有任何迹象或征兆表明拜登政府对中国表达了足够的善意。同时，中国政府也需要释放友好信号，表达善意，与美国坐下来共同讨论如何解决争端。
3、加强民间交流
我们应该如何有效改善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局面?我只有一条建议，就是我们要让中美两国的民间交流重新正常化，民间层面的交流会把对抗性关系的棱角磨平。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调查，民间交流的加强会让彼此观感有很大改变，民间层面的联系能够稳定双方的关系。
新冠疫情确实是当前恢复中美民间交流的巨大障碍，但至少我们双方要有一个明确的愿景，有一个行动计划，让双方交流重新开启、加强。中美两国记者和媒体从业者的签证问题要解决，双方可以派各自的新闻媒体代表去对方国家，以了解对方目前真正在发生什么。加强民间的交流和联系，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释放积极的信号，向对方展示自己合作的意愿，减少现在的相互不信任。
4、被误解的“基于实力与地位”
今年以来，拜登政府的官员多次在与中方会谈中提到“基于实力与地位”这个概念，我觉得中方误解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是出于美国对自己的认知和理解，美国有比较多的内部问题和外交问题，“基于实力与地位”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美方对自己自我批评式的、建设性的分析。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却经济增长减缓，因而对自己失去信心，有挫败感。美国选民选拜登当总统，是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弱化了美国的地位，但“弱化”并不代表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领导地位。拜登政府觉得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低估了美国的韧性，所以“基于实力与地位”这个词是希望体现出美国的韧性，希望美国在教育、基础设施、国内发展项目、民主等所有一切领域再发展起来。
另外，美国要恢复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尤其是重新加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构，如此美国在世界上就会重新获得尊重，这就是美方所讲的“基于实力与地位”的含义，这个词也是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经常提到的。
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02
作者：伍国 来源：學人Scholar
当国内教育届和媒体讨论“素质教育”究竟是指什么，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误解和偏差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些美国教育中的概念，了解一些实践，以资参考。
美国的教育中没有和中国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直接对应的概念。我个人认为，“素质教育”这个术语虽然有纠正“应试教育”过度以考试为中心，强调学生综合和全面发展的初衷，但在实践中，其概念的模糊性很容易导致歧义，而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也容易引发某种歧视。
首先，“素质”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词。当中国游客在海外出现一些不尊重当地习惯和规则的行为，一般就会被归结于“素质低”。这个时候，“素质”似乎是指公德和个人修养。而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语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又暗含了在其他国家已经被质疑的二十世纪优生学理论及其附带的歧视性——有一部分人口的“素质”需要被“提高”，而且要从胎儿和婴儿时期抓起。在关于“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中，有的调查记者注意到一些女工工余报名参加旨在提高素质的白领培训班。这里，素质又意味着从流水线蓝领进阶到办公室白领必须具备的一些技能和举止规范。
而当“素质”成为“教育”的修饰词时，在实践中日渐成为才艺教育的代名词。也就是说，接受了“素质教育”的孩子和只会“应试教育”的孩子相比显得更加“多才多艺”。但是，这种思维忽视了几个问题：一，“多才多艺”因而显得“高素质”的人是否比不多才多艺的人具有更高的公德水准和个人修养(“素质”)，可能没有实证证据支撑这个关联;二，才艺的获得是有前提的，往往意味着家庭在金钱和时间上的大量投入，因而，以“才艺”论“素质”意味着“素质”具有阶层性和内在不平等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比拼才艺和课余活动的录取标准会被一些人看成对穷人的孩子不公平的游戏;三，如果才艺教育同样也要经历层层的过级考试，那么它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应试教育——“素质”最终还是要通过考试来衡量。“素质”和“应试”两者的对立将越来越模糊。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存在的一组概念是“自由文科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arts/gen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前者强调的是广泛的，非功利的教育，例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旨在促进对人类社会全面了解的教育，未必有明确的职业指向。但是，美国人相信，这样的教育会使一个学生全面地了解人，了解社会，具备思辨能力，并且掌握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技巧，而具备这些基本能力以后的毕业生可以胜任大多数的工作。因而，美国的父母往往不担心一个自己的孩子本科毕业后“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这一点我在和一些普通美国人的交谈中多次获得确认。高层次的专业训练一般在研究生阶段获得。另一些孩子则直接从高中进入到职业性较强的学校，学习非常具体的专业，例如维修，护士助理，木工，电工等等，而这种为找到第一份工作而接受就业“训练”的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了。这种教育强调的是专业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广博的知识。
与此同时，美国的“自由文科教育/通识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未来的“领导人”(leaders)。领导人所需要的既不是一种谋生的手艺，也未必是琴棋书画的才艺，重要的是对世界的宏观看法，或者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三观”，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有效表达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自由文理学院”花费大量的时间培养学生当众演说的能力，而且非常重视写作。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中基本上没有蓝领出身和接受职业教育出身的人，因为从高中的教育以后，美国人的人生轨迹就被精英型的“自由文科教育/通识教育”和普通人的“职业教育”截然分开了。有人说，美国社会特别平等，根本没有精英这个概念，我想指出，可能“elite”这个词他们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实际上的社会区隔也是存在的。
一些华裔父母把自由文科教育斥为华而不实的“耍嘴皮子”，但又特别热衷于自己的孩子进名校，却没有想到，美国名校的精英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耍嘴皮子和耍笔头(或者键盘)的教育，不是具体的职业教育，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君子不器”的思维异曲同工。到美国读本科的国内留学生如果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自由文科教育/通识教育”的价值，只学“有用的技术”，而无法有效地用文字表达思想(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文字表达比口头表达更为重要)，可以说是对这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自由文科教育/通识教育”(liberal-arts/general 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批判性思维”在中文中的定义也比较含混，而且“批判”在中文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本身带有彻底否定的意涵，使人更加难以掌握其真意。
所幸，中国人中并不缺少准确理解西方“批判”(critique)意义的人。王元化先生在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时候，专门写了这段话：
“…他(黑格尔)的表述是很清晰的，他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我以为这和德国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有关。这里所说的批判，决不能理解作‘文革’大批判式的批判，而是指对于概念进行清理，沙汰其中模糊不清的杂质，使之通体透明，清晰，准确……”(王元化《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页。)
这段笔记写于1976年，可谓是空谷足音，但愿在今天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在我看来，批判思维除了清理概念，弄通逻辑，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胡适所说的“于不疑处有疑”，和鲁迅所说的“从来如此，便对吗?”也就是一种怀疑的，skeptical精神。理性指引的怀疑(在否定意义上)，以及理性指引的清理(在积极意义上)，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实践。
中国人爱说的“素质教育”在英文中该如何表述呢?“Quality education”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是“高质量的教育”的意思，更无从传达“素质”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多重意涵。其实，在中文维基百科的“素质教育”条目下，所提供的英文翻译正是“liberal education”，并定义为“相对于偏重考试的应试教育而言，较为注重培养体育、艺术能力和多元智能的成绩。”
假如“素质教育”本意就是liberal education，我认为，“素质教育”这个暗含“素质高/素质低”的评判的提法应该被“博雅教育”这个中立的，既保留英文原意，又有中国特色，还有中文之美，也已经被使用的术语取代。未来也可以用“博雅教育”和“职业教育”代表教育的两种功能和目标。还需要知道，即使在美国式的“博雅教育”中，考试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美国学生同样花费大量时间准备考试，担心分数，美国的公立小学同样经常考试，隔一段时间寄送成绩单给父母，同样有全州统考。“应试”作为一种检测教育效果和学生水平的手段，大概还远不到被取代的时候。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旧文章ID：26001
作者：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自古及今，保障共同体安全是主权者的使命，而斩草除根是应对隐患的普遍准则。世纪之初的“9·11”事件，使得保障国土安全上升为美国政治要务，旨在扫穴犁庭的“全球反恐战争”则一度令中东烽烟四起。但这场美国发动的二十年漫长战争，却以仓促撤军的方式草草收束，如何看待美国反恐政策的功过得失，现代主权国家在恐怖主义风险治理中如何行动，由此成为一个兼具政策和政治、实然与应然意义的问题。乔治敦大学教授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思考反恐议题多年，在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9/10月刊的《“足够好”政策：如何与恐怖主义共存》(The
Good Enough Doctrine: Learning to Live with
Terrorism)一文中提出“适可而止”的有限反恐战略，强调以保障本土安全而非铲除极端组织为目的，运用情报、军事、安检等手段综合遏制恐怖活动，将其降解为常态化的可控风险，以便将注意力移转至中美关系等议题。尽管文中对恐怖主义兴盛与美国中东政策的深层因果关联欲言又止，保境安民的退避心态也同超级大国地位略显失调，但“如何与风险共存”仍是复杂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
“9·11”袭击以来的二十年间，美国反恐政策成果卓著但也经历惨败。就胜利而言，各类“圣战”组织，如“基地”和“伊斯兰国”，势力早已今不如昔，美国也再未遭遇“9·11”式的灾难恐袭，美国反恐官员们或深或浅的忧惧终究没有成真。随着恐怖主义议题重要性的下降，拜登总统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气候变化和其他议题，甚至将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以逐步结束这些所谓的“无尽战争”(forever wars)。
但与此同时，“9·11”后的美国曾以反恐为名推行了一系列雄心万丈的对外政策，包括干预中东国家政体变革、寻求赢得全球各地穆斯林群体善意等，但这些政策多以失败告终，乃至适得其反。即使“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相较其极盛时期大为衰弱，它们在巨大压力之下顽强存续，尽管在实际控制上有时力不从心，其影响范围从2001年以来也是有增无减。时至今日，许多其他国家仍然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他们形形色色的附庸与同盟仍在世界各地的内战中活跃。
与决定性胜利不同，美国当下在反恐中似乎追求的是一个更具切近可行的目标：足够好(good enough)。这种思路认为，即使“圣战”恐怖主义或许无法被永久彻底消灭，或者说这样做的成本过高，恐怖主义仍然可以被打击削弱，以至其无法对美国人的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构成威胁和扰乱。美国政府对于旨在全面改造他国社会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日渐生疑，近三届政府(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都致力于将圣战组织遏制在虚弱和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情报搜集、军事行动和本土安保措施，三届政府都大体成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keep the fight over there)。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自身已经被隔离在威胁之外。“圣战”主义仍在海外活跃，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但美国的现行反恐政策在政治上是可行且相对有效的，这种“除恶无须尽”的政策(good-enough doctrine)，本身已经足够好了(is good enough)。
事实上，“基地”、“伊斯兰国”等“圣战”组织的威胁严重与否，取决于你身在何处。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的智库数据显示，“9·11”以来的圣战袭击中，在本土丧生的美国人共有107名，其中超过半数在2016年佛罗里达奥兰多(Orlando)泡斯夜总会(Pulse nightclub)枪击案中遇难，凶手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在横冲直闯时宣称效忠“伊斯兰国”。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欧洲遭受的同类暴力事件远多于美国。仅仅在2015年巴黎的一个恐怖之夜，“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和枪手就在一系列有协作的攻击中造成130人死亡。由于更严格的控枪政策等因素，欧洲的刀具刺杀案件和其他低伤亡袭击也远较美国为多。而当“伊斯兰国”的势力衰落后，欧美两地恐怖袭击的频度则出现了反转。2019年12月，一名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沙特学生在佛罗里达的美国海军基地杀害了三名水手，此后至今美国没有遭遇“圣战”袭击，而欧洲在2016年的恐袭高峰期过去之后，遭受的伤亡大为减少。
相比于“9·11”之后“圣战”组织大为活跃的非洲、中东和南亚，欧美的恐袭数据显得轻微。“基地”组织存在于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埃及、印度、伊朗、利比亚、马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和也门等国;“伊斯兰国”在此之外还在喀麦隆、乍得、伊拉克、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和俄罗斯活动。上述许多国家深陷内战，“圣战”组织则通常是其中的活跃势力，这些冲突的死亡人数成百上千、难以计量。
美国本土保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的穆斯林群体。“9·11”之后，美国官方曾担忧美国国内愤懑的穆斯林群体将成为窝藏“基地”组织同情者和潜伏者的温床。2003年，时任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警告称，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国内我们尚未能侦知识别的‘基地’组织支部”。然而这种担忧最终被证明为空穴来风，与欧洲穆斯林相比，美国穆斯林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事实上，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准和收入水平等同乃至高于非穆斯林群体。即使少数人试图前往海外加入“伊斯兰国”，其比例相较欧洲穆斯林也远为有限。更重要的是，美国穆斯林与执法部门和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令极端组织的支部或个人难以组织策划行动。
“圣战”运动也受限于诸多弱点而无法充分施展其袭击能力。即使在“基地”组织实力如日中天时，该组织力图领导的运动也有着多个彼此矛盾的目标：它究竟应当优先打击外来入侵者、颠覆所谓的中东“叛教”政权，还是向美国发动战争?这些分歧在今日更加明晰，不同派别的争讼议题包括是否应当以及应在何时建立伊斯兰国、如何对待不信教者以及不够虔诚的信徒、哪一个敌人为首要目标，以及谁是这场运动的领袖。在伊拉克，这些纷争使得一部分“圣战者”谴责“基地”组织;在叙利亚，“伊斯兰国”乘隙而起，引发了一场“圣战者”的内战。
恐怖分子庇护所的丧失
同时，当下的“圣战”运动还欠缺“9·11”事件前夕的庇护所。在那时，超过一万人前往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进入“基地”组织和其他武装组织运营的训练场。作为一种团结性力量，这个安全的庇护所令“基地”组织如虎添翼，使得其领导人能够收揽全球各地的“圣战”组织和个人，将其训练为战士并传授统一的教义，并对拥有特殊语言技能或潜质的人给予额外培训。
今天，“圣战”运动尝试构建多个小型的庇护所，但并无任何一处在有效性上能够同“9·11”事件之前的阿富汗相提并论。“基地”、“伊斯兰国”及其分支以及其他“圣战”组织分散于伊斯兰世界的各大战场，这固然使得成员们学会使用武器，也锻造了强大的组织，但同时也令这些组织主要专注于内战而非国际恐怖主义。因此，现在的“圣战”者并未得到与前辈成员同等程度的训练，组织首领也经常将地方冲突而非对外袭击中最重要的任务派给最精干的当地力量和外国成员。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超过4万外国人加入“伊斯兰国”，其中大部分忙于保卫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在策划海外恐怖活动方面并无行动。
不仅如此，美国及其盟友对各大附庸组织施加了巨大压力，时常迫使它们从母组织中分离。叙利亚是十年来“圣战”运动最重要的战场，当地的“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则是“伊斯兰国”的分支，在2016年，“努斯拉阵线”却公开宣布与“基地”组织划清界限，其领导人约拉尼(Abu Mohammad al-Julani)宣布该组织不会攻击美国和欧洲。对于“基地”组织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军事挫败和更为重大的声望打击，威胁到其坐拥“圣战”运动头把交椅的领导地位。
伊朗是另一个相对安全的“基地”组织庇护所，据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2020年的反恐年度报告，“9·11”事件以来，伊朗政府“始终允许‘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网络在伊朗活动，将资金和人员送到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战场上，并容许其成员在伊朗境内居留”。由于伊朗防空系统运转有效且美国政府希望避免同伊朗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美国并未对“基地”组织采取无人机或其他直接的打击方式，使其在事实上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一组织仍然必须面临在该国发生的其他反恐行动。美国情报官员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透露，2020年以色列在美国指令下袭击铲除了居住在伊朗的“基地”组织高层马斯里(Abu Muhammad al-Masri)。
伊朗政府本身也对国内“基地”组织实施了许多限制。美军缴获的“基地”组织文件显示，该组织的一些成员在“9·11”事件后出于绝望才移居伊朗，该组织与伊朗政府的关系中一直不无敌意和猜疑。在大部分时间里，“基地”组织成员经常被伊朗视为俘虏，或者至少是潜在的议价筹码，因而在伊朗绝无宾至如归之感。此外，什叶派的伊朗在逊尼派圣战者中不受欢迎，公开同伊朗的关系并不利于“基地”组织。不以伊朗为庇护所的“伊斯兰国”，便支持袭击伊朗并批评“基地”组织与该国的联系。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意味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获部分行动自由。正如“9·11”之前，塔利班可能再次支持或容忍“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存在，并允许该组织在境内训练、策划和招募人员。另一种可能是，塔利班只与“基地”组织合作，打击他们在阿富汗的共同敌人，但反对更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目前尚不清楚哪些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支持对美国的直接攻击。即使是在“9·11之前”，塔利班的核心支持者内部似乎也并非都赞成攻击美国，即使他们并未阻止袭击事件发生。
此外，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未削弱其影响当地局势的能力，经济制裁和多边施压等足以影响塔利班行为的外交选项仍然保留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还在推进一系列军事基地和军事准入协议，以便美军在全部撤离后仍然保有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目标的能力。这些安排无法等同于美国在阿富汗的直接存在，但它们至少能够使“基地”组织难以在该国随心所欲地策划经营大型训练营地。简言之，尽管美国撤军无疑是“基地”组织的胜利，但胜利成果的大小尚难定论。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庇护所，“圣战”者也经常利用线上的虚拟庇护所。然而，对于他们而言，即使网络也不如往日安全。“基地”组织在“9·11”事件后的多年以来，利用电子邮件、聊天室和网站完成联络追随者、宣传乃至行动指挥等活动。“伊斯兰国”则技高一筹(on steroids)，善于利用 Facebook、Twitter和 Youtube 等平台广泛招募和宣传，当他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重新崛起，拍摄斩首视频、发布劫持信息并利用其他社交媒体成功开展宣传，让全世界的“圣战”极端分子兴奋不已时，技术似乎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但在今天情势已变：尽管“圣战”组织仍然活跃在主流平台上，但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删除相关内容并对传播用户进行封禁。各国政府也在积极监控与恐怖分子相关的账号，以识别其追随者并挫败潜在的阴谋。对于潜在恐怖分子而言，社交媒体已非法外逍遥之地。
情报与军事行动
经过多年的宏图规划，美国制定了一套旨在削弱外国“圣战”分子同时保护美国本土的政策。这些政策中最重要但最不受欢迎的，或许是美国领导的旨在打击恐怖组织的全球情报活动。在“9·11”之后，美国与100多个国家发展或扩大了安全伙伴关系。派驻全球各地的情报机构拥有充足人力、法律权威、语言技能和其他重要资源来监视、瓦解和逮捕可疑的恐怖分子。时至今日，那些“圣战”分子在试图建立组织、招募新成员、筹集资金或以其他方式准备袭击时，会发现自己面临追捕。而如果“圣战”分子之间试图跨境交流、分享资金或以其他方式合作，在一个国家被发现后往往会导致其在另一个国家被联动逮捕。就美国情报机构而言，他们分享相关信息，督促合作伙伴采取行动，并在通过这些联合行动获得新的信息，以此循环往复。
而在一些政府力量薄弱，无法有效开展情报合作的国家，美国使用无人机、空袭以及特种部队突袭的方式攻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相关组织。在巴基斯坦等国，美国获得当地政府许可后开展一些行动，而在索马里、也门等地，美国也根据当地缺乏有效政府的情况直接行动。除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Osama bin Laden)之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击毙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导人乌海希(Nasir al-Wuhayshi)、英语宣传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奥拉基(Anwar al-Awlaki)和加达恩(Adam Gadahn)，“基地”组织南亚负责人卡什米里(Ilyas Kashmiri)，以及在西方国家实施袭击行动的重要人物，如劳夫(Rashid Rauf)和索马利(Saleh al-Somali)。美国及其盟友还暗杀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新领导人雷米(Qasim al-Raymi)、该组织北非分部的负责人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以及其在叙利亚的非官方分支机构的领导人，他被称为卡萨姆(Abu al-Qassam)。美国对“伊斯兰国”也运用类似的策略，在2019年杀死了自称哈里发的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和许多其他领导人。
当然，这样的努力并不能结束恐怖主义，而且经常因交火伤及无辜。然而，这样可以有效地削弱“圣战”组织。斩首式袭击造成恐怖组织的内乱，而且许多恐怖组织没有足够的后备领导人，这使得他们很难替补有经验的指挥官。
在个别领导人的损失之外，对无人机袭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的持续恐惧也阻碍了恐怖组织的有效运作。组织成员为避免被侦知而不能大量聚集，所以大型训练营地很难维持。如果团体间彼此交流，他们也有被跟踪的风险，而孤立和分散的组织将难以协调乃至陷入分裂。各大分支可能违抗高层领导，乃至彼此内讧，高层领导也则因缺失沟通能力而失去影响力。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是阿拉伯世界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地”组织迁延数周才发表评论。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的反对派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抛出即时观点。在叙利亚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作为拉登继任者的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却与外界长期隔绝，这促使努斯拉阵线领导人约拉尼和其他附属成员与核心组织保持距离。就“伊斯兰国”而言，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宣传工作中，它都力图保持活跃，但也已然削弱。美国的压力迫使该组织的领导人东躲西藏，令他们难以协调和指导全球行动。
美国所采取的记录恐怖分子行踪、共享数据库和严格边境管理等措施也使恐怖分子更难渗透到美国。“9·11”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展了一场意义深远、延续至今的行动：在美国领土上识别、瓦解和逮捕潜在的恐怖分子。一些恐怖主义阴谋原本就难以实现，但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另一些或许已经噩梦成真。保持警惕的公民和执法人员也抓获许多潜在的恐怖分子。例如，2007年警方挫败了一起爆破迪克斯堡(Fort Dix)军事设施的阴谋，当时“圣战”分子前往一家电路城(Circuit City)数码商店，将VHS录像带转为DVD视频，视频内容为他们开枪射击并高呼“真主至大”，负责转录的商店员工联系了执法部门。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潜在“圣战”分子的旅行也变得更加困难。与1990年代不同的是，潜在的恐怖分子无法前往阿富汗等庇护所受训，那样被发现和逮捕的风险很高。许多西方国家出身的“圣战”分子缺乏训练，因此危险性大大降低。
本土安全措施
要理解这些反恐措施的累积效应，最好的方式是思想实验：考虑“基地”组织或其他“圣战”组织在试图重新实施类似“9·11”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时将面临的困难。“基地”组织于1998年底或1999年初开始计划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发动袭击，该组织在那里拥有深厚的网络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在获得拉登的批准后，经验丰富的骨干“圣战”分子和这次袭击的总策划者哈立德·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于 1999年开始招募成员。穆罕默德最初试图大量招募老兵，但他们因缺乏在西方国家的生活经验而不适合于领导此次行动。“基地”组织领导人最终将在德国生活过几年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认定为理想的组织者。在他1999年前往阿富汗之后，“基地”指挥官们尤其注意到他流利的英语、宗教狂热和在西方国家游刃有余的行动能力。
劫机者在阿富汗为行动做准备，包括学习劫持飞机和解除空警的武装。一群策划者于 2000 年 1 月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情报部门在那里侦查到他们的蛛丝马迹，但不足以发现阴谋。劫机者们于同年开始进入美国(部分人取道德国)，在加利福尼亚，两名英语不太好的成员可能通过当地清真寺得到了穆斯林社群的一些支持，其他人则通过参加飞行课程和模拟乘机进行准备。2001年夏天，阿塔在西班牙会见了袭击的指挥人之一拉姆齐·希布 (Ramzi bin al-Shibh)，也是在那里，阿塔收到了进一步的指示并敲定了攻击计划。他们的资金来自阿联酋的银行账户。在整个计划过程中，“基地”组织在欧洲和美国享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优越条件：不被官方重视。当时欧美的情报和执法部门都专注于其他优先事项，使“圣战”分子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
2001年9月11日，一切都在预谋之中，未曾料想一场如此巨大的恐怖袭击的机场安保系统对此毫无防备。劫机者在没有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登上了四架飞机。尽管机场选择了一些劫机者进行额外安检，但也仅仅将他们的行李进行了稍加细致的扫视。劫机者可能携带着当时的航空规则所允许的工具刀或折叠刀，事后几份报告表明还有钉头锤和美工刀，而安检人员可能没有发现。起飞后，袭击者强闯飞机驾驶舱，并成功将四架客机中的三架变成了大型自杀式炸弹，造成近三千人死亡。
然而，与“9·11”同等规模的阴谋，在今天几乎寸步难行。由于没有与 2001 年之前的阿富汗类似的庇护所，袭击者几乎没有培训机会，也更难策划对美国的直接袭击。潜在的恐怖分子在本国和过境途中面临被捕的风险，而如果他们最终到达战区或其他庇护所，他们也会发现，在不被当地或外国情报机构侦知的情况下聚集或交流十分困难。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够抓获供述重要行动细节的高级人物，哈立德·穆罕默德式的领导人可能会被无人机袭杀。各国政府可能发现恐怖分子在其他国家举行的会议或通过外国银行输送的资金，这不仅会揭露阴谋，还会牵连出许多其他团体成员的身份。如果恐怖分子试图通过社交媒体招募成员、筹集资金或开展行动，平台运营方可能会封禁账号或向联邦调查局举报，相应地，关注这些账号的人也可能受到怀疑。来自中东的飞行员学生，在签证申请时开始受到更多审查。如果恐怖袭击的策划者设法到达美国，警惕的公众和支持政府的穆斯林社群将更有可能报告可疑活动。“基地”组织无法确保其人员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获取当地社群的支持。即使恐怖分子设法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进行实际袭击仍然越发困难：民用航班和其他敏感目标，比之“9·11”之前也配备了更好的安保措施。
任何单独的措施都无法防范下一次“9·11”袭击，但上述举措和改革的累积效应，使得一个复杂且危害巨大的袭击计划能够成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种转变必然的结果就是，在过去十年，美国甚至欧洲遭遇的大多数袭击都是所谓的“孤狼事件”，袭击者受到“基地”和“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启发而非直接指挥。这些类型的攻击通常不那么致命，但更难阻止。
未曾实现的反恐目标
随着“9·11”重现的危险日渐远去，宣布美国反恐胜利并恢复到 2001 年之前的警戒水平，是一种诱人的冲动，但也一个错误。美国打击“圣战”组织的许多宏伟计划都失败了，这表明恐怖主义将在多年之内继续构成威胁。尽管这些危险可控，反恐行动的努力仍然不容松懈。
需要继续保持警惕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并未在国际上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支持。“9·11”之后，美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宣传活动在穆斯林中培植对美国的善意，为此建立了新的广播机构，例如阿拉伯语萨瓦电台(Radio Sawa)和自由之声电视频道(Al Hurra)，直至社交媒体宣传计划。但民意调查数据表明，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尽管有年际波动，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总体上仍是负面的。2015 年，美国的亲密盟友约旦国内 80% 以上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对于美国，这无疑触目惊心，但也并不意外。美国对穆斯林世界实施的诸多政策不得人心：从2003 年激发穆斯林世界广泛反对的入侵伊拉克，到对以色列的支持，都令美国精心调制的关于国内穆斯林美好生活的宣传信息无足轻重，以至于反美组织发现招募追随者仍然轻而易举，它们也有强烈的动机继续将美国作为袭击目标。
与“9·11”之前相比，现在与“圣战”有关的政权更迭也更加普遍，部分原因是非洲和中东的诸多政府垮台，部分原因则是许多幸存政权的软弱。在莫桑比克这样的虚弱国家(weak state)，只需要掌握一个小部落的武装就可以改朝换代，而在也门这样的亡乱国家(failed state)则更加容易。此外，“圣战”事业为当地战士提供了一面引人奋进的旗帜，使他们通过“圣战”为当地混乱的社群提供法律和秩序，作为信仰的捍卫者而赢得当地支持。凭借“圣战”的共同诚意(bona fides)，他们还可以利用跨国网络获得邻国同道者的支持，有时还能获取资金、武器和宣传渠道等资源。
过去，美国以镇压叛乱的形式打击这些组织，即部署数万美军与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的各种逊尼派组织作战。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公众对此支持下降，同时“圣战”组织蔓延到更多国家，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现在不得不寄希望于对当地军队进行武装和训练，以使其充当反恐急先锋(tip of spear)。这些美国的代理军队，曾与索马里青年党、利比亚的“伊斯兰国”分支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菲律宾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等组织作战。
在一些地方，美国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队合作，在打击“圣战”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在更多地区，一个“圣战”组织的溃败只是为另一个组织的出现留出了空间。“9·11”之后，美军帮助菲律宾政府击溃阿布沙耶夫，而今菲律宾却在与一个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组织作战。而在其他地方，这些行动甚至很难称得上“有限的成功”。美国倾注了大量金钱、时间和装备帮助叙利亚当地反抗“伊斯兰国”的力量，并扶植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府，但似乎只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果。美军的训练仅限于一些小型精锐部队，例如伊拉克反恐局(Iraq’s Counterterrorism Service)，而打造庞大军队的努力无一成功。
美国试图提升存在恐怖分子泛滥国家的治理能力，但结果同样喜忧参半。也门等一些国家已陷入内战，而腐败、经济增长乏力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则纠缠着埃及、巴基斯坦等许多其他国家。在民主化取得进展的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依靠的也是本国自发运动和领导人的奋斗，而非由美国引领。
美国国内的反恐政策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政治领导人应当让美国人民了解恐怖主义的真正风险程度，亦即相较诸多其他风险而言，这种风险相对较低，以此避免公众因小规模袭击遭受巨大心理冲击。尽管二十年来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数量有限，但民意调查显示，“非常”或“有些”担心恐怖主义的美国人比例仍然很高，且近年来有所增加。政治领导人利用这种恐惧，在袭击事件发生时互相指责，并利用这些罕见事件推动有关移民等特定议程。2009 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人员奥马尔(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在底特律上空几乎炸毁一架飞机，共和党人便借助这次危机抨击奥巴马。而作为候选人和在任期间，特朗普都强调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作案者的避难身份，以此支持他对边境建墙以及其他反移民措施的倡议。
由此，美国的法律制度和公共话语经常将美国穆斯林单独列为潜在威胁。许多美国人现在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尽管事实上很少有美国穆斯林参与恐怖活动，而且美国穆斯林族裔在整体上愿意和执法部门合作。2020 年，穆斯林遭受的歧视程度是美国所有宗教群体中最高的，许多美国穆斯林担心警察不能平等对待他们。这种事态绝非公正且适得其反：如果一个社群的成员恐惧执法者，他们便有可能在出现问题时选择不向政府报告。
与恐怖主义共存
“9·11”事件二十年后，美国政策似乎进退为难，但这也并不全然是坏事。情报合作、对庇护所的军事压力以及国土安全措施升级等综合对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足以使美国本土免受恐怖主义暴力威胁，尽管美国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今天，美国仍在轰炸和打击当年“9·11”事件策划者的衣钵传人，“基地”等组织也仍然致力于攻击美国，冤冤相报不见尽头。即便如此，持续的压力也使这些组织处于弱势，因而降低了致命攻击的可能性。“圣战”恐怖主义不会消失，但其主要影响范围将限缩在与美国利益关联有限的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美国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在何处部署反恐资源，尽管乍得或也门的暴力事件对这些国家是灾难性的，但对美国安全影响甚微。出于其他原因，在当地促进民主或改善治理的努力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对于阻止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而言，它们是不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同时，美国还需要在反恐方面的内政议题多加努力。公众恐惧使得强大的国防计划得到有力支持，但也使恐怖分子更容易获得关注并散播恐慌。因此，政治领袖必须在恐怖袭击之后谨慎行事，并谴责各种极端反应。当(而非“如果”)下一次袭击发生，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以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反应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必须强调帮助受害者和惩罚凶手的必要性，而且还必须说明此类事件非常罕见，而且美国穆斯林社群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被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各地的地方领导者，包括警察和官员，都应该向当地穆斯林社群伸出援手以表示支持，并防范任何报复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不幸的是，二十年来的经历表明，即使实际威胁有限，政客们也会必然地利用公众的恐惧，而这只会帮助恐怖组织维持其影响力。
以色列官员有一个实用短语来描述他们自己的“足够好”反恐战略：“割草”(mowing the grass)。这意味着，通过对恐怖分子进行定期袭击并不断收集情报，以色列将哈马斯等恐怖组织遏制在虚弱状态，即使这些组织的袭击将一直持续。以色列的目标是管控而非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以便使政府能够专注于其他问题。在为“圣战”问题找到了同样不完善但基本有效的解决方案后，美国也应该如此，以便优先考虑中国、俄罗斯、气候变化和其他紧迫问题。凭借“后9·11”时代的反恐综合对策，美国可以让那些遥远国家的恐怖组织变得虚弱和失衡，同时接受至少部分威胁将永远存在的事实。
文章来源：
Daniel Byman, The Good Enough Doctrine: Learning to Live with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21-04-20/angela-merkel-singular-chancellor
译者介绍：
陈思翰，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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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9月1日-9月15日)
9月6日，美国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据白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通话时讨论了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一事。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指出，中方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0亿剂疫苗和原液，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并宣布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美国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再次访问中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补贴展开调查，可能导致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新制裁。《金融时报》报道，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继四方安全会谈（QUAD）之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宣布成立新印太联盟“AUKUS”，美英将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 报告，旨在全面提升欧盟与台湾政经关系。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呼吁欧盟塑造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对华关系。英国议会以中方制裁英部分议员为由，不同意议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在议会大厦举办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活动。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奈特（Ingrida Simonyte）通电话，重申美国对抵抗中国胁迫的坚定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举行会谈，强调立陶宛和美国都是北约的坚实伙伴，并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打压。目前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的斯洛文尼亚敦促欧盟团结一致，支持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总理扬萨（Janez Jansa）表示，欧盟应该与立陶宛站在一起，对抗中国的压力。
9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五类外国舰船进入领海应向中方报告。9月8日，美国本福德号（USS Benfold）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便在美斯奇夫礁12海里内行使了航行自由权。而由中国海军055型万吨导弹驱逐舰 “南昌舰” 率领的4艘中国军舰出现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中国还拒绝德国一艘军舰驶入当地港口。
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宣布因 “间谍案” 而被审查的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华人教授胡安明无罪，对他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177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工发布公开信，要求美司法部停止在美国大学中寻找 “中国间谍” ，并敦促司法部与人权组织合作以终止特朗普政府启动的 “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要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他还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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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
——欧洲议会外委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旨在全面提升欧盟与台湾政经关系，报告称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因此主张欧盟在一个中国政策下与台湾建立更加密切和坚强的伙关系，欧洲议会外委会还在同一天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从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体现欧盟要全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而不只是经贸关系。中国驻欧盟使团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称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报告内容远远超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台开展非官方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畴。
9月3日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再次访问中国。1日，克里通过视频在天津与中国外长王毅见面。王毅指出，美国希望气候合作能成为双边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2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也在北京通过视频会见克里。克里表示：新增燃煤电厂对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构成巨大挑战，他敦促中国与美国一起紧急削减碳排放。并表示 “气候议题无关乎意识形态，也没有党派之分，更不是地缘战略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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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
——美国第七舰队发表声明，本福德号（USS Benfold）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在美斯奇夫礁12海里内实施了“正常行动”，依照国际法行使了航行自由权。声明说，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象美斯奇夫礁这样的低潮高地在高潮时淹没在水面下，因此不能产生领海。美斯奇夫礁上的填海造地、设施的建设不改变这一规则的适用。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对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邻近海域的美国军舰进行了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方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9月9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上次通话是七个月前。根据白宫发布的通话纪录，拜登总统与习近平进行了“广泛且策略性”的讨论，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开诚布公地接触。拜登总统清楚表明，美国持续努力且负责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的长期关注，两位领导人也讨论了两国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9月10日
——《金融时报》报道，华盛顿正在“认真考虑”台湾的要求，将其驻美国首都的代表处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报道还说，美台国安高官在距华盛顿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举行面对面会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如果华盛顿让台北将其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美国将涉嫌触碰红线，中国需要对美台采取严厉经济和军事措施，以“打击美台嚣张气焰”，并不惜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9月11日
——美国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前总统克林顿及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了纪念仪式。拜登在讲话中说，团结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团结并不等于我们必须相信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对彼此对这个国家有根本的尊重和信心。副总统哈里斯与前总统布什共同参加了尚克斯维尔的纪念活动。哈里斯说，“团结在美国至关重要。它事关我们共同拥有的繁荣，事关我们的国家安全，事关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布什说：美国人民有能力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刻团结起来。五角大楼也举行了纪念仪式。国防部长奥斯汀称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让那些袭击美国的人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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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报告内容概述了欧盟应制定对华新战略的六大支柱，分别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重视国际规范和人权、识别风险和脆弱性、与志同道合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强化战略自主并捍卫欧洲的利益及价值观。报告称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但正日益成为欧盟的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呼吁欧盟制定更加自信、全面、一致的对华战略，塑造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对华关系。中国驻欧盟使团认为报告渲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突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这种说法无益于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中方不能认同。
——美国拜登总统与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结合军事与外交，名为AUKUS的新三方安全倡议，并将支持澳洲核能潜艇巡航印太地区。白宫表示，这个结合了美国海洋伙伴国家的三方安全伙伴架构，彰显了拜登政府“建立坚强伙伴关系，以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同时也是将美国在欧洲盟友转向与印太盟友合作的第一步。新的安全架构结合了军事与外交，并在包括网络、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深海能力等科技领域合作，加强信息技术的分享。三国将在科学、技术、产业与供应链上，做出更多整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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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1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中国官媒报道：在河内，越南领导人表示，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在柬埔寨，柬方表示，中国是柬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中国希望与新加坡 “加强务实合作” ，与韩国 “扩大共同利益” 。王毅出访前，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8月刚刚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7月也曾访问新加坡和越南，6月及7月，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还访问过柬埔寨和韩国。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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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榮劍 来源：中美印象
三、從革命到專政：何種歷史經驗？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獄被攻占的當晚，驚恐不安的路易十六問他的大臣們：「這是一場叛亂嗎？」利昂古爾公爵回答道：「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1]這個歷史性對話曾被許多史家記錄在他們關於法國革命的著述中，其象徵意義也被做了廣泛的解讀。米涅，這位最早對法國大革命作出理論反應的歷史學家，在1824年出版了他的《法國革命史》，他在那個時候就斷言：「法國革命，如同英國革命開創了新政體的紀元那樣，在歐洲開創了新社會的紀元。法國革命不但改換了政權，而且也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內部生活。」[2]但在米涅按照時間順序記錄的法國革命進程中，國王最初並不是第三等級的打擊對象，他毋寧是第三等級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後來他是在貴族的裹挾下才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最後被革命群眾送上了斷頭臺。國王之死，以及其後所發生的一系列屠戮事件，包括在《人權宣言》通過之後革命者內部的自相殘殺，反映了法國大革命最殘酷的一面。革命並沒有如米什萊所說的那樣，成為「法律的降臨、權利的復興、正義的反應」，[3]相反，革命的過程始終被籠罩在暴力的恐怖之中，以致像丹東和羅伯斯皮爾這樣的革命者最後也沒有逃脫由他們成立的革命法庭對他們的死刑判決。革命推翻了王朝統治，產生的卻是一個比王朝政權更為極端的革命專制，最後在拿破崙的軍事統治下走向了中央集權專制。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後果所作的分析，至今仍然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可以超越，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主要理論貢獻確如1875年的一位評論家保爾．雅內所說：「托克維爾力圖喚醒我們對革命的一種可能後果的憂慮，即新專制主義的確立，民主的或軍事獨裁的專制制度，抹煞個人，無視權利，由中央吞併所有地方生活，並因此消滅各部門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維爾也許（但願如此）誇大了這種弊病的意義，但這弊端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早已萌芽，通過革命毫無疑問繁衍和惡化到了極點。」[4]事實上，托克維爾所揭櫫的革命和專制的輪迴關係，在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中遠未達到極點，20世紀的俄國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的蘇維埃紅色政權，就是公開以「專政」（專制在紅色話語中另一個表述）的名義來行使對全社會的政治統治，從而為自羅馬帝國或秦帝國以來一種前所未有的專制政治鋪平了道路。
如何解釋革命和專制的共生結構？汪暉的世紀敘事以「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為主線，不僅展開對中國革命的全面辯護，將中國革命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而且是把中國革命的政治成果──無產階級專政置於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經驗來加以總結。當汪暉把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稱之為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之一時，他並不否認應當「對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檢討」的必要性，但他所謂的「檢討」全然沒有對以人民和革命的名義的專政所製造的一系列悲劇性事件的應有反思。他更關心的問題是：十月革命「面對的真正挑戰是對它所創造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否定」。[5]尤其是在他看來，在對革命進行「審判」已經成為時尚的時代，「批判地審視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是必要的，但重新闡釋中國革命的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卻更為迫切。」[6]為完成這個迫切任務，汪暉從三個方面展開其論述。
首先，帝國—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被汪暉再次運用於論證帝國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安排的歷史合法性和有效性，他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一書中，已經把帝國模式視為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必要歷史前提，由此強調中國現代性和西方現代性的不同路徑依賴。在《世紀的誕生》中，汪暉決意要為帝國模式再次做出辯護，在他看來，民族國家敘事體現的是西方自19世紀以來所形成的一種話語霸權，其主要內容包括民族主義、人民主權、憲政體制、主權單一性、國際條約及談判構成等，與此相對立的是由帝國、君主權力、專制政體、多元宗主關係、朝貢及軍事征服等內容所組成的帝國敘事。在帝國—民族國家的敘事結構中，汪暉致力於重構帝國模式的歷史合法性和有效性，突出強調「在革命中誕生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也就是強調「中國是前20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這種連續性維持至21世紀的國家」，「帝國建設與國家建設存在著若干重疊」。[7]據此，汪暉把諸如民族區域自治、香港、澳門回歸視為是「帝國時代宗主權在民族—國家時代的變體」，進而認為：「帝國形態與民族—國家形態本身並不提供褒貶的根據，人們需要根據不同政治體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存在狀態對之進行判斷，即相對單一的族群構成與多族群構成的政治形式本身並不提供政治判斷或道德判斷的根據。判斷政治體的根據是歷史性的和政治性的。」[8]正是基於對帝國敘事的現代重構，汪暉試圖為「後帝國」時代中央集權專制的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提供歷史合法性，將他所謂的「民主專政」——「民主」是指它具有廣闊的政治整合能力和代表性，「專政」是指這一政治整合能力是排斥性的和暴力的——這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乃至絕對對立的政治要素，置於他所謂的「主權連續性」的命題之下。汪暉繞了一個這麼大的彎子，其實就是為了證明毛對「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界定：人民民主專政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至於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人民」究竟獲得了多大的民主權利，「敵人」究竟是如何被專政的，汪暉則一概置之不理。
其次，為了論證革命和專政的合法性，汪暉必須重新闡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在他斷言「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體否定」時，他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還不是來自於西方那些鼓吹「歷史終結論」的右翼學者或者像霍布斯鮑姆、巴迪歐那樣鼓吹「歷史失敗論」的左翼學者，而是來自於俄國知識界的批判性反思。當俄國知識界開始嚴肅清算十月革命及其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時，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的汪暉，能夠越俎代庖為一個已經逝去的革命和一個已經被埋葬的政權繼續伸張正義嗎？汪暉引述了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菲拉托夫對十月革命的一個判斷：「從形式上說，1917年10月俄國發生了一次政變，其結果是政權為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所篡奪……1917年的10月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最嚴重的革命破壞的開始。」「由19世紀的偉大改良的俄國向工業化民主社會的逐步轉變過程中斷了。1917年2月成了國家民主發展路線的終點，二月革命後經過八個月俄國就確立了集權主義的鎮壓體制。」[9]汪暉對這個判斷當然是不以為然，即使是那些仍然正面評價十月革命的看法，包括普京總統「為了實現『白色的』後代和『紅色的』後代的和解」而對十月革命所作出的部分「肯定評價」，因為其中所包含的曖昧性和策略性的因素，顯然也根本達不到汪暉對十月革命的認識高度。在汪暉看來，對於十月革命的曖昧表述並不能將其「馴服」，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由此引發的激烈爭論並不能說明「失敗」就是意味著革命進程的終結。事實上，在汪暉自詡要將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問題提升至非常重要的位置時，他正面臨著一個自己無法克服的理論和實踐的悖論：一個在理論上被賦予了崇高性質的革命和它的實際結果的巨大反差，在他不遺餘力地試圖重新構造十月革命的歷史合法性時，他應該意識到並具有窘迫感：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在其祖國已經基本喪失殆盡，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的合法性又能從何談起？
第三，論證帝國模式的歷史合法性和為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合法性辯護，最終是為了確證「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在20世紀政治譜系中的中心位置。汪暉反覆提醒他的讀者，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相繼解體，以及民族與市場—民主資本主義體系的雙重勝利，實際上凸顯了現代中國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因為恰恰是中國不但保持了政治結構、人口構成與國家規模的完整性，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基礎上完成或正在完成一種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大轉變。在汪暉看來，中國革命及其政治成果之所以能在蘇東體制崩潰的「歷史終結」中保存下來，就在於毛及其中共領導集團善於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從1956年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之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連續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9日），這兩篇文章被汪暉視為是毛及其同事開始反思史達林的錯誤和中國革命中的教訓，開始探索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民主問題；他進而認為，「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是對舊的國家機器改造的嘗試，亦即是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這類政治實驗「相較於蘇聯共產黨支配下的官僚體制，中國『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要的能力。」[10]針對那些對無產階級專政暴力性質的指控，汪暉坦然為毛做了這樣的辯護：「毛澤東從未羞於承認革命政權的專政性質，也從未掩蓋革命的暴力過程；他強調的不過是：革命的專政正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形式。在生死對峙的氛圍中，一般地否定革命的暴力性，或者通過對革命暴力性的否定來否定整個革命進程，幾乎無從對20世紀的歷史進行政治分析。」[11]所以，汪暉認定，不能把中國革命及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放置在蘇東體制「失敗」的範疇內予以思考；它們在經歷了人民戰爭、群眾路線、黨的建設、統一戰線以及反修防修、文革實驗之後，完全是一種政治正確的體現。用他引用毛的話來說：「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作出並不良好的事情。」[12]按照這個「最高指示」，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制度安排作為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始終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因而根本不需要經過人民授權或人民認可的一系列程式。汪暉所構想的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邏輯，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邏輯。
汪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總結，基本上是對中共政治文件的一個理論闡釋，在結論上他根本沒有增添新的內容，更談不上對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他所增加的不過就是一大堆新的理論名詞和隱晦複雜的敘事過程。他是屬於雷蒙．阿隆所批評的那類昧著良心說話的知識人：「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13]當然，對於汪暉來說，任何來自於右翼的批評或忠告，他都會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挑戰，而他對歐洲左翼觀點的借鑒或挪用則完全取決於它們能否為其所用。在世界左右分明甚至截然對立的思想鬥爭中，汪暉的「選邊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行為，但他應該意識到，歐洲的左翼和右翼不管在認識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性質上存在著多大分歧，他們對於革命過程中所體現出來暴力性和在革命後所建立起來專制政權是持共同的批判性立場，這個立場可以溯及到第二國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羅莎．盧森堡在十月革命剛剛爆發時曾給予高度評價，但當她發現十月革命所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曾經承諾的民主道路，她便立刻寫下了〈論俄國革命〉（1918年）一文，批判列寧的建黨原則和蘇維埃政權的專制性質。她寫道：「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她還認為：由布爾什維克主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根本「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的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14]在盧森堡看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它應當創造社會主義民主制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15]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盧森堡和考茨基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他們對於俄國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考茨基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途不寓於專政之中，而寓於民主之中。」[16]
自從馬克思於1875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到「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這個詞彙——這是他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唯一一次提到這個詞彙，而且在他生前也沒有發表《哥達綱領批判》──在國際共運史上便持續地掀起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詞義辨析和爭議。第二國際的所有理論家們，從「右派」伯恩斯坦到「中派」考茨基再到「左派」盧森堡，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取代民主制度，認為「民主共和國」才是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爭取實現的政權形式。考茨基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時認為：「這個名詞絕無廢棄民主而轉到專制權力的含義，這僅僅從下面一點事實就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即馬克思在上述同一信裡（指《哥達綱領批判》），曾把民主共和國的特徵說成是這樣一個政府形式，在這個政府形式中，『階級鬥爭將要進行到底』。」[17]為進一步證明這個看法，考茨基還引用了恩格斯在1891年的一個論述：「如果說有什麼是無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18]但是，在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看來，第二國際關於取消暴力革命、和平奪取政權以及用民主制來取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主張，完全是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思想路線。布哈林在1924年批判考茨基：「在考茨基和他的集團那裡，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可以成為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變化過程的實質就是它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偷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革命辯證法、關於資本主義崩潰的革命學說、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革命學說、關於專政的革命學說等等──而代替所有這些的，卻是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進化學說。」[19]由此可見，俄國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始終是奉行暴力革命、階級鬥爭、恐怖鎮壓、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一切又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他們據此反對任何關於社會和平轉型、民主憲政的理論，不管這些理論是來自於左派、右派還是中派。
汪暉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重新闡釋，究竟在哪些方面發展、完善或超越了布爾什維克所奠基的關於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如同他自己所說：「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是從書本上去解釋，還是從具體的經驗出發進行總結，這是一個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問題。」[20]他既然已經認識到這一點，為何在自己的著作中卻根本沒有對十月革命以來由無產階級專政所製造的一系列悲劇的經驗事實作出些許總結？歷史不是文人可以隨意編撰的故事，也不是理論家們可以肆意重新闡釋的文本，而那些在血與火中所鑄就的歷史經驗，是鐫刻在人類的共同記憶中，輕易無法改變。布哈林在即將走上絞刑架前向其夫人口述的《給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可謂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最真實的寫照，他在口述時一定還記得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曾經做過的辯護，但他最終卻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的對象，臨死時才痛澈地體會到這個「惡魔的機器」的巨大魔力：「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齏粉，把他們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史達林對他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這個機關也會立即找到證據。」[21]
毫無疑問，布哈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遭遇絕非是一個個案，比他遭遇更慘的案例在任何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國家都比比皆是，這是20世紀無產階級專政下最普遍的歷史經驗，也是任何一個歷史學者都必須嚴肅面對的歷史事實。但是，在汪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理論構想中，從蘇維埃政權以來的一系列專政版本對所在國家和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幾乎都被他拖入到一個冰冷無情的理論水池中洗刷乾淨了，共產主義作為哲學的假設仍然存在著可以被啟動的豐富經驗，社會主義依然是一個實踐的課題，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中國革命成就及其政治創新則在他的「重新闡釋」中獲得了新的靈魂。
[1] 參見[法]米涅，《法國革命史》，北京編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頁46；[法] 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頁456。
[2] [法]米涅，《法國革命史》，頁1。
[3] 轉引自[法] 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頁456。
[4] 轉引自[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導言〉，頁22。
[5]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66。
[6] 同上書，頁410。
[7] 同上書，頁175。
[8] 同上書，頁176。
[9] 轉引自同上書，頁363-364。
[10] 同上書，頁415。
[11] 同上書，頁408-409。
[12]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轉引自汪暉，《世紀的誕生》，頁420。
[13]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序言〉，頁1。
[14] [德]羅莎．盧森堡，《盧森堡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403。
[15] 同上書，頁404。
[16] [德]卡爾．考茨基，《考茨基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395。
[17] 同上書，頁413。
[18] 同上書，頁414。
[19] [蘇]尼古拉．伊．布哈林，《布哈林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98。
[20]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96。
[21] [蘇]尼古拉．伊．布哈林，《布哈林文選》，頁538。
来源时间：2021/9/17 发布时间：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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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俊飞 来源：天大研究院
深层国家(deep state)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深层国家
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
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制约民粹势力
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
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
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
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
充满臆想的阴谋论
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
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
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
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
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
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
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
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
政策建议
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
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
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
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公司(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
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
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0/11/16
旧文章ID：25997
作者：赵可金 来源：环球时报
美军仓皇撤退和阿富汗一夜之间变天带给国际社会巨大冲击。号称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阿富汗遭遇大溃败也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外交观破产了。
回顾美国建国以来200多年历史，可以发现美国人对外交的理解始终自相矛盾。从立国开始，美国就口口声声反对仗势欺人，从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到后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和罗斯福总统首倡的“四大自由”，美国诸多“先贤”和重要政治人物都在告诫不要卷入“旧大陆”争权夺利的斗争，美国人好好待在西半球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且在国内事务上奉行“自由和独立的精神”。
但二战后，美国还是按捺不住，开始有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光荣与梦想”。从那时起，美国外交观变了，从强调价值至上转变为利益至上和实力至上。无论世界上哪里有事，它都要去管管。凭什么呢?就凭美国有实力。自此之后，美国外交就有了两条逻辑：一条是内心深处的实力外交逻辑，另一条是挂在嘴边的价值观外交逻辑。对美国人来说，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既有里子又有面子，当你实力跟它相差悬殊时，它就跟你讲漂亮的“价值观”;而当你的实力迫近甚至“威胁”到它，它就赤裸裸地动用“实力”予以遏制打压。
显然，如果说美国还有外交观的话，那也是实用主义，这才是指导美国外交实践的真正原则。对此，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类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类的根基是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类则需自身清白。”
美国的实力外交观为什么破产了呢?这是美国一些政策精英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美国今天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说到底不是居高临下、仗势欺人，而是中气不足、气血两虚。按照其实力外交观的逻辑，美国只有在意识到对方比自己强大时，嘴上才会说要“从实力地位出发”。
当今世界发展已经事实胜于雄辩。今日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我们独立自主走出一条成功道路，不再盲目相信美国宣扬的那套。尤其这次应对新冠疫情，谁的制度更优越，谁的领导力更强，高下立判。美国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拜登上台后，虽然在遏制打压中国方面比特朗普稍微顾及一点儿美国人的“体面”，但这反而让华盛顿看起来更加虚伪，其实用主义外交观没有任何改变。
自入主白宫以来，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扭扭捏捏欲说还休，不仅直接说出“应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接触的话，还假装强大地给中美关系出了一道选择题，“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美国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套说辞对中国人民不好使，该做选择题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自己。阿富汗变局就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选择题，全世界都在等着看它究竟如何“从实力地位出发”去解答这道选择题。
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想明白在阿富汗溃败的原因，那是因为它对实力的理解存在问题。美国在阿富汗战场陷入被动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阿塔如何强大，而是在于美国调整全球战略，从以反恐为中心转变为以大国竞争为中心，阿富汗对美国不再那么重要，成了美国急于甩掉的一张牌。只不过这张牌没甩好，结果变成美国外交战略的又一个悲剧性案例。而从阿富汗变局不难看出，美国大国竞争的战略思路仍停留在冷战时代，华盛顿仍然认为物质实力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而这显然是错误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武装到牙齿”不是大国竞争的必然制胜逻辑，民心所向才是最大的实力，这一点在国际社会同样适用。而在国际社会民心向背方面，美国显然走在错误道路上，没有资格和世界讲“从实力出发”。美国在国际社会多行不义不断造成严重后果，阿富汗只是一个新的教训。(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5996
作者：崔可晋 来源：多维新闻网
近来美军高层密电中国一事持续发酵。事情缘起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两名记者的一本新书。该书即将上市。
米利阻止特朗普可能发动对华攻击?
《华盛顿邮报》9月14日披露的一部分内容显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了两次电话，一次发生在2020年10月30日，即美国总统大选前四天;另一次在2021年1月8日，即特朗普(Donald Trump)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引发骚乱后两天。
据书中描述，两人首次通话时，中国认为美国正准备发动攻击，当时中美两军各自在南海举行演习，且特朗普对北京态度强硬，双方情势紧绷。米利于是向李作成说：“我向你保证，美国政府仍然稳定，一切都会安好无事。我们无意攻击你们，或对你们进行任何作战行动。”
米利还表明，如果美方真的要发动攻击，他会提前告知李作成。美国国会发生骚乱后，北京和华盛顿都担心特朗普状况不稳定，米利再次致电李作成说：“我们百分之百稳定，一切都很好。但民主有时会出一些纰漏。”
为进一步安抚中方，米利还要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推迟军事演习。据悉，米利也告诉属下，若特朗普下令展开核攻击，他们必须先通知他。米利也同中情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等其他高官讨论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以应对特朗普可能做出的不理智行为。书中说，米利认为自己采取的这些举措是正确的，能够“确保国际秩序不会出现历史性裂口、美国不会和中国或其他国家意外开战，也不会动用核武”。
各方回应不同
此事经媒体广泛报道后，特朗普在接受Newsmax TV电视台采访时，对米利在背后给中国官员打电话的报道表示怀疑。特朗普说：“如果这是真的，这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在进攻(中国)前打电话给中国通知他们，这就是叛国。”
而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9月15日表示支持米利。拜登说：“我对米利将军非常有信心。”作为回应，白宫9月15日表示全力支持米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Jen Psaki)称米利为“一个正直的人”。
米利作为报道描述的当事方，也对此进行了回应。米利9月15日强调，有关做法符合程序，总统拜登亦对他投下信心一票。米利透过发言人表示，称他在2020年10月及今年1月致电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军方高层的举动，是符合责任和保障战略稳定。而他的所有通话都是有其他人员在场，并与国防部及不同部门协调。声明又提到，米利会继续在权力范围内采取行动及提及意见。
中美危机管控机制正常运转
整件事，最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米利密电中国军方高层一事是否属实，二是米利是否叛国。
从米利的表态看，《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新书描述的事态并非虚假。米利并没有否认事实。
从米利以及拜登和国防部的说法看，米利做法符合正常流程。米利不可能单独密电中共，有沟通也会是在中美两国的正常军事沟通渠道下进行的。特朗普所说的叛国，本身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为了撇清自己当时状态不够理智的嫌疑。
从此事中，可以看到中美两军对于管控冲突风险是有共识的，美军非常清醒，非常明白管控大国冲突的重要性，并就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对于现在仍然处于低谷的中美两国关系来说是好消息。
隐患仍在
但是此事也让中美关系的真正危险之处浮出水面：一国总统有可能基于政治的需要和判断挑起冲突。米利等军方精英人士对于军事危机的紧急管控，恰恰说明有这方面的隐患。
正如米利致电李作成说：“我们百分之百稳定，一切都很好。但民主有时会出一些纰漏。”民主的一些纰漏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导火索?特朗普虽然已经卸任，但是后续其他的总统是否会发生类似于特朗普的事态。如何避免总统冲破民主的漏洞干扰正常的军事关系?
一个理智的领导人对中美关系也尤为重要。如果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失去理智，那就算是管控程序再精密，仍然是有风险的。在两国对抗的大趋势下，任何一场小的出于政治需要的摩擦都有可能酝酿为大的冲突。这一点不得不令人深思。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5995
作者：DAVID E. SANGER, ZOLAN KANNO-YOUNG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周三，拜登政府在挑战中国在太平洋的广泛领土主张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宣布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部署核动力潜艇，增强西方在该地区的存在。
如果该计划实现，澳大利亚可能开始例行巡逻，穿越北京称其拥有的南海海域，范围最北可至台湾。该声明由拜登总统、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共同宣布，对澳大利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举措，近年来，它一直在是否直接对抗中国核心利益方面犹豫不决。
然而，澳大利亚感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它于三年前成为首批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其网络的国家之一。现在，有了部署新潜艇部队的前景，澳大利亚将成为美国领导的太平洋联盟中一个实力更为强大的参与者。这些潜艇配备了核动力推进系统，可以提供无限续航，而且运行非常安静，很难被发现。对约翰逊来说，这个新的防务安排将强化他的“全球中的英国”战略(Global Britain)，该战略以太平洋为核心，是英国脱欧后的下一步。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力量源泉的投资——也就是我们的联盟——并对其进行更新，以更好地应对今天和明天的威胁，”拜登在白宫东厅(East Room)表示，他身旁的两台电视显示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各自国家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远程画面。“这是要以新的方式连结美国现有的盟友与伙伴。”
拜登和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不会用核武器武装这些潜艇。澳大利亚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签署国，该条约禁止澳大利亚获得或部署核武器。
这些潜艇几乎肯定会携带常规的潜射巡航导弹。
“让我明确一点：澳大利亚不会寻求获得核武器或是打造民用核能力，”莫里森说。
但即便是配备澳大利亚船员的常规武装潜艇，也可能改变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平衡。
“攻击型潜艇是大事，它们发出了一个重大信号，”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大国核武器使用与核运载系统问题的教授维平·纳朗(Vipin Narang)说。“这在五年前是很难想象的，在十年前则是根本不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
这一声明是拜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以及亚洲事务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遏制中国经济、军事和技术扩张战略的最新举措。在过去的八个月里，他们阻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生产材料;敦促各国拒绝华为;逐渐与台湾建立更密切的交往关系;并谴责该国对香港的镇压。
下周，拜登将在白宫召集“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非正式伙伴关系)领导人进行面谈，这是另一种展示应对北京问题的共同决心的方式。
拜登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交谈，这仅是拜登上任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谈话。披露的谈话细节很少，因此并不清楚拜登是否就与澳大利亚的共同举措向中国领导人通气。但这并不会令北京感到意外;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宣布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购买技术相对落后的潜艇。这笔交易最终失败。
尽管如此，对拜登来说，分享海军反应堆技术——即便是分享给一位亲密盟友，也是一个重大举措，势必会引来中国的抗议，以及美国盟友和防扩散专家的质疑。拜登政府官员表示，美国上一次与盟友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是在1958年，当时美国与英国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协议。
“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需要加强威慑，并做好一旦发生冲突就能投入战斗的准备，”政策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表示。“这反映出对中国军事能力和意图的日益担忧。”
为美国和英国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反应堆使用炸弹级高浓缩铀，这是冷战时期设计的遗留物。二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在努力清除世界各地使用炸弹级燃料的反应堆，代之以危险性较低的燃料，以限制扩散风险。
9·11袭击发生后，这一行动获得了推动力。奥巴马总统为世界各国领导人举办了一系列“核峰会”，用来向各国施压，要求它们停止使用高浓缩铀的旧反应堆，这样燃料就永远不会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但与澳大利亚的安排几乎肯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澳大利亚可能会用高浓缩铀为其潜艇提供动力，因为目前几乎没有其它选择。意识到这一矛盾，美国政府官员将这一决定视为“例外”，尽管他们不会为其他主要盟友做出这样的让步。这包括韩国，外界发现该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在建设自己的核武库。澳大利亚一直是防扩散运动的领导者。
一位深入参与该谈判的高级政府官员周三表示，美国几十年来从未达成过这样的协议，“从今以后，我们也不太可能再达成这样的协议。”
官员们表示，细节将在未来18个月内制定出来，包括对核技术的严格控制。他们说，澳大利亚已经同意不生产这种高浓缩铀燃料，这意味着它可能会从美国购买。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Lloyd J. Austin III)将领导政府参与这一合作项目，其中还包括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
美国已经尝试放弃使用高浓缩铀。五角大楼高级核咨询小组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应该转向燃烧低浓缩铀的反应堆，它不能轻易转用于武器。但专家们得出结论，这一进程要到2040年后才能开始。
“会有很多人说，我们正在给澳大利亚人提供获取核能力的开门砖，”纳朗说。“我们不会让其他主要盟友这样做，更不用说帮助它们实现这个目标了。”
然而，负责战略和军力发展的前副助理国防部长埃尔布里奇·A·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表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挑衅策略和美国确保台湾安全的愿望要求美国赋予澳大利亚权力，即使这意味着为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努力制造一个例外。
“即使防扩散必须让步，这也是正确的选择，”科尔比说。
70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是“五眼联盟”(Five Eyes)的成员，这个情报联盟包括“二战”的主要英语战胜国。另外四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定期交流关于网络威胁和一系列恐怖主义威胁的信息。
David E. Sanger是时报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8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Zolan Kanno-Youngs是白宫记者，报道拜登白宫的一系列美国国内和国际议题，包括国土安全和极端主义。他2019年作为国土安全记者加入时报。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annoYoungs。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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