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佳欣、周圆 来源：新华社微博
【商务部：将认真落实好中美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正常沟通。此外，针对媒体报道美国拟对华发起新一轮301调查，她表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5993
拜登政府将南太视为中美“竞技场”意欲何为？
作者：陈子楠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太平洋岛国“在价值观、联合国中作用、健康挑战、气候变化、潜在军事价值、渔业资源等方面已经日益成为竞技场”。随后，拜登政府在该地区动作频频，矛头直指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张。8月，美国总统历史上首次以视频方式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并致辞，将这一波外交攻势推向顶峰。
拜登政府将南太平洋视为“竞技场”，既表明美国已将争夺太平洋岛国上升至战略新高度，也折射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影响力面临现实危机。美国政策发力的出发点或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看重太平洋岛国的地缘价值。太平洋岛国是海上交通要道和枢纽，地处美国构筑的对华第二与第三岛链中间地带。在中美战略博弈、拜登政府持续推动外交和军事资源向印太聚焦的背景下，南太地区已逐步成为中美竞争前沿，地缘重要性愈发突显。
其次，中国推动与太平洋岛国经贸合作。太平洋岛国具有“小岛屿、大海洋”特点，相关国家同属不发达经济体，但专属经济区资源丰富，在基建、能源、农业等方面发展潜力较大。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优势互补、开放合作、共享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双方在基建、经贸、旅游、教育等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有力推动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也随之升温，先后与所罗门群岛建交、与基里巴斯复交。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11个太平洋岛国相继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最后，西方国家政治干预引发不满。美国一直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盟友借助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机制长期垄断地区事务。但今年2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马绍尔群岛、瑙鲁和基里巴斯五国因不满澳方干预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选举而“集体退群”，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高度关注和警惕。
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放低身段，亲自插手地区事务，突出对华竞争，以图迅速恢复地区秩序，达到亡羊补牢之效。从近期情况看，拜登政府或从以下三方面着力，持续坐实南太“竞技场”论调，以强化对华博弈。
第一，外交事务推议题。区域治理方面，首先平息域内国家怨气，挽回政治失分。坎贝尔解释称，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国家“有巨大历史道义和战略价值，但有时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他承诺将举行太平洋岛国会议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与澳、新、日及其他盟友合作的首要事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太平洋岛国大使通电话，强调将扩大区域参与，深化外交关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非法捕鱼和海上安全等问题。气候变化方面，国务卿布林肯承诺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专家、技术和更多投资，提升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韧性。抗疫援助方面，美国将重点通过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提升在相关国家人员数量，加大援助资金规模，对冲所谓中国“疫苗外交”。拜登总统也保证，将向地区国家无附带条件捐赠疫苗。
第二，经济建设提标准。布林肯提醒太平洋国家领导人警惕“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和“经济胁迫”，提出区域投资和开发要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公开透明、自主决策等三大标准，拐弯抹角指责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同时，西方媒体不断炒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深陷中国“债务泥潭”，渲染中国在基里巴斯坎顿岛的机场和港口建设项目意在抢占太平洋战略要地，持续对华舆论抹黑。在美国政治干预和施压下，中国企业参与的太平洋海底光纤电缆项目和萨摩亚港口建设项目近期也不断传出搁浅消息。
第三，海上安全重威慑。海警方面，美国以中国渔船、海警和海军强化在南太平洋存在为名，提升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前沿部署规模，包括在关岛和美属萨摩亚部署巡逻船，并首次在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派驻海岸警卫队官员。美国甚至希望探索以海岸警卫队联合巡逻、联合执法或美方执法人员登船指导等方式，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海域的远洋渔船等开展驱离、紧追和登船检查等执法活动，实现短时间内提升太平洋岛国海上态势感知和开展“维权行动”的能力。海军方面，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在国会提出，在西太第一岛链分散建立能够经受敌人攻击的精准打击作战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帕劳部署战术多功能雷达，并在各处建立多个联合训练基地，补强对华常规威慑力量。此后，帕劳总统近期访美并会见美国防长奥斯汀时，双方开始讨论美军进驻帕劳的必要性及其对华威慑效果。
由上观之，拜登政府所谓“竞技场”论调还是没有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其出发点是美国利益，而非岛国需求，立意在“破”，而非“构”。其政治遏制、经济围堵、军事威慑等动作明显带有应手棋和后手棋的意味，短期内或许会在南太地区造成一定波动，但长期来看无助于太平洋岛国发展，最终难以逃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宿命。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92
重塑技术创新优势？ ——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回归的历史逻辑
作者：李寅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2021年6月8日，美参议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拟对美国科研与技术创新投资逾2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政策。长期批评别国搞产业政策，并强调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如今却推出超大规模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让不少人吃惊。那么，该如何理解美国产业政策的“回归”?
本文以美国半导体产业兴衰史为例，指出当年硅谷的兴起，并不仅仅是科技和商业精英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结果，事实上，国家军事采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半导体产业奉行了约十年的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半导体产业也面临日本挑战。90年代后，美政府通过贸易制裁等手段沉重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后，美半导体工业迎来复兴，直接催生了新经济繁荣。这轮复兴，也与美半导体产业自身结构调整有关，即开启开放式创新理念和全球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到了后来，反而又加剧了芯片制造业的空心化。总的来看，以外国竞争为由出台产业政策，利用贸易制裁等手段打压赶超者，已成为美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半导体产业政策回归的历史逻辑。
从现实看，虽然《创新与竞争法案》诸多举措仍未触及美制造业的核心问题，但作者提醒我们，单从政策的具体形式判断美国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乃至过早判断美产业的绝对衰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半导体产业史表明，美最成功的产业政策经验是国家对尖端技术研发释放明确承诺与清晰信号，充分动员庞大的产业与科学基础，通过创造新产业部门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来维持霸主地位。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之所以让美格外紧张，恰恰是因为中国凭借自身巨大的产业与科学体量成为几十年来唯一有希望复制这套经验的国家。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半导体产业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也是中美科技战的焦点，更是当前我国创新发展被“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2021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American Innovation and R&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2021)，旨在对美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其中，美国政府将在未来数年内补贴半导体产业520亿美元，以维持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产能，保护供应链安全;同时，美国政府将拨款逾1000亿美元改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新的技术和创新部门，重点支持半导体、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先进制造等领域，以保持美国产业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
对工业生产与研发的补贴是一项典型的产业政策。长期谴责和攻击别国的产业政策，并且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现在却推出超大规模补贴的产业政策，这可能会让不少人吃惊。然而，纵观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政府在国际创新竞争的关键时刻出面大力干预，恰恰是美国产业政策的常态，甚至是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通过梳理美国半导体产业在过去七十多年间的产业史与技术史，审视美国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真正来源，进而理解当前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回归。
▍军事采购中起飞的硅谷
现代半导体工业源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发明的第一块晶体管。贝尔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虽然意识到晶体管有着重塑整个电子工业的巨大潜力，但为了避免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也为了利用全产业的力量推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AT&T很快公开了制造晶体管的核心技术，并向全世界广泛授权相关专利，开启了半导体工业的第一波热潮。在这波热潮中，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晶体管发明者之一的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在旧金山湾区创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1957年，著名的“八叛将”从肖克利实验室出走，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开发的晶体管平面制造工艺使得半导体的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1958~1959年，德州仪器与仙童公司分别发明了集成电路，使芯片计算能力的几何式增长成为可能。1968年后，仙童的核心成员陆续离职，在旧金山湾区创立了超过50家初创企业，逐渐形成了今日的硅谷。
尽管硅谷诞生于企业家精神，但真正拉动硅谷起飞的却是美国政府与军方。早期半导体工业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军方。出于美苏冷战与太空竞赛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大量采购半导体设备。由于美国政府的“买美国货”(Buy America)政策，这些订单都落入了美国企业的腰包。1955~1958年，美国政府的军事和太空采购超过整个美国半导体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1960年的峰值更是接近全部产出的一半。直到60年代中后期随着现代计算机工业的兴起，政府采购对半导体的需求拉动作用才逐渐减弱。
军事采购对美国半导体工业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提供市场，更重要的是，军事技术的需求特点深刻影响了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路线。不同于民用需求，美国军方在选用新技术时更看重性能而非成本。在半导体技术发展的早期，欧洲与日本厂商都选择了易加工、成本低、主要应用在消费市场上的锗晶体管技术。在军用订单的支持下，美国厂商则选择了德州仪器公司发明的硅晶体管技术。硅晶体管虽然成本昂贵，但稳定性更高，适用温度范围广，在当时新兴的数字交换通信技术中也有更好的性能。长期而稳定的军事订单推动美国硅晶体管生产技术的积累与成熟，保护美国厂商免受来自欧洲与日本的低价竞争。在军事采购的支持下，硅晶体管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且成本急剧下降：1957年时硅晶体管的价格是锗晶体管的近10倍，而到1965年时两者的价格相差只有1.7倍。60年代，军方对微型化与高稳定性的需求使其成为新兴集成电路技术最主要的客户，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厂商在新技术上的优势。
军事采购还提供了很多创业机会，巩固了硅谷的初创企业生态。在军事采购的带动下，1960~1965年硅谷迎来第一波创业热潮。相比同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倾向于扶持大企业，军队在采购中主要考虑产品性能，较少歧视初创企业，不但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鼓励了新企业进入半导体产业。
简而言之，在半导体工业发展的早期，美国军方以比较隐蔽的形式实行了产业政策，孕育了美国半导体工业成为国际技术与产业的领导者。随着半导体技术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溢出，美国计算机产业高速增长。到70年代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主导了整个计算机工业，仅生产自用的芯片就使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厂商。
▍美日竞争中的贸易争端与政企合作
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此后迎来了日本的挑战。美日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随机动态存取内存(DRAM，简称“内存”)市场。70年代初，IBM推动计算机随机存储器从磁芯向半导体芯片转型，而英特尔通过开发世界上第一块商用DRAM内存芯片成为技术领导者。尽管美国厂商掌控了早期的1K与4K内存市场，但日本企业凭借更高效的制造工艺和强力的政府支持，在70年代中期开始追赶，1979年已占据接近一半的全球16K内存市场。当市场向64K内存演进时，日本厂商依靠高强度投资、制造技术优势及低价格，成功取得了领先地位。在随后的技术更新中，日本厂商进一步扩大优势，最高占据98%的全球市场份额。1985年，英特尔退出内存市场且濒临破产，市场上仅剩德州仪器与镁光两家美国内存厂商。美国厂商在全球内存市场上的份额则从最高时的95%跌落到1990年的2%。这是美国战后第一次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受到挑战。
日本的挑战激起了美国政府的迅速反应。此前，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奉行了大约十年(1974~1984年)的自由放任政策。其间，尽管军事与太空采购仍在继续，但相对于大规模的民用市场，其作用已相对有限。从1985年起，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贸易、反垄断和研发政策，打击日本并保护美国工业。
美国政府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主要方式是贸易制裁。1985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与多家美国企业分别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申诉，要求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展开301调查，指责日本限制市场进入以及对美倾销。美国商务部立即以关税威胁，迫使日本厂商缩减产量、提高价格。1986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最终就价格与产量控制等达成半导体贸易协定(STA)，日本通过允许美国设定芯片的价格下限来换取美国中止对日本厂商的司法行动。美国商务部针对每个日企设定外国市场价值(FMVs)，在保障美企高价格的同时，允许低成本的日企挤压高成本的日企。此外，协定还要求日本开放20%的国内市场份额。
此后，内存价格迅速回升。但协定也遭到了美国学界的广泛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高价格伤害了消费者福利，并担忧日企可以利用高利润进入其他半导体市场。然而，事后看来，美日半导体贸易协定恰恰给日本企业挖下一个巨大的陷阱。内存市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日企的注意力，但高价格也吸引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厂商。最终，三星等韩企在政府扶持下采取更激进的投资策略，加上美国提供的技术授权与人员流动，日本内存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走向衰退。
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让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国企业之间缺乏科研协作，因而美国政策回应的另一重点是通过反垄断与研发政策鼓励美国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一方面，国会在1984年通过《国家合作研究法案》，大大削弱了反垄断法在企业合资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里根政府的司法部乘机将国外竞争引入垄断地位的认定标准，大大提升了反垄断调查的门槛。另一方面，模仿日本的VLSI项目，在国防部的推动与资助下，14家企业于1987年底联合成立了合作研究的产业联盟——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这个联盟每年从企业和政府各获得1亿美元资助，用于改进美国半导体装备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间的纵向联系、协调与制定产业标准。SEMATECH对半导体装备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光刻机巨头荷兰ASML的部分核心技术即来源于此，因而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约束。
虽然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挑战在当时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引发了几乎歇斯底里的反日情绪，但从产业层面看，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优势实际上十分有限。在内存市场以外，日本在极其重要的逻辑芯片以及下游应用的计算机、通信产业上都并未能超过美国。随着美国扶持下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工业的崛起，以及东亚新兴经济体电子制造业对日企下游市场的蚕食，日本半导体工业逐步走向衰落，如今只能据守上游的部分装备和特种化学工业。但在美国方面，自80年代以来，不仅利用贸易制裁手段打击国际竞争对手成为常态，政府或企业主导的产业内与产业间协作也逐渐成为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式创新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复兴
90年代初，美国半导体工业迅速恢复，其原因除了政府及时干预外，也与产业自身的重大结构调整有关，主要体现为对开放式创新的拥抱。但这一调整带来的后果是复杂且深远的。
1981年，计算机巨头IBM在决定涉足个人电脑(PC)市场时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战略决定：抛弃以往封闭式的产品构架，在新设立的个人电脑产品线上推动开放式标准，推出了由两个外部供应商英特尔与微软提供核心部件的个人电脑( IBM PC)。IBM PC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随后搭载英特尔处理器与微软操作系统的低价兼容机大量涌现，最终带来个人电脑市场的爆发，英特尔与微软的 “Wintel” 联盟成为事实上的个人电脑市场标准制定者。90年代，个人电脑成为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在个人电脑处理器上的支配地位，再次成为世界半导体工业的领导者。
以个人电脑为代表的开放式创新体系的盛行对全球半导体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巩固与强化了硅谷流行的垂直分工的产业组织方式，并进一步塑造了全球产业链。80年代，随着电脑辅助设计工具的进步和制造技术的标准化，半导体工业的垂直分工走向极致：芯片设计与制造分离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产业——芯片设计与晶圆制造。芯片设计与制造的垂直分工是美国半导体工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但它也为半导体技术扩散至新兴经济体和半导体工业全球化创造了条件。
早在60年代，美国半导体公司已开始将半导体制造中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的封装测试工序外包到亚洲国家，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随着芯片设计与制造的分离，部分美国半导体企业开始放弃自营的晶圆厂，专注于更有竞争优势且利润更高的芯片设计业务。1987年台积电开创纯代工晶圆厂模式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强化。通过将芯片制造外包到亚洲的晶圆厂，美国半导体厂商可以迅速利用由当地政府补贴建成的先进生产线，节省大量资本支出;雇用了大量高效而廉价的当地工程师的亚洲晶圆厂，还可以保障优质的制造工艺，弥补了美国制造本身的不足。
开放式创新的一个意外后果是鼓励了初创企业与风险资本进入半导体产业，间接导致美国高科技产业走向金融化。8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半导体工业正处于低谷，但同时期半导体初创企业的数量却达到顶峰。这一轮创业高潮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电信行业的反垄断与新兴的个人电脑市场带来了大量创业机会;80年代对专利保护的增强为创办轻资产、重知识产权的初创公司提供了机遇。较之以往，硅谷80年代半导体创业潮与90年代互联网创业潮中诞生的初创企业，在组织与融资方式上都有重大的改变。组织方面，由于初创企业普遍资金匮乏，利用股票和股权激励的方式吸引技术与管理人员就成了主要选项。融资方面，芯片设计与互联网都是典型的高风险、轻资产行业，初创企业很难从传统银行部门融资，专业的风险资本就成了主要的融资渠道。然而，不管是派发给员工的股权激励，还是吸引到的股权投资，最终都需要初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并保持高股价才能兑现。这就把初创企业与金融市场深度绑定在一起，最终导致了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
在美国半导体工业复兴过程中，开放式创新及其塑造的产业形态发挥了巨大作用，直接催生了美国90年代末以来的新经济繁荣。在开放式标准下，零部件厂商只要保障兼容性就可以迅速创新迭代，垂直分工则进一步提高了效率。美国企业通过掌握标准，控制着最上游的芯片设计与最下游的品牌和软件生态，占据了“微笑曲线”的两端，拿走了整个行业的大部分利润。金融化也在初期降低了创业门槛，保障美国企业以先发优势占领新兴的芯片设计与互联网行业。
▍全球化与金融化中相对衰落的美国产业
进入21世纪，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浮现。一方面，美日竞争中暴露的问题在90 年代的结构调整中并未完全解决。美企所追求的全球化和轻资产化只是转移了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美国本土的实体制造业(包括芯片制造)仍在持续衰退。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的创业企业逐渐走出高增长期，高度金融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由于缺乏高增长支持股价，大量美国大公司开始通过回购股票、兼并乃至裁员来拉高股价，不但浪费了资源、减少了创新投入，还加剧了不平等。具体到半导体产业，美国企业的相对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变化，美国企业对自己创造的开放式全球创新体系的掌控力被削弱。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手机后，智能手机逐步超越个人电脑成为最重要的电子工业产品，同时也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与“Wintel”完全控制个人电脑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同，智能手机产业链高度碎片化，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以手机处理器为例，由于垂直分工的逻辑进一步强化，个人电脑上被英特尔完全掌控的核心处理器设计制造环节在智能手机产业链上被划分为架构设计、芯片设计、晶圆制造三个环节。经历了长期竞争后，这三个环节现在都进入了寡头或垄断阶段，但美国企业都不占绝对优势。在架构设计上，目前英国厂商ARM占据绝对优势，完全开源的RISC-V架构也在迅速发展，英特尔的x86架构则在移动端彻底失败。在芯片设计上，由于架构厂商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设计，降低了技术门槛，美国芯片厂商不但面临联发科、展讯、瑞芯微等亚洲芯片企业的竞争，苹果、华为、三星等主要的系统厂商也都在自研芯片，竞争格外激烈。在晶圆制造上，最先进的产能集中在台积电与三星两个亚洲企业手上。美国用来击垮日本电子工业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在进一步碎片化的过程中，创新的中心节点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美国以外的企业手中，“Wintel”联盟式的垄断不复存在。
二是全球化加剧了美国芯片制造业的空心化。随着晶圆代工模式的兴起，已有的美国半导体企业逐步放弃自营的晶圆厂(如AMD)，更多初创企业直接不再考虑投资工厂。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尽管芯片设计巨头仍多是美国公司(如苹果、高通、英伟达)，但它们都将芯片代工业务交给亚洲的台积电与三星，造成了全球芯片制造业重心的东移。在产能大幅减少的同时，美国芯片制造产业的技术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在美国本土芯片制造企业中，只有英特尔还在对先进制程投入研发。但芯片制造研发有极强的规模经济属性，拥有苹果、高通、华为订单的台积电在2020年已量产5纳米芯片，而英特尔的7纳米芯片至今尚未投入大规模量产。
三是金融化造成美国企业对创新投资的下滑。自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治理的主流理念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以股价来衡量职业经理人的业绩，职业经理人自身的利益也由股权激励等手段与股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机制设计的初衷是金融学家认为股东代表企业最根本的所有者利益。但现实中股东是流动的，经理人也有任期，股东价值论往往沦为部分人从企业攫取价值的短期行为的借口。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美国高科技企业常常以牺牲对创新的投资为代价来回购股票，以支撑高股价，维持经理人与股东的高收入。以IBM为例，2004年IBM以业务亏损为由出售了个人电脑与芯片制造业务，但它真的缺乏现金吗?实际上，IBM在2003~2012年的总利润高达1170亿美元，同期它花费了1070亿美元回购股票、230亿美元发放红利，超过111%的利润被用于“回馈股东”。当前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上的困难与其资本支出不足也有很大关系，2020、2021年其资本支出分别为142亿与200亿(预计)美元，均少于台积电在同期支出的172亿与280亿(预计)美元。然而，2020年英特尔的营收高达779亿美元，远高于台积电同期的460亿美元。显然，英特尔的问题是未把先进制程投资当作经营的重点：在过去五年中，英特尔为股东贡献了714亿美元现金，这些资金完全足够英特尔维持更高的资本支出水平。正如拉佐尼克所批判的，这种以牺牲对产业、工人、创新的投资为代价的股票回购，最终只能带来“没有繁荣的利润”。
▍如何认识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回归?
上述现状是促成拜登政府出台新产业政策的产业背景;由疫情与美国政府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引发的产业链扰动共同造成的全球“缺芯”，也增加了政策的紧迫性。尽管如此，无论在产业界的游说还是在拜登的发言中，“中国威胁论”仍然被列为政策出台的主要借口。但不管美国政府的说辞如何，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远远不足以挑战美国，美国产业的现状也要远远好于80年代的危机时刻。
首先，美国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力依然强大，除了在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等下游环节份额较低外，美国在核心知识产权、半导体设备等上游环节的市场份额仍超过一半，在芯片设计软件工具上的份额高达85%，这让美国可以采取“卡脖子”策略打击任何外国企业。其次，相比曾经在内存市场上的彻底崩溃，只要其管理层决心将可支配的庞大资源转移到对创新与生产的投资上，现在的英特尔仍然可能重返技术创新领导者的位置。最后，与日企曾经谋求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相比，当前技术领先的台积电、三星等与美国半导体产业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对美国的产业链和市场都有非常深的依赖，不足以真正挑战美国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以外国竞争为借口出台产业政策是美国政府的常态，这导致美国产业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上具有应激性。例如，在美苏争霸中，美军为了保持对苏联的优势，对先进半导体的采购几乎不计成本。在日美竞争中，美国则模仿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在本轮产业政策的回归中，针对产业界自我诊断的所谓国外补贴问题，美国政府的反应也集中于国内补贴：一方面通过政府补贴弥补美国建厂的成本劣势，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投资，促进包括半导体技术研发在内的应用研究。此外，美国政府还威逼利诱台积电和三星到美国本土新建先进工厂。
但这些举措并未触及美国制造业的核心问题，即美国芯片制造的衰退主要是由内因造成的长期问题。这些内因包括美国政府与企业对实体制造、基础设施、工人技能投资的忽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来源于金融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对利润的过度追求造成对人力和创新投资的挤压。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在90年代以来的复苏与新经济繁荣中并未得到正面解决，而是通过产业转移、全球化等方式放弃美国缺乏优势的制造业部分来维持企业的高利润，但这样做的代价是美国本土制造的基础设施、劳工技能及制造基地的持续衰退。直到今天，坐拥千亿现金的苹果、英特尔、高通等产业巨头仍然要依赖政府补贴才愿意投资，可见当前产业界仍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制造业衰退问题的意愿。此外，通过政治施压乃至关税保护强迫外国厂商来美国投资设厂，能否真正复兴美国制造业，也令人存疑。汽车制造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美国通过迫使日韩汽车厂商在美设厂，虽然维持了本土的生产能力，但对本国企业竞争与创新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
但历史经验表明，单从政策的具体形式判断美国的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乃至过早判断美国产业的绝对衰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首先，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几乎无限的财力、人力与科技实力，为了达成政策目标，它可以付出一般国家难以忍受的代价，包括极大的浪费。其次，美国去中心化的产业结构鼓励创业和试错，一旦个别企业家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几乎无限的政府和产业资本的支持。最后，不管具体政策是否合理，美国产业政策制定者每次都向企业释放了清晰的信号——美国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本国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并支持任何美国企业为达到此目标所做的战略决策。
这些特点恰恰是需要我们警醒和借鉴的。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数次产业危机时刻的积极干预表明，政府在产业创新与竞争中的作用是永久性的，并不存在产业一旦追赶成功政府就应退出的“规律”。国际技术与产业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下的创新领导者在未来某个节点总会落后成为追随者。一个国家要保持创新优势和产业竞争力，不但需要企业层面的动态能力，更需要政策层面的不断调整与改革，以支持企业能随时重回领先地位。如果创新与产业政策不能随着技术、需求与国际竞争的变化共同演进，一国的技术创新优势终将难以维持，这正是过去美国产业的诸多挑战者失败的教训。
另一方面，不同于许多国家以维持既得利益为主的保护性产业政策，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有很强的进取性，往往通过在新技术领域与新产业部门的突破来创造新的增长机会，避免了政策被落后企业绑架。因此，在美国本轮产业政策中，对新兴技术的补贴可能比对建厂的补贴更值得我们关注。事实上，半导体产业史表明，美国最成功的产业政策经验是国家对尖端技术研发释放明确承诺与清晰信号，充分动员庞大的产业与科学基础，通过创造新产业部门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来维持霸主地位。中国近年来在技术上的进步之所以让美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格外紧张，恰恰是因为中国凭借自身巨大的产业与科学体量成为几十年来唯一有希望复制这套经验的国家。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5991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陷入困境
作者：崔立如 来源：太和智库
拜登政府上台七个月有余，其对对华政策的全面评估迟迟不见出台，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出现当初人们期望的积极转变，高层战略对话更是几乎陷入僵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美国内政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针与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是相违背的。
作为主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从来都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美国霸权则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发展了相互依存的经贸和金融关系，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关系逐步呈现结构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作为新时期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把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由此将美中关系变成战略竞争关系。其逻辑出发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最大挑战。显而易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这是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共同逻辑框架。华盛顿的决策者无视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现实，坚持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外交战略，其逻辑设定和目标选择从根本上就进入了误区。
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力图表明其总体外交政策更有章法，所以他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同时强调美国回归多边主义。具体到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则突出“用实力说话”和“区别性施策”，即一方面要示强，另一方面力图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
他把战略竞争主导下的对华关系大体分为三种情况，也就是所谓的“布林肯三分法”：一是竞争性的关系，“该竞争时竞争”;二是合作性的关系，“可以合作时合作”;三是对抗性的关系，“必须对抗时对抗”。
对应“布林肯三分法”，我简略梳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的政策运作，归纳出五类政策目标：
A目标，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力量优势。这就是要力图削弱和迟滞中国战略竞争力的发展，明确的政策选择是选择性脱钩——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切断中美之间的交往，同时动员和施压盟国采取联合行动。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是对抗性竞争，是零和游戏。
B类目标，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即组织所谓“民主同盟”，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名，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的国家事务和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攻击、阻挠和制约，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或是对抗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
C类目标，维系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在此范围内，中美关系既有竞争性的，也有合作性的。
D类目标，在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方面，视情况与中国进行必要的合作，如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核不扩散、战略稳定等问题。
E类目标，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管理，避免因误判或意外事件而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对抗。
从形式上看，拜登政府是要实行所谓“有区别”、“有管控”的战略竞争。然而七个多月来的实际情况是，“布林肯三分法”在五类政策目标上的运用，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界限可循。在遏制中国竞争力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的辐射下，其政策倾向的突出表现是对抗性竞争，本应积极推进合作的领域和议题基本上都被竞争战略的阴影笼罩，或步履艰难，或者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鉴于以上分析，只要华盛顿决策圈对国际关系演变和中国和平崛起的主流观点不发生转变，而拜登政府因民主党在国会的脆弱地位又始终受制于来自共和党和明年及2024年两场选举的巨大压力，其对华政策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由此也可以认为，当下中美关系的状况将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困局》，此文为作者在太和文明论坛上的讲话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90
美国的“南海新政”会如愿以偿吗？
作者：陈相秒 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
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已发表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
当地时间8月22日上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专机降落在新加坡巴耶利峇机场，拉开她首次东南亚之行的序幕。据白宫此前向媒体透露，哈里斯将先后到访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的重点将是捍卫南海的国际规则，加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和扩大安全合作。
哈里斯的东南亚行是拜登政府最近一个月来就南海问题的第三波外交攻势。7月26-30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先后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期间，他指称中国在南海的绝大多数主张缺乏国际法基础，并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在南海的条约义务，南海有关争端必须通过国际法途径来解决。同时，奥斯汀还促成了事关美国在南海地区前沿军事部署的《部队访问协议》。8月4日，国务卿布林肯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继续以航行自由的名义炒作南海问题。
拜登政府究竟玩的什么把戏?
种种行为都预示着，拜登政府正在推行新的南海政策，试图拉上英国、德国及日本、澳大利亚，借助南海区域内一些国家的策应，构建起一个以遏制中国为共同目标的“小集团”。具体来讲，美国这一新的南海政策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奉行“楔子战略”，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激化中国与其他争端国间的矛盾。面对中国与有关争端国、东盟国家致力于构建以规则为基础、合作为核心的南海新秩序，担心地区秩序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的美国通过鼓励、诱惑、胁迫，直接或间接地激化中国与争端国间的分歧。美国再次炒作南海仲裁裁决的用意，就是鼓励争端国以裁决作为与中国磋商的基础，而海警船及其他武器装备供应则就是以利益诱惑争端国配合美国南海政策举措。此外，美国还透过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和反对派势力“胁迫”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
第二，采取“远水解近渴”的逆向思维，鼓励域外盟友和伙伴国采取共同措施。奥斯汀在新加坡的演讲明确表示，盟友是美国力量和安全的来源，这与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心思想一脉相承。英国、法国、德国等北约国家距离南海虽远，但却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美国全球实力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拜登政府除了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向南海延伸，还将目光投向了欧洲，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张以南海问题为核心、针对中国的大网。譬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7月底进入南海，以及德国宣布即将派遣舰队来到南海活动，背后就有美国的强大影子。
第三，实施所谓“综合威慑”。根据奥斯汀在新加坡演讲中的解释，所谓“综合威慑”是一个全新的战略概念，其核心就是与盟友伙伴利用军事和非军事工具，以新的作战方式，构建一个区域性的安全格局。从在南海常态化部署航母打击群和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及周边部署战略性力量到振兴美菲军事同盟、巩固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提升美印尼战略协作，以及游说更多域外国家以更强硬和实际的方式扩大在南海军事存在，美国已经启动了南海“综合威慑”战略的部署。
归根结底，拜登政府新的南海政策就是一个核心思想，即奉行“小多边主义”理念。事实上，美国的这种“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做法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酝酿，其目的就是联合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牢牢地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并在南海等第一岛链内保持压倒性力量优势。
美国的如意算盘能成功吗?
那么，美国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区域内外盟友和伙伴国是美国“南海新政”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恰恰也是美国的软肋所在。
首先，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竞争几乎是所有东盟国家的共同愿望。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早已代表东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一坚定不移的立场。美国声称不是要东南亚国家选边站，但其显然是“口是心非”。美国“南海新政”的核心就是希望东盟国家能联手遏制中国在南海扩大的影响力。但中国与东盟之间早有共识，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部，东盟绝大多数成员国也不愿因为南海问题而卷入大国竞争，影响与中国之间经贸合作关系。
其次，菲律宾是美国在南海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并不愿意成为美国“南海新政”的“马前卒”而开罪中国。杜特尔特今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也再次明确表示，将通过外交而不是地缘政治竞争来处理中菲南海争端。
最后，美国试图利用海上争端挑拨中越关系，但中越对于避免南海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早有共识。今年4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明确向中方表示，越南将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越中关系的图谋，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美国可以通过武器供应、疫苗援助、经济合作拉拢越南，但显然无法挑动久经考验的中越关系。
事实上，即使是美国最为坚定的盟友北约及其他国家，也不想因为南海问题而与中国交恶。
当前，南海形势发展已经进入以规则谋和平、以规则立秩序的新阶段。今年以来，暂停了一年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得以恢复;中国和东盟国家已就“南海行为准则”的“前言”部分达成初步一致，“准则”二读正积极以线上方式推进。美国“武力至上”“权谋至上”的政策与举动令中美之间的战术对抗和战略较量升温，将使得个别争端国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海上单边油气资源开发计划，但无法改变南海地缘政治格局从“无序”向“有序”演变的客观历史规律。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9
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三）
作者：榮劍 来源：中美印象
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三）
二、革命是世紀的創造還是毀滅？
把20世紀界定為革命世紀，這在中西史學界應該沒有多大爭議。霍布斯鮑姆曾經描述過，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歐洲社會主義黨派依靠他們國家正在壯大的無產階級的支持以及受到他們最終勝利的歷史必然性信念的鼓舞，似乎都在等待戰爭的爆發，從而將世界戰爭毫無意義的苦難轉化為更加積極的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下誕生的，
十月革命在現代歷史上創造了迄今為止最令人驚歎的組織化的革命運動。自從伊斯蘭教在其創教時期的征服以來，十月革命的影響在全球的蔓延無與倫比。在列寧到達彼得格勒芬蘭車站後僅僅三四十年，三分之一的人類就發現自己生活在某種政權制度中，這種政權制度直接源於「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列寧的組織模式和共產黨。[1]
汪暉當然同意20世紀是革命世紀這個判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在20世紀與19世紀劃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內外條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內容、革命的主體、革命的目標、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發生並持久化的區域、革命對世界格局的改變。」[2]但汪暉不滿意霍布斯鮑姆沒有將中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並列為決定20世紀歷史走向的兩個核心事件，也就是沒有把中國革命置於20世紀的中心位置來思考。在他看來，「20世紀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即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也可以理解為對抗海洋資本主義的陸地革命，這兩場陸地革命由充分汲取了海洋能量的新勢力所推動，不僅抵抗外來侵略或殖民統治，而且也改變內陸秩序的革命。」
這一時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成果便是中國作為現代政治主體的誕生，從而現代中國的主權和內外關係不能一般地從連續性的角度加以論述，而必須將這一「連續性」置於抵抗帝國主義入侵與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加以探索。[3]
按照這個說法，霍布斯鮑姆顯然犯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他只是把中國革命視為繼承十月革命的一個特殊形態並長期受制於列寧主義邏輯，而且，和他犯下同樣錯誤的肯定可以在西方史學界列出一長串的名單，包括被汪暉經常引述的巴迪歐，因為他們都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及其對20世紀的支配性作用，「沒有考慮全球權力中心的移動對於全球及其不同地區的巨大影響。」[4]
從中國革命的世界歷史性質出發，汪暉不僅是要為中國革命爭取到一個在20世紀中的中心位置，而且還要為中國革命塑造出其普遍性的形式，即中國革命所開創出來的「獨特時勢」對其他國家的示範意義，尤其是在蘇東體制崩潰之後，中國革命在他的心目中足以取代已經壽終正寢的十月革命而成為新的世界革命的楷模。但是，汪暉在確立這樣的理論自信時，他也不得不面對20世紀由十月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失敗的歷史」，以及由俄國和西方知識界所共同開展的關於十月革命的「原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什麼失敗的討論。面對這樣的現實，汪暉有他自己的辯護策略；他絕不認可「當代左翼」以「失敗」為起點來重申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及其原則。「失敗」既不是一種戰略性退卻，也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挫敗。「失敗」的表面形態是作為革命成果的20世紀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不復存在，但中國、越南和其他仍然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正在捲入全球資本主義進程，這些歷史性變化在汪暉看來，並不代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他寫道：
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麼，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5]
這段話看起來就像是汪暉的一個悲情告白，他是要在革命已經蛻變為「幽靈」的時候重新為革命招魂。
就像汪暉說「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也沒有人否定十月革命對20世紀歷史的重大影響。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無法忽視十月革命給20世紀的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創造與毀滅、進步與破壞、肯定與否定的歷史作用，包括汪暉為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所提供的辯護──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擴展了沙俄帝國的領土、人口和權力，完成了工業化，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都可以為不同立場的歷史研究者所接受。誠如美國自由主義憲法學家布魯斯．阿克曼所說：「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關鍵問題上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程度取決於作為特定革命之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版本）。但是，分歧不應當遮蔽住他們共同的啟蒙理想──普羅大眾經由動員起來的理性行動，即可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6]20世紀的革命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的不同地帶形成持續的廣泛的影響，並深刻地改變著特定的地緣政治關係乃至整個世界格局，就是因為20世紀的革命一直延續著法國大革命所賦予的革命正當性和道德性。
馬克思所強調的「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不僅僅是對19世紀以來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動員，也是對20世紀以來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運動的思想啟蒙。作為共同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革命譜系的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肯定是屬於20世紀革命史上兩個影響最大的革命，汪暉把它們稱之為「漫長的革命」並拒絕承認1991年是其失敗的標誌，可以視為是一種堅定的革命信仰。他就是依據這種革命信仰批評巴迪歐僅僅只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個假設，而且「共產主義假設」是以對失敗的確認為前提的，承認了「第二個革命序列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7]對於巴迪歐的這種「失敗主義」主張，汪暉是絕不會苟同的，他拒絕承認革命的失敗，也拒絕對革命進程中持續存在並最終導致了革命失敗的那些「失誤、挫折和悲劇」進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他始終堅信：「中國革命發展了對於失敗與勝利的豐富思考，這些思考也從革命進程內部重新界定了革命本身。因此，離開中國革命的內在視野也就難以把握失敗與勝利的辯證關係。」[8]按照汪暉這個「勝利的哲學」的邏輯，蘇東體制的崩潰未必就是十月革命的失敗，而十月革命的「失敗」未必就是中國革命的終結，中國將繼續進行「漫長的革命」。
如何認識革命在一個特定世紀中的位置和影響並評價其得失？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是繼續賦予革命作為社會變革和發展的主要方式？還是對歷史上的革命及其後果做實事求是的研究與批判性的反思？這是兩種價值取向完全不同的歷史觀。為此，可以從大革命的發源地——法國開始思考。法國不僅創造了大革命的歷史，也創造了一個持續幾代人以革命為使命的左翼陣營。從薩特那一代左翼知識人開始，他們宣揚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對法國的哲學、文學、歷史學和其他學科形成了空前的優勢，正如雷蒙．阿隆所看到的那樣：「法國被認為是左右對立的故鄉。當『左派』、『右派』之類的術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仍很少出現在英國的政治語言中時，它們在法國早已取得了合法身分。在法國，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溫和的或保守的黨派也絞盡腦汁從對手的詞彙中借取某些修飾語。人們比試著誰最有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9]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法國左翼知識人在戰後幾十年裡始終保持著對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學術和情感支持，在蘇聯體制徹底暴露出極權主義的本性之後，他們又把支持的熱情轉向中國，在1968年「五月風暴」中達到了高潮。美國學者理查．沃林觀察到：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迷戀中國文化大革命，迷戀毛澤東思想，「毛主義的魅力最初只是一種邊緣現象，然而，這種魅力很快就以參與者自己都無法預料的方式轉換為一種普遍的文化政治陶醉。在某種意義上講，好像整個巴黎都被蔓延的毛主義所控制。」[10]如果汪暉的著作能在這個時候進入法國，我相信會贏得大多數法國青年的喝彩，因為那時在法國流行的關於中國的各種故事都是想像的產物，它們遠遠達不到汪暉精心構造出來的理論敘事水準。
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是中國革命和毛主義在西方世界引發的唯一一次具有國際影響的事件，它培養了諸如巴迪歐、福柯這樣激進的毛主義者。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也就是在1991年之前，法國左翼就開始了對紅色革命及其政治成果的反省與批判。法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這本重要著作中指出了法國思想界的重大轉變：「這個時候，批評蘇聯極權主義，或者更寬泛地說，批評一切自稱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已經不再是右翼思想界的專利（或準專利），它也成為左派思考的主題了。」「重要的是，左翼文化一旦接受思考事實，也就是說從它自身價值方面去思考20世紀共產主義經驗構成的災難，就不得不批判它自身的意識形態，批判它的闡釋，批判它的希望和它的那些所謂合理化的建議。」[11]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轉變，就不難理解從薩特一輩的左翼知識分子到「五月風暴」時期成長起來的毛主義者，為何會先後不約而同地開始從共產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來了。阿隆顯然代表著這個時期最具前瞻性的思考，他認為：
右派與左派，或者說法西斯偽右派和蘇聯偽左派難道沒有在極權主義中相匯合嗎？人們對此可以說，前者的思想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義，而後者的思想則源自革命的理想主義。而且，前者從根本上說強調特殊性，強調民族或種族的因素，而後者以一個歷史選定的階級為出發點來強調普遍性。但是，號稱是左翼的極權主義在革命發生三十五年之後，……繼續否認各種自由的和個人的價值觀念，而這些價值觀念是啟蒙運動在反對權力的專斷和教會蒙昧主義的過程中力圖宣導的。[12]
汪暉對於來自於傅勒或阿隆的批評可能會不以為然，他們畢竟是在站在自由主義的右翼的立場，以「修正史學」的觀念來挑戰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左翼話語體系，但法國左翼從1980年代開始的對法國大革命「神話」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會不會給予汪暉以思考和警醒呢？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這個舉世矚目的慶典未公開宣布的主題是：「大革命結束了。」[13]這個主題讓人馬上回想起拿破崙於1799年12月15日當選法國首席執政官後所作出的承諾：「革命結束了。」[14]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阿爾貝．索布爾在他的著作《法國大革命史》中認為，所謂「革命結束了」，是波拿巴保證既不復辟王政，也不恢復共和二年的民主制度，「他使貴族與資產階級秩序，教會與新國家重歸於好，實踐了1789年的諾言。」[15]但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年之際，「大革命結束了」的含義早已超越了貴族和資產階級妥協的層面，而是回到了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最核心的價值：《人權宣言》中所宣揚的理想。兩位法國編輯在1989年為年鑒學派第四代人物羅傑．夏蒂埃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所寫的導言中指出：
它向這個國家──乃至向世界，呈現了法國最終與自己達成和解的圖景：一個安享人權（它們構成了法國真正的革命性遺產）的民族，一個篤信法國制度的成熟，並準備迎接新歐洲秩序的挑戰和機遇的民族，一個堅定地讓整個國家為民主信條獲得普遍尊重而獻身的民族。它宣稱民主信條是自己對世界各個民族最根本的貢獻。[16]
從「大革命結束」的主題出發，必然意味著對法國大革命的根本性反思，以及對法國傳統的革命史研究的學術霸權結構──以勒費弗爾和索布爾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觀的某種修正或挑戰。革命史觀對革命的暴力性質和恐怖主義一直抱有寬容態度。比如索布爾就認為：「暴力的必然性；暴力與革命是不可分開的，同社會階級的衝突也是緊密相連的；分析暴力的發生，就是解釋『革命的進程』。找出暴力的倫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17]所以說，法國革命史學和它的研究對象一樣，長期處在一種激進狀態，法國大革命最血腥的一面也始終沒有在史學領域得到根本清算。由此導致的後果是，不僅法國的社會演化進程為激進主義所主導，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革命的暴力路徑及其和戰爭的內在關係。傅勒指出：「俄國畢竟是從法國和19世紀的思想那裡繼承了革命選擇——歷史學的不同話語卻在這兩種革命之上走到一起了，互相感染了。布爾什維克的前輩是雅各賓黨人，而雅各賓黨人扮演了共產黨人的前身。」[18]美國學者托尼．朱特在評述法國革命史觀何以能長期主導20世紀法國思想走向時也精闢地指出：「誰能『控制』法國大革命的闡釋權，誰就能控制法國，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搶占有利位置，主導關於政治合法性的論爭。」[19]由此可見，對於自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以來十年的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和政治理論與實踐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此後的兩個世紀裡，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和左翼陣營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權威解讀」，為世界各地的激進主義主張制定了意識形態綱領。
198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了，儘管法國還存在著「對誰結束了」和「結束了什麼」的問題，但正如夏蒂埃在《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法國大革命無論如何不能被貶損為它所使用的或授權的暴力，但必須深刻反思大革命暴力的自發形式，以及國家壟斷合法地使用暴力的發展趨勢，對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所造成的巨大破壞。[20]法國大革命應該結束的就是革命的神話，結束以革命來形塑20世紀的暴力形式，以及結束賦予羅伯斯庇爾主義以革命信仰的崇高地位，讓大革命的受害者來取代羅伯斯庇爾、丹東、聖茹斯特這些革命英雄而成為革命反思的主角。這個時候，顯然需要重溫艾德蒙．柏克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時所發出的警示：「使光榮革命成為安定之母，而非孕育下一次革命的溫床。」[21]
對法國大革命持續兩個世紀的反思，是否能為反思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提供重要啟示？在198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之後，1991年是否意味著「十月革命結束了」？汪暉在他的著作中對此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回答：「20世紀則是由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所界定的。這兩場革命不僅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且也將各自的革命道理理解為全世界探索未來的偉大嘗試，從而激發起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俄國與中國的讚揚與詛咒、支援與遏制、熱愛與敵視。」[22]因此，在汪暉看來，所有關於十月革命結束、終結、失敗的觀點，都不過是對於革命的反動大潮中所掀起的幾朵浪花，包括「告別革命」的口號，也不過是「美國版的『歷史終結』命題的亞洲版表述」。汪暉為十月革命所提供的辯護以及他對中國革命為什麼能夠成功的確證，存在著傅勒所指出的那個意識形態頑疾：「還是一種關於起源的敘事，還是一種身分話語」[23]，也就是特別強調十月革命區別於歷史上所有革命的不凡身世，用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身分定位塑造其比「資產階級革命」更為優越的道義性和正當性。他對中國革命基於「獨特時勢」以及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兩個薄弱環節中脫穎而出的系統描述，是旨在建構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種新的身分話語：「中國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創新堪稱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之一。」[24]基於這樣的判斷，十月革命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國家版本，在它們各自進程中所製造的遠比法國大革命更為殘酷和血腥的歷史，都被汪暉忽略不計了。革命史觀在汪暉新的理論包裝下，依舊閃爍著那令人崇高又令人生畏的光環。
革命是世紀的創造還是毀滅？基於不同的歷史觀和歷史價值觀肯定會有不同的結論。「革命結束了」針對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革命從正面推動社會和時代進步的同時也製造了國家和社會的災難性後果，更重要的是，革命並未一勞永逸地解決專制政權束縛和扼殺人性的問題，革命在打碎舊世界之後並未普遍建立起一個新世界。就像阿倫特的描述：「十月革命對於本世紀的深刻意義，與法國大革命對於其同時代人的意義一樣，先是使人類最美好的希望轉化為現實，然後又讓他們徹底絕望。」[25]這就是革命的悖論，革命在創造的同時也是在毀滅，在粉碎舊的國家專制機器的廢墟上又建立起一個新的更強大的國家專制機器。
[1]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頁42。
[2]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0。
[3] 同上書，頁60。
[4] 同上書，頁18。
[5] 同上書，頁373。
[6] [美]布魯斯．阿克曼，《自由革命的未來》，黃陀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序言〉，頁XVII。
[7] 參見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72。
[8] 同上書，頁75。
[9]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頁4。
[10] [美]理查．沃林，《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中國編譯出版社，2017），〈序言〉，頁5。
[11]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61。
[12] [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頁13。
[13] [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慶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頁4。
[14] [法]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馬勝利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432。
[15] 同上書，頁433。
[16] [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頁4。
[17] [法]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頁463。
[18]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頁53。
[19] [美]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20世紀》，章樂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6。
[20] 參見[法]羅傑．夏蒂埃，《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頁180。
[21] [英]艾德蒙．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馮麗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頁53。
[22]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363。
[23]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頁53。
[24] 汪暉，《世紀的誕生》，頁410。
[25] [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頁49。
来源时间：2021/9/16 发布时间：2021/9/16
旧文章ID：25979
两强领导人通话：理性沟通远比隔空叫阵好
作者：张竞 来源：三策智库
自拜登政府就职以来，北京与华盛顿经过了双方在阿拉斯加与天津的对话，气候特使克里出访中国大陆等数度高层磋商，透过媒体报导可知，关係仍然紧张。但双方领导人明显都希望管控此等态势，不希望失控发生冲突，因此在9月9日进行电话通联。这究竟会产生何等影响?政治观察家与国安专业人士都从媒体新闻稿字里行间研判状况，但本文将从程序细节切入，从另个视角来解读其中玄机。
首先就通话时间来说，华盛顿是选在非办公时间(下班后)，相对上北京正处于最为方便的上班时间;尽管处理国家政务本来就不会拘泥于正常朝九晚五上下班时段，但若考量双方领导人年龄因素与作息状况，再加上北京新华社就高层通话此事报导时，强调北京是“应约”通话，表面上看起来可理解是谁在迁就对方，谁必须考虑到对方需要在比较方便的时段内通话，这样看似乎是北京占到上风。
再加上官方发布新闻稿，媒体配合作业之时段需求，当白宫在网站公布新闻稿时，华盛顿已经是晚间10点，电子媒体方面，此时已经过了新闻报导的黄金时段，平面纸媒亦无法赶得及次日刊登。在信息社会中，目前透过网络发布新闻早就成为最主流媒体报导管道，阅读率更是信息传播最重要指标，因此信息网络成为媒体报导的最主要“战场”，不过华盛顿发布新闻时段虽对传统媒体作业相当不利，但却无碍网络媒体迅速刊登报导，只是当晚去找专家学者加以评论，不好获得即时效应。
反观北京，早上新华社发布报导后，后续学者专家跟进评论，就正常上班时段来说，确实是相对有利。华盛顿会同意在此种时间节点上与北京进行高峰对话，难道是幕僚不理解媒体作业时段?还是另有难言之隐?其实若不深入理解美国政治文化与媒体操作方式，就会低估白宫幕僚团队刻意挑选此各时段的心机：绝对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会让中南海高层与北京外交谋士智囊轻易地占到便宜。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个非常特殊用词，称为“周五晚间新闻清仓” (Friday Night News Dump) ，有些时候这个政治术语会将“晚间” (Night) 拿掉，简化成“周五新闻清仓” (Friday News Dump) ，但并不会改变其真实意义。所谓“周五晚间新闻清仓”就是指美国白宫、国务院或是国防部多年来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若是遇到不希望受到民众关注，但却又不得不面对与发布之讯息时，就刻意拖到周五晚间，在下班前突然一股脑地将这些令人不快讯息猛然释出，让媒体措手不及，无法适当招架与处理，因此才有这个从华盛顿政治圈内人士中，所刻意创造出来的媒体操弄专用术语。
结果，这种媒体操作模式很快地就被美国联邦政府其他部会学起来，许多让民众感到不快之政府政策，通常都会选择在此种时机点宣布，社会生产力中坚人士与对政治最具有评议能力的民众与上班族，经过一周工作日的辛勤工作，周五晚上都在找寻休闲机会纾解身心压力，根本就没心情去审视严肃政治与社会话题。同样，对于平面纸本媒体来说，星期六出刊版面安排，其实亦是配合民众作息脉动，不会像周日版那样全力主打政治议题与社会评论，因此就可以先初步化解新闻发布后的震荡与反弹，等到周日与周一事过境迁，政府官员就可从容应对社会压力。
在此更要提醒，电子媒体播报时段与平面纸本媒体报导版面都有限，重大新闻仅有少数一两项，自然就可以密集深入报导，假若突然爆出多项重要消息，不论媒体工作人员的报导作业另受到的限制，就连媒体想要播报或是刊载，都塞不进特定黄金时段与重要版面;这也是为何华盛顿政治圈内人士刻意运用“周五晚间新闻清仓”的媒体操作策略，并乐此不疲藉此控制媒体效应。
读者必然会问，华盛顿与北京领导人通话在华盛顿时间是在周四晚间，为何还会符合前述“周五晚间新闻清仓”之操作模式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就是要检视在这项新闻稿发布前后，涉及拜登总统本身的新闻议题运作状况，才能够获得真正完整周延图像。
只要注意到在此之前，拜登所宣布有关疫苗注射政策对于美国社会所产生冲击，让美国民众所产生的关注程度，再加上两天之后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美国媒体早就预留报导空间，各项回顾历史以及评论检讨稿件都等着刊载，预录影带亦已安排时段播出，所以此时白宫发布两强领导人通话新闻稿，又刻意简短低调，对照前述介绍媒体操作模式，就可以理解白宫幕僚团队真正算计与思维。
假若再提醒读者，双方在发布新闻时都未曾附上通话照片，若是对照其他各国高层通话，在新闻发布时必定会附上双方展现亲善形象之正面照片;然后再思考通话时间历时90分鐘，就知道北京与华盛顿双方要能够找到妥协空间与合作共通点，其实还要继续努力。
大国政治本来就不是要讲究浪漫情怀，北京与华盛顿互动关系确实存在矛盾，但却又必须理性对待不能让往来过招被搞到失控状态，其实就旁观者来说，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历史错误永远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与错估情势所造成的悲剧，强权领导人能够沟通对话，就会远比隔空叫阵互相谩骂来得好。
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自说自话欺骗自己的本事，但不论是否心甘情愿，能够与立场有所歧异之对手沟通对话，才能够获得历史定位与政治进展;相对上操作媒体，让议题回避社会关注，其实都是细节问题。但是这个政治上最简单的道理与道德，却是台北政坛靠着操作媒体来吞服“政治摇头丸”过日子，那些将政治当宗教信仰人士，所永远无法理解之ABC!
(作者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三策智库特约政治评论作家)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3
旧文章ID：25988
董云裳称美中对话缓慢重建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表示，美中双方已恢复经常性沟通渠道，两国正在缓慢重建对话机制，但鉴于美中关系恶化，政治形势改变，重建对话将是困难的过程。
美国全国外交政策委员会(NCAFP)与美国公谊服务会等6个机构最近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美国从与中国的官方对话机制中获益良多。研究人员对奥巴马政府时代与建立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的有效性进行调查，对两国在2010年至2016年之间相互作出的近1千项承诺的调查发现，官方对话进程为美国和全球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助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稳定全球经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改善公共卫生和应对大流行病，在执法和加强核废料处理等问题上加强安全合作。
这个报告发表之际，中美元首刚进行了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两国高层近期的接触与对话有所增加。《金融时报》14日报道称，在最近的90分钟通话中，中方拒绝了拜登提出的进行元首面对面峰会的建议，要求美方对华不要那么尖锐。拜登当天否认了这种说法，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也指这个报道不准确，但熟悉此次通话的消息源称，中方确实是要求两国关系的基调和氛围要先改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回应拜登提议进行元首峰会时表示，9月10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NCAFP亚太安全论坛项目(FAPS)主任董云裳13日在S&ED调查报告线上发布会上表示，美中双方已恢复经常性的沟通渠道，她假设到11月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之前，双方会继续沟通。与此同时，人们将看到其它问题的常规渠道重新建立，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在两国元首通话中，拜登表明要设立“护栏”，不使两国严厉的竞争失控。
董云裳指出，美中两军之间需要更频繁的互动，要讨论军控，限制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危险等，希望有些沟通正在进行中。在其它领域也要有对话，比如领事问题，疫情中的旅行和交往问题。这些对话必须进行，基于两国共同利益来重建。很难想像，没有对话，任何国家可以独自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将看到某种对话的重建，这个过程将是缓慢的、有组织的，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美中关系的政治形势绝对已经发生改变，两国关系的总体恶化将使重建对话变得困难。”董云裳说道，“美国几乎所有与中国的交往现在都逾期没有开展，或者没有理由地遭到审查，但对话无疑是必要的，他们不得不开始进行。”
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亲身参与S&ED的董云裳说：“在查阅了数千份文件并进行了数十次访谈后，这次对美中外交的审计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谈判取得进展，中国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与中国接触对美国没有好处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这项调查研究进行的时候，正值美中关系处于低点、仅有少数官方沟通渠道保持开放的关键时刻。调查报告称，以往官方对话进程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人们通常认为的，并为和平推进美国利益提供了低成本的方式。
参与此次调研的NCAFP亚太安全论坛项目副主任但若云(Rorry Daniels)表示：“保持持续的过程是美中两国同时进行合作和竞争的最佳方式。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在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应该通过直接对话来表达这些关切，减少阻碍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治疗与康复合作的误会和误解。”
美国公谊服务会亚洲倡议协调员贾斯珀(Daniel Jasper)说：“由于缺乏这些外交工具，美国和中国已经从对话时代转向了独白时代。我们发现，中国在对话过程中履行了绝大多数承诺，在对话中建立的个人关系对于推动政策的制定是无价的。我们必须重振这一成功的外交手段——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它。”
董云裳表示，美中两国政府的议程上有各自优先，但经济复苏、防疫、气候变化、反恐，对双方都是挑战。双方在这些议题上开展合作，有许多事情并不在两国竞争的篮子中，双方应当拿到桌面上谈，帮助全世界来应对，这也是世界的期待，即便是美国盟友，也是希望美中能在这些领域合作与协调。尤其对于美中两个体制和利益如此不同的国家，沟通更显重要，确保双方相互知道对方意图，避免最后走向冲突。
至于美国是否应当设立专职负责中国事务的“中国沙皇”来促进美中之间对话，董云裳表示，对“中国沙皇”并不感兴趣，美国总统必须在对华关系中发挥活跃作用，总统必须是唯一具有战略愿景，总体检视所有机构运作，知道美中关系的基础和总体目标的人。另设一个总负责人，反而会使得下层感到困惑。当然，国安顾问、国务卿、防长也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拜登政府正在对中国政策进行评估，希望很快会有一个指导方针出台。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5
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对美态度强硬 或成效不彰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路透社引述专家称，在美国和英国高级气候特使最近访华期间，中国拒绝接受进一步削减碳排放的要求，这可能会破坏即将于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的进展。
据报道，中国回绝了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前提出的提高减排目标的呼吁，称气候问题不能与两国关系的广泛破裂分开看待。
中美是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双方气候关系上的态度出现这种转变，削弱了格拉斯哥会谈的势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5年时两国的合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铺平了道路。
专家认为，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拒绝遵守该国的气候变化承诺，特别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不再觉得有义务考虑更进一步的碳减排要求，尤其是在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因贸易、人权和地缘政治问题而恶化之后。
中国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2015年巴黎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邹骥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仍有共识，但现在更大的问题是双方的政治立场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美国称中国做得还不够。他们希望中国承诺提前实现排放峰值，并采取更多措施削减煤炭消费。煤炭是温室气体的一个关键来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但中国表示，目前的承诺是强有力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多次承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NDC)力度”，即每个国家根据巴黎协议必须提交的排放目标，以反映中国对2060年实现“净零”目标的承诺。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8月表示，中国已经加强了其他承诺，包括提出一个新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及在2030年“之前”而非2030年“前后”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中国还表示，将从2026年开始削减煤炭消费，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
美国外交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不愿意被认为在削减煤炭消费方面屈服于海外压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该行业雇佣了许多工人。
绿色和平组织的气候专家李硕说：“在所有的不确定因素中，有一件事已经变得很清楚，那就是北京不会向外国势力屈服。“推动中国气候行动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与中国的自身利益相结合。”
中国必须在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开始前提交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 但是，分析师们预计，中国不会推出新的承诺，而是提供更多关于如何实现现有长期目标的细节，这些目标被李克强总理描述为极其艰巨。
环境智库，如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表示政府可能会更新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括2025年的能源消耗上限，对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采取更多行动，以及实现现有目标的“路线图”。
上周，政府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也建议中国设定2025年的总排放上限。
然而，不确定中国政府是否会对NDC做出更大调整，在与克里会晤后中方的评论并不让人感到乐观。
路透社称，美国原本希望将气候讨论作为“独立”的话题，与其他问题如对台湾的支持和对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分开。
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克里时称，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分析人士说，就其本身而言，中国可能寻求豁免欧洲新的碳边境税，并推动富裕国家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承诺。
中国能源基金会的邹骥表示，北京方面还将寻求华盛顿保证能够履行其自身承诺。
他说，如果特朗普或持相同观点的其他人回来，那么美国的气候政策是否会经历另一个转折，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环境法专家Alex Wang表示，美国可以影响中国气候行动的最好方式是以身作则。
“美国的批评并不令人惊讶，而且指出了中国需要做得更好的真正领域，”他说。“但美国也做得远远不够。美国现在可以施加压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在国内采取果断和持久的气候行动。”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4
加州州长“挺过”罢免选举，明年中期选举战役已拉开序幕？
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9月14日晚，伴随选票结果逐渐明朗，多家美媒预测纽森在此次罢免选举中保住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位置后，这位“深蓝州”州长心中悬了一年多的石头终于暂时得以安放。
“今晚，在加州，我们看到了压倒性的‘反对’罢免的投票。”纽森在14日晚对加州民众继续支持其担任州长表示感谢，并称这一结果意味着“民众相信科学，支持疫苗接种，以及想要结束这场疫情。民众拥有投票权，而不必担心虚假欺诈与选民压制。”
自2020年初起，反对者便基于税收、移民以及严苛的防疫政策等问题欲罢免纽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9月这场罢免选举前一个月，纽森的政治命运仍无法预料。彼时，新冠疫情、肆虐的森林大火以及干旱已经扰乱了加州民众的正常生活。不过，随着德尔塔病毒的持续蔓延，民众对疫情的高度关切让纽森获得了保住职位的“选举密码”。
尽管纽森得以挺过这次罢免选举，但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已出现分裂的迹象，不少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支持者正试图改变该州数十年来的政治格局。正如纽森本人所说，“我们可能已经击败了特朗普，但‘特朗普主义’在这个国家并没有消亡。”
最为典型的表现则是，此次罢免选举中最有力的州长竞争者人选——共和党籍、非裔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拉里·埃尔德的崛起。作为特朗普的“铁粉”，埃尔德希望终止纽森提出的接种疫苗和佩戴口罩的要求。
“生与死”的抉择
在此次罢免选举中，纽森侧重于强调他和竞争者埃尔德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塑造为选民“生与死”的抉择。CNN援引加州选举策略家观点称，这一策略在罢免选举前几周对纽森有利。
此前，埃尔德承诺，如果当选，他将撤销纽森的要求，即所有州雇员和医疗工作者都必须接种疫苗或每周接受检测。此外，他还认为没有必要让年轻人接种疫苗或让学生在学校戴口罩。
与埃尔德奉行的“佛系”抗疫形成鲜明对比，纽森经常强调在其严格的防疫措施下，加州有57%的人完成了疫苗接种，且该州在过去一周的新冠病毒感染率较低。对此，《纽约时报》评价称，在加州，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6.7万人的生命。目前，该州是全国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州之一，也是新冠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州之一。
纽森的顾问克莱格13日晚告诉记者，德尔塔变异病毒的激增是此次罢免选举的“转折点”。
“德尔塔病毒的蔓延让我们明白，当一个政党奉行反科学、反疫苗、反公共卫生政策的原则时，会对这次选举产生何种影响。”
与此同时，选举后民调数据也印证了选民的关切。根据美国爱迪生研究公司针对加州选民的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一的选民(在所有问题中占比最高)表示，疫情是该州面临的最大问题。此外，还有超过60%的民众对该州的防疫措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接种疫苗更多是出于公共卫生责任，而非个人选择。
中期选举风向标?
尽管这次罢免选举已进入尾声，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2022年中期选举与华盛顿权力斗争的序幕正缓缓拉开。
实际上，在此次罢免选举中，多位民主党重磅人物亲自为纽森坐镇，便可看出该选举对于民主党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性。《纽约时报》报道称，罢免选举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以及资深参议员沃伦均亲赴加州为纽森拉票;参议员桑德斯和前总统奥巴马还出现在纽森的选举广告中。除此之外，民主党的捐助者、商业团体等还为纽森的选举活动捐赠了约7000万美元。
罢免选举前一日，拜登在纽森选举活动中的讲话也充满了“火药味”。在拜登看来，挑战者埃尔德就是“特朗普的克隆版”。“要么让纽森继续担任州长。”拜登警告说，“要么让唐纳德·特朗普上台。”
因此，拜登将加州此次选举视为一项使命。他呼吁民众再次击败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失利的共和党总统，并称这将保护“加州不受到特朗普等共和党人的影响”，从而战胜疫情。
最终，纽森顺利挺过罢免选举这一考验，也让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自信。CNN分析称，纽森的胜利从侧面印证了民主党推行的防疫政策得到了选民的支持。与之相对，选民拒绝了“特朗普主义”这种右翼政治的倾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的临近，这次胜利鼓舞了民主党人的士气。
在民主党人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时，挑战者“宣战”的号角已然吹响。得知输掉罢免选举后，埃尔德向支持者们表示，“我们要宽容的面对失败。”他补充说，“我们可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共和党活动人士迈克·内特也告诉《纽约时报》，能够收集到触发罢免选举的150万个签名本身就是“一项历史性成就”。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谨慎的民主党观察家发出警示称，罢免选举之所以能够举行暗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资深民主党战略家斯拉戈告诉《纽约时报》，加州的收入差距、住房短缺和气候危机问题严峻。“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当权者会不断遇到麻烦。有很多民众对此感到愤怒、恐惧和沮丧。”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3
杨洁篪会见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
作者： 来源：新华社
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出席第十二届中美政党对话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代表。
杨洁篪表示，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我们希望美国政府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错误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采取积极行动，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中美政党对话对增进彼此了解、深化对话合作十分有益。希望美国两党和各界有识之士继续为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美方代表表示，本届美中政党对话交流坦诚、深入。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受益于美中交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抗击疫情、复苏经济等全球性挑战更需要美中合作。双方应努力深化沟通，持续扩大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美中关系积极发展。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2
秦刚：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美教育交流及鼓励双向留学
作者：许弢 来源：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9月14日，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以视频方式在上海纽约大学2021级新生欢迎仪式上致辞。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153/824/319.png")
秦刚首先祝贺同学们即将在上海纽约大学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他指出，当今世界，国与国日益成为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文交流是国与国关系深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美教育交流，鼓励双向留学，深化高校合作。上海纽约大学是中美合作举办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希望同学们能够用欣赏、包容的态度同来自各国的师生们沟通交流，彼此成为良师益友，成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使者。秦刚祝愿同学们学业有成。
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于2012年，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建立的合作办学机构，也是纽约大学全球体系中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三大校园之一。
来源时间：2021/9/15 发布时间：2021/9/15
旧文章ID：25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