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永福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7期

长期以来，在美国，关于加州模式、得州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从未停息。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和民众纷纷迁往以低房价、低税率著称的得克萨斯州。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使得得州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加州衰落、得州崛起”的争论再次兴起。美国的经济重心是否真的会从加州向得州所在的南部转移?

加州的衰落与得州的崛起

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经济规模来看，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都在美国各州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二位，在美国政治、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把它们分别看成两个国家，按照2020年世界各国GDP排序，加州和得州分别位居第6位和第10位，可谓富可敌国。同时，加州和得州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本营，属于典型的“蓝州”和“红州”，两个州的政策倾向有巨大差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关于“加州衰落、得州崛起”的讨论进一步升温。

20世纪90年代，美国迎来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具有高科技产业优势的加州捷足先登，催生了大批明星企业，加州的“硅谷”更是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代名词。然而，随着加州人口的集聚，房价的推高，企业营商成本、民众生活成本的攀升，加之较高的税率，大量的企业和民众纷纷离开加州，迁往以低税率、低房价著称的得州。2020年，惠普、甲骨文、特斯拉等公司宣布把公司总部从硅谷迁到得州的奥斯汀、休斯顿等地。

人口的流向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反映这两个地区经济繁荣程度的消长。1950～1990年，加州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从6.9%上升到12.0%。1990年之后，加州人口数量停滞不前，近年来甚至有微幅下降。与加州不同，1950～2020年，得州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从5.1%上升到8.9%，保持稳定的上升势头。据统计，2007～2016年，加州约有100万人口(约占加州总人口的2.5%)迁移到美国其他州，其中1/4迁移到了得州。按照现在的趋势，得州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取代加州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而从GDP指标来看，1973年，得州超过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经济第三大州，2006年又超过纽约州，成为仅次于加州的第二大州，这也反映了得州经济地位的上升。如果得州取代加州成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州，美国的经济重心会进一步向南部转移，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版图也将发生重构。

得州模式的文化传统与政策导向

得州于1845年才正式加入美国。在此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得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国旗、军队和货币。加入美国后，得州人以特立独行的风格著称，他们反对首都华盛顿的官僚体制和繁文缛节，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近年来，得州政府明确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支持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得州是美国九个没有收入所得税的州之一，工会力量较为薄弱，政府监管政策(如环保政策)相对宽松。得州的这种政策导向与加州大政府、高税率和高福利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得州人非常反对加州模式，他们甚至喊出一句口号：“不要让我们的得克萨斯成为加利福尼亚!”(Don’t California My Texas)。

有统计认为，近年来，得州的营商环境在美国50个州中排名第一，加州则垫底。很多人认为，得州才是最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地方，是美国最后一块充满机会的沃土。

得州经济的优势

在19世纪末，得州的经济仍然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0世纪初，石油的发现刺激了得州经济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制造业开始从东北部向西部和南部转移，得州成为这股产业转移潮流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增长明显加速。

得州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广袤的土地，这有利于采掘业和建筑业的发展。

得州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最大的州。1998～2019年，美国采掘业就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为0.5%，加州为0.2%，而得州则为2.0%，明显高于加州和美国平均水平。石油、天然气在为得州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得州经济带来波动性，每次石油价格下跌得州都会受到较大冲击。

随着大量企业和人口的流入，得州城市迅速扩张，极大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2017年，在美国建筑开工量最大的十个都市区中，得州的达拉斯、休斯顿和奥斯汀分别占第一、二和第四位，这三个都市区占前十个都市区建筑总开工量的40%。与加州相比，得州对建筑业的监管政策相对宽松。加州很多城市对建筑密度有严格的控制，建筑开工之前的环保评估往往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而在得州只需要2～3个月，这为得州建筑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

得州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得州临近墨西哥，可以充分地利用邻国的低成本优势，更紧密地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这种地理优势刺激了得州制造业的发展。得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超过加州和纽约州，在石油冶炼、化工、制药、电子、汽车等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很强的产业集群。

得州经济的短板

虽然得州在采掘业、建筑业、制造业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势，但是在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方面仍然相对薄弱。专业性科技服务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它与一个地区的研发活动密切相关，值得高度关注。1998～2019年，加州、纽约州、得州专业性科技服务业占本州就业的比重分别为8.3%、7.7%和6.3%;而从美国整体来看，专业性科技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为6.6%。可以看出，得州在该产业的比较优势不仅逊于加州和纽约州，而且与美国的整体均值相比也显得薄弱。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也支持上述判断。尽管大量高科技公司将总部迁往得州，但是它们主要看重得州的低成本、低税率优势，这些公司还会把大量的科研团队、实验室留在旧金山、纽约等科技中心城市，这种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此外，在教育等公共服务业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得州有保守主义历史传统，而这种传统影响到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态度。历史上有得州政客甚至提出，免费公立教育本身就是“劫富济贫”，是不合理的。种种因素使得得州的教育产业起步较晚。近年来，虽然这种极端主义倾向有所减轻，但得州仍然奉行小政府理念，教育支出增长受到制约，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跟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针对少数族裔人群、边远地区的教育更为薄弱。在基础教育方面，得州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学生人均财政拨款、教师待遇、学生考试成绩等都落后于美国平均水平。在高等教育方面，得州顶尖高校的数量也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在美国2021年排名前30位的大学中，加州有五所，纽约州有三所，而得州只有一所。总之，得州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劣势将会制约其经济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得州经济快速崛起，在美国政治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大，然而，由于得州在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方面仍然较为薄弱，教育产业仍是其短板，因此得州要真正取代加州，成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州，仍然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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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主义的兴起重塑了美国政治。反恐战争中，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几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威胁，让极右翼极端主义不受约束地发展。籍此背景，美国大学两极分化与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主任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于外《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9/10月刊发表了《从双子塔到国会暴乱，反恐战争强化了极右翼势力》(From 9/11 to 1/6, The War on Terror Supercharged the Far Right)一文。本文分析了美国极右翼势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恐怖主义，而对极右翼势力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极右翼势力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基于极右翼运动的特点，以往的反恐措施无法有效地控制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同时，可能在未来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政府需要建立专家队伍，学术界和研究中心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以此实现对极右翼势力的有效控制。

如今，人们认为右翼观点(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反政府自由主义、基督教极端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美国的语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极右翼势力大多处于地下，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当然，它也从来不会消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一系列当局与反政府民兵组织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对抗之后(这一阶段，以1995年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政府极端主义者组成的恐怖分子爆炸袭击俄克拉荷马城市政厅为顶峰，这次爆炸致使168人死亡)，极右翼势力好像在准备死灰复燃。

然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些似乎已成为过去。在俄克拉荷马城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并未实际形成令人恐惧的右翼暴力浪潮。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流血事件似乎进一步边缘化了极右翼势力。

又过了20年，情况看起来大不相同。过去几年见证了极右暴力的爆发，以及驱使极右翼势力的极端主义思想逐渐正常化。2019年，美国有48人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其中39人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这是自1995年以来美国此类恐怖主义最严重的一年。202020年，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阴谋和袭击的数量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翼极端分子发动的。今年3月，联邦调查局(FBI)对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展开了2000多项调查，大约是2017年夏天调查数量的两倍。同样是在2020年，全国各地当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人数是2017年的近三倍。去年，反诽谤白人至上主义宣传联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 of white supremacist)收到的报告(以传单、海报、横幅和贴在公园或大学摄像头等地点的贴纸的形式)达到了5000多份，几乎是前一年报告的两倍，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美国。尽管圣战分子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极右翼暴力活动正在增加。英国最高反恐官员尼尔·巴苏(Neil Basu)最近称右翼极端主义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威胁”，而在德国，由右翼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犯罪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升了10%。

随着暴力活动的增加，极右翼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逐渐呈现常态化，极右翼政党在30多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代表席位。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选举为美国总统，既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他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以及随后的总统任期内充斥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言论，极右翼将这些言论视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的佐证。当“停止偷窃”运动(“Stop the Steal” )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合法结果时(在特朗普的明确鼓励下)，极端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增加和右翼极端主义呈现常态化在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残忍的袭击是由已经成为主流的极右翼思想推动的。

许多因素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包括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反应，以及人们日益相信阴谋论。社交媒体的扩音器效应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作为放大和传播思想的新的在线渠道，大大扩大了极右翼宣传虚假信息的影响，他们建立了跨团体和运动的全球链接，极端主义渗入主流有了新途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以及华盛顿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反应——在许多方面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主义(violent jihadism)的兴起重塑了美国政治，为右翼极端主义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次袭击是给那些兜售仇外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人的礼物：就像黑皮肤的外国人穆斯林决意杀害美国人一样，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同类似乎也是如此走出极右狂热的梦想。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煽动的。

但是，推动右翼极端分子的不仅仅是恐怖分子: 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几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威胁，让极右翼极端主义不受约束地发展。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激进分子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愿意也有能力接受恐怖主义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成为他们所鄙视的圣战分子的镜像。

西方国家政府必须果断行动，打击这一威胁。然而，发动一场新的“反恐战争”并不是该有的方法。打击圣战暴力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出了差错，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包括支持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后者现在构成了最严重的恐怖主义风险。在应对这一新的威胁的斗争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避免重复导致这一危险的新现实的错误。

欧拉伯骑士(EURABIAN KNIGHTS)

现代极右翼势力范围很广，包括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联邦政府的民兵、“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自称“西方沙文主义”的团体、“另类右翼”煽动者、阴谋论者，以及自称“incels”(“非自愿独身主义者”的简称)的厌女者。将这些迥然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阴谋论的世界观，以及对民主的反对和狭隘的思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至少在理论上还支持对平民和政府目标使用大规模暴力。

尽管他们的思想和形象从邦联、三k党、纳粹和其他已死或奄奄一息的运动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今天的美国和欧洲极右团体更坚定地植根于其近期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极右翼恐怖主义袭击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成为西欧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些袭击之后，在1990年代铁幕瓦解和德国统一后，德国和东欧发生了快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新纳粹主义活动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和东欧。这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一种暴力的、种族主义的光头党(racist skinhead groups)青年文化中，他们庆祝街头战斗和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攻击。

大约在同一时期，种族主义光头党团体也开始在北美出现，其中一些与硬核音乐(hardcore music)有关。在美国，极右翼和反政府极端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一支人数不多但很敬业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队伍，他们建立训练营，训练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 forces)，目标是建立一个白人分裂主义的家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攻击性武器和战术装备在美国的普及，民兵建立了惊人的武器库，在对抗当局方面也变得更加大胆。一系列高调的对峙，包括1992年在爱达荷州的Ruby Ridge和次年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这些激进组织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蓄势已久的威胁的关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使极右翼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紧迫的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但是，极右翼非但没有因爆炸袭击而得到鼓舞，反而在爆炸之后进一步转入地下。非法民兵组织的成员减少了。民兵领导人与炸弹袭击者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执法部门不必要的注意。极右翼的威胁似乎在减弱，其势力逐渐从公众意识中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对的和平与繁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当这个国家从袭击中摇摇欲坠的时候，极右翼团体看到了一个机会并抓住了它，迅速而轻松地适应了新形势需要。一个资源丰富的恐伊斯兰(Islamophobia) 群体迅速采取行动，使用各种恐吓战术，让人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感到不可遏制的恐惧。在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想象力被英国作家巴特·耶奥尔(Bat Ye ’or)在2005年出版的《欧拉伯》(Eurabia)一书中引入的阴谋论所吸引。书中认为，欧洲国家发生的深刻人口变化并非巧合，相反，穆斯林通过移民和高出生率取代了欧洲白人，策划了哈里发的复兴。耶奥尔警告说，欧洲正在从一个基督教文明转变为伊斯兰文明，欧洲人很快就会受制于伊斯兰法或伊斯兰教法，被迫皈依或接受屈从的角色。

在这种环境下，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主流。极右翼政党和组织接受了伊斯兰是一种威胁的观点，使用了来自基督教十字军和15世纪欧洲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屠杀的隐喻和图像。在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把在清真寺外人行道上祈祷的穆斯林群体比作纳粹占领者。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称难民是“伊斯兰的入侵”。极右翼组织Generation Identity的英国分支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与15世纪欧洲势力的努力联系起来，后者试图从当时控制了大部分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

到2015年，数以万计的人在PEGIDA的旗帜下在欧洲各个城市游行，PEGIDA是“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德语首字母缩写，集会有时会导致示威者和反法西斯反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挂起了广告牌，上面有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66年的画作《奴隶市场》的一个细节，画中一个皮肤黝黑、戴着头巾的男子在检查白人女性的牙齿和嘴巴。海报敦促选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样欧洲就不会变成欧拉伯”。

在美国，不断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在阻止纽约市9/11袭击地点附近修建清真寺的这一运动中能够成功中得到了体现，在美国几十个州通过了一项立法，阻止对居民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根本不存在的努力。200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后，出现了破纪录的仇恨团体数量。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后，反政府边缘化的趋势逐渐减弱并重新浮出水面,呼吁民兵进行起义和革命，如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和三人团(Three Percenters)运动(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声称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国殖民者成功攻下英国的错误观点)。从2014年开始,北美受男性至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影响的incels发动的暴力袭击也陡增,导致数十名妇女死亡，包括在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和瑜伽工作室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多伦多街头攻击车辆事件。2016年，骄傲男孩进入人们的视野，参与街头斗殴，并声称是在捍卫西方文明。

危险的增长

在极右翼活动的爆炸式增长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仍然高度关注圣战恐怖主义，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新的机构。极右极端主义几乎被忽视了，国际组织将其视为单个国家面临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共同面对的全球威胁。

当然，圣战恐怖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冲突不断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恐怖主义每年夺走数千人的生命。但全球对9/11震惊的反应过于夸张，以至于决策者、安全官员和广大公众对极右极端主义的快速增长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美国，极右极端主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右翼恐怖袭击被视为边缘事件，而不是对国家安全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威胁——就对西方社会造成的损失而言，右翼恐怖袭击现在已经超过了圣战恐怖主义。

即使是最大规模、最可怕的极右翼袭击，也未能刺激西方的反恐机构。例如，2011年在挪威，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极右翼极端分子杀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奥斯陆(Oslo)郊外一个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布雷维克撰写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其中他谴责伊斯兰教，警告欧拉伯的到来，并近200次引用美国反穆斯林活动人士的话。他的攻击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反常现象，布雷维克本人有时被描述为精神错乱的大屠杀凶手，而不是恐怖分子，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从每一项相关的、可用的手段——逮捕和定罪的人数、阴谋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传播的宣传数量和袭击的数量——来看，右翼极端主义已经显著增加。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数量连续第五年下降。但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五年里，这一数字增加了709%——这是极右翼袭击事件大约增加250%的结果。2010年，在这些地方，只有一次极右恐怖袭击记录在案;2019年，发生了49起恐怖袭击，这些极右翼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占这些地区所有恐怖袭击的近一半，造成的恐怖袭击占所有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82%。

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圣战极端主义的衰落仅仅是当局努力打击它的有效性的重新体现。但是，针对挫败恐怖主义阴谋的资源和努力的巨大不平衡，绝大多数都用于打击圣战恐怖主义，对极右翼的成功产生了直接影响。联邦调查局官员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尽管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80%的反恐工作人员仍然专注于国际恐怖主义案件。这种资源分配不当产生了影响:从9/11事件到2017年底，美国三分之二的伊斯兰暴力阴谋在策划阶段被打断，相比之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极右翼暴力阴谋被击破。

仇恨的形而上学政治学

9/11事件后，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复苏反映了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圣战主义的兴起、政治煽动者的机会主义以及反恐战争的短视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它也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一群法国思想家发起的一个名为Nouvelle Droite(新右翼)的思想项目。

一些人提到这个群体，其中包括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 )和古尔纳美·法耶(Guillaume Faye) 在内的创始人，认为他们采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号召，认为推动革命不是体力，而是获得控制人们如何思考，通过教育和文化变革，是“右派的葛兰西人(the Gramscians of the right)”。他们将这种方法改编成一个名为“元政治”的概念，新右派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培育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思想的努力，然后将这些思想引入主流思想，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

用已故右翼美国活动人士安德鲁·布赖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的话来说，“元政治”是一种耐心的锻炼，需要把政治视为“文化的下游”。在实践中，这一策略包括利用学术和主流媒体批评全球化和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民主概念，并主张民族分离主义和同质主义。这些想法虽然有争议，但很有影响力：1978年，德贝努瓦赢得了法国最令人垂涎的知识分子奖——法国文学院(French Academy)久负盛名的埃塞奖(Prix de l’essai)。

经过近50年，这场漫长的游戏终于结出了果实。曾经被边缘化的观点逐渐渗入了公共话语，为强硬的反移民政策提供了理由。本世纪初，尖锐的极右政党在欧洲各国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往往给最乏味的极端主义思想披上知识主义的外衣，给它们披上体面的外衣。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绰号为“教授的政党”)和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等美国“另类右翼”人物的影响。右翼的多元政治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政治理念最终会逆流而上进入文化，例如，极右翼煽动者将白人至上主义的口号和图标印在时髦的服装设计上，许多年轻人随后穿上这些服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荒诞留言(outré)，以示反抗。

在过去的十年中,极右翼组织已经足以跨越形而上学政治学和可以接受更多的传统形式的政治，不仅推出了政党也提出了一个宏大叙事中的运动：一个关于未来的阴谋论“伟大的替代”的欧拉伯。这个词是由一位法国学者在2011年的一本书中提出的，它描述了全球和国家精英阴谋用非白人、非基督徒取代欧洲白人、基督徒人口。这个想法是右翼极端主义的一种最大打击，结合了欧拉伯(Eurabia)的反穆斯林思想、美国式的白人民族主义，以及关于犹太人统治的古老反犹比喻。

阴谋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非常灵活。右翼极端主义者可以采用这个框架来对付几乎任何可以感知到的威胁，无论是犹太人、穆斯林、移民，甚至是白人进步主义者。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的一名恐怖分子在写了一份名为“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的宣言后，直播了他在两座清真寺杀害51名穆斯林礼拜者的过程。“不到五个月之后，一名恐怖分子在埃尔帕索(El Paso) 的一家沃尔玛超市杀害了23人，此前他发布了充满仇恨的宣言，警告称“西班牙裔入侵德克萨斯州”，并声称白人正在通过移民被取代。

反向影响

反穆斯林的宣传和阴谋论最终融入了“大置换”的叙事，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反恐政策的帮助，这些政策混淆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9/11之后，反极端主义措施——比如英国所谓的“预防”政策，或者纽约市警察局的穆斯林监视项目——针对的是普通的穆斯林社区。在9/11事件过去整整十年后，FBI一直在使用恐伊斯兰教培训材料，将普通穆斯林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他们的慈善捐款是一种“为战斗提供资金的机制”。对极右翼活动人士来说，这种做法似乎证实了伊斯兰教本身构成了生存和文明的威胁。这些做法也为更明显的歧视性想法铺平了道路，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关于建立一个全国穆斯林数据库的想法，以及他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的承诺。

与此同时，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机——这反过来又激发了极右翼势力的活力。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数百万人从这些国家逃到欧洲，导致穆斯林大量涌入，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包括反穆斯林游行，以及数百起针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袭击。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激起了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社区的反穆斯林情绪。面向退伍军人的网站上出售的商品，帮助把在前线滋生的恐伊斯兰情绪带入了家乡的平民生活。例如，保险杠贴纸和t恤让美国士兵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并显示阿拉伯文字，上面写着“退后100米，否则你会被枪毙”。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看到反政府极端主义运动中非法民兵的增长——包括一些从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社区招募的民兵。就像20世纪70年代帮助发起白人权力运动的越战老兵一样，一些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带着愤怒和背叛的感觉回到了家乡。另一些人则在与创伤后压力作斗争，研究表明，创伤后压力会增加一个人被极端分子招募的可能性。例如，基于战场战术需要，士兵们被训练的非人化，这一训练的结果可能不会在他们重返平民社会时自动中止。而极右翼极端组织在招募成员时使用的言辞——呼吁兄弟情谊、英雄主义、保卫人民、以及有机会参与有意义的事业——与当初吸引许多人参军的语言相呼应。

又一场反恐战争?

好消息是，极右翼暴力活动的激增终于引起了反恐官员的注意。一场重新配置资源和汇集专业知识的争夺战正在进行中。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各国议会，再到军队和安全机构，目前有几十个委员会、特别工作组、简报会、听证会和调查正在全球各地开展，以探索应对新威胁的方法。一些国家已经宣布了新的立法：例如，德国计划花费十亿欧元以89项具体措施来对抗种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新西兰为应对克赖斯特彻奇的袭击的影响，提出了包括修改仇恨犯罪法案的和反恐法律的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民族社区，提供资金加强社区安全，尤其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的社区的安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中心来促进社会团结和防止极端主义。

美国也在发生着变化。2020年10月，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年度威胁评估最终宣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最致命的威胁。几个月后，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让这一现实更加清晰。今年6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首个《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 Domestic Terrorism)，强调通过提高媒体素养和培养抵御网上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以及解决助长国内极端主义(包括种族主义和枪支管制不足)的根本条件。

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随着西方国家逐渐摆脱过去的恐怖主义时代，全球新政策的实施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旨在打击圣战恐怖主义的战略——监视和监督由领导人和组织组成的等级集团——与极右极端主义的后组织性质极不匹配。正规组织在极右翼招募和极端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极右翼招募和极端化通常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网络生态系统中。2002年至2019年，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的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的极右恐怖袭击事件中，只有13%是由特定群体造成的。今天的极右极端主义包括更少的边远地区的启动仪式(backwoods initiation rituals)和小规模组织袭击(attacks by cell)，更多的是自我指导的培训和单人行动，面向全球观众进行直播。

极右翼组织的动机和意识形态比大多数恐怖主义专家熟悉的圣战组织更加混乱。极右翼世界包括末日准备者、素食主义新纳粹分子、反疫苗活动人士、QAnon追随者，以及成千上万不可分类的激进分子，他们将一些极右翼宣传组合成“选择你自己去冒险”的信仰体系，这些体系在外人看来并不总是那么有意义。一些极右团体提倡LGBTQ的权利。例如，妇女权利，以此吸引进步左派的支持者，声称他们是在捍卫他们所声称的西方价值观，反对伊斯兰的侵略。或者想想“生态法西斯”，他们支持关闭边境，以保护和保存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领土——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为了白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白人拥有这些土地的“鲜血和土地”(blood and soil)权利。

打击这些威胁的重点将不再是监视和监控——这是全球反恐战争的标志性策略，而是更多地围绕着增强社会对宣传和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9/11后，西方国家许多官员和领导人的恐惧政治显然促成了右翼激进主义。通过鼓励人们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认为自己是脆弱的，并害怕外人，这种政治风格为极端分子打开了一扇门，他们径直穿过了这扇门。因此，打击极右翼势力也将意味着更彻底地放弃支持反恐战争的文明逻辑——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的。反恐当局必须摒弃以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这一理念为基础的政策和信息，这种理念帮助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脚手架，在此基础上，极右翼势力发起了一场运动。

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发生什么

1月6日之后的几周内，华盛顿特区成为了一个军事化区。大片的市中心被栅栏隔开，在桥上设有军事检查站，并在乔·拜登总统就职前部署了2.5万多名国民警卫队保卫这座城市。

也许美国人会简单地习惯这些安全措施，就像全球旅行者开始接受不系腰带、不穿鞋通过机场安检一样。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美国反恐官员必须在预防方面做得更好。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什么措施能够有效地防止激进化或帮助人们脱离极端主义运动，更没有证据表明，什么样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扩大其效果。其他国家采取综合办法，使处理健康和人口服务、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机构都参与进来。然而，美国的专业知识仍然集中在安全和执法机构，尽管拜登的新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转变，设想一个协调的、多部门的努力，以减少两极分化，限制枪支的获取，并打击种族主义。

也许从过去20年极右翼的运动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而不仅仅是用武力来捍卫。打击无处不在的极端主义边缘的最佳方法不是仅仅通过镇压，而是让主流社会更有弹性，更不容易受到极右翼的呼吁。这是德国在二战后奉行的“防御性民主”方式，包括联邦政府持续投资于可扩展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媒体素养项目，以加强公民对多元文化民主的支持它的核心原则。它要求给予所有公民识别和拒绝极端主义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工具。联邦机构不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这种努力在与地方一级的倡议相结合时效果最好，地方一级的领导人享有更多的信任，更有能力了解其社区的需求。

安全与执法机构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当局应该扩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为自己提供建议的专家群体：许多机构的专家绝大多数都受过伊斯兰恐怖主义来源方面的训练，但他们难以识别和应对极右翼的威胁。各国政府应在社会工作、心理学和教育以及邪教、帮派、基于性别的暴力、种族主义和创伤等问题上组建跨部门专家团队。他们还应该与学术界和研究中心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因为在这些地方，年轻的学者往往能够掌握新的、不断发展的威胁。

没有水晶球可以预测恐怖主义的未来会带来什么。但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未来的极端主义将与今天的极端主义完全不同。美国可能会看到来自激进环保主义者的更多暴力;从反疫苗、反政府和阴谋论团体的联盟;以及那些企图瓦解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以促进各种难以定义的意识形态目标的团体。随着危险的演变，这个国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再次痴迷地、专门地关注它今天面临的威胁。

翻译文章：

Cynthia Miller-Idriss, The End of the Wilsonian Er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24/war-on-terror-911-jan6

译者介绍：

李时浩然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1

旧文章ID：25972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拜登和习近平的二次通话看似有些突然，但从当下形势看，也是某种必然。说有些突然，是因为前不久传出习近平有可能视讯出席G20会议，今年不会有“拜习会”;说某种必然，是因为之前舍曼和克里分别在天津与中方会谈没有取得成果，而美国10月又面临联邦债务违约问题，拜登现在面对很大的国内压力，有必要管控美中关系，不使之继续恶化下去。

从白宫关于首脑通话的文告和美方有关官员透露的信息看，拜登此次通话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对双边竞争的负责任管控，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

二是双方的讨论更多在战略性的务虚层面，没有触及中方敏感的核心问题，这点同7月前的第一次首脑通话相比，显得相当明显。首次通话后，白宫文告将美方关注点一个一个标示出来，包括中方的胁迫性与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香港、新疆、台湾、区域等，而这些问题都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方非常在乎的，触及中国的神经。拜登这次或许也谈了这些问题，但白宫文告只说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包括双方利益和价值观一致与分歧的课题，表明拜登不想公开用这些问题刺激北京。

三是华盛顿觉察到之前和中方的官员会谈，无论是3月的阿拉斯加会谈，还是7月和8月的两次天津会谈，都没有效果，在美方看来，中方只想利用会谈做“大内宣”，不想和美方一起解决美国关心的实际问题，因此拜登认为有必要越过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会谈，而直接和习近平沟通，测试成效。

“拜习二话”美方对中国释放的相对温和信号，既让外界感到诧异，同时也带来某种期待：拜登是否想使美中关系破冰重启，两国目前糟糕的状况有转圜向好空间吗?这无疑也是中方的愿望。习近平在通话中就援引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告诫拜登，要后者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来。但这话也同时暗示拜登，中美关系变成现在这样，责任在美方。

虽然拜登没有说过要同中国搞对抗，而是用“激烈竞争”代替对抗，但事实上，第一次同习通话，白宫文告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抗姿态。7个月后，白宫忽然变得有所缓和，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拜登已经认识到，美中经过半年多的较量，按照目前态势发展下去，双方关系很可能会失控，由激烈的竞争或对抗滑向军事冲突——不管是擦枪走火抑或误判，而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域大概率会是台海和南海。可是拜登尚未做好同中国打一仗的准备，他也不想在他的任期内和中国打仗。因为中国不是阿富汗这样的小国，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和中国开战——不论什么原因——很可能就会是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这肯定不符合拜登眼中的美国利益。因此在两国关系上，他当下的首要职责，是“负责任地管控美中竞争”，避免战事发生。

拜登意识到两国战争的风险，并对竞争风险进行管控，对美中来说应该是好事。确实，若是任由两国关系一路坏下去，兵戎相见就难避免。现在两国在管控风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双方首脑至今只打了两通电话和一个视讯，后者还是在多边场合，可拜登和G20中的多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面对面见过，有些还见过多次，就连普京这位他眼中的“刽子手”都进行过双边的见面会谈，唯独同中国领导人只通话不见面，这虽有疫情因素，可也反映了两国关系糟糕的现状。首脑外交很多时候能够起到一般事务性官员的外交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而首脑外交面对面的会谈又尤其重要。这是国际社会期待美中领导人今年最好能够见上一面坐下来好好会谈的原因。

不过，对这次通话能否打破两国的外交僵局，评论家的看法并不一致。乐观地说，在拜登的温和姿态后，即使美国官员不再在公开场合宣示对抗调子，华盛顿也不大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调整同中国的“竞争、合作、对抗”三部曲，从实力原则出发同中国打交道的对华政策。从拜登上台后半年多的情况来看，对抗显然在对华三部曲中是主调。拜登政府全盘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抗中路线，同中国的对抗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而竞争也是对抗的一部分，拜登对竞争设定的前提或者结果是美赢中输，为此可以修改竞争的规则，也即对什么是规则，由美国来定义。至于三部曲中的“合作”，只能处于末座。当然华盛顿不是不要同中国合作，此次拜习通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涉及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只是华盛顿的“合作”也是在美国需要中国配合的时候，要求中国合作，换言之，合作必须由美主导且对美有利，这种合作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竞争。

华盛顿可能认为这套“竞争、合作、对抗”的做法可以让中国就范，但7个月实施的结果并不如意，北京没有按照华盛顿的意图和节奏起舞，不接受华盛顿定义的既对抗又合作的对华模式。在克里8月底的天津之行中，中方就未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在减排上做出新的承诺。习近平也在此次通话上再次提出中美展开合作的前提是“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在该基础上，两国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也就是说，美国要把诸如气候的问题单独和分开处理，中方是不同意的，北京要求华盛顿把合作的领域同整个中美关系挂钩一并处理，若想同中国合作，首先解决中方在天津会议上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个底线”的关切。

从北京的立场看，华盛顿要么同中国合作和竞争(不是美国定义的竞争)，要么同中国对抗，只能二选一。但华盛顿现阶段也不可能同意北京的立场，短期内不会从对抗的立场上后退，也许不是拜登不愿意，而是美国当下的大环境不允许他后退。尽管政治人物尤其一国最高领导人在特殊时刻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影响力或权威力挽狂澜，把国家的发展包括外交政策导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可显然，至少眼下拜登没有显示出这种领导魄力和智慧。经过五年美国政治人物的操弄和媒体舆论对中国的“狂轰滥炸”，讨厌和反对中国已成美国的主流民意和某种“政治正确”。任何政治人物，只要他还想发挥更大影响力，有更好的政治前途，就不能逆着这个潮流走，哪怕只出于表演，也要表现出反中姿态来。同样政府的决策也必须立足于反中。人们看到，无论是上届特朗普政府还是这届拜登政府，做什么事情，哪怕是与中国无关的国内问题，都要扯上中国。两党批对方，更是将中国做靶子。拜习通话的第二天，也传出华盛顿有意将“台北驻美办事处”改成“台湾驻美办事处”，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亦有计划可能对中国的补贴产品开征新关税。这两个动作如实施，将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冲击，北京势必会做强硬反击。故而，除非美国的反中遇到重大挫败，或者中国出现重大改变，否则在此之前，这个反中大势是无人能够扭转的。

或许，此乃美中两强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宿命。它受困于两国的结构矛盾。因此，从最好的结果看，拜习二话仅仅有可能维持两国关系不再下坠，不会改变目前的运行轨道。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3

旧文章ID：25971

作者：熊向晖  来源：钝角网

周恩来总理与熊向晖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2005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熊向晖从事外交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英国代办、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本文系“钝角网”选编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给自己制造紧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总理问我：为什么?

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做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

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

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对外宣传的重点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

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做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作《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做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倬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1961年9月访华3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订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

(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

(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成立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国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来源时间：2021/9/14   发布时间：2021/9/10

旧文章ID：25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