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小芳  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元首时隔七个月再次通话，为两国日益加剧的博弈设下护栏。美国白宫在文告中强调两国避免竞争转为冲突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则公布，双方将责成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在中美高层此前三次接触都未取得明显成果的背景下，受访学者都认为，此次通话同样未取得突破，中美关系料将继续原地踏步。

美国总统拜登是在昨天上午(美国时间前天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通话由拜登发起。白宫文告称，两国元首进行了广泛的战略讨论，包括双方利益和价值观一致与分歧的课题;中国外交部新闻稿也形容，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沟通和交流。

彭博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历时90分钟。这是拜登上台以来的第二次中美元首通话，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2月。

相较于拜登在上一轮通话中就北京“胁迫性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等表达“根本关切”，白宫对这次通话情况的介绍温和了许多，也未点明香港、新疆等敏感课题。

白宫文告说，中美双方同意在利益和价值观一致与分歧的课题上“坦诚和直接”地接触。拜登强调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持续关注，双方也讨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致演变为冲突的责任。

习近平重申美对华政策 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习近平则重申，是“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不过，习近平也引述古诗对拜登强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并称中美自1971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说，国际社会当前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他呼吁拜登“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也再次提出中美展开合作的前提。他说，“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中国外交部新闻稿表明，中美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联系，并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中美高层过去七个月曾三次展开面对面接触，包括3月的阿拉斯加外交高层会谈，以及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分别在7月和上周到访天津进行会谈，但均未打破双边关系的僵局。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引述美国官员称，拜登此次发起通话是为了“测试”两国最高级别的对话，会否比之前较低级别的接触更有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柳庸煜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解读，此次通话的积极意义在于中美元首进行了接触，但双方已强烈地表明各自的立场，没有太多协商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分析，中美元首在通话中只是列明原有的立场，没有重大的迹象表明双方将进行重要的具体合作。他因此认为，中美关系将原地踏步，还谈不上“破冰”。

至于通话会否降低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认为，通话本身就是双方降低战略风险的方式之一。双方正在确保现有的接触渠道能正常运作，但由于通话没有什么实质成果，因此不一定能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

来源时间：2021/9/13   发布时间：2021/9/11

旧文章ID：25955

作者：李筱媛 译  来源：中美印象

吉米·卡特：美中两国必须共建世界未来

–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对话吉米·卡特总统

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尼尔·布什附言

2019年，乔治·HW·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为向吉米·卡特总统颁发了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我父亲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形成于他在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对两国关系的憧憬与卡特总统不谋而合。卡特总统为两国关系开启了重要新篇章。十年后，我父亲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学生从校园走上街头开始就确保双边关系不能脱轨。只有两国关系正常，有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互惠互利，在政治上可持续发展，美国才能长期受益。在这一点上，布什总统与卡特总统有深刻共识。我和我的朋友奇普·卡特也有幸参与捍卫父辈的伟绩。

吉米·卡特总统之子奇普·卡特附言

1977年，父亲让我和国会代表团一道访华，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此后在这个国家度过了许多时间。在2019年1月北京举办的美中建交40周年纪念会上，我有幸结识了尼尔·布什。卡特中心和布什美中国关系基金会从此展开合作。我们共同推进中美关系，捍卫父辈的丰功伟业，我还代表父亲领取了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除此之外，尼尔和我还发现，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有共同立场。在国家因党派分离的时代，我们两家人还能为共同目标奋斗，实属难得。

美中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CEO方大为（David Firestein）对话吉米·卡特总统
点击这里查看采访英文原文

方大为：总统先生，感谢您抽出时间，向我们分享您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开始提问之前，请允许我借这次机会向您表达乔治·HW·布什中美关系基金会对您的诚挚感谢，您对当代美中关系的发展功不可没。2019年我们颁发首个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国家领袖奖时，基金会董事会就一致决定您是最佳人选。2019年也是您用远见卓识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的第40年。感谢您，总统先生，感谢您在总统任内和任后做过的所有事，让这个重要的双边关系有了长足发展。

总统先生，当下的中美关系显然与以往不同，甚至相比几年前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个关系的现状？过去几年里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对此您感到意外吗？

卡特总统：中美关系近几年跌到了最低谷。美中关系关系对我和乔治·HW·布什总统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希望拜在登总统任内，两国关系能有所升温。2019年1月，卡特中心举办了一场为期3天的会议，纪念中美建交外交40周年。我们是美国唯一一家组织类似纪念活动的机构，可见近几年双边关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方大为：总统先生，华盛顿逐渐达成了两党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全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对中国同仇敌忾。您同意这种做法吗？你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本质上就是和美国利益有冲突吗？

卡特总统：中美贸易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关系。42年前，邓小平和我决定将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国都获得了巨大好处。即便是在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里，两国之间还是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空间。两国的社会关系已经盘根错节，我们的政府需要保护这种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往来。虽然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看法截然不同，我还是相信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们能有共同目标：为两国人民追求幸福创造和平与稳定的环境。

方大为：总统先生，您在总统任内在全世界致力于保护人权，任后也通过卡特中心继续推广人权。显然，人权是当今美中关系里最有争议的议题。两国在这一点上分歧巨大，不知道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有可能跟中国展开人权对话？如果能的话，您觉得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卡特总统：我和中国四代领导人都见过面，他们都对我说，对中国来讲，生存和拥有更好生活的权利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中国成功实现脱贫，这一点非常独特。人们在摆脱匮贬和恐惧之后，就开始渴望更多的自由。因此，美国政府和布什中国基金会和卡特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应该也必须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话。我们应当以接触的姿态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耐心。

方大为：两国贸易关系的矛盾在不断激化。您觉得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才能为美国人民谋利益？

卡特总统：两国政府都应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移、国家补贴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这样各自的市场才能获利。把贸易当成武器，最后受伤的是两国人民。我是农民，我知道中国进口了大量美国农产品。现在的这场贸易战让美国的农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方大为：总统先生，美国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美中关系观察人士预测，中国和美国很有可能插擦枪走火——甚至还有可能因台湾问题或其他类似的地缘战略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您对此担心吗？您觉得中美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吗？您觉得美国和中国能做哪些实事把武装冲突的可能降到最小？

卡特总统：我相信，两国都盼望和平，也在努力避免冲突。1979年，我们的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大陆不应对台湾采取武力。过去40年来，有很多情况都可能导致冲突，但两国领导人始终把和平放在决策的首位。只要外交在，任何危机都能避免。

方大为：布什总统认为，如果美中不能进行有效合作，不管什么重大国际挑战都无法得到永久性的解决。现在美中双边关系这么紧张，中美能有什么办法求同存异吗？比如说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卡特中心也一直推进美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卡特总统：中美共同参与世界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各种地区冲突，这些问题都需要华盛顿和北京共同参与，才能得到最好解决。

卡特中心的资源都用来消灭热带地区被人忽视的疟疾，也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善治。我相信，非洲大陆是美中合作的最佳地点。2014年，两国携手遏制了埃博拉病毒。后来他们还协助创办了非洲疾病控制中心。现在，两国应当也必须设计和部署合作战略，为非洲超过10亿的人民提供疫苗。美中两国也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中国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还有中美两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共享信息，分享实践。

方大为：总统先生，从70年代早期开始差不多到2017年，美国两党对美国与中国接触的价值和好处一直有共识。比方说，您在1979年决定把邦交关系正常化，布什总统后来也在89事件之后避免两国关系脱轨，您二位都认为，正常、有效、健康、积极向上的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事实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大有帮助。现在许多人不这么想了，他们不觉得美国跟中国接触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您对这些人有什么说的？

卡特总统：1978年12月，副总理邓小平和我宣布了美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决定。我们当时知道这个决定会给两国开创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为这一决定为中国带来的成就感到自豪。在我看来，美中建交最大的成就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实现了了40年的和平。在这之前40年，美国和中国因为这里不断的暴力冲突损失惨重。从那时起，两国和整个地区都从和平当中尝到了甜头。

美国也是一样。跟中国开展贸易和向中国投资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旅游业也发达起来。中国产品让美国人生活变得更好。我们的大学也迎来了无数中国学生和学者。我们的研究机构收获了无数中国研究者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美国的经历也给现代中国带来正面影响。

方大为：总统先生，2018年年底，您写道：“中美两国需要共建未来，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 如今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情绪如此消极，您说出这番话确实凸显了眼界和勇气。2021年，我们还能对共建未来抱有信心吗？现在两国还能做什么，才能实现您的愿景呢？

卡特总统：“创造希望”是卡特中心的使命之一。我对于共建未来的前景，还是抱有希望。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和繁荣。他们可以携起手来，呼吁领导人放弃不理智的政策。今年中国的国庆节将是我97岁的生日。我希望邓小平和我缔结的这段关系，能再次恢复稳定和活力。

卡特中心和我对美中关系关系的发展持长远观点，正因如此，我才满怀希望。我们两国新的邦交关系只有40余年，但美中的积极互动已长达几个世纪。当美中外交关系走低的时候，卡特中心、布什中国基金会，还有位于香港的中美交流基金会这些非政府组织，都需要积极促进美中人文交流。美中两国人民坚实的商业、教育和个人往来，为两国关系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它能帮助两国关系度过暂时的政治分歧带来的困难。

来源时间：2021/9/13   发布时间：2021/9/13

旧文章ID：25954

作者：  来源：台北论坛

美国重量级智库战略暨国际究中心(CSIS)总裁兼执行长何慕礼博士(Dr. John Hamre)，应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之邀，于九月八日在台北蒋经国总统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台北视讯演讲，这也是该图书馆新开馆以来的第一场公开活动。

在这场题为「美国国内政治」的演说中，这位曾在九O年代出任美国国防部副长的何慕礼表示，美国当今形势是过去三十年中的三个因素所导致的。

首先，是中国大陆在一九七八年决定在经济上对全球采取改开放政策，于是出现了八亿的廉价劳工来和美国的劳工竞争。全球低廉的物价，也对美国劳工的工资造成重大冲击。因为供需的移转，使得美国蓝领工人三十年来工资不见涨；但经由国际经贸的发展，结果在资本的积累方面，却是急速增加。于是这造成了美国社会紧张形势的增长。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经济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三十年前的美国前十大公司，都是做真正的实体业务；现在的前十大全都是做数字相关的项目(digital things)。这个改变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人们以劳力赚钱与以脑力赚钱结果的重大差异。

第三点则是美国制度的变迁。在政治实务上，三十年前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国会(Presidential/Congressional)制，但现在却逐渐演化成某种「内阁式的巴力门制」(Parliamentary);也就是说总统必定是和他所属的政党一致，而不同党就必定反对，没有了中间的思考。这与我们原先宪法所期待，国会所应有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构思大不相同。

这三个因素形成美国当前的情势。众所周知，美国政府的最底层单位是郡(county)；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有一个研究指出，在美国一共的三千个郡，上次的选举，拜登一共只赢了五百个郡，川普却赢了二千五百个；但拜登赢的这五百个郡，在二O一九年贡献了全美百分之七十的GDP。他本人的研究是，上次大选中，十个「最共和党」的州，平均GDP只有全美GDP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十个「最民主党」的州，平均GDP值则是达到全美GDP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五。这百分之三十的差距是由前两个因素造成，同时也是现今美国的分裂既深且重，却又在在国会找不到任何可以前进的共识的原因。这也是上次选举对战的深层因素

何慕礼表示拜登所面临的情势是，在「内阁式的巴力门制」下，他只在参院只有一票优势，在众院则是六票优势;他所要推行的任何计划都困难重重。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仍然很强;但是美国的政治(American politics)正在衰落;美国的人口状况、公司、美国的研究机构、能源资源也很强，美国的司法系统也很好，整体的公民社会也很有活力;他认为整体而言，美国并没有衰落，但美国的政治是衰落了。但最让他忧心的是，美国没有一个政党对未来有愿景，甚至没有政党在讨论人工智能或未来通盘改革。

在响应问题时，何慕礼表示，美国立场中间的人士都对这种情况都有强烈的挫折感，并且有强烈期待两党达成若干一致的共识；但从当前两党在国会的作为来看，根本不可能;且等下一回的选后吧。

但在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在州或地方的层级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合作，但在中央层级是非常僵化的。国会的结构在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很难恭维。两个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一是金钱的因素，一个参议员为了要能在下届连任，平均每天须要收十万美元的捐款;所以，钱在参院中所扮演角色的分量可以想见!另一个则是选区的角色，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选举结果是由初选获胜者赢，跨党派者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所幸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方面仍然非常活跃，所以美国「大概可能要花个二十年走出此一困境」。

在中国政策方面，何慕礼同意，对抗中国大概是可以找到共同态度少数项目;但这目前是口头上对强硬，行动上却未必。在华府人们希望以冲撞和敌意面对中国;但在纽约，则是希望让事态稳定，安静的继续发展;很多企业与学界则仍是在进行私下的磋商;而一般的人民对中国并没太大敌意。川普时代的确曾想与中国脱钩;现在却未必，拜登政府的敌意更多的是止于口头。

他认为，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华府与北京双方内部的力量的态势可能会导致敌意的升高。而一个大麻烦是，某种镜象的投射，一个冷酷专制的政府如何能在其对外政策上有完全相反的作为?而美国则在内部是一个分裂的深且巨的政府，如何能在其对外政策上避免分裂?

就当前的情势看，何慕礼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对比上仍是具有优势;美国在应对与中国相关的策略上不应该再出之以「不是吾之友便是吾之敌」的想法，那是条死巷子。或许美国应该多向日本学学，安倍在大阪的G20峰会上的巧妙手法就很好。

何慕礼坦承，美国的军文关系/文人掌军在川普时代的确出现一些动荡;川普也曾试图动用军方的力量以保护他能继续在白宫掌权，但遭到军方拒绝。所以美国现下的军文关系/文人掌军的结构大致稳定，军方也不愿介入党派之争。但有些离退的军人热衷于介入政治会是问题。另外，美国军人来源的狭隘化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西点军校近年来的学生，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家庭有军事背景或传承。这更会造成非常狭隘「战争是你们军人的问题」的想法。

就未来的美国与大陆关系，何慕礼认为，除了像二OO一年EP3的特别意外事件，美国和中国之间真的开战机率很低。未来的竞争会是更在经贸、货币上;虽然人民币与成为外汇储备还有段长路要走，但中国在货币上的国际化，对美国会是挑战;未来，一种没有真正的战争，但双方维持一种冷和而竞争的形态，可能出现在全球体系中;而全球经济秩序的分岔是会缓慢出现。

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知名东亚学者卜睿哲，则在响应何慕礼有关美国政治衰败的悲观看法时，表示同感。他也认为对美国的制度崩坏是问题的根本;而强烈的政治冲突应该可以但却并未缓解。他并举出三个制度崩坏例子，一是在二O二一年一月六日拜登就职时对华府的骚乱攻击;二是共和党国会多数领袖对，两度在二O一六年与二O二O年总统提名权大法官时，设定不同的条件横加干预;三是国会特别是共和党弱化对租税征收，导致政府资源不足，贫富不均。

主持人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博士则呼吁，要对美国内部的政治多加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并且重大的影响台湾的未来;他提出的逻辑是：台湾的未来更多的取决于中国大陆而非台湾本身;而台湾/大陆的关系更多的取决于美「中」(共)关系而非台湾与大陆本身;美「中」(共)关系里，美国的份量要更重于中国大陆;而美国会如何做，它内部的政治考虑会高于理性的思考。

来源时间：2021/9/11   发布时间：2021/9/9

旧文章ID：25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