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门洪华 于永群  来源：同济战略派

作者简介

门洪华，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同济大学基地主任。

于永群，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研究生。

【内容摘要】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赋予中美两国不同于以往的实力比较方式和大国竞争特征，软实力在国家实力的构成和大国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2017~2020年为时间段，以要素分析为核心方法，将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资源要素，构建中美软实力的评估和比较逻辑。本文认为，受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在国内外被严重削弱，美国软实力大幅下降，但美国在非政府领域的巨大优势仍在维持着其软实力。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推动并实现稳步提升，中国正凭借自己的优势和战略逐渐拉近与美国的差距。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举措表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并未改变，继续加强软实力建设仍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战略路径。中国需要深入挖掘并平衡推进软实力资源的发展，发挥多种主体的作用，探索多种途径，以将丰厚的资源真正转化为软实力。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增强国际传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巩固软实力成果，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关键词】 软实力 ;美国优先;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比较 ;中美关系

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促成中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伴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以战略竞争为突出特征的新时代。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陆续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将中国锁定为角色定位明晰的竞争者。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构成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大幕被猛力拉开，美国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维度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从横向上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从纵向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背景下，美国大选等周期性因素与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因素叠加，使中美战略竞争更加凸显。拜登政府上台后力图让美国内外政策回归理性，但其对华强硬态度并未改变。2021年4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美国将动员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因此，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突出表现，是一个客观的状态和发展进程，将会长期化，而且现在远未见底。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反映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下美国对自身优势地位的焦虑。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也使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性凸显。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赋予两国不同于以往的实力对比方式和大国竞争特征。从大国竞争本身看，战略竞争是大国竞争的高级表现形式，彼此竞争的大国围绕不相容和具有独特性的目标进行竞争，其竞争是实力之争，模式之争，文化之争和地位之争的结合，竞争带来的影响超出双边范围，辐射到地区乃至全球。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展现出竞争和合作并存的态势，更加体现为综合性的战略较量，软实力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突出领域。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展开于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力量对比迅速变化的背景下。鉴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力量各要素的变化，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仅仅是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感知。自中美贸易战始，美国将中国视为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突出“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不惜以“退群”的方式与中国展开国际制度变革的竞争，继续以“人权”为由在中国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做文章，挑动中国周边的政治和安全问题，将“脱钩”态势辐射到两国的人文交流领域。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赋予时代新的特征并使得软实力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主要因素。首先，相互依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加强了国家间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诸多领域的联系，国家在促进自身的发展时，必须考虑国际环境的规范和约束。其次，国际公共领域的危机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21世纪以来的两次全球性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和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给全人类敲响警钟，全球治理成为紧迫且必须共同应对的新议题。最后，相互依赖使得战争和制裁等传统层面的冲突成本越来越高，军事对抗和硬实力直接对抗色彩较淡，经贸，金融，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及观念等所谓“软”领域的博弈在国际日程表上的排序则相对靠前，并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形式和内容。约瑟夫·奈指出，“大国虽然拥有令人敬畏的传统权力资源，但世界政治问题性质的变化削弱了它们控制环境的能力。"因此，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双方的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和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征使得软实力在国家实力的构成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软实力也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方式和主题，因而面对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软实力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约瑟夫·奈关注中美软实力对比。他指出，尽管中国的软实力进展不容忽视，美国应对疫情的无能为力的确损害了自身软实力，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弱势的后来者。与此同时，他也多次强调中美之间是一种竞合关系，软实力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从中国提出提高文化软实力目标和奥巴马政府“巧实力”战略的交锋，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开启，中美软实力比较越来越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其一，“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对其领域进行延伸，如中美文化、军事和科技软实力比较等;其二，对两国软实力战略在不同地区的表现进行评估和比较;其三，对中美的观念，社会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因素进行比较分析。随着中美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国内相关研究从关注美国软实力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到强调中国如何更好地对外展示软实力。以上研究反映出中美软实力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学者们虽注重分析中国自身软实力的发展，但对“中美软实力”进行专题比较的研究甚少;第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具体领域的比较研究，相对忽视综合性分析;第三，聚焦于对中美在某一地区的软实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这不足以反映两国软实力的全貌。有鉴于此，中美软实力比较研究需要重点突出阶段性，综合性和全球性特征。所谓阶段性，即针对软实力要素动态发展的特性，选取2017 ~2020年这一开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进行比较;所谓综合性，即梳理和分析中美软实力中带有普遍性和关键性的要素，兼顾对软实力现状的横向评估与要素发展潜力的纵向比较;所谓全球性，即立足中美战略竞争的世界性影响，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在全球层面的演进。

因此，本文将立足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软实力评估的核心方法;立足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核心要素，对2017 ~2020年的中美软实力进行比较;立足中美软实力比较的结果，探讨其对未来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

一、软实力比较的分析框架

(一)软实力的界定

约瑟夫·奈是提出“软实力”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从美国如何确定自己冷战后的世界地位入手，提出“软实力”概念并重点论证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软实力是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随后，在回应一些人对软实力的误读的过程中，约瑟夫·奈进一步精确对软实力的界定，即软实力不等同于影响力，除劝说和以理服人，更强调吸引的能力，不通过强制的军事力量，经济压力以及物资引诱去实现。他提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种资源，并将“信息权力”归入软实力系统之中。他还分析了实力和实力资源的问题，认为“软实力的运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方的接受度，同时取决于间接地塑造政策环境的成功与否”。软实力理论在对软实力的运用问题进行具体论述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奈还对“巧实力”的组成和实践功能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软实力要想发挥其应有的功效需要实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的智慧战略。奈的软实力理论建构过程反映了其对力量性质的认识变化，与硬实力支配性质不同，软实力的核心在于吸引，感召，同化与规制。

基于奈的定义，学界从资源要素和转化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延伸。从资源要素上来讲，一般认为，当使用文化，观念和制度等非物质的“软资源"对他人施加影响时，其结果是软实力;而当使用的是如经济、军事和自然资源等物质的“硬资源”时，则结果为硬实力。从转化方式上来讲，有学者提出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是一种相对的感知，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实力，又可以表现为硬实力。从这一角度看，软实力可以使用的资源变得丰富，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吸引力拓展至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吸引力，强调硬实力资源的软使用，从而引申出文化软实力、经济软实力和军事软实力等。本文认为，软实力的产生应同时具备“软资源”和“软使用”两个条件：“硬资源”的转化逻辑为非胁迫性手段—国家形象等效应—软实力，实质上属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其本身不属于软实力范畴，如对外经济援助本身不产生软实力，而是通过其蕴含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良好的国家形象转化为软实力;以强制方式对外输出文化和观念等“软资源”也非软实力的体现，如以摧毁一国旧政权的方式对其输出西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虽然体现了影响力，但未真正体现吸引力。

(二)软实力比较的方法

对软实力进行衡量和评估一直是软实力研究的热点，定量研究以具体而直观的数字著称并为一些国际评估机构所热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分析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概念及其关系的基础上，从文化同质性、文化传播力，品牌竞争力，语言普及性和空间吸引力五个维度，构建由六个指标组成的中美文化软实力比较测算体系。阎学通和徐进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资源指标进行衡量。”国外有学者将软实力分为经济、文化、人力资本，政治和外交五个类型，并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报告创建指数进行衡量。英国波特兰公司从2015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软实力前30排名，其衡量指标受到约瑟夫·奈本人的赞许和引用。其主观指标基于国际民调，考察受访者对参评国家的美食.科技产品、文化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接受度，占30%的权重;其客观指标则分为数字化水平、文化因素，商业影响力，公民参与水平，教育水平以及治理水平等六项指标，占70%的权重。定性研究因不能得出具体而直观的数字而多需要以比较的方式来衡量国家的软实力。门洪华将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并从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相结合的角度对以上五个核心要素逐一评估。方长平综合中美两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认知两个层面，通过比较两国对软实力属性的不同理解和政策选择及国际民意调查机构数据，反映中美软实力状况。王希回溯了现代历史上中美两国对软实力的运用，并从软实力的内涵，构建资源，构建方式和构建者培养等四个方面在中美之间进行了定性比较。约瑟夫·奈曾提出衡量权力的两种途径：资源和潜力以及对结果的影响。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重要条件，即行为体使用资源的技能，资源的使用效率和资源转化结果。朱迪特·托内斯认为，软实力资源可被视作国家的资产，可以使国家在外产生吸引力，而软实力行动是为实现目标而增加国家对外吸引力的活动。在此基础上，托内斯将基于资源的软实力测算和基于行动的软实力测算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估。

上述评估均以要素分析为核心，基于对软实力的不同理解，采用了不同的资源要素或测算标准，丰富了评估软实力的视角，但也造成评估结果差别较大的后果。首先，有些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软实力，如国外游客人数﹑宽带用户数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这些指标实际上更多反映的是在相应指标上的硬实力。其次，采用的数据标准不同导致客观性缺失，如国外在社交软件的统计中采用脸书和推特等，而中国则大部分使用微信和微博等。最后，在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时强行套用普适标准，忽视了各国的特色。本文认为，相较于硬实力，对软实力进行定量衡量更具难度，而更有效的方法是明确其程度，这就需要确立具体的参照对象。但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衡量方法，基于资源要素对国家软实力进行评估是清晰且可操作的方式。因此，本文以要素分析为核心方法，提出软实力资源(来源)—资源应用手段(过程)—接受者认知(结果)这一衡量软实力的分析框架。其中，资源是核心，资源转化是关键过程，国际社会认知是必要的衡量因素。首先，需要明晰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竞争的主要层面和哪些是构建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为避免“软实力”概念过于空疏，本文不采用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鉴于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剧烈冲击使得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本文认为，将文化、观念、国际制度，发展模式和国家形象等共识度高的要素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资源要素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软实力来自资源及对资源的运用，国家的战略行动关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软实力，且软实力资源的使用手段须为非胁迫性的，如附加条件的引诱和强行对外输出价值观等并不能纳入软实力的范畴。最后，软实力强调的是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需要考察接受者的认知程度。这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一国文化和观念传播，国际制度和发展模式塑造的反响，以及对其国家形象的评价之中。

二、对立与包容的文化竞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面。在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规范对行为体的认知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塑造与指导功能，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为其中的深层内容，是一国发挥软实力影响力的主要文化资源。约瑟夫·奈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二战后的美国一直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在全球范围实施文化扩张。如今，美国文化仍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崛起的中国正重塑文化自信及其全球影响力。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文化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断增加，两国在文化层面的软实力竞争更加激烈。

首先，美国的多元文化特性与中国的悠久历史积淀各有千秋。建国仅200余年的美国欠缺历史文化资源，其优势在于现代流行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从全球各地吸引新移民，并由此造就独特的文化大熔炉环境。美国文化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理性和创新精神发扬光大，创造了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文化，其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构成美国综合国力的深层内容和美国发挥软实力影响的主要资源。与其内部高度的文化包容相去甚远的是，美国在对外输出文化时忽视外来价值观与本土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相结合所产生的冲突，一味宣扬美国文化的普世价值。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和内外政策加深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分裂程度和极化现象，美国人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信仰强度明显下降，各种相互冲突的极端化思潮频繁出现。中国文化资源的最大优势在于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且同样很具包容性的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上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气质的革命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形成了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国文化遵循“和而不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尊重文明多样性，从不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种精神内核在对外传播中更易被接受，能够释放巨大的软实力。然而，中国文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在于对待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的矛盾心理，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能否更好融合和中国文化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能否平衡的关键问题。

其次，美国成熟的市场驱动和语言使用优势使其在文化资源转化方面效率颇高。在信息时代，拥有最多的传播渠道，因而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软实力。约瑟夫·约菲认为：“美国文化，无论雅俗，其对外传播的力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况且其中还颇有新意。”公民社会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政府的强大建设能力外，美国很大一部分软实力来自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这是美国保持其软实力地位的重要原因。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进出口状况直观数据看，2017 ~2019年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势头较好，有较稳定的贸易顺差，并且规模连年扩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文化贸易商品结构逐步优化，文化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与中国对文化贸易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欠缺与美国好莱坞和百老汇相抗衡的文化产业，也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的为国家输出巨大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中文和英文同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与英文相比，中文在使用和传播范围上存在较大差距。中文的影响力多集中于东亚及东南亚等华人华侨集聚地和汉字文化圈。语言影响力的短板和文化的非扩张属性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局限于周边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则凭借语言优势成为一个文化输出大国，连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背景的日本和韩国也深受影响。

最后，从现状来看，美国文化产品以本国的价值观为内核在全球世界广泛传播。美国通过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地位展示文化影响力，激励他国仿效。美国还通过这些成果蕴含的价值观，经过中间层次的制度与规则、生产方式，然后引领到深层次的政治文化领域，从而使一些国家产生对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向往。美国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以鲜明的中国元素打造出励志影片《功夫熊猫》和《花木兰》，又以典型的墨西哥文化为背景创作出《寻梦环游记》，讲述“家”的意义和美国梦无处不在的故事。这些由多元文化催生的产品，既满足了不同族裔的文化需求，也显示了产品的“世界性”定位。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力不平衡。伴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但中国现代流行文化尚未形成全球影响力，中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推展高度依赖政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缺乏主线引领，未充分发挥出将现代流行文化与国家的核心制度和价值观相融合的作用，对外出口的文化商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仍处在全球文化价值链的低端。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权重不断加强，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产业，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创新等方面尚存有短板，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掘。美国凭借丰富多样的文化输出手段，其流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可比产出更具有全球渗透性，当前在文化层面的优势仍强于中国。但是美国内部文化分裂的困境和对外的文化优越心理制约了其软实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中国文化体系强调兼容并包，其软实力文化资源更具发展潜力。

三、“美国优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较量

观念是主体对事物的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之集合体，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集中体现。一国观念并非一成不变，领导人认知以及国内和国际因素促成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变革。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两国秉持着截然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差异深刻反映在两国内外战略中，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两国的认知和信心，是中美软实力竞争的重要领域。

首先，从中美各自观念本身来看，除固有的价值分歧外，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两国的观念差异突出体现为“美国优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较量。美国一直尊崇个人主义，强调自由，民主与平等，其立国以来的“美国例外论”及对外政策的使命观构成美国价值观的核心。美国在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自诩为“自由的灯塔”，重申载入《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的核心理念。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对美国传统观念产生强烈冲击。他对内夸大“人民主权”原则，拒绝多元主义理念，使民粹主义和种族歧视等观念坐大;对外将“美国优先”观念从幕后搬到台前，大力推行单边主义，规避全球治理责任，消极对待国际合作，对美国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造成直接且强烈的冲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观念始终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神要素挂钩，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建设目标.社会发展追求和公民道德规范有序联系起来。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应对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的过程中推进观念的演进。习近平创新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中国新时代世界理想的形成。中国对内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以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坚定支持全球化进程，坚守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多边主义规则;坚持正确义利观，重视物质实力的软性作用，在亲诚惠容理念指引下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崛起与近代受压迫和屈辱历史的强烈反差通过网络在精英和民众中扩展和放大，爱国主义的情绪化和激进化成为观念层面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两国都以特有方式践行各自的观念。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大行反建制的治理方式，“推特治国” 随意任免官员和否定专业人士的作用成为其标签，导致民粹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黑人民权问题在美国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弗洛伊德事件”更是引发全国性抗议行动。特朗普政府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其保护主义首先在经贸领域展开，而后再通过外交措施在整个对外政策中展开。特朗普政府用对抗性的方式应对威胁，对美战后外交传统发起攻击，包括质疑多边贸易安排和同盟体系，展开大规模的“退群”行动，否定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全面推动经济发展转方式和调结构，展开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践行环境保护等措施，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进行总结，提出强化制度意识的要求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中国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机制化，其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在共建国家传递，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基础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也展现了自觉主动的大国担当，在朝鲜半岛问题，伊核问题和中东问题等热点问题上积极协调，承担大国责任。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生动地体现了中美迥异的发展理念和治理观念。与“大萧条"时相似，西方国家选择各自为战，美国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上，以图转嫁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中国则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国际责任，积极抗疫，体现出合作的精神。

最后，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优先”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和评价。美国观念在国际社会影响巨大，但特朗普政府秉持的“美国优先"削弱了其软实力。其一，民粹主义推动了美国政治文化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转型。这不仅加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裂隙，而且导致国内政治两极化正由政治精英向大众选民扩展，普通民众在激烈的两党政治斗争下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引发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加速分裂。美国国内观念的混乱和分裂诱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损害了其软实力的国内基础。其二，对外为所欲为.出尔反尔的功利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径也让美国的国际信誉受到极大损害。这激化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加深了许多国家对美国的敌意和抵抗情绪。美国在国际民调中的表现大幅下滑。拒绝承担大国责任和消极对待国际合作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层面的软实力。在观念变革的指导下，中国做到了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相适应，其对外的积极作为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2017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和文件中，这说明中国观念和中国方案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2020年以来，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抗疫成果，而且中国为他国提供援助和推动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也受到称赞，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但由于当前国际社会以西式观念占主导，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者与他者观念的矛盾，甚至遭到误读或曲解，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中国观念在国际范围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尚待加强，仍需更多的事实与成果加以巩固，同时也需要获得话语权来维护。此外，如不正确引导情绪化和激进化爱国主义，不仅中国国内政治和秩序稳定会遭到冲击，而且中国的国民素质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政府的对外政策选择也会受干扰。

综上所述，"“美国优先”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狭隘国家利益观念与共同利益观念的差异。“美国优先”理念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颠覆，但并没突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维定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观念变革的进程性思考中，添加了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在思想理念上实现了对西方霸权理论的战略超越。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时代，基于共同利益观念的国家战略有利于软实力的增强，而虚伪，傲慢或基于狭隘国家利益观念的国家战略则会削弱软实力。

四、国际制度变革方向的不同追求

国际制度的程序和规则创造了信息结构，它确定哪些可以接受为减少冲突的原则和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从而塑造着行为体的期望。在“大国无战争”的全球化时代，通过构建，参与和塑造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声誉乃至维护大国权势，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方面和途径。国家遵守国际制可以带来良好声誉，在参与和创设国际制度的实践中可以展示其政治理念与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体现了国际制度的软实力意义。

首先，从现有的国际制度资源看，美国仍占据先导优势。美国是战后主要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因此当今的国际制度主体基本从二战后美国的霸权体系演化发展而来。美国以国际秩序建设为诉求目标，将联合国作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部署，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作为经济领域的部署，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作为军控领域的部署。这几个领域相互关联并共同构成美国的全球性制度布局。现行国际制度是西方大国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所建立的一套体系，并未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各国想要融入世界，只得投身于这套规则体系之中。当前国际制度从某种角度上看是不公平的，西方国家和霸权国家在规则制定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占得先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间较晚，经历了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和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积极推进与国际组织的机制化对话与协作，在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也遭到美国等势力的钳制。

其次，中美对于国际制度改革方向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运作方式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两国软实力升降的重要原因。新兴国家的崛起使美国的相对权力优势减弱，其构建的国际制度也反过来对其行为产生了制约。特朗普采取反制度化措施，以“退出外交”为威胁手段，迫使相关国家就美国的利益进行妥协，以维持美国的地位优势(见表1)。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4月废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以美国利益为先重塑《美墨加协议》;以“不公平自贸协定损害美国利益”为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威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迫使邮政联盟就美国利益进行谈判;甚至威胁退出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协定。特朗普政府以各种手段孤立和遏制中国，甚至想要与中国在国际制度层面进行“脱钩”。2020年7月生效的《美墨加协议》中的《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通过赋予美国对其他缔约方签署协定的审查权和否决权，将“俱乐部”的准入门槛直接与美国国内立法挂钩，从而限制了缔约国和第三国在自由贸易协定领域的谈判权，以针对“非市场国家”为由将矛头指向中国。”这种毒丸条款是特朗普政府脱钩中国的重要工具。

中国在国际制度参与中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做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参与者，在二十国集团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见表2)。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以全面参与者身份积极融入既有国际制度的同时，致力于新型国际制度的创设。其一，以中国为主要倡议者和参与者的国际制度取得更大突破，影响力更加显著。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中国首创“金砖+”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加强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联动。在2019年6月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和包容互鉴的典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这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国际制度如何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思考。2020年7月，随着利比里亚加入亚投行，这一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已拥有103个成员国。同年11月，中国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其二，由中国主创的国际制度以定期举行论坛和开展峰会等形式走向成熟。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提升国际制度塑造能力。2018年8月，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截至2020年9月，中国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定期举行推动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国连续举办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达2015.8亿美元，让各参展国得以展示其国家形象，经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产品。中国在参与和引领多边峰会的同时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双边合作，如中欧领导人会晤、东盟—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机制稳定推行并已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对外集体对话机制。

最后，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在国际制度层面的根基依然深厚，但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任性”操作与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制度的行动互为反衬，将放大国际社会对两者的认知。美国“退群”行为意味着对国际承诺的违背，引发国际社会的不信任。拜登政府上台后实施重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措施。拜登就任首日即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协定》;提出修复和重新振兴美国自己的民主体制，推动民主国家联合体，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恢复美国对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主导。然而，拜登政府想要修复美国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有其难度，其政策面临国内政治和社会极化的阻碍，且“美国优先”理念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的损害在之后很长时间内会继续存在。对中国而言，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与中国引领的国际制度并行，出现中美两国“各唱各调"的局面。从中短期来看，在美国依然拥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国理念是关键性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参与创设的国际制度兼备区域与全球，双边与多边，对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这些成果成为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美国凭借其主导的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但其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崛起的方式体现出其力不从心，若不能正确把握国际制度变革趋势，其软实力会进一步下降。新兴国家成为国际制度改革中坚力量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中国在融入和推动国际制度变革方面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将呈持续上升态势。

五、发展模式之争日益激烈

发展模式是一国的发展观在发展实践中的体现。从广义上讲，发展模式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包含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综合要素。如果说美苏冷战是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中美战略竞争更突出表现为发展模式上的竞争。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令人瞩目的原因在于两者都是在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的大国境内取得成就，比新加坡和韩国体量较小的国家更具参照性和示范意义。“发展模式”一词并不意味着任何一国的发展经验是普世性的，国家发展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都会呈现出各种差异，很难有等齐划一的发展模式。虽然一国的发展模式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但其成功经验可以为他国所借鉴，从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被接受为一种软实力。

首先，中美的发展模式均符合自身国情，各自的发展优势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的缔造者们把欧洲民主主义思想与美国独立前的政治实践以及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相结合，将多元异质的群体融合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下，建立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独特的多元竞争是美国模式一直以来的优势，而成熟且独特的自由民主体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经济发展模式，高超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学术创新能力，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是美国向外推销其发展模式的底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艰辛探索，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在领导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本质区别。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统治，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

其次，中美两国对自身发展模式采取了不同的变革与转型方式。特朗普政府凭借民粹主义的升温而上台，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做出了众多颠覆性调整。查尔斯·库普乾认为，美国优先，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反移民等已成为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新常态。在发展层面上，特朗普政府摒弃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对内以“去监管”为抓手，以大规模减税为重点，强调白人中下层以及大资本家选民的利益，意在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长活力和竞争能力。对外推出所谓“公平贸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有针对的经济制裁，修改多边规则，而非充分利用其国内的科技创新优势。在治理层面上，特朗普政府抛掉原先成熟的治理模式，采取“反建制”的方式塑造个人威望。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面对国内一系列社会问题，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抛出“中国病毒”论以及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向外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方式缓解其施政压力。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以“胁迫”和“退出"的方式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关系和秩序进行重塑，减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全球治理领域明显收缩。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发展目标相应进行更新。在发展层面上，中国坚持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渐进式变革，对内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由贸易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基础上，《“十四五”规划》围绕第二个百年目标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治理层面上，对内谋求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明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伙伴关系网络为全球视野，以东亚和中国周边为重点地区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抓手的中国方案，深刻把握了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相辅相成造就的新格局。

最后，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出现社会混乱和民众自信降低的状况，而中国则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成功应对了重大危机的挑战。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再次暴露了其政治上的两党制与三权分立使国内国际发展政策频频受到掣肘和摇摆不定的问题。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摇摆不定将长期存在。在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严重衰退。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3.5% ，创下美国自二战结束后最差的记录，贫富悬殊问题未能得到切实解决，政治分裂加速与政策实施停滞形成恶性循环并激化了社会矛盾。2020年美国大选以“闹剧"收场，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国会大厦，警方与示威者爆发冲突，造成多人死伤。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问题。制度失灵，民主失真，社会失序，经济失速以及精英失智成为美国发展的实时写照。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2020年发布的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 ，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65% ，而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只有48%。相比之下，中国实现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齐头并进。面对美国打压，中国在太空技术、5G技术，高铁技术以及航母技术等方面仍取得突破性进展，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显著。中国适时推进“精准扶贫”政策解决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底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占美国比重约70.4%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见表3)。新冠疫情的治理表明中国体制使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配置，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仍存在对中国模式的误读和曲解，关于中国模式的判断并没有摆脱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国际舆论和国外学界把中国模式概括为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经济方面，中国模式被阐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如伊恩·布雷默宣称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支配市场。政治方面，西方国家将中国模式简化为与西式民主对立的“威权主义”模式，宣扬中国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的威胁。

综上所述，中美模式下的治乱对比以最直观的形式展示了中美软实力的升降变化。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长期强大的国家实力，且其发展模式已经相当成熟;但“华盛顿共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低迷以及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政策对内削弱了社会共识和凝聚力，对外自损其在全球的吸引力。中国模式展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中国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以及集中高效的治理模式为世界所认可，但中国模式中蕴含的发展观念﹑制度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等更深层次的价值尚未被世界广泛接受。

六、国家形象的升降变化

国家形象作为社会公众(包括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国家客观状态的印象，看法，态度和评价的综合反映，产生于国内国际的互动交往中。综合实力构成国家形象最基本的客观依据，国家对自我形象的定位和建构决定着国家形象的发展方向，而国内和国际社会中他者的感知则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客观塑造转化为主观印象的程度。良好的国家形象构成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因素，对内有利于凝聚国内力量，提高政权合法性以及国家的对内动员力;对外有利于促进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增强国际发言权和影响力。

首先，在综合实力上，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平。西方学者在分析反美主义的根源时注意区别了两个层面，即“美国是什么”与“美国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内的混乱以及特朗普“自私”的对外政策从“美国做什么”方面对其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因为“美国是什么”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印象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对中国而言，由于近代以来屈辱和落后的历史，当今经济腾飞和科技日新月异更使国人自信心倍增。中国的综合实力虽不及美国，但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惊人的发展速度可以给世界带来更直观的冲击，中国的周边辐射力和世界影响力昭示着综合实力的增强。

其次，在国家形象的定位和建构上，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特朗普政府摒弃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巧实力”战略，以直接粗暴的言行让世界感受其力量。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国际责任的规避、国内政治的混乱和国际行为的偏私使国际社会对其印象大打折扣。中国则更加注重向世界传递“大国”形象。习近平从文化、社会、外交和制度四个不同维度，用“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四个词对新时代中国应有的国家形象进行高度概括，并强调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最后，在国家形象的主观感知上，美国拥有遍布全球的新闻网和世界上数量最多的顶尖大学，加之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美国塑造了以自身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形象。西方的三大通讯社、五大电视网和新闻报刊对舆论的影响力高于新华社，人民网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等中国主流媒体，且美国的常青藤联盟在学术影响力方面也远超中国的九校联盟。从国际传播角度看，中国的客观形象和主观印象之间存在不小的偏差，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很好地反映真实的中国，当前中国形象塑造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例如，中国政府在国内强大的治理能力乃至为保证国家主权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和香港特区实施的治理都被曲解为侵夺人权;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被夸大为“咄咄逼人”和“战狼外交";“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一定市场;2017年以来，美国以“锐实力”概念为基本框架，对中国发起舆论战。皮尤民调显示，尽管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已显著增长，但这并未充分转化为对中国的好感，国际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低于美国。以新冠疫情治理为例，截至2021年6月，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首位，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 ，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却约占世界总数的20% ，死亡病例数超过世界总数的15%。而中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仅有占世界0.1%的感染病例和0.22%的死亡病例。然而，2020年10月皮尤中心公布的一项针对14个发达经济体的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评价比美国(15%)高，但也仅有3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对疫情有力。

相比而言，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对外政策迅速转化成了影响公众态度的因素。美国的国际评价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急剧下降，国际公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信任度一直维持在20%左右，对美国观念输出的认同感受“美国优先"影响而大幅降低(38%) 。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退出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和伊核协议.在美墨边境建墙以及限制移民等标志性外交政策几乎没有得到支持。但美国仍然拥有大量非政府来源的软实力资产，国际公众对美国文化仍有较高的好感度(65%) ，美国的娱乐产业仍然遍布全球，众多的顶尖大学继续吸引着国际学生，亚马逊、苹果.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所代表的创新水平仍领先于世界。随着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在国内外逐渐削弱，这些非政府资产维持着美国的软实力。在国际认知差异上，美国在其欧洲盟友中口碑不佳，尤其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对美国的负面看法超过半数，在拉丁美洲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地区盟友中毁誉参半，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除以色列外，其印象都较差。中国崛起则在亚太地区尤其日本和韩国引起担忧，但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均对中国有较好印象。

综上所述，美国的软实力基础依旧存在，但特朗普败坏了美国的形象。与之相对照，中国大国形象逐步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其国家形象的改善之路仍很漫长。

七、中美软实力比较的启示

受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美国软实力总体呈下降态势，而中国的软实力则稳步提升，其正凭借自己的优势和战略逐渐拉近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在61个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占领先地位的国家降至140个，且在这140个国家中相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都在缩小。美国在文化、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上仍保有优势，但其政治影响力与文化影响力逐渐拉大的分裂程度成为其劣势所在，“美国优先”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不同效应成为影响两国软实力升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最具有吸引力。由于经济和科技成果产生的效应以及具有“大国担当”的内外政策调整，中国的观念和发展模式逐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但仍受西方的打压。从国际民调上看，中国软实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影响更大，而美国软实力的辐射范围则更加广泛。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弥补特朗普执政期间使美国软实力遭到削弱的政策：对内应对疫情和恢复美国经济活力，推行“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将解决国内问题与应对中国挑战联系起来;对外意图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重拾意识形态路线，适度调整对待国际制度的政策并有限回归。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内外统筹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但并不能完全摆脱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受制于恶化的内外环境，其施政前景仍面临诸多困难。在此形势下，通过软实力建设持续增强国家实力，让世界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崛起，推动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应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将文化资源充分转化为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包容.开放的当今时代相契合，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走出去，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发挥文化自信的溢出效应，形成中国现代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改变泛化发展的现状，推动饱含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推动非政府力量发挥作用，激发巨大的民间资本潜力，提高文化传播和创新能力。

从观念角度看，在推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提升中国观念在国际范围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中国应继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并将其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以实际作为和积极主动的话语权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共同的价值导向，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内凝心聚民心和对外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引导民众处理好爱国情绪与合理表达的关系，以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

从国际制度角度看，中国需积极参与和融入现有国际制度，并推动其改革和完善，寻求与新兴大国和西方国家扩大共识，让更多国家接受中国理念，形成良性的大国制度竞争局面。同时继续推动由中国主倡的国际制度合作走向深化，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继续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为依托，提升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制度塑造能力。

从发展模式角度看，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新的深入拓展阶段，需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进而统一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自信。对内形成合理且稳定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弥补世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丰富全球治理的手段与内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注入中国智慧和贡献中国力量，扩展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从国家形象角度看，要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客观形象充分转化为国际社会的认知，通过国际传播主动塑造国家形象，使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和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和立体的中国。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元首外交在中国与国际社会开展直接对话时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继续通过主场外交，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具有学术创新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传播政策和学术观念的媒体的作用，提升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度，并逐步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多种方式推动民间公共外交，通过多层面的人文沟通与对话促进互相理解，增强国际公众对中国的好感。

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打破大国崛起悖论的重要途径，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理想，社会理想与世界理想的现实选择。未来中国的软实力建设需要推动软实力资源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发挥优势，弥补劣势，深入挖掘并平衡推进软实力资源的发展，注重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促进，通过多种途径将丰厚的资源真正转化为软实力，实现从软实力资源大国向软实力强国的转变，并增强国际传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巩固软实力成果，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4期

来源时间：2021/9/10   发布时间：20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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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峥嵘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读：中美关系经过国家间关系所有极点状态，其变化逻辑也涵盖了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所有要素，包括思想及行为两方面动因。经过奥巴马、特朗普以及拜登三届总统推动的政策转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美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未来将在热战/冷战、零接触、准同盟/同盟等几个极点构成的框架内摇摆，寻求在某个区间实现逐步稳定。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着力点，是争取在高技术、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新疆域(深海、极地、深空)开发等领域形成新共识，形成新的共同行为规则。

现在回溯，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调整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既已展开，经过特朗普的激进演义，到现在的拜登政府，明显呈现从“良性”向“恶性”演化走势。特别是最近几年，特朗普政府频繁对华极限施压，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1]拜登上台虽然是民主党政府的回归，但是鉴于战略背景和战略基础等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再也难以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也难以回到中美破冰之后的过去近40年。在这近40年时间里，中美关系呈现在反复和动荡中持续改善的演进趋势。前后两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复杂逻辑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哪些不可能与可能?本文不揣冒昧，试作浅析。

一、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几种解释

形成好的中美关系，需要共同努力，但要破坏中美关系，只需要一方(甚至是第三方)就够了。中美关系在近几年急转直下，美国对华政策变化起了很大作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复杂逻辑，存在着不同解释。

比较有名的就是多重差异/冲突说。一是中美制度差异说，美国政府的文件一再声称，中国是专制国家，拜登总统在其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讲，中美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与中国竞争事关21世纪民主与专制哪一个制度更有效率的问题。”[2]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影响很大的斯蒂芬·班农曾在讲话中称，中美之争是由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政治制度(集权与民主)引发，而在国际上推动形成的不同体系之争，美国支持的是三百多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而中国想要的另一种国际体系。二是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说。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在国际上与美国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表了美国党派主义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主席、美智库“防务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真正威胁在于其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内称，“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是在军事层面，也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正不断取得成功，即便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不会损害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安全，一个成功的中国还是会对美国的政治集团(political establishment)、美国国家力量存在的合理性(how it justifies its own power)以及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构成重大威胁”。[3]三是文明之争说，2019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四是力量格局变化说。即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接近美国，GDP规模达到美国的70%，陷入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难以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4]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已没有二战结束后那样广泛和压倒性的优势。在美国相对衰落态势下，美国势必要收缩，在东亚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5]

另外，还可以从美国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以及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动因。一种观点认为，外部条件变化是美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诱因。中美关系变化与百年大变局密不可分，即中美力量格局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多极化等发展到一个质变或者结构性调整阶段的产物。[6]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多元，美国霸权处于衰落过程，影响力下降。美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无法管理中国崛起，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对华政策向对抗方向调整正是其反映。与之相对应，国内政策导致说则认为，美国国内社会政治一系列变化比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更能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内治理遇到重重危机，经济上，重振制造业存在结构性困难，劳动力转岗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债务负担沉重，预算危机频发;政治上，党派极化形成恶斗、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府功能缺失、瘫痪，治理能力下滑严重;社会上，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社会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等等。这些乱象造成美国力衰退，国际影响力下降。同时，美国自信心下滑，对中国崛起出现过度恐慌，转而支持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美国皮尤民调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每年都在恶化，当时有约半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如今这一比例高达89%。67%的受访者在“感觉温度计”上对中国抱有“冷感”，在0到100的刻度上给中国的评分低于50。这一比例高于2018年的46%。负面情绪的强度也在增加：表示自己对中国“非常冷”的人(0-24分)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23%增至47%。美国国会近年来热衷于推动遏制中国的法案，对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约束，行政部门灵活调整政策空间变窄，一些破坏性法案所造成的伤害具有不可逆性，中美关系难以利用政党轮替得到修复或改善。

上述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概括中美矛盾的一些显著特征，但都存在不足，难以形成对美国行为逻辑的一般性解释。制度差异并不构成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障碍。美国与沙特之间制度差异很大，但美国与沙特关系一直比较稳定。从中美关系的整个发展史看，美国曾经与满清政权、蒋介石政权发展出比较稳定的关系。当时，美国是新兴资本主义大国，清朝是封建专制政权;蒋介石政权实行的并非美式民主，更接近专制政权。但是美国从维护其在华利益，塑造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格局出发，努力与这两个政权发展良好关系。美国与蒋介石政府在二战中结成同盟。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展开破冰之旅，这时候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美国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深刻差异。制度不同没有妨碍两国在过去4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不断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历史传统，文化差异较大，但是，中美两国也是文化包容度很高的大国。美国号称“种族大熔炉”、“移民建立的国家”。但是，移民问题，或者种族问题一直是关系美国立国之基的根本性问题。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因为种族成分日益复杂而受到挑战，界定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正面临多元文化主义盛行、拉美移民涌入、超国家认同等问题的挑战。[7]近年来，依靠主体民族再造国家特性，强化身份认同、排斥移民的思潮和行为在美国回潮，族群和种族矛盾时有爆发，且偶有激化，但总的来说，美国是一个有着强大文化包容度的国家，各族群能够和谐共处、互融。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不排斥外来移民，也不怕外来文化输入。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完成本土化。明朝对天主教持开放态度，天主教士不但在明朝廷担任要职，参与修订历法等重要工作，而且还在中国上层社会传播西方数学、天文学，以及天主教。中国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实行开放政策，清朝曾一度实施“海禁”，但期间仍允许广州一地对各国通商，同时保持朝贡体制下的经贸往来，对走私贸易也堵不胜堵，并非真正“闭关锁国”。中国自16世纪起便默许葡萄牙移民借居澳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团结奋斗，建设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一直持有异议，但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关系在近40年内得到长足发展。

力量格局变化说在上述解释中占有核心地位。各方都明显意识到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有观点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变化是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与总体稳定，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这一背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消退瓦解，构成了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的重要原因。”[8]事实上，美国放弃新自由主义正是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一种反应。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外交政策在全球各地遇到挫折和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重返现实主义的政策。美国政策调整，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急剧振荡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是美国对这种变化的感知与认识。美国认为，中国力量发展迅速，已成长为唯一有实力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对手。美国的这些认识和判断，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此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管控。2015年前后，美国改变其南海问题上的“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场，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案针对中国，并归罪于中国改变争议现状。差不多同时，美国国内展开“中国政策大辩论”，基本结论是，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逐步形成的对华“接触-融入”，诱其改变的政策失败了。美国需要改变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官方倾向于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归因于中国，美国指责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政策改变，比如，“出台更多有利本土企业的政策，增加外商营商成本”;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出台“更严厉”国家安全法规;“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记者等的管制”;“迫害”维族人权;“限制”香港“自由”，等等。美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放弃“韬光养晦”，在国际上更加“自信”、“咄咄逼人”，用经济杠杆“迫使”别国改变立场，用“胁迫手段”改变地区秩序，在地缘争议问题上用“切香肠战术”逐步确立优势，成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等等。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指责，南海、钓鱼岛等地缘政治争议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变化的是中国支持自己立场和主张的能力大为增强，以及中国的表态更加鲜明。

但是力量格局变化这类现实主义解释也有其不足。美英力量角色的互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之间长期的较稳定战略合作。当然，这期间出现了德、日、苏等第三方的干扰与挑战。然而类似的，中美对峙加剧的同时，全球性挑战也在增多，冲散了中美博弈的聚焦能力。

进一步观察，中美矛盾从来不是简单的实力冲突、利益冲突。中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矛盾不是单纯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矛盾，更多地是与地区主导权和国际秩序相关。经贸交流是维持大国关系的压舱石，经贸摩擦更不足推动中美战略对抗(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发展成战略对抗)。中美向对方开放市场并发展经贸联系，双方都能从中受益，这一点无可置疑。历史上，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以实现经济利益固然是美国追求发展与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动力，但是与中美在国际秩序、主导权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相比，经济利益始终排在次要地位。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始终极低，但是爆发冷战的可能性却很高。中美国力强大，与前美苏一样，能够承受冷战。朝鲜、古巴等国长期奉行反美政策，美国也不能消灭它们或者迫其屈服，中国力远胜朝古，完全有条件与美国冷战。中国相信自己汲取了苏联教训，不会重蹈其覆辙，不会从内部瓦解。因此，尽管冷战代价巨大，会破坏合作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只要是维护政治秩序需要，中美仍然不会拒绝进入冷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感知到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对华政策从“接触加遏制”范式转型到“竞争加合作”范式，中国希望通过双方不断深化的经贸联系(中方称之为关系压船石、助推器)，推动双边关系更加稳定。近年来的事实是，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日益扩大，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调整，经贸往来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双边贸易额仍然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在美留学生多达38万，居各国之首。[9]但经贸与人文交流的持续扩大并没有稳定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相反，中美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地区主导权、意识形态的上冲突日益激烈并公开化。曾经有一段时期，因为经贸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如此深刻而且重要，双方努力深度过掩盖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观、发展愿景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在名义上视对方为战略伙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中美在这一时期是“假朋友”。[10]虽然真实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与对抗状态，但由于存在巨大经济利益，“从战略高度”出发，两国领导层不得不发挥政治领导力，频频开展“元首外交”，挽救频频波动甚至屡陷危机的双边关系。通过维持表面的“友好”，来维护经贸往来带来的利益。但是，一旦意识形态、秩序观冲突因为力量格局变化而加剧，中美对对方的战略判断会发生变化，这时候合作共赢的利益就进一步后退，无法阻止政治冲突的前台化、表面化，中美也从“假朋友”转变为“假敌人”，其实是真对手。[11]

综上，制度差异、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力量格局变化，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现实利益冲突、秩序观分歧、地区主导权之争，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以及其它因素、维度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中美各自的政策，影响着双边关系。片面因素、片面维度都难以解释中美政策调整与关系变化。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些因素，或者其中的几种加以罗列、叠加，得出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些解释，但是我们难以把握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确立一套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导性逻辑，进而明确何种因素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何种因素发挥了次要作用。如果这些主导性因素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是不是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改变。我们可以假设力量格局变化在中美关系变化的逻辑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虽然不可能发生，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中美政治趋同，美国会否减轻遏制中国崛起的力度?现实主义者会认为否，自由主义者可能回答是。而建构主义则可能表示，中美关系是可塑的。

无论如何，既有历史经验很难归纳出一般性变化规律，现成理论框架也难以给出满意的解释。因此，中美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复杂，最难以解释的双边关系，不确定性是其唯一确定的特性。

二、中美关系的“量变”与“质变”

表面看，中美所争议题大多是老生常谈，包括经贸摩擦(商品倾销、侵犯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国内市场保护、汇率操纵等)，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南海、钓鱼岛)，人权(新疆、香港)以及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将经贸摩擦全面升级，加大在南海、台湾和人权问题上的施压压力度和频度，并将争议扩大至原来相对和谐的人文交流、卫生健康合作等领域。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程度上的变化，以及领域的拓展，如果中美关系仅仅表现为这些变化，则难以形成“质变”。

拜登上台后，中方一度认为出现修复关系窗口期。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在某些领域与北京竞争，在其他领域与中国合作，在必要的领域与中国对抗。这与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对抗姿态有所不同。拜登表示，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话，这个国家在遭受外部势力欺辱的时候，恰是中国国内没有统一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很明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他们所有的行事都是基于此。[12]这是西方领导人罕见的对中国追求国家完全统一的努力表现出某种理解。拜登声称，中美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不需要对抗。“我们与中国在激烈竞争。中国有一个总目标，我不会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目标而批评他们。这个总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个(目标)绝不会在我的任内实现，因为美国会继续发展壮大。”[13]这似乎是在暗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只要不是在拜登任内(4至8年内)。拜登上台半年多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步步紧逼，但拜登政府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为国会的脱轨动作设限。中美开始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专题对话。美经济官员频频施放希望开展经贸对话的意向。中方有学者认为，虽然美方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国内遏制中国的论调占据上风，国会反华态度坚定，这些因素将大大制约拜登政府改善关系的任何努力。但是，中国在塑造双边关系中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与此同时，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灾难性后果，这一战略困境亦可能成为美国不得不缓和对华施压的一个诱因。

虽如此，半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拜登政府只是对特朗普的一些“错误”策略进行回调，比如不再强调关税的中心地位，甚至可能同意调降部分关税。比如不再单干，而是拉拢盟友一起对付中国。而其施压之严厉，比前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拜登政府一反特朗普“美国优先”，愿意付出代价拉拢盟友伙伴建立国际遏华阵线，中美全面对抗态势更趋巩固。

因此，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成为定论。从长时段看，自19世纪中美展开频繁往来并建立官方关系以来，双边关系经历过国家关系中的所有形态：大部分时期是友好的(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助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抑制日、俄、英的侵略与瓜分)。中美曾经数度结盟(一战、二战)，但是，也曾几度成为战场上的敌人(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美甚至有相当长时期保持无邦交、几乎零接触(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小布什任期内，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中国向何处去》演讲，提出中国是美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他表示，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已取得的成就正对世界产生影响。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体系成员”，对美国有利，对世界有利。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中美达成联合声明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则称，“中国正运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以及意识形态杠杆，以成为美国在战略上、几乎并驾齐驱、全球性的竞争者”。[14]正因如此，流传过一种说法“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既然不但在过去的100年，甚至在破冰之后的近40年，中美关系不断在经历着巨大起伏，存在着极大不稳定，比如，就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开展发展关系过程中，仍然发生了美空袭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撞毁我南海巡航战机的严重恶性突发事件。既然中美关系在过去经历过各种风雨，“回不到过去”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还能展开哪些新面向?

只有跳出现有分析框架，转换视野，才能更好地前瞻两国关系前景。除了前述中美分歧规模扩大、领域拓宽(几乎覆盖交往各领域)、烈度增强等“量”的变化以外，中美关系一些“质”的变化需要关注：

1、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与环境发生“质”变。中美综合国力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接近，美方视中国为其最大挑战与威胁。中美在相遇之初，国力差别也不是非常显著。中国的GDP在1840年时仍是世界首位，大过美英。但是GDP的质量不同，英美是工业革命道路上的GDP，正处于急剧上升阶段，清朝的GDP是小农经济创造的，处于相对衰落。而今天中美GDP都是工业化及新型工业化的GDP。不但在经济规模上，中国在科技、军事等硬核领域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中美关系经历过从真敌人、盟友、准同盟、假朋友、假设的敌人等各种状态。现在，美国史无前例将中国当作头号挑战者和最大威胁。1998年和1999年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即认定，15年后，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3月3日，拜登政府发表《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内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把自己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综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长久挑战的竞争国。

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中美之间失去共同的战略威胁。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社会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有损美国利益，单方面对华有利，经贸关系不再是共同利益，而是中国的利益，美国的损失。美国商界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支持采取对华强硬站了上风。高达每年6000亿美元的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大为削弱，拜登政府放弃了特朗普的关税中心主义，缩小打击面，但却对中美科技交流、相互投融资，关键供应链等设置更为严苛的门槛(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在政治外交领域加大遏制力度的同时，不再将经贸交流是否受到冲击作为关键考虑因素。当前，中美既没有苏联那样的共同威胁，除了非常有限的一些领域，如气候变化、军控、防核扩散等，美国不认为双方能够形成共同利益。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动摇。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面临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的世界日益被国际机制和规则网络所覆盖，中美关系发展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法规范和基本规则的影响。世界多极化，回归“多元权力中心”时代，其中，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下降，但新兴的中、印、俄等的影响力不足以填补美国战略收缩留下的真空。中美关系之外，还存在着美欧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等其它双边或者多边关系的牵制。“在多元权力中心格局中，中美关系演化的战略框架是基于中美俄欧四方之间的灵活三角关系，中美关系的灵活性和韧性有所增加”。[15]此外，伴随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实力竞逐的，还有非国家组织力量的兴起，网络、人工智能、病毒等技术革新赋予非国家组织巨大的破坏力，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塑造。

2、美国放弃了“改变中国”的长期战略，转而寻求与中国全面对峙、“脱钩”。美国有没有中国大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大战略不一定落在纸上，不一定有完整的表述，不一定是一套明晰的政策，而是长期存在的政策追求。早在18世纪晚期，英属北美殖民地便开始了与清朝的民间贸易，伴随贸易而来的，是美国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在清朝享有盛誉的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是早期的“友华”人士代表，他坦白自己热爱中国的原因，是希望把这里变成基督的领地。蒲安臣死在为中国出使欧美的任上。另一位“友华”代表人物司徒雷登，是来华传教士世家出身，司徒雷登遗嘱坚持自己死后葬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支持逃到台湾的“自由中国”，并制定针对大陆的“和平演变”计划。19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并建交，此后，美国继续将诱使中国发生政治改变奉为长期战略。促使中国发生政治改变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特别是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机。美国政府在向国会阐明给予中国永久最优惠待遇时表示，美国这么做，可以帮助中国国内的“自由派“改革者。美国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作出类似表示。特朗普政府放弃了改变中国政治的战略目标，承认美国无法促使中国政治发生西方希望的变化。而现在的美国认为，当年帮助中国入世、融入西方体系，是犯了历史性错误。“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七十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依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世贸经济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而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16]美国已经不指望中国政治上西化，相反，美国视中国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对手。与之相适应，美国已经淡化，甚至放弃对华“接触”，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超越“接触加遏制”范式，代之而起的是“竞争加合作”范式，或者是“中美竞合”关系。[17]接触，意味着主动接触并诱导对手发生改变，使关系向更加相融方向发展。合作则不需要让对方改变，也不需要对对方抱有好感，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就可以合作，哪怕敌人之间，也可以合作。

3、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从改变中国的行为，转变为削弱中国的实力，甚至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秩序。阴谋论者认为，美国一直存在着一个颠覆中国政权的阴谋。但是美国官方一直否认它的政策是谋求中国政权的瓦解。相反，美国过往政府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奥巴马政府曾宣称，“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美国的政策一直在摸索。奥巴马政府时期，还未完成中国的定位，其政策取向是强化国际秩序，特别是针对中国量身打造一批新规则，企图用新规则限制、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使其符合美国利益。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规则制华、规制中国。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环太国家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打造21世纪经贸新秩序，限制中国在地区的发展。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在南海地区强化美国规则。特朗普政府时期，不但将“亚太再平衡”转型升级为“印太战略”，而且超越了对中国行为的规范层面，将中美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拒不接受中美“合作共赢”，以零和看待双边关系，提出中美是战略竞争并且要决出胜负。以此为基点，美国政策目标上升为削弱中国的力量。美国违背国际规则，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封杀华为等高技术企业，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滥捕、滥诉从事正常合法商务和人文交流的中国公民以及相关中方关系人。美国将削弱中国科技力量的企图写进政策文件，公开反对《中国制造2025》，反对中国获得技术领先地位。美国还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这种干涉内政的手法也是建交以来少见。中美经贸摩擦交涉过程中，中方努力调整国内政策法规，适应美方要求，但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方的各种积极调适并未换来美方的止步，美方施压节节攀高，战略目标逐步升级。中美经贸协定几经反复，虽然艰难达成，但美方态度不断变化对协定的执行仍构成巨大不确定性。拜登虽然继承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方向，继续强调要联合盟友施压中国“遵守规则”，同时也借势转型，谋求多方削弱中国，甚至搞垮中国。[18]

综上，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需要重新定义。首先，要跳出“好与坏”的框架。中美之间需要发展实事求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难以再用“战略伙伴”等修饰词来掩盖“假朋友”关系。关系无所谓好坏，而要看其是否于我合适。其次，要跳出“接触与遏制”框架，美方已否决接触，中方也不可能设想通过接触改变对方，但同时，遏制也不可能实现(美国没有办法孤立中国，中国也无法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两国应发展务实关系，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在分歧领域管控分歧，防止危机演变为冲突。再次，要跳出“竞争-合作”框架。竞争-合作比接触-遏制更接近于中美关系的现实。接触意味着双方愿意在一起共事，共商、共治，隐含着是伙伴关系的意思。而合作而存在更多内涵，除了伙伴之间可以合作，对抗的双方也可以合作，即阎学通认为的“消极合作”：双方为避免最坏可能(比如打一场大国间的全面战争)而不得不在某些条件下进行合作，比如维持核不扩散现状，控制军备竞争等等。中美这间的交流已经失去“接触”所蕴含的意义，现在的中美可能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应对全球经济可能的衰退等等，都是为避免对双方来説最坏的情况而不得已而为之，竞争性是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竞争与合作并存”很大程度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现实，但是它离澄清中美关系的实质还是差强人意。既然美国已经视中美关系为零和游戏，则在任何合作中均含有竞争背景。未来，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合作与预防性合作将远远大于积极合作。比如，中美签署了海上相遇规则，这是为避免在敏感海域擦枪走火而不得不商定的预防性措施，表现出的是共识，但底色是战略互疑，是互不信任与相互提防。

三、中美共同构建新秩序的初步设想

中国设想的未来世界格局，大概是美国仍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但影响力大为下降，中国、欧洲、俄罗斯，以及印度等多强分化组成“多极世界”。在大卫·莱恩看来，中、俄等探索的“第三条道路”已获成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存下来，形成独立的第三极。但是，现在美欧更担心，未来的世界图景有可能是“中国-外国”。中国道路不但在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体系中生存发展，而且会突破这个体系。

中美处于大国竞争的所有结构性(市场资源争夺、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周期性(力量兴衰与更替)矛盾之中，中美均丧失通过“接触”交流改变对方的意愿，相互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但是，时代不同了，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发展成帝国争霸模式。回不到过去，意味着中美关系回不到战争、零接触、准同盟或同盟等三个不同方向的极点状态，而是谋求在极点之中的某个区域实现战略平衡和基本稳定。

中美之正在展开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的全方位较量，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竞争”意味着必须分出胜负。但以中国看来，竞争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恶性的。恶性的竞争以消灭对手为目标，良性的竞争是通过竞争改进自身不足。中美两国的竞争，有恶性的一面，但总体看来，有很可能向良性发展。美国认为，视中美为竞争对手是对中国的一种礼赞(compliments)，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肯定。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分析了美国经济被中国处处围剿的“囧境”。美国认为，WTO、以及新TPP等规则均无法有效约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掠夺”。中国对美国形成的经济压力超过了中国的预料。

美国深知中俄国际行为模式存在差异。中国在美国扩大宣传是为树立正面形象，并没有利用美国国内矛盾制造分裂，介入党派斗争，干涉大选。美国也承认，中国的制度改进虽然缓慢，但仍然在推进。当然，其大方向可能不符合美国的期望，但是在具体操作上仍在努力与国际接轨。

美国清楚，美国没有办法与中国进行全面冷战，更不可能进行热战。对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或者实行中美经济全面脱钩，都是办不到的。中美仍然需要经贸交流。中国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包括营造内外资公正竞争的法治环境，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等。

中国认为，美方在经贸谈判中提出的诉求可以用于“倒逼”中国改革，特别是制度改革，这有利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发现，美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框架仍然可以帮助中国维权，华为公司可以告美国政府法令违宪，让政府承担后果。

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双方厘清争端的实质，在必要的领域开展合作。

中国希望自己的成功得到国际，包括美国的肯定。中国正在实践美国在创建战后秩序时对发展中世界提出的憧憬。当这个憧憬真的变为现实，美国发现自己并不能接受。这似乎同时出乎中国和美国意料。这正是所谓良知的冲突：中国实践的正是美国所主张但未必实践得彻底的原则。中国追求国际秩序的完善不是为了颠覆现存制度，也不是为了挑战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认可的价值体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密谋毁掉美国，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为了坚持你们一直灌输给我们、教育我们遵从的那些理念。”“你们给我们制造了幻觉，然后又让我们遏制幻觉。”[19]

中美之争将集中体现为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竞争，引导得当，可以成为良治竞赛。中美可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关系结构，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展开了全面遏制，但是中美之间爆发全面冷战和热战的可能性均不大。相比之下，金德尔伯格陷阱更现实，更具破坏性。特朗普总统代表的保守派领导下，美国大步退出一系列重要国际机制，破坏同盟关系。拜登政府向盟友和国际社会强调“美国回来了”，但美国影响力已不如从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几乎重蹈从越南撤军覆辙，再次彰显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意愿同步下降。

另一方面，中、俄等国着眼于构建于已有利的周边环境，无能力也无意主导世界。中国长于谋划，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案，这是针对世界领导权转移所作的预案。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但是，特朗普政府放弃了这一定位，美国打破国际秩序的动作提前了。中国的替代方案即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个良治愿景，但缺乏充分的历史实践的证明，仍有待于在国际上形成广泛的吸引力。中国的国力和其它准备也没有完成，中国的发展观仍然是基于现有体系的，中国只是想在现在有体系内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行动自由。中国并没有一套领导世界的成熟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着眼点是与美国和西方和平共处，分享权利，而非领导世界。

从良性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美欧的根本分歧在于全球治理的责任分摊。“中国再也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它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它在世界上的存在，包括在欧洲的存在，应该伴随着更大的责任，即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更大的互惠，不歧视和其制度的开放性。中国公开表明的改革抱负应转化为与其作用和责任相称的政策或行动。”[20]而中国的综合国力还难以胜任西方所提出的过高期待。

为实现良治竞赛，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在相互无法融合的前提下构建交往(接触、冲突)新规则。如果说，中美实力的对抗或者可以找到妥协之道，比如中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可以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来处理，中美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活动、相遇模式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来加以规范，从而避免形成冲突;那么，中美在观念上的冲突则是难以形成解决规范，但又非常有必要形的成规范的范畴。

历史上，中美的最大冲突不在领土主权纷争、经济利益分歧，而在于秩序。中国没有威胁过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美国也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没有索求，美国甚至帮助维护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基本上不干预与美国国内极不相同的国内秩序(清廷专制与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均未受美国干预)。中美发生过几次大的冲突，包括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这些冲突不在于争夺领土主权，而在于霸权(主导权)和秩序。十九世纪中国与列强冲突的本质是两种秩序的冲突。美国参与列强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国际秩序。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也是维护战后远东秩序以及巩固冷战同盟，战争中避免触及中国本土。中国出兵朝鲜的根本原因也是谋求与于我有利的地区格局与秩序，而非更多的领土主权要求。今天的中美之争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地区主导权与秩序之争。

新中国的发展使地区格局和秩序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也在经历了内外秩序的再调整，中国逐步从地区秩序的打破者变为维护者。中国主张的国际秩序主要还是继承了近代西方国际秩序的核心传统，“中国肯定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等“。[21]同时又根据中国发展经验融入了新元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伙伴关系网络、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提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美国所贯彻的强调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同，但也有相通同之处。[22]

为防止最坏的情况，促使局势转向好的方向，中美需要联手制定新的共同规则，推动国际秩序稳定转型。中美需要就预防军事冲突制定出基础性规范，通过一系列的“布雷顿森林”谈判，在经济、高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构架新规范。

四、小结

中美关系经过国家间关系所有极点状态(战时敌人、战时盟友、零接触)，其变化逻辑也涵盖了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所有要素，以及思想及行为动因。任何片面的逻辑都难以解释关系的变化，所以，中美关系不但是世界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也是最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也是最需要努力塑造的双边关系。

经过奥巴马、特朗普至拜登三届总统推动的政策转型，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美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未来将在敌人(热战/冷战)、无关系(完全脱钩、零接触)、盟友(准同盟/同盟)等几个极点组成的构架内摇摆，寻求在某个区间实现逐步稳定。

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着力点，是在努力维持现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稳定基础上，通过竞争形成新的交往规则，争取在高技术、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新疆域开发等领域形成新共识，形成新的共同行为准则，并以此完善国际秩序。

注释：

1. “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中贸委会2020年视频年度晚宴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0年12年10日，https://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839124.shtml

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MARCH 25,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

3.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12月14日美国Palladium Magazine网站。

4. 哈佛大学教授葛兰姆·艾立森在 2017 年出版的畅销书 《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 中提出：中美是否能够最终避免一战，取决于美中是否能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刘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版。

6. 唐永胜认为，“中美关系终究是世界变局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要在变局下寻找到未来的走向。简要地说，世界变局总体上是性质之变、结构之变，而不是历史的简单的周期性循环。”参见唐永胜：中美关系的可能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2 期。

7.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

8. 达巍、周武华：回到未来-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的机遇，《美国研究》2020年第6期。

9. 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公布的2020年留学人员统计报告《SEVIS BY THE NUMBERS》，2020年的新国际学生(即刚刚入学的新生)的入学人数大幅下降，比2019年减少了72%，但在2020年，身在美国境内的F-1和M-1学生总数还是不算少。这个数字为125万，比2019年减少了大约18%。其中，2020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达38.2万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31%。中国学生较2019年减少了9.2万人，但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10.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263-292.

11. “假设的敌人”、“真敌人”的概念，参见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263-292.

12.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6日，拜登接受CNN采访时作如时表示。

13.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MARCH 25, 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25/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

14. US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15. 孙兴杰：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1 期。

16. 史蒂夫·班农2017年12月17日在日本东京的演讲。

17. 赵明昊：“一带一路”与中美竞合关系的塑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18. 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即将离任的2021年5月7日，于使馆举办的视频会议上指出，“美国一些势力要利用涉疆问题对中国发起大规模政治造谣运动，说穿了，他们就是要以此为抓手从内部搞垮中国、分裂中国“。这是一国大使对驻在国发出的罕见的严厉指控，也是中方对美方战略意图判断产生“质变“的标志之一。

19. 塞缪尔·亨廷顿著、先萌奇译：《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新华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4页。

20. 《欧盟-中国战略展望》，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

21.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22. 2016年2月13日，傅莹在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人讲的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称作西方价值观;二是军事同盟体系，这是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

来源时间：2021/9/10   发布时间：20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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