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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定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战狼们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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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呼唤阳光

中央政治局近日举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的集体学习,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新华社》在报导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时,在标题里突出了一个新闻点,就是会议要求“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既然要“加强和改进”,那这说明,中央在肯定外宣工作的总体成绩之际,也认为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对比中央的要求,现在的宣传有多少体现出中国的“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引导力”?有多少“谦逊谦和”?天天怀揣愤怒,好像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们,实际效果是在销蚀我们的朋友圈,表明上看是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其实恰恰损害了中国利益和国际形象。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排除个别部门和个别人为了个人前途私利,滥用宣传渠道和资源,把外宣变成了内宣,把本应给外国人听的话专门说给中国人听。一些外宣人员不仅是业务能力问题,可能还有品质方面的因素,给外宣工作和中国形象带来了恶劣后果。一些外宣人员频频上演战狼秀,说白了都是为了个人政治前途,表演给中央看,似乎谁骂得凶、演得好,谁就能获得升官、封赏。

现在中央提出了新要求,“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单单表达愤怒,谁都会,现在要化敌为友,广交朋友,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战狼们该醒醒了。

会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提到“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高度,要“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

期待平和、理性,开放自信、谦逊谦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7/16

旧文章ID:25896

王炎:喀布尔陷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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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炎  来源:读书杂志

编者按

随着喀布尔机场爆炸声响起,美国在阿富汗撤军行动被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仿佛一夜之间,这个曾经以“光荣与梦想”而傲视寰球的超级大国,遭遇少见的“难堪与耻辱”。美国的衰落,是近年国内媒体的热点,《读书》也曾有持续的关注和讨论。但就阿富汗问题而言,能在历史纵深的维度上,道出美国外交逻辑与在地冲突的纠葛、矛盾,以及自身政治困境,王炎这篇特稿或许做出了必要的尝试。我们认为,今天的阿富汗问题仍深刻内在于二十世纪的全球历史,却具有了二十一世纪全新的结构,未来可以激活出更多的思想讨论。

喀布尔陷落之后

文 | 王炎

美军尚未全部撤出,塔利班却以光速卷土重来。大批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涌向喀布尔机场,似尘封半个世纪的纪录片《西贡陷落》拿出来重映。突然,机场附近两声爆炸,夺去近两百人生命。ISIS(“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ISKP)宣称负责。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驻阿美军向媒体透露,中央情报局正与塔利班情报合作,一同对付恐怖分子。

多么大的讽刺!二〇〇一年小布什宣布开启反恐时代,第一个目标便是阿富汗塔利班。为消灭这个恐怖组织,美国曾一度增兵阿富汗至十万,厮杀二十年后,竟与之合作一道反恐。这算什么逻辑?多少美国人和阿富汗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早知现在又何必当初?但这对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没什么大惊小怪。自从建制以来,中情局一直恪守“黑暗游戏”的两大“黄金律”:两害相权取其轻,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 今天的塔利班与ISIS相比属两害之轻者,况且塔利班还与ISIS矛盾甚深,当然算是朋友了。这种玩法乃取巧之伎俩,短期可达速效,有四两拨千斤之妙。但不择手段解决眼前问题,会给未来埋下祸根,从长时段考察后患无穷。美国今在阿富汗之蒙耻,正是源于这两条世故的取巧原则。

先从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说起,第十一任中情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任期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六年)想利用穆斯林对异教徒入侵有切齿之恨的宗教情结,让“敌人的敌人”打击美国的头号敌人苏联。他建议里根政府招募中东阿拉伯青年赴巴基斯坦,由CIA提供武器、装备及情报训练,武装包括本·拉登在内的阿拉伯青年,对苏联发动伊斯兰圣战。美国的目标最终实现了,苏联蒙羞撤出阿富汗,最终竟拖垮了这个超级大国。但是,祸根也就此埋下。来自中东各国的圣战者身经百战,不仅学习了美式作战技术,还掌握了中情局做地下情报的手段。伊斯兰世界的青年以为打败苏联,就意味着穆斯林能战胜基督教大国,回到家后便燃起了恢复阿拉伯帝国昔日辉煌的旧梦。

一九七九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美国盟友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激进的什叶派穆斯林领袖霍梅尼掌权。伊朗人质危机让它成为美国的眼中钉,美国又一次玩起“敌人之敌人”的把戏。伊拉克的世俗化领导人萨达姆,比起伊朗原教旨什叶派领袖是两害之轻者。所以纵容伊拉克于一九八〇年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是现代中东最血腥、最漫长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冲突期间,CIA评估双方的实力悬殊,随时向两边出售先进武器,搞军事平衡以延长战争。结果伊拉克越战越勇,一天天做大,两伊战争刚结束,萨达姆便觊觎科威特,在一九九〇年将其吞并。

为惩罚萨达姆的桀骜不驯,一九九一年老布什发动“沙漠风暴”,对伊拉克狂轰滥炸四十三天,打垮了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解放科威特。“沙漠风暴”好像是展示美国军事科技的博览会,所有先进武器都派上用场,对小小的伊拉克做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乃“冷战”结束前夜最后一次向世界炫耀武力。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再次被确立无疑。但老布什万没料到,这么漂亮的军事行动竟给儿子埋下了祸根。

“沙漠风暴”在美国将军与沙特王子联合指挥下,沙特不仅提供空军基地,还让美国地面部队进攻前在沙特境内集结。从此,沙特成为阿拉伯地区最坚强的盟友。但中情局的中东专家明白地知道,沙特王室属逊尼派穆斯林中最极端的瓦哈比教派,可比基督教中的清教徒。历史上沙特武士骁勇善战,残酷无情。一九二三年,伊本·沙特带领瓦哈比勇士摧枯拉朽般打败“圣裔”哈希姆家族,夺取汉志的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地,统一阿拉伯半岛。沙特国王以“两圣地监护人”自诩,这一称号本归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专有,可从中窥见沙特王室的野心。瓦哈比孕育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两个极端伊斯兰运动,都声称恢复阿拉伯帝国,重建哈里发。

按CIA的逻辑,前中情局长老布什先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萨达姆吞并科威特,与之相比,极端原教旨主义属两害之轻者,可留待将来对付。那时“冷战”尚未结束,世界格局仍按主权国家的框架,伊拉克吞并他国,便改变了中东战略格局。可是几个月后,“冷战”便结束了,世界史即将跨越第二个千禧年,二十一世纪将出现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新角色——宗教激进主义,它不以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的载体主权国家为依托,而以传播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动员不同民族、国家和性别的圣战者,投入反异教徒的圣战,其最高目标不是胜利,而是牺牲。

沙特王室的实用外交,极大伤害了圣战者的宗教感情。沙特青年本·拉登和与他阿富汗的战友,开始怨恨王室让基督徒足踏圣地,入侵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王室未能尽圣地监护人的义务,反而沦为异教徒的爪牙,也就失去了领导穆斯林世界的权威。圣战运动从此不仅将矛头对准基督教世界,同时也要推翻中东的世俗政权。从九十年代起,激进组织招募自杀式袭击者,在世界各地策划恐怖活动。拉登早就计划打击美国本土,他的愿景是,先打痛美国,使其迁怒穆斯林世界;一旦美国入侵伊斯兰国家,战争的泥潭将会把这个异教超级大国拖垮。一九九三年拉登与拉米兹·约瑟夫策划第一次袭击世贸大厦,一辆载满炸药的汽车开进世贸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引爆汽车炸弹造成一千多人伤和六人死的惨剧。但由于爆炸位置不准确,世贸大厦毫发无损。

那时是克林顿时期,CIA仍固守旧的观念,坚持工作职责在国际政治情报范围内,主要针对主权国家打情报战。而约瑟夫和拉登的恐怖袭击属国际刑事犯罪,应归司法部管。所以,联邦调查局负责侦破整个案件,CIA与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缺乏情报沟通,将国际恐怖主义当做刑事案件侦破。直至二〇〇一年发生“九一一”袭击,美国才意识到,国际政治必须重新定义。二十一世纪美国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还来自非国家形式的极端组织。但是,美国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威慑力,从来都是针对敌对国家设计的,对恐怖组织不知从何处下手。

二〇〇一年九月,小布什向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出战争威胁,以西部片里牛仔的口吻说:如不交出本·拉登,“无论活的还是死的”,就摧毁你这个弹丸小国。塔利班死硬不肯交人,美国觉得阿富汗乃小菜一碟,塔利班根本不被国际承认,打它代价小,很划算。于是匆忙对山峦崎岖的不毛之地狂轰乱炸,塔利班不堪一击,光速退入山中。小布什出不了这口恶气,竟想象自己生活在电影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天降战胜轴心国的大任于斯人,炮制出新“邪恶轴心”国——伊朗、伊拉克和朝鲜,这三国与“九一一”没有一毛钱关系。布什称“邪恶轴心”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以先发制人的战略,开启反恐时代。他于二〇〇三年打掉萨达姆政权,然后在中东横行霸道,左突右杀,忠实地按照拉登的剧本,与伊斯兰国家无休无止地对抗。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便华丽转身,叙述成民主与专制的大对决。世界一天天失序,从“冷战”后的一极世界,到群雄逐鹿,天下大乱起来。美国卷入中东乱局越来越深,恰如拉登所预料的一天天走向衰败。

中情局为达目的不计后果,事后看来流弊甚深。近年来美国媒体披露不少内幕,例如,为发动伊拉克战争,CIA明知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牵强地罗织证据,为白宫提供语焉不详的监听录音和意图难辨的卫星照片,还延请德高望重的科林·鲍威尔将军向联合国作证。不知情中,将军以个人威望和信用欺骗了世人,美国也失去了两次大战积攒的国际信誉。

另外,两次伊拉克战争依赖阿拉伯的坚强盟友沙特,这是经典的地缘思维。只顾大国间的力量平衡与博弈,却没有预判利用原教旨穆斯林打击世俗化的萨达姆政权会产生什么后果。靠盟友帮忙,事后必给回报。美国和北约购买沙特石油以报答其合作。当沙特皇室从石油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未因务实外交而变得更世俗化。皇室成员不仅把钱花在奢靡铺张上,更利用石油利润推广瓦哈比教义。沙特王室在中东各地兴建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却被极端组织利用,成为补充圣战游击队的后备力量。随着瓦哈比教派在穆斯林世界影响力攀升,美国、西方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极端主义挑战,地缘政治思维不再能回应二十一世纪的新局面。

回想小布什上台时,新保守主义一度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国内有不少人文学者重读列奥·施特劳斯,也有政治学者研究芝加哥学派与布什的幕僚,曾热闹一时。小布什执政八年,主导外交的意识形态就是新保守主义,其核心价值可概括为:西方民主和自由乃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基石,专制主义孕育了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想,如果美国向世界推广民主和自由,那么理性与正义就会到来,世界将共享和平与安全,美国也不就再受恐怖主义威胁了。但这在思想逻辑和实践操作上并不自洽。专制主义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核心问题,它与发轫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现代恐怖主义不属同一个范畴。解决专制主义并不会自动消灭恐怖主义,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在操作层面上,反专制要针对国家政府,而反恐须根除民间恐怖主义网络,两者也不在同一操作层面上。

布什政府为了速成世界民主,不惜动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策划政变、武装外国政府的敌对势力等。中东的世俗政权一个个被推翻,但专制倒台后非但没有迎来民主,反而宗教激进主义卷土重来。历史证明,布什的保守主义是时代倒错的意识形态,它根本不能回应二十一世纪的激进思想、身份政治、草根运动和民粹政治。ISIS的动员方式与动员对象,不仅有超出民族国家的跨国特征,更是透过互联网与移民关系网,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所有方面。令人深思的是,西方主流草根社会运动也愈演愈烈,同样借助社交媒体和网民意见的极化,动员新生一代撕裂西方民主的基本共识。

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昙花一现,不过是二十世纪在弥留之际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启蒙思想谱系的各个流派,无论左右,都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黯然退场,隐遁在学院象牙塔中,成为课堂和论文的选题,与外面社会的现实失去连接。小布什之后,美国迎来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不靠传统大财团或利益集团的背书,而透过Email向选民招募小额捐款胜选。奥巴马之后的政治变革更加剧烈,“局外人”特朗普用社交媒体发表假消息,用所谓“另类真相”煽动极端观点,最终战胜标准的职业政客希拉里,美国政治进入新纪元。

但小布什的政治遗产并未清零,先发制人的对外干涉已绑架了两届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之一是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军方告诫这位新总统,要想全身而退,不致陷入越南式战争泥潭,须先增兵消灭塔利班和激进组织。结果奥巴马在任期内,非但没能撤军,反而让在阿美军规模一度高达十多万。特朗普也向选民发誓,一旦当选,第一天撤军。他当上总统之后,五角大楼同样警告说,撤军可能让喀布尔成为西贡陷落的新版本,最关心媒体形象的特朗普狡猾地把这份难堪留给下任。五角大楼的世故逻辑——增兵以便撤军,在历史上也曾绑架三位越战中的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他们之所以抽身不得,一样是因为这样的逻辑:既然投了资,也死了人,绝不甘净身出户,最后落得丢了夫人又折兵。

“睡王”拜登以神经粗大著称,上任几个月便不顾一切撤军。因为他有前人做榜样,同样从副总统上位的福特总统,一九七五年也曾决绝撤出越南。拜登生怕军方作梗,竟甩掉五角大楼,由白宫亲自指挥,让国务院具体安排撤军步骤,结果混乱和狼狈超过了西贡,反对党这回一定抓住小辫子不放。ISIS精心策划了喀布尔机场附近的爆炸,在美军全部撤出前最后几天,不给拜登留一点体面。撤军本已说明失败,拜登还是嘴硬一下:“既然阿富汗人不肯自助,我们也帮不了他们。”ISIS致命的一击,不仅让拜登闭口,也使美国最终蒙辱。塔利班却借机拾了个口惠:外国军队占领下没有安全,只有外国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才能实现和平。小布什高调宣布的“反恐时代”终结于喀布尔,拜登在撤军完成第一天向世界承诺:“美国试图用武力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世界变了,CIA世故的黄金律在地缘政治时代还有短期功效,毕竟国家间“大博弈”还讲究合纵连横。但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有完全不同的逻辑,激进主义、网络民粹、贫富极化、身份和性别政治,让国际政治理论或启蒙思想经典无用武之地。美国的崛起曾让世界眼前一亮,见证史上少有的一个进步强权,它曾如此活力四射,向上而充满希望,使人联想到公元前三百年的希腊化时代给地中海带来的新文明。但“美国时代”似即将终结在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古罗马的衰落曾用了几个世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本以为美国雄威能再延续一个世纪。谁知,衰落竟如自由落体。从二十世纪人类科技突飞猛进,文化、社会和政治都以加速度变化,世界史也不会以古代的节奏渐进。 微风已见凉意,一叶落便知天下秋。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3

旧文章ID:25895

美国对阿富汗的“民主改造”为什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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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2001年10月,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随后宣称要把阿富汗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而今美国从阿富汗的仓惶撤离,表明这一目标已经彻底落空。

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阿富汗问题发表演讲,承认美国犯下了重大错误,即想要在阿富汗建立“统一的、权力集中的民主体制”。

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为何失败?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独特之处?讨论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化对“阿富汗向何处去”的思考。

阿富汗:“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

阿富汗并非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它作为“国家”(nation)的存在有赖于两大因素:一是外部力量尤其是“外部侵略者”;二是国内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族群”(qawm)力量。

19世纪出现的阿富汗现代国家政权更多是英国和俄罗斯大国博弈的产物,其国家边界并不是按照族群、部落、教派的分界线划分的,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外来力量对阿富汗实施“分而治之”的需要。可以说,阿富汗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始终充斥着来自外部的压力。

在内部,阿富汗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源自“qawm”,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阿富汗特色的概念,我们姑且把它翻译成“族群”。“qawm” 是一个个的“微型社会”(micro-societies),可以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或是一个族群 ,构成阿富汗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 每当阿富汗面临外部侵略,各个“qawm”会通过“支尔格”(Loya Jirga,阿富汗人商讨政事的传统方式)进行谈判并走到一起,以共同努力应对侵略者。普通阿富汗人对自己所归属的“qawm”的忠诚度要远远胜于对“国家”的忠诚度,当“qawm”认为其与国家领导者的联合对它们更为有利时,才会顺从中央政府的权威。

阿富汗有七大民族,即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艾马克族(Aimaqs)、土库曼族和俾路支族。各民族、部落、教派之间隔阂严重,加上长年内战,彼此间相互仇视和不信任,使得在阿富汗推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享极为困难。此外,“喀布尔的现代化精英们和该国较为保守的乡村地区民众之间的难解冲突”,也是阿富汗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

阿富汗历史上从未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更不用说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了。1747年,由艾哈迈德·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建立的普什图族王朝首度控制阿富汗全境,但其仍给予各地区很大自主权。此后,在1880年掌权的阿布杜尔·拉赫曼·汗(Abdur Rahman Khan)曾试图以武力方式实施直接统治;20世纪初期的哈比布拉·汗(Habibullah Khan)、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也曾推行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1964年查希尔国王实行三权分立;但这些改革最终都没有成功——实际上,阿富汗民众往往将这种举措视为对传统生活方式和伊斯兰教法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亲苏联的纳吉布拉政权推行的改造政策引起强烈抵制和反抗,最后不得不靠苏联出兵压制乱局。

一直以来,阿富汗各种政权的所谓中央政府轮番登场,但“马赛克式”的、碎片化的微观社会结构一直未曾发生过什么根本性的变动。阿富汗人政治忠诚的来源依然主要是族群/部落联系和宗教因素,国家层面的身份认知非常淡薄。中央政府缺少对地方进行控制或是在国内多个地方提供公共物品的力量和资源,一旦中央政府试图增加控制力,常会造成地方势力的反抗。

美国为阿富汗选择“总统制”

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90%以上的领土,并试图重塑国家政治体制。美国人的到来,打断了这一进程,他们为阿富汗选择了另一条政治道路——“总统制”。

2001年11月,小布什政府推动联合国在德国波恩召集会议,邀请阿富汗政治人物以及各相关国家代表参加,开启所谓“波恩进程”。会上,阿富汗基本政体以及临时政府领导人和关键成员的选择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美国方面认为,实行总统制并建立有力、集权的中央政府,可尽早结束阿富汗国内政治派别林立、纷争不断的局面,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美国与阿富汗方面的协调效率。这一主张遭到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等非普什图族武装力量构成的反塔利班联合阵线)的反对。该联盟对中央集权抱有天然的反感和疑虑——他们反对塔利班政权的统治,但这不等于他们愿意接受一个由普什图族人主导的中央政府。“北方联盟”提出,阿富汗应实行内阁总理制,避免总统专权导致某一族群的势力过强。

可以说,“波恩进程”所造就的阿富汗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在代表性与正当性方面受到质疑,而普什图族也认为本族群的利益并没有在“波恩进程”中得到维护。用著名阿富汗问题专家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的话说,喀布尔的新政府就是一场“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而非恋爱结婚(love match)”。

即便如此,小布什政府仍热衷于宣扬阿富汗民主化的成功故事。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他表示,“阿富汗国民,不分男女,正在建立一个自由的、骄傲的并且与恐怖主义作战的国家,美国很荣幸成为他们的朋友”。

这种乐观的描述显然与现实不符。由于权威性不足,美国扶持起来的中央政府的实际管辖能力十分有限,总统卡尔扎伊甚至被讥讽为“喀布尔市长”。然而,即便只是“喀布尔市长”也得依靠“裙带关系网络”才能勉强维系自己的政治地位——正如美国学者斯蒂夫·海斯(Steve Hess)批评的那样,卡尔扎伊“利用其总统职位,利用其作为美国等外国援助、武器和现金分配者的地位,利用其作为政府要职任命者的地位,来建立支持其统治的个人裙带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阿富汗新政府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卡尔扎伊等阿富汗政要多次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绕过中央政府,无序涌入阿富汗,在阿制造“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美国则指责阿富汗政府腐败。阿富汗民众却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由贪婪的“喀布尔精英”构成,他们因此迁怒于美国。

可以说,美国既得不到卡尔扎伊政府的好感,也难获阿富汗普通民众的支持,这加剧了其推动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困难。

腐败的难题

这些年,腐败问题成了美阿双方的矛盾焦点。

2012年,美国政府审计办公室发报告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拨付的援助资金,1美元中只有15美分能到达受援者手中,30美分用于非政府组织承担援助项目的行政管理费,而55美分在涉及阿富汗当地政府的环节中被贪污或滥用。

在美方看来,腐败是阿政府权力运行依赖“裙带关系网络”的表征。但在强调血缘和族群关系的阿富汗社会,如果一个人成为官员,他被认为有责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为其家族和族群谋取利益,由此腐败具有文化和规俗方面的属性。

为规避腐败,美国政府机构常选择绕开阿富汗中央政府自行实施重建,并将大部分重建合同包给地方军阀和强人。有估计认为,大约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是在阿政府不知情的状况下流入该国的。

这种做法引起卡尔扎伊的强烈不满,指责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了阿富汗政府的权威,以致民众也不认同政府。2010-2011年间的一项估算显示,约九成的援阿资金由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调配,而不由阿富汗政府分配和管理。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在重建的预算规划和实施上都受到严重掣肘,以致其威望和执政能力颇受质疑。

阿富汗政府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和公开化。2009年阿富汗大选,美国抨击选举存在严重舞弊,卡尔扎伊则言辞激烈地反驳说:美国试图操纵选举,在阿富汗扶持一个虚弱的政权;不仅如此,美国还暗中支持自杀式袭击,破坏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总之,美国才是阿富汗各种问题的根源。

又过了五年,阿富汗大选出现严重政治对立——普什图族候选人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和代表“北方联盟”利益的塔吉克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相持不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克里(John Kerry)不得不出面调解,最终由加尼担任总统,阿卜杜拉出任首席执行官。

至此,美国不得不接受阿富汗山头林立的政治现实,“波恩进程”试图确立的“总统制”最终演化为一种普什图族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分权体制。

美国忽视阿富汗地方治理

“9·11”之前,阿富汗经历了20多年的内战。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拥兵自重的军阀,他们与地方强人、非法经济组织等连为一体,形成政治上的共生关系,征收税赋并控制贸易通道,常年维持一种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状态。

可以说,阿富汗能否建立有效的政治治理体系并实现稳定发展,关键不在中央层面,而在地方层面;不在摩登城市,而在乡村地区。然而,在加强地区治理方面,美国既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也缺乏相应的资源、杠杆和能力。

阿富汗战争之后,小布什政府公开层面上追求阿富汗“民主化”,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总统制,然而私底下国防部中情局等为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一直对地方军阀进行收买和扶植,甚至纵容其涉足毒品贩运等非法经济。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萨拉·利斯特(Sarah Lister)所言,“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实施了相互矛盾的政策,一些部门实际上破坏另一些部门旨在限制地方强人权力的努力”。

就这样,阿富汗政治重建的宝贵时机被浪费掉了。地方军阀和强人派出其代理人出任国民议会和各省区议会的议员,进而渗透到阿富汗新的政治体系之中。驻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在2009年的评估报告中,这样描述阿富汗地方割据的现象:“一些地方和地区的权力掮客……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又有忠诚的武装支持者,他们的自主权妨碍了建设一个完整的阿富汗政权的努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既不与阿富汗民众一致,也不与阿富汗政府一致,这导致出现叛乱组织可以借机利用的冲突。”

应该说,为了挽救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美国还是在强化地方治理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重点支持了由“地方治理独立公署”发起的“区级服务项目”(District Delivery Program)。该项目覆盖了赫尔曼德河谷地、坎大哈、喀布尔、赫拉特、巴格兰-昆都士走廊等地的80多个重点区,从财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帮助这些区提升施政能力。但是这一项目的实际进展十分缓慢,后来也不了了之。

为什么美国推动的相关地方治理项目成效不彰?美国学者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曾有一阵见血的分析——美国低估了阿富汗地方治理的政治复杂性,错误地将改善地方治理错误地当成是一个“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过程。但实际上,“缺乏监督的‘能力建设’往往使问题变得更糟糕,它向裙带网络注入了资金和资源,使他们得以笼络盟友,打击对手,变本加厉地从民众那里榨取资源”。

值得强调的是,塔利班虽然在2001年失去了政权,但它一直是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它与“基地”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同的地方。作为对手方,塔利班给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带来的不仅是安全上的挑战,它在治理方面也与后者展开了有力的竞争。

相较于驻阿美军,塔利班对“当地文化、语言和部落结构的全面了解”成为一种优势,它深知乡村地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仅在多个地方创设了巡回法庭,帮助民众处理土地等方面的复杂矛盾,还有条件地允许女性接受教育,并同意相关组织在其控制的地区实施发展援助项目。

正是过去二十年在基层社会和乡村地区的运作,为塔利班如今的再次掌权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日,塔利班着手与前总统卡尔扎伊、阿富汗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伊斯兰党”领导人西科马蒂亚尔等人就如何建立包容性政治架构进行协商。而据最新传出的消息,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已经被塔利班软禁。作为塔吉克族的政治力量,前副总统萨利赫与“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之子小马苏德则在潘杰希尔山谷地区,率领部队与塔利班展开激战。随着美国人的撤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8/26

旧文章ID:25894

美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应避免与中俄两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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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日登载美国前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专注于大国竞争研究的智库“马拉松倡议”联合创始人韦斯·米切尔(A. Wess Mitchell)的文章称,避免与中俄两线作战必须成为当代美国大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文章摘要如下:

米切尔认为,21 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除了彻底的核攻击之外,是一场涉及其最强大军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两线战争。这样的冲突有极大风险,将对美国的影响力、联盟和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危及国家生存。

然而,美国在理解这种危险及其对美国政策将产生何种影响方面行动迟缓。迄今为止,华盛顿应对两线战争难题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而关于如何开展外交来避免两线战争,更广泛地说,减轻战略同步压力的讨论则很少。美国军事和外交力量对象的错位既不可取,也不可持续。事实上,外交可以作为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重新安排力量以避免同时与众多敌人作战的工具。

当前,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对对手进行排序。美国应该设法错开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以确保其不会在一场战争中同时面对两者,而不是试图同时遏制两者。随着中国将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俄罗斯对“服从”中国的恐惧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为美国外交创造了一个机会之窗,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将助长俄罗斯的恐惧并增加其对战略替代方案的需求。

为此,美国应当形成一个连贯的——但实际上是分叉的——俄罗斯政策,一个重点放在欧洲,另一个重点放在亚洲。美国在欧洲应对俄罗斯政策的主旨应该是坚决抵制俄罗斯的扩张。相比之下,美国应该对在亚洲应对俄罗斯的政策进行调整,以鼓励俄罗斯将注意力和精力转向东方。这样的政策将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计划。在经济上,美国应该为其亚洲盟友和伙伴提供激励,以防止中国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获得“经济垄断”。在军事上,减轻美国对俄罗斯向印太国家出售武器的反对。这不仅可以消除美国与这些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摩擦,而且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引入新的“摩擦点”。在其他任何领域,美国都应当鼓励俄罗斯在亚洲的更多存在。

当然,这样的战略也有风险。要想奏效,必须紧闭俄罗斯向西扩张的大门。否则,两线作战的威胁最终可能会诱使美国试图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安抚或进行交易,甚至自相矛盾地使美国在军事上优先考虑西太平洋的能力复杂化。

无论如何,这一战略将标志着美国目前做法的改进。该战略是主动的,它将使美国不再悠闲地等待机会出现以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相反,它涉及一项积极的政治计划,利用美国国家力量的各种手段(外交、金融、军事和联盟)来实现一个有形的目标。

该战略的最大卖点是它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机会之窗,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进行排序。这扇机会之窗不会一直存在。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在未来的冲突中对美国很不利。美国应该利用有限的时间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美国的力量发挥作用,以避免两线作战。

本文摘译自《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文章A Strategy for Avoiding Two-Front War。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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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研究员:因美国管制,我国科学仪器领域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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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骞  来源:观察者网

近期,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我国科学仪器领域相关技术受美国管制的形势非常严峻。

自中美贸易冲突以来,美国一方面将中国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另一方面以立法形式限制关键核心技术对华出口。受此影响,我国科学仪器领域形势不容乐观。截止2020年12月,美国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商业管制清单》(CCL)全部条款为4510条,其中涉及科学仪器管制的占比超过42%,约为2000条。

论文援引报道称,2018年中国的1800台磁共振波谱仪中仅有50台属于国产产品,进口仪器厂商份额高达97%。

这篇题为《美国出口管制科学仪器技术分类研究》的论文发表于8月25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陈芳、王学昭等研究员撰写。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使用特定分析工具、分析方法将美国“军民两用”的《商业管制清单》与中国科学仪器分类体系进行对比并分析,揭示我国科学仪器领域受管制现状。

那么我国科学仪器领域现状如何呢?论文在概要中直言:“揭示发现中国科学仪器领域相关技术受美国管制的形势非常严峻,有42.08%的清单条款涉及对科学仪器的管制。”

这里的42.08%是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的。论文发现美国《商业管制清单》总共10个行业大类,每个大类下分为5个商品小类,截止2020年12月的最新版本,全部条款共4510条,其中涉及我国分类体系下科学仪器相关的条款1898条,占比为42.08%。

具体来说,受管制最严的是“传感器和激光器”大类下的“最终产品、设备或零部件”小类,有678条管制条款,其次是“材料加工”大类下的“试验、检验和生产设备”小类,有339条管制条款。

此外,论文还通过聚类分析,发现我国12类科学仪器中,分析仪器、工艺实验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等受管制范围较广,激光器、核仪器是传统受到管制的领域,而像医学诊断仪器、大气探测仪器等受管制范围较小。

论文提及,医学诊断仪器在科技部分类体系中数量有600台,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国产仪器很少。分析认为,美国是觉得该领域对其没有威胁,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管制。但是在疫情之后,该领域关于生化检测、病毒疫苗等仪器设备可能会成为新的管制领域。

论文最后强调,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我国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在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军事发展等方面的深度和水平。

为此,论文建议我国在长期以来管制较严的领域应继续坚持自主研发;在贸易战以来逐渐加强管制的领域,可寻求国际多边合作和突破,如从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家入手;在管制较轻的领域,应当未雨绸缪,由国家主导定制“备胎”计划,逐步提高科学仪器的水平。

香港《南华早报》8月31日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家“因中国出口管制难以获得仪器”》的文章,也引述了该篇论文,强调中国科学家在获得科学仪器方面面临困难。

文章指出世界前20大科学仪器供应商无一是中国企业,还援引一位在安徽合肥国家级量子研究机构工作的物理学家表示,他们还在等待美国能准许出口相关仪器,寻找其他替代品的过程不仅艰难而且耗时。

实际上,我国高端科研仪器依赖进口的问题已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今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指出,要加强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研发制造。

3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也顺利通过了专家论证,其中明确要求,开发高端影像诊断装备,攻关突破基于新一代细胞标记、微流控分析技术的高端细胞分析装备,多功能、集成化检验分析装备,高性能生化分析装备、免疫分析仪、质谱分析设备等。

此外,国家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还启动实施“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专项,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5.39亿元,以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为突破口,重点支持辉光放电质谱仪、第三代基因测序仪、超高分辨活细胞成像显微镜等仪器的研发。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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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战略化倾向日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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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嘉瑜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6期

作者:黄嘉瑜,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其“首要威胁”,因此,如何赢得与中国的竞争,成为美国的核心议题。在经济领域,美国除了利用传统的关税工具打压中国外,还加强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科技法案》,昭示着中美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战略化倾向日渐明显。

出口管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霸权

尽管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将出口管制作为战略化经济策略,以打压中国技术发展,但该策略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做。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形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多世纪来不断变化调整。

美国最早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布了《敌国贸易法》。它规定美国总统在国家处于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期间,有权调整与敌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此后该法与其他一些相关法律几经修改。如今,只要美国总统认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有权宣布对其他国家实行《敌国贸易法》。美国财政部可根据该法律,制定《外国资产管理条例》,冻结相关国家资产并禁止金融交易。1949年底,美国杜鲁门政府联合了英、法等国秘密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其目的之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先进的军事技术设备和原材料。1979年,美国出台了《1979年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EAA),该法案提出将对造成潜在军事威胁的出口行为进行管制。《1979年出口管理法》中第744部分即为大众所熟知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该清单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发布,清单中罗列的人士、企业需要获得美国安全局颁布的许可执照,才能够向其出口及转让一些特殊物品。1996年,《瓦森纳协议》应运而生。该协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补充和增强现有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控制制度。《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奠定了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管理美国的军民两用商品以及软件和技术的出口、再出口的权力,该条例于2001年失效。之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制定《出口管制条例》(ExportAdministrations Regulations, EAR),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和敏感度低的军用物项的出口和再出口。2018年7月,在对EAR进行更新的基础上,第115届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Act, ECRA)。作为国防权力法的一部分,该法案将出口多边管制和军民两用物品管制相互合并,进一步对军民两用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进行限制,并为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了永久性法定授权。2021年7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EAR再次修改,修改后的出口管理法以“人权”等为理由,将22个中国大陆实体和1名中国大陆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并于2021年7月12日生效。

从1917年到现在,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体系不断演变,从《敌国贸易法》到“巴统”、《瓦森纳协议》,再到《1979年出口管理法》(EAA)、《出口管制条例》(EAR),政策不断修订,技术出口管制的针对对象与涉及范围不断调整变化。虽然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体系不断调整,但是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防止先进技术扩散、防止其他国家的武器技术进步的初衷没有改变。

对华出口管制:针对“中国制造2025”和“军民融合”战略

在涉华出口管制上,不论是2018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还是白宫后续相继发布的行政令,美方措辞都直言不讳地指向“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军民融合”战略(Military- Civil Fusion, MCF)。

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紧随《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罗列一系列技术限制清单。2020年12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发布报告,称这些技术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的优先发展领域几乎重合。这些技术清单包括:生物制药和高科技医疗器械、新一代IT集成电路、太空与航空、海事设备和高科技船舶、高端计算机、先进铁路运输装备、先进监控技术、新能源及节能汽车能源设备等。不难窥见,出口管制将作为美国应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武器,朝着战略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具有“军民融合”性质的中方实体成为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2015年中国政府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科技兴军”,这一举措引发美方强烈反应。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称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安全隐患之一”。2018年8月1日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中的44个中方实体中,有29个参与我国“军民融合”战略。上述实体,除科研院校和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具有军品认证资格的民营企业,它们所从事的领域包括航空航天、光纤技术、集成电路、精密仪器、核技术、高新材料等,这些领域也都涉及军民两用科技。如,受到制裁的中兴通讯、福建晋华都属于“中国制造2025”重点企业,其中福建晋华更是我“十三五”集成电路重大产能布局规划中的企业。

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化、措施多元化

据统计,1999~2017年,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机构数目增长缓慢,而2018~2020年,分别就有44家、62家和37家中国主体被纳入“实体清单”,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呈现出范围扩大化、措施金融化的特点。在2019年被纳入“实体清单”的62家实体中,分别有68家和46家华为及华为关联公司机构主体被纳入,但在2019年被纳入“实体清单”的主体统计中,上述华为及华为关联公司机构主体均记为华为一家。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化。一方面,美国调整并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技术领域。2018年前,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主战场集中在航空航天领域。从2018年起,“实体清单”中添加了大量的电子通讯、信息安全、互联网等具备广泛产业化应用前景的高技术机构。2018年8月,美国政府签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增列了14种不属于《1950年国防产品法》的新兴和基础技术,涵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另一方面,美国深化技术出口管制方式,实现对关键技术的闭环保护。一是限制第三方对华再出口;二是严控外方投资,禁止中方通过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得美方的领先技术及知识产权;三是提高中国进口商品关税,降低中方国际贸易收入和外汇储备,进而打击中方对外收购和投资实力。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多元化。为了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美国除了对军民两用核心技术的出口加以管制以外,美国总统还通过签署行政令的方式直接在投资上加以限制,管制措施愈发多元化。2020年1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向美国政府认定的31家“中共军工企业”购买证券;2021年初,特朗普在离任之际签署行政令,将原有行政令中的31家中国涉军企业扩至44家,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在相关公司被美国政府认定为中国涉军企业后的365天内抛售所有已购证券;2021年6月3日,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了名为“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证券投资所产生的威胁”的行政令,将包括华为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上述对华措施加强了对中国涉军以及监控技术企业的进一步打压。

出口管制对中美双方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化趋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显现,拜登上台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强化,先后出台了多项涉华法案与相关报告。2021年3月,拜登签署发布《重塑美国优势——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当前面对的有能力利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手段“长期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唯一竞争对手;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D·海恩斯和中情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向华盛顿共同提交了《2021年度美国威胁评估报告》,对2021年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进行了列举和分析,将中国放在首位;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建议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制定“印太”战略,使华盛顿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在这一趋势指示下,拜登上台以后,中国成为出口重点管制的对象。2021年4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2021年特别301报告,中国仍在其“重点观察名单”之中。

然而,对于中美双方而言,出口技术管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华出口管制对于美国来说,负面作用很大。由于出口管制模糊了其国内利益和对外政策的边界,将更多利益相关者牵扯其中,因此在国内争议较大。有美方人士指出,出口管制影响了美国自身的市场份额、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以及新核心技术的合作研发,认为出口管制更像是短暂的战术打击,而非长期的宏观战略规划,对美国国内创新和长期发展不利。而对中国而言,虽然美国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对中国制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从长期看,美国的出口管制可能会加速中国技术的本土化,加强中国的科技自主性。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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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能帮助阿富汗吗?八位美国前官员谈论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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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学术plus

2021年8月17日《政治杂志》(POLITICO)发表了题为《美国还能帮助阿富汗吗?八 位前官员谈论下一步行动》(Can America Still Help Afghanistan? 8 Former Officials on What’s Next)的文章。杂志联系了曾在阿富汗任职的八位官员,讨论了阿富汗的近期局势发展、美国在阿富汗方面还能做些什么,以及官员们的一些切身体会。

编译:学术plus评论员 林启明,谭惠文

本文主要内容

阿富汗的下一步发展会怎样?

美国应怎样影响局势?或将损害降到最低?

如果能重来,美国应该怎么做?

1、未来如何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阿富汗将会是什么样?

Vali Nasr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高级顾问,2009-2011

塔利班将逐渐巩固权力,在短期内与当地人结盟。但当其权力逐渐巩固,对政府的影响会更加明显,随后他们将开始颁布法律、令状等。

Lisa Curti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与中亚高级主管,2017-2021

国际社会最担心的应该是塔利班将展开报复性杀戮活动。要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阿富汗社会,尤其是在已经习惯了现代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喀布尔城区将会发生最为显著的变化。

Jim Clapper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10-2017

混乱升级。塔利班还没有准备好管理这个国家,预计将出现派系主义,部分地区遵守严格的伊斯兰教法,部分则不然,从而导致国家的混乱升级与社会分化。

Barry Pavel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政策与战略高级主管,2008-2010

不会改变。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塔利班会改变其一贯做法,因此,2021年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很可能与90年代一样保持中世纪治国方法,甚至为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同时,如今的基地组织也将利用网络连接增强其各个方面的行动能力。

Laurel Miller

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2013-2017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塔利班从未提出过详细的愿景或政治计划,虽然看起来对塔利班的反对都已经完全消失,但预计很可能会出现针对塔利班的武装抵抗。

Annie Pforzheimer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副馆长,2017-2018

阿富汗事务副助理国务卿,2018-2019

政治层面上也许会有谈判结果,但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就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在社会层面,已经出现对妇女及其生活、行动自由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妇女会被迫交给塔利班战士。最令人担忧的是,据称塔利班正在编制敌人名单,一份报告称坎大哈(阿富汗城市)的人们已被带回并被杀害。

Sarah Chayes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顾问,2010-2011

应考虑巴基斯坦军方的战略利益。为了保证以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为名的巨大资金流涌入,巴基斯坦军方目前不会轻举妄动。过程中,普通人民或将遭受巨大的苦难,但诸如种族灭绝、杀害女性或大规模伤亡并不会发生。

Rina Amiri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高级顾问,2009-2012

近期将会非常的不稳定,有两种发展可能:其一,形成联合政府,但实质是塔利班的军事接管。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更大,即:联合政府在短时间内崩溃,阿富汗陷入内战和屠杀。

2、美国能做什么

美国能做些什么来影响局势或将损害降到最低?

Vali Nasr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高级顾问,2009-2011

美国现在在阿富汗不再有军事影响力。但在外交方面,美国应该继续使用在多哈建立的渠道与塔利班领导层沟通,还必须与同阿富汗有关系的国家密切合作,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以便共同向塔利班发出信息并施加压力,例如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甚至伊朗,或通过联合国的支持来完成。

此外,我不认为美国真的希望继续参与阿富汗事务。与合作者的短期利益、帮助阿富汗人民的愿景都不是美国在阿富汗问题的长期战略利益,目前来看并没有动机继续维持与阿富汗的关系。

Lisa Curti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与中亚高级主管,2017-2021

美国应首先保证美国公民,以及曾协助美国、可能被塔利班报复的阿富汗人的安全撤离。其次是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第三,美国未来承认塔利班的条件应是:不进行报复性杀戮;保护人权——尤其是女性权利,包括允许女性上学和外出工作;防止该国再次变成恐怖分子的温床。

Jim Clapper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10-2017

当前最重要的挑战是组织撤离,之后应与国际社会积极接触,尝试稳定局势;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巴基斯坦。

Barry Pavel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政策与战略高级主管,2008-2010

(1)与其盟国和伙伴合作制定反恐政策,明确发出反恐信号。(2)探索与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的共同点,以减少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应立即准备应对正在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可能出现大规模难民潮。(3)对其如何运用国家手段(包括军事和民事)来帮助稳定脆弱和充满冲突国家进行审查。虽然在阿富汗的行动花费良多但收效甚微,但帮助稳定局势符合美国的直接国家利益。(4)紧急进行政策评估,探索如何加强美国盟友的能力并扩展发展轨迹。

Laurel Miller

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2013-2017

美国可以采取一种中性的观望姿态。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美国会处于中间地带并观察塔利班的行为,而不是正式对现实采取立场。

Annie Pforzheimer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副馆长,2017-2018

阿富汗事务副助理国务卿,2018-2019

与三个月前相比,美国目前的行动范围非常小。但是可以尝试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影响力让塔利班做出让步;可以与安理会合作,为弱势群体建立保护机制;或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权组织合作。美国还应该继续对虐待和暴行发出有力的声音。最后,应该立即将喀布尔机场开放给民用和军用国际航班。

Sarah Chayes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顾问,2010-2011

【沉默】 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无话可说。我无语了。

Rina Amiri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高级顾问,2009-2012

(1)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是当务之急,建立撤离和安顿机制。(2)确保该地区的国家不会通过支持代理人而增加内战的可能性。(3)利用其剩余的影响力,确保塔利班不会在践踏妇女、少数族裔和人权权团体利方面进行报复和打击。(4)任命一名高级人道主义和难民协调员,以应对美国突然撤军带来的大规模流离失所、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

3、回顾与反思

八名官员均在早期冲突阶段介入处理过相关问题,如果能重来,希望做些什么?

Vali Nasr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高级顾问,2009-2011

我曾努力为谈判创造平台,试图通过谈判从阿富汗撤军,迫使塔利班与阿富汗达成稳固协议,但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当白费很大功夫后又重回谈判桌时,美国已经失去优势,塔利班占了上风。

Lisa Curtis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与中亚高级主管,2017-2021

特朗普政府本该在多哈协议中从塔利班那里获得更多让步——至少应该要求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同意将基地组织驱逐出阿富汗。多哈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塔利班,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

Jim Clapper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10-2017

(1)我们总是误以为能够通过金钱购买战斗意志。(2)应该坚持明确反恐任务。(3)虽然注定无法体面撤离,但仍应该做出更好撤离计划。

Barry Pavel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政策与战略高级主管,2008-2010

最重要的是,美国进入阿富汗的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基地组织,并防止阿富汗领土再次成为恐怖袭击的避风港,而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在未来的干预中,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应专注于可实现的最高优先级目标,并且不要随意扩大这些目标。

Laurel Miller

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2013-2017

在我看来,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曾有机会以政治和解的方式离开阿富汗,但并没有抓住机会。Zalmay Khalilzad曾试图通过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为和平进程打开一个创造机会,但结果就是如今这般模样。

Annie Pforzheimer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副馆长,2017-2018

阿富汗事务副助理国务卿,2018-2019

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增兵问题进行战略辩论时,我的大使向华盛顿发送密信反对增兵。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得到落实。2017年,我们正在制定一项只涉及少数部队,并强调政治解决的战略,但遗憾的是,美国无法一次维持一项政策超过18个月。如果我知道事情会这样结束,我就会为更多的人登记难民签证。

Sarah Chayes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顾问,2010-2011

我希望美国政府,尤其是文职最高领导层,至少能够掌握决定任务进程的两个决定性变量中的一个。首先是阿富汗政府的腐败,由于我们支持并实际执行这一政府体系,使阿富汗人民不得不加入塔利班;另一个变量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发源于阿富汗坎大哈地区,但在政权被推翻后,又在奎达(巴基斯坦城市)重新组织起来。

Rina Amiri

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的高级顾问,2009-2012

在过去 20 年的不同阶段,我认为我们更有可能与塔利班达成有意义的谈判解决方案,但最终制定了一个没有条件的协议,本质上是一种伪装成和平进程的退出策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局面。

最后,我认为阿富汗在这场战争中的本质是作为美国反恐行动的前沿国家,但阿富汗人民并不清楚这点,美国也没有明确表述。此外,这场战争总是根据部队人数来定义,人们常说这是20场为期一年的战争,而不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结果就是每年都有一小片段的战争,并且不断重复,而没有对这场战争有一个整体连贯的认识。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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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新政的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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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作者: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译者:陈思翰

法意导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最古老的现代民主共和国,美国以18世纪乃至更久远的立国价值和政治架构,从大陆一隅的十三州铺展为全球超级大国,从农业社会历经两次工业革命直至引领信息化浪潮,从新教社群成长为熔炉式的移民国家,其崛起历程精彩传奇,而其传统所经历的因革损益同样引人深思。言及美国改革,国内公众恐怕对中学教科书里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最为熟悉。而拜登胜选前后倡言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以及各项针对特朗普时代“拨乱反正”的举措,一度也成为时评热点,其中自有真知灼见,但以思想谱系追溯拜登战略与罗斯福的关联,7月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的本文或属首创。两位国际政治背景的作者均年近古稀、著作等身,作为拜登的同辈人,又熟读美国政治与思想史,故能以相对宏阔的笔法勾连往事与时政,指出从罗斯福到拜登,现代自由主义全面形塑了美国的内政外交格局与国家制度,古典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皆非正途。抛却文中的党派之见和溢美辞令,本文强调现代社会在人际、国际和生态系统层面具有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无疑也有普遍意义。有趣的是,倘若时光果真可能倒流,今日的中国读者大概不愿目睹一个贫弱、饥荒、兵燹扰攘的旧中国重现,而本文字里行间则流露出些许对往昔辉煌的怀念,这或许也是不同历史轨迹和集体记忆之下,两国社会心态差异的微妙折射。

作为美国政坛的不速之客,特朗普的四年总统生涯将美国外交与内政引入了歧途。对于明知是两党建制派所共同奉行的外交政策,他公然全盘拒斥,以致把美国带向异路。特朗普拒绝长期的盟友承诺,质疑北约以及美日、美韩安保条约,抨击国际组织,撕毁诸多裁军和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在疫情中冒天下之不韪而退出世卫组织。他否认气候变化,撤出巴黎协定,对民主和人权充满敌意,充满挑衅地疏远民主盟友,却殷勤地结交一帮专制、独裁和民粹的流氓团伙,包括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 Viktor)以及沙特王储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见利忘义(purely transactional),与多边主义和制度化合作的原则根本相悖。

在国内,特朗普强横地破坏一个现代自由国家及其对进步社会的许诺。里根时代减税放权、拆解社会福利安全网的放任政策覆辙在前,特朗普却变本加厉(doubled down)地加以推行。他试图拒斥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培植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本土主义与之对抗。无论在自由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地区,亲美的传统盟友都对这场“特朗普之变”(Trump turn)感到惊异、震撼和悲哀。许多人一度质疑:美国初心何在(whether America was still America)?

而在新任拜登政府坚定的内外政策新方案指引下,美国正迅速经历另一场转变,与“特朗普之变”同样剧烈,但方向全然不同。正如许多明眼人所见,拜登总统的系列施政方案,如“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国家庭计划”(American Families Plan),无论是规模、创造性还是高远目标都远超前代,或许唯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应对大萧条和1930年代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举措可与之媲美。而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新现实,拜登更是将气候变化列入内政外交第一要务的首位美国总统。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同自由民主国家迅速恢复了团结,在国际上促进人权并支持各类国际组织。在特朗普和奥巴马时代的政策基础上,拜登还更加重视应对中国,将美国在二战和冷战时代的角色作为参照,力图打造美国对自由世界联盟的领导能力,以应对这场新的威权挑战。这一新战略旨在激发全球各地对自由的渴盼,同时展示民主制度有能力解决21世纪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

和罗斯福相似,拜登也将国内改革与国际议程进行通盘规划。他注意到美国国内外的执政根基正在衰朽,因此致力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的重新建设,以期应对持续涌现的重大问题。例如,通过联邦财政对基建、教育、科研和发展项目的投资,拜登的国内环保改革将为他推动世界经济“去碳化”(decarbonization)提供支持。与罗斯福的范例一样,拜登战略也主张深化并发展自由民主制度,以此在全球日渐汹涌的反自由化与威权主义浪潮中力挽狂澜。为此,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有力的政治计划,志在扩充和改革美国的自由政府,并重建美国在应对危机时的全球领导力。事实上,拜登希望昭示天下的不仅是“美国初心未改”(America is still America),更有“美国已经枕戈待旦,准备再建功业”。

无论从表面还是实质看,拜登议程(Biden agenda)都是对20世纪以来美国主流成功路线的延伸而非偏离,究其本质,也就是罗斯福道路。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学者、评论家和实务人士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辩论中,各大门派百花齐放,罗斯福的传统却茫无踪迹。正由于此,我们欠缺一种自觉的政治和国际关系思想,用于理解拜登计划的本质及其历史渊源。而事实上,拜登战略接续了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也最为成功的传统,本文称之为“罗斯福传统”(the Rooseveltian tradition)。

罗斯福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工业和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推动现代社会内部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程度和复杂性(complexity)持续提升。因此,自由民主制度的存续和成功,仰赖于内政外交机构及政策的周期性、全面性、创新性改革。

纵览百家争鸣的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各流派,许多总统和历史先贤名列其中: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杰克逊(Andrew Jackson)、威尔逊(Woodrow Wilson),甚至是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此外,还有诸多“主义”,如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现实主义(realism)、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反帝主义(anti-imperialism)、理想主义(idealism)和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之中却缺失罗斯福的名字,以及一个对罗斯福战略的根本特征进行学理概括的学派。而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轨迹中,罗斯福的战略恐怕是最具影响力和重要性的,它令美国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成功登临地位与功业之巅,对比之下,罗斯福思想研究的缺位,显得刺眼和令人震惊。无论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还是20世纪自由民主制度在美国领导下的全球铺展都应归功于罗斯福道路,非此无它。

而理解罗斯福传统及其对20世纪的影响,对阐明拜登内政外交变革的关键逻辑与前进方向有着重大意义。借助于解读这种传统,我们能够理解拜登战略的思想根基何在;以罗斯福传统镜鉴当代发展,我们能够说明,相较于其他声望隆盛的外交政策流派,拜登改革道路的优越性何在。正因继承了长期埋没四散的罗斯福传统,拜登战略得以锚定在被历史所证明的坚实思想根基之上。

罗斯福在大萧条和二战的乱世中塑造的新秩序,成为战后至今美国政策的基准路线,此后两党在其基础上修补损益。当然,罗斯福秩序尽管在总体上得到发展,但也遭遇各方面的挑战,致使其无法得到有效推行和全面贯彻。在1980年代所谓的“里根革命”以来,对这一传统的阻滞力量得寸进尺,成为试图瓦解(dismantle)该体制的逆流,直至特朗普时代达于高潮。只有理解了数十年来罗斯福传统面对的种种阻挠与曲折,拜登战略中所言的“光复与扩充”(restoration and extension)的实质才得以彰显。

罗斯福的内政传统

罗斯福的伟大历史地位无须赘言:在空前的12年总统任期内,他革命性地重塑了美国的国内秩序与国际地位。对内,罗斯福政府极大地改造了自由民主政府,显著扩充了其功能、资源和职责范围;对外,美国从区域性大国一跃成为全球性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超级大国,在民主国家中担任盟主,成为多个大洲盟军战区的领袖,并作为设计者在战后缔造了大量的国际组织与机构。一方面,罗斯福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奠定了基础,开创了著名的“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这种贡献是空前绝后的;另一方面,罗斯福传统虽然决定性地发展了现代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但也继承了前人传统,如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和威尔逊的“新自由”论(New Freedom),同时又得到后人的接续发扬,如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边疆”政策(New Frontier)与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拜登所要回归的路线,正是这项曾经令美国登临伟大顶点的政治战略。

择要而言,罗斯福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新特征有一个基本判断:相较过去,现代世界内部有着更多领域呈现出更高程度的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国内与国际皆然。具体言之,工业革命和随后的数次技术革新,使得当代世界与人类历史上的多数时代有着显著差异,当今的各类事件伴随着巨大且日渐增长的溢出效应(spillovers)、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因此,无论是军事、经济还是生态领域,现代社会内部都存在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

现代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目标,正是在这些工业经济和全球环境的大变局中继续维护和实现自由的基本价值。现代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也坚守基本的自由价值观和目标,但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关注到这些核心认同所处的全球发展变革,认识到这些变革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与之相反,现实主义政治(realpolitik)过于关注相对实力比较,对现代工业引发的绝对力量的时代性增长无法驾驭。同样地,在彼此高度依存的环境中,自由放任和无政府状态也无力提供恰当且充分的约束与合作。简言之,在相互依存关系薄弱的时代兴盛的那些旧传统,根本无法为具有复杂联结性的当今世界提供指引。

而在当代,罗斯福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切合现实,因为世界政治中的诸多关键问题,从核扩散到气候变化,再到跨国移民和疫情管控,都是不分你我、超越国界的问题。要应对这些国内外的问题,自由国际主义者主张合作与机构的必要性,而这又必然对每个人的自由构成某种程度的约束。追求公共利益并实现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功运转,需要的并非最低限度的约束,而是一种合理配置约束的技艺;在不同主体紧密依存的世界里,要实现基本的安全和福利,需要的也不是更少而是更明智的管控。在自由放任者与现实主义者的主张中,这种现代眼光和全球视野是全然陌生的。

罗斯福改革依靠自由主义的自我更新:在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麦迪逊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20世纪自由主义者如霍布豪斯(Leonardo Hobhouse)、杜威(John Dewey)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基础上,寻求对国家的重构,以使其适应新的工业世界,包括巨型城市、强大企业、极端的经济分化,以及日渐依赖全面影响生活的各色新技术的复杂社会。这种新道路的精髓,被杜威概括为“作为彼此依存群体的公共领域”(public as a interdependence group),这一领域的范围随着技术革新而变化,因而要求共同体和政府形式的相应变革。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孕育了实用主义(pragmatism),具有高度的实验性和适应力,将现代科学技术视为财富、权力和权威的来源。而离开现代国家的监管,工业主义的负面影响将毫无疑问地压过积极意义。在每次革新中,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和主张放任的自由主义者都宣称民主政府的规模扩张在本质上损害了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的境况要求国家为实现自由和公共利益采取新的举措。

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将资本主义与广泛而精细的政府监管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以及其他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观实现的必要保障。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力量的增长,现代政府也已经发展成为“负外部性”的监管者,对威胁人类福祉和繁荣根基的因素进行管控,如大气、水源与噪音污染以及资源短缺等问题。现代自由政府的根本任务是驾驭科学技术成果以保护公民。无论是通过全民教育还是职业培训,现代自由主义都主张确保芸芸大众能够获得自治和富裕。

倘若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社会将两极分化,少数人的特权日渐累积,多数人的机遇和境况则受到挤压。尽管绝对平均是过于强横的目标,极端的不平等同样将葬送实现自由社会的目标。所谓富贵相连,当金钱高度集聚,权力也将出现垄断。因此,政府代表多数人进行的再分配,并非对自由社会的威胁,而是必要保障。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者将极端不平等视为问题,正如罗斯福所言,“经济保皇党”的主张(economic royalism)威胁到民主制度的基础,应当通过收入、资产和遗产的累进税予以斗争。

罗斯福的外交传统

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由主义从始至终以改造世界秩序为目标。而在形形色色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唯有罗斯福的国际主义强调,全球范围内高度且日渐增长的依存关系,对和平、安全、繁荣、资本主义制度、人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有着深远影响。在罗斯福之后,这种新的自由国际主义得到进一步完善,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罗斯福的计划下,国际组织和多边问题解决机制的数量与功能都获得发展,由此新的世界秩序得以塑造。

罗斯福式国际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判断是:持续的工业和技术革命使得战争与和平的本质发生了深刻转变。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将条约和外交视为缓和国际矛盾、消减战争烈度与频次的手段。但随着工业化战争显现出巨大破坏力,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日益认定,防止战争和限制暴力不仅是仁善之举,更是避免人类文明遭遇灭顶之灾的必要方式。在罗斯福时代,这种对相互依存关系中武力的认知,被概括为现代科技已经令“世界连为一体”。1940年代核武器诞生之后,防范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并构建新的约束机制,对于自由主义的国际战略而言变得更加重要。为此,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们发展了一项重组国际机构的独特而影响深远的计划。国联、联合国以及各类军备控制集团的出现能够成为20世纪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与自由主义者对种种新现实的适应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在罗斯福传统的视野下,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新的相互依存形式,使得新型国际经济组织成为必要。世界经济与国内经济一样,都需要精细设计的支持与约束。大萧条造成的巨大混乱和贫穷,使得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者开展一项持续改进的计划,以引导和支持国际贸易和金融;二战结束之初,现代自由主义者又设计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贸组织),搭建了世界经济战后重启的框架,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资本主义扩展以及诸多贫穷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铺平了道路。

与此相应,工业生产扩张和经济增长加速引发了环境恶化的新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秉持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者就开创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和环保主义的传统。罗斯福则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造林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他所建立的“公民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便是环境保护、就业计划和公民教育的精妙结合。战后,基于对生物圈承载力有限、资源攫取与污染排放并非永无止境的认知,美国政府和国际主义者领导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其中典范者如限制和终止氯氟烃排放以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合作集团。近来,随着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气候影响日渐严重,自由国际主义者又开始行动以避免全人类的文明灾难。

作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罗斯福的地位奠基于两大功业: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和取得二战胜利。许多人时常忘记,自由民主制度在1930年代曾陷入腹背受敌、步步退却的境地:左右两翼的思潮都有强势的社会运动和强大的敌国予以支持,都志在颠覆西式民主制度并夺取对世界的掌控权,自由民主制的命运,则全然系于世界大战胜败的千钧一发。值此生死关头,罗斯福将美国打造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这种对人力物力的统筹组织不仅深远影响了美国的国内格局,也为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秩序奠定了武力基础。无论当时还是当下,要确保民主成功,都必然需要在与种种异端的伟大斗争中获胜,而这又离不开对自由民主内部组织机制影响深远的变革。

罗斯福自由国际主义的一个中心原则是:美国一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自由政府和自由市场能否在全世界维系和兴旺。罗斯福意识到,在敌视自由主义的左右翼强权环伺之下,美国的民主将始终处于威胁当中。同时他也认为,小国和弱国的民主制度,离开美国的庇护是难以维持的。因此,罗斯福的自由国际主义强调民主世界的团结。罗斯福及其继承者都相信,和平、繁荣和国际问题的有效解决,都将随着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实现。有鉴于此,罗斯福的二战目标便不仅止于击败法西斯轴心国,更要将它们重建为自由民主国家。

罗斯福国际主义的另一支柱是反帝主义。反对帝国,是早期现代的共和主义者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关键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建国时代流传而来的祖宗之法,进步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则反对美国海外扩张和欧洲殖民主义。对罗斯福而言,法西斯轴心国的帝国野心(他称这些国家为“匪帮国家”,gangster states)是二战爆发的根源。罗斯福的这种观点延续至战后:尽管有时需要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斗争作为主要矛盾,美国仍然坚决支持欧洲国家的非殖民化政策(decolonialization)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罗斯福的传统曾经是、一直是、现在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在面对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攻坚战(uphill battle)中前进。

罗斯福思想与20世纪的成就

罗斯福战略的影响和成功,得到了历史的充分证明。新政国家(New Deal state)的制度革新和意识形态感召力,在大萧条、二战和冷战的危难时刻拯救了自由民主制度。无论国内外,“美国世纪”都以不断发展的自由主义为根基。正是罗斯福的新政,让美国为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和平、繁荣和安全。倘若当年的自由放任者和孤立主义者阻挠新政、联合国、北约以及其他国内外计划的图谋得以实现,美国或许将无心也无力在20世纪的伟大斗争中担当如此关键的角色。

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成功依靠强大国力、民主思想和自由国际主义计划。这种成功的原因既有美国的现代自由民主理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感召力,又包括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彼此依存时代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概言之,罗斯福主义保卫了民主制度在国内外的安全。

罗斯福战略的一个巨大成就是改造战后的德日两国,并将其整合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之下,另一个成就则是强大同盟的缔造,两者在遏制苏联及其盟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盟国拥有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和彼此间深层的经济-社会联系,使得同盟更加强大和坚韧。在解释美国同盟战略的成功时,现实主义的阐释有着重大缺陷,即忽视各国国内实行自由主义战略所获成就对于构建长期跨国合作网络的重要作用。

罗斯福战略指引下的美国人,在瓦解殖民帝国、支持民族独立、维护世界人权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时常因美国具体政策的些微瑕疵而受到义正词严的批评。但总体看来,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主义者一路披荆斩棘,以持续变革的姿态伸张自由、人权和普遍富裕。在20世纪,美国在抵御和颠覆帝国的斗争里担当中流砥柱,接连战胜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苏联四大世界帝国。左倾的批评者将美国描绘为另一个“帝国”,却忽视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受邀入驻”(by invitation)而非不请自来,并且在美国影响力达于巅峰的时代,新的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左翼批评者和历史学者总是指出,自由的美酒之杯尚未斟满,却讳言两个事实:全世界的自由程度其实日添涓滴,而美国在向杯中倾注佳酿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拜登战略与21世纪的革新

令许多左右翼观察家惊讶的是,拜登政府已经全面部署了罗斯福式的变革计划,旨在带领美国回归进步自由主义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应对21世纪的种种问题。本文成稿之时,美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支撑这一抱负,仍是不无疑问的,但拜登在内政外交领域的进步主义计划,看来的确是现代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逻辑延伸。

拜登政府的重大战略中,旧日痼疾与时新挑战兼而有之。在前两任政府的基础上,拜登政府进一步将中国崛起视为中心问题,并制定了修好盟国、宣扬民主与人权以及全国性产业政策等应对方案,较之现实主义、放任主义和特朗普时代从国际事务退缩并瓦解美国现代政府的策略,这当然更为高明。拜登战略认定,中国以其强大的中央政府、资本经济、现代化的管控模式和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对美国施加了全面威胁(full-spectrum threat),因而需要进行全方位回击(full-spectrum response)。面对经济增长势不可当的中国(Chinese juggernaut),那种反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拒绝由政府资源和权力引导公共事业和建设的自由放任政策,无疑是不足以振兴美国经济的。正如拜登在国会演讲时所言,联邦政府历史上曾反复担当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从运河到铁路,从州际高速公路网到互联网,由来已久。同时,现实主义或特朗普式的主张,即断绝盟友关系并敌视国际组织,将使得美国自毁长城,在最需要援结的当今时刻丧失一些最为关键的国际支持。与之同理,眼下自由民主与威权专制的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偏向不利于美国的一方,期望美国从国际社会解甲归田、孤立退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正如拜登的凝练概括,面对全新且强势的中国威权挑战,美国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展示:民主足以解决问题。

在人类命运日渐彼此依存的20世纪,自由主义者实施了诸多应对新问题的计划,包括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议题。但这些计划尽管总体上颇为成功,在同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进行权衡时却总是屈居下风。而拜登规划的突出亮点便是,首次将疫情防控和气候变化提升至中心地位。诚然,数十年来环保都名列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之中,但越发紧迫的全球气候变暖,推动其在内政外交中成为要政之一。美国在建立世界卫生组织、消灭天花、控制埃博拉、对抗艾滋病和建立全球流感应对机制时都曾发挥领导作用,新冠疫情则进一步令全球公共卫生晋升为最重要且紧急的关键事务。

全球疫情和气候变化当前,特朗普主义者和其他现代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可谓病急乱投医。他们削弱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阻挠国际疾病应对能力的建设,并将戴口罩等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歇斯底里地夸大为对基本自由的侵犯。而对于气候变化,特朗普也是强硬地矢口否认、放任自流,甚至反对巴黎气候协定,将气候议题这一现代美国进步的先锋贬斥为累赘。

拜登战略中的一个关键认知是罗斯福思想的典型体现:要实现国家的基本利益,就要在国内完成艰巨的改革,以应对变动的各类全球挑战。正如二战时的美国急剧地提高工业生产能力,拜登战略也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要求国内创新能力进行长远提高。为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和冷战时代的苏联,国内动员全面地影响和改变了美国的国内生活,同样地,对气候危机的有效应对也将再造美国。只要这一重建坚持以自由民主的价值导向,美国将变得更加强大、自由和民主。

从实际情况出发,美国必须既能有效竞争,又能广泛合作,因而拜登战略承认美国一方面需要提升同中国竞争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应在气候危机、疫情威胁方面致力于同中国合作。冷战时期,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影响下,美国得以在对抗苏联的同时,也在军备控制和天花消除等事务上与之合作。正是罗斯福的国际主义,而非温和的现实主义或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为美国同中国进行有效竞争并围绕共同问题开展合作,提供了对外政策层面的行动方略。

对于认识21世纪的现实情况和指导美国宏观战略,首倡于罗斯福时代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提供了其他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所无法比拟的思想和策略资源。而与他的对手们不同,拜登的世界观和战略都建立在罗斯福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成功经验之上。无论今昔,美国在世界上的成功,以及整个自由世界计划的成功,都仰赖于进步自由主义战略的铺展与实践。

文章来源: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Biden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July 2, 2021.

网络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02/biden-revolution-roosevelt-tradition-us-foreign-policy-school-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dependence/

译者介绍:


陈思翰,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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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阿富汗时局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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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知  来源:CND

之一

阿富汗塔利班在数十天之内快速摧毁了美国20年建立的民主阿富汗,连摧枯拉朽都谈不上,只是风卷残云般结束了美国的制度。30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正规军队几乎没有使用就投降了,各级政府积极与塔利班合作移交政权。

只有安徒生童话里才会有这般速度崩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细细分析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过程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已经累积了很多年了。

早在美国攻打塔利班和拉登基地组织的时候,美国大兵居然在围困了这些恐怖组织之后停止了攻击,估计老美以为靠着他们的勾兑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但没想到的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靠着熟悉的地形乔装改扮后都消失在无边的群山之中,由此埋下了之后20年的动荡,以至今天的回归。

川普总统在任时曾经特赦过一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屠杀平民”的士兵,如果你仔细研究他们作案的细节,作为来自“伟大强国”的人们会发现这些“平民“只是没有穿军装的士兵。再看看今天的塔利班,如果他们手上没有武器谁又不是平民?

这种严峻的环境给每一个美军士兵带来更多不可预测,即便他们知道对面是恐怖分子、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在没有证据的时候他们采取的任何保卫自己与战友的行动都是违法的。当时他们面临生死选择,过后他们面临法庭判决。这样的士兵只能畏手畏脚地度时光。塔利班想不做大都难。

为了遵守这些破烂法律不知多少士兵成为冤死鬼,这些法律严重混淆了和平地区与战区、明明该兵贵神速可他们被要求依法行动;把警察与士兵的职责混为一谈。只有川普总统深谙前线士兵的痛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正名,使他们尽快结束痛苦的监狱服刑。如果这些法律不被更改,类似故事还会层出不穷。真的好遗憾,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自毁长城。

之二

自从去年塔利班和阿国政府在卡塔尔开始谈判后,其面纱也逐渐被揭开,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山村野夫,一个个膀大腰圆、气度不凡,除了随从的AK冲锋枪、也没有豪车等,其他丝毫不输当今中东富豪。这几天塔利班如游行般推翻政府,众多士兵在总统府内拿手机到处拍照的视频流出。足以见得塔利班在阿富汗早就不靠地下经济活着,而是拥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实力并有很多兵源就生活在“国统区”。早就是“国”中有“塔”了。

由此可见塔利班早就利用各种方式渗透到了“国统区“的大街小巷,从国统区获得他们的各种生活与军需物品与开支,甚至不怀疑他们还在各级政府与军队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不然这么多军队与政府怎么会那么步调一致地“合作”……

再看看阿国政府,由于大势已去,总统离开总统府登上飞机离境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他离镜携带最多的物品竟然是钞票,钞票多到飞机都装不下以至很多散落在机场,这也是民选政府?是的,名义上它是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万大军兵不血刃投降了事,这支军队尽管徒有其表,经历了很多正规训练,装备了很多现代化武器……连一击都没有就华为乌有了。

这么一个腐败政府的操守,这样的三军司令怎么可能得到军队、民众的支持?难怪塔利班所到之处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其变换速度之快完全依靠塔利班车轮子的速度。

结果,结果能说明一切,今天的结果与美国人这20年的运作紧密相连,这么严重的腐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是否有政客也从中渔利、与塔利班暗通款曲……只能留给读者遐想了。这样的故事居然写了20年,“腐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粘合剂”,它可以把各种敌对势力非常有效地、友好地粘合在一起。这20年的结果就是美国人提供资金、货物,塔利班与民选政府消费并相安无事。

现在美国人撤离了,源源不断的美金不再有了,平衡至此也被打破了,“相安无事”也就结束了,只是结果令美国人太难看了。

之三

本来撤离阿富汗是没有错误的,此国早就成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包袱,经济与战略价值也不大,也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尽管老美装备和培训了几十万军队,基本还是靠美国保护和养着,只是出于各方面因素需要善始善终,使阿富汗人民还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一走了之。

谈到阿富汗的撤离不得不谈到美国总统拜登老夫。此次塔利班以光速推翻民选政府就是因为他宣称老美无条件撤离美军而致。这么大的国家行动没有步骤、没有方法,简单一走了之岂有不翻车之理,更何况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他以为这是打麻将推倒就结束了,可他却不知道推倒麻将要经过大量调牌、摸牌、碰牌、吃牌等操作的,以为抓起来的每一手牌不是天胡就是地胡,什么事都不用干,推倒就收钱,简直太没有素质了。

此人是美国政坛的一棵常青树,从政50年左右,勾兑能力极强,如此撤离结果真惘然了他的50年“老政客”的名称。他在2020年极具争议的大选中获得了法律胜利而就任总统(其中发现诸多舞弊、改票、死人选票等违规,这些违规的受益者都是他)。2003年小布什总统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的依据是美国获取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就是拜登。该委员会认证该证据有效,尽管至今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武器,因为有了该委员会的认证,小布什总统不负有任何责任,所有错误 一笔勾销。

在他就任总统后,由于他推翻川普总统对南部边界管理所有措施导致南部边界无休止的非法难民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给不太安定的美国社会治安和受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平添一乱;由于他中止了川普总统与加拿大签署的石油管道合同,导致大量两国石油工人失业,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同时带来的还有其他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剩下的只有印钞和加税了,那些深爱民主党的选民就不要抱怨任何不爽了。

这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受益者就是他儿子亨特.拜登。无论是钞票还是个人“生活娱乐”,在乌克兰、中国等国收获颇丰。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拜登总统又搞出什么意外的破事我一点也不意外,相反如果没有出现新的破事倒会令我意外。

让我们一起慢慢慢慢往后看吧!

之四

塔利班起始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在整个抗争苏联入侵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帮助而壮大,在苏联撤出之后,填补了阿富汗政权的真空,在这期间,他们强力推行极端伊斯兰教,把阿富汗带回数千年前的时期,对妇女和不信奉伊斯兰教等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镇压与摧残,他们也成为了诸多恐怖分子栖息地。

由于中东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了911恐怖活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要求塔利班交出恐怖分子被拒绝后,美军打入阿富汗并摧毁了塔利班政权,美国人开始了20年输入文明、建立法律、军队、法庭、教育系统以及政治选举制度,使阿富汗的妇女有机会与男性平等竞争,阿富汗也开始了拥抱世界文明。

由于美军的强势,塔利班的生存空间多被压缩到穷乡僻壤,那些交通与经济都不发达的地方,那里偏偏是强大军力不易触及并拥有大量的文盲,那里人均寿命也不长,能正常生存就不错了。塔利班在这些地方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只要多给一碗饭吃就有人加入,这种队伍结构注定是亡命徒多且个个身怀绝技,阿富汗独有的山川使他们易于藏匿、发展和壮大。

这次回归他们不再想显示原来的野蛮,说了很多非常熟悉的漂亮的假话,总想处处显示与文明、友好、规矩等接轨,尽管他们表示接受妇女受教育与工作等,但他们对待任何反抗的手段依然是粗暴地使用枪械而不是化干戈为玉帛,这些不会解除人们的恐惧,在逃难的人群中满员160人的飞机居然承载了600多人。还有爬在飞机外面的逃难者,这都是闻所未闻的人间惨剧。

看来这批塔利班与上一批塔利班有所区别,我不认为他们会有本质不同,只是需要面对一些客观因素,阿富汗的大城市已经经历了20年的文明改造,总人口相对20年前已经从2千万翻到了4千万。很多阿富汗人移民到了世界各地,阿富汗也不再是20年前那个完全闭塞的山地国家了,还有各路军阀需要摆平。笔者估计他们是新瓶装旧酒,如今所为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之五

尽管塔利班臭名远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8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对塔利班不仅要看“过去怎么样”,也要看“现在怎么样”,如果不与时俱进,无视形势发展,那就是“刻舟求剑”,不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塔利班掌权后的第一要务理应是发展经济,过去阿富汗基本靠美国输血生存,美军撤离后这一块资金来源就断供了,细读华春莹这一番言论感觉中国要依靠塔利班参入阿富汗的经济建设了。阿富汗能有什么可供发展的呢?中国的资本是不可能染指塔利班毒品发展大业的,阿富汗本身没有什么工业体系,那就意味着大量资金要参入其矿藏开发。开矿是一个巨大与长周期投资,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港口可用,只有首先建设公路或铁路然后才能开始采矿作业。由于沿途经过很多鸟不拉屎的荒郊僻野,这又牵涉安全保障的开支。塔利班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支付这些费用,还有塔利班本身就是恐怖组织,被推翻就是由于他与恐怖分子同舟共济招致灭顶之灾。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朝令夕改、重操旧业玩恐怖活动?

估计中国政府承认塔利班政权大概率是时间问题,随后大量资金进入也是大概率事件,至于随后的效益还需要时间验证,由于那里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其利润必然非常了得,只是与这种没有人类文明的极端伊斯兰教团体做交易能维持多久还不好说,会不会又出什么其他幺蛾子也不好预测。

说真的与塔利班这种只懂恐怖不懂文明的恐怖分子做交易给我一种“刀口舔血”的感觉,一个环节搞得不好可能就是鸡飞蛋打,一无所获。

之六

今天巴基斯坦又传来新的针对中国人的爆炸恐怖活动,动荡中的阿富汗什么时候能赶上巴基斯坦的“平静”还不好说,阿富汗民选副总统宣布自认临时总统并开始反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目前已逐渐在军事上初见成果,这股力量是否会扩大还有待观察,这其中是否有其他大国势力参入还不得而知,塔利班完整控制阿富汗还需要时间,最终能不能成功也不好说。

近日阿富汗喀布尔市民也开始挥舞国旗、参入游行抗议塔利班活动,直接与塔利班正面对抗,这是经过20年美国民主熏陶的一代,他们看见了与其这样下去接受塔利班的死亡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地活着,不如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许还有机会为自己与子孙争得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有可能是其反抗力量的新鲜血液。

最新消息是美军又重新在阿富汗部署了82空降师的数千兵力,美军不断没有从阿富汗立刻消失,反而在不断加强,美军会在阿富汗采取多大的军事行动还不好说,即便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走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消失,这一切都证明阿富汗作为一个可供资本谋取利润的国家与地区还为时尚早。

由于塔利班经年久月的声名狼藉,塔利班自己也自称“为人民服务”,但企图洗白其野蛮、血腥、反人类等真的都很苍白,如果中国为了经济与其他目的与其过往丛密有可能把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与其纠缠在一起,这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绝对是天大的伤害,我不知道多大的利益可以抵消这个伤害,这可是投资过程中的巨额隐性开支。再加上过往历史,塔利班有多大的可信度,这个可信度又能维持多久都没有直接答案,而且他们直接表示他们要向全世界输出极端伊斯兰教,所以与塔利班政府的交往不见得是一笔划得来的投资。

之七

从阿富汗撤军的主角是美军,他们有很多美国公民需要一起撤走,由于担心塔利班残酷报复,还有很多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公民也要一起撤走,还有大量新式武器辎重也不能落于塔利班之手需要撤走。所以撤军绝对不是一走了之或像搬家一样换个地方那么简单。

看看美军撤军步骤,第一步撤走空军,空军是美军的灵魂,是他们的杀手锏,对于任何国家美空军都有不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空军撤走之后塔利班就不再忧虑美军的优势了,开始疯狂的进攻,整个总统团队一厢情愿地认为阿富汗军队会替美军抵挡一段时间,令他们意外的是阿富汗腐败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作为而弃守一切,完整地重演了美军撤离越南西贡时的情景,以至尚未撤离的美军安全还要靠塔利班施舍, 可见白宫团队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无是处,完全就是一个破屋漏船,只有推倒重建才有希望。作为职业军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空军撤离的后果,但他们就这样毫无异议地执行了这样一个愚蠢的军令。

今年1月拜登进入白宫后的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求军方肃清川普总统势力与支持者,嫌美军同性恋的比例太低,重新调整军队不同性别(指男、女性别之外的性别)比例,拜登则要求军队研究、开发新的孕妇飞行服……这一切都在贯彻极左势力处处以“平等”为幌子摧毁军队的勾当与军队“取得作战胜利与减少伤亡”的宗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美国纳税人每年几千亿军费就这样用于从事毫无价值的党派斗争活动,完全违反美国军队政治中立的原则,出现这样“世纪大溃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无能的美军总司令拜登和一堆被他们委任的没有主见的军事官僚使美军的指挥系统早就不工作了。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遇见这样一堆窝囊废想不精彩都不行。

由此引发的要求拜登辞职、奥斯丁辞职、三军总参谋长辞职等也就顺理成章,拜登的支持率大幅度垮塌也是情理之中了。

之八

塔利班在联合国被定义为恐怖分子团体,美军贸然撤离而阿富汗军队完全不抵抗,这样使得其850多亿美式装备全部落入塔利班之手,据统计有60多万件武器、7.5万辆军用车辆和200多架军用飞机。这么庞大的军力居然是一枪未放就被缴了械,这是阿富汗军队的耻辱,也是美军的耻辱,他令塔利班非常漂亮地为美军撤离阿富汗画上了完美的结束符。

这么多成建制的美式装备是塔利班花多少心血的都得不到的,现在倒好,得来全不费工夫,利用这些军火塔利班也自然有了与国际社会以及国内各路军阀叫板的资本。对于一些暂时还无能力使用的军火如军用飞机还可以出口到中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卖个好价钱,通过逆向工程这些国家的军火开发能力自然也会得到大力提升。

再看拜登这个窝囊废,他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反而强调这是执行川普总统的决定。这个作弊总统只知至今还不明白川普总统的撤军决定没有任何问题,麻烦出在他撤军的过程。他首先撤掉空军使住阿美军的利剑被拔掉,塔利班自然也就不再在意美军的存在而长驱直入。为此川普总统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他的撤军步骤是首先警告塔利班不要贸然行动,任何违背他们协议的军事行动都会得到他的毫不留情的打击,在得到对方保证后他会开始撤走住阿美国公民和那些帮助美军工作的阿富汗公民;美军在阿富汗的部分新式武器不能落入塔利班之手,这些武器还要分类分步骤撤离;第三步是撤走空军,最后是陆军离开。

真是换手如换刀,他与川普总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满手好牌打成一窝粥,一个靠舞弊操控大选成为总统的人能有什么能耐?尽管他从政50余年,你看不到他有任何值得夸耀的业绩,他上台仅仅半年多,他制造的糗事倒是一大堆,这里就懒得再述说了。

我相信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还会制造其他意想不到破烂事来刷新人们的眼球,这绝对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总统。我相信美国人民都是真心希望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他。不过他完美地摧毁了美军这次撤离的军事行动,我们不知道美军的军事法庭是否会放过他。

之九

基于目前阿富汗的撤离工作的困境,拜登呼吁为此召开7国首脑会议紧急磋商阿富汗撤离工作的危机,这意味着作为7国中的第一国美国承认他们已经陷于困境且无解,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盟友国家的帮助,无非是打架打不赢了找人一起出场壮声威吧!这些国家又能干什么呢?发表声明谴责一番,再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制裁,然后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不声不响地撤掉,新瓶装旧酒,仅此而已。

制裁对于塔利班有什么效果吗?塔利班是在深山老林里长大的,他们害怕制裁吗?飞机大炮都不是事,一点制裁能吓倒他们?根本就没戏,谁都知道没戏,为什么拜登还要如此操作?我做梦也没想到用鲁迅笔下的阿Q形容今天的拜登再贴切不过了。明明被对手左右了一切还要装腔作势拉虎皮做大旗。谁都知道这个大旗和虎皮什么用都没有,不过是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就像阿Q明明被人打了还叨念着“老子被儿子打了”。

装备了现代军事装备的美军在傻拜登领导下也只能仰人鼻息地祈求塔利班宽限数日,但塔利班不给面子,不打算延长美军撤离时间。拜登也只好紧急租用18架民航机搬运必备物资与相关人员。最新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周一(8月23日)在喀布尔秘密会见了塔里班领导人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这真的是又一个又好笑又可气的事情,无非是两条,一则认输了,二则勾兑吧,用利益交换延期数日。

看来美国人又要为傻拜登的无能、无知和天真买单了。至于塔利班看不看得上还要看CIA头头的开价是否有吸引力,说真的凭着塔利班山沟里的经历、没见过什么世面,估计他们的价码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如果其背后有高手指点,拜登不吐点大血是脱不了身的。不管结果如何,塔利班会胜利地与美国人做一笔无本买卖。

上兵伐谋,这是塔利班给拜登上的第一课,无能就是无能,自己干的什么垃圾事都扯川普就更无能,连扯理由都不会了。

美国人就只能不幸了,除了买单还要忍受他可能在白宫呆到2025年初。

之十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8月24日)表示,他决定不延长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看来CIA 头头勾兑失败,其实老美紧急租用大量民航机撤离就意味着白宫已经做了第二方案的预备工作。具体什么原因我不可能也不会知道,不过根据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可以推断出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这次撤军是经济方面的,老美向阿富汗输血20年约2.3万亿美刀,目前新冠毒横行世界,各国经济都受到了重创或毁灭性的打击,老美已经很难这样维持下去了,所以越早了断越好。

其次,全世界都在期待新冠病毒来源情报的报告,这个新冠病毒已经横行一年多,约2亿人确诊,440多万人离世,诸多国家的国计民生都陷于窘境难以为继。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纪灾难,查清其来源也是人类战胜该病毒的第一步,就如长江堤坝破口,要想战胜这个灾难的第一步是确定破口在什么地方才能开始考虑如何堵住破口。撇开这一步的任何操作都没有意义,所以老美可能会拿出很多结束病毒横行的新手段……尽快结束阿富汗撤离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三,自从拜登开始撤军以来,老美被塔利班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受到了各阶层的攻击,“弹劾”、“辞职”、“追究责任”等呼声此起彼伏,一句话,白宫团队就如热窝上的蚂蚁、焦头烂额,面对开放的世界每天有回答不完的问题与没完没了的谴责……如此夜长梦多,不如一了百了。尽管很不成功,后续再去修修补补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

看到今天阿富汗的乱局想起奥巴马时期的中东乱局,ISIS横行中东,常常看到他们砍人质头的视频,努力极大限度地散布恐怖氛围,脸书、推特以莫须有的理由关闭川普总统的账号,但他们从未想过关闭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恐怖视频与账号。各国极左势力借机动用国家力量以保护人权的借口大量贩运穆斯林人口到各国,德国还敞开国门无节制地接收穆斯林。而且西方强大的军力永远不可能消灭ISIS。很遗憾川普总统仅仅花了20多天的时间就彻底清除了ISIS。

这些深沉势力就不打算剿灭ISIS,留着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可以永远以反恐为名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财。明明几个月可以干完的事,数十年也得不到结果,现在明白“反恐”原来是一笔生意!川普总统的决策把他们的生意给中止了,所以他们恨死川普了。

今天这一幕又重现了,美军耗费2.3万亿美刀围剿塔利班20年的结果是塔利班更强大,如果打算剿灭早就清除干净了,撤离之后还不忘给塔利班留下数百万的军械武器,今后不想剿灭塔利班了,准备与塔利班共处了,西方各国有更多机会热衷于出动飞机搬运穆斯林回国,理由还与原来一样,出于人道危机……唯一不同的是ISIS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恐怖,塔利班利用各种机会散布亲民,其实他们都是恐怖组织,脸书、推特也没有想过关闭其账号。

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停止修建边境墙、敞开南部边境,放任任何人进入美国,这其中一定混有大量罪犯、毒贩、毒品、恐怖分子等随意进入美国。现在更好,直接租用更多飞机运送穆斯林进美国、英国、法国……看着喀布尔机场混乱不堪的场面,不禁要问有鉴别吗?不知道;有恐怖分子吗?不知道;有犯罪分子、毒贩、极端穆斯林吗?……不知道。看来这次美军大撤退不是没有计划,是有”大计划”。中东混乱不堪又重演了。

反正再来几任民主党总统后,美国真可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至少穆斯林是人口成长最快的人口之一,这都是奥巴马的功劳。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口号从“让美国再次伟大”变成了“拯救美国”。

之十二

惊闻喀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事件,导致数百人死伤,其中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举世震惊。其实慢慢想想也是必然结果之一,前几天CIA头头去拜见塔利班头头, 他想和塔利班勾兑,叫对方看破了手脚,如果老美顺顺利利完成撤军,塔利班勾兑到的利益无论多少都是一个可数的数字,如果老美不能顺顺利利完成撤离,而且还有无数的尾巴留在阿富汗,塔利班可以慢慢悠悠地索取与绑架老美,需要的时候就向老美“叫牌”,老美能做的只能是乖乖买单,这起恐怖事件是塔利班玩的非常“漂亮”的一起恐怖事件,简单说就是直接杀害美军士兵与阻止老美顺利完成撤军,羞辱拜登,后续利益会是源源不断,真可谓是一箭多雕阿!

因为整个喀布尔的安全防护都在塔利班控制之下,塔利班不可能完全撇清他们与这起恐怖爆炸的关系,不过塔利班这边随便推一个子虚乌有的“ISIS恐怖组织”就可以把自己和这起恐怖事件撇清大半关系,即便老美想查清楚这起事件的原由也只能依靠塔利班,而且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不过就算有证据证明该恐怖事件是塔利班干的,老美又能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相反还得乖乖帮助塔利班说话,强调没有证据证明塔利班参入其中……因为如果坐实此证据,老美的选项只能是重回阿富汗开战,我不看好老美还有这个财力与气势,更别提这个废物拜登了。

至于傻拜登为自己所作的辩护除了苍白就是无力,了无新意。90年代中期,联想在中关村是一个不错的公司,但相比世界巨头,他连一个小字辈都当不上,那时的总裁柳传志曾经在一次公司的内部会上说到“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能打败一头羊领着的一群狮子”。现在看看老美在傻拜登领导下活生生就是一头羊领导的一群狮子,而塔利班说真的什么都不算,但在傻拜登的全力配合之下,塔利班真的已经成为一头骑在拜登头上的狮子了。前几天我把拜登与鲁迅的阿Q对号入座,没想到今天又把拜登与这头羊对号入座,在拜登的领导下,往后的日子里老美就只好慢慢给塔利班消受了。

可悲可叹!塔利班一枪未放就把20年受的气都捞回来了,而且还有留有后手。老美要想止损,只能全部推翻2020大选结果,其他的别无他法。

之十三

在喀布尔机场恐怖爆炸之后,拜登果然如我们所料在为塔利班站台了,8月26日,拜登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现场的指挥官没有给我任何证据,表明塔利班和ISIS之间有勾结,参与爆炸。”。拜登表示他并不相信塔利班,但塔利班有它自己的利益,在规定时间内允许美方撤离符合双方的利益。

哈哈哈……!说的太好了,拜登亲自出马不断要替塔利班站台还要夸奖塔利班做事很理智,简直不可思议,塔利班掌控喀布尔的全部安全工作,在机场周边塔利班也部署了大量军力,没有塔利班配合,恐怖分子能得手吗?根本就没有可能性,只是强大的美国要想撤离完全仰仗塔利班恩准,不这样说又能怎么样?还不如卖个人情给塔利班,所以拜登的答记者问非常“理智”与“务实”,其他的我就无语了。

美国官员警告,在8月31日的撤军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可能还会有恐袭事件发生。塔利班又在利用拉高不安定态势,利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向老美“叫牌”了,意思很简单,如果随了塔利班的愿,老美就可以顺顺溜溜地撤走他们想要撤走的人员与物质,如果不能满足要求,会有更多喀布尔的新的不安定信息从不同渠道传出来,喀布尔随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塔利班“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如何拿捏全看老美自己的意思了。

我认为老美会很识相地做一些“合情合理”的事情与安排使其撤离工作在剩下的日子里“很完美”地、“不声不响”地结束,此次机场爆炸事件已经是老美911以来受到伤害最严重的一天,拜登政府也没有资本再承受第二次类似打击。

老美在这次撤离过程中已经从里到外都输光了,而且塔利班还没有动一枪一炮、一兵一卒,最后塔利班还卖了一堆人情给老美,他们成了当之无愧的台面上的赢家,至于最大的赢家应该是塔利班背后的大国,这里我们暂不做推测。

8月31日会很快过去,在完成撤离工作之后,国会的清算也会随之而来,但短期内我也看不出国会能有什么作为,可叹可悲。经此一番羞辱之后,是否重整其国威,还得看老美之后是否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人之作,不过前提条件是拜登必须走人同时接受调查。

之十四

13个为了执行军令被恐怖活动杀害的美军年轻生命,他们都有非常良好的社会记录,年纪轻轻就为国服役,服从命令被部署到危险的喀布尔机场维护美军的安全撤离过程,不幸成了恐怖攻击的目标而牺牲,他们本可以有很好的人生,他们也本可以有美好的未来,但这一切都结束了。有很多值得反省与反思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阿富汗撤军工作的一切本可以不是这样的结果,但今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美国人民也会记住他们。

尽管美军随后对ISIS恐怖组织实施了定点斩首行动,美军战略大转移离开阿富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按照拜登8月31日完成撤离的计划,剩下的时日也不多了,尽管可能不会完全风平浪静,但塔利班还是会提供一个基本平安撤离的环境使其顺利撤离,背后勾兑肯定功不可没。最大的因素还是美军的实力强大。

庆幸的是阿富汗反恐、驻军20年终究结束了,尽管撤离很糟糕,这次撤离对美国未来战略的影响程度还需要时间才可以看到,高傲的美国人大都生活在优欲的环境,有些人对世界的认知其实非常肤浅,也很善良,要想美国人清醒过来,需要极端的事件。他们反思韩战、越战和反恐战争,我想他们也会反思阿富汗这场反恐战争的撤离,拜登的败笔一定会被提到,国安团队的那些“没想到”也会被提到……

本来还想拿弗洛伊德的死与这些年轻生命逝去做比较,考虑到今天美国极左势力泛滥,不想使自己陷于不必要的麻烦与纠纷之中,我也只好明哲保身地回避这个话题,尽管任何人可以随意骂美国总统,但也不是任何话题都可以触碰的,真的好悲哀,没想到灯塔国也泛滥厉害国的东东。

如果没有其他意料之外的事件再发生,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们有关阿富汗撤军事件的系列文章。谢谢您!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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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批李光满背后的信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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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学弟说事  来源:百家号

这两天连续看到两篇奇文,其瓜之大,背后蕴含的意义之深,就算是阿里巴巴和滴滴被查等事件,与之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事件最初起因,是一名叫李光满的人写了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


李光满先生

李光满何许人也?

李光满,察网专栏作家,原《华中电力报》总编,中国电力作协会员,湖北作协会员。

以上,为网上公开的李光满简介。

当然,他的身份怎样并非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他这篇“深刻变革”之文一经发出,次日当即被数十家中央和省级权威媒体转载,其中甚至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旗下媒体!

央地主流媒体齐齐上阵,如此恢弘阵势,着实是令我等旁观者叹为观止。

那么李光满在这篇文章里究竟讲了什么呢,竟引得如此之多主流媒体争先恐后地转载?

大略讲讲。

此文前半部分,回顾了蚂蚁上市被叫停一事、娱乐圈乱象、郑爽事件、赵薇和高晓松事件等等。



人民网转发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紧接着李光满以这些曾发生之事为论据,认为“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这一系列事件”,可以发现“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并认为“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不但要摧枯拉朽,而且要刮骨疗伤,还要清扫屋子,清新空气。”

此文矛头直指国内各大资本集团,遣词用语不但凌厉非常,而且字里行间隐现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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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这篇文章是某个人自言自语,大约也不会有人放在心上,但此文偏偏被央地各大媒体紧急转载,如此瞬间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舆论风暴!

不但国内大小媒体就此展开热议,连海外媒体也注意到了此文在中国全社会所引发的巨大影响。



光明网转发的李光满原文,文末为红框处为李文表达的核心观点

此文发出几天后,正是舆论发酵到高潮的时候,胡锡进紧急出现了,并且撰文对李光满文中观点表示强烈反对,简直令人大呼意料之外。

胡总编是谁大约也不用我多说。

9月2号晚8点左右,胡锡进发表重磅文章,文章开篇明义,毫不容情地点明“宣扬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革命’,这是误判和误导。”

熟知胡总编的人都知道,老胡说话惯是滴水不漏,但凡遇见大的公共事件,他表达出的观点多是“左看有道理,右看也有道理”,而且站位极其精准,立场永远正确。

但这一次胡总编撰写的反驳文章,上述特点统统不见,而是态度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光满“深刻变革”之观点。



老胡在文中明确指出了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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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李光满文“是对近期国家出台一系列市场监管措施的误读和曲解”。注意老胡用词,“误读和曲解”是典型的否定用语,看来关键时刻,老胡还是不和稀泥的。

第二老胡认为目前的中国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革命”。现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资本措施仅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的“自我完善”,而这些都是中国一直在进行之事,毋庸“极端解读”。

第三胡锡进指出李光满文“属于少数人的狂想”,他很担心该文会“引发一定范围的思想混乱和恐慌”,并再次强调中国改开路线不会变,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方针不会变。

老胡此文之犀利,一反其过往文章的和稀泥模样,态度之鲜明、立场之坚定,恐怕在老胡整个舆论工作生涯中都极其罕有。

老胡的强烈反对,标志着李光满文章也不再是他个人观点的表达,而是升华成了两种截然不同思想的激烈碰撞。


而这两种观点的本质,事实上是对中国政府近期一系列政策的两种解读和预判!而这一点,才是真正隐藏在两人观点之争背后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无论是胡锡进,还是李光满,其代表的绝不是他们个人,他们所代表的,事实上是两个有相当数量的、而且意见不太一致的人群。

通过前文二人文章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双方观点不同的焦点,在于对近期这轮系列政策和行业治理的“定调”。


老胡一方认为,目前的系列政策是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必要一步,是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一次正常的自我完善和纠偏,不宜“极端解读”。

李光满一方则认为,前段时间的系列政策可视为一种“革命”,是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一次再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重要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

双方之所以讨论这个“定调”问题,是因为未来的政策,要不要更加深入和进一步扩大化,目前仍无定数。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暂时还未有答案,相信党和政府必有完善妥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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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来政策如何还不清楚,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为基本任务。尽管新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些新的客观问题,但面对主要矛盾依然是强调发展,这个主基调是从未变过的。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当今国内以及世界形势已发生剧烈变化。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开启,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无不揭示中国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华民族,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未来何去何从,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新的历史命题。

所以胡李二人的不同意见,现在的中国是非常之需要的,对今日中国也是有益的、是良性的,令人钦佩万分,它充分表明当今中国的有志之士们从未忘记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注。而我们所有的旁观者,也能从双方的君子之辩中,一点点地看清中国之真正未来。

真理不辨不明!

同时对未来的国家决策而言,双方意见也能反馈出不少真正有用的信息。先有思想的交锋,令正确的意见在此过程中得以广泛普及,才有后面的万众一心共同使力,此为古来永恒不变的正理。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每当到了关键历史时期,总有关键人物勇敢地站出来,表达关键的言论或者进行关键的行动。中国,从来就不缺此类不惜此身荣辱的勇士们,无论老胡、李光满观点和立场如何,我们都应该为他们真诚点赞。

有声音,才能成其国,有不同的且真正为了这个国家与民族而发出的声音,才能成就伟大的中国!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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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就气候问题访华“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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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综合报道  来源:中美印象

美气候特使克里访华 将与解振华天津会谈

南华早报,2021年8月31日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天津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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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微信公号消息,应中国邀请,克里于8月31日至9月3日访华。期间,解振华将同克里在天津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

另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克里于8月31日至9月3日前往日本东京和中国天津,与国际同行就应对气候危机进行接触。在天津,克里将继续讨论4月17日《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所述的气候危机的关键方面。

这是克里今年内第二次访华,此前他于今年4月14日到访中国,15日、16日与解振华在上海举行会谈,离沪前又与中国副总理韩正进行了视频会见。

中国生态环境部官网当时发布消息说,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极进展,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并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

美国气候特使将访中日 如何对中国施压并合作?

德国之声,2021年8月31日

中美政府各自宣布,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于8月31日至9月3日出访中国,并预计在天津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会晤。各方都聚焦,克里将如何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同时向中国施压,又与中国合作。

美国国务院30日发布公开声明,宣布气候特使克里 (John Kerry) 将在本周出访中国与日本,与国际夥伴针对对抗气候危机的议题进行交流。

声明中点出,克里在中国将延续今年4月出访时,双方就对抗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承诺,进一步与中国交流。中美两国当时同意合作,紧急遏制气候变化。而在出访日本时,克里将与日本的相关首长会面,讨论在今年于苏格兰举办的气候大会前,如何推动一些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的生态环境部31日也针对克里出访发布简短声明,表示这位气候特使将于8月31日至9月3日访中,期间克里将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天津举行会谈,双方会针对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交换意见。

根据《华尔街日报》26日的报导,消息人士透露克里在出访期间,将向中国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宣布暂停为国际燃煤项目融资。

此前,总部位于北京的机构国际绿色金融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今年没有资助任何新的外国煤厂或投资,而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停止此类项目。另一名消息人士则说,中国强调了在做出新的承诺之前,履行其当前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重要性。

熟悉中国政策制定者想法的人告诉《华尔街日报》,北京不希望被视为屈服于西方的压力。相反地,中国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定位为成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主要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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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指出,克里和他的中国同行解振华今年已经进行了十几次对谈,他们频繁的交流也显示气候问题如何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个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

目前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寻求消除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方式,而联合国成员国也正试图履行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订定的目标。该协定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下,同时还希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

今年6月,七国集团同意以符合1.5度门槛的方式调整其气候目标。中国被视为是实现这两个目标中至关重用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克里正在推动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达成相关目标。克里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中国坚持其目前的气候计划,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2040年或之前实现净零排放来解决气候危机。拜登总统在4月宣布,美国的目标是以不晚于2050年的时程达到净零排放。

中国仍不愿公开做出气候变化承诺

然而,最近几个月,中国已悄悄停止批准或资助新的海外煤炭项目,这一转变受到了环保人士的赞扬。即便如此,克里一直试图推动北京在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之前,公开宣布全面暂停相关项目。

然而,北京一直不愿意公开接受各界的赞扬。相反地,中国政府持续抵制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这些国家不断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目标作出新的公开承诺。

一名为中国政府提供国际煤炭融资建议的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过去,中国说的是绿色,做的是棕色。现在,中国的行为是绿色的,但说话是棕色的。”

熟悉中国政府想法的人说,中国希望支持发展中国家继续使用煤炭的权利,这其中有蛮多国家对中国的国安来说非常重要。在过去的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一个严重的断层。

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份今年7月份的报告指出,中国生态环境部下属的一个智库研究人员在内部会议中指出,巩固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应该仍是中国气候外交的一个关键支柱。

然而,由于中国政府迟迟拒绝公开对气候变化目标做出承诺,这也使其在多边主义主导的国际环境中被孤立。相反地,富裕国家正逐渐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乐于宣布雄心勃勃的目标。缺乏官方承诺也让一些气候活动家感到担忧。

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东亚区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告诉《华尔街日报》:“通过不正式做出承诺,中国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以便在未来发展中国家开始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再次推广化石燃料。”

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09-01

2021年9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视频会见正在天津进行中美气候变化磋商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王毅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待。中美曾在双边领域以及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来一个重要启示,即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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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说,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幅滑坡,面临严重困难,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作出了重大战略误判。“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球在美方一边,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采取实际行动改善中美关系,不能旧账未了又添新账;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合作,不能只搞单行道。

王毅说,中美气变合作既符合双方利益,也将造福全人类,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克里表示,美中合作对应对当前紧迫的气变挑战至关重要。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对话,共同提高雄心,体现双方的领导力,为推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树立典范,也为解决美中关系面临的难题创造机遇。

韩正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见

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09-02

2021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韩正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体现了中国坚决履行《巴黎协定》、持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决心,以及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一直是言必信、行必果。

韩正指出,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要回归到《巴黎协定》这一重要基础上来。希望双方聚焦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下继续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任为前提。希望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创造良好氛围。

克里表示,美中应保持建设性接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美方认同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巨大努力,愿与中方加强接触沟通,加紧落实《巴黎协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

杨洁篪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见

中国外交部网站,2021-09-02

2021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杨洁篪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方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严重错误行径,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中方对这些行为坚决反对、更坚决应对。中美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美还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妥处分歧,互利共赢,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美方从中美共同利益和美国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切实纠正错误做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尊重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奉行理智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返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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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说,中方对同美方沟通对话和务实合作秉持开放态度。中美可以加强在气变、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广泛双边领域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与合作。同时,合作必须是双向、互利的。

杨洁篪说,中国正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方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有力举措,展示了积极、坚定的态度。中国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和选择权,中国自身的发展权和选择权也必须得到尊重。我们愿同美方加强气候变化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克里表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两国携手合作成就了《巴黎协定》。美方愿以相互尊重的方式与中方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注入动力。

南华早报:克里未能与中国就气候问题达成协议

南华早报,2021年9月3日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本周访华,意在向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施压,迫使其做出更多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南华早报》周五(9月3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美中未能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克里敦促中共不要把气候议题当成地缘战略武器。

《南早》称,北京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在11月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就气候变化做出更多公开承诺的呼吁。中共表示,在气候问题上将会遵循自己的计划。

在访华期间,克里向北京提出了一份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清单。其中包括公开承诺将全球气温(和工业化前相比)的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2.7华氏度),并确定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的明确时间框架,以及暂停资助海外燃煤项目。

但消息人士称,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克里于周五结束了这次访华。他与中共气候特使解振华、中共副总理韩正、外交部长王毅和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了一系列会晤。

美联社称,美中会谈期间,中共要求美方改变其在其它问题上的对华立场,从人权到台湾问题。

美方说,美中应该放下其它分歧在气候问题上予以合作,但中共则称,美国在其它问题上谴责中方的同时就不能指望合作。

在周四的会议结束后,克里警告中方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应被当作“地缘战略武器或工具”,并呼吁中共采取更多行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估计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27%。中国大约60%的电力来自煤炭,并且正在建设更多的燃煤发电厂。

美国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Minxin Pei)教授8月12日在《日经亚洲评论》上发文指出,美中目前无信任,任何合作都将是困难的。

裴敏欣表示,一提起维护台湾的安全问题,制裁在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问题,限制中共强迫技术转让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就有强大的拥护者,要求政府在这些问题上能迅速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却将台湾、香港和新疆视为不可谈判的主权问题。这种对峙将使得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几乎不可能。

美特使无功而返 中美未达成任何协议

德国之声,2021年9月4日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中美并未就气候变迁达成协议。中国官员对美国特使克里表示,将遵循自己的气候路线,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本周出访天津,意在促使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付出更多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称,北京回绝了美国呼吁其在11月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公开承诺的要求,坚持表示中国将依循自己的计划,而不是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克里的访华行程在周五结束,此行他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面对面会谈,并分别同中国副总理韩正、中国外长王毅和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过视频通话。

  《南华早报》指出,克里在天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份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清单,包括公开承诺实现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的1.5摄氏度全球升温上限、在2030年前碳达峰的时间框架,以及暂停为海外燃煤项目提供资金。但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对该报表示,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中国已制定了实现其气候目标的的计划和路线图”,不会接受华盛顿的指手画脚。

该名知情人士还表示,中国官员在与克里会谈时,表达了对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太阳能板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的关切。中国官员指出,美国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燃煤发电厂的支持,同时又对中国光伏企业实施制裁。

中国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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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中国外长王毅9月1日与克里会晤时表示,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究其原因是美方对中国作出了“重大战略误判”。王毅称,“现在球在美方一边,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满世界围堵打压中国”。他也强调,“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克里周四在与中方官员会谈后则表示,气候问题不是地缘政治武器,中国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周五回应道,中国的气候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也将用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谈排放强度降幅,“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他认为,“美方应承担起自身法定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搬掉中美气变合作道路上的‘绊脚石’,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推动双方在气变等领域的协调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美联社指出,克里此行的目的是就气候问题寻求合作,但中国则要求华盛顿该表对中国人权、台湾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双方之间的来回拉锯凸显出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的分歧。王毅表示:“美方希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

  克里则在访问结束后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他的任务仅限于气候问题,但他将向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转达中国的关切。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表示,中国官员意在向拜登政府表明,“在重大议题保持反华立场的同时,想要获得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绿色和平全球政策顾问李硕则对路透社表示:“中美必须意识到,除了双方的绿洲与荒漠外,整个星球都处于危险中”,“如果他们不能足够快速地共同取得气候进展,很快一切就会变成荒漠”。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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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中国会走“公私合营”的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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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VOA

近日来,中国当局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中国主要的科技巨头纷纷公布了慈善和投资承诺。分析认为,此举恐难以减轻政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打压,这些公司还面临被迫国有化的风险,时隔70年“公私合营”山雨又来。

公私合营再现?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师在8月底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私营企业可能被国有化,或者盈利能力受到管制。”

提倡“共同富裕”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并不陌生。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针对民族企业家发动了“公私合营”运动,强行收购了他们的企业股份,将私人财产划归国有。

在这场对企业加强全面监管的行动中,已经有私企被迫将业务交给国家运营。

中国教育部在7月规定要求几乎所有的民办学校转为公办或停止办学。英国《金融时报》统计称,过去三个月,中国政府已经接管了至少13所营利性学校,但没有提供补偿。

据中国官媒的报道,7月28日,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校长王业生向有关部门正式递交申请,“为了回馈社会”,将学校整体捐献给当地政府。

更多的中国企业正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据路透社本周援引知情人称,多家国有资本企业将  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一项关键资产中获得相当大的股份。报道称,此举有利于重启在去年11月突然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的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募股(IPO)。

彭博社则在周五报道称,北京政府正在考虑国有资本入股打车软件“滴滴出行”。根据初步提议,北京首旅集团旗下的首汽集团将领头入股滴滴出行。

最近一篇在中国网络间广泛流传、被官媒人民网转发背书的文章更是让外界担心,一场针对中国富人、将中国私企收归国有的运动将继续往前推进。

这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写道,“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文章还指出,不能“依靠那些大资本家作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的主力。”

不过,中国政府高官在上月底的一次会谈中为政府的行动辩护,称监管整顿旨在缓解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推动“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杀富济贫”。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北京表示,企业慈善捐赠属于市场收入分配和政府调节分配外的“第三次分配”,在“自愿基础上”,中国“不搞杀富济贫”。

这似乎并没有平息市场的焦虑情绪。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本月初发文警告称,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不要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针对富人和企业家只会使国家重新陷入贫困。

他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加强对市场经济的信心,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将走向共同繁荣。如果我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心,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会陷入共同贫穷。”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中国政府支持的媒体《浙江新闻》周四报道,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承诺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约115亿美元)来促进社会平等,这使得该公司成为响应中国政府“共同富裕”的最新一家科技巨头。

阿里巴巴有充分的理由向监管机构示好。该公司是中国开启反垄断调查的第一个开刀对象,今年4月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处以一百多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此后,中国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名义打压了众多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

在更多的监管措施扰乱资本市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中旬的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上重提“共同富裕”的目标。官媒在援引这次会议时称,中国政府要求“合理调节高收入”,并“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中国科技巨头正在积极响应捐款号召。在上述经济会议的次日,科技巨头腾讯承诺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重点是改善中国低收入者的生活。

腾讯在声明中写道,作为一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科技企业,腾讯在发展中也在不断思考如何依靠自身技术和数字化能力助理社会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上周表示,将把第二季度和随后几个季度的盈利中拿出100亿元,帮助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其他很多领域的企业也加入了响应“共同富裕”的行列。据彭博社的统计,在截止8月31日的两周内,至少有73家公司在提交给香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声明中提到了这一口号。

不仅是企业,企业家也出面将他们的财富捐赠给社会。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创始人雷军、外卖巨头美团网创始人王兴分别将价值上百亿元的股票捐赠给慈善基金会。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通过大幅捐款,中国企业希望向政府证明,他们的立场与北京是一致的,但这是否能减缓监管上的压力还有待观察。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将不得不为一些慈善机构做出经济贡献。这对他们盈利能力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一些监管行动要小。但最大的问题是,这类行动是否能让监管机构产生更多善意。”

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巨大监管压力,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选择退隐来避免外界对自己的巨大关注和追捧。继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2019年卸任董事局主席后,今年38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和41岁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相继宣布卸任。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Dexter Tiff Roberts)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企业家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辞职,理论上他们还会有很多贡献,但如果他们专注于与他们业务无关的事业,这会影响增长和创新。”

来源时间:2021/9/4   发布时间:20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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