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昨晚，在喀布尔，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结束了。”拜登总统就结束阿富汗战争发表电视讲话的开篇如是讲。

拜登没有办法宣告这场战争的成败，只是不断强调，是他而不是前几任总统“成功”地结束了这场战争。战争的失败似乎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结论，焦点变成了能不能结束这场持久的海外战争。美国运输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一分钟，这算是拜登为这次撤军争取到的最后“一分”体面吧。

拜登之所以决绝地终结这场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让美国陷入了混沌，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世界。在漫长的海外战争期间，美国的战略重心失焦，甚至与世界背道而驰。结束阿富汗战争几乎找不到体面的方式，最终，拜登以战术的耻辱来校正美国的战略方向，而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以战术性胜利“酿造”了战略上的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大国大战略的陷阱。

一、阿富汗战争是败局，但撤军是胜利

拜登在美军完成撤退之后第一时间发表了电视讲话，为这场20年的战争画上句号。通篇来看，拜登是想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撤军行动是巨大的胜利，在17天里撤出了12万人，98%的美国人都撤回了，等等。其实拜登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为自己辩护。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美国的海外战争史，没有什么体面的方式来结束一场已然失败的战争，也没有什么有面子的做法可以从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基辛格经历过“西贡陷落”，他最近只是就美国为什么败退喀布尔发表了意见，即便让基辛格取代布林肯，他也未必能让美国避免“喀布尔陷落”。

美国撤军的能力和效率已经为事实所证明，但这种战术上的成果则是战略败局的结果。拜登将仓促撤军局面“甩锅”给了前任特朗普和阿富汗政府。特朗普与塔利班接触和谈判，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美军在今年5月1日撤军。拜登说，自己刚上台就面临着撤军与否的抉择，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局面是特朗普造成的。另外，更让拜登恼火的是阿富汗总统加尼“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有抵抗就逃跑了，美国花费重金训练的阿富汗政府军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让拜登及其团队开了几十次会议制定的撤军计划失去了前提，那就是让阿富汗政府及其军队为美军撤退“殿后”。改变历史进程的几乎都是“黑天鹅事件”，事前不可测，事后能解释，但冲击力巨大。

撤军无论体面与否，总算结束了，拜登没有在阿富汗留下一个士兵，因为他认为阿富汗无关乎美国的利益与安全。结束这场战争之后，拜登当务之急是重新界定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他问了个问题：如果9•11是恐怖分子从也门发动的，美国还会在阿富汗打仗吗?当然不会。美国阿富汗战争唯一可取和应该的目标就是阻止恐怖组织对美国造成威胁，但这场战争变成了对阿富汗的“国家建设”。最终的结果则是，美国对阿富汗开战，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撤军后，塔利班还在喀布尔掌权，这不是一场完败吗?

拜登说，这不仅是要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也要结束以战争方式重建其他国家的时代。去年特朗普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也有类似的表述：美国军队是要保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在美国人都不知道的边远地区进行国家建设。阿富汗战争，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变成了“帝国征服”，如同罗马帝国越过多瑙河进入德意志的森林，难以征服而不得不败退而归。阿富汗战争的终结是对美国帝国征服冲动的惩罚，拜登虽然没有明言，但基本接受或者承受了这样的后果。国务卿布林肯隐晦地说，“这也是一个必须做出反思的时刻。阿富汗战争进行了20年。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且让这些教训对我们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根本问题上如何思考产生影响。我们有责任为了未来的外交官、决策者、军事领导人和武装部队成员而这样做。我们有责任为了美国人而这样做。”

20年，世界已经巨变，阿富汗战争将美国锁定在反恐或者在阿富汗“建设”一个美国理想的现代民主国家上。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已经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反恐已经不是美国的头号议题，特朗普已经回到了大国博弈场。拜登终结阿富汗战争，目标也在于甩掉战略包袱，收紧战线，集中力量于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与特朗普无异，拜登认为，与中国的激烈竞争，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和应对网络攻击，都是美国当前紧要的议题。恐怖主义不反了吗?美国撤军过程中还遭到袭击，导致13名美国士兵死亡，但拜登不会以地面部队进行反恐了，而是其他的方式。

以反恐为名进行的战争，最终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草草收场，是不是失败?当然是。但拜登为什么没有在阿富汗增兵?因为他要对美国战略进行调整，结束阿富汗战争，进入后“反恐国家”时代。

二、美国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拜登认为自己的撤军决定是明智、正确的，也是最有利于美国的，他呼吁美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20年的阿富汗战争可以结束了，但是，20年形成的“战时体制”却难以一下子就“翻篇”。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说，美国需要敌人。美国需要“他者”或者敌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在美国历史上，战争是常态，尤其是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一直处于战时状态。

9•11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包含三重目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大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美军以绝对优势，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实现了前两个目标。但改造中东，建立自由民主体制，其背后是千年的“文明冲突”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垒。

阿富汗战争是世界头号强国的军事机器与塔利班之间的游击战，美国的战争机器在过去20年得到空前强化，连同伊拉克战争在内，美国耗费7万亿美元。战争结束之后，战争机器要解散吗?未必如此，当前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早已超过了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

反恐战争是全方位的战争，美国将反恐战争上升到“全球反恐”，无异于一次世界大战。基地组织被打散之后，全球恐怖主义组织也在“迭代”，“伊斯兰国”(ISIS)一度占领了伊拉克、叙利亚的大部分国土，在欧洲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美军撤退之际遭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袭击。拜登以及前几任美国总统都认为反恐战争取得了胜利，因为美国本土没有再次遭到恐怖袭击。

外部的恐怖分子没有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但美国国内的极右翼却袭击了国会山，2001年的9•11和2021年的“1.6”国会山骚乱有没有内在联系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惧激发了美国人的“文明”或者宗教身份，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相对应的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美国的种族矛盾再次爆发，身份政治的高涨，不能不说是9•11以来“反恐国家”体制的后果之一。

从兴都库什山败退，拜登要去哪里?应对全球变暖、加强公共卫生，与中国竞争、遏止俄罗斯等，美国难以一下子进入多个战场。气候变化是拜登所看中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机器，在阿富汗战争中形成的“反恐国家”体制，既没有意愿，更没有能力去应对气候变化。

对于拜登而言，调整战略方向最大的挑战和障碍就在于美国“战争机器”的路径依赖，当然，这也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风险。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二度访问中国，可以视为拜登进行战略重心调整的一大举措，更是拜登新时代能否启动的风向标。

三、阿富汗战争与全球化的限度

阿富汗战争贯穿了美国在21世纪前20年的三大危机，即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从根本而言，这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打击，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之下掩盖的地缘政治、经济失衡和自然环境的破碎或者斑驳的“地基”再次显露出来。阿富汗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主导全球化的美国向“帝国”的惊险一跃，结果掉进了泥坑。美国从阿富汗的撤退，既是帝国战略的失败，也是全球化的收缩。

就广度来说，全球化已经将整个地球，以及部分外太空涵盖其中，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分工合作体系，这是全球化的红利和动力所在;从密度而言，全球化已经从货物贸易向技术、产业融合转进，廉价海运、航空和互联网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互动网络，以至于苏伊士运河堵塞会造成全球海运价格飙升。另外，高密度的互动也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人们对于地球的“人类世”应该抱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全球气候系统的异常或许是地球的周期性规律，或许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从全球化的深度来说，在一个时空被压缩的世界中，个体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紧迫的议题，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漫长的海外战争，对阿富汗，以及文明演化来说，只是一瞬间。塔利班重新掌权，其执政方式可能会比较温和，但思想观念依然如故。

有学者曾经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视为“新帝国”，或者说是帝国的新形态，而阿富汗战争则是帝国中心对边疆的征服，20年的战争没有取得胜利，最后只能撤退。从特朗普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就进行调整，从阿富汗等中东地区回撤，战争已经证明兴都库什山是美国难以征服的边疆，回撤或者收缩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瓦解。美国终归是个海权国家，从欧亚大陆心脏回到陆海边缘地带，重建美国的战略前沿，这大概就是拜登主义的核心吧。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产生了“越南综合症”，美国直到海湾战争才再次进行大规模海外战争，是什么救治了美国的“越南综合症”?是技术革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但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改造了美国以及世界经济，使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而美国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也改头换面，在海湾战争展现了军事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战争形态。拜登的回撤还在于要回到美国本土，也就是他所推动的“3B”计划，将资源投入到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就业之中，其实是“美国优先”的拜登版本。

20年，美国在中东大动干戈，将“新罗马”的边界推向了欧亚大陆腹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大英帝国，然而，美国撤出之后，大中东地区没有重建起政治秩序。如果从更长时段来看，从1979年霍梅尼革命，政治伊斯兰主义兴起，到2021年，40年来，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据了上风，而是作为全球化反叛占据了上风。中东地区，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断层线，“五角大楼的新地图”是要将这些断层线缝合，但是，现实却是，中东地区要么拒绝全球化，要么难以全球化，能够而且已经全球化的只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至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文明结构，在这里是碎片化的。美国从阿富汗以及中东回撤，也意味着接受了中东地区的“不可全球化性”。

(注：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2

旧文章ID：25872

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不顾中国方面强烈抗议，近日以压倒多数通过《欧盟-台湾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并建议将“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一事涟漪未平。

这也是欧洲议会第一份涉及与台湾关系的此类报告。据悉，报告草案还将提交十月欧洲议会全会表决。如果获得议会全会通过，将可能标志着欧盟与台湾关系将展开全新篇章，同时也意味着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遭受进一步挫折。

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9月1日经过讨论和表决，以60票赞成、4票反对和6票弃权的压倒优势通过了《欧盟-台湾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

这份由瑞典民主党欧盟议会议员魏莫斯(Charlie Weimers)主导起草的报告，强调欧盟和拥有2350万人民的台湾是“理念相近的伙伴”，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并指责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敌对”现状以及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的威胁，建议欧盟采取相关行动。报告还建议成员国应透过各自签署双边贸易投资协议等方式提升与台湾的政治经贸关系，强化与台湾的官方交流，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全面参与国际机构活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

“真诚感谢”和“强烈反对”

台湾外交部对欧盟议会表达了“真诚感谢”，并表示欢迎这一与欧盟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同期，中国驻欧盟使团则对上述报告表示“强烈反对”。中方说： “欧洲议会外委会不顾中方劝阻，出台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公然鼓吹提升欧台关系，有关内容远远超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台开展非官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范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了中欧互信与合作，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来自德国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布提可夫(Reinhard Bütikofer)早些时候向国际媒体透露称，中方代表为阻止报告草案通过，坚持努力到最后一刻，甚至曾直接向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David Sassoli)施加压力，不过最终未能游说成功。这位议员还表示，十月份的欧洲议会全会将对上述报告表决。

欧中台关系震荡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与台湾建立有正常外交关系。很多欧盟成员国在台北设有各类非正式准代表机构。

最近，欧盟国家一致对成员国立陶宛正式建立“驻台湾代表处”的决定，突破了以往的外交“红线”。最新涉台草案通过，更引发一些分析人士推测或有更多欧盟成员国效法立陶宛模式，提升与台湾关系。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最主要成员国德国和法国都在中国有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对欧洲议会全会最终是否通过草案持观望态度。

立陶宛的外交举动——特别是直接使用“台湾”二字，已经引来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中国和立陶宛已经相互召回大使。维尔纽斯表示，中国已经开启对立陶宛“间接经济制裁”。

欧盟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自中国对欧洲官员和学者实施制裁，以及欧盟随后冻结双边贸易协定之后不断恶化。在中国制裁欧洲官员之前，欧盟宣布对数名被指在新疆破坏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遭受中国制裁的包括德国绿党欧洲议会议员布提可夫。

北京称新疆和台湾事务均为中国“核心利益”，并表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3

旧文章ID：25871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对美台关系有越来越多的“官方性”表示担忧。他指出，这是美国东亚战略中的潜在“炸弹”，是美中关系非常关键方面的非常不稳的领域。他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尚未稳住台湾问题，需要稳定的两岸关系现状，以保留将来某个时候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宾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地缘政治项目主席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从7月份开始开设两周一次的播客，邀请美国外交界名人，主要谈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大国关系。最新一期播出的是卡普兰与芮效俭的对话（点击收听对话音频）。芮效俭在谈到美中关系目前各自存在的内部挑战之后，重点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关切。

芮效俭首先指出，美国东亚战略和对华政策中一个潜在的“炸弹”(bombshell)就是如何与台湾打交道;以往美国在与台湾打交道方面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曾经参与美中建交谈判，深知台湾问题复杂性、敏感性的芮效俭表示，1979年转向北京时，华府不得不与台北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国坚持继续对台军售，因为美国不准备放弃台湾，那时台湾有合适的军事能力，美国想保持那种能力。华府与台北不得不转向非官方关系，一中政策意味着美国只能与声明代表中国的其中一个政府保持官方关系，那时两岸政府都作此声明。华府从台北转向了北京，承认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官方政府，但美国决定保持与台湾有力的关系，但必须以非官方的形式进行。

芮效俭表示，过去40年在此架构下，台湾令人难以置信地繁荣起来，大部分时间两岸关系的紧张度是低的，两岸之间也透过贸易投资和人员互访，产生了巨大的共同利益。但他指出，美国已经允许更多的官方性悄悄进入美台关系，这有损一中架构。

芮效俭指出，当华府与北京建交，重新调整与台北的关系时，美国政府对于其官员与台湾当局打交道的层级有严格的限制。然而，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20年，美台关系的官方性悄然上升(creep upwards)–美国允许美方官员与台方官员在更高的层级上打交道，这对北京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扰，因为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同时与台湾和大陆保持官方关系。

芮效俭表示担忧的是，这将导向何方?他指出，中国的根本政策是说，如果有必要，将动用武力来阻止台湾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实体，获得完全的独立。台湾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是唯一有争议的地区能够事实上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但除了少数国家，又无法获得国际上的对于这种地位的承认。中国决心做的事情是防止台湾独立，而台湾内部支持台湾独立的势力在增长。

曾任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卡普兰说，这听起来像是“完美风暴”—不断增加的台湾独立运动，更多的美台关系官方化，中国继续壮大其军事实力。他认为，中美都不想要任何形式的热冲突，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恢复在特朗普政府中失去的美中关系的程序，避免事故发生，并产生某种双方能够讨论的路规和参数。

芮效俭指出，特朗普政府最后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除处理与台湾关系的程序，拜登政府也没有完全恢复那个程序，所以现在这是在美中关系中非常关键方面的非常不稳的领域。这是一个比许多人认识到的更重要得多的问题。

芮效俭称，中国目前仍有根本的政策追求和平统一，美国让中国遵守这个政策是很重要的。中国并没有动用武力来完成统一的政策，其政策是动用武力来防止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即便它希望看到统一发生，但它现在还能够忍受现状。

芮效俭表示，美国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的是，要能够在目前两岸没有和平统一可能性的时候，保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台湾也没能够成功的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如何处理这种矛盾，是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之一。他说：”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尚未稳住，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现状，以让未来会有更好的可能性出现。”

卡普兰问：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如何看待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

芮效俭说，台湾在东亚其实有许多朋友，东亚并没有人愿意与台湾为敌，包括中国大陆，2008年到2016年，两岸经济关系曾有过爆炸性的增长。他指出，所有东亚国家与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他们并不愿意那种关系遭受不稳;他们警惕地关注美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美国是否以使得美中冲突更可能发生的方式，对台湾问题处理不当?

最后芮效俭强调，这是对美国亚洲政策成败的一种考验，因为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会受到美中冲突的严重负面影响。他们想要美国在亚洲有军事存在，以平衡中国的崛起，但他们更想要美国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参与。他们不想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3

旧文章ID：25870

作者：CHRISTOPHER FLAVELLE, ANNE BARNARD, BRAD PLUMER, MICHAEL KIMMELMA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由于飓风摧毁电线，近100万人缺乏电力和饮用水。在加州，大火威胁着塔霍湖，迫使数万人逃离。在田纳西州，山洪造成至少20人死亡;西北地区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热浪。在纽约市，周三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下了七英寸的雨，导致地下室中的人溺亡。

今年夏天席卷美国的灾难暴露了一个严酷的现实：面对由于地球变暖而变得频繁的极端天气，美国还没有准备好。

“这些事件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气候风险规划的爱丽丝·希尔(Alice Hill)说。“我们是按照已经不复存在的气候建设我们的城市和社区。”

在周四的讲话中，拜登总统承认了未来的挑战。

“对全国来说，过去几天来的飓风“艾达”(Hurricane Ida)、西部的野火，以及纽约和新泽西前所未有的洪水都再次提醒我们，这些极端风暴和气候危机近在咫尺，”拜登说。他指出，国会正在审议的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中包括一些用于帮助社区抵御灾害的资金。“我们需要更好的准备。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气候和抗灾专家表示，美国面临着两个独立但相互交织的问题。

首先，政府没有花费足够时间和金钱来应对长期以来早已预测到的气候冲击：从维护和加固电线和雨水系统，到清除森林中的灌木丛以减少野火的凶猛程度。

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资深气候科学家克里斯汀娜·达尔(Kristina Dahl)说，“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延期维护的所有影响。”

但还有另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教训：美国和世界能够适应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各国不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它们可能很快就会达到抗灾能力的边缘。

“如果我们已经无法应对目前的状况，那么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改善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达尔说。

淹没美国最大城市的倾盆大雨进一步凸显了这个国家面对极端天气有多么脆弱。自2012年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以来，纽约市已经在风暴防护方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些投资似乎无助于减弱洪水的影响。

大雨倾盆而下，把地铁系统变成了水槽。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中央公园当天的降雨量为7.19英寸(约18.26厘米)，几乎是1927年同期记录的两倍。该局发布了纽约市有史以来首次洪水紧急警报。

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市政府和州政府官员启动了准备计划：清理排水沟，在地铁和其他敏感地区竖起防洪屏障，警告公众。但是，这次降雨带来的水量和速度都超过了该市在其新的暴雨规划中为“极端”洪水事件所订立的标准。

破坏的模式反映了气候暴露和种族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低收入的有色人种社区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因为由来已久的不平等，这些社区更容易遭受洪水冲击，得到城市服务的维护更少，常有住房法规执行不严的问题。

在纽约市，大部分遇难者是在洪水冲进地下公寓时被淹死的。许多这样的公寓不符合安全要求，却成为穷人和非法移民可负担的住房，从而数量激增，这些人可能不敢向当局投诉住处违反安全规定。

在一个事例中，43岁的塔拉·拉姆斯克里特(Tara Ramskriet)和她22岁的儿子尼克(Nick)在皇后区霍利斯区的地下室公寓里溺亡，当时水很快就涌了进来，家人无法把他们拉出来，一堵墙倒塌了，他们被困在里面。

邻居们非常愤怒，他们说，只有在发生了死亡事件后，城市调查员才赶到现场。

“这种事经常发生，”33岁的詹妮弗·穆克拉尔(Jennifer Mooklal)说。她住在拉姆斯克里特一家的街对面。“就算只是下雨，我们的地下室也会被水淹没。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在向市政府提要求，但没有人听我们的。”

随着地球变暖，极端天气造成的破坏和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只会增加。科学家发现，全球气温每升高1.8华氏度(1摄氏度)，大气中的湿度就会增加约7%。这意味着当暴风雨发生时，降雨量会更大。

根据联邦政府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在美国大陆，最强的暴雨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在最猛烈的风暴中，东北地区在最严重的暴风雨期间的降雨量增加了50%。

纽约市尤其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三被沥青等不透水表面覆盖，这意味着径流会流入街道和下水道，而不是被地面吸收。

而且，该市有百年历史的地铁系统也不是为气候变暖而设计的。即使在干燥的日子里，一个水泵网络也会从隧道和车站排出1400万加仑(约合5300万升)的水。暴雨可能淹没整个系统，就像周三那样。

自从2012年飓风“桑迪”淹没纽约市地铁以来，大都会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已经在抗灾项目上投资了26亿美元以抵御洪水，包括加固3500个地铁通风口、楼梯和电梯井。不过，本周的洪水暴发表明，该系统仍然很脆弱。

致力于气候抗灾能力的非营利组织重建设计(Rebuild by Design)总干事艾米·切斯特(Amy Chester)说，一个原因是，城市和联邦官员把重点放在了防范飓风“桑迪”造成的那种沿海风暴潮上。

但在飓风“艾达”来袭时，主要的威胁是沿山势而下的雨水，而不是来自海岸的风暴潮。从曼哈顿华盛顿高地的丘陵地带到皇后区牙买加的内陆平地，大量雨水淹没了暴雨排水沟，溢出河岸，流入地下室。

切斯特说，防范风暴潮的投资与防范极端降雨是不一样的。

应对强降雨意味着要有更多地方可以吸收和蓄水，无论是公园等所谓绿色解决方案，还是地下蓄水池等传统建筑。这也意味着增加下水道系统的容量来处理更多的水。

由于纽约大多数时候不会发生周三那种强降雨，官员们没有把它作为优先事项。

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气候科学家的警告并采取了行动。

在大部分地区都低于海平面的荷兰，政府加强了洪水设计标准，并在2007年创建了一个名为“河流空间”(Room for the River)的项目，该项目的本质是授权对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城市周围数十个脆弱的分水岭进行大规模重新设计和重建，目的是为万年一遇的洪水做好准备，荷兰科学家警告说，这种洪水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

在该国，政府水务管理委员会掌握着土地的最终使用权。如果他们确定哪个地区需要防洪，该地区的居民必须迁移。

专门的税收被用于水务管理。荷兰没有针对洪水地区居民的全国性洪水保险计划，因为荷兰人认为政府的工作是保护人们免受洪水侵袭，而不是帮助易受破坏地区的房主重建家园。

除此之外，“河流空间”还建造了几十个新公园，对服务不足的社区做了改善，将生活在洪水泛滥地区的人们安置到远离危险的新家园，并在此过程中为国家经济提供了支撑。

美国的情况则不同，令美国城市适应严重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并减轻其影响的努力一直在缓慢进行。原因有很多：政府不愿强制处理私有财产;种族和经济不公平的遗留问题;以及治理和监管体系的运行速度往往远远慢于越来越快的气候变化。

Christopher Flavelle主要关注人类、政府和行业如何努力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他曾因报道联邦政府应对洪水的努力而获得2018年国家新闻基金会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flav。

Anne Barnard为纽约城市版面报道气候和环境问题。2012年至2018年，她曾担任时报贝鲁特分社社长。她于2007年加入时报，此前曾为《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中东和伊拉克战争。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ABarnardNYT。

Brad Plumer是一名气候记者，专门负责减排相关的政策和技术报道。他还曾为时报报道国际气候谈判和美国不断变化的能源格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bradplumer。

Michael Kimmelman是一名建筑评论家。他在40多个国家做过报道，此前曾担任时报首席艺术评论家。在柏林期间，他创办了“在国外”专栏，报道欧洲和中东的文化与政治。他还是一家专注于全球挑战和进步的创业公司Headway的创始人兼编辑。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immelman。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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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昨日美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9月1日文章，原题：美国权力的未来

导言

伦敦时间9月1日，《经济学人》杂志网站刊登美国历史学家、《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的特约评论文章，主题为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衰落吗?全文翻译如下，个别地方有改动。

多年来，外交思想家一直有一个大困惑，美国的世界权力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吗?近期阿富汗的局势无疑助长了这种情绪，这标志着美国又一次从亚洲撤退。但美国决策者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中国权力的稳步增长。中国很快就要超越美国了吗?衡量世界事务中这种转变的最佳经济与军事指标是什么?中国没有国内问题，还是一定程度上被巧妙的公关所掩盖?抑或“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时代正在终结，并将被亚洲世纪所取代?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就点头称是为时尚早。当下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许多情况仍然与我20世纪80年代写《大国的兴衰》(兰登书屋，1987)时相同。过去40年里，美国的相对地位似乎再次上升，这也是正确的，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中期和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被击溃后的2003年。然而，与几项重大因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美不利变化相比，这种地位上升总是短暂的。我们需要评估三项重大和长期的变化：国际关系、军事实力和经济权力。

第一，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战略与政治力量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两极与冷战时期美国只面对日益衰落的苏联。当前的国际体系由四个(也可能是五个)强国构成。无论是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它们都无法强迫彼此做它们不想做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写下《大国的兴衰》最后一章时，世界已经出现向多极转变的迹象。但如今在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格局看起来更加多样化，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美国、印度与俄罗斯)处于顶端，随后是欧盟与日本，甚至还有印尼和伊朗。

这标志着世界权力的一次重大再分配，因此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仅仅宣称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不够充分：因为即使它是丛林中最大的大猩猩，也只是一群大猩猩中的一只!俄罗斯与美国都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说俄罗斯的地位相对于美国衰落得更厉害与这场辩论不相关。毕竟，这场辩论与现实主义和大国理论相关。

第二，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事力量缩水和老化严重。美国空军还能维修和驾驶已经惊人地服役70年的B-52轰炸机多久呢?这些飞机比美国空军所有现役军人都要老。美国海军还能维修服役30年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多久呢?去年5月，“艾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被部署支持阿富汗撤军时，西太平洋竟无航母部署，虽然这种尴尬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现实是当前美国海军比40年前拥有更少可部署的航母。

由于美国国防部定期向全球各个地区部署军舰，美国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履行其诸多全球承诺。在历史学家看来，美国看起来很像历史上的“哈布斯堡模式”，拥有庞大却疲惫的军队，这些军队被分散部署在很多地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也敲响了哈布斯堡式的警钟，美国将大量军事装备遗弃在阿富汗。

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实力。在美国军事力量规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人驾驶飞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等武器会过时吗?它们在2040年可能过时吗?人们有一种预感，在一些无人机或电磁脉冲武器主导的战斗中，美国相对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对手的优势可能会被反转，因为美国训练有素的士兵优势将消失。过去的军事革命往往有利于美国，但下一场军事革命可能不会。

美国能承担保持领先地位的代价吗?它需要扪心自问，建设一支能够履行其许多国家责任的军队可能需要拿出多大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当前是大约3.5%，而即使是GDP的4%也远远不够。尽管6%可能差不多，但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会发出惊呼。

但还有一个令人厌恶的情况没有提及，如果中国决定在军事建设上花费更多，美国政府将来还能做什么?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将持续增长的GDP的5%(或者更多)分配给军队的时候到了，美国怎么办?这是一种半个世纪前根本不存在的情况，华盛顿却似乎没有人愿意讨论这种情况。

第三项关键权力要素的变化是相对经济实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全球转型是中国经济规模相比于美国的变化。无论人们可能提出对中国经济权力的什么有效质疑，比如不可靠的统计数据、正在萎缩的未来劳动力等，事实都是中国在新冠疫情前后仍然在快速增长。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 计算，中国的经济已经与美国相当。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也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超越英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粗略估算，整个20世纪，美国经济是其他任何大国的2-4倍。珍珠港遇袭时，美国的经济大约是日本的10倍。希勒特贸然宣战时，美国经济是德国的3倍。

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日益繁荣，这种特殊状况正在结束，世界事务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美国有3.3亿人口，中国有14亿人口，中国公民的收入只需达到美国人的平均一半，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就会比美国大一倍。

这将为中国未来的国防开支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都对此无能为力。 这将是《大国的兴衰》的另一个复仇章节。或许中国现任领导人要做的就是效仿邓小平，避免失误，保持中国经济与军事能力增长几十年。这可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街区里有一个块头和自己一样大的家伙。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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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REMI SURI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有一支规模不大的和平时期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这点：美国领导人做出决定，一个承担着新的全球义务的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和平时期军队，包括拥有核武器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络。他们希望压倒性的军事能力能避免下一场世界大战、威慑对手，并鼓励外国遵循我们的意愿。

然而，这种军事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带来所承诺的优势。美国用20年的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投入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只是一长串失败故事中的最新挫折。

阿富汗战争远不止是一次失败的干预，它也是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对美国利益产生反作用的严酷证据。这种军事霸权带来的失败多于胜利，而且削弱了国内外的民主价值观。

历史表明：如果有更温和、更克制的军事和战略目标，我们的境况会更好。美国民意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我们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军事主导地位的价值。

对军事力量的依赖一再使美国卷入遥远、代价高昂、结果适得其反的长期冲突——在越南、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美国领导人始终如一地认为，军事优势可弥补外交和政治的局限性。我们的军队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一次又一次地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失败。

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高估说服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授权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靠近。他希望美国士兵能把分裂的朝鲜半岛重新统一起来，但突然入侵反而引发了与中国的更广泛战争，以及一场陷入僵局的冲突。如今，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驻军已经70年了，朝鲜的共产主义政权一如既往地强大，还有了一个不断增长的核武库。

在越南，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身边“最优秀、最聪明”的专家们向他建议，美国的压倒性力量会粉碎武装起义，加强反共防御。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军事升级让武装起义更得民心，同时也使南越更加依赖美国。1975年北越发动进攻后，美国训练的南越盟友崩溃了，就像今年夏天在阿富汗一样。

错不在士兵，而在于使命。军事力量不能代替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效治理机构的艰苦工作。稳定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和平形式的贸易、教育和公民参与的基础。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记录显示，大规模的军事存在扭曲了政治发展，将其导向了战斗和治安，而不是社会发展。在外国士兵到来之前已经存在治理机构的地方(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美国的军事占领才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美国领导人非常依赖我们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力量规模庞大，易于部署。这是建立一支如此庞大军队的危险所在：美国军队的年度预算已增长到700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规模，我们更有可能去使用军队，而不太可能建造更好的替代品。

这意味着，有需要培训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等非军事性的海外工作时，美国军队会介入。其他机构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我们把士兵派到需要平民的地方，是因为士兵得到了资源。随着军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国会争取更多的资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糟。

在国内，武装力量的增长意味着，美国社会已变得更加军事化。警察部门现在配备的是战场用具和军事装备，其中一些是军队的剩余装备。退伍军人加入了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在过去10年里成倍增加。不到10%的美国人曾在军队服役，但因涉嫌1月6日攻击国会大厦而受指控的人中有12%有军事经验。

当然，美国军队是我们社会中最专业、最爱国的部分。我们穿制服的领导人们始终如一地捍卫法治，包括反对一名试图破坏选举的总统。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在的机构已变得多么臃肿，他们多么频繁地被滥用。

我们必须正视军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资源分配给其他能使国家变得更有韧性、更繁荣、更安全的组织和机构。回归拥有一支小的和平时期军队的大国的历史，将使我们受益。

Jeremi Suri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的历史和公共事务学教授，近期出版了《The Impossible Presidenc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Highest Office》一书，他也是播客《This Is Democracy》的主持人。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1/9/2   发布时间：2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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