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拜登政府对美国的领导越来越像是一场梦游。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拿出了一本糊涂账，只有对中国政府的指责态度依然是明确的。情报机构和行政当局把阿富汗局势更是完全看错了，导致了充满耻辱的大溃败式撤退。拜登声称在阿反恐任务已经完成，IS导致13名美军和上百当地人死亡的严重恐袭无情打了他的脸。

另外美国疫情又出现一天新增确诊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的情况了，美国经济靠印票子维持的表面繁荣隐忧严重，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吸引更多制造业回归、提升国内就业质量的目标迄今连影都没有。在政治领域，党派斗争继续朝着极化的方向加码，拜登上台对“团结美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拜登和他的团队“无能”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除了共和党起劲宣扬，不少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对他“恨铁不成钢”。然而在我们看来，执政者无能是美国体制加速退化、无力自我改革的结果。美国执政者缺少解决艰难问题的经验和能力，社会形不成合力，他们往往凭着主观愿望推动重大事项，需要压倒性资源一鼓作气的发力效果支持，他们经不起曲折、挫折，夜一长梦就多。

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拉拢盟友聚集资源对付中国，这种想法很容易就在美国坐大并且压倒一切了。然后就开始非黑即白，与美国政治极化的基因一拍即合。中国基建搞得好，美国就推出几乎“计划经济式”的基建方案。因为要在西太平洋与中国竞争，就弃阿富汗逃跑。

美国浮躁得已经顾不上实施一套细致的撤军方案了，所以它付出了惨痛代价。在抗疫问题上，从特朗普到拜登都不敢真正面对科学，都是一边随波逐流，一边编造托词和谎言，最后追求的是个人和小集团政治上的自保。

中美关系很复杂，但这两届美国政府将这种复杂性做了极简化处理，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性质标签化了，处理延伸出的外围事务也越来越违背规律。他们不栽跟头才怪。

美国根本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与中国打一场全球性“新冷战”，没能力支持推动整个西方与中国“脱钩”。中国的总贸易量、市场规模都与美国是同量级的，而且中国经济充满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美国根本无法对中国一招制胜，通过一场“总攻”压垮中国。中美竞争注定是场马拉松，美国当年赢苏联赢在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活力上，它现在无论是潜力还是挖掘潜力的组织力都明显输给中国，它拿什么与中国长期对抗、赛跑?

美国必须接受人口4倍于它的中国经济总量将逐渐超过它的大趋势，需要在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及互利合作中寻找维护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有效途径和关键重心。美国的精英群体似乎只会对抗，通过搞垮对手来自我盈利。但这一套对中国肯定行不通，中国一定能耗死耗疯他们。

中国的策略和口号是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美国的策略和口号是搞坏中国的事情，这决定了中国的斗争实操主动权一定大于美国。结果就是中国的本土疫情迅速回归到零附近，美国则再次失控;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美国从它苦心经营的阿富汗狼狈溃逃。美国政治精英生活在“孤立中国”的幻象中，中国在一步步增加自己的实力，增加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中的话语权。

来源时间：2021/8/30   发布时间：2021/8/29

旧文章ID：25844

作者：倪峰  来源：国际问题世界观

美国是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最大的外部因素，中美战略博弈既是一场伴随伟大复兴全过程的长期博弈，也是一场涉及国家发展各个领域的全面博弈，时空范围远超以往，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美国的走向与变化，尤其是美对华政策调整，及时作出因应，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2021年1月 20日，经过一场跌宕起伏、争议不断的选举，美国政府终于完成了一次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是美国政策调整的关键节点，内政外交往往都会发生较大变化，是观察美国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目前，拜登新政府上台已有5个多月，对华政策如何变化、怎样变化，其基本轮廓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一，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延续大于调整。拜登胜选后，学界对其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延续性将大于调整性。目前看这一判断方向基本正确，但具体仍需作一些修正，即拜登对华政策的延续性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多。一是对华认知更趋负面。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最极端的判断是“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用词则改成“最严峻战略竞争对手”。“严峻”比“首要”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将美政府对华战略评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二是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利益导向，不对其伙伴和中国作明显区分，对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贸易战。拜登则强调恢复盟友关系，重点针对中国。三是不急于退出旧政策。一般来说，美新政府的政策调整过程也即旧政策的退出过程。但拜登政府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战政策，而是在之前政策水平上原地构筑工事，加税政策至今还未退出。

从原因上看，推动拜登对华政策延续性主要因素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拜登上台之际，疫情导致双方实力差距加速拉近。疫情背景下，各国都不得不更多地聚焦于存量，大国竞争从此前的“增量竞争”倒退为“存量博弈”，后者更加具有零和色彩。疫情期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实现 2.3% 的经济正增长，美国经济萎缩3.5%，加之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8%，这加速了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2017 年中国 GDP是美国的63%，2019年是65%，相当于年均缩小1个百分点。但 2020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70%，相当于一年缩小了5个百分点。这种力量对比的加速变化，导致美国变得更加焦虑。而从拜登政府上台之际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来看，过去四年特朗普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毁伤性打击已经达到了某种难以修复的程度，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从前。同时，美国内对华认知并没有随着美国发生政党轮替而有所改善，而是仍在恶化。据皮尤调查数据，2020年8月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到了23%，今年 3月又进一步降至 10%，半年时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新的“政治正确”。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重视科技竞争。中美人口规模差异决定了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赶超，为此，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对华战略竞争聚焦于科技领域，试图以技术迭代抵消中国的数量优势，延缓中国的赶超节奏，减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后的实际影响。二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手段。美共和党重视实力竞争，倾向通过外部施压来改变对手的行为方式，但民主党历来重视对对手的“内部塑造”，强调所谓的价值观，以期团结内部和盟友，分化对手，最终改变对手的行为。三是更注重地缘政治竞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地缘政治运作的色彩更强，如提升“四国机制”、推动北约东向、拉拢俄罗斯、鼓动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目的是形成更为严密的对华地缘政治围堵。四是总体战略布局更为长远。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更强调战略运筹，更注重立法、盟友体系、规则等手段。如果特朗普对华政策是疾风骤雨式的，这可能仅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风暴序曲”。从拜登政府的这些做法看，感觉是“序曲”后的“正剧”上演，高潮还在后面，为此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再次表明，中美战略博弈是长期的，并在更广泛领域体系化展开，对美战略博弈必须以习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首先是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视角下运筹中美关系。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利实现，伟大复兴进程更加不可阻挡。与此同时，疫情背景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凸显。我们要增强战略自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第二是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深刻认识中美战略博弈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同时，时刻不忘发展，伟大复兴最终取决于发展，我国的发展任务仍任重道远。对比历史上战略大博弈，双方之间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上已基本很接近，而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为美国的 1/6。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安全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这对我国总体战略设计和运筹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只有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才能在这场战略博弈中获得长久优势。

作者：倪峰(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转载自2021年第7期《现代国际关系》(月刊)

来源时间：2021/8/29   发布时间：2021/8/29

旧文章ID：25843

作者：胡一刀&渣渣刀  来源：补壹刀

美国情报部门花了90天时间，本来想铆足了劲炮制出一份“新冠病毒起源情报报告”，为美国的政治需要服务，搞出一个“栽赃中国”的报告。

谁知道，美国这场戏演砸了。

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符合他们要求的证据，乃至蛛丝马迹。美国情报部门只能编出一份言辞上模棱两可，毫无确定结论的报告。最后，还是想混淆视听，继续攻击中国。

在这份报告背后，其实有一个人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后这个人还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盯着中国，为各种“反华攻势”献计献策。

这个人就是余茂春。

一个卖祖求荣，被中国网民视为“汉奸”的人。

1

其实，利用情报手段，来搞所谓的“病毒起源调查”，然后借此栽赃中国，最初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那帮人提出来的。

去年美国疫情吃紧，以及后期选举压力非常大的时候，特朗普和蓬佩奥等人就信口雌黄，渲染“新冠病毒有可能起源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还下令美国相关官员就这个问题启动调查。

这成了后来拜登政府提出，“情报部门用90天内搞出一份新冠病毒起源报告”的一个基础。而余茂春在推动特朗普和蓬佩奥用“情报手段”，把新冠病毒硬说是“来自中国”方面，发挥着非常坏的作用。

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透露，在2020年初中国武汉暴发新冠疫情后的头几周，当时海外的疫情还没有起来，而就在这个阶段，身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重要成员的余茂春，就盯上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上下载了一些网页副本，因为该研究所是中国境内比较稀少的一个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而且曾对冠状病毒进行过大量深入研究。余茂春说，他预感“这些资料未来可能会非常重要”。

于是，他向当时自己的顶头上司——国务卿蓬佩奥提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余茂春“凭借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觉得这个可以成为抹黑中国的一个重要材料。在听了他一番建议后，蓬佩奥告诉余茂春要把这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仅从这一幕，你就能体会到“汉奸”这个标签放在余茂春身上，真不是冤枉他。

于是，在2020年5月，余茂春联系到当时美国国防部军控局代理局长托马斯•迪南诺(Thomas DiNanno)。据称，余茂春和迪南诺说，蓬佩奥对缺乏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有效信息表示失望。

这话已经很明显，就是希望美国军方利用手段能够搞些材料。那时候，余茂春、蓬佩奥是奔着“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国研究的生物武器”这个方向努力的。可见，他们那时的“计划”多么邪恶。

在此之后，迪南诺开始利用该局监督军控条约遵守情况的权力，从情报界获取信息，以评估中国的病毒研究是否违反了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

一位美国官员说，迪南诺所在的部门向承包商——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战略研究所支付了36万美元。该研究所选择了曾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为迪南诺工作过的前官员戴维•阿什尔(David Asher)。

戴维•阿什尔团队之后宣称发现的一条“线索”——在情报机构档案中埋藏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患病，症状与后来的新冠肺炎或季节性疾病一致”。

该团队还发现，“该武汉病毒实验室，为中国军方从事机密研究的新信息”。

关于这两条似是而非的“线索”，其实后来都被证明是虚假，美国方面根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而且也遭到中方的驳斥。

到了2020年12月，虽然那时候特朗普已经在大选投票中败选，但是他仍在想办法企图扭转大选结果。而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则在利用新冠病毒攻击中国方面也没放弃“努力”。

迪南诺当时正参与炮制一份非机密简报，其所在的部门正在确认这份简报，当时美国国务院计划将其公布于众。国防部军控局的高级官员还开始起草一份名为“démarche”的正式外交申诉，通过质疑“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实验室研究是否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企图寻求公开追究中国的责任。

但是，démarche的起草却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争论。

据与会者回忆，在12月中旬的一次紧张会议上，迪南诺和阿什尔向代理副国务卿克里斯•福特(Chris Ford)概述了他们的初步结论。福特曾是迪南诺在国务院系统中的上司。

迪南诺宣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不仅是实验室病毒泄露的地点，还可能从事生物武器条约禁止的军事研究”。

但是，福特对此表示怀疑。并要求迪南诺将他关于“实验室操纵病毒制造”的假设纳入科学审查。福特在2021年1月6日写给迪南诺的电子邮件中，要求对这个说法能够拿出更科学的证据加以证明。

迪南诺回信说，他已经安排了一个科学小组，将于第二天晚上召开视频会议。专家组在第二天召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但是讨论并没有得出结论。这个结果是必然的的，因为迪南诺方面也没有掌握任何证据。

第二天，因为抗议特朗普怂恿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福特递交了辞呈。在一份长达四页的离职备忘录中，他写道，经过仔细审查，迪南诺关于中国可能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的指控的科学依据“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到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后，余茂春推动、迪南诺炮制的这个“中国可能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的指控被放弃。但是，通过情报的方式，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抹黑、栽赃中国，这个方式启发了拜登政府。

2

在特朗普下台后，蓬佩奥、余茂春和迪南诺都进入了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这三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尤其是，余茂春和迪南诺两人还在借哈德逊研究所这个平台，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煽风点火，企图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就在8月24日，也就是拜登要求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起源情报报告”应该交到白宫之前，迪南诺在哈德逊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建议国会关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

迪南诺还在喋喋不休地提到，拜登政府已停止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及其相关设施可能进行的中国政府军民两用生物项目的调查。他认为，这项由军控、核查和合规局(AVC)进行的调查是由蓬佩奥国务卿于2019年发起的，其目的是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政府的病毒研究计划在其生物武器计划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根据《生物武器公约》，任何具有潜在双重用途(民用和军用)的能力的使用和发展都必须用于和平目的。

第二，这个病毒研究计划和新冠病毒的传播是否代表中国进一步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BWC)?

显然，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开发的”，这次的“溯源情报报告”再次确认这一点，直接打脸了迪南诺。

事实上，在进入哈德逊研究所后，余茂春和迪南诺等人一直通过发布所谓“研究报告”，意图污蔑中国将新冠病毒当做“工具”，然后给拜登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比如，今年6月6日，哈德逊研究所发布了一份由包括余茂春在内的5名前蓬佩奥内阁成员编造的，一份题为《对北京滥用COVID-19的正义回应》的政治备忘录。

作为前特朗普政府的“刀笔匠们”，备忘录的第一段就充满了无耻。从疫情暴发至今，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一直有着十分畅通的交流与合作，而世卫组织的专家更是两次到访中国，与中国的科学家一道，研究科学的新冠溯源问题。

而在这份报告中，却变成了“中国政府仍然从根本上敌视国际合作和透明度”。

可笑的是，当初极力渲染“世卫组织被中国收买”，谩骂谭德塞，甚至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的，恰恰是这群人。

同样是在这份备忘录中，特朗普政府的“遗老”们还给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主要包括：

第一，停止为危险的实验提供资金。他们认为，应该继续实施奥巴马政府2014年签署的针对“功能获得型”(gainoffunction)研究的禁令，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实验室。

第二，余茂春等人叫嚣，称要强制中国遵守条约(Enforce treaty compliance)，“解决中国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尤其是对与条约成员之间进行磋商并分享数据的基本要求。”这其实就是针对所谓“中国隐瞒最初病例资料”的指控。

然而巧的是，美国是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设立核查机制的国家。

第三，制裁(Sanction)。这伙人表示，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应该正式制裁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以违反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第13382号总统行政命令为由，对中国军方所从事的生物武器研究和发展进行分类处理。

在报告的后半部分，余茂春们又给现任美国政府支了几个昏招。

比如，一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两党专家委员会，目的是抗衡世卫组织，提供新冠起源的“客观”分析。二是，遏制军民两用技术的滥用。三是，以武汉病毒实验室为开端，对个人、实体和政府进行制裁。

最后，这些特朗普政府的“遗老”们又翻出他们的“老套路”——鼓励拜登政府，“如果中国不配合，就支持针对中国的民间索赔和诉讼”。

6月29日，这些人又把这份报告改了一个新名字，变成了《对中国掩盖COVID-19的正义回应》，作为戴维•阿什尔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发言。

而为了进一步配合美国政府的新冠阴谋论和造谣，哈德逊研究所还制作了所谓的“新冠时间表”，里面充满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包括近期已经被中科院驳斥的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患病”谎言。

3

自特朗普下台后，余茂春就陪着他的主人蓬佩奥一起为哈德逊研究所卖命，同时还在各路反华宣传机构的配合下抛头露面。继续释放毒化正常国际关系的厥词。

为什么余茂春能成为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时眼前的红人?

主要还是两人臭味相投，一个是极力反华反共，一个是不惜出卖祖国利益，甘当汉奸。

回顾余茂春的成长史，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1962年出生于重庆，1979年就读于中国某大学历史系。据他自己说，他读大学期间，有几位美国人在学校交流并进行教学，美国总统里根“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激励着他到美国去寻找新的生活。

于是，他大学毕业后，198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并获得硕士，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余茂春当时是较早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研究生。

毕业后，余茂春“顺理成章”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据报道，余茂春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反华，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比美国人还“美国”，他多次口出狂言称美国政府应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

直至特朗普上台，或者说是蓬佩奥上任后，余茂春才有了用武之地。

那为什么余茂春跟着蓬佩奥去了保守派智库大本营哈德逊研究所?而且，还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对中国狂吠?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余茂春很想在共和党内“出人头地”，凭借所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想压过党内另一帮强硬反华派的风头，而一旦2024年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或者是蓬佩奥参选，自己还能捞到更高的职位。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愈发强硬和疯狂背后，离不开一帮“谋士”不遗余力的鼓噪。像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华派。

不过，《华盛顿时报》的爆料则指出，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及其内容，实际上更多是由美国国务院一个以华裔学者为关键角色的“中国班”制定的。而这个“中国班”的核心人物就是余茂春。

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据说很多出自余茂春，甚至一些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宣称，“他对中国有百科全书般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余茂春已经成为蓬佩奥班子核心成员、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如果特朗普2024年东山再起，蓬佩奥继续担任国务卿是大概率的。一旦如此发展下去，作为蓬佩奥制定反华政策时的红人，余茂春肯定想着如何让自己升官，捞个助理国务卿当当。

他被特朗普团队认为是“为数不多能够解读中国政治术语的人”，与其他所谓“中国专家”相比，他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发现中国弱点”。那么，如何在美国严重的疫情下，帮助美国甩锅给中国，就成了余茂春“再立新功”的一个绝好机会。

面对这样一个机会，余茂春这种奸诈小人能错过么?

来源时间：2021/8/29   发布时间：2021/8/30

旧文章ID：25842

作者：于潇清  来源：澎湃新闻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中国传统风格的酒店里，中美双方完成了在7月26日一天时间里的密集对话。

在这新一轮的中美面对面互动中，中方向美方明确了三条底线，提出了两份清单，也得出了对于此次中美接触的一种整体判断。

舍曼与王毅 中国外交部 图

三条底线

据中国外交部26日深夜发布的消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就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三点要求，明确三条底线：

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

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而在王毅会见之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带领团队同美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进行了超过四个小时的会谈，这才是构成此次中美天津互动的主体部分。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消息人士处了解，会谈从26日上午9时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这期间双方有短暂休息，但并没有用餐。

谢锋在会谈后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他同舍曼常务副国务卿的这次天津会谈是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高层沟通。目前中美关系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谢峰接受媒体采访 澎湃新闻高级记者 于潇清 图

一种判断

从目前中美双方刊发的消息看来，双方在天津期间各自就相关话题表达了自身立场，进行了“对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对于这种形式的接触，都表达了一种较为积极的判断。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总体来看，这次会谈深入坦率，增进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6日也称，双方对广泛的议题进行了坦诚布公的讨论，展现了保持我们两国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通过双方发布的消息来看，他认为这次中美天津会谈整体谈得还可以，当然这也因为大家的期望值并不一定很高，“我们的目的第一先是要让中美谈起来，第二才是让它滚动下去，让现在的这种交流接触可以持续下去，并且可能提升层次，我估计这些作用应该是达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判断这次会晤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恐怕还要看接下来美方的行动，“中方在此次会晤期间，不但向美国政界，也向包括美国公众在内的美国社会以及全世界关注中美关系的人传达了完整的改善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的立场和方向，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两份清单

回到2020年7月9日，王毅彼时在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发表致辞时曾建议中美双方可以一起捋出三份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

这次在天津，中方再次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谢锋介绍道，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对此，刁大明认为，中方不但借助两个清单明确了一贯立场，而且也向美方提供了具体路线图——美方若有意改善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恢复中美关系便可按该路线图行动，这就意味着假使美方真的可以听得进去，且付诸行动，相信未来中美关系就可增加稳定因素，甚至是有所缓和，但这还得取决于美方是否愿意这些做进一步的调整。

对比先后的“三份清单”与“两份清单”，达巍分析道，先前中方在中美关系中提出的三份清单是比较宏观的，概括了中美关系当中的三类问题，这有一些类似于美方后来提出来的“合作竞争对抗”三分法，将所有的议题都放入这三个类别里。

“而这次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是非常具体的，且大家都注意到中方将这两份清单的内容清楚而明确地公之于众，这不同于我们以往惯例上的含蓄或者更多讲原则的做法，而是把具体问题提出来。”达巍说道。

相较于中方明确具体的清单，从美方发布的消息来看，舍曼则在天津重申了此前美方提出的所谓中美关系的“护栏”概念。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6日称，常务副国务卿强调了美国欢迎中美之间激烈的竞争，但不寻求与中国之间的冲突。

刁大明认为，表面上看，虽然所谓“护栏”是美方不寻求与中方对抗、不希望让中美关系走向冲突状态，但这种说法具有欺骗性，美方目标并非不希望中美关系走向对抗，而更多的是不希望美国自身卷入中美的摩擦冲突当中，也不希望自身投入更多成本与中国对抗。

“近期美国不断纠集盟友，妄图重新制定规则来规锁中国，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更多的国际投入来应对中国。拿中国做幌子来团结盟友，又不让中国进行必要正当回击，这是美方所谓‘护栏’，所以事实上美方提出的这个想法完全是为其一己私利服务的。中美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增加互信，减少互疑，才是真正的护栏。” 刁大明说道。

中美合作有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在发布的消息中都提到了在气变、朝核、伊朗核等领域合作的可能。谢锋强调，美方就气候变化、伊朗核、朝核等问题寻求中方的合作与支持。事实上，中方在这些问题上一直负责任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前，王毅在7月3日出席清华大学出席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时曾经明确就伊朗核、朝核问题向美方喊话。王毅指出，在伊朗核问题上，最关键的是美方尽快做出重返全面协议的决断。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这是当前伊核危机的根源。“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理应纠正错误，首先全面、干净、彻底取消对伊朗以及第三方的非法单边制裁，换取伊方相向而行，推动谈判实现突破。

王毅还强调，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平等对话与和平解决的大方向，“美方应反省几十年来对朝鲜持续施加的军事威胁与压力，正视并解决朝方的合理关切。考虑到朝方在无核化和缓和局势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美方应拿出诚意，做出回应。”

刁大明分析道，无论是气变、朝核、伊朗核问题，中国都会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责任，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应对全人类的挑战。这并不是美国要求或者希望支持后我们才会去做，而是我们本身的应有之义。倘若美国在这些议题上有诉求，需要我们配合，那合作前我们会去衡量这种合作更多的是符合美方利益，还是对世界都有利，且美方也需要拿出合作的态度来，而不是“某些领域对抗、某些领域合作”，这才是合作的前提。

来源时间：2021/8/29   发布时间：2021/7/27

旧文章ID：25841

作者：张思南  来源：直新闻

直新闻：当地时间周四(26日)，ISIS对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连环炸弹袭击，拜登随后表示美国“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直至将所有凶徒猎杀殆尽，让他们付出代价”。在距离拜登政府设下的撤军撤侨最后期限不到一周之际，ISIS为何要横生事端?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ISIS选择在当前的时间节点发起恐怖袭击，大概率是为了激化塔利班与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好是让塔利班好不容易重新建立的政权再次被西方世界以武力摧毁，说白了就是希望“借刀杀人”。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塔利班和发动此次炸弹袭击的ISIS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组织在西方看来，意识形态上都属于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希望根据伊斯兰教法建立国家，也都致力于清除伊斯兰世界的西方侵略者，然而他们是死敌，而非盟友。

发动此次袭击的是ISIS在阿富汗的分支组织ISIS-K，即“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它成立于2015年，成员最早是对塔利班感到不满的“圣战者”。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塔利班试图与美国接触并和谈，被认为是“与西方侵略者妥协”，ISIS更是将此视为对伊斯兰世界的背叛;二是塔利班着眼于建立一个阿富汗境内、以普什图族为主体的伊斯兰政权，而非如同ISIS那般谋求复兴历史上那个横跨欧亚非、由多民族构成的哈里发帝国，因此塔利班也被ISIS视为伊斯兰复兴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可以说，在ISIS看来，塔利班是一个“通敌叛教”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自2015年塔利班致信ISIS要求后者停止招募塔利班的叛逃者而被拒绝后，这两个组织就陷入了持续的冲突之中。不过到2018年夏天，塔利班成功击败了ISIS在阿富汗的分支组织ISIS-K。2020年2月，塔利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和平协议时就承诺，会打击极端组织，其中就明确包括ISIS。

于是我们看到，在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之后，ISIS并没有表示出对于美国折戟沉沙帝国坟场的任何欣喜，而是开始对塔利班进行持续的舆论攻击。8月18日，ISIS宣称，塔利班的崛起是美国一手计划的，塔利班已经“皈依伊斯兰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穆斯林。

塔利班不干预欧美国家撤军、撤侨，一是客观上占领军的撤离自然等同于国家的和平解放与独立，更快、更轻松也更彻底;二则是为了谋求与国际社会保持良好关系，以此来稳定国内秩序。ISIS虽然也致力于清除阿富汗境内的西方侵略者，但他们同样不希望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稳坐江山。

而通过一系列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恐怖袭击，ISIS无疑可以激起西方社会的愤怒和对滞留侨民安全的担忧，并以此来迫使欧美国家进行军事报复，甚至是延长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而此时作为阿富汗的掌权者，塔利班面对西方国家的后续军事行动，如果无所作为，则将有损统治威望，甚至导致更多心怀不满的成员加入ISIS;而如果采取强硬措施，则将激化与国际社会的既有矛盾，甚至是爆发某种冲突。届时塔利班无疑会处于一种双输的“二选一”困境之中，进退两难。

直新闻：那美军会否杀个回马枪?继美国仓促撤军、阿富汗原政府土崩瓦解以及塔利班“如同闪电般归来”之后，此次性质极为恶劣的恐怖袭击会否为阿富汗当前的局势带来某种新的变数?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这是个好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讲，ISIS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此次恐怖袭击，目的在于通过激化塔利班和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希望借西方世界的“刀”，来“杀”塔利班。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ISIS要做到两点，第一是点燃美国社会民众的愤怒，二是让这种愤怒绑架美国政府。

而此次ISIS也的确成功点燃了美国社会民众的愤怒。我注意到，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当天，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电台主持人托德·斯塔恩斯就发出了“每死一个美国人，就应该抹掉一个阿富汗城市”的愤怒言论，虽然他的推特账号已经删除了这句话，但类似的情绪依然在美国社会内蔓延。

比如说我们看看拜登总统是如何回应的，“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直至将所有凶徒猎杀殆尽，让他们付出代价”。这句话并非只是某种无意义的修辞，它实际上在美国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2001年10月7日，“9·11”恐怖袭击不到一个月后，小布什总统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塔利班将付出代价”;而在小布什讲出这句话一个半小时之前，美英联军已经开始了对阿富汗的狂轰乱炸，由此在民众的复仇狂热中拉开了阿富汗战争的序幕。

只不过ISIS千算万算，唯独忘了美国不再是20年前的美国，拜登也不是20年前的小布什。如此惨烈的恐怖袭击之后，真正近乎于“无所作为”的反而是拜登政府。除了周六宣称采取无人机定点清除了某位ISIS指挥官之外，既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措施，甚至也拒绝了延期截止于8月31日的撤军、撤侨最后期限，即便那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西方国家公民将被抛弃在喀布尔国际机场。

于是很自然的，美国社会被ISIS成功点燃的愤怒并没有指向阿富汗，而是被导向了拜登政府。在一系列对恐怖袭击老生常谈的谴责之外，我在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更多的是对拜登是否还能有效领导美国的质疑，是谴责他为什么在已经被预警的情况下，仍然不能避免惨剧?为何不能提早进行撤侨工作?又为什么要强行仓促撤军，导致阿富汗陷入当前的混乱局势?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这起性质恶劣的恐怖袭击会产生某种新的变数吗?的确会有，但大概率不是在阿富汗，而是在美国国内。毕竟当前有关此次恐怖袭击和美国政府回应的推文中，不少挂着的是“Bring Tump Back”也就是“让特朗普回来”的热搜。

直新闻：那在你看来，拜登政府为何选择无所作为?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们说一个选择是好是坏，需要首先给定判断标准。就国际威望和国内民众是否满意的角度而言，拜登政府“无所作为”必然是千夫所指;但如果站在现实主义和地缘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无所作为”也不尽然是最坏的选择。

第一，美国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虚弱。从时间点节上来看，4月，拜登政府宣布撤军，5月，塔利班展开全国攻势;7月，拜登政府宣布提前结束撤军工作;8月，塔利班在10天内席卷阿富汗全境。最讽刺的是，7月8日，拜登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军撤出后，塔利班不会夺取全国政权。而8月初，美国CIA也宣称，塔利班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包围喀布尔，三个月时间才能进入喀布尔。

但凡美国还留有余力，都不可能让自己这么被塔利班压着打。拜登政府所谓的“撤出阿富汗”事实上和将阿富汗拱手让给塔利班，至少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西方媒体却在极力淡化这一点，试图将问题聚焦在原阿富汗政府军的无能之上，然而这根本意义上是美国的溃败，代表着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画上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句号。至于这是一种明智的战略收缩，还是捉襟见肘之下的无奈之举，也不重要了，因为结果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做不到有效维持既有的秩序。

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在此只谈一点，那就是美国也是真没钱了。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数据，过去20年内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共耗费2万31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融资支付，而这些债务到2050年的预计利息会高达6.5万亿美元。事实上，这些钱也许相对于美国超过20万亿美元的GDP而言，还不算难以想象;但问题是，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已经相当于GDP的100%左右，而美国历史上上次达到这个峰值还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第二，美国政府当前可能也处于某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下。我刚才谈及，美媒近来不断质疑拜登是否还能有效履行总统的职能，并非某种空穴来风的恶意攻击。在周四回应喀布尔机场恐怖袭击的记者会上，拜登在接受记者提问前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被指示，第一个要点的记者是来自NBC的凯丽·奥唐纳。”

注意，拜登在这里用的是instructed，这表明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授意。有媒体认为这是拜登的一时口误，但包括福克斯电视台在内，很多人则认为这表明78岁的拜登本人已经出现显著的认知下降。无论是拜登的执政团队已经把持了总统的实际职权，拜登不得不听令行事，还是拜登已经进入了某种医学状况之中，导致他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团队来行使职权，外界不得而知。但外界非常确切地看到。当一名记者质疑拜登是否要为此次恐怖袭击的重大损失而担负某种责任时，拜登与记者产生了争论，并在争论中间突然失语，双手抱拳，并将自己的脸埋在了两手之上。有心理学家就表示，这一动作恐怕反映了拜登至少在当时那一刻，处于崩溃或是崩溃的边缘。也许当今的世界第一强国，和它的领导人一样，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

作者：张思南，深圳卫视直新闻特约评论员。

来源时间：2021/8/28   发布时间：20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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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亮  来源：国是直通车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持续展开猛烈的经贸攻势，中美经贸“脱钩”的讨论一时甚嚣尘上。

如何看待这几年来中国经贸“脱钩”的问题?拜登任内，中美经贸关系有哪些新信号?

近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永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专访时表示，中美经贸发展形势表明，中美经贸脱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美加强合作才是互利共赢的正道。

中美经贸“脱钩”将削弱美国比较优势

国是直通车：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美经贸“脱钩”的消息时有耳闻。在您看来，美国提出“脱钩”的实质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中美经贸“脱钩”的可能性以及影响?

李永：针对中美经贸“脱钩”问题的讨论，背景很复杂。这方面的讨论自2018年以来逐渐受到较多关注。

美方提出中美经贸脱钩的实质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后产生的恐惧心态，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通过“威胁”的手段，将“脱钩”作为筹码逼迫中国按照美国设想的“游戏规则”去改变，同时希望以“脱钩”削弱中国的发展动力和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

但事实上，这样的设想很难成功。因为中国市场能够给美国在华企业提供可预期、可验证、可定义的未来。从投资活动角度上看，美国与中国“脱钩”的意图是不被市场和资本所接受的。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即便在疫情和关税双重压力下，仍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支持这一态势的是中美贸易有着很深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依赖关系，基础是中美商界在经贸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其背后还有深度嵌入的成本收益最优关系。

应该看到，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业已形成内在运行规律，若美国推动中美经贸“脱钩”，必将打乱全球供需秩序，不仅会削弱美国比较优势地位，也会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严重破坏。

国是直通车：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紧张从经贸领域逐渐延伸至其他领域，您如何看待?

李永：除了政治驱动的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美国还把科技“武器化”，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科技遏制的手段并非明智之举，不会给美国带来什么长期的回报。看似加剧了的“科技脱钩”走向，也正在产生“双刃剑”效应。

美方咄咄逼人的技术“封锁”，不仅使美国高科技企业利益受损，为竞争对手留下填补机会，还会刺激中国投入更多精力做自主研发。

美国政府政治化操弄与自由经贸逻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异化”冲突，遭到了美国智库、企业和商业团体的高度质疑，各种量化分析都指向可衡量的经济和就业损失。最近，美国放松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其调整因素之一是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学财务状况的贡献。

中美合作需走出美国政客定义的路径

国是直通车：不少中外知名学者、企业家等对中美“脱钩”投否定票，并认为中美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二者合作在一些全球治理议题起着关键作用。在您看来，中美加强合作有哪些必要性?

李永：目前来看，国际间合作仍是大趋势。对于中美如此重要的两个国家而言，在应对全球危机事件、特殊困难时期合作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尤其是全球抗疫问题上，中美合作，如疫苗研发分配、疫苗专利豁免等，显然有利于全球福祉和全球经济恢复增长，遗憾的是，美国没有明确的合作意愿。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合作、对抗的新战略范式，背后有政治化扭曲的操弄，限制了双方合作前景。

中美合作，需要走出被美国政客所定义的合作路径，中美合作有很多共赢领域，如基础设施、绿色科技、生物制药、医疗设备等。但是，美方要摒弃冷战和零和思维，保持开放合作的心态，应该积极回应中方倡导中美合作的善意姿态，建立新的有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为中美合作去政治化。

例如在基础设施领域，事实上中美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2013年，美国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之一是，“研究发现，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使美国利用中国的资金、产业能力和基础设施经验，同时允许中国为新一波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并从中获益。这种合作将加强两国关系，促进全球稳定与繁荣”。而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挑战，如今看来已经成为政客阻挠中美合作的政治化操弄工具。

国是直通车：国外商会调查显示，外资仍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资企业视中国为优先发展市场，并计划在2021年增加在华投资。外资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市场?针对一些外资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的现象，您如何看?

李永：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看到不少国家的贸易崛起，但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更多是互补，而不是完全替代关系。中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效的供给系统，这是其他国家不能替代的。

尽管一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有优势，但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赋予中国企业具有按订单生产灵活性满足组合订单采购和配送能力。这就好比一个集装箱里可以按客户要求同时装运多种小批量货品，这种“一站式”组合能力所形成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抵消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贸易转移”影响。

一些外资生产线的转移，大多是成本敏感型。他们离开和来中国的逻辑是一样的。N年前来是因为中国成本低，现在去其他地方也是因为那个地方成本低。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和规模已今非昔比，对他们有强大的战略吸引力。

举个有趣的例子，运动鞋厂商阿迪达斯当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却同时宣布将在中国新开1000多家分店，这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市场在外资眼中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现象，近些年我国吸引外资是逐年增加的，外资投向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比例在增加。这也表明我国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

近年来，中国也在努力为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不断完善的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准入国民待遇，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建，对外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除了前面说的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也显示，60%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在华业务规模。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外资对中国的市场引力和潜力的认知。

拜登政府联合围华遏华设计难持续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中美经贸关系有何新动向值得关注?尤其上个月，拜登政府首次就中美贸易明确表态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做法，不仅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还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利益。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这是否意味中美经贸关系释放了一些新信号?

李永：从拜登政府对中国经贸政策角度上看，我认为他对中国尚未形成一个非常明确和成型的贸易政策。他不仅是继承了特朗普时代留下来的所谓的“经贸遗产”，还给中美经贸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如新疆、香港、台湾问题和病毒溯源都是美国政治化中美关系的具体表达，拜登为迎合两党分裂的政治气候，宁愿选择“政治正确”也不愿意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方与中国相向而行的“正确政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拜登为了表现在对华战略上与特朗普的差异，把中美双边问题拉进盟友的“政治同盟”构架下进行所谓的“系统应对”，预谋贸易和技术等议题，联合遏制中国的经贸发展。这种联合围华遏华设计，存在利益博弈缺陷，最终将难以持续。

拜登声称要“审议”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并不构成新的对华贸易政策表达。而当前关税问题已成“鸡肋”，除了给自己留“进退”空间，借此捞取残余政治利益之外，没有实际价值和意义。

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关税不仅没有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还伤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这或许是回应美国业界对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呼声，但也说明拜登政策选择困境。

有意思的是，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但同时还要应对美国国内一些利益集团所谓“中国过度购买”的质疑声。

目前，拜登没有明确意愿解除对华出口商品关税，短期内取消所有关税概率不大。一方面，拜登要面对在两党政治分裂的压力，另一方拜登还要顾及中期选举，特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失败”，使拜登面临新的压力。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拜登也恐怕很难冒险解除对中国的关税。

为转移视线，不排除拜登他通过其他借口增加针对特定产品或出口企业关税的可能性，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来看可能性不大。但取消关税，是拜登不得不面临的选项，未来他或许会效仿特朗普时期的做法，通过举行企业听证会进行关税豁免，以降低取消关税的政治敏感度。

国是直通车：当前，中美竞争的现实已不容回避。尤其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陆续颁布的各项长期战略文件矛头更直指中国，意味着两国间的竞争与博弈或是一个长期趋势。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双方如何避免和管理好冲突，实现更多的良性合作?

李永：中美间的竞争博弈中，避免和管理好冲突，符合双方利益，实现良性合作，可用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达：CARE和TALK，即“关护”和“对话”。C.A.R.E.作为缩写的话，构成下面四个基础要义。

C指Co-competition，就是要进行双赢的“竞合”，而不是形成垄断霸权的零和竞争，要避免政治化造成的扭曲。

A指Accommodate differences，容纳差异。中美之间存在着制度、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容纳彼此间的差异是未来合作的必备基础。

R指Resume dialogue，恢复对话机制。有效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有利于避免中美之间矛盾的升级。尽管拜登上台后，中美间保持高层工作上的沟通，但亟需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去沟通更广泛的问题。

E指Exchange，交流，包括人文、商贸、科技、投资等方面的交流，美方需要共同为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

T.A.L.K.对双方加强冲突过程管理十分关键，也是四点。

T指Trust building，建立信任、重建信任。中美之间存在“信任逆差”，形成原因很复杂，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也包括现实层面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够成为大家越来越不信任的理由。要重建信任，需要更好地互相倾听。

A指Advance，双边关系要前进，而不是倒退，中美应在前进中解决分歧，倒退模式中没有解决方案。

L指Limit conflicts，限制冲突和对抗。中美双方需要通过持续对话，有意识地限制冲突的升级，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稳定。

K指Keep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保持建设性、良性互动。双方应在不损害彼此利益的情况下，寻求真诚、务实和有效的互动模式。

来源时间：2021/8/28   发布时间：202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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