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 日本第93届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前日本民主党常任干事会代表(党首)、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荣誉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名誉教授。鸠山由纪夫于2009年当选日本首相，是日本著名的“亲华派”政治家，提倡“友爱外交”并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

编译：黎开朗(国政学人编译员，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Yukio Hatoyama (2021) US-China Rivalry and Japan’s Strategic Rol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4:2, 7-19, DOI: 10.1080/0163660X.2021.1932093

内容导读

本文主要是作者为如何缓和中美关系和日本应该在中美之间扮演一个怎样的战略角色的建议。作者首先给了拜登政府三个建议：1. 避免陷入外交事务上的民主价值陷阱 2. 在推行对华战略时，不应将自己的议程强加给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3. 应该寻求与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同样的，作者也对中国提出了建议，认为其必须履行作为大国的责任。此外，作者还提出了如建立信息通讯的全球标准以及在东亚推行裁减导弹等建议。最后作者认为，日本应该在中美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并且中日也应该就钓鱼岛争端达成互相不进入的协议。

文章导读

01 引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个把中美竞争公开化的总统，而其继任者拜登一直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无法再次弥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也表明，除了一些言辞上的不同以外，新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与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区别。尽管如此，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中国方面的行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由于中美分歧本质上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结果，所以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任何发生在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零和竞争将毫无疑问地会破坏东亚乃至是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所以即便中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任由事态升级。

在2021年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会晤，发表了美日联合领导人声明：美日面向新时代的全球合作伙伴(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本文作者希望借此机会，提出一些旨在管控中美紧张局势的建议以及日本应该发挥怎样作用的看法。

02 给拜登总统的三个建议

1. 避免陷入外交事务上的民主价值陷阱

作者首先对拜登政府给出了以下三个建议。第一,拜登政府不应该在外交事务方面过分强调包括民主等价值。如今世界最关心的是如何管理中美关系。然而，寻求保持对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忠诚，意味着冒着谴责和排斥那些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国家的风险，进而导致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最终，美国越强调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中美冲突就变得越激烈。如果美国过分强调民主和人权，不仅有使中国和俄罗斯疏远的风险，还有使其他非民主国家疏远的风险，并且非民主国家也绝不在少数。据统计，世界上共有92个国家处于“封闭专制”(closed autocracies)和“选举专制”(electoral autocracy)之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51%和世界人口的54%。如果这些国家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拜登政府将难以实现其外交目标。作者认为外交的本质是探索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能相处得多好。作者建议美国在试图批判中国之前，应该告知中国，两国和平共处是竞争的基本前提。至少，美国也应该宣布接受传统定义上的“一个中国”政策，避免任何误解。

2. 更好地理解盟友所面临的相互依存困境

第二,拜登政府在推行对华战略时，不应将自己的议程强加给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拜登政府上台后表达了其想要动员盟友和伙伴来对抗专制国家的意图。随着过往外交政策的回归，拜登政府将会更加热衷于与其盟友组成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这些盟友不可能简单的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比如日本，其在1985年与美国的贸易额占总额的29.5%，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只占1.6%，而如今无论是从贸易还是访日游客占比来看，中国都要胜过美国。此外，安全领域的情况也很不简单，美日之间利益的一致经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很多日本人认为美国军事基地的驻扎是为了保卫日本，然而，中美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是在涉及台湾的紧急情况。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会接受驻日美军基地可能被用来为台湾独立服务，或者日本可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为台湾而战的想法。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成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与欧盟的全面投资协定(CAI)。但中美双方并不应该把此类事态解释为有关国家“选择”了中国和“抛弃”了美国。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确实打算与中国在共同繁荣中共存。如果中美两国都能听取其盟友和伙伴的意见(其中许多国家并不确定如何管理横跨中美分歧的一系列复杂利益)，这也将在管控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就共同挑战与中国重新接触

第三,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作者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美国正在试图缩小与中国合作的领域，而更加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目前中美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主要是全球变暖和应对新冠疫情。如果美国打算适当控制与中国的冲突，就应该呼吁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只有在中国不回应的情况下，美国才应该宣布向竞争层面过渡。这种方式也将使盟友更容易与美国步调一致。虽然特朗普政府批评了过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但作者认为认定中国完全拒绝了国际秩序也是不正确和过于简单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的改变。作者认为美国不应放弃其接触战略，而应该集中精力进行改革。作者也认为美国政府在其对华战略中强调竞争是像掩盖一种挫败感，即美国可能会被中国赶超。然而，作者建议美国需要冷静，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大可能完全超越美国。不管是在军费还是核武器数量上，中国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就人口动态和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美国在中长期内比中国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作者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追赶美国的现状将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换言之，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与中国重新接触，并在改革后的接触政策下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03 中国必须履行大国责任

作者认为一个解决中美冲突的有效决议同时也需要中国方面的改变。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中国成长为了一个大国。作者认为其向大国的转变，得益于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全球体系。中国已将此视为既定事实，似乎打算在未来继续维持现状。作者认为这不是好兆头，并且中国必须以更明显的方式承担比目前更大的责任。而最有效的方法则是中国应该放弃世界卫生组织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DT，译者注：指发展中国家可在WTO谈判中做出比发达国家少的承诺)。中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巴西作为一个人均GDP比中国更低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如果中国也能放弃的话，国际社会无疑会把此视为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承诺。作者称美国与中国应该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在正确评价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网络攻击方面所做的稳步努力的同时，作者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加快这些领域的措施。此外，在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中国应该收回其政治手段，把与美国的协商放在首位。作者认为重建两国之间失去的信任，用合作取代竞争和冲突并以此作为双边关系基石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一步一步走向合作。而对于中国的“战狼外交”，作者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树立更多敌人的损失远远大于在国内提升其国家威望的收获。

04 超越气候和疫情：中美接触的优先事项

除了气候变动和疫情，作者认为中美两国还需要在两个重要的战略领域相互接触，即控制信息通讯技术(ICT)的脱钩和管控东亚新的军备竞赛。

1. 建立信息通讯的全球标准

在当今世界，国家间竞争的命运取决于先端技术的观点已经是共识。作者认为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禁止中国进入其市场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建议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美国和中国应该以共存为目标。在未来，中国和美国的独立技术标准很有可能会并存，并且中国企业能够通过中国国内或亲中国家的供应链采购零部件。即便中国未能在数字领域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如果其在数字经济以外的贸易或投资领域进行反击，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将会遭受严重的影响。作者就其个人而言，不愿接受这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其价格和表现方面都具有竞争优势。如果美国希望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并迫使其盟友就范，就需要提供明确的解释。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的理由是模糊且不充分的。作者认为更公平的做法是为高科技通信设备制定技术标准，以及为网络安全制定统一的全球标准，并建立在符合这些标准的情况下，不阻止使用任何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机制。同时，也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全球系统监管这些标准是否被遵守。如果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即便是那些没有回旋余地或必要技术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将能够安心地享受数字化的好处。作者认为拜登政府不应该优先考虑民主国家之间的共同规则制定，而是应该呼吁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制定尖端技术共同规范和标准的任务。而中国也必须表现出尽可能高的灵活性，否则中国参与谈判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拖延战术，并有可能让世界走向一个中国被排除在外的最坏情况。

2. 在东亚推行裁减导弹

美国和中国对东亚安全的未来负有最大的责任，双方必须与日本一道，共同努力在该地区推进导弹裁军或建立军备控制体系。自2019年8月退出中导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INF) Treaty)以来，美国试图从21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在东亚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地面发射导弹，以缩小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导弹差距。然而，这有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亚洲朝着导弹扩张的方向发展，进而使得东亚将会成为世界的火药桶。因此，作者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是需要中美俄三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缔结类似于中导条约的反导条约。但作者依然认为在如今的东亚缔结类似中导条约的可能性极低。尽管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军事前线实现了平等，但至少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美国远远领先于中国。并且在台湾问题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削减中国的中程导弹武器库，对中国而言将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作者认为唯一取得进展的方式是日本充当中美之间的调解人。如果美国想要在亚洲部署导弹，那么日本将会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但现实是日本对接受美国导弹并不太感兴趣。如果日本反对部署导弹的话，美国将无法无视其意愿，那么日本可以借机向中美施压，要求缔结亚洲版的中导条约。如果日本能率先与韩国和东盟国家合作，对施加在中美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加。为此，日本必须对其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保持谦逊的立场。

3. 中日都不能进入钓鱼岛

最后，作者提议中日双方应该通过缔结条约来管控领土争端。作者的建议是，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与中国在钓鱼岛存在领土争端，然后两国搁置领土争端，同意不进入钓鱼岛周围的领海和邻近地区。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主张钓鱼岛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争端。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日本政府持这种观点。而日本承认领土争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如果日本承认钓鱼岛是有争议的地区，那么中日两国都有足够的理由宣布该地区为禁区。中国的海警船经常进入钓鱼岛周围的水域，理由是日本渔船的入侵。如果日本不进入该地区，中国也将无法进入，并且一项阻止中日两国进入这些岛屿周围水域的协议也将对美国有利。最后，虽然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然而，如果某人于某地谈到一个理想，怀着不放弃的信念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也绝非不可能。

译者评述

本文作者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译者认为作者的想法如果能够付诸实践，并且最终成功的话，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延缓中美之间的冲突。然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付诸实现，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比起更加实际的政策建议，译者更倾向于认定鸠山的想法为“空想”，或者是过于“理想主义”。

首先、针对拜登政府的三条建议之中，让拜登政府放弃过分强调价值观的外交几乎不可能。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一直被视为是民主党外交政策的基石。对于美国国内支持拜登政府的人而言，放弃对这些“普世价值”的追求，必然是很难接受的。拜登在上任之前就强调，不止要恢复美国国内的民主，还要组织一次“全球民主峰会”，试图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在其许多盟国的民众之中确实很有市场。所以支持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盟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其国内民众的支持。对于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强调民主的拜登而言，越强调价值观就意味着其国内支持者的忠诚度越高，国外盟友也会更加支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可能面临着非民主国家的疏远，至少在拜登的第一任期之内，对拜登的好处是多于坏处的。因此，拜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强调其价值观外交的。

其二、为高科技通信设备制定技术标准，以及为网络安全制定统一的全球标准同样也是难以实现的。诚然，确实如作者所言，全球性的标准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数字化的好处。然而，美国的领导人相比较考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霸权能否维持。如果与中国协商的话，全球标准毫无疑问将反映中国的一部分需求和利益。但从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来看，中国的“得”即意味着美国的“失”。所以，制定全球标准将需要美国抛弃零和博弈的思维，以及怀着在发展中国家中推进数字化进程的国际主义精神。但目前来看，现在的美国并不能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

其三、日本难以充当中美之间的调解人。从国内层面来讲，日本民众普遍对华不友好，对中国持不好印象的日本人比例高达89.7%。从国际层面来看，日本在过去十几年都在试图维持美国的霸权，与美国一同牵制中国，并且在美国的东北亚同盟内部日本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性也要高于韩国。换言之，比起日本，韩国来当中美之间的调解人恐怕都要更为合适。同时，日本作为一个二战后被美国短暂占领，受美国影响极深的国家，其国民对于美国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之高也就不言而喻。因此，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站在美国的一边遏制且批评中国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在东京大学研究中美关系的佐桥亮副教授在其今年7月份的新书《美中对立》中就认为，日本应该加入实现民主且自由世界的阵营之中，强烈要求中国改善“人权问题”，并且还建议日本应该直视台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菅义伟政府出现了不断靠近美国，疏远中国的趋势，在今年的美日声明中也加入了关于台湾的内容。拜登政府的上台也同时使得日美的身份匹配重新回升，如果拜登继续沿用其既有路线，那么日本对中国的对冲将很有可能朝着对抗的方向调整。综上，译者认为，至少从目前菅义伟政府的表现而言，日本很难充当中美之间的调解人。

最后，钓鱼岛问题很难达成协议。从日本国内层面来看，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民众普遍对中国持不好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的首相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的话，毫无疑问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就算日本承认钓鱼岛问题，鸠山又怎么能够确定中国会和日本达成中日两国都不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协议呢?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领土争端问题”。并且，近年的钓鱼岛争端主要是源起于日方在2012年时的“购岛闹剧”。如今日本还想与中国达成协议，既不占理，也无法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所以，译者认为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很难达成协议。

但正如作者最后提到的那样，怀着不放弃的信念将理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也绝非不可能。虽然鸠山的想法很难付诸实践，但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渴望和平和希望中美关系缓和的有识之士提出自己的想法。

参考文献

[1]Joseph R. Biden, Jr (2020).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22, No.2, pp.64-7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2]読売新聞「中国に「良くない」という印象、日本人に増えて89・7%…海洋活動で悪化」(2020年11月17日)〔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01117-OYT1T50284/〕

[3]Eric Heginbotham & Richard J. Samuels (2021) Vulnerable U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The Nuclear Implic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4:1, 157-175, Retrieved from DOI: 10.1080/0163660X.2021.1894709.

[4]佐橋亮　『米中対立――アメリカの戦略転換と分断される世界』(中公新書、2021年)280ページ。

[5]読売新聞　「日米共同文書、「台湾の安定」と「中国の人権懸念」一致へ」(2021年4月17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10416-OYT1T50261/〕

[6]王广涛,俞佳儒.身份困境与对冲的扩展：中美战略竞争下日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J].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6(04):73-90.

来源时间：2021/8/25   发布时间：20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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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义虎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拜登实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及对台政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极为关注的问题。数月来，拜登及其团队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频繁使用“战略竞争”一词，拜登、布林肯等在重要场合的政策性讲话、白宫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及美国总统与外国首脑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关键词做出阐述 ;同时，国内学界集中讨论很多的也是中美“战略竞争”。本文认为，对拜登对华政策与对台政策的研判应集中在“战略定位”和“战略竞争”两大方面，而非仅孤立关注“战略竞争”;对这两大方面的把握，需放在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说明，即：要弄清“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点，必须首先弄清拜登对中国所做的“战略定位”，因为“战略定位”决定“战略竞争”，正是在对华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下，拜登政府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或“最严峻的战略竞争”。与此同时，也需区别“战略竞争”在拜登语境下与在特朗普语境下究竟有何异同。而研判美国对台政策，首先需要弄清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大框架仍是制约、甚至决定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一、拜登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

要辨析拜登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先要弄清特朗普的对华定位是否仍然有效?2017 年底到 2018 年前几个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做出新的战略定位，锁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1] 完成这一战略定位经历了推出三个战略报告和一个文件(“对华战略方针”)的“充足”过程，其结论被认为是两党、府会、战略精英和社会多数的“共识”，是政治极化严重态势中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在偏保守的美国这已是“政治正确”。拜登上台后，在几次重要讲话涉及中国定位时，拜登使用了“战略竞争对手”、“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等措辞，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中美是“对抗性与竞争性的关系”，[2] 中国是“本世纪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3] 白宫公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则将中国说成是“唯一有综合实力、挑战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制”的竞争者。[4] 当然，拜登、布林肯等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也准备与中国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等领域。[5]

从“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双定位到“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表述有所改变，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特别是战略意图的本意并无实质性调整，而是有着较强的延续性。这不仅因为拜登及其团队在讲话和文章背后透露出的政策导向，而且更因为 ：首先，形塑其对华战略定位的基础性、结构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中国的实力增长与美国的相对衰落，促使美国从负面评估中国崛起，认定中国是其霸权的主要挑战者。特别是，去年中国国力的逆势成长和疫情的偶然性影响，使中国 GDP 从占美国 60% 多些悄然发展到 70% 以上，超过苏联和日本成为百年来 GDP 总量最接近美国的国家 ;如果中国顺利步入 2035 年远景规划，中美实力将很快进入综合指标 80% 对比的快速变化期(按多个战略分析机构预测，2030 年左右中国 GDP 可能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美实力对比的错肩期、交替期，也就是双方关系最为敏感的阶段还未到来、但即将到来。因此，在拜登执政期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突出。拜登去年一篇文章就认定“中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挑战”，而在美国国务院首次发表的外交政策讲话中，他强调中国在经济发展、强制性外交、少数民族政策、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五个方面对美构成巨大威胁。[6] 拜登国安团队则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竞争者，甚至是“与美国匹敌的威胁”(pacing threat)。布林肯干脆说特朗普对中国的定位没有问题，只是其政策操作的切口有问题。[7]

其次，所谓“战略竞争”仍将主要反映在国际秩序上，中美不可避免就此“高端竞争”。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定位中曾经使用的“修正主义国家”比“战略竞争对手”用语更严重、内涵更深刻，[8] 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国际秩序问题，即中美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和做法及其在其中的地位。特朗普认为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必须实行全面遏制、极限施压。拜登执政后，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依旧真切存在，必然促使其对华政策在内嵌逻辑上予以充分反映。其实，拜登所谓“战略竞争对手”、“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竞争”等说法，就仍凸显着国际秩序问题的重要性，其多个政策性讲话及与盟国首脑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几乎刻意突出国际秩序问题。当然，拜登与特朗普在这方面有两点区别 ：第一，在维护国际秩序中美国霸权的手段上，特朗普迷信单边主义和霸凌打压做法，不断退群毁约，忽视与疏远盟国，实际上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战略信誉 ;拜登则在上任伊始重返世卫组织和巴黎协定，高扬多边主义旗帜，恢复盟友关系并重建盟国体系，这必然强化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秩序构成要素来看，两人的侧重明显有别。我们知道，国际秩序包括三要素即结构(实力)、规则和价值，国际秩序之争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性竞争。特朗普对华定位表明他首先关注实力结构，他发动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乃至采取极限施压的做法，首先打压的是对手的力量，所谓“美国第一”实际上是要保证自己实力的优先地位。而拜登和民主党更注重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和价值，奥巴马曾说绝不让中国掌握规则制定权，拜登则更不会示弱，强硬要求中俄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在慕尼黑安全会议、G7 等的讲话就着意以重拾领导力、“捍卫共同价值观” 为基本诉求，而四国峰会、美日首脑会晤的联合声明更强调“地区与国际秩序的意义”。[9] 总之，特朗普使用“修正主义国家”，并把中国说成是这样的国家 ;拜登强调“国际秩序”，并把中国说成是“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在对华定位上两人是没有差别的。从特朗普到拜登，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及其对规则、价值的争夺因素都存在，但拜登更注重后者，特朗普注重前者，今后中美对后者的竞争将是重点。从相当意义上讲，对国际秩序中规则和价值的“战略竞争”属于“高端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越往后越会成为“峰巅对决”，因此，拜登对中国如何定位不会脱离这个背景和趋势。再次，国内政治因素发挥溢出作用，尤其是特朗普遗产不断作祟，会使拜登的内外施政受到较大牵制和影响，对华定位很难改变或重来。多年来，尽管政治极化严重，在多数议题上国内存在尖锐对立，但美国两党、府会、社会最大的共识是中国实力增长已经构成威胁，对华政策需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对中国强硬是使美国这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原因。我们在政治上是两极化的，但在中国问题上我们不存在两极化”。再有，特朗普对华政策遗产仍有较强惯性。有人说拜登国安团队很多是奥巴马的“老人”，因此认为拜登政府是奥巴马政府的继承者，但实际情况是拜登不得不承载着特朗普对华政治遗产。正如一位前政要所说，“拜登对中国政策的调整，势必将建立在特朗普时代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对华政策的彻底改变，可能正是特朗普政府留给美国最大的政治遗产”。[10] 拜登上台可能给恶化中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止损点，但并不会是自然增长点;中美关系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会立法、两党共识、民众情绪、特朗普遗产等国内因素。

二、拜登语境下“战略竞争”的含义及特点

拜登及其幕僚频繁使用的“战略竞争”一词，主要交错表达四种意思 ：一是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俄罗斯才是“主要敌人”;二是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中美要进行“最激烈的战略竞争”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但美国不跟中国进行冷战 ;三是跟盟国多次说到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威胁”;四是拜登本人表示“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也准备与中国合作”。由此，大致形成拜登语境下的“战略竞争”，其中比较显眼的形容词有“严峻”、“激烈”、“长期”、“高强度”。那么，在这些形容词遮掩下的“战略竞争”究竟有什么核心含义和特点，又与特朗普语境下的“战略竞争”有什么异同?虽然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包括对华政策仍在搭建，但历数拜登、布林肯等多次重要讲话及白宫文件可看出：拜登所说“战略竞争”的根本目标是要继续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包括在同盟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在国际组织等多边框架中的领导地位，对国际规则与价值的主导地位。总的来讲，就是美国仍然要掌控国际秩序，如果遇到“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在“战略竞争”中取胜。

在此之下，拜登语境下的“战略竞争”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

第一是“高”。拜登对中国展开的“战略竞争”将集中在高位阶、高政治领域，而不是简单的“全方位、全政府”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从 2018 年发起贸易战，在 2020 年对中国实行极限施压，包括采取经济脱钩、科技断链、政治敌视、文旅禁限等极端做法，但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贸易、企业运营、人文交流项目、入境旅游等低位阶、低政治领域，明显表现出“低”的特点。虽然后来也扩展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高政治领域，但基本是蓬佩奥在乱打一气，特朗普似乎兴趣不大。与这种“低”有别，拜登所要进行的“战略竞争”更多是在高位阶、高政治领域进行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紧盯高经济、高科技问题。在经贸领域，拜登会接收特朗普的部分遗产，但这方面的“战略竞争”不会再简单诉诸贸易战，而是更多通过贸易规则、协议承诺、多边框架来施压。所谓“高经济”更包括监督与干预对手国内经济与贸易体制的结构性改革，与盟国一道重组供应链等。在这方面将以谈判与打压并举。而在科技问题上，拜登认为科技竞争是保持美国长期战略优势的核心，特别是高科技领域是中美 “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场所。因此，美国不仅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及中国投资高科技领域，而且不排除实行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但与特朗普断崖式的科技断链不同，拜登的高科技脱钩将是有选择的、部分的，因为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只有在高科技关键领域实行脱钩，才能把中国限制在产业链、技术链的低端，这是保持美国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二是突出高政治议题。民主党一向强调价值观因素，看重人权与民主议题，民主党在国际上力推“人权外交”，也擅长搞颜色革命。拜登两位重量级幕僚坎贝尔和沙利文曾撰文认定“中国最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将超过前苏联”。[11] 拜登竞选期间就屡对中国的新疆政策、香港政策和西藏政策进行攻击，年初以来他多次表示上任第一年将召集全球民主峰会，聚集世界民主国家，制定共同的国际议程。这个由美国倡导的民主同盟被普遍认为有针对中国的意味，可能是“灯塔”效应的滥觞。拜登政府还曾专门声明要“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继续在国际政治中推行民主党的传统神主牌。由此可以预见，拜登政府在相关高政治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性会更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价值观之争可能升高。

第二是“巧”。拜登所要进行的“战略竞争”将集中在重点领域，打出组合拳，制造“蝴蝶效应”。拜登团队实施“更加精巧的大国竞争战略”是针对特朗普的。特朗普推动的“大国竞争”以霸凌粗暴为基调，动辄使用加税、要钱、封杀企业、抓扣人员、禁限往来等低级手法。而拜登喜欢的竞争方式与此有很大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方式的不同也很重要。拜登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所要进行的是“精准、灵巧的竞争”，通过提高战略信誉、控制竞争成本、优化利益来护持自己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此背景下，拜登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手段和做法有可能理性温和的成分多些，行为的预期性也强些。跟特朗普极限施压乱打一气的做法不同，拜登会精心选择议题，突出重点，保证美国的主动和收益。但另一方面，他将使用多方面的手段和方法，多管齐下，很可能也难以应付。在国际关系中，民主党擅长打组合拳，可以预期拜登将在一些重点领域对华打出组合拳，而非过去的单挑。沙利文就强调要通过强有力方式同中国竞争，充分运用四大力量，即美国自身力量、盟友力量、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力和价值观。从近期拜登团队的政策行动来讲，这套组合拳已亮出了同盟牌、多边牌、价值牌、内政牌等几个套路 ：

1、拜登强调西方同盟体系的内部团结和传统关系，美国在从事“大国竞争”时将以联盟整体之力对付中国，因而特朗普式单挑将转为群殴方式 ;2、美国近来重返世卫组织和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多边框架内约束和限制中国 ;3、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向来有强烈的价值观取向，从拜登对华政策中能够明显感觉到意识形态气息，沙利文甚至提出要与盟友进行“民主原则大合唱”;4、在打内政牌时倾向于搞“蝴蝶效应”。你关注台海时，他锁定新疆 ;你关注军售问题时，他玩起了棉花。你眼光向西了，他又打起了“台湾牌”。

总之，是从你想不到的方向出手，对你想不到的问题下手。特别是，新疆棉花事件就是将组合拳与“蝴蝶效应”相结合的打法，希图制造经济、外交、价值观多方面的效果，影响扩及到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和“中欧投资协定”后的中欧关系。有学者指出，跟特朗普关注现实利益相比，拜登会更看重中国国内的政策取向，从意识形态角度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冲动更强烈，有意在人权民主、劳工权益、少数民族等问题上对华施加压力;此外，在台湾、香港、新疆等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其对中国的施压和干预不会减弱。

三、拜登对台政策：战略竞争下的“台湾牌”

中美关系是影响台海局势和美台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拜登实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将制约其采取什么样的对台政策。根据前面对拜登对华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拜登强调要与中国进行“高强度的战略竞争”、“最激烈的战略竞争”，打“台湾牌”必然是其在战略上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和手段。第二，美台关系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拜登政府不会为台湾问题而不顾中美“战略竞争”的统筹盘算。第三，可以预期拜登将会借台海问题对中国施压，但不会重复特朗普、蓬佩奥施以乱拳的做法，而是精心选择议题与切口，使用人所不熟悉、多方面的方式和手段，制造预期外的“蝴蝶效应”，增加中国大陆应付的难度与不适感。

迄今为止，拜登及其团队就台湾问题做出过如下政策性表示，从中可以观察其对台政策的走向与要点：第一，拜登政府表示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虽然在去年竞选期间民主党纲领只字未提一个中国，但拜登上台后即在多种场合通过不同方式表达美国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甫一上任，拜登核心幕僚艾利森向台媒明确表示，拜登明白只有一个中国，两岸未来的发展应该以两岸人民为最大福祉，在不与北京交恶的前提下，“一个中国”这个理念是毫无异议的。“一个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并不存在台湾这个‘独立国家’，美国不会承认它，不会承认‘独立’的台湾”。[12] 随后，更直接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稿，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将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所概述的长期承诺。2 月 3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表示美国的政策并未改变。[13] 在多种场合，布林肯国务卿、苏利文国家安全顾问等均一再表明拜登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在中美安克雷奇战略对话时，二位当面向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14] 此外，美方也明确向台湾方面传达不支持“台独”的信息，显然也在划出红线。

第二，拜登政府仍然会延续多年来美方的挺台政策，继续打“台湾牌”。虽然向外界传递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信息是明确的，但 1 月以来拜登团队亦多次显露力挺台湾、保护台湾的架势，从而表明打“台湾牌”仍然是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重要手段。在 1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里，美方就要求大陆停止对台所谓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并与台湾所谓“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对话。而拜登、布林肯等也反复提到所谓大陆“对台胁迫”、“挤压”，就此做出强硬表态。2 月以来，美国打“台湾牌”趋于频繁 ：美国军舰多次以“自由航行”的名义穿越台湾海峡，为蔡英文当局撑腰加持。3 月中旬，美日共同举行的“2+2 会谈”公然插手台湾问题，共同确认所谓“台海和平的重要性”，[15] 为自 2011 年以来美日防长首次罕见讨论台海突发事态。[16]3 月下旬，美国在台协会与台签署“海巡合作谅解备忘录”，使美台军事合作台面化，成为明显的涉军挺台动作。4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版 “美台交往准则”，放宽美台官员交往限制，鼓励“双方接触”，显著提升美台交往(见面)的官方色彩。随后，由前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组成的所谓“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北。4 月中旬，美日首脑会晤将涉台内容纳入“新时代的日美国际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为 1969 年尼克松佐藤首脑会谈以来的首次。[17] 此外，美方还多次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表态支持，最近在世卫组织问题上更撮合 G7 外长声明挺台实现“双参与”(即同时参与 WHO 和 WHA);同时，还将启动拜登任内首次对台军售。总的来看，美国打“台湾牌”的具体手法仍不脱政治挺台、提高美台交往层级、挺台“国际空间”及对台军售等戏码。

第三，拜登对“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态度十分值得注意。拜登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立场性表态，主要是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其中将“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显示三者共同构成了美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人们也许记得，去年民主党大会通过的政纲不再提一个中国政策，却前所未有地只提“与台湾关系法”。而从既往表态来看，拜登一直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立法，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就够用，因为在台海局势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该法。因此，除了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将是影响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关键因素。与特朗普任内通过很多涉台法案相比(如“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拜登任内的挺台动作不会将重点放在推动立法方面 ;当然，面对国会已经通过的诸多立法，他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做法，因为这些立法本来就垫高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增添了对付中国的筹码，可顺手牵羊地选择性利用。与此同时，对台“六项保证” 也将被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成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尤其是应对台海局势动态变化的政策依据之一。

第四，拜登、布林肯等甚至把台海问题等与国际秩序问题相勾联。拜登上台后，其对台政策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将台湾问题及南海问题等一起上升到国际秩序高度。2 月在与中方对口官员通话时，布林肯虽重申美方继续奉行一中政策，但又以“威胁口吻”强调 ：“确保中国为其‘破坏’印太地区稳定负起责任，包括台湾海峡与对法治国际体系的‘破坏’”。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指南》，认定世界权力分配正在改变和增加新的威胁，并将中国视为唯一有能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性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在此定位下，该“指南”表示“将按照美国长期的承诺，支持台湾这个领先的民主政体和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在美日外长防长“2+2” 会谈联合声明中，美日攻击中国行为与所谓“现行国际秩序”不符，并在此背景下对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表示关切，颇有弦外之音。不久前美日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声称，将共同“抵御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再次承诺建立不可磨灭的联盟，以基于规则的方式建立以普世价值观和共同原则为基础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并与所有有共同目标的人合作”。在其后面一个专门段落，涉台内容跟美日对国际秩序问题的表态放在一起，并表示将“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18] 由此可见，拜登的新“印太战略”将台湾问题作为该地区的重要支点，该战略是按照“台海问题—印太(亚太)现状—国际秩序”的内嵌逻辑链条来提出问题和对策的。另需注意的是，在与盟国共同表达对台湾问题关切时，拜登、布林肯等多以国际秩序作为切入角度。

综合以上几点，拜登对台政策总体上显露出如下取向 ：第一，美国对台政策服从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需要，后者将决定美台关系和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内容。现在，中美竞合关系格局已经形成，但竞争显然大于合作，对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因素与中美社会差异的制度性因素，使拜登政府视中国为战略性威胁，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也是亚太地区现状的挑战者。在此战略判定下，美国将台湾视为其亚太战略的有用棋子，是遏制和打压中国的重要筹码，充分利用台湾因素可以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谋求更大优势。为此，拜登上台以来，在承续以往美方 “以台遏华”战略基点的前提下，将台湾纳入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布局，在政治、军事、经济、价值观等几个方面都不断做出挺台动作，借以提升自己在台海地区的威慑和影响，压缩中国的战略优势，维系自己的地区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讲，拜登团队将台湾问题上升到国际秩序高度，恰恰意味着其是在对华战略定位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下规划对台政策的 ;而且，跟特朗普的“笔尖论”相比，将台湾问题上升到国际秩序高度，是其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个显著注脚，也可见问题的长期性。

第二，拜登政府虽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可能继续推动一中政策的空心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所谓仍然坚持一中政策，主要是突出强调将继续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因此，它对一中政策更多是采取一种内嵌式的含蓄表达方式。美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重申了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三公报的实质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与台湾只维持非官方关系，国会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以对这种非官方关系加以规 范。[19] 在此逻辑下，拜登政府虽重申一中政策，但在如何继续坚持与落实该政策时，则会延续前几届政府的一中空心化做法。这是中国大陆非常值得注意与防范之处。一方面，虽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直接冲撞一中政策，但拜登政府极可能在一中问题上打擦边球。比如，通过今后某一特定事态或事件提高美台关系的战略定位，在高层交往、军事合作、经济关系、国际空间等问题上寻求新突破，从而逐渐蚕食与损害一中政策，使之逐渐被掏空。另一方面，在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情况下，二者对一中政策的冲击与抵消，更会直接为空心化趋势起到推助作用。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拜登表示坚持一中政策，并说“理解中国统一”几句好话，就感到万事大吉。实际上，一中政策的空心化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其打出“台湾牌”新花样相配合，有可能收窄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处理空间。

第三，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方式会有重要调整，“直球对决式”打法减少，但花样会增多，将偏向于制造“蝴蝶效应”。配合跟中国进行的“高强度竞争”，拜登政府将在两个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勾联合作，打出新花样的“台湾牌”。一是在内容上注重高议题合作。民主党在国际关系中重视和擅长民主、自由、人权等议题，与特朗普过分迷信实力和奉行单边主义不同，拜登重视民主价值、“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自 1 月以来，拜登及其团队在重申继续坚持一中政策的同时，多次表示要“深化与‘民主台湾’ 的关系”，并且在民主价值、“国际规则”等高议题逻辑链条上明显偏向于台湾方面。当拜登强调以“民主价值”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时，其中就包括了台湾。布林肯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台湾”，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恰恰是因为美台要共享“民主价值”及双方“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此外，跟美国要与盟国重组供应链、建立高科技联盟的战略布局相适应，美台在供应链、产业链方面的合作正在加快步伐。二是在手法上更多地玩花拳，制造“蝴蝶效应”。一方面，美国可能在一中政策上打花拳，或玩忽明忽暗之法，或从见微知著处下手，或从侧翼冲撞该政策。自拜登上台以来，美驻外官员频繁在所在国首都会见台湾驻当地官员(美驻法使馆临时代办甚至邀请台湾“驻法代表”到官邸餐叙)，驻帕劳大使现身该国总统代表团访问台湾，为“美台断交”以来美驻外大使首次公开赴台 ;而在拜登特使克里前来上海进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会谈时，拜登亦派出三位前政要访问台北，被蔡英文当局吹嘘为“是拜登上任后首个美国访台代表团”。另一方面，虽然美国表面上不挑战一中政策，不在主权问题上冲破中国底线，但它可能从价值观角度出手，与台湾建立价值观联盟，从一个你想不到的侧面插手台湾问题。因此，在美台关系中值得关注的是双方交往的层级和水平是否提高，涉外因素是否突破“敏感区”;特别是，在从民主价值观和国际空间角度力挺台湾、侵蚀一中底线时，不排除美方利用某个(些)具体事件或某种事态搞“蝴蝶效应”。

第四，需要重视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如何利用“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具体政策性做法。近年来，美国两党都十分强调“六项保证”的作用，拜登也会把它跟“与台湾关系法”一道作为对台政策的基础，作为干预台海局势的依据。虽然将一中政策跟“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三者并重并不是新鲜的做法，但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在此框架下将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强调对台湾的 “军事保护”，防备大陆方面可能的“武统”举动。二是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拜登、布林肯等反复提到大陆所谓“对台胁迫”、“挤压”，并做出强硬表态。布林肯要求大陆停止对台所谓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20] 甚至表示面临所谓大陆武力解决“要对台湾施加军事保证”。针对解放军军机绕台行动，美方表示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将继续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针对大陆对台“武统”声浪提高，布林肯则表示美将有军事布局加以阻止，“所有选项都在美国的控制范围内”。[21] 为表示对台当局的支持，拜登政府在军事上亦有所动作。根据相关报道，其上台后旋即派遣“罗斯福” 号航母战斗群到南海，美空军 1 架 U-2S 高空侦察机经由台岛以东空域进入南海侦察，与台湾海岸线近距离时仅 22 海里 ;2 月 4 日，美“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第七舰队仍然大致保持穿越台海一月一次的频率。而接续下来，美国为所谓“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实行对台军售，在数量和性能上有何进展亦须高度关注。根据拜登政府对“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重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台海局势发生某种事态时的态度和反应，以及对所谓“武力攻台”问题，也就是“武统”问题的态度。正因问题敏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年初在参加一场线上对话会时表示，美方以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处理台湾问题“很危险”。他指出，在事关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希望美方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不要挑战中方的红线。[22]

第五，拜登团队提出要“管控台海局势”，但并非要重复过去的“中美共管”，而是将采取“双向威慑” 策略。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打“台湾牌”是一个重要手段和筹码，但在台海局势动态演变中如何应对仍不能脱离其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需要，也不能脱离其印太战略的部署。虽然面对美国频频做出的挺台动作，蔡英文当局见猎心喜，急于主动跟美国进行“战略捆绑”，深化实质关系，企图将美国因素更深引入台海局势，但美国的战略考虑和布局更多的是着眼于自身角度。因此，拜登团队虽然表示要“管控台海局势”，但其对台政策的基调是“维持现状”，希望两岸长期保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局面，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大陆崛起，有效构建围堵中国大陆的包围圈。在此通盘考虑下，美国只会拿台湾当枪使、做“牌”用，并不会放任蔡英文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的过激行为。同时，如上所述，对中国大陆所谓的“对台胁迫、挤压”也要适当予以“阻止”，也就是同样采取“威慑”的做法。因此，拜登幕僚提出的“管控台海局势”，实际上是针对大陆与台湾的“双重压制”，采取的是一种“双向威慑”(或“两面威慑”)的策略，既对大陆方面施加威慑，也对台湾方面加以限制，所要追求的是实现自己战略收益的最大化和保持战略影响力。

四、拜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之间的失调

从中观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23] 一个好的、能够行得通的战略，往往要把握好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高度协调的状态。战略意图的设定必须有与之匹配的、合理足够的战略能力保证其实现。[24] 也就是说，战略意图必须合理，不能过高也不要自低，不能超出战略能力。确定了战略意图、包括自认为好的战略意图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它。如果缺乏与之匹配、发挥支撑作用的战略能力，战略意图的落空同样是必然的。拜登对华战略定位表明其战略意图仍然是要强力遏制中国崛起，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为此它要与中国展开所谓的“高强度竞争”。但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其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之间已经严重失调。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形的出现 ：一是此时最容易做出战略误判，一旦如此，必然在行动上行鲁莽之事，在结果上铸成大错;二是力有不逮造成进退失据，行动变拙。实际上，从长程的观点看，由于国力的相对衰退，加之长期以来打仗太多、战线太长、消耗过大，美国为实现战略目标所积蓄的战略能力处于退化状态，想干事却力不从心，很难保证完整实现本来的战略意图。正如最近有美国专家所分析的，即使是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所热衷的印太战略，今后在军力部署、财力支撑及盟国响应方面也都有捉襟见肘之处，因而在“战略竞争”中它很难对付所谓“中国带来的挑战”。而且，拜登政府声称要“管控台海局势”，但现在的问题是它在这方面的管控能力已经大打折扣，它首先面对的是自己国内问题，其次面对的是如何“管控大国竞争”。在此情形下，美国打“台湾牌”的效果将越来越弱，其对台湾承诺的兑现能力已越来越差，而台湾方面为此付出代价越来越高。这也就是特朗普疯狂之后的“拜登困境”。

而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讲，中国崛起和国家统一已是外部势力难以遏制的历史进程，无论是进行地缘遏制、政治孤立，还是实行同盟围堵乃至诉诸军事手段都无法阻止。由于中国为自己设定的战略目标是合理的，也是有限的，即 ：中国在发展方面的“战略意图”只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超越自己的前提下实现民族复兴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只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因此，不用怀疑，中国现在恰恰是处在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高度匹配、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中，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能够集中力量做些大事。只要自己不发生颠覆性的错误，只要按照 2035 年远景目标规划所作部署稳中求进，中国一定能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两相对比而言，中国现在靠的是运之势、心之力 ;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是知天易、逆天难。

注释

[1]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均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列出三种类别，其中第一类是“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因被认为是“改变现状的国家”而列入此类。该报告同时将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

Final-12-18-2017-0905-2.pdf,December 2017;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7.pdf.

[2]香港中评社 2021 年 1 月 29 日。

[3]参考消息网转自日本共同社 2021 年 3 月 4 日报道。

[4]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美 国 白 宫 网 站 2021 年3月3日，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5]人民网 2021 年 2 月 5 日。

[6]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 2021 年 2 月 4 日报道。

[7]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均有报道，Tony Blinken says‘Trump was right in taking a tougher approach to China’, New

York Post，January 19, 2021 ;Blinken Backs Keeping Tough China Policy，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0，2021.

[8]本文作者发现国内很早时(未判定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国际政治中“修正主义国家”的论文，对“修正主义国家” 的概念及中美是否“修正主义国家”作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见袁伟华 ：“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国际展望 2012 年第 6 期。

[9]相关分析可参见张洁 ：《美日印澳峰会加剧地区秩序博弈》，世界知识 2021 年第 7 期。而对美日首脑联合声明有关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涉台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4 月 17 日做了相当有说服力且极有针对性的回答，见人民网 2021 年 4 月 18 日。

[10]《环球时报》2020 年 11 月 8 日。

[11]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96.

[12]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2021 年 1 月 18 日报道。

[13]美国国务院网站 2021 年 2 月 3 日，https://www.state.gov/briefings/department-press-briefing-february-3-2021/ .

[14]中国外交部网站 2021年3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3088.shtml.

[15]台湾《联合报》2021 年 3 月 17 日。

[16]台湾《中国时报》2021 年 3 月 22 日。

[17]台湾《中国时报》2021 年 4 月 18 日。

[18]U.S.-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U.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美国白宫网站 2021年4月16日，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 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19]香港中评社 2021 年 2 月 4 日。

[20]美国国务院网站2021年1月23日，https://www.state.gov/briefings/department-press-briefing-january-23-2021/.

[21]台湾《联合报》2021 年 2 月 2 日。

[22]中国台湾网 2021 年 1 月 28 日。

[23]根据层次分析法，在国家层次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并进行演绎分析和逻辑验证的理论，应该属于中观国际关系理论。

[24]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战略意图”与“战略能力”间的关系问题，可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34 页。

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21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21/8/25   发布时间：20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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