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小荣  来源：西瓜视频

来源时间：2021/8/23   发布时间：2021/8/22

旧文章ID：25811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随着塔利班占领喀布尔，阿富汗政权易主，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本文。他在文中认为阿富汗事件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而这种衰落主要是美国内部原因造成的。他呼吁美国放弃霸权妄想，专心维护现行世界秩序，应对中俄威胁。他在文中声称中国执行扩张主义政策，中国对民主价值观构成威胁等，这些都是他的个人看法，并不说明实际情况。观察者网翻译本文以供读者参考，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文/弗朗西斯·福山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本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垮台，绝望的阿富汗人竭力想要逃离喀布尔。随着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阿富汗的这一恐怖画面显示出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真相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到来了。导致美国虚弱和衰落的长期因素更多来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美国仍会在未来数年保持其大国地位，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它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霸权独占鳌头还不到20年。那时的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权力领域都占有优势。它最狂妄的时刻出现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时它不仅想要改造阿富汗(两年前入侵)和伊拉克，而且还想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正如它低估了本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它也高估了军事实力对政治的影响，以为单凭武力就可以引发重大政治变革。历经十载，美军深陷在两场游击战中无法自拔。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运动引发了严重的不平等，而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更使这种不平等雪上加霜。

弗朗西斯·福山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本文

这一时期的单极化程度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此后整个世界逐渐恢复到一个更为正常的多极化状态，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和其他权力中心从美国手里拿走了部分权力。阿富汗可能最终不会对地缘政治造成太大的影响。美国在1975年撤出越南，这一提早出现的耻辱性失败并没有击垮美国，它很快就在十年后重回巅峰，现在正与越南一道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美国仍掌握着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经济和文化优势。

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其国内形势：美国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议题，但此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文化认同的激烈斗争。认为自己被精英集团边缘化的人群要求得到承认。我在30年前就认定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致命弱点。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严重的外部威胁，如全球疫情，应该成为团结民众共同奋斗的机会。但新冠肺炎危机却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以及现在的接种疫苗都不再被视为是单纯的公共卫生措施，而是划分不同群体的政治标识。

从体育比赛到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美国人要购买不同品牌的商品，类似的冲突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后民权时代，美国作为多种族的民主国家，其引以为傲的公民认同已被叙事分歧所取代，即1619年叙事对抗1776年叙事，两大叙事的区别在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还是建立在争取自由之上。这场冲突发展到对立双方各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现实，即2020年11月的选举要么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要么是一场产生非法选举结果的大规模欺诈。

从冷战到21世纪初，美国精英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美国要引领全球政治。磨人而又似乎永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许多美国人厌恶类似中东这样的麻烦地区，而且也使他们不愿再卷入一般性的国际事务。

两极分化还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持鹰派立场，指责民主党人想要“重置”美俄关系并对俄总统普京抱有天真的幻想。后来，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拥抱普京，扭转了这一局面。如今，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还大。属于保守派阵营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前往布达佩斯，向匈牙利的威权派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表达敬意。说“拥有自由主义者”(右翼分子的流行语，为了“激怒左翼”)之类的俏皮话比捍卫民主价值观更重要。

在中国问题上，两党的共识更加明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但共识也就到此为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考验来自于台湾而非阿富汗，即如果台湾地区受到中国的直接攻击，美国要怎么办。美国是否愿意为了该岛的独立而牺牲本国人民的生命?或者，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会冒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严峻问题，但各方可能都会戴着党派斗争的有色眼镜去进行一场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

两极分化已经损害到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更不用说未来的上述考验。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即美国制度和社会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现已大大减弱：我们已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运转良好，或者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美国的党同伐异和功能失调。成熟民主的标志是国家权力能在选举后和平移交，而我国并没有在1月6日通过这次民主测试。

执政七个月来，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败笔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阿富汗的迅速崩溃。无论这么说有多不体面，但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个明智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拜登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应对以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更大挑战，撤军是必要的。我希望他是认真的。巴拉克•奥巴马从未成功地“转向”亚洲，因为美国一直在专心平息中东的乱局。本届政府需要转移资源和注意力以团结盟友遏制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其早先的霸权地位，它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想法。它所能怀有的期望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它在喀布尔采取什么样的短期行动，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在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和树立一个目标。

来源时间：2021/8/23   发布时间：2021/8/21

旧文章ID：25810

作者：周文星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周文星(Zhou Wenxing)，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助理研究员、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1年7月29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草案。该草案纳入了多名共和党亲台议员提出的一项重要涉台修正案，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制作、获取或展示将台湾、金门、马祖、澎湖、乌坵、绿岛或兰屿岛描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任何地图”。换句话说，这项有待参议院表决的议案试图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将台湾地区从中国地图上“剥离”出来，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为“台独”张目。该议案只是新一届国会议员1月3日宣誓就职后发起的数十项亲台反华立法提案之一，且国会在相关涉台条款中更倾向使用“必须”(shall)等对行政当局有约束力的词汇。上述动向表明，在美国实现执政党轮替后，国会仍试图延续特朗普时期主导涉台政策的决策模式，这无疑将增加拜登政府回调涉台政策的难度，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设置巨大障碍。

01 拜登执政以来国会主导涉台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2021年1月20日宣誓入主白宫后，共和党众议员约迪·阿灵顿于1月28日率先提出编号H.R.497、旨在敦促世卫组织给予台观察员身份的议案，而后，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2月8日在参议院发起上述议案的姊妹议案(S.296)跟进。宣誓就职不久的第117届国会(2021—2022年)密集出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发起大量涉台立法提案。这些提案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是投入比往届国会更多的精力干涉台湾问题，试图继续主导美国政府涉台政策走向。据笔者统计，截至8月16日，国会参众两院立法者在过去七个多月已密集发起40多项涉台立法，远超历史上多数单届国会(一届国会为期2年)涉台提案的总数。过去40多年来，仅有四届国会涉台立法提案超过40项，即第116届国会(2019—2020年)的53项、第106届国会(1999—2000年)的48项、第96届国会(1979—1980年)的46项和第105届国会(1997—1998年)的44项。在拜登执政后的半年多提出相当于以往国会两年内的涉台提案数，足见本届国会主导涉台政策的野心。

二是议案数量多而决议案偏少，显示出国会试图塑造涉台政策走向的强烈意图。国会立法提案主要有四种形式，即提出议案(bill)、联合决议案(joint resolution)、共同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和简单决议案(resolution)。其中，简单决议案和共同决议案分别仅需提案的本院和两院表决通过即可，不需提交总统签署也不对行政当局构成法律约束。议案和联合决议案则不同，两者都需两院表决，随后将两院达成一致意见的草案版本呈交总统签署，最后形成对行政当局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法(public law)。一般而言，国会往往倾向于发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以表达立法者的政策立场与意见。然而，本届国会已发起30多项议案，而简单决议案和共同决议案总数不及10项。一旦这些议案完成制订，它们将犹如1979年通过的《与台关系法》，该法对卡特以来的历任总统及行政当局构成有力的约束，使后者难以调整或改变涉台政策。

三是继续将专门的对台议案并入综合议案中，通过“捆绑销售”的方式提升涉台议案的通过率。里根总统任内把对台军售条款塞入完成立法的《198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开了将涉台条款并入综合议案的先河。为提升涉台条款的通过率，国会近年开始将专门针对台湾的议案列入极有可能制订的综合议案。如《2020年台湾保证法》正是作为每年必定完成立法的《2021年综合拨款法》的一部分，于2020年12月底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并完成立法的。本届国会继续使用这一手法，如不久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又称“老鹰法案”)草案就单列了一项对台议案，即第209节“台湾奖学金项目”(又称“台湾奖学金法案”)。

四是企图全面解绑约束美台关系发展的“一个中国”政策，推动美台双边关系“正常化”。为了突破既有涉台法律框架下的美台“非官方”关系，进一步推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及美方声称的“一个中国”政策走向“空心化”，本届国会发起大量含有极端反华亲台涉台条款的议案。例如，6月8日以高票获参议院表决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原《无尽边疆法》)，明确将台视为印太地区的重要“国家”，禁止称台为“当局”而改称“政府”。在其他议案中，国会也多次重申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官方化”，猛烈冲撞自尼克松以来历任总统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

02 国会立法干涉台湾问题的逻辑与规律

通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的涉台提案立法趋势，结合对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美国行政与立法关系(总统与国会关系)、台湾当局对美国国会游说趋势、美国主流智库涉台政策倡议的分析，可知美国国会以立法手段干涉台湾问题存在较为清晰的逻辑脉络，遵循着一些基本规律。

一是中美关系整体态势是影响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原因。当美国外部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且对中国存在较高的战略合作需求时，国会往往较少发起涉台提案，反之亦然。例如，在美苏争霸时期的里根执政任内(1981—1989年)，国会平均每年发起的涉台提案为历史最少，仅7.25项，但苏联解体之后迅速增至老布什时期的15.5项，克林顿时期增至19.4项。在美国安全形势因“911事件”再度恶化时，年均涉台提案降至小布什时期的14.3项和奥巴马时期的9.4项。而当特朗普执政中后期对华极力推行战略竞争甚至对抗政策时，第116届国会(2019—2020年)发起了史上最多的53项涉台提案，使特朗普执政时期涉台提案年均数再度攀升至18.8项。当前国会以空前活跃的姿态介入涉台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延续了数十年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

二是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状态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会涉台立法数量的多寡。例如，从里根时期到老布什时期，共和党从控制参议院(1981—1986年)到失去两院多数党地位(1987—1992年)，与之相伴随的是涉台提案数从第97届国会(1981—1982)的8项，持续增长到老布什后期第102届国会(1991—1992)的35项。又如，当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多数党位置时，涉台提案相应地大幅增加，从第115届国会(2017—2018年)的22项剧增至第116届国会的53项。当前拜登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掌控参众两院，享有“一致政府”的有利地位，本应对反对党发起的涉台提案形成掣肘，但不同以往的是，府院和两党就对华强硬达成的高度共识似乎抵消了拜登在国会的作用。文章开头提及的《2022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正是在民主党占多数席次的众议院首获通过的。

三是台当局对美游说为国会发起涉台提案添加了“润滑剂”。台湾当局长期对美国立法和行政部门进行政治与金钱游说，与美国联邦政府维持紧密的关系。笔者统计发现，台湾当局对美游说金额与美国涉台立法提案数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例如，1993—1996年共出现近20项邀请李登辉访美和近30项呼吁台湾地区加入国际组织、对台军售和加强对台“承诺”的提案。快速增长的涉台提案数与台湾当局对美游说金额增长幅度一致，且这些议案、法律与台湾当局当时的涉外目标也相同。与此对应，当马英九当局将对美游说金额降至历史新低的1700多万美元时，美国国会则减弱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力度。笔者初步考察发现，蔡英文主政以来台湾当局加强了对美游说力度，这势必为美国国会议员将涉台议题加入国会山政治议程提供了动力。

四是美国保守派智库的支持声援。长期以来，以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在主张提升美台实质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这些传统的保守派智库，以及与台湾民进党交往甚密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与美国军方关系紧密的2049计划研究所等新型保守派智库，在特朗普主政期间趁势发表大量亲台反华的文章评论，积极出席国会作证，热衷赴台拜会岛内相关政治人物，鼓吹提升突破美台“非官方”关系，甚至主张彻底改变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台海政策框架，为国会介入和主导涉台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03 国会主导涉台政策的挑战与出路

自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至今的七个多月时间里，参众两院立法者密集发起40多项涉台立法提案，若按现有趋势发展，两院议员势必在剩余的16个多月提出更多提案，使本届国会成为自中美建交以来发起涉台立法提案数最多的国会。随着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上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素来主张对华强硬的国会势必谋求持续主导涉台政策，进一步推行所谓的“以台制华”，在今后几年加大力度疯狂打“台湾牌”。

国会积极介入台湾问题，大幅提升美台关系，将在多个方面造成不利后果。一是为寻求“台独”痴梦的民进党当局及分裂主义势力释放错误讯号。民进党当局目前没有且未来也不大可能放弃谋求“台独”，美国国会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操弄“台湾牌”的做法，将诱使台当局和相关分裂势力采取更具挑衅性的大陆政策，为陷入政治僵局和军事对峙的两岸关系走向缓和注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二是将推动美国的对台政策走向战略清晰的另一端。国会以立法手段逐步改变美国既定的战略模糊政策(即美国在军事干涉台海冲突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将鼓励当前美国部分政策界人士投入更多的精力，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走向“战略清晰”。三是为中美关系重启设置巨大障碍。国会立法干涉极为敏感的中国内政问题，危害中国核心利益，阻碍祖国最终统一，势必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反制，这又会在当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下引发美方的新一轮报复，增加中美关系转圜的难度，甚至提升中美在台海兵戎相见的概率。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另有两大潜在挑战值得密切关注。一是拜登政府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国会。一方面，美国行政当局在内政议题上因共和党的掣肘举步维艰，为了安抚共和党鹰派势力，获取后者在内政议题上的支持，拜登极有可能在涉台政策议题上被动妥协，从而使国会处于更强势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获得所谓“战略筹码”，不排除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配合立法部门的可能性，继而再度出现特朗普执政后期总统与国会携手打“台湾牌”、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不利情况。当前拜登本人似无意制衡国会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民主党占优势的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多项明确冲撞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议案即为明证。

第二大潜在挑战，是未来美国国内政局变化有可能进一步损害我国核心利益，威胁中美关系发展大局。如果民主党人在2022年11月份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失利，更倾向于反华亲台的共和党所掌控的国会两院势必发起更多涉台立法提案，届时中美关系恐将被推入更加艰难的困境。要知道，共和党几乎主导了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所有涉台议案，并且主导了自拜登执政以来国会发起的绝大多数涉台议案。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成员对前文提及的“老鹰法案”投下反对票，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该法案对中国不够强硬，要求国会制定更多抗衡中国的行动。可以想见，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将会如何疯狂地发起涉台提案，以图“以台制华”。

尽管国会反华亲台势头正猛，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应放弃涉台政策这一原本属于总统职权范围内的政策议题。相反，拜登政府应主动作为，以积极管控台海分歧、力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突破口，夺回被国会占据的涉台政策主导权，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当前，拜登政府具有达成上述目的的战略动机。一是拜登本人及其内阁成员熟知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皆主张在涉台政策上采取更理性务实的立场。二是拜登政府谋求与中国的良性竞争和积极管控分歧，这使得中美为台湾问题降温并展开对话成为必要。三是拜登谋求美国重新领导世界，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方必然要在双边、区域以及国际议题上加强同中方的政策协调与对话。

国会主导涉台政策束缚了拜登总统的手脚，使之难以与中国重启外交关系。不论是为了夺回涉台政策与外交政策主导权、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谋求2024年连任，还是实现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宏愿，拜登总统都应尽快以台湾问题为切入口，与中方展开建设性对话。

来源时间：2021/8/23   发布时间：2021/8/23

旧文章ID：25809

作者：刘怡  来源：澎湃新闻

随着美国宣布全面撤军，塔利班已经占据了阿富汗34个省会中的12个，并在昨日(8月12日)宣布夺取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和第三大城市赫拉特，这对于塔利班而言意味着巨大的胜利。下一步，他们正朝着首都喀布尔前进，并试图让首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的未来就近在眼前，它会复制其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掌控阿富汗全国的局面吗?

阿富汗自1979年以来的当代史，似乎一直和无休止的冲突联系在一起。除去我们熟知的苏联入侵、美国干涉等外部势力持续施加的影响，其内部的军阀割据乱象和20世纪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频频失败，也导致了塔利班的崛起。把苏联和美国纷纷拖入泥沼，阿富汗被泛泛地称作“帝国坟场”。但“帝国坟场”这样他者化的描述足以概括阿富汗作为独立国家的全部内涵吗?它从20世纪初开始模仿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为何间歇性陷入瘫痪?它是如何被1960年代以来的全球历史浪潮所影响，又是如何反过来对单极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做出了报复?带着这样的疑问，刘怡在2017～2019年三次进入阿富汗进行深度采访和报道。在那里，他与1980年代的抗苏“穆贾希丁”领袖、本·拉登的早期合作者以及现任政府官员做直接交谈，试图理清阿富汗动荡历史背后的驱动力。

本文整理于三联战地记者刘怡7月31日在北京及物v.t.(微信公号：jiwuvt2021)的分享。根据亲身采访经历，刘怡从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军阀割据的状况、阿富汗边界线上绵延的难民营、崩溃的教育系统、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利益关联等方面详细阐释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的原因、过程及其内部的分裂，并解释了为什么在阿富汗的战争会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治安战。全文注释由整理者所加。

20世纪的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几条道路之争

喀布尔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达鲁阿曼宫[1]，达利语(又称达利波斯语或阿富汗波斯语，是一种在阿富汗使用的波斯语的变体)里是“和平之宫”的含义，它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巨大的欧洲建筑，修筑达鲁阿曼宫的是1919到1929在位的阿富汗独立之父阿曼努拉国王，也是阿富汗现代化之父。

阿曼努拉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非常欧化的统治者，他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为他设计了达鲁阿曼宫这样一个庞大的欧式宫殿，在这个宫殿跟喀布尔的老城区之间铺设了阿富汗的第一条窄轨铁路，新的宫殿所在的街区其实是在一个丘陵上，他把丘陵的顶端削平了，等于在一个高出城市水平面的位置上建了一座新城。除了这个宫殿之外，还有阿富汗新的议会所在地，西式的旅馆商场，这些差不多是1919年到1929年，阿曼努拉国王率领阿富汗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保护国制度)之后的十年内去建设的。他在这10年之内还替阿富汗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宣布妇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参与选举的权利，甚至他派了调查队去阿富汗农村，调查何地出现了家庭纠纷，丈夫打妻子可以把丈夫抓起来。

阿富汗人民震惊于阿曼努拉国王的改革措施，确切地说是震怒，因为他的这些政策影响到了控制阿富汗广大农村的部落长老，还有地主阶层的利益。阿曼努拉国王不仅想要在农村搞土地改革，还想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甚至在1920年代，他就开始尝试在阿富汗的一些农业省份修筑公路，当时为了让农产品的运输和交通能够得到改善，就开始修筑全国性的公路网。但是当时公路修路的质量不好，养护成本也很高，农民又不明白，赶着马和驴在公路上走，会被警察说破坏基础设施，被抓起来了。农民很愤怒，国家号称是为了我们好而修了公路，修了公路又不让我们用，结果农民就把公路扒了。阿曼努拉国王时期想给全国修一些大型的水电站来解决灌溉的问题，但是这又影响到了阿富汗农村传统社会当中地位非常高的阶层——米拉布(Mirab)的利益。

米拉布是什么?米拉布的意思是分水人，阿富汗是一个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各个村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要进行大规模的械斗，最后大家就决定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米拉布。米拉布可以被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利益协调人，他在不同的村落之间协调，哪个季节给你供应的水多一些，让你可以耕种;哪个季节给另一方更多一些;碰到这种大旱灾或者荒年的时候，怎么互相共担风险。所以米拉布阶层在阿富汗的农村，可能除了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之外，是另外一个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但是修了水电站和水渠就等于把米拉布阶层的特权给消解掉了。米拉布就挑唆农民起来反抗。比如当地米拉布会说大坝修好以后会优先供应旁边一个省，我们这儿的情况没有改善;又或者政府为了解决水电站的投资问题，提出说征收用水收费，米拉布就说我们过去从河里打水也不用缴费，政府修了水电站现在还要钱。这便导致了从以阿富汗农村的传统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教唆普通农民发动全国性的起义去反对阿曼努拉国王的政府，推翻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就是查希尔沙的父亲纳第尔沙。

阿曼努拉的下场使得纳第尔[2]和末代国王查希尔这两位国王绝大部分时期不敢再大动干戈，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多年查希尔在位时期，是近代阿富汗最稳固的统治期，他什么都不干，既不搞改革，不要求分地方的势力，也不搞现代化，不去触动地方的利益结构。撼动对整个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这种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差不多是一直到1960年代之后才出现。查希尔国王的表哥达乌德亲王，当时曾经担任过总理，后来以他为首，提出了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类现代化、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改革。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前现代性特征在阿富汗最根深蒂固，也是最本质性的，而且很要命。

20世纪60年代，以达乌德亲王为代表，阿富汗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人提出，苏联是我们的邻国，苏联也想跟阿富汗搞好关系，阿富汗能不能模仿苏联，在农村搞集体化，然后在城市搞大工业，把阿富汗迅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有点像模仿纳赛尔搞阿拉伯社会主义。阿富汗裔美国学者塔米姆·安萨利写了一本《无规则游戏》，这本书里讲到阿富汗一直以来的城乡矛盾，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精英阶层的矛盾，是阿富汗历史前进和中断过程中很重要的动力。

阿富汗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在考虑按照苏联模式来实行国家现代化，同时阿富汗的农村精英阶层，尤其是从农村通过考学进入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学生，他们也在讨论往阿富汗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阿富汗，虽然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传统受到尊重，但实际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阿富汗政府对于比较极端的宗教思想处于防范的状态。当时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没有能力就提供研究性的教育，所以很多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要么去欧美，要么去阿拉伯国家进一步留学，去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富裕家庭都去美国了，但是也有一些农村精英、部落领袖、农村米拉布的子女、富农家庭的子女，没有那么多钱能到美国或欧洲，他们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就是埃及。埃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包括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的。然后艾资哈尔大学那个时候是埃及极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反抗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地。回溯整个现代伊斯兰思想史，从20世纪后半叶有很多代表性人物都是艾资哈尔大学毕业的。而这些到了埃及的阿富汗留学生参与各类读书会学习会，研究禁书、地下手抄本，比如赛义德·库特布[3]关在监狱里时其到处流行的手抄本。

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贾希丁指挥官拉苏尔赛义夫[4]和他当时的一个老师，后来短暂当过阿富汗总统的拉巴尼[5]，他们俩比马苏德[6]、希克马蒂亚尔[7]他们要年纪大一些，他们1960年代就去了埃及留学，之后就把库特布的书偷偷夹在行李里带回来，然后他们在埃及读完博士，留完学回国就去喀布尔大学当老师，然后就就组织学生关了门抄书，抄完再把阿拉伯语翻译成普什图语，然后再办地下印刷所，然后再把这种东西流通出去。于是197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喀布尔大学很快就变成了库特布主义在阿富汗的一个大本营。

在阿富汗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比较缓慢的国家，尤其是全国只有2万多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大半是喀布尔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哪怕到了后来内战时期，傀儡政府的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8]跟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在十几岁念中学大学时候就已经特别熟，因为全国就只有三所好中学和一所好大学，所以下一代精英都在这个学校，其中比较激进的一帮人从18岁开始，每天晚上跟着自己的老师读那些宣扬伊斯兰要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实现现代化的书。

顺便提一下，我采访过著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喀布尔大学的工程系读书，喀布尔大学的这些精英学生国际化程度很高，基本上都会一、两门外语，除了阿拉伯语能读英语法语，能直接读外国书报。他们在学校里激烈地讨论世界局势，希克马蒂亚尔和他的一个师兄——一个铁杆的毛派，在校园里面辩论阿富汗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辩论了一个礼拜没有辩过对方，然后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买了一把枪把师兄打死。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个人仇杀这种极其前现代的特征，在他身上并没有因为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改变了。

1970年代初的伊斯兰世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时代背景——埃及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失败，导致阿拉伯社会主义在批评者那里突然变得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埃及学苏联学了十几年结果被以色列一个礼拜打垮了，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看来主要就是学苏联学错了。而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能走，因为美国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当中一直支持以色列。那么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了政教合一，他们认为，最后拯救阿富汗，千言万语还是要回到穆罕默德的道路上去。

站在外界的角度，我们可能一直以来有个误解，认为阿富汗国内的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是以1979年苏联入侵为起点的，但实际上不是。1974年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第一个阿富汗流亡者的武装训练营。从1970年代初期，阿富汗上层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集团，和新崛起的笃信政教合一和库特布主义的农村精英集团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1970年代初，像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还有包括赛义夫就已经从喀布尔跑到了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入侵之前，他们的家族追随者，还有其他反对王室逃到巴基斯坦边境的人可能就已经有20多万了，1980年代参加反苏战争的激进伊斯兰游击队穆贾希丁(Mujahideen)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库特布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阿富汗必须按照库特布制定出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化方略来实现国家的自救，包括实现国家的富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跟本·拉登走得那么近，因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现任首领扎瓦西里[9]本身也是赛以德·库特布理念的追随者，只是说穆贾希丁他们还带有阿富汗民族主义者这样一层背景，所以他们在1980年代等于说是建立了一个同盟，但同盟的目标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民族问题、“阿塔”与“巴塔”

但反过来讲，阿富汗本身又面临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民族结构非常不正常的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它有主体民族，但这个主体民族又不够大，非常容易造成冲突和对立，普什图人在阿富汗的整个人口中大概占40%-45%，它是绝对数量排名第一的民族，但40%-45%比例又不够大，因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还有乌兹别克人加起来也超过30%，而在历史上的普什图统治者是阿富汗主流，所以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一直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分歧的根源，因为英国通过1897年的杜兰德线[10]这样一条人为划定的国界线，把作为一个完整的普什图民族突然分割在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之内(今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普什图人)。但是有一些普什图人不认可杜兰德线的存在——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但绝大部分阿富汗人随着历史的发展，算是逐步默认了杜兰德线。

传统上阿富汗塔利班是既有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民族背景，又有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国籍背景。为什么美国人这次在撤军谈判谈判当中也一定要求塔利班，不能跟领土上的其他国际势力，比如基地组织、ISIS呼罗珊分支[11]有勾结，美国人一定程度上也想利用这一点。传统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从来没有要求建立一个超国界的共同体，尤其是他从来没有对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聚集区提出过领土诉求。我觉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内收型的政治军事共同体。可能在它的崛起过程中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没有提出过普什图人应有自己的国家这种方案。

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诞生的时间实际上要比阿塔晚将近10年左右，是2000年的之后才出现的。而巴塔的最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普什图斯坦，建立一个纯普什图人的国家，取消1897年的杜兰德线。

当然这两种诉求之间肯定还是有交集，阿富汗塔利班是比较愿意维持一种边境地区模糊不清的局面，但是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好像没有领土野心，历史上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诉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跟阿富汗的政府方面一直有互动。巴基斯坦政府特别震怒的一件事是2016年，他们在伊斯兰堡逮住了两个阿富汗的国安部的官员，这两个人是跑到巴基斯坦来找巴塔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当时加尼政府跟巴基斯坦政府的这种关系不良，然后他们就跑到巴基斯坦来，想挑唆巴塔在边境上搞事，给巴基斯坦政府制造麻烦。实际上巴塔所要求的东西比阿塔要大，而且也更复杂。对巴塔来说，一方面他长期跟阿塔是战略盟友，但是一方面阿富汗政府派人来送钱给他，他也收。

回到阿富汗的这些势力，无论是穆贾希丁群体，还是后来塔利班，他们诉求都是针对作为一个多民族独立国家的阿富汗，而不寻求把现有的这种国境线往外扩展，而穆贾希丁群体，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阿富汗城市精英集团的反对者存在，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大概20年左右的武装抵抗当中，他们一直试图利用阿富汗农村和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去反对苏联以及他们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

所以这也使得整个阿富汗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治安战，几支反苏游击队在得到美国、英国和欧洲，包括沙特阿拉伯巨额的财政援助之后，就控制了农村地区和山地，而政府军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苏军尝试过对他们的几个主要基地进行突袭，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等到苏联在1989年宣布撤军后，政府军也无法维持交通线了。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政府军盘踞的仅有的大城市和公路线都被占领了，使得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共和国宣告了灭亡，这是1992年左右。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之路

就在阿富汗人民共和国灭亡后，穆贾希丁群体内部的矛盾激化，最突出的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冲突，因为希克马蒂亚尔是所有普什图人游击队领袖当中势力最大的，所以巴基斯坦当时认为希克马蒂亚尔最值得扶持，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未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在19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个修筑中亚天然气管线的计划，把哈萨克斯坦作为起点，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抵达印度洋。因为美国希望中亚这几个国家在经济上脱离苏联，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好几个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它要经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带，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果这条天然气管线真的建成，会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巴基斯坦希望在1990年代初期，由它来主导来解决阿富汗问题，使阿富汗这种内战四分五裂局面迅速结束，所以扶持了代理人，也就是希克马蒂亚尔。

而马苏德——一个塔吉克人，阿富汗的少数族裔——作为非普什图人推出的共同领袖这样的角色出现了。马苏德在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今天的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英雄，但实际上阿富汗也有很多非常敌视他的人，认为马苏德在美国人和法国人眼中形象好是因为他懂外语，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军阀，有很多美国记者到过他的营地采访他。但是其实马苏德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塔吉克民族主义者，他在控制喀布尔的阶段，集体枪毙城里的哈扎拉人，杀掉了1000多人。所以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在1992年傀儡政权覆灭之后，很快形成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一方，以马苏德和盟友为另一方，争夺全国政权——尤其是首都——的局面。

后来希克马蒂亚尔把首都喀布尔围起来，打电话给马苏德，命令他把城市交出来，然后马苏德反对，这被马苏德旁边一个法新社记者录下来，那段对话后来在阿富汗和西方世界都特别有名，接下来希克马蒂亚尔就开始往城里发射火箭，炸掉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三层楼。

在内战爆发的阶段，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就开始跟穆贾希丁这个群体离心离德，因为1980年代普通民众支持他们抗苏，除去本身民族主义情绪之外，也是因为穆贾希丁承诺下一步要建设一个政教合一的现代化国家，包括他们派人去跟伊朗接触，说要模仿伊朗的模式，还承诺要给老百姓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但问题是苏联人走了，纳吉布拉政权也垮台了，穆贾希丁真正做的就是把首都围起来发射火箭。在穆贾希丁群体的实际控制区，比如白沙瓦一共有7支游击队，在各个省还有一些分散的小军阀势力，他们都曾经加入过抵抗苏联的战争，但战争结束以后，就形成了整个阿富汗十几股武装割据的这种局面。每个军阀在他们的实际控制区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等。从1992年到1994年，几个主要的穆贾希丁派别围绕着首都打了两年多的内战，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全部掉到了谷底。

塔利班最初是作为一个惩强除恶的罗宾汉形象出现的，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12]是80年代参加抗苏战争的老兵，抗苏战争结束以后，他隐居在家里。他开始出名是因为1994年奥马尔得到一个消息，当地的小军阀带着他的部队洗劫了当地的学校，抢走了几个女学生，奥马尔带着街坊去追击小军阀，把这几个女学生给夺回来了，这一下让他在城里成了名人、善人，再接下来他把清真寺里传说中穆罕默德穿过的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宣称穆圣昨天晚上通过梦给他，让他带着大家去打穆贾希丁，接下来就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

在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巴基斯坦一开始是想扶持希克马蒂亚尔，但希克马蒂亚尔的武装包围首都打了两年也没打下来，而且因为炮轰首都，对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就导致他们在阿富汗民间的名望一落千丈。巴基斯坦政府本来想着希克马蒂亚尔能赶紧摆平这个烂摊子，下一步美国人就可以来修天然气管道了，结果内战一直打不完，而且他的公共形象还越来越差，就不再支持他们了，巴基斯坦政府下一步发现民众中名声最好的政治派别是塔利班。所以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一定程度上错判了塔利班的“淳朴性”——塔利班后来做的好多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原教旨主义，而巴基斯坦政府则以为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经验，后面好操纵他们，于是就开始支持塔利班。

而且在穆贾希丁的部队当中，尤其是普什图人的部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的内外战，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疲倦了，他们也希望尽快结束内战，其结果是数量非常多的普什图人士兵直接向塔利班倒戈，于是塔利班崛起得非常快，1994年才刚刚成型，1996年就掌控了局面。塔利班把所有的穆贾希丁几乎都赶到了只占全国10%领土的潘杰希尔谷地，这也就花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的时候，大家觉得穆贾希丁的部队总算撤走了，好日子要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塔利班对其宣扬的东西是真信，大家都认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很机会主义的。

“塔利班”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复数，它的单数形式是“塔里布”，指的是“学生”，特指宗教学校的学生。对古兰经所知甚少，但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热，又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行政经验和治国经验的这些人，最后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这5年的执政期就给出了答案。

对塔利班而言，基地组织最大价值是它跟世界之间的联系，比如跟阿拉伯世界的财源、激进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联。因为尽管基地组织在1989年就已经成立了，而在本·拉登一直到他策划9·11事件之前，基地组织的几起恐怖袭击活动几乎都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虽然在1990年代建立过联系，但是他们的同盟关系没有那么稳固。塔利班在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巴基斯坦吸引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如果没有9·11事件，按照正常的流程，可能2002年全球好几个重要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都会承认塔利班政权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权。

塔利班的一些执政理念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在1996年就控制了全国，为什么之前没有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塔利班从来也没有占领过巴米扬大佛所在的巴米扬省的全部，而他们不远万里派坦克和榴弹炮来专门摧毁大佛了，那是什么心理?巴米扬大佛遗址下面有一个村庄，村长说，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联酋三个国家是仅有的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国家，所以塔利班在执政的前4年还一直通过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方面进行接触，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承认它的合法性。

但到了2000年阿富汗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塔利班就向全球发出求助，呼吁大家来支援阿富汗的粮食和经费，但因为塔利班过去的所作所为导致没有多少国际组织来援助，塔利班为了报复国际组织，研究了半天决定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全球几个重要的博物馆、文物保护机构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写了一封联名信，谴责塔利班的行为。

塔利班用一种非常挑衅的语气回应，我们国家的活人挨饿你们不帮忙，现在不过炸掉了一个佛像就开始批评了，可见西方虚伪的嘴脸。但它这封公开信的语气，给人感觉好像阿富汗不是塔利班在治理，好像塔利班对阿富汗的饥荒粮食短缺没有责任似的，但是塔利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它觉得这是天灾，你们应该帮助我，你们不帮我就让你们不爽。

边境线上的难民和阿富汗崩溃的教育体系

从1970年代开始，阿富汗的政治流亡者就跑到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巨大的难民营。到今天大大小小的难民营里居民数量多的时候有上百万人，难民营无人问津，一些国际组织即使提供援助也仅仅是物资方面的。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条漫长的边境线上生活了100万难民，几乎是一个连绵的城市带，这个城市带里面一所学校都没有，等于说在难民营里长大的一代(比如1979年在边境难民营里出生，到了塔利班崛起的1994年就是15岁)，但是从他出生开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有一些宗教背景的伊玛目自己建立的教简单识字和古兰经的宗教学校，但都不是系统的教育，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工作。然而要得到枪支弹药又很容易。难民营在从1979年之后的将近40年里，变成了阿富汗不稳定因素的反应堆和摇篮。

在不同的冲突地区，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断过的国家中，叙利亚大概中断了10年左右，但是除了在阿勒颇这种受到严重破坏、学校被夷平的城市外，在绝大部分城市，包括大马士革周边的一些地区，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还在运转;伊拉克就不是这样，从海湾战争之后教育系统开始断断续续，因为很多中学老师都跑到欧洲去了，伊拉克在美国制裁之后经历了崩溃和重建，但是中间至少10-15年时间教育体制都很不健全。

而阿富汗这40年时间，大概两代人没有经历过系统教育，国内完全没有本国语言读写能力的文盲数量是特别惊人的。所谓的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正规教育。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本土化之后出现了一个情况，虽然一个人可能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培训班受过教育，但是只要其所在地区的著名清真寺写一个证明，证明其通晓古兰经，他便可以自称伊玛目，马上就成为社区的宗教领袖。还可以出资盖一个清真寺，他在这个社区就可以成为话事人。成为话事人也能给自己转化一些经济利益。

阿富汗重建过程中的平民生活、妇女权益与移民

我在2017年第一次去阿富汗采访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塔利班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制造的，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发现问题出在阿富汗人从来没有被告诉过，在现代国家里面的政治表达是按照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去完成的，当然在阿富汗也不存在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他们表达一种愤怒和不满的方式很直接，就是暴力。2018年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采访了一个爆炸现场，其实是政府内部的两个派别，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副总统，他们的支持者互掷炸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解决政治分歧和不满的方式。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有分歧和不满，问题在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认为表达不满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暴力。

在整个社会层面，一方面正义得不到维持，另一方面整个政府系统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成本变得极高。我对于阿富汗的受贿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印象，第一个是警察管跟平民要钱的行为叫“换零钱”：喀布尔的交通堵塞特别严重，如果堵在路上了，本来站在中间维持秩序的警察就会找过来，要和你“换零钱”。如果你给了1万阿富汗币，很可能他还给你的零钱是5000，所以阿富汗的好多本地司机出门不带钱包，怕警察去给他“换零钱”。反过来讲，这也是因为警察本身的收入很低，导致这种索贿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很正当的收入。除了基层新增清真寺之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存在，所以在阿富汗很多时候，这种腐败状况也使得进行一个特别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隐性成本非常高。

塔利班被美国赶走后，阿富汗重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金融课题，尤其是重建的前10年，大概从2002年到2012年，海外的阿富汗侨民、中东资本和美国资本大量涌入重建阿富汗的市场。

整个阿富汗的基建市场有大量的国外资本在流动。举个例子，在9·11事件之前，阿富汗全国没有电视台，也没有移动电话，可能只有1000多台固定电话，本·拉登在阿富汗也就听听广播。但是就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冒出了100多家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小土山上，瞬间布满了各大电视台的发射器、电信公司的信号塔，阿富汗人不太会形容这个天线是什么，就管这个山叫电视山。基本跟电信有关的基建所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是在重建的前10年进入阿富汗市场的。今天的喀布尔的市中心，4G信号非常畅通，这是因为阿富汗没有电信业基础，而国际资本就很愿意进入这种有巨大盈利前景的市场。

在今天阿富汗有一些商品的价格是很不正常的，最典型的就是可乐，一种是在本地罐装的，一种是进口的，二者之间的价格相差5倍。意思是在喀布尔如果买中国或者阿联酋罐装的可口可乐，价格跟在北京差不多，但是如果买在阿富汗本地罐装的可乐，差不多合到人民币7毛钱左右一罐。本地灌装的可乐是已经在美国侨居多年的一个阿富汗资本家，和阿联酋王室背景的资本方合作的。在阿富汗本地建立了这一系列轻工业跟食品有关的工厂，也就是在重建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有三拨人：一拨是在1979年(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就已经流亡到美国(有一些甚至后来进入了华尔街)，跟美国资本建立了关联的阿富汗侨商们。第二个是海湾资本。除此之外，就是从美国直接过来投资的企业。

我觉得金融问题，包括这些金融资源的流向，在阿富汗的前10年的重建过程中，绝对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包括他们后面的撤出和阿富汗的通货膨胀，乃至2012年以后城市化的停滞，跟金融资源的流向是有直接关联的。

过去的10年有很多外来援助以后，整个的国家虽然没有支撑它正常运转的结构，但本地生活也有零散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今天几乎喀布尔所有的社区，包括贫民窟都有了机井可以打水，解决了供水的问题，但是这种非常直接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于城市。在农村干这个事情成本特别高，政府也没有能力去维护农村的基础设施。

这类变化主要集中在类似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这样的这种大城市，喀布尔应该是吃到红利最多的城市，今天喀布尔的人口规模跟塔利班统治时期相比可能膨胀了三四倍左右，包括喀布尔现在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可能跟埃及和尼日利亚相差无几，虽然它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但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在比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17年左右基本上能够达到每个月250美元左右。另一方面，因为物价很低，这种普通工薪阶层在妇女不工作的前提下，也能维持一个四口或者五口之家的生活(不过，在喀布尔的街头，英语培训广告非常多，因为一部分阿富汗人，尤其城市的中下阶层的子弟，对他们而言，跑路当难民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且是一种投资。)，但反过来，在农村地区，情况会非常糟糕，虽然城市居民占阿富汗人口的比例可能有三成以上，但城市面积也只占整个国家的总面积20%左右，尤其越边远、越靠近边境地区的情况会更糟糕。

在妇女权益问题上，如果只看最上面一层，不光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感受不到特别突出的妇女权益问题，最典型的英迪拉·甘地[13]当过印度的总理，贝娜齐尔·布托[14]当过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的国会里面有女议员，我还采访过法齐娅·库菲[15]女士，她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还在中国出版了。法齐娅·库菲也是今年跟塔利班谈判的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所有这些人，包括库菲几乎都是地方豪门望族出身，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一个女性。

喀布尔有一个帮助离婚妇女来掌握职业技能的培训学校，培训学校的创始人是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的一个远房表亲，其实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要想为当地的妇女争取权益，首先要去获得社会资源，而易于获得社会资源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尤其是男性。所以法齐娅·库菲可以做一些事，包括可以经常出国，可以自己开着车在喀布尔的街头自由行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的表妹可以开个培训学校，去帮助社会妇女，但是如果当她们帮助的对象自己提出这种诉求的话，很可能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不了了之。

另一个是，阿富汗今天的女性，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这种女性，当她发现身处的国家社会对于个人发展不利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移民了，大多是移民去伊朗。

阿富汗移民规模达到百万级，这在3900万人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百万人中很多人本身不是出生在阿富汗。我在赫拉特的两个采访对象，一个是进了外交部当公务员，另一个准备要到中国来读博士，这两个人都不是在阿富汗出生的，他们本身是因为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1979年后大量流亡到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难民、移民中的一员，而在巴基斯坦很多城市也相应形成了类似唐人街的阿富汗城。我后来到了赫拉特之后才知道，对于阿富汗西部很多学生来说，越境跑到伊朗去打暑期工是一种赚零花钱的方式，反正那个边境管理非常松散。

这些在外国长大的人，虽然父母时常灌输说：“我们最后要回到老家去。”他们很多人在十几岁才被带回到阿富汗，后来在阿富汗读了中学和大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没有什么归属感。

阿富汗战略价值的当代意涵以及各国(战争)成本

近代以来，阿富汗在地缘意义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防御意义。对苏联来说，对于阿富汗的进攻，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攻势防御。苏联认为阿富汗的不稳定性，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可能对苏联在中亚的安全性构成影响。它并不是要长久占领，它只是要杜绝阿富汗可能影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所以苏联要扶持阿富汗政府搞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最后撤出。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想法。如果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会发现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物质成本很低，它在战争的第一年几乎没有投入像样的陆地力量。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6]认为在阿富汗是打了一场经济适用型战争，而且特别符合美军在1990年代的军事改革理念——空中力量加快速反应部队，尽量减少步兵，因为步兵长期驻扎是最费钱的。快速反应部队加上空中力量配合北方联盟[17]的武装力量，几乎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就结束了第一阶段战争，把塔利班从喀布尔赶了出去。站在当时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人也会像苏联人一样认为自己将来不会被这个地方吃掉多少资源。

到了2003年，根据波恩议程，美国开始扶持卡尔扎伊[18]政府，当时他们认为整个事情特别顺理成章，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这个计策不行，因为必须不断增兵，最后面临了沉没成本的问题：如果放弃了这个地方，所有以往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如果继续投资，可能会有保证一点资产的希望。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前总指挥官彼得雷乌斯[19]写了一篇文章，还保有这种观念，认为只要美方继续保证对阿富汗一定量的投资，他们总能收点东西回来。

拜登撤军，除去一个近乎意识形态的目标之外，他一定也评估过这么高的沉没成本承不承担得起，因为站在美国今天的角度，他就会认为继续驻军、继续投入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绝对稳定。反而撤军了，彻底把这个包袱甩出去，没准周边的其他国家还会愿意来分担后续的成本。不过，无论是政策缔造还是政策调整过程，很多时候不单单是根据成本和效用，还有很多其他考量，比如说美国各党的对外政策传统，甚至于某个领导人对于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观感等等，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总而言之，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比上一代人聪明，都会觉得上一代人犯过的错误我不会重犯，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往往不是这样。

阿富汗在历史上一方面是一个存在长期冲突的国家，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战争形态和正常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治安战。

如果不看资料，无法想象1985年苏联控制阿富汗的鼎盛时期，阿富汗政府军和苏军只占领了阿富汗领土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对于阿富汗来说占领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山地和农村不创造任何经济效益，也几乎没有人口。剩下三分之二的领土都是各路游击队在农村山地的活动范围。所以对于今天的阿富汗来说，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局面稳定没有那么困难，只要能守住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彼得雷乌斯实际上是把南部，尤其是毗邻巴基斯坦边境的那些地区基本放弃了，除此之外，在全国的主要交通干道和大城市近郊搞治安战。

彼得雷乌斯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维系胜利依然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治安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不断砸钱，而且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个很要命。另外就是，这样的的胜利，和政治上、战略上的胜利相比，都有着巨大的距离。

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在的那几年，把无论是基地组织分支还是萨达姆的纳克什班底神军都赶到了一些角落，但美国一旦决定削减对于伊拉克的军事投入，前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就把彼得雷乌斯训练的逊尼派武装给解散了，下一步这帮人就去投奔ISIS了。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最后的问题还是，愿不愿意在一个产出比很低的地方继续砸钱。

塔利班会彻底接管阿富汗吗?

我认为现在看塔利班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塔利班在它进入“地下”后的20年时间里，他们在一些省份变得在地化了。因为在他们从1996年到2001年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个时候塔利班几乎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虽然也有个内阁，但内阁的所有部长都是他们在各个省的省军区的司令。这些人从来不在喀布尔上班，他们都在全国各地，比如跟北方联盟，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这种势力在打仗。

所以在那一阶段就是，一方面塔利班的执政表现具有很强的表演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粗犷、非常不健全的机制。比如说我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件事是塔利班执政的那5年经常搞集体枪毙，但是因为塔利班很抵触电视，所以不直播，以至于它枪毙了很多反对者，但是没有人知道，等塔利班倒台之后才有人知道，那在当时就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震慑的效果。

但是在过去的20年塔利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变得有实际的执政经验了。2018年我去巴米扬省采访的时候，我聘请的司机是个退役上尉，我问他路上安不安全?他说不是很安全，中间有几个村庄是塔利班控制的，我说怎么办?他说没事，我们半夜两点走就行，我说半夜两点就没问题了吗?他说这个村庄是由这个省在地的塔利班控制的，这些塔利班其实就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每天早上八点才上班，天一黑就歇了。又没有雷达夜视仪，所以基本上晚上十点过后就没事了，半夜两点是最安全的，因为塔利班晚上也不出来巡逻。我就发现有一些省的这些塔利班慢慢变得在地化，包括他们有巡回法庭、医疗机构，有搞民间信贷的等等这样一些在地化的特征。

对于普通阿富汗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现在的局势跟4年前没有什么变化。比如，2017年喀布尔往西三、四十公里就有塔利班在活动，但他们不进城，在公路上设收费站，看见政府车辆就开火，但也不是什么都拦截。过去10年塔利班一直驻扎在自家隔壁，只要不来进攻就是可以共处的。

我对于塔利班在短期之内攻克喀布尔，并且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件事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原因是现在在巴基斯坦遥控的这些所谓的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和每个省的前线的指挥官，乃至和这些在地的塔利班的领导人，他们的目标差很多。

像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20]、塔利班第三代领袖阿洪扎达[21]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前线指挥官，塔利班的前线指挥官当中有不服阿布扎达的，甚至制造对自己领袖的爆炸袭击行动，前年在清真寺炸死了阿洪扎达的亲哥哥。而这些前线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才是真正的控制了边境贸易、鸦片、掌握武装部队的一些人。我认为哈卡尼网络[22]已经不能被视为塔利班的一部分了，它现在就使用独立的旗帜。

现在当然它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先要结束阿富汗政府的统治，反正美国人都要走了，政府军本身就是四面楚歌，和派系都关系不好。但当这个目标实现后，后方派跟前线派之间的冲突，包括在地的和激进的塔利班之间的冲突就会暴露出来。我在当地采访过的一些人，现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马苏德的弟弟瓦利·马苏德是前任驻英国大使，大使最近一年有8个月在巴基斯坦见各种人在研究，现在塔利班来了，能不能也分点蛋糕，希克马蒂亚尔也是非常活跃。他表示说，加尼组建不了一个代表团来谈判，我可以来组织。还有在阿富汗长期担任政府二把手的马苏德的政治接班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已经在阿富汗的东北部的某些省份开始造基地，如果塔利班控制了首都，他也会和追随者一起跑到自己基地，宣布他是阿富汗的一个合法领导人。

未来一两年之内，阿富汗的发展不会像1996年到2001年之内，可能更像1989年到1996年之间，不同省份的势力各自割据，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后大家互相争斗。反过来讲，即使阿富汗最后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权来重新控制全国，我相信到时候的施政方式和1996年到2001年之间还会有区别。

[1]达鲁阿曼宫建立者是当时的君主阿曼诺拉汗，并且打算修建一条连通喀布尔的铁路。宫殿是一座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它坐落在平平的山顶，位于阿富汗首都的西部。宗教保守派阻扰阿富汗的改革，该地被闲置多年。

[2]穆罕默德·纳第尔·沙阿在成功的军旅生涯(如1912年镇压曼加勒反抗事件)后成为阿富汗国王(1929年-1933年)。

[3]库特布主义(Qutbism)，伊斯兰主义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根源于穆斯林兄弟会已故领导者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主要阐述于其著作《路标》。库特布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主动的圣战主义，宣扬攻击型圣战(Offensive jihad)。库特布主义经由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与恐怖份子传播，如奥萨马·本·拉登就曾引用库特布主义来作为宣扬。

[4] 拉苏尔赛义夫是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贾希丁指挥官。他在 1980 年代参加了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的战争。

[5]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塔吉克族，曾任阿富汗伊斯兰国和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

[6]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族，阿富汗军事领导人，绰号“潘杰希尔之狮”。

[7]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政治人物、军阀。他是古勒卜丁伊斯兰党的创始人及现任主席。希克马蒂亚尔1974年组建阿富汗伊斯兰党，最初是反苏联的骨干分子。在1990年代，曾两次出任阿富汗总理。后来转向反美，多次袭击阿富汗政府及外国人。希克马蒂亚尔是阿富汗内战的重要人物，其军队仅仅在喀布尔一地就造成5万平民死亡，因此有“喀布尔屠夫”之称。2000年后逐渐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2001年逃亡巴基斯坦。2010年后谋求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2016年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

[8]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阿富汗政治家、共产主义者。他在198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苏联傀儡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92年，反政府军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迫下台，躲藏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1996年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之后，将纳吉布拉酷刑处死。

[9]艾曼·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埃及人，基地组织现任首领，该组织的重大恐怖攻击事件(如911事件)皆为扎瓦希里一手策划，是基地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10]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长达2430公里的边界分界线。它最先于1893年订立作为英属印度和阿富汗边界，由英国外交大臣莫蒂默·杜兰与阿富汗国王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制定，定夺双方势力范围界限，并务求改善外交关系和贸易。

[11]“基地”组织及其敌对势力——所谓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KP)——都将寻求在西方武装部队撤离这事情上捞取利益，扩张其在阿富汗的版图。来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7745494

[12]毛拉·奥马尔，是阿富汗伊斯兰教组织塔利班的领导人，在1996年-2001年担任政教合一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的埃米尔，为该国最高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并拥有“穆民的长官”的称号。

[13]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分别担任两届印度总理，在最后任期期间遇刺身亡。她是印度近代最为著名及存有争论的政治人物之一。其领导印度期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后人称其为“印度铁娘子”。

[14]贝娜齐尔·布托，巴基斯坦政治家及总理、前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前巴基斯坦总统及总理阿里·布托和努斯拉特·布托之长女。2007年遇刺身亡，享年54岁。作为由男性控制的穆斯林世界中的首位女性和全球首位在任内产子的民选领袖，其身份令她成为女权标志。

[15]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塔吉克族女权倡议者及女性政治家，于2001年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大力提倡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回到学校”运动，她是当今阿富汗政坛中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16]拉姆斯菲尔德(DonaldHenry Rumsfeld)，曾两度出任美国国防部长。他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小布什内阁中的著名鹰派代表人物之一。

[17]北方联盟是一个由阿富汗伊斯兰国建立的军事政治联盟组织。它将很多曾经互相敌对的阿富汗的军事派别联合了起来，共同抵抗塔利班。1996-2001年为国际承认的阿富汗政权。

[18]2004年12月，卡尔扎伊担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卡尔扎伊在2009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其任期于2014年9月结束。

[19]大卫·霍威尔·彼得雷乌斯(David Howell Petraeus)，在2010年7月4日-2011年7月18日担任美军驻阿富汗部队的总指挥官。

[20]毛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二号人物、穆罕默德·奥马尔的副手、基达人民立法会的首领。他被认为是2009年以来塔利班的实际领导人。2010年2月8日，被美国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首府卡拉奇抓获。2020年与美国签署撤军协议。2021年7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21]毛拉·哈巴图拉·阿洪扎达，塔利班第三代领袖，原为前任领袖阿赫塔尔·曼苏尔的副手，2016年5月曼苏尔被美军无人机炸死后，由他继任塔利班领导人职位。

[22]哈卡尼网络，盘踞在巴基斯坦的武装组织，活跃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及与巴基斯坦交界的阿东部一些省份。哈卡尼网络成立于1980年代，集团与塔利班及盖达组织相关联，他们从巴基斯坦北部的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开展行动。

来源时间：2021/8/23   发布时间：202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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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赫什  来源：同济战略派

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是《外交政策》的高级通讯员和副新闻编辑。他曾经担任《政治》杂志的国内编辑以及《新闻周刊》的海外编辑、首席外交记者和国民经济记者。赫什是“海外新闻俱乐部”奖的合作获得者之一，他因“在9月11日袭击事件半年前发现基地组织的威胁”以及在《新闻周刊》上对全球反恐战争的报道而获此殊荣。此外，他还是两本书的作者：《死罪：华盛顿的智者如何将美国的未来转向华尔街》以及《与自己的战争：为什么美国会挥霍掉建设更美好世界的机会》。

就任总统仅仅几个月，约翰·肯尼迪就下令发动了灾难性的猪湾入侵，并立即为这次鲁莽的冒险承担了全部责任——尽管该计划早在埃森豪威尔时期便已经由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所制定。此外，历史学家还认为，肯尼迪从这一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养成了对军事建议的谨慎态度，从而使其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表现得更加沉稳。

然而，拜登总统可能在阿富汗犯下了相反的错误：撤退得太过仓促，回避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盟友的建议。但与肯尼迪不同的是，拜登迄今为止仍然在尽可能避免承担阿富汗崩溃的责任。这反过来又在其支持者和美国盟友之间引发了质疑，即拜登是否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他对阿富汗的态度是否可能为其剩余的总统任期定下基调。

就像肯尼迪一样，拜登在担任总统的早期基本上保持了前任的政策——例如，前总统特朗普与塔利班的和平协议以及美国完全撤军的计划(尽管拜登将特朗普原定于5月1日的撤离时间推迟了几个月)。但是，自从阿富汗仅仅10天便被塔利班击败之后，拜登却没有承认任何的错误，而是在面对大量的批评声音时不断为自己辩护。尽管拜登一直标榜自己的“反特朗普”特性(包括承诺诚实、保持透明和承担责任)，但是他却把阿富汗问题归咎于除自己之外的诸多群体。在上周的发言中，拜登指责了阿富汗政府和武装部队——当然还有特朗普。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拜登的批评者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拜登在阿富汗问题的决策竟如此紧密地遵循着特朗普的模式”，博尔顿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拜登想要离开阿富汗;但他显然不想被那些可能阻碍或拖延执行决定的细节所困扰。所以他离开了，非常的特朗普。”

此外，一些欧洲外交官表示，拜登陷入了一项没有经过充分考虑或未经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美国主要盟友审议的撤军计划——这些国家也在阿富汗付出了大量的资金和生命。他们抱怨说，拜登在全球体系中宣布“美国回来了”，并且表示将通过与盟友重新建立联系来抹去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遗产——但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却并没有这样做。同样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拜登声称他曾就撤军计划同盟友协商过，但实际上美国的几项关键决定都是单方面做出的(例如7月初突然放弃巴格拉姆机场，这严重打击了阿富汗国民军的士气)。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欧洲外交官指出，“拜登团队内部没有进行有意义的辩论，更不用说与其它伙伴国家了。一切都显得非常仓促”。而拜登周一演讲所表现出的“美国优先”，也“真的让很多欧洲人惊讶地站起来说：这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像是特朗普的延续啊!”——事实上，拜登的团队也没有就阿富汗难民危机与美国盟友进行太多的磋商。

拜登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表明撤出阿富汗是正确的——而美国撤军后不久阿富汗国民军的崩溃只能证明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我们花费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拜登周一的时候表示，“我们训练和装备了一支约30万人的阿富汗军队。他们装备精良。这支部队的规模比我们许多北约盟国的军队还大。我们为他们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手段。我们支付了他们的薪水，维护了阿富汗的空军，这是塔利班所没有的……我们给了他们一切机会来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我们无法提供的是：为了那个未来而战的意志。”

公平的说，自从特朗普选择与塔利班建立谈判并切断对阿富汗政府的供给时(这开启了破坏阿富汗政府合法性的长期过程)，拜登可能便已经失去了好的选择。同时，在伊朗核协议的重新谈判等其它重大问题上，拜登政府也确实同盟友进行了密切磋商。

然而，在阿富汗问题上，拜登一直坚决否认自己做错了什么，甚至偶尔还会为了试图控制局势而自相矛盾。拜登在周一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一直向美国人民保证，我会和你们坦诚相待。但事实是：阿富汗的崩溃确实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

但是拜登在两天后接受ABC采访时又表示，他已经预料到了阿富汗会发生些什么，并否认他在撤军计划中犯了任何错误：“有人说或许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美国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离开，但我不知道怎么让它成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持续向塔利班施压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拜登的高级顾问还敦促他在该国保留约2500名美军。同时，一些欧洲盟友也在推动美国采取类似的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美国政府愿意在没有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会削弱后者的合法性。事实上，加尼后来也逃离了阿富汗，并在阿联酋寻求庇护。

拜登拒绝了这样的计划。他还向ABC否认了自己曾经得到过这样的建议(他说：“如果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记得住”)，或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预先警告过他关于阿富汗的混乱情况。尽管如此，本周四《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仍然援引7月13日的机密电报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就塔利班的迅速推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崩溃做出过警告。

但在周五下午的讲话及其记者招待会上，拜登再次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实际上又强调了之前坚持的“混乱不可避免”的观点：“如果没有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可能离开阿富汗。”

拜登还坚称，他正在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来让数千名人员撤离，而美国的盟国也没有质疑过美国的信誉：“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本人就在七国集团和北约，而他们每个人都知晓并同意了我做出的决定。”针对国务院电报所提出的质疑，拜登回答道：“我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电报和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他又说自己同意所谓的塔利班的接管“不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发生”的“共识”。

可是，欧洲的负面反应却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些领导人一直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重新考虑美国关于“战略自治”的呼吁。而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保守党主席、曾在阿富汗服役的汤姆·图根哈特则推文表示，“阿富汗问题是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灾难。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对待我们的朋友、谁更加重要以及如何捍卫我们的利益”——图根哈特在周三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拜登将责任归咎于阿富汗军队的言论是“可耻的”。

一些观察家认为，现在的问题或许是：拜登是否会从他不愿承认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所撰写的关于越战的著作《战争余烬》曾获普利策奖)指出：“拜登和他的演讲撰稿人应当认真研究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反应——后者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但他的民调数字却反而上升了。”(“我做的越差，我就越受欢迎”，肯尼迪后来开玩笑说)

罗格瓦尔认为：“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更加不愿听取军事建议。我认为他在这起事件后已经下定了决心，绝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困扰到他。最重要的是，他扩大了自己听取建议的范围，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交政策决策杠杆的控制。”事实上，这也在一年半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派上了用场，当时的肯尼迪就拒绝了五角大楼关于攻击古巴的建议。相反的，他下令采取更加温和的封锁以及一项秘密的附带协议(以美国撤出土耳其的导弹换取苏联撤出古巴的导弹)，并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一场核战争。

而在拜登的案例中，教训可能是不要对将军们的建议持怀疑态度。他的团队中没有人(包括五角大楼)主张美军大规模回到阿富汗。但批评人士指出，拜登本可以至少等到塔利班的战斗季结束，而不是为了政治上好看就急于在“9·11”事件20周年之前完成撤军。

罗格瓦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拜登一直将这个问题视为非此即彼的命题，但这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当然知道这一点。我在春季的时候曾经提出，拜登结束美国在阿富汗参与的本能是正确的，但他应当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并将撤军推迟6-9个月，以使阿富汗的和平进程重回正轨。毫无疑问，20年的确是太长了，但把它变成20.5年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罗格瓦尔补充道：“同样奇怪的是，拜登天生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而且他已经从事外交工作很长时间了。他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运作的——这让我对拜登回避建议的拙劣处理感到更加困惑。”

美国前国防部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著名的民主党人莱昂·帕内塔在本周接受CNN采访时直接对比了拜登的阿富汗决定与肯尼迪的猪湾事件，“但是肯尼迪总统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起了责任，而我强烈建议拜登总统也可以承担责任并承认所犯的错误”，帕内塔补充说道。

即便是拜登的一些长期支持者和助手也为此感到困惑。拜登的前参议院助手迈克尔·哈尔泽尔表示：“我同意拜登总统本可以更好地处理(演讲稿)。变得好战并不能美化任何人，对他而言当然也是这样。”另一位前拜登国家安全顾问也对此表示同意，并表示他会推荐“一种非常不同的公共信息表达”。

此外，拜登还歪曲了他过去对美国干预性质的立场，他在周一的讲话中表示：“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应该是国家建设”。但实际上，无论是其作为参议员时在国会的无数次作证，还是2001年底和2002年击败塔利班时所接受的采访中，拜登都反复谈及了国家建设的必要性，甚至还嘲笑小布什政府拒绝使用“国家建设”这个词只是因为布什本人反对它。

拜登当时曾经指出，共和党人“正在试图做出区分：我们不会在地面上部署军队，我们不会让他们留在那里。嗯，很好。但是你们却正在协调建立新政府的会议。你们还要坚持在那里进行选举，等等。那么你们管这些叫做什么?”

事实上，拜登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变也让美国的欧洲盟友感到沮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告诉记者：“国家建设不是目的?好吧，这是有争议的。为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而上个月才在白宫与拜登举行了一次亲切会晤的安格拉·默克尔则避免了对拜登的公开批评，但据德国媒体报道，她也对撤军的处理方式感到沮丧——在周一晚间的一次党内官员会议上，默克尔表示：“对于那些相信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人，尤其是对女性而言，这些都是痛苦的事件”。

文章来源：《外交政策》网站 2021年8月20日文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1/8/22   发布时间：20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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