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涵，于子文  来源：中评社

拜登执政已过半年，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特点、拜登政府台海政策走向、中美经贸关系、中美人文交流等议题进行深入解读。

王栋认为，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对华政策的框架。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是将“竞争、合作、对抗”放进同一个筐子里，其中竞争占据主导，是主轴，但与此同时不排除合作，也宣称不怕同中国对抗。

谈及美国对台政策，王栋指出，拜登政府更多地回调了特朗普时期较为激进的做法和政策，与此同时，又加强了美台关系，包括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拜登政府依然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切香肠”的做法，一方面大打擦边球，试图试探大陆底线，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台湾当局主动采取挑衅动作，其目的更多的是倾向于维护台海现状。

王栋认为，当前美国首先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认识论上的谬误，要真正学会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同中国形成新的“接触共识”。在“新接触共识”之下，中美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死我活、争夺霸权的关系。中美应当成为未来国际体系演变的两个稳定支柱，共同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而中美要建立“新接触共识”，经贸是很重要的问题领域。中美经贸不应全面脱钩，应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重新挂钩。

谈及未来中美关系，王栋倾向于谨慎的乐观。他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挑战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误判，认定中国要挑战美国霸权，对华强硬成了美国民主、共和党两党共识和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我们要有战略格局、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韧性，越在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越要通过人文交流、智库对话等方式，逐渐将中美两国的理性务实声音聚集起来。只要我们坚定维护我们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通过艰苦卓越的斗争和博弈，抓住和平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共赢的旗帜，团结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理性和平力量，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推动中美关系回到理性务实、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上。

以下为专访全文：

拜登对华政策：将竞争、合作、对抗放进一个筐子

中评社：拜登上任已过半年，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王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对华政策上同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不同中国搞“新冷战”，无意全面对抗。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又一定程度上“特”规“拜”随，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思想，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打压、围堵，全面竞争和选择性合作相结合。可以说，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当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华政策的共识，也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和主轴。

目前来看，拜登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对华政策的框架。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三句话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competitive　it　should　be)，“可以是合作性的”(collaborative　it　can　be)，“当必须对抗时则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　it　must　be)。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是将“竞争、合作、对抗”放进同一个筐子里，其中竞争占据主导，是主轴，但与此同时不排除合作，也宣称不怕同中国对抗。当然，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筐子的实质是要通过全面竞争压制、规锁中国发展，维护美国所谓的领导权和霸权地位。

总体看来，我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客观上为修补特朗普政府给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但是这个窗口期并不长，因为当前拜登政府首要的对华政策考量是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不久前在一次二轨对话中，一位美方智库专家指出拜登政府“缺乏勇气做正确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判断很有道理。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席位只领先共和党8席，仅有微弱优势，而在参议院则是民主党、共和党各占50席，民主党仅靠副总统哈里斯的一票才勉强“控制”参议院。而在对华强硬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正确和政治氛围主流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作为弱势政府，不敢改弦更张、真正采取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政策措施。加上拜登团队仍然对华抱持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我们所看到拜登政府在涉疆、涉港以及疫情溯源等议题上和共和党国会反华力量相互策应，不断无理指责攻击，持续妖魔化中国，其实就反映出了美国国内政治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掣肘和压力，拜登团队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压制中国赢得对华竞争优势，从而维护美国霸权的图谋。

拜登台海政策回调　但美台军事关系强化

中评社：您认为当前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是否已经清晰了?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上台之后台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栋：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的政策和特朗普政府有比较大的不同。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玩火，对“台独”势力发出很多错误信号。特朗普政府事实上已经逐步实质性地背离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均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中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因之受到很大削弱。

但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曾多次公开宣示美国要回到“一个中国”政策，其高级官员公开表态不支持“台独”，这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有很大不同。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出现了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争论，部分战略人士主张美国应该抛弃传统的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转向所谓的“战略清晰”。换言之，他们希望美国更加清晰明确地向中国大陆释放威慑信号，事实上就是要给“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但是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明确表态。不久前美国白宫“印太”战略协调人坎贝尔出席亚洲协会研讨会，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公开表示，反对转向“战略清晰”，坚持“战略模糊”，不支持“台独”;同时，坎贝尔还特意表示美国“完全认识并了解这个问题(即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坎贝尔是民主党资深战略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曾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总设计师，有“亚太沙皇”之称。从辈分上看，现在拜登政府的中坚力量如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都是坎贝尔的晚辈，坎贝尔还曾和沙利文一起在外交事务领域全球权威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文，检视美国对华政策，所以他们这些人在战略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坎贝尔白宫“印太”战略协调人这个职务虽然是个虚职，但是他辈分高，地位超然，在拜登政府里分量很重，他出来代表拜登政府在美国对台政策做表态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由担任“虚”职的坎贝尔而不是布林肯或沙利文出面发声，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正式的官方色彩，避免了共和党强硬派、亲台派可能的攻击。这背后都能看出拜登政府战略上的老谋深算和政策操作上的细腻之处。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更多地回调了特朗普时期较为激进的做法和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拜登政府又加强了美台关系，包括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拜登政府依然在台海问题上采取“切香肠”的做法，一方面大打“擦边球”，派美军军用运输机以运送新冠疫苗等名义数次降落台湾，试图试探大陆底线;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台湾当局主动采取挑衅动作，其目的更多的是倾向于维护台海现状。所以，我们要看到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性。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曾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以国家作为必要条件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此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默认了克林顿政府的这一立场。现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从明面上面看也并未突破这一立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现在美台关系不断走近，我们需要正告台湾当局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不要妄图阻碍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要放弃“台独”幻想。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此外，我们也要同美方进行严肃的战略对话，在安克雷奇对话会以及最近的天津会谈上，我们也再次明确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正告美方不要对“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肯定会继续下去，台湾问题也还是会成为拜登时期中美博弈和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会出现美国及其盟友一起围堵遏制中国的局面

中评社：拜登上台以来，我们也注意到他在积极恢复并加强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您认为未来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是否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是否可能会出现美国同其盟友一起围堵来遏制中国的局面?

王栋：拜登上台之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拜登政府非常注意修复、加强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重新举起多边主义大旗，试图把特朗普时期丢掉的多边国际舞台“阵地”夺回去。这和特朗普时期的“四面出击”——不仅同中国对抗、也和盟友产生很多矛盾，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拜登的打法是把主要的矛头焦点对准中国，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相比特朗普政府时期反华的“疯狂”，拜登政府出手更加“老辣”，打法更加“狠稳准”。虽然拜登政府目前并没有具体宣示其对华政策，但可以观察到，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包含了“竞争、合作、对抗”三个元素，其中对华进行“长期”、“严峻”和“全面”战略竞争是主轴和基调。

基于这样的对华政策框架，拜登非常强调同盟友的关系。现在拜登政府在其外交政策叙事中，大量使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将中美关系构述成“威权体制”与“自由世界”的对立，同时以“自由、民主、人权”话术为幌子，在涉疆、涉港和病毒溯源等问题上不断攻击中国，试图团结其“民主盟友”，拉拢他们对华搞统一战线，从“单打独斗”变成了纠集帮手“打群架”。这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我们不难发现，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日本对华态度较之安倍时期发生明显变化，类似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还发生在韩国。在美国的一众盟友中，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对华政策上“跳得比较高”，对华政策具有较大的对抗性。

这些现象客观上对中国构成挑战，但我并不认为会出现美国及其盟友一起围堵遏制中国的局面。首先是因为，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同中国的“新冷战”是搞不成的、且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因此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认为中美要战略竞争，但不应全面对抗和冲突，不愿陷入中美“新冷战”。其次是因为，不会有太多的美国盟友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他们也更加不愿意追随美国一起遏制中国。这一点，美国政府也十分清楚。第三是因为，中国确实已经发展强大起来了，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前所未有强大，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得道多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做到围堵遏制中国。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美西方对于中国的日益强大也心知肚明，但他们会不断采用意识形态话术，以图帮美国占据“道德上的优势”、引导国际舆论朝向更加有利于美西方的方向，从而对中国施加更大战略压力。但我认为，美国和盟友一起围堵遏制中国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即使当前美国少数极端的反华派鹰派处心积虑想要搞所谓的“新遏制政策”，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中评社：刚刚您也提到了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日本和韩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韩国的领导人跟拜登会面的时候都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中都提到了台海和南海等中国内政议题，想请您谈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日本、韩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者合作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王栋：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想在东亚拉拢日韩，打造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但都未能成功。其实美日韩并不存在正式的三边同盟关系，美国跟日本和韩国分别是双边同盟关系。美日韩三边同盟多年来一直搞不起来，就是因为日本和韩国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矛盾非常大。朝鲜半岛从1910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了35年，这在韩国整个国民的记忆当中是非常深刻的，被视为整个民族的耻辱，而日本右翼却始终否认侵略历史，加上日韩之间存在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的领土争端，这更加深了日韩之间的隔阂。美国历任总统都想去调停日韩矛盾，但始终没有成功。

现在，美国想以中国为借口来拉拢日韩，强化美日韩关系。日美、韩美领导人会晤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了台海、南海，这当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要看到美国背后的图谋，即要把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拉拢盟友联合试压。对于这样的图谋，我们要坚决抵制。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去做日韩等美国盟友的工作，正告他们“台湾问题攸关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及重大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敦促他们谨言慎行;同时，也要告诫他们切勿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此外，中日韩一直有着三边合作机制，我们要适时推动中日韩三边合作来对冲美日韩关系。当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去年11月已经谈成，涵盖中日韩在内的15国(东盟+5)，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因此，中日韩可以以RCEP、CPTPP为抓手，进一步强化中日韩三边合作。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我们应考虑如何抓住这个节点推进中韩关系稳定向前。在中日关系上，也要积极推动日本改弦更张，使其不要做出战略误判。我们需要对日本“又打又拉”，既要敲打，也要拉住，既要“敲山震虎”，也不要把它简单推向美国，软硬两手都要有、两手都要硬。总之，“豺狼当道，焉问狐狸”，在处理同美国的盟友如日韩澳等关系时，要放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中考虑，要有大局观，在战略上更加坚定，在战术上更加灵活，在政策工具组合上也要更加丰富，做到张弛有度，更加有效对冲、分化、削弱、瓦解美国试图构筑的对华“统一战线”。

朝核问题还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

中评社：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曾拉拢朝鲜和韩国领导人接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和韩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也有分歧。您认为，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前景如何?

王栋：朝核问题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想要用个人魅力，通过领导人峰会推动解决朝核问题，但最后也并未实现根本性突破。拜登对特朗普的朝核政策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特朗普除了“电视秀”之外，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奥巴马政府时期推行的对朝“战略耐心”政策也持批评态度，认为这其实是错失机会，让朝鲜的核力量不断坐大。

实事求是地讲，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战略需求的。但与此同时，美国又有其战略盘算。美国想把责任推给中方的同时，又无理指责“中国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这完全是一种没有依据的污蔑。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而且中国主导推动的六方会谈也一直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归根结底，朝核问题还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中国只是利益攸关方之一，而真正针锋相对的则是美朝两方。所以，美国在朝核问题上不能抱有战略上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心态，这都不利于朝核问题的真正解决、不利于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进程。

中国一直以来在朝核问题上面秉持着平衡立场，认为既要看到朝核问题对地区带来的稳定和挑战，与此同时也要回应朝鲜本身的合理关切。中国始终主张应秉持对话谈判、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则，通过分阶段、同步走的路线图，同轨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平衡性的角色。预计拜登政府将试图以务实渐进的方式管控朝核风险，但美朝结构性分歧仍将构成美朝接触对谈的主要障碍。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拜登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政策。

中美经贸不应脱钩，而应重新挂钩

中评社：6月初的时候，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而且双方沟通开局顺畅，求同存异是共识，下一步将共同努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去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中美在经贸方面的良好趋势能为中美关系带来哪些转机，以及怎么看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王栋：经贸关系一直被称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在过去几年中，中美经贸领域不断累积的分歧摩擦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产生很大矛盾，特朗普政府极端不负责任地发起了中美贸易战，使得中美关系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中美经贸领域的一些主要的、能够解决的矛盾谈至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行业准入问题、中美贸易赤字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移问题等。

关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今年4月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出中美应形成新的“接触共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形成了一个“接触共识”，主张对华采取所谓的“接触战略”，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假定，即美国将中国视作一个需要由美国来“改变”的“他者”，并希望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甚至希望未来中国逐渐在经济政治上和美国趋同。但是，美国的这种“旧接触共识”存在认识论上的严重谬论，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四十年多年过去之后，如今的中国非但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美国很多精英失望了，开始认为对华战略接触失败了。现在，美国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从最初的“想要改变中国”一下子转为“视中国为最大的挑战和威胁”。而这背后也有认知心理学所说的“信念系统的过早闭合”(premature　closure　of　belief　system)这一机制在起作用。譬如，美国精英认为，“中国一直对美进行战略欺骗，表面上谈合作共赢，其目标实质是要挑战、取代美国霸权，而美国现在已经看透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不会再上中国的当。”这就是典型的“信念系统过早闭合”导致形成的偏见。曾得到特朗普赏识的共和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着的《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就集中代表了这种观点。该书前几年出版后在美国风靡一时，被很多美国鹰派引为解读中国战略意图的圭臬。无独有偶，美国“少壮派”中国问题专家、新任拜登政府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也出版题为《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主导秩序的大战略》一书，其中言之凿凿，断定中国具有一个长期的逐渐取代美国领导地位与影响力的战略。尽管该书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做了严重误读和歪曲，但却受到美国战略界、政策界的热捧。这反映出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这种严重误判和误读已经成为美国跨党派主流共识，也成为支持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逻辑和认知基础。上述美国近年对华政策变化的认知和心理层面的根源值得关注和深思。

我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提出，当前美国首先要改变其对华政策认识论上的谬误，要真正学会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同中国形成“新接触共识”(New　Engagement　Consensus)。在这个“新接触共识”之下，中美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不是你死我活、争夺霸权的关系。恰恰相反，在“新接触共识”之下，中美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体系演变的稳定支柱，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一道，共同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加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之后，在国际战略界、政策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客观上应该说也对拜登政府构成了一定压力。有意思的是，拙文发表之后不久，白宫“印太”战略协调人坎贝尔在出席斯坦福大学一个研讨会时，刻意强调中美关系的“接触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将进入竞争时代。这可以看成是拜登政府试图维护其对中美关系定义权和话语权的努力。

中美要建立“新接触共识”，经贸是很重要的领域。美国经常指责“中国不遵守WTO规则”、“中国是破坏规则的小偷”，这些看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偏见，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曾表示“中国遵守了入世的承诺”，并给中国的表现打了“A+”。

我在4月份发表的《外交事务》上的文章提到，中美已经谈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可以作为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下一步经贸谈判的基础，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本身有助于解决原来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的一些重要矛盾。事实上，后来拜登政府的政策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其团队希望以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作为基础，将包括补贴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等相对更难的“硬骨头”留到下一阶段再去谈。

我认为，中美经贸不应脱钩，而应该在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重新挂钩。双方的经贸数据也显示出了这样的趋势，截止今年6月份上半年中美双边经贸总额同比增长45.7%，达到3408亿美元，超过中国与东盟(增长38.2%)和欧盟(增长37%)双边贸易额增长幅度。其中，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42.6%，美国对华出口增长55.5%。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从5月份的317.8亿美元上升到了6月份的325.8亿美元。而穆迪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成本90%以上实际是由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承担。可以说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是损人害己的“恶政”、“蠢政”。不少美国有识之士都开始批评反思美国对华政策。

譬如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前几天就发表文章，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对美国民众和中美关系带来的“灾难”，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取消特朗普加征的关税。欧伦斯指出美国因为关税已经失去了30万个就业岗位，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要为此多花2300美元;文章还对美国政府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以及禁止对59家中国企业投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而8月5日，包括代表半导体、零售业等领域的30多家美国行业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出联名信，指出美国所加征的关税，伤害了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的利益，敦促拜登政府撤销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的关税，并疾呼重启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接触。此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于2021年8月6日刚刚发布的在华美资企业调查显示，尽管中美紧张关系和新冠疫情叠加对美国在华企业构成巨大挑战，超过40%的受访企业仍然表示正在追加在华投资，只有6%受访美企准备削减在华投资。因此，中美经贸客观上是一个相互依赖、互利共赢的关系，人为地强制中美经贸脱钩，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只会给中美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伤害。拜登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在对华政策包括经贸政策上采取更加理性、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和举措。

拜登上台之后，其实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全面脱钩，认为这一做法有损美国利益。拜登政府采取的是所谓的“有选择性的脱钩”，也就是更加精准的脱钩，特别是在高科技技术方面。拜登政府的这一政策也被称作“小院高墙”，虽然不主张全面脱钩，但是却针对性地在一些领域“把墙修得很高”，进行“精准脱钩”。

拜登政府基本明确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数字时代中美关于国际技术优势和技术标准制定权的“权力之争”，而非以地缘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点的冷战式的全面对抗。他们认为，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应将“脱钩”的重点放在技术领域。在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初步形成了以科技脱钩为核心，以经贸金融、人文部分脱钩为表现形式的“技术+”对华精准脱钩模式。在下一代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第三代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领域，美国采取更加严密的限制和封锁措施，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相互配合进一步对中美科技合作进行打压，以切断美国所认为的中国从美国获取技术的渠道，从而维护美国的科技优势和霸权地位。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分别通话，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均强调了中美贸易的重要性，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愿意保持沟通。尽管未来谈判难度不小，现在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重启接洽，都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理性的态度，这能够为中美寻求建立新的经贸均衡，管控解决在经贸领域里的分歧，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基础上“重新挂钩”，奠定良好的基础。

应当看到，中美竞争的实质是在于如何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实际上，我们有决心能够做得更好。我们不怕和美国进行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应该是良性的、理性的和公平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种“你追我赶”的运动场上的竞争。

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人文交流是抓手

中评社：我们知道，今年是中美关系历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开启50周年，您认为当年的“乒乓外交”对于今日的中美关系有何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栋：“乒乓外交”确实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外交史上的一个神来之笔。当初是毛主席拍的板，决定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一下子“小球转动大球”，推动了中美破冰，成为了外交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重要历史性事件。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乒乓外交”中有几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是，要有战略眼光。如果领导人没有战略上的眼光，很多时候机会就会稍纵即逝，甚至还会做出根本错误判断和决策。因此，现在美国需要去思考的是，他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有没有像当初尼克松、基辛格那样的战略眼光，还是说这些领导人对政治利益的盘算超过了真正的战略格局。今天美国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媒体争先恐后妖魔化中国，挖空心思渲染夸大炒作中国威胁，当“反华与对华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之后，对华理性观点被边缘化，很多人唯恐遭到保守派、反华派的猛烈攻击而不敢持对华理性意见。因此，美国对华态度处在一个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氛围之下。拜登政府现在“没有政治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一部分盘算是要对强硬派示好、想求得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支持，以试图降低其推动拜登政府国内议程的阻力，这其实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算计和机会主义。但拜登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养虎为患，越是同非理性的反华声音沆瀣一气，到最后就越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伤害，也更加会伤害美国的信誉。所以，政治领导人如何在其短期的政治利益计算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之间进行权衡，这是“乒乓外交”带来的第一点启示和借鉴。

二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3月18-19日举行的安克雷奇对话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正告美方：美国没有资格以“教师爷”心态，居高临下地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人民“不吃这一套”。这不啻于佛家偈语所说的“当头棒喝”，也是对美国原有“旧接触共识”中认识论谬误的有力敲打。但是让美国一下子醒过来恐怕也很难，美国始终没有意识到它有这样的谬误，没有办法以一种真正的平等相待和互相尊重的态度看待中国。所以我们要继续“棒喝”。不久前刚刚举行的天津会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来访，与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谈，王毅国委会见了舍曼。在会谈中，中方提出“纠错清单”，和“四个停止”的要求，即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这就是继续“棒喝”，要让美国清醒过来。美国以前是想来改变中国，发现改变不了就变成另外的极端，觉得中国是“威胁”，对华心态、认知出现了严重扭曲，于是又要来打压中国。回顾“乒乓外交”，当时中美之间确实做到了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双方当时都有一种战略上的善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乒乓外交”对今天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三是，人文交流对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初中美关系破冰，其实就是从中美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人文交流开始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民众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才有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最新的“晨间咨询”(Morning　　Consult)民调数据显示，美国的民众对华的负面态度上升至74%;盖洛普民调也显示，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手而非伙伴。很多美国政治人物趁机跳出来试图用这些数据论证“美国对华强硬是对的，同中国搞全面的战略竞争是有道理的”。我认为，这种推论是倒因为果，方法论上存在严重谬误。因为美国的民意其实受到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媒体在内的叙事的影响，也是被精英对华叙事所塑造的。理由很简单，仅仅4年前，2017年4月美国当时的皮尤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正面和负面基本上是五五开。民主党支持者中，近50%(49%)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持正面看法，而18岁到29岁的美国年轻人中超过半数(51%)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是持正面看法的。为什么短短4年时间，美国民众认知就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这是因为，美国的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从改变中国的希望落空到开始将中国看成对美国霸权最大的挑战和威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精英、媒体对华叙事不断趋向极端化和妖魔化，势必裹挟、影响民众对华认知。显而易见，美国精英对于美国现在对华民意的负面趋势要负更大的责任。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和借鉴当时“乒乓外交”的精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有非常多的素材，也有充分的自信，可以把这方面工作做好。我们要以人文交流、民间外交作为突破口，要有战略上的定力和耐力，持之以恒，细水长流。越是当前中美关系遇到困难，越是少数反华派、强硬派破坏中美关系，越是美西方在国际上对华围堵，我们越是要坚持推动人文交流，不断地眼睛向下、重心下沉，做好青年特别是Z世代的工作。最近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德国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发布的“跨大西洋趋势”大型民调显示，就全球来看，欧美西方年轻人对中国和中国全球影响力的看法普遍更为正面，更倾向不支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譬如，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对中国影响力持负面看法的达83%，而18-24岁美国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只有39%。特别是相比2020年，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从20%上升到了31%;而在18-24岁和35-44岁的美国人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相比2020年则分别上升了15%和27%。事实上，该民调在其报告中也承认欧美青年对华相对更加积极正面的认知有可能显示跨大西洋地区对华民意认知未来的“长期变化趋势”。可见，欧美年轻人相对更少意识形态包袱和偏见，更有可能接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因此，在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要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推动中美关系回到长期健康稳定的轨道上来，人文交流是一个重要抓手。

中评社：您刚刚一直在谈人文交流，现在因为中美关系遇冷，加上全球疫情还在蔓延，您怎么看现在人文交流的现状?

王栋：新冠疫情客观上使得人文交流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事实上现在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包括智库对话、青年学者的对话交流合作等，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地推进。

今年是“乒乓外交”50周年，北大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环球时报、美国卡特中心共同举办了“中美青年学者论坛五周年纪念活动”，邀请了历届参与论坛的优秀青年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美国前总统卡特还专门为此次活动发来寄语，鼓励中美青年更多地相互交流、增进了解、信任和友谊。

在与美国各界人士包括青年交流时，我们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美国某些政治人物的恶形恶状和意识形态偏见，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探讨中美关系。因此，越是当前中美关系遇到逆流的时候，人文交流越凸显其重要性，它应该成为一个“定海神针”，助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我们要在推进人文交流工作的做法、举措、思路等方面更加开拓思维、更有创新精神，利用好互联网、新媒体等技术手段，增进不同民众之间，特别是青年人之间、Z世代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信任。

今年下半年我们准备继续举办第六届中美青年学者论坛，我们收到了100多份申请，计划会邀请25位优秀中美青年学者参会。我们希望把这个中美人文交流的品牌项目进一步做得更好、更有影响，让更多的中美优秀青年学者在这个平台上相互对话、相互切磋、共同成长，共同地把中美青年一代理性的声音聚集到一块，成为未来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美关系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所以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复杂严峻挑战时，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以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的精神和韧性，把人文交流这一“定海神针”稳定好。

美方区隔不同问题领域　气候合作溢出效应或受限

中评社：两国各界有识之士多次谈及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机遇。您认为“气候外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中美关系?能不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

王栋：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方面负有共同的领导责任。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积极回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上来。今年4月15-16日，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前国务卿克里也曾到访中国，同中方气候变化问题特使解振华在上海举行会谈。会后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联合声明，双方达成数点共识，强调中美将致力于相互合作、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共同解决气候危机，包括计划在今年11月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

未来气候外交是否能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我认为，客观上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出在美方。拜登政府现在实行所谓的“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政策，将不同的问题隔开、条块分割、功能化处理。也即，在拜登政府看来：气候问题就是气候问题，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不产生溢出效应，也不必然增进互信，不会成为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

这样的做法是缺乏战略远见，屈服于美国国内强硬派政治压力的一种政治上的明哲保身。按道理来讲，中美双方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当然应该产生溢出效应，双方在气候合作领域积累的互信当然也应该成为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但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拜登政府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力图划清界限，这导致其所有对华政策都处在极为缺乏真正战略格局的状态，许多政策被缩水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设限。拜登政府的这种思路对中美关系重新回到长期健康稳定的局面上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未来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

中评社：中美都有学者认为，过去四十年有可能是中美关系最好的四十年，未来可能越来越坏。对于这一预测，您怎么看?

王栋：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我倾向于谨慎乐观。我之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出，中美未来形成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的“新接触共识”并找到一个中美关系新的均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要求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要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美方要放弃对中国的“妖魔化”、放弃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放弃想围堵压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图谋。美国应当真正从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立场出发，同中国交往。这样中美两国才会成为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两个稳定的支柱，同其他国际社会利益攸关方一起共同推动全球秩序朝着更加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出发。但这要求中美要对目前的战略竞争有一个明确定义，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是运动场上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而不是角斗场上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

当然，客观上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势必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领作用，也就意味着美国的所谓“领导权”势必会受到相对削弱。“美国是否能真正地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接受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型大国之一?”美国的战略精英们要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美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霸权思维，唯我独尊，认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世界”，并不愿意对其他国家真正平等相待。再加之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美国的精英阶层对华焦虑、偏见、恐惧和错误知觉等混合在一起，部分政客、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煽动、迎合极端民粹主义，形成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和强大政治压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往非理性方向发展。现在拜登政府虽然表示不搞“新冷战”，但是却对中国战略意图形成了严重的误判和歪曲，认定中国要取而代之、挑战美国霸权，因此下定决心要和中国进行所谓“长期”、“严峻”和“全面”的战略竞争。拜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政治上满足其短期利益、但缺乏战略远见的做法。这也引起了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

不久前《外交事务》杂志日前发表了美国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桑德斯的文章，明确批评拜登政府这样的做法，直指拜登政府强化意识形态分歧和对抗的做法，有可能最后不自觉地走向“新冷战”的对抗道路。这些来自美国有识之士的批评声音，值得引起美国决策层的反思。美国的决策层应该认识到其对华政策上的逻辑谬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纠正，中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排除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应当看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美将处于战略相持状态。我们要眼睛向下、重心下沉、着眼长远、细水长流，不争一时一地一城之得失，战略布局、以我为主、民间先导、形式多样、主动出击、积极有为，尽最大可能争取青年、争取中间派，积聚理性务实力量，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奠定社会基础。

中美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拜登当选提供了重新校准中美关系航向、平衡竞争与合作的比重、避免中美全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新冷战的机会窗口。同时，我们要高屋建瓴、保持定力、抓住机会、主动塑造，保持谨慎乐观。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坚定维护我们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通过艰苦卓越的斗争和博弈，抓住和平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共赢的旗帜，团结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理性和平力量，推动中美关系回到理性务实、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上。未来5-10年我们应努力重建中美关系新的均衡，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战略格局、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韧性，契而不舍，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走出一条真正相互尊重、互利共赢，非零和而是正和的中美新型关系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受访人简介：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兼任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东亚安全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环球时报》社-卡特中心“中美青年学者论坛”顾问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兼职教授等。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知名文理学院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历史与政治学系终身制(tenure-track)助理教授。着有或主编《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出版)、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　(Routledge，　2020)等五部中英文著作，系统提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理论。曾多次在国际顶尖权威学术期刊和媒体发表论文及评论文章。是首位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外交史学家学会会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单独发文的中国学者。是国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首位在国际和平学会会刊、国际权威顶尖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冲突解决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是国内首位在外交事务全球最权威的刊物之一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发文的青年学者。任中外知名学术期刊编委，及多家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曾多次作为中方学者代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等重要论坛并发表演讲。三次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包括社科重大专项资助)。2016年获提名入选“慕尼黑青年领袖”。2018年获外交部优秀课题奖。2018年入选北京首届“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人文社科排名第一)。

来源时间：2021/8/20   发布时间：20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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