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虚拟的“民主峰会”，大约一年后将举行第二次面对面峰会。峰会的三大主题是“反对独裁主义、打击腐败和促进尊重人权”。媒体的评论普遍认为，这是拜登政府对抗中国的又一出招。

这次峰会等于是把世界各国强行定义成民主的和非民主或“独裁”的国家，肯定是一次分裂世界的会议。因为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都有西式多党选举的形式，但它们却经常被西方舆论指为“独裁国家”。一些美国的盟友如土耳其等也属于这种情况，沙特阿拉伯更应被排除在外。

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参加民主峰会的前景很兴奋，台媒星期三报道此事时普遍提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对众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表示，将邀请台湾参加民主峰会。他当时称：“台湾是强健民主政体与科技重镇，也是个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

白宫说，这两次峰会都将汇集国家、民间社会、慈善事业和私营部门的首脑，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机会。那么美方将邀请台湾的什么人在线与会呢?

中国必须现在就清楚表明态度：我们决不接受美方邀请蔡英文参加此次会议。让她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同一个会议，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那将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宣战。

美方如果邀请台湾与会，需要参照APEC的做法。否则的话，这次大会就是干预台湾问题的一次严重升级。中国大陆决不会坐视美台以这种方式突破底线，届时台海必出现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现在就要正告美台，所谓“民主”不是一个可以把“台独”也安全塞进去的筐。如果华盛顿制造一个美国及各国领导人与蔡英文共同会晤的场景，就等于是公开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从外部打破台海地区政治现状。中方唯有采取断然措施，做出决定性的迎头反击，捍卫一中原则。

1995年，因为时任台湾所谓“总统”李登辉以回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校友会活动的名义获准访问美国，酿成严重台海危机，解放军向台湾岛周围发射了导弹。如果拜登邀请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的一幕上演，性质更为严重，我方唯有做出比1995年那一次更高烈度的反应才成比例。如果走到那一步，我方的反应需要形成反“独”促统的长期效果，而不是囿于一次临时性反应。

应当看到，美台勾连近来不断“切香肠”式冒进，并且流露出搞一个大动作的野心。而现在又恰是中国大陆遏制“台独”手段和资源快速增长的时期。面对复杂局势，我们需要敢于亮剑，用实际行动打击美台气焰，确保一中原则处于主导地位。这对削弱其他西方国家在台海问题上小动作的意义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多次警告，如果美台勾连越线，解放军战机将飞越台湾岛，这是一项极具震撼力也有很强现实可操作性的措施，它将明确无误地宣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压倒美台的各种文字游戏和阴谋诡计。它还对台海局势的走向有很明确的前指意义，将翻开大陆掌控台海局势的崭新一页。大陆迈出这一步需要一场危机提供特殊机会，我们认为如果蔡英文受拜登邀请参加所谓民主峰会，就完全可以成为这样的机会。

随着拜登政府强化对台海局势的搅动，处理台湾问题将大大增加中国大陆的付出成本，大陆需要切实践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超越与他们的琐细纠缠，打造几个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强有力的杠杆。

美台这样搞下去，台海是注定要发生新的重大危机的。我们必须在新危机到来时拿出雷霆手段，不惧摊牌，彻底打掉美台的嚣张气焰，并且将胜利的效果长期化。为了应对早晚将要到来的这一高烈度较量，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

我们期待着美台的一次突破性操作将成为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历史性契机，从此台湾本岛上空被纳入解放军的巡航范围。那些战机的机翼将宣告它们下面的土地都是中国领土，并将压制想把台湾问题作为同中国讨价还价筹码的各种企图。如果台军胆敢对解放军战机开火，那么大陆瞄准台军目标的大量导弹以及我们的大批轰炸机队将做出决定性回答，书写历史。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2

旧文章ID：25727

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引：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最近关于战狼外交的讨论多了起来，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本来应该发声的中国媒体，在应对西方对我们的全方位舆论攻击中，却默默无声，导致我们的外交不得不站出来发声，于是被形容为 “战狼外交”。

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在国外“默默无言”?

在这个领域我似乎有着一些特殊的发言权，因为我曾经发过声，而且大声地发过声，而且也被一部分西方舆论听到了。

大约是在2007至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以及后来到我回国，2013年之前，我在法国媒体上露面发声比较多，甚至最后还出版了一本谈中国的书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es les autres 《与你一样的中国人》。

从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可以说当时已经取代了一部分反华汉学家在法国媒体上谈论中国的位置，但在我任满回国后，没有人继续在我之后在法国媒体上为中国发声，以至于我当时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我认为问题在于我的发声并没有被我们自己的国家所重视，甚至没有被关心。

我在国际舆论战中的经历

今天我相信有必要将我的故事来说一说，从中来看一看我们的媒体置身这场尖锐的国际舆论战之外，究竟问题在哪里?

我先简单地回溯一下，当时我是如何在法国媒体上发声的，然后再来探讨我们的媒体应该如何回应西方的问题。

那是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骚乱的当天，我正在返回法国的飞机上，正好休假结束。当时就感觉到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目的而来，与北京奥运密切相关。我当然没有想到的是，会直接卷入这场捍卫北京奥运火炬的神圣斗争之中。

我到巴黎后，很快法国一家国际电视台，TV5 Monde 法国世界五台就来找我，邀请我参加他们每周日播出的一档专栏节目来讨论西藏问题。这家电视台是世界多个法语国家，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等等，共同出资组建的向全世界法语地区播发的一个电视台，邀请我的这档节目名字叫Kiosque《报亭》，主持人是著名的记者Philippe Dessaint菲利普·戴森，每期他都邀请四位世界各国的记者来讨论一个主题。

这是我大致最早参加的一个长达一个小时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当时从主持人到其他三位各国记者都站在坚定的反对中国的立场上，向中国发起舆论攻击。“自由西藏”基本上是他们的原则立场，而我则孤军奋战为中国辩论。当时我国常驻法国大使孔泉在我的节目结束后亲自发了一条短信给我，对我的表现表示赞赏，对我的努力表示全力支持。由此拉开了我在法国为中国发声的序曲。

之后在法国介绍世界电视五台和主持人戴森的网络和宣传手册上，都会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作为中国记者的声音来推荐，试图证明这家电视台的思想来源是非常广阔的。

此后其他电视台看到了我在世界电视五台的发声后，也开始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节目。应该提一句的是，当时在法国主流媒体上鲜有人为中国发声，我是非常少数中的少数。没有法国人为中国发声，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了解中国的法国人是少数，但是为什么在法国的很多中国人也默不作声呢?

为什么在西方舆论中发声的中国人很少

我们中国常驻法国的记者就有五十多名，再加上其他中文媒体，少说也有上百名能够顺利地、流利地用法语表达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也不发声呢?直到今天为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以下几点最为根本。

为中国发声的记者有风险但无报酬

首先，一是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相反只有风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名中国记者在法国媒体上说中国如何如何好，不仅一分钱没有，还要被其他几乎所有法国媒体记者们追问、拷问、质问，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很难坚持下去。

普通学者记者们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

二是为中国发声的中国记者和学者是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的，当然专业对外宣传机构的人员除外，他们是有国家支持的。比方说我也曾做过一阵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的主持人，但是普通学者记者不但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相反，如果你不慎说错了一句话，你还有可能挨批，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举了。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记者学者们往往宁可选择沉默，因为风险太大。当然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是必须站出来说的。

为中国发声的记者需要专业培训和一定自由度

三是我们要理解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的支持，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需要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定的自由度。专业培训指的是他们在外国媒体上发声，首先要有非常好的外语水平，外语是要培育的、培养的，从听、理解到表达，生动地表达令外国人能够轻松接受的表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需要专业知识领域的培训，其中特别包括对如何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进行发声的认识、理解和掌握。只有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培训。

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一定的自由度，我这里的自由度首先指的是让他们有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必须用官气、官腔、官方用语来表达我们中国的一切。其次应该给他们犯错误的自由，说错话的自由，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批评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小骂大帮忙”的原理，在实际应用中更是效能惊人。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容忍“小骂”。

媒体人缺乏强烈的报国之情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媒体人自身必须有强烈的报国之情。在任何背景下，任何情况下都有为国家发声的意愿和勇气。从目前看，这正是最为缺乏的。

结论：

所以要想我们的媒体在这场中西舆论战中发声，承担起与西方舆论对峙的任务和责任，国家要真正承担起多方面的责任，个人要真正做出无私的奉献。

这一天何时会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4/23

旧文章ID：25726

作者：黄靖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7月刊

在拜登政府“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战略中(关于“竞赢”战略，美日与美韩的联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正因如此，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与日韩互动频繁，除美日“2+2”联合声明和美日领袖联合声明外(关于美日联合声明，详见：黄靖：拜登政府的对日妥协能够确保日本死心塌地追随美国吗?)，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也三次往返东京。六月初，拜登的“影子国务卿”参议员康斯(Chris Coons)率参议员达克沃斯(Tammy Duckworth) 和参议员苏利文(Dan Sullivan)访韩达6天之久，接着文在寅总统被邀请参加在英国举行的7国峰会。在以上活动中，拜登政府敦促日韩应该与美团结一致，“发挥联盟的优势”压倒中国。

然而，事实却非美国所愿。日韩不但在对华政策上表现迥异——日本积极追随美国，韩国却明显冷淡，而且相互间关系也因独/竹岛的领土争端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问题而趋向紧张，一度被媒体热炒的日韩“奥运峰会”，也因日本驻韩公使马弘尚“不雅言论”——说如果文在寅在峰会中对菅义伟提出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只不过是“自慰”——而告吹。

显然，美日韩联盟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引发了美方的忧虑。近日，对美国政策和舆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发布了一份政策报告：《合作、竞争和对抗：中国崛起之际美日韩三方合作》(Cooperating, Competing, Confronting: US-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s China Rises)。这份报告是由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前日本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2008-12)藤崎一郎和前韩国外交部长、驻美大使(2003-05)韩升洲三人领军、集合了美日韩三国的顶尖专家联合撰写的。报告坦承，“中国挑战”的复杂性、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以及亚太各国对美国领导力的质疑，都使得有必要重新评估美日韩联盟。美国对日韩的政策的正确与否，是美国对印太以至更广泛的地区的政策能否生效的关键。美日韩联盟是“与中国竞争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这份报告认为，美日韩联盟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首先，日韩两国在(美国的)政治意愿、能力以及经济力量等方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领导”地位产生了持续的疑虑(persistant doubt)，这不仅使战略互信减弱，而且导致日韩在安全问题上有了其他考虑。第二，三国在对华关系中有“不同需求和利益”。第三，日韩间因历史积怨、领土争端、经济竞争等问题而关系紧张。

为此，报告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美日韩应针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互相协调并探讨成立正式的协调机制，制定出反制中国的措施，包括三国暂时减免相互间的税收、购买受中国“经济胁迫”影响的商品以及支持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同时，推动WTO改革，使之成为三国挑战中国经济胁迫行为、提出诉讼的重要场所。为此，拜登政府应尽快提名WTO上诉机构成员。

第二，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日本和韩国的立场。由于日韩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他们对待中国的方式很难与美国一致。因此，除了要“重述并加强联盟的价值和原则”之外，要“创造不针对中国的合作机会”，三国可以在卫生、教育、发展、抗疫等领域广泛合作以全面地夯实联盟的基础。如果联盟被理解为专为反对中国而建立，只能强化美国及盟国的目标是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说法，这将适得其反，使中国立场更加强硬而拒绝一切合作的机会。

第三，承认韩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韩日之间的互不信任，政治合作也因此发生困难，但民调显示，两国民众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的比例很高，这将为两国构建合作创造空间和机会。

此外，该报告还提出美日韩应该加强在东南亚的协调与合作，与中国“竞争”。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一战略要地并没有匹配相应的外交和财政支持，因此要在确保海上通道的同时，关注和解决有利于东盟地区政权、人民和企业的问题。报告建议美日韩应该在三个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有所作为：一是要在服务领域(与中国)进行广泛竞争，同时控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互联网、教育、卫生、法律服务和通讯等美日韩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强投资。二是要以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和亚开行作为支柱，积极开展美国与日韩的相关金融组织的合作，对东盟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可持续性的项目、气候环保以及中小型企业等进行投资。三是要发挥在公共外交方面的优势。日本是东盟基础设施的最大投资方，韩国的文化影响也在增强，三国可以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在东盟建立新的叙事，进而掌握话语权。

显然，这是一份较为客观并直面现实的报告，其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具有相当的理性。然而，美日韩难以在对华政策上“发挥联盟的优势”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首先，联盟关系上的不平等——美国的“领导”下的联盟——决定了美日韩联盟的首要目的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在冷战和美国一极独霸时期，日韩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但在世界格局趋向一强多极、经济日益互相依赖的今天，仅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美日韩联盟便难以为继。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并不等于日韩也一定要亦步亦趋地为了美国的利益同中国“竞争”。日韩对美国“领导”能力和承诺的“持续性疑虑”，其根本原因并非美国力量的式微，而是日韩不再愿意受美国驱使、为了美国利益牺牲自身的利益。

第二，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导致日韩两国难以“和睦相处”。美韩同盟是区域性的，其目的仅限于防备本地区的安全威胁。美国建制派之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朝鲜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冷战后的今天，一旦“朝鲜问题”获得解决，必定要撼动美韩同盟的基础。(这也是美国竭力将中国塑造为韩国的“威胁”的根本原因。)然而，美日同盟具有全球意义，是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日本就必须在美国的主导下和美国的“敌人”对抗。这一点，在日本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出兵中东以及近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嚣张”等事件中有明确表现。因此，日韩关系紧张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历史积怨和领土争端，而是依然是“非正常国家”的日本利用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上以“二老板”自居，处处要压韩国一头。

第三，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激化了美日韩在对华政策中难以克服的矛盾：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相悖。美国要“竞赢”中国战略，本质上是“安全”导向的——美国感到自己的霸权受到“中国挑战”。然而，美国的经济却和中国经济难以逆转地缠绕在一起——“脱钩”是政治上的愿景，经济上的伪命题。自美国2017年挑起“竞争”以来，尽管美国政府提高关税甚至不惜发动“贸易战”，中美贸易却稳中有增。2020年，中美两国贸易额在2018-19的跌落后回升，达5867.21 亿美元，同比增长8.3%。如果日韩追随美国与中国“竞争”，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相悖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是日韩两国难以逆转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日贸易总额达3175.38亿美元，同比增长0.8%，而美日贸易却从2019年的2183亿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1836亿美元，仅为中日贸易的57.82%!2020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重新突破3000亿美元;而美韩贸易额却同比减少2.7%，为1316亿美元，仅为中韩贸易额的43.87%!无怪乎动辄对他人“经济制裁”的美国却要与日韩一起抵制莫须有的中国“经济胁迫”，除此，美国无以强求日韩损害关乎自身国本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竞争”。

形势比人强!在世界格局趋向一强多极、经济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的今天，除非中国放弃改革开放，不再遵行多边主义与和平发展的方针，不再推动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否则，要求日韩两国牺牲自身根本利益、与美国结成“一体联盟”与中国搞对抗，难。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6

旧文章ID：25725

作者：程墨  来源：跨界见闻

鉴于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许多人的生活极其重要，同时每天权威媒体和自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谎言，有时引发民众的过度焦虑，有时又忽视了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因此，我想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客观介绍目前中美冲突的主要焦点，并对未来可能的走向谈点个人意见。

在对中美冲突的各主要方面做出客观分析之前，我想就中美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大国关系，谈几点重要看法或基本常识：

第一、中美之间有着规模巨大的经贸和人员往来，同时又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一员，因此，双方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不能因为本文着重分析中美冲突的方方面面，而片面地认定中美两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仇敌。不能因为中美之间某个方面有了一点点缓和迹象，就一惊一乍地欣喜若狂，认为中美关系有望全面改善;也不能因为美国又出台了某个反华政策，或者中国对美国进行了某个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就一惊一乍地认为明天中美之间就会进行这个战那个战，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双方可能擦枪走火陷入热战。

第二，虽然近年来国内媒体习惯于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二元世界，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但在美国没有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特别行政区之前，分析中美关系走向，只有秉持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

第三，随着中国在社会治理、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势崛起，美国在妄图使中国融入所谓国际主流社会的图谋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美国主流社会和美国两党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和挑战，联合世界各国进行全面围堵。因此，中美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由过去几十年以“和为贵”变成了如今“斗为上”。这并非美国害怕中国富裕，归根到底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价值观冲突。

第四，一方面，如今美国政客和社会精英普遍无知、狂妄，并且死抱着他们那套腐朽、没落、虚伪的价值观不放;另一方面，中国主流社会拥有极其强大的N多自信，并且确信拥有俯视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大经济、科技、军事硬实力。因此，中美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尖锐冲突将不可调和，只会越来越激烈，并且除非美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特别行政区，可能几百年都分不出胜负。

第五，美国及其盟友虽然四处贩卖他们那套极其腐朽、没落、虚伪的价值观，但在二战之后，全都放弃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土要求，不再认为领土扩张能带来国家的繁荣强大。美国多个托管地不时通过公民公决，要求成为美国联邦的一员，美国国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予以接纳，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地，中国除了主张收回东海、南海、中印争议地区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实现台海两岸统一，公开宣示永不称霸。因此，中美地缘政治冲突，从根本上讲并非中美两国之间存在主权、领土之争，而是美国企图维护其作为世界警察的领导权，与中国试图收回其应得权益，从而挑战美国霸权的政治、外交冲突。

第六，美国联邦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三权分立，地方政府高度自治。美国虽然赋予总统很大的外交和军事决策权，但受到国会、反对党和媒体等各个方面的制衡，绝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对外重大决策主要受社会主流民意所左右。与此同时，美国人要想成为总统，必须要有出色的才华，经得起反对党、竞选对手和媒体拿放大镜检视的个人品德，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的过人本事，绝非中国媒体丑化的随便哪个疯子、骗子、老年痴呆都能选上。也因为如此，美国不管换哪个党、哪个人上台，对外政策都有极高的连续性，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主流民意。

在介绍了上面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常识之后，我简要说说中美目前尖锐对立的各主要方面，以及未来5到10年内的发展趋势。

一、中美经贸冲突

美国主张各国实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三零”贸易政策。实际上，美国和任何国家都做不到，“三零”只是一个非常超前的国际贸易理念。美国声称中国拥有远高于美国的进口关税，不受法律限制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名目繁多或明或暗的政府补贴，同时在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以及通过政府采购、土地、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推行的政府产业规则等方面，这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要求中国做出实质性改变。

中国则认为美国是胡说八道，鸡蛋里挑骨头。中国的立场是，我们理解美国经济不好需要找替罪羊，我们可以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还可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但想改变中国的贸易规则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那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冲突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一个私人资本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联邦到地方政府，经济权力极其有限，而中国是一个以国有、集体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拥有强大、广泛的经济权力。因此，中美贸易冲突，谈得好双方可以各做一点妥协，做生意嘛，肯定是和为贵。但美国试图通过贸易谈判来改变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则真的是痴心妄想，门都没有!

从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来看，中美经贸冲突的后续走向，我有如下几点判断：

第一，上届政府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基本上会成为废纸一张;

第二，本届美国政府在联合盟友打压中国，特别是防范中国实施以非和平手段统一台湾，以及丑化中国实施的维护新疆和香港稳定的一系列政策，再加上夏威夷、安克雷奇和天津最近3次中美高级别官员对话，双方实际上已经摊牌，因此不会重启中美贸易谈判。

第三，上届美国政府实施的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额外关税措施，本届政府不会取消;

第四，美国政府会推动在新能源、高端制造、医药、军工等制造业领域，与中国逐步脱钩，即重建事关美国安全的供应链网络。

由于中国对美贸易中取得了极大的优势，换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虽然许多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元是废纸一张，认为美国占了中国物美价廉的便宜，但实际上，没有对美贸易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就无法买来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石油、铁矿石、芯片、高端机床、大豆、玉米、进口药品和医药器械等商品。

只有那些脑子彻底坏掉了，真认为在经济内循环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朝鲜，民众享有全世界最富裕的生活，并且确实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全面超越了中美两国的人，才会认为中美经贸往来得不偿失，可有可无。

因为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极其有限，更不能以“爱国”为名，胁迫企业停止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因此，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没有被美国国会列为敌对国家，中美经贸脱钩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至少需要5年左右才会看到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中美科技冲突

美国为了所谓保护知识产权，阻止先进的科技用于中国军事、网络安全和治安监控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对华技术封锁和打击。主要包括：

第一，美国政府先后多批次对华为、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大疆无人机等几十家企业，以及高校国防七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天津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所谓“实体名单”、“不可信名单”等，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之发生商业往来。

第二，2020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0043号总统令，以“防范间谍”及“保护知识产权”为由，禁止与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有关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其中列出了上述高校国防七子和上海交通大学共8所高校的名单，大约3000多名研究生和学者的签证受到影响，其中约1000人回国后再申请入境美国的签证时被拒绝。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政策对赴美本科留学几乎没有影响。

第三，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与军工、安全领域相关的46个还是47个专业，包括航空航天、新材料、网络安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不得招收中国研究生和接受中国访问学者交流。美国这项政策，也不影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本科就读。许多人以讹传讹，认为美国许多高校和专业不再接受中国学生申请。

第四，禁止在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的美国学者，隐瞒接受中国政府和国有单位的资助，到中国进行非公开的学术交流，或者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中兼职。

第五，美国扩大和加强了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控制，典型是美国实际控制的生产高端芯片的光刻机和相关材料。这严重阻碍了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当然，我注意到去年中科院一把手拍了胸膛，将尽快解决包括高端芯片自主生产在内的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难题。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讲中国将在所有高技术领域全面超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所有的技术难题，都是依靠各国的技术合作才能做到某个高科技领域技术领先。

经常有人炒作美国可能在各个操作系统中做手脚，或者断了对中国提供服务的根服务器，或者物理切断中国的国际互联网海底电缆，我认为，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大规模战争，这些可能导致中国互联网相关应用局部瘫痪的行为，美国是绝对不会使的。因为，美国使出这样的无耻手段，等于断了美国高科技企业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后路。

真到了中美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候，中国早就做好了相关预案，无论美国使出怎样的无耻手段，跟漫天飞舞的来袭导弹和拦截导弹相比，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到那时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无法访问某个网站或者上网速度慢一点——只要能灭了美帝，这些都是不值一哂的小事。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2

旧文章ID：25724

作者：陆文浩  来源：中时新闻网

近日，南中国海风波恶。中国大陆解放军发布军事演习，公告禁航区面积广达10万平方公里，以反制美国海军8月3日起至16日，展开1981年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2021大规模演习”(LSE 2021)，美军横跨17个时区，出动五支美国舰队，包括航舰在内共计36艘军舰。然而，就在大陆海事局公布军演时间和区域范围时，竟出现美国海军“胜利号”远距侦潜海洋探测船的身影。

美军指出，“2021大规模演习”包括海上作战(DMO)、远征先进基地作战(EABO)和目标环境濒海作战(LOCE)，考验美军灵活性，并向盟国证明美国有能力同时在多个时区同时应对敌人。其中，南中国海集结大批舰队，威慑大陆明显。

根据大陆海事局公告，解放军8月上旬将分別在海南省以东至西沙一带、广东雷州半岛以西、珠江口外二处海域)、汕尾外海、广西防城外海，进行军事训练、实弹射击等活动;这段期间正好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一系列政治、军事动作，包括：美国对台军售、英国航母经南中国海、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前往日本访问，以及德国护卫舰一艘与印度海军远海特遣编队四艘作战舰，出港往南中国海至亚太地区活动。

统计大陆海事局今年从1月到8月6日止，发布有关解放军南部战区辖区内广东汕尾(含南澳)五次24天、珠江口外海四次6天、川岛一次3天、茂名外海一次3天、海南12次46天、广西北部湾(含雷州半岛以西)12次141天，总计发布35次禁航区公告、军事活动(含训练及实弹射击)223天。

再从媒体报道比较后发现，去年与今年同期，演习区域大致相仿，只在公告禁航区范围更为扩大。珠江口与广西北部湾均以港口近岸防御为主、广东汕尾以两栖演训为主。少数演习区域纵深长且广，为进行实弹射击，其他均为每年例行性的近海防御演习。

海南今年8月6至10日在海南以东至西沙一带海域进行5天军事训练，与去年同期8月24至29日进行6天军事训练差不多;只是今年禁航区的范围为10万平方公里，比去年接近5万平方公里来得大一倍。

不过，光是禁航区范围扩大一倍的意图，已经让舆论热议多日。美方去年公布解放军8月26日上午从青海省德令哈、浙江省宁波发射素有“航母杀手”的东风-26B(射程4000公里)、东风-21D(射程1800公里)共四枚远程攻船导弹，射向海南岛至西沙群岛海域，两枚命中目标区、两枚打偏遗落广西。所以，解放军应该依据去年的缺失，进行一年的改进，列入今年军事活动规划，提前在同期8月上旬进行例行性、年度的同质性远程攻船导弹等武器试射可能性为大。

再者，由于演习范围，是传统南中国海舰队大型军事演习的场域，加上7至9月为军改前、广州军区南中国海舰队“舰队”层级的联合演习，不排除上述海域也将同时进行南部战区层级的联合演习。这也就是此次为什么美方从6月份部署海洋监视船在海南至西沙一带海域活动的原因，毕竟船的滞留时间，可以比空中侦察兵力来得久些。

媒体比较好奇的是去年与今年2次在8月大陆海事局发布海南省至西沙海域的军事训练禁航区，都正好在美国宣布对台军售议题期间。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

相信，对军事有关注的读者都知道，各国每年在进行各地区何种类型的军事演习，必须在前一年由国防部与各军总部进行统一调查与集成，以便开始准备人力与各项物资以及后勤支援等准备。所以在这方面，大陆要操作两岸或美中台新闻议题比较难，相反地，美方要操作对台军售这类议题比较容易，因为大陆必须在军事演习前几天，将演习禁航区公告全世界知道，解放军发言顶多在美方发言后，大陆也“借机”向美、台双方“循例”警告维护领土主权不变的宣示。

从近十年多观察解放军反映有关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关系，涉及领土主权等政治敏感议题中，以解放军空中兵力反应速度最快;如要以演习来带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关系议题，已经不像早期毛邓江时期军事力量实力不足，但言词来得强硬;中国大陆历经改革开放后，经济突飞猛进，军事力量亦随之提升，现在解放军的整体军事实力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所以，美国近年来不断地沿用上一世纪“岛链”的军事围堵策略来对付中国大陆，从“由欧转亚”、“重返亚洲”、“印太战略”等等，已从传统军事强权逐渐弱化，至今仍逃不出旧思维的传统军事战略部署。以致拜登总统上台后积极地拉拢北约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南亚大国印度、南太平洋大国澳大利亚、亚洲大国日本与韩国、地区亚细安集团参与围堵中国发展。

相信近年中国大陆持续且频密地对远程攻船导弹研制发展与试射，让世界各国心生忌惮，法国准航母与潜舰、英国航母编队、德国护卫舰、印度远海特遣编队、以及日本与澳大利亚等作战舰船，跟随美国主张“印太战略”下的“航行自由”来公开挑战中国大陆的领海主权也就在情理之中。反而，聪明的东南亚国家，虽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有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争端，但亚细安在经济优于军事发展的前提下，没有跟随美国武吓与中国对峙，应特別值得关注。

美国拉拢这些盟国往来西太平洋、巴士海峡、南中国海至印度洋的域外舰队，不免仍带有19、20世纪前“船坚炮利”的海权殖民思想。这种海权殖民掠夺的反思，当以民国初期，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在“与梁士诒等联名主张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提及“琼州一岛，东瞰小吕宋，西连东京湾，南接安南，北倚雷州半岛;四面港口，星罗棋布;南有榆林、三亚之险…祇以行政区划隶于广东，位为外府，政府轻视之，…有形势之险而不知固守，有天然之富源而不知利用。法国垂涎是岛，历有年所，…甲午之役，台湾割让于日，…琼州宜改设行省，其理由有五，首要在‘巩固海防’，琼州位置极南，为大西洋舰队所必经之路，南洋之门户也。…榆林、三亚二港正当其冲。…倘改为行省，则琼州之军港易于建设，其理由一也。”

大陆1988年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持续精进建设南中国海舰队愉林海军基地，甚至2014年完成海南三亚海军综合保障基地，使得大陆后续自制新型核潜舰、自制山东号航母、075两栖攻击舰等作战舰船得以在此部署，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延伸南中国海，令美军芒刺在背，才不断地派遣侦察机与情报船在海南与海上战略通道监视，并运用美航母战斗群展示海上强大武力箝制中国影响力，此举迫使解放军不得不将海南至西沙一带海空域列为传统大陆近海防御的最南端要域。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723

作者：郑伟彬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最近到访中国，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其他官员进行了会谈。

并不让外界意外，这次的会谈没让两国关系有实质性的突破或改变，它只是中美阿拉斯加会谈的一次延续，以确保中美关系还处在安全范围之内，不发生意外的冲突。现在中美两国间的较量，是基于实力的地位。鉴于中美两国间实在的实力差距，以及这是在美国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展开，因此这是一场非对称竞争。

这对中国而言，并非第一次。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就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转向“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生产更多的潜艇、导弹和水雷，以对抗美国庞大的航母战斗群。直到中国判断自身的资源，足以承载开发更大型的军事舰艇，以保护其远洋地区的利益时，中国才开始了其航母时代。

中美两国这种非对称竞争，尽管不如1970年代形成的接触政策友好，但比特朗普时期国务卿蓬佩奥所主张的，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为理性，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激烈或不可控的冲突。

蓬佩奥疯狂的主张在华盛顿并不是主流，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在一些华盛顿政界或学界人士看来，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事实上并不需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引导、约束中国的行为，就已经足够。

但是，蓬佩奥的主张让北京看清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本质。这很容易唤醒北京对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冲击与记忆，从而激活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之间，中美确实存在过一段美好的时期。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改变了北京对美国的认知。在缺乏共同敌人的国际环境下，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必然会让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走向竞争。

如果不是随后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将精力集中于中亚和中东地区，两国间的强力竞争关系可能比现在更早形成。

美国在这段时间的注意力转移，也让中国有了准备时间，积累资源，发展经济，参与国际治理，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并在欧亚大陆开启一系列的区域组织建设。

在特朗普凌厉的攻势之下，中国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格局、社会民众的生存压力以及科技创新等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和调整。

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全球化逆潮。近期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及推出反垄断措施，对教培行业的打击、对高房价的压制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潜在的中美竞争，避免在中美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下，恶化国内环境，从而引发不可控的事件。

事实上，在这场竞争中，北京很清楚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坚持参与国际治理，创设更多国际组织和地区论坛，在全球供应链中保持主导地位，与其说是为了对抗美国，不如说是为了解决可能在某天遭到美国的脱钩与排斥，而为自己留下的“备份全球化体系”。

中国越多地参与全球各类国际组织和地区建设发展，美国将中国排斥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的成本也就更高。这是防守策略，而非进攻策略。

正如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所选择的非对称性策略一样，中国在新的竞争时代，也须要采用同样的策略，以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性对抗。这是苏联失败的老路。泾渭分明的大国集团为制造分裂奠定了基础，并让苏联最终在封闭的环境中走向溃败。

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西方技术对苏联的封锁，使得苏联无法以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经济。虽然苏联曾经在人造卫星等技术上领先欧美，但这种技术优势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今日，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很多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确定这种优势是否能够在美国不断的脱钩“努力”中画上句号。外界对于北京针对互联网加大监管力量的方式并不十分认同，认为这将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实际上，这却也极可能是中国为了保持更好的科技优势，而进行了微观管理。

不过，即使这样，可能还远远不足以让中国应对中美间即将到来的漫长竞争。中国这些年来，从韬光养晦策略到积极作为的众多措施和手段，现在已经为美国所借用。

比如在经济上，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一边积极批评中国的产业政策，一边却也在国内为立法机关所认可。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开始强化亚洲地区国家与组织的力量，试图借助这些组织力量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而这正是这些年来，中国所积极倡导的“周边外交”策略与理念。

中国借助亚细安等区域组织分散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强化自身创建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现在，美国也在强化与亚细安的关系，并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成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其印太战略的落地形式，以削弱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

美国采取过去中国削弱美国区域力量的方式，并且是在中美两国实力仍然有着相当明显差距的情况之下，这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考验和压力。中国需要更多的智慧与策略，来赢得这场非对称竞争。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1

旧文章ID：25722

作者：陈一新  来源：中时电子报

在国际情势急剧转变之下，位处波罗的海旁的小国立陶宛在7月同意台湾在该国设立“台湾代表处”。中国大陆则直到8月10日才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也召回驻中国大使。

这次为什么北京未像上次处理南美洲东北角圭亚那同意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不久立刻要求该国收回成命，反而拖拖拉拉了两个礼拜才召大使而且还似乎外交谈判不太顺利?此一发展无疑也显示立陶宛同意台湾设处与以往两岸外交较劲的性质迥然不同，而是代表立陶宛已成为中美全球外交角力的新战场。

立陶宛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合称“波罗的海三小国”，在冷战时期，三国在苏联统治之下就非常向往自由民主，苏联崩解之后，三国立刻宣布独立，并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台湾与波罗的海三小国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发展关系，并在三国设立一个台湾经贸代表处合署办公。台湾曾在1996年捐赠立陶宛一批电脑。三小国国会议员与台湾立委也时相往来。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台湾曾捐赠立陶宛10万个医疗用口罩，2021年立陶宛也对台湾报之以李，捐赠台湾2万剂AZ疫苗。2021年3月，立陶宛宣布将在台设立商务办事处，未料后来发展急转直下，应与美国无所不在的身影有关。台外交部7月20日宣布，台湾将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人)代表处”(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并说立陶宛也将在台设立对口单位。

中国大陆在台湾上次于圭亚那设立“台湾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时立刻以明快手法逼迫圭亚那改弦更张，这次尽管中国与立陶宛“反复交涉”、“晓以利害”，但立陶宛外长与国会议员却始终不为所动。

为何中国大陆在立陶宛的外交工作出了状况?首先，立陶宛的转变与国际大气候的变化有关。在过去半年左右，美国总统拜登在美日、美韩、七大工业国、欧盟等重大峰会都高举“反中”大旗，成功建立“反中”连线，对立陶宛等民主国家起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

其次，立陶宛与中国建交利益有限，中国既无意也不愿劝阻俄罗斯经常在波罗的海三小国边界附近举行军演的行动，让三小国安全受到威胁，而对北京失望。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即负起保护三小国的责任，每次俄罗斯陈兵三小国边界时，美国都动员北约部队不让俄罗斯越雷池一步，所以三小国外交深受美国影响。

第三，在美台、美立、台立关系都互动良好的状况下，美国居中运作，将台湾原先在立陶宛设立商务办事处的规划升级为“台湾(人)代表处”，因为白宫印太战略总监坎伯才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与信守“一中政策”，选择“台湾(人)代表处”这个名称，会让刺激北京的程度相对较低。对台北而言，也算委屈求全，因为按台湾外交部对外关系名称分类，“台湾(人)代表处”较“台湾代表处”稍微低半个档次。

对北京来说，立陶宛堪称近年来“最牛的”一个邦交国，对中国的施压固然充耳不闻，对北京的利诱也无动于衷。北京对立陶宛则是轻不得也重不得。轻了怕波罗的海另外两国跟进，更怕其他国家群起效尤，重了则担心三小国反目相向，影响更大。现在中、立两国相互召回大使，显示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相互召回大使的严重性相当之高，仅次于断交。

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一事，也成为拜登政府施压北京要求中国外长王毅7月25日“正式会晤”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的筹码之一。另一筹码则是美军行政专机专程降落台北为“美国在台协会”运送外交邮包。

立陶宛因缘际会意外成为中美外交角力的新战场，如果处理不够妥适，则类似案例未来可能层出不穷，甚至成为中美全球外交角力的新常态之一。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2

旧文章ID：25721

作者：张书言 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

数字鸿沟一般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与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人们对数字鸿沟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细分。早期信息技术与工具拥有程度的差异被称为第一道数字鸿沟。如今，在信息使用的技能和素养层面所体现出的差距，则被称为第二道数字鸿沟。

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云计算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彰显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高效、便捷。然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全球范围内，数字鸿沟正日趋扩大，若不加以妥善应对，将阻碍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城镇地区网络普及率比农村地区高23.9个百分点，城镇网民规模是农村的2.2倍。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占到非网民群体总数的46%。城市与乡村、老年群体与现代社会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小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仅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加剧态势同样不容小觑。今年7月，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全球商务系主任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如何弥合美国数字鸿沟?”(How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U.S.?)，专门对美国的数字鸿沟现状及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呼吁美国政府尽快采取正确而有力的措施，并提出七条解决策略。

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认为，美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严重程度已妨碍到了各项关键公共社会服务的开展。首先，数字鸿沟阻碍了各地的远程医疗服务。新冠疫情期间，新墨西哥州、西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由于数字接入情况欠佳，导致推广远程医疗政策的进程大为受限。其次，数字鸿沟妨碍了在线教育的均衡与普及。在美国，13至17岁的青少年中有近五分之一因为缺乏数字设备、宽带接入等问题而无法完成线上家庭作业，另有一千二百万儿童完全无法上网。其中尤为困难的是堪萨斯城学区，近70%的儿童和青少年家中无法使用互联网。此外，种族不平等问题也因为数字鸿沟而加剧。没有家庭互联网的美国人中近一半是非洲裔和拉丁裔家庭。高达 40% 的非洲裔、拉丁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后裔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不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目前，美国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对网络服务的监管和开放的互联网接入政策。这就导致在部分城市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自然而然形成了垄断。据统计，约8000万美国人无法自主选择网络服务供应商，约一亿五千万美国居民由于成本等原因无法使用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因此，鼓励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并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美国弥合数字鸿沟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了解决数字鸿沟及其相关社会治理问题，拜登政府在“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中专门设置了一项650亿美元的预算，预期在8年内弥补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缺口。这项计划试图解决“最后一公里家庭互联网接入”。然而，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一计划不可能真正起到弥合数字鸿沟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当今美国，数字鸿沟已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至少包括基础建设、数字包容性、机构和制度因素，以及个体数字能力这四个维度。其中，基础设施又包括互联网速度、地面宽带覆盖率、智能手机拥有和使用情况;数字包容性则涵盖宽带的使用成本、不同收入群体接入宽带的公平程度、宽带的实际使用速度等;机构和制度因素包含宽带战略的政治优先级、政府将技术用于公共服务的最佳做法和对市政网络政策的限制;数字能力则指向人们驾驭数字世界的具体方式。

同时，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指出，拜登政府650亿美元的预算是基于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保有量的不准确统计而做出的。按照FCC的测算，没有接入互联网的美国家庭不到1450万。而事实上，根据更为可靠的中立研究机构BroadbandNow的测算，实际上约有4200万美国家庭没有宽带接入。因此，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的预算缺口至少在1750亿美元。有鉴于此，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提出了以下七个解决策略，供联邦、州和各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参考：

一、收取“罗默”税以弥补预算缺口

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建议向互联网中获益最大的行业，即科技巨头公司征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近来曾建议对特定的数字广告收入征税。数字广告提供了巨大的收入池：2020年，社交媒体广告收入为415亿美元，数字视频广告收入为262亿美元，广告客户预计将在搜索广告上花费592.2亿美元。“罗默”税将会是弥补治理数字鸿沟预算缺口的理想收入来源。

二、因地制宜采取解决方案

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建议优先考虑将资金投入到互联网接入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州，包括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阿拉巴马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此外，应尽快恢复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中立原则，限制宽带提供商对某些服务或内容收取额外费用，确保网络资源的一致性与包容性。

三、引入科技巨头作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美国政府可以鼓励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另外，要让主要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如CenturyLink和Frontier Communications，尽快履行承诺，实施其享有纳税人补贴的宽带接入项目。这也可以节约部分政府投入资金。

四、适当采取公私合作解决方案

鉴于纯公共或市政解决方案面临诸多限制，联邦政府应考虑对地方公私伙伴合作关系持开放态度。可以通过政府招标来征集解决方案，并让各州参与这一过程，然后为每个州设定目标，并将补贴等激励措施与之挂钩。类似的项目已有成功先例。谷歌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合作项目解决了当地10万户农村家庭的宽带接入问题，而脸书建设的光纤网络则解决了北卡罗来纳州多个教育机构的网络连接问题。

五、更新和扩展现有宽带接入补贴计划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E-Rate计划最初仅为学校和图书馆提供宽带接入折扣，现在应扩大范围，将学生所属家庭列为优惠对象。此外，联邦政府的生命线计划(Lifeline)旨在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电话和互联网服务补贴，但这一计划准入门槛过高，仅有不到25%的低收入家庭满足申请补贴资格。因此需要适当调低申请标准，并向该计划提供更多资金，以便为更多用户提供优质宽带接入。

六、构建面向未来的宽带服务

宽带的标准需要逐步提高，以适应未来对互联网生态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部分美国参议员已致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商务部和农业部，敦促将联邦宽带标准至少提高到100 Mbps。此外，应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联邦政府的“一次性挖掘”系列规划整合在一起，在可行的前提下，将宽带基础设施融合到其他基建项目中同步开展，可大幅节约建设成本。

七、培育数字素养

目前，只有40%左右的美国成年人能够回答网络钓鱼等隐私安全相关的基本问题。数字素养是改进信息采集方式、打击错误信息和诈骗，以及控制网络攻击风险的关键。《人人可访问和费用可负担的互联网法案》(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Internet for All Act)向支持数字扫盲计划的各州拨出了6000万美元资金，公共和私营部门可在此基础上开展数字扫盲行动。终身的数字素养培训计划将帮助美国民众抵御数字鸿沟带来的潜在风险，并使他们成为数字生态系统更好的消费者。同时，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增加 “数字包容基金”、“数字导航员”等资源投入，帮助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

消弭美国数字鸿沟的任务复杂而艰巨，拜登政府制定的数字鸿沟治理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社会进步还有待实践检验。然而，数字鸿沟的改善程度是衡量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巴斯卡尔·查克拉博蒂(Bhaskar Chakravorti)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重视这一问题，直面由代际差别、收入差别、教育差别、地域差别等导致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素养的不平衡，实现普惠各类人群的“数字无障碍”公共政策与服务。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718

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历经数月激烈讨论与讨价还价之后，美国国会终于在推进跨党派基础设施法案方面取得一大进展。

当地时间8月10日，美国参议院以69票赞成、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长达2702页、总额约1万亿美元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该法案计划为现有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在5年内新增约5500亿美元投资，用于修建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完善供水系统、电网和宽带网络等。

自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其力推的“标志性工程”。若该法案未来在众议院也获得通过，这将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道路、桥梁和铁路的最大规模投资之一。

“若基建法案通过，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将是巨大促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这一法案或将开启联邦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时代，意味着自里根革命以来的“小政府”时代可能逆转，美国将迎来“大政府”时代。

眼下，该项基建法案能否在众议院通过依然前途未卜。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众议院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提出了一项更具野心并且高达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要求只有在参议院通过该支出法案后，才能对上述两项法案进行共同审议。

在多数进步派民主党议员看来，这项规模更大的法案涉及医疗保健、儿童和老人护理、教育和气候变化等他们关切的优先议题，能够为美国社会带来更加深刻的变革。但对于共和党人甚至部分中间派民主党议员而言，这个庞大的开支法案将加剧通货膨胀，将美国置于债务危机之中。

谁来买单?

长期以来，推动美国老化和过时的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和升级，一直是国会两党支持的一项优先任务。但多年来，在政治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两党议员一直未能达成妥协。韦宗友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自奥巴马总统以来，基建基本上成为两党共识。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也曾提出万亿规模的基建，只不过不了了之。

因此，参议院8月10日通过的这项跨党派法案被诸多美媒称为拜登的一次政治胜利。从投资的优先事项来看，这项被称为“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的法案将在未来五年内增加550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其中，1100亿美元用于建设高速公路，660亿美元用于建设铁路，650亿美元用于建设电网，650亿美元用于建设宽带相关设施，550亿美元用于建设饮用水管道相关设施等。

不过，不可忽视的是，法案投资的资金从何而来，法案能否最终通过众议院的审议仍疑云重重。在讨论法案的过程中，共和党议员明确表态称，他们不会支持任何以增加税收获取资金的立法，并拒绝了一项加强国税局对逃税行为执法力度的提案。

失去税收这一主要资金来源途径后，为争取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拜登和民主党议员做出了重大让步，将2.3万亿美元的法案“缩水”至1万亿美元。随之而来的影响则是，该法案在替换铅管和清洁能源项目等方面投入的资金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在缩减开支的同时，该法案还计划通过一系列“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填补资金空缺。据美国《财富》杂志介绍，主要措施包括重新利用逾2000亿美元未动用的抗疫资金，同时推迟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退税，预计这将省出500亿美元。一些州将返还原本用于失业保险的未使用联邦基金，预计还将省出500亿美元。

对于这一操作，美国财政监督机构曾警告说，参议员们在预算上使“花招”，掩盖法案的真实成本。《纽约时报》分析称，国会预算办公室关于财政赤字的估计似乎印证了这种怀疑。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评估称，该基建计划将在未来10年使财政赤字再增加2560亿美元，而这与提案者声称他们的法案将得到全额支付的说法相矛盾。

“我们负担不起这种不计后果的支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坦言。斯科特称，虽然他支持投资基础设施，但他担心该法案会助长通货膨胀。

美国劳工部8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涨幅与6月持平，表明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不减。

乘胜追击?

然而，推出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远不是拜登以及进步派民主党人终极目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该法案通过后表示，“全世界都对参议院表示尊敬，我很高兴法案通过了。我很高兴它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但她强调，这并不是拜登和民主党人的全部愿景。

眼下，他们正乘胜追击，酝酿一个继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推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以来，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最大的一笔投资。更为重要的是，这份价值3.5万亿美元，涉及医疗保健、儿童和老人护理、教育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预算蓝图能否在参议院通过，将直接影响上一份基建法案的“命运”。

据《纽约时报》介绍，佩洛西和近100名民主党进步派众议员此前表态称，除非参议院通过这份价值3.5万亿美元且更具雄心的法案，否则众议院不会对之前通过的基建法案进行审议与投票。

将基建法案与更为庞大的社会保障法案相“捆绑”的做法，无疑增加了前者在众议院审议的难度与耗时。《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这种“捆绑销售”的做法实际上也反映出民主党核心小组内部的分歧，多数进步派人士认为基建法案中推进的社会变革还不够充分。

经过数小时漫长的争论，参议院于当地时间8月11日接近凌晨四点时，以50票对49票的结果，通过了这项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在没有任何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民主党人按照被称为“预算协调”的程序来推进该议案。“美国之声”解释称，在这一程序下，处在少数党地位的共和党议员无法以提出要展开冗长辩论的议会战术来封杀或拖延该议案，议案只需简单多数便可过关。预计众议院将于8月23日恢复工作，审议该决议。

与之前通过跨党派基建法案不同，“征税”是这项3.5万亿美元计划的主要资金来源。用舒默的话来说，这份计划“将由那些有钱人买单”，这显然触碰到了共和党议员的“底线”。

对此，46名共和党参议员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对民主党政府利用“预算协调”程序无节制花钱的愤怒，并强调如果美国主权债务出现违约只能是民主党的问题。他们还表示，“无耻”的民主党议员们推出一系列支出法案将使得美国债务水平到2031年时将达到45万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规模更大的法案还招致了部分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的反对，而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正式投票中，若想得到所有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依然挑战重重。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参议院最关键的摇摆票之一、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在投票数小时后表示，他对该法案所涉金额表示“严重担忧”。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复苏状况，应继续维持更适合应对大萧条或大衰退的支出水平，而不是让经济处于过热的边缘，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这些反对的声音，韦宗友向澎湃新闻直言，共和党和温和派民主党人，最担心的是向公司和富人增税，说担心赤字只不过是个幌子。

影响几何?

假使基建法案能够得到众议院批准，并被签署成法律，其能否在各州得到落实?又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多大影响?

此前，白宫新闻发言人安德鲁·贝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基础设施协议的推出将履行拜登总统的竞选承诺，“在一年内，推动几乎所有主要的基建领域取得进展”，包括道路和桥梁、交通、高速互联网和清洁能源。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倘若基建法案能在今年秋天签署成法律，美国民众仍需多年才能感受到它带来的全部影响。《华盛顿邮报》分析称，尽管大量资金可能会很快拨付，特别是用于更新现有项目，例如重新铺设国家道路等。不过，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落地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联邦机构到地方再到私人建筑商。因此，可能数年都不会有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建成。

与此同时，先前的基础设施改造工作也为当前提供了“前车之鉴”。2009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批准了一项基础设施立法，向加州提供了35亿美元的高速铁路资金，旨在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然而，大约12年后，加州民众发现，当地官员仍在就如何推进修路项目开展激烈争吵，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针对这一现象，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基础设施政策主管凯文·德古德向《华尔街日报》分析称，究竟哪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获得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州的政策执行情况。德古德解释，“联邦政府的资金投入没有足够的附加条件。对各州来说，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历史经验也表明，地方政府并不擅长利用联邦资金做出明智的决定。”

从这一角度而言，虽然基建法案能够提供资金，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应的项目可以成功建成。美国自由派智库“尼斯卡南研究中心”政策专家萨姆·哈蒙德告诉《华盛顿邮报》，尽管国会议员对资金的用途进行了谈判，但实际上没有人关注基础设施建成的过程，未能将此作为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机会。

更加不可控的因素在于，政府更迭或对此类长期性项目产生颠覆性影响，这或使得基建项目的社会、政治效益变得更为复杂。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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