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爽，陈洁琼  来源：中评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谢郁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台海政策又重回战略模糊：既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与大陆对抗，不断强化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砝码和棋子作用。目前中美博弈进入深层次的、全方位的、长期化的对抗与较量时期，但美国现在并不打算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摊牌，不打算台海局势破局，希望拉长战线牵制中国，这是其重回战略模糊的重要原因。

谢郁对中评社说，重回战略模糊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重要区别，特朗普政府把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逐渐变成了战略清晰，而战略清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中美之间爆发激烈的对抗、危机与冲突。而拜登政策上台后，基于多种判断，台海政策重回战略模糊。

谢郁认为，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核心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维护主权方面没有退让妥协的余地。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不是其核心利益，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相关战略利益，而这个重要的相关战略利益的目标是“以台制华”，不是实现“台湾独立”。这张牌对美国来说是要长期打下去，以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而长期打下去的前提就是是不破局，不摊牌。所以岛内某些“急独”势力见猎心喜，认为中美对抗是推进“台独”的最佳机遇期，可以火中取栗，这是误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不是帮助台湾“独立”，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任务，要清楚这一点，否则就很危险，会将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谢郁对中评社表示，从拜登上台半年多的观察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主体脉络还是集中精力遏制打压中国，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定位。在这个大前提下，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动能和力度都不会减弱。但从总体上看，在中国一再明确宣示台湾问题事涉领土主权完整不容侵犯的坚定立场之下，可以看出目前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摊牌，拜登政府打“台湾牌”会以切香肠的方式推进，不会轻易越过临界点，以免中美全面摊牌引发台海战争。

以下是访问全文：

中评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台湾问题时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您怎么解读“历史任务”这一提法?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建国一百年)会如何处理统一的问题?

谢郁：习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赢得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重申了“历史任务”这个词。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提“三大任务”，21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三大历史性的任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这三大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富强起来以后，国家统一的问题就提上了历史任务的日程。

十九大以后，中国有了两个百年的新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是脱贫建成小康，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百年开启的时候，三大历史任务的进程、历史的方向、目标、路径都越来越清晰了。这次建党百年是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完成、第二个百年开启的关键点，重提统一这一历史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过，“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国家统一这一历史性任务，已经纳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历史任务目标里。也就是说，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体的。统一的目标是既定的，统一的方向是不可逆的，统一的进程是持续在推动的，统一的路径是有多种方式的。

“1.2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论述“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也就是说，当我们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国家统一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换言之，只有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圆满的，也才是完整的。因此在建党百年大会上提“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开启第二个百年“民族复兴”的目标任务相辅相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年党庆大会的讲话，在台湾问题上对外界传达了三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讲话中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有意志、有决心，关键还有强大的能力。这一点是向“台独”势力及外部反华势力发出严正的警告，再度传送明确信号，不要误判形势，更不要幻想中国政府和人民会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退让妥协，这是退无可退的，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提到，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一表态透露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尽管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仍然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因为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最佳方式。

第三，大陆对台湾同胞仍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他呼吁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这说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是对台湾同胞，对所有炎黄儿女寄予了厚望，也展示了强大的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及和平统一进程，都是一次非常有力的促进。

中评社：台湾本轮疫情暴发后，民进党当局多次拒绝大陆愿提供疫苗的善意，反而高调感谢美国、日本提供疫苗，您如何评价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系列做法?民进党当局不愿意接受大陆疫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谢郁：台湾今年五六月的这波疫情蔓延，是执政当局在防疫方面的疏失所导致的。因为在去年以前，蔡英文当局一直以“抗疫模范生”的姿态，非常骄傲地到处去推广台湾经验。而此次疫情蔓延是由于蔡当局过于自信，之后变成了自满，进而放松了抗疫的防线，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这一波台湾疫情升高以来，大陆方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第一时间表示可以为台湾提供疫苗以及其他的抗疫物资。可是台湾当局从去年大陆疫情暴发开始，就一直在借着疫情对抗大陆：第一，在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上，民进党当局借疫情与美国联手，与大陆对抗，不断地抹黑、污蔑和攻击大陆;第二，台湾本轮疫情暴发时，防控无方，疫苗短缺，而目前全球范围内，防疫措施除了隔离，最有效的就是疫苗。大陆国台办、民间团体、台商协会等各方面都积极地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包括大陆生产的疫苗、上海复星代理的德国BNT疫苗，但台湾当局全部拒绝，并将大陆的善意污蔑为“假好心”。

在台当局看来，只要是有中国大陆元素的疫苗，全都拒绝使用。从疫情暴发之初，就借疫情升高与大陆的敌对情绪，两岸一直要处于对立与对抗，才符合现在美台联手反中的战略需求，也符合民进党不断地向美国争取表现的定位与价值——在美国印太安全战略里，台湾是重要的一环。

在疫苗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再说是因为大陆的干扰和破坏，台湾拿不到疫苗，疫情得不到控制，这是台当局在岛内进行动员时的一贯说法，目的就是甩锅给大陆，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民进党当局延续2019年以来转移矛盾焦点的做法，将民众对其执政的愤怒引向对抗大陆，引向两岸关系紧张。在这样的逻辑下，如果民进党当局接受了大陆的疫苗，或者经由大陆企业代理使台湾得到疫苗，之前的逻辑就不成立了，就不攻自破了。

正是基于此，民进党当局当然不愿也不会接受大陆在疫苗方面的帮助。这其中显示出台湾当局的心态：政治高于疫情。说疫情如火，人命关天，可是在这个时候，民进党当局把政治上的思考和操作高于疫情的防控，这是罔顾民生的做法。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两岸如能携手抗疫，共护民生，疫情本应可能成为缓解两岸对立紧张气氛、拉近两岸民众感情的契机，但台当局的一系列逆向操作，使得本已处于低迷恶化的两岸关系，又是一次雪上加霜。

中评社：拜登政府上台后，仍然在通过各种方式打“台湾牌”，美国学者也频频警告若美国放弃“一中政策”恐引发战争，您认为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整体战略是怎样的?是继续“切香肠”还是可能会有比较极端的做法?大陆应该如何应对?

谢郁：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与特朗普时期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国列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遏制对象，这在美国是有共识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包括行政部门、国会、五角大楼和战略界，所以这是美国全政府的认知。

在这样的认知下，从拜登上台以后对华遏制总体战略未变，但做法上从特朗普时期的全面对抗+极限施压+危机，调整为竞争对抗+有限对话+危机管控。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动能和力度都不会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台湾这张牌对美国来说，是遏制中国时成本代价相对较小、收益较大、打起来较顺手的一张牌。因为台湾对中国而言是核心利益，美国凡出台一个亲台法案、或美台官员互访层级提升、或美国战机军舰到台湾停泊，都会触及中国主权利益，因此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出招，意在持续增加中国战略成本的投入。

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有变与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出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需要，未来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意愿与动能不会降低，总体会延续过去几年形成的方向和政策轨迹，包括：不断通过在台海地区展示军事力量表达在安全与军事领域协防台湾的承诺，继续推出对台军售项目、维持一定层级的美台官员互动与交流、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活动、帮助台湾维持“邦交国”数量，加强美台经济关系，将台湾纳入美澳日欧产业供应链，提升台湾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功能定位等等。

改变的部分：未来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思维与做法会有所修正与调整。一是美国台海政策会从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清晰，重新回归战略模糊，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中美“三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之间维持模糊的、动态的战略平衡。近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以及拜登核心幕僚艾利森等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拜登政府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并不存在台湾这个独立国家，美国不会承认它，不会承认独立的台湾”。另一方面，又多次明确宣示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二是与特朗普近乎失去理性的极限施压相比，拜登和民主党打“台湾牌”时或会相对谨慎、稳健、精算，在具体做法上具可预测性、持续性、节制性。三是美国新政府在对待大陆和台湾时，会更加突显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注重以“自由、民主、人权”来对中国大陆施压、支持台湾。四是在拜登政府外交政策重回多边主义的情况下，会更注重修复、整合与西方传统盟友的关系，对华遏制形成更紧密的同盟关系，在帮助台湾获得国际空间上西方阵营或会更立场一致，比如今年6月G7峰会公报首次提及台海问题。

但从总体上看，在中国一再明确表达台湾问题是涉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利益面前，美国尚未作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最终摊牌的准备，拜登政府打“台湾牌”会以切香肠的方式推进，不会轻易越过临界点，以免中美全面摊牌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中评社：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近日称“美国不支持‘台独’”。您怎么解读这一表态?为何在此时提出?

谢郁：坎贝尔是拜登政府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重要官员。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他明确表达美国不支持“台独”，但同时又表示，拜登政府会全力加强美台非官方的关系。坎贝尔在这时作上述表态，有几个点需要注意：

第一，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特朗普政府把长期以来美国在台湾海峡两岸的双轨平衡战略模糊逐渐变成了战略清晰，而战略清晰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中美之间爆发激烈的对抗、危机与冲突。特朗普以极限施压，野蛮冲撞的方式，所以危机突发、擦枪走火的风险性急剧升高。

到了拜登时期，美国的台海政策又重回到了战略模糊。我们看到，拜登上来以后到现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拜登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包括拜登本人、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坎贝尔这次的表态等，一方面既讲美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继续出台涉台法案，甚至两度派出军机降落台湾，最近又批准了7.5亿的对台军售案，实际上是在不断提升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不断在冲撞“一中”红线。但同时美国官员也不断在表态，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在中美三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之间的动态平衡。拜登政府不断在一些场合上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这次坎贝尔更明确地讲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美国会积极提升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所以这显示拜登政府在台海问题上又重回了战略模糊：既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又积极提升美台关系，不断提高台湾作为遏华的砝码和棋子的作用。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有几个：一是当中美这场博弈进入现阶段——深层次的、更全方位、长期化的对抗和较量的时候，美国现在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摊牌，认为现在并不是摊牌的最好时机，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不希望破局，所以它的战略模糊又重新回来了。当两岸关系对抗和紧张上到一定程度时，美国就往回调一下，相对放缓一下，这是美国对战略节点的一个判断。

第二，美国的战略界很多了解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其实是看得到的，在美国和日本激进势力的鼓励下，“台独”势力有恃无恐一直在往前冲，不断进入挑衅冲击主权红线和大陆的忍耐底线。美国亦非常清楚，如“台独”一再往前冲，最终只会逼中国大陆动武，就是通常所说的“急独”必然导致“急统”，这个逻辑美国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既然美国判断现在不是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大陆摊牌的时机，“台独”走到一定的时候，美国就要踩一下刹车。所以坎贝尔的讲话，其实也是对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的告诫：美国不愿意看到“台独”冒进突破大陆的底线导致台海“破局”。

第三，台湾当局现在不断吹嘘美台关系上升到历史最高，被很多极“独”势力视为是寻求“台独”和推进“台独”战略的重要机遇期：很多岛内的深绿极“独”分子认为现在有美国的支持，要把台“独”做到实。美国发出警告以后，他们应该很清晰地看到，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核心利益，“台独”伤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就等于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大陆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一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可是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不是其核心利益，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相关战略利益，而这个重要的相关战略利益的目标就是“以台制华”，不是实现台湾“独立”，也就是说“台独”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打“台湾牌”只是手段，要继续打下去的前提是不破局、不摊牌。如果现在破局，这张牌怎么往下打?所以“台独”势力误判了美国的真正意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而不是帮助台湾“独立”。

所以坎贝尔的讲话，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应该清楚看到，特别是台湾的民众应该清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要获得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台独”的梦想、更不是台湾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很清楚。虽然坎贝尔讲了不支持“台独”，但是我们也要非常清楚，美国打台湾牌的动能和企图是不会减少了，会以“切香肠”的方式，一步一步提升美台关系，强化对台湾的支持，批准新的对台军售，出台更多涉台法案、密切美台军事合作、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等等，但是美国会掌控住方向与节奏，不会放任台湾把节奏带偏，让局势失控。在这一方面，台湾是没有主动选择权及决定权的，完全是被动的一方。

中评社：台湾疫情暴发后，民进党民调好感度下跌，但国民党的好感度却未能上升。在推动大陆疫苗入台问题上，国民党中央也是畏首畏尾，无所作为。您如何评价国民党现在在台湾政治生态中的位置?国民党应该如何走出困境?未来国民党是否堪当大任?

谢郁：国民党再次败选后，进入一种内部缺乏凝聚力、没有方向感的涣散状态，政策检讨、核心论述、人才培养、内部整合、监督制衡民进党等方方面面，没有给外界一种强力革新、重振旗鼓的感受，无法让民众看到士气回升、重新上路再出发的国民党。

台湾疫情发生以后，民进党防疫不力民怨沸腾时，民进党的民调支持度下跌，然而国民党的民调支持度也在跌，民进党在疫情后不满意度高达80%、82% ，从政党支持度来看，5月到6月，民进党的支持度从23%跌到了21%、22%，但国民党的支持度也从21%跌到了18%，反而是柯文哲个人政治声望和民众党支持度上升了。按常理，执政党做得烂就是给在野党提供上升机会，应该是此消彼长，然而并没有。从民进党那里流失的民心，也没有流向国民党，这应该是国民党无所作为的结果。

首先，作为在野党，国民党的职责就是监督、批评、制衡，当执政党做得不好的时候，要站出来为民众发声，把自己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起，这样才是在野党重新获得人民信任的关键点。本来这次的疫情完全是执政党的疏失，是民进党执政不力、防疫不力，特别是政治抗疫、罔顾民生，民进党当局“用爱发电”、“校正回归”、“认知作战”等等 一系列荒腔走板的作为，完全可以成为国民党发力的机会。但国民党未能把握好时机有所作为。

第二，国民党没有提出解决当下台湾防疫困境的办法。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是有优势的，积极与大陆沟通解决台湾疫苗短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国民党都可以有所作为。我们看到反而是一些个体比如张亚中、郭台铭，还有一些民间社团、地方县市首长都积极想办法来做这些事，而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没有出来发挥作用。

国民党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最突出的问题：

一是内部团结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是国民党的沉屙，几十年来就是这个传统，江启辰上任党主席后同样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党主席选举因为疫情推迟了，在党主席选举中，党内还会有一场竞争，最近朱立伦已明确表态要选，选后新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效整合、团结党内各派势力，弥合裂痕，凝聚人心士气，决定国民党能否重新再起，迎战明年“九合一”及2024的再次对决。

二是价值理念与主体论述缺失。一个政党即便是执政的时候，如果没有理念也是走不远的，何况国民党现在还是处于困境和逆境当中，不树立起全党共同的理念和论述，如何能凝聚士气、唤回民众的信心，靠什么再上路?这是国民党要思考的问题。

三是两岸政策立场方向混乱。国民党败选后内部的检讨和反思并没有找准方向，反而把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当成负面资产而弃守，把两岸优势话语权拱手让人。特别是去年10月国民党党团在“立法院”提“台美复交”、“促美军协防台湾”两项决议案。无论出于何种意图，两项提案都是严重错误的。首先，提案内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触碰到“台独”这一两岸高压线。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效用，但其由岛内最大在野党正式提出并得以通过，令本已危机重重的两岸关系更雪上加霜、愈发凶险。其次，这两项决议案未能如某此国民党人士所言“逼民进党打假球现形”，反而落入民进党的话语逻辑中，增加了民进党“倚美谋独”的正当性。其三，国民党跟民进党比谁更本土、谁更亲美，这就是拿香跟拜。无论是在“亲美”还是“本土”方面，国民党跟民进党比都不会有优势，反而会落入对方的论述逻辑，终将丧失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话语优先权，等于是自废武功，自此无立足之本。

无论政党还是政治人物，想要站得稳、走得远、有前途，一是要顺应历史大势，二是要守住民族大义。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国民党经历过历史沉浮，在事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党内很多有识之士都会有清醒的认识，关键时刻应承担起导正方向、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责任与担当。

国民党应该好好审视，两岸关系未来方向是什么?台湾真正的利益需求是什么?如何选择才可以走出自己的新路?国民党只有在两岸关系上走出不同于民进党的路来，才会有地位和空间。在即将开始的党主席选举期间，党内各方关于两岸关系政策的讨论，选后国民党新的领导核心路线方向的选择，都值得关注，这对未来国民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敢问路在何方?其实路在脚下。

中评社：受疫情影响，两岸交流中断已久。今年3月，邱太三刚刚上任陆委会主委时说希望两岸能“春暖花开”，现在春天已经过去了，“花”也没有开。您认为两岸交流未来应该如何恢复?

谢郁：春暖花开需要有阳光和雨露，阳光雨露就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有了春风雨露自然就春暖花开了，但是很可惜，台湾当局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完全没有任何政策立场的调整和接受，反而在疫情疫苗问题上一系列的“反大陆”、“仇共”反向操作，更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的冰封与对立，这个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两岸关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两岸对话，另外一个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是民间的，要与政治面的两岸对话区分开来。无论两岸政治关系怎么样，两岸的民间交流是不应该中断的。

大陆一向主张不应以政治力量干扰两岸民间交流，更不以政治力量阻挡两岸人民的往来与人文交流。在两岸交流上，现在两岸是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向。

大陆从2018年以来，就持续不断推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推动落实两岸同等待遇的系列政策，从惠台31条、26条措施，到支持台企复工复产的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两岸人民的交流与交往，希望台湾同胞从交流中能够享受到两岸同胞同等待遇，共同分享发展红利。大陆努力推动两岸同胞享受社会服务同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是希望两岸的民间交流朝向两岸一体化、两岸命运共同体方向来发展。

反观台湾当局，从2019年开始，台湾当局不断逆向修法，包括“国安法”、“反渗透法”、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实际上就是在阻挡两岸交流，是在恐吓压制台湾民众、台湾民间的团体跟大陆进行交流。因为两岸交流融合跟民进党当局“反中谋独”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民进党当然不希望看到两岸民间交流密切、两岸融合加深。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修法对抗、阻隔和管控两岸交流，就是要对抗大陆的融合发展，抵消大陆一系列政策融合发展的效果。台湾方面的这些政策和作为对两岸交流必然是有伤害的。

在疫情之下，两岸交流几乎是中断的，有双重原因，一个是疫情的阻断，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力量的阻断。疫情总会过去的，当疫情结束以后，两岸交流的重启势在必行。

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以来，到今天30多年，交流已经是无法阻断的。两岸的民间从经济、文化、科技、人员和教育等各种层面交流，已经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客观需求与趋势。疫情之后，两岸交流势必重启，可以想见，重启后的两岸交流会有很多问题和困难，脆弱而不稳定，在这个过程中，大陆会积极努力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帮助民众和企业克服困难恢复交流，一如既往地落实两岸同胞同等待遇，深化融合发展，落实“两岸一家亲”。

从台湾方面来说，第一，台湾的修法对两岸交流的危害依然存在，民进党当局是不是会用这些法律来阻挡、惩戒台湾民众的交流活动，这是要观察的，如果民进党当局这样做的话，对两岸交流的危害、阻挡民众享受交流红利的伤害就会很大;第二，两岸交流中除了有积极的利多的方面，也会有一些偶发性的不良事件，或者一些突发性的个案，在这种情况下，台当局如何继续“反中”思维，把技术性、个案性问题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那就会对两岸交流造成严重伤害。

要把交流中出现的事务性问题简单化、单纯化的处理，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切为了两岸民众。如果把所有问题都进行政治层面的操作，只会使得两岸关系进一步的走向恶化。

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两岸也是可以有一些交流方式的，比如在文化、学术、艺术、科技等领域，通过线上进行交流。

第二，两岸现在都有隔离措施，两岸民众大规模往来虽然不现实，但局部的人员往来还是可以进行的，大陆方面也会提供一些便利。

第三，在防疫方面，如果台湾民众、民间团体需要大陆方面提供帮助，大陆还是会积极施以援手，包括为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打疫苗提供方便。

在疫情之下和后疫情时代，大陆在推动两岸交流方面的行动会一如既往，这是既定的。

中评社：本轮疫情重创台湾经济，造成民生凋敝，旅游业者、餐饮业者都苦不堪言，歇业的店铺连成片，您认为台湾应该如何走出疫后的经济困境?

谢郁：自从美国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推动中美全方位的科技脱钩、经济脱钩以来，某种程度上蔡英文当局也在配合美国搞两岸脱钩，包括让台商回流、在两岸经贸上设很多关卡。但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已经到了相当深入的层次，行政的力量是阻不断的，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存度还在继续加深。

2020是疫情之年，当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是负增长的时候，只有中国大陆最早管控住疫情，最早复工复产，最早实现GDP由负转正，及时开启双循环经济模式，展现了强大的经济复苏能力。2021年是疫情存在的第二年，两岸的交流已经断了很久了，但从两岸的贸易额来看，2021年1月到5月，台湾对外出口中大陆和香港占42.6%，所有东盟国家加起来占16%左右，美台之间的贸易占14.3%。大陆依然是台湾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第一大对外投资地，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就是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要强行把台湾从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中剥离出来、加入欧美的产业链，这种强行剥离是做不到的，疫情之后台湾经济的恢复依然离不开大陆。

来源时间：2021/8/12   发布时间：202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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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袭明堂

8月9日，环球时报发布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的文章指出：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向中国提出“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一计是劝诱中国放开，“与病毒共存”，另一计是就病毒溯源构陷中国。

然而，我们有些专家，似乎已经中了西方的连环计，甚至，他们或许就是连环计的一部分。

比如，就在8月9日同一天，大力支持“外国人永居”的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发布文章称：少一些“溯源之争”，多一些开放合作。这跟北大张教授的文章，简直就是针锋相对。

还有，网红医生张文宏等专家，鼓吹“把门打开”、“与病毒和谐共处”的防疫理念，这些说法跟西方给中国“献计献策”的论调高度一致，这真的是对中国人民有益的建议吗?

张颐武教授说：

“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

一计是劝诱中国放开，让中国陷入疫情不可承受的状况。另一计是就病毒溯源构陷中国，到处煽风点火。

这样“精妙”的连环计，打着关注中国的旗号，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深陷疫情泥潭，如果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正好可以趁势得利，夺回他们在之前抗疫中失掉的优势。

反观张文宏等专家，简直就是按照西方的“献计献策”在鼓吹打开国门，“与病毒共存”，这难道不是已经中计了吗?

下面我们来看环球时报文章的全文：

继续全面防控，不要中了西方的连环计

张颐武 环球时报 2021-08-09

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最近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样一来，美英就成了中国抗疫的新示范。这些西方舆论在反复劝说之后还做出承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西方舆论对中国疫情抱有的大致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而对我们的抗疫进行建言献策的。

欧美虽然已经有了新冠疫苗，但依然没有挡住疫情的再度肆虐。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平均每天超过10万例，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回到6个月前高峰时期的水平。英国的情况要微妙一点。距离7月19日启动全面解封的“自由日”已经过去3周，据英国卫生部当地时间8月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612例，新增死亡病例103例，较本轮最高峰时的单日新增5.4万例有了明显减少。然而，谁也不敢说英国的疫情已经过去。虽然确诊病例数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相关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依然在逐步增加。所以有专家表示，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不想在暑假前被迫隔离而没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事实证明，盲目解除或者放松防疫措施，追求单纯依靠接种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并“与病毒共存”，是全球疫情再度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解除或者放松在它们各自国内饱受争议，它们正处于加强防控还是完全放开的两难困局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国家自己并没有从“与病毒共存”中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好处，却向中国宣传“与病毒共存”，并认为美英抗疫比中国先进有效，彭博社甚至炮制出“美国抗疫世界第一”的排名。

他们的说法充满矛盾。一方面说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相当快，这本应成为更加严格防控的理由，却被用来说明需要放松防控，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很多地方人口密度很大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的严重后果不可想象。一些西方舆论还认为，中国的严格抗疫措施“代价高昂”，“对数百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正在引发警告”，而且“即使你能封锁所有的地区，人们仍然可能死亡，更多的人可能因饥饿或失业而死亡”，由此也推导出中国应学会“与病毒共存”。

然而，中国去年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最先实现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正常化。就是在局部疫情偶尔出现的时候，我们在继续严格防控的同时，加快疫苗接种，如今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已超17亿剂次。不仅疫情控制的情况远远优于英美等国，而且我们在严格防控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程度也远超英美。

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说法显然缺乏任何说服力，就像劝一个考试成绩远胜落后生的优等生，要借鉴差生的学习方法。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别有深意。

这种“与病毒共存”的献计献策，类似中国传统的连环计。《三十六计》里说：“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意思是，在对方具有明显优势的时候，不要和他们发生正面对抗，而是要诱使对方自己犯错误，自己坏自己的事。一些西方舆论看到中国抗疫的成果显著，感染病例一度归零，社会恢复正常运转，经济等方面的恢复也很快，他们对此很是焦虑。当中国出现一些局部疫情的时候，他们马上献上“与病毒共存”的计策，是妄想德尔塔毒株能够在中国继续肆虐，最好出现大规模感染，乃至疫情失控的情况。要知道，中国的严格防控，对于凶猛的德尔塔毒株也是有效的，如今疫情再起，不是什么和新冠病毒共处的实验，而是没有能够严格有效地坚决执行防疫政策导致的后果，这是能够通过坚决落实严格的防疫政策加以解决的。

一些西方媒体和人士，一方面对中国“献计献策”，一方面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进行造谣攻击。对于连环计的解说，《三十六计》说得好：“使敌自累，而后图之。盖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两计扣用，以摧强势也。”

一计是劝诱中国放开，让中国陷入疫情不可承受的状况。这是“累敌”。另一计是就病毒溯源构陷中国，到处煽风点火。这是“攻敌”。西方对我两计并用，全方位地就疫情话题展开攻击，实质就是要让中国的抗疫成果付诸东流。

这样“精妙”的连环计，打着关注中国的旗号，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深陷疫情泥潭，如果出现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正好可以趁势得利，夺回他们在之前抗疫中失掉的优势。中国抗疫，步步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做，却都取得成效，如今也不能被这些西方舆论忽悠了。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一篇刚刚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广泛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常态化疫情管控仍然是我国抗疫斗争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我们不仅不能放松疫情管控，还要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持不懈地做好疫情监测预警。这不是‘与病毒长期共存’，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高强认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他指出，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势带来严重后果，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我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

这些观点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9

旧文章ID：25713

作者：徐国琦  来源：《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留美幼童、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中国参加两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等案例，揭示这些由体育活动形成的中美共同经历，如何为 “乒乓外交”的成功及中美两国人民交往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本文认为，体育的重要性在中美关系史中非常突出，不仅帮助缔造了中美人民的友谊，也与两国外交关系环环相扣，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有旅程”的重要环节。文章强调，应借纪念中美“乒乓外交”半个世纪的契机，研究和思考体育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体育视野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理解“乒乓外交”，在学术上是一个突破和创新，甚至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窗口，思考如何更好处理中两国关系，增进彼此友谊和相互了解。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史 共有历史 “乒乓外交” 体育

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共同努力下，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中美两国冰封20余年的敌对局面，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构想。此处的“大球”为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小球”当然是指乒乓球，属于体育范畴。回顾中美关系史，体育的重要性其实非常突出，不仅帮助缔造了中美人民的友谊，也和两国外交关系环环相扣，因此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及“共有旅程”的重要环节。今天我们借纪念中美“乒乓外交”半个世纪的契机，研究和思考体育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窃以为，体育视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乒乓外交”，在学术上是一个突破和创新，甚至有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窗口，让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处理两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所谓“共有的历史” (shared history)，主要是强调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侧重共有的过去和旅程，共同的经历和相互影响。这也是我近几年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新视野，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其二，力图跳出民族—国家的樊篱，着眼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和作用。换句话说，“共有的历史”是近年来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谓互补和相得益彰。作为史学方法的“国际史”，其追求与旨趣重在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尤其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和经历等课题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本文旨在通过这一叙事途径，从体育视角解读“乒乓外交”和中美两国人民通过体育活动所展开的十分精彩的关系史、交流史。一孔之见，尚请方家教正!

一、共有的旅程：体育与中美关系史

传统体育是中国优良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古代中国人曾经在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面与世界文明并驾齐驱，在体育方面甚至一度引领风骚。围棋、太极、武术、马球等各种体育运动，均曾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盛极一时。可惜到宋朝之后，中国人汲汲于科举考试，并受到程朱理学、女人裹脚、“男女授受不亲”等因素影响，社会上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对体育重视程度逐渐下降，进入清朝以后，上述问题不仅继续存在，并且变本加厉，益显严重。1894~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警醒了国人。

首先系统提出中国已为“病夫”之国的人应该是严复。1895年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 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当然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人失去“尚武”精神有关，导致中国人不仅在体质上虚弱不堪，民族精神上趋于保守，缺乏奋发向上的特质。梁启超在他传颂一时的文章《新民说》中写道，“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对于梁启超和当时许多的有识之士人来说，“尚武”精神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国力强盛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失去了这种尚武精神使中国“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发人深省的是，当时一些美国人也把中国的近代衰落同中国人缺乏好战精神联系起来，与严、梁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在1901~1908年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鄙视没有强悍特质、充满斗志的民族，宣称如果美国人失去斗志和强健的体质，美国“就会像(近代)中国一样沉沦”。

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改革、不奋发图强，中国将不复存在。为根治痼疾，重塑国人形象，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先贤开始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要求国人强身健体。以西方为目标的国际化诉求因此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民族主义”和“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的时代最强音和主旋律。这一巨大思维变化，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体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中美之间围绕体育而发生的十分精彩的共有的历史。限于篇幅，我在此节谨选择留美幼童、基督教青年会，以及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三个案例，揭示这一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中美共有的历史。个人认为，这些由体育组成的中美共同经历，为后来的 “乒乓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进入19世纪后，尽管中国人在体育方面乏善可陈，但1872~1881年间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令人惊奇的天赋和成绩。1872年清朝政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派遣留学生时，选择了美国作为目的地。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留美幼童不仅因为学习优异，他们也通过在橄榄球、棒球、划船比赛等各种体育项目上的积极参与和精彩表演，受到美国人的尊重和喜爱。他们大都喜爱棒球(baseball)和美式橄榄球(American football)。乐在其中的就有一位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官员的梁敦彦。他在美国读书时，不仅擅长演讲，还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员。另一名幼童邓士聪，被形容在运动场上“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橄榄球员的理想身体素质。此外，康庚龄肩宽体壮，“力大如牛”，在打橄榄球时，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在棒球方面，留美幼童同样出色。有一名幼童是神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而另一名中国幼童在击球时则“像一个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1876年，中国留美学童甚至组建自己的棒球队，与当地球队开展比赛，表现可圈可点。1881年，留美幼童被提前召回。就在他们从加州乘船归国时，还与当地的奥克兰棒球队打了一场棒球赛，并获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说的，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最后一场胜利。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留美幼童钟文耀。他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时体重只有约40.8公斤(90磅)，身高约1.585米(5.2英尺)，但他后来成为该校划船队发号施令的舵手(coxswain)。据当地报纸报道，此前耶鲁划船队缺少一位称职的舵手，成绩一度不佳。钟文耀成功的填补了这个短板。他在比赛时“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体重轻，没有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1880年，耶鲁大学划船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指挥有方，适时因势利导，因而带领队友取胜，并“受到所有人的爱戴。”

留美幼童的表现证明，只要有合适的环境，中国人的体育才能就一定会发扬光大，甚至在国际体育方面，也可以与人一较高下。

值得强调的是，近代中国人对国际体育的认识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人有关。这就是我要提到的第二个案例：美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大力思考如何救亡图存，波涛汹涌的国际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体育救国即是其一。美国人民参与其中。中国“奥运三问”的实现，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个中机缘，可谓充满巧合。

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法国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在1894年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两年后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然而最先将奥运介绍到中国的，却是另一个国际组织──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1899年，上海分会成立。到1922年，全中国已有22个分会。青年会落脚中国伊始，就孜孜不倦地推广现代体育运动。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够于1910年在北京举办，就是由青年会干事、美国人埃克斯纳(M. J. Exner)建议并大力促成的，运动会的官员和裁判也主要是美国人。

中国人开始与奥林匹克运动结缘。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干事开始系统地在中国提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即将于次年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历史性的讲座，他们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胜的运动员?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奖的代表队?中国何时能够邀请世界各国的人来北京参加国际奥运会?这就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著名的“奥运三问”。美国一名青年会干事在写给美国本部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中国展开的体育讨论“异乎寻常地”紧紧抓住了“中国官员、教育家和学生的心灵和想象。”

可以说，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对奥运会的关注，以及现代体育与教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与几代美国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青年会的资助下，许多后来成为中国体育界领导人物的青年获得到美国留学的机会，比如王正廷、张伯苓、郝更生以及马约翰等。王正廷、马约翰、张伯苓年轻时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后来，王正廷在1922年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委员的中国人，马约翰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授，张伯苓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继续弘扬中国的体育运动，并致力于在大学开展体育教学。柯天锡(Jonathan Kolatch)在其著作《中国的体育、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把1895~1928年称为“基督教青年会时代。”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努力收回国家主权，美国人在中国体育方面的领导地位逐渐式微。尽管如此，通过体育运动，中国人和美国人写下了他们之间共有的历史的一个篇章，使他们不论是盟友还是竞争对手，不论在运动场内还是场外，都经历一段共有的旅程。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因此同样也成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

起初，中国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加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此时中美两国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历史关头。美国正经历惨烈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而中国惨遭日本的侵略。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建立“满洲国”。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决定不参加奥运会，计划只派一名观察员出席。不久，上海《申报》登出了一条刺激国人神经的新闻：伪满洲国将派出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于希谓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借此图谋将伪满洲国合法化。日本甚至宣传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

事实上，虽然美国国会当时正陷入孤立主义泥潭，美国同时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但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侵华，国务卿亨利·史汀生( Henry Stimson)提出“史汀生主义”，宣布美国对日本占领中国的一切行为概不承认。美国不会承认“满洲国”，而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不接受“满洲国”派代表团参加。所以即使日本有此图谋，也是竹篮打水而已。但读到报纸消息的国人，群情愤怒。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出赛。尽管已经过了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截止日期1932年6月18日，但是组委会依然于1932年6月26日接受了中国的申请。1932年7月8日，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美国。送别仪式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把国旗授予刘长春，提醒他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希望他为国争光，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国旗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1932年 7月29日，也就是开幕式的前一天，刘长春抵达洛杉矶。

美国人不仅欢迎中国参加此届奥运会，并对中国只有一名运动员出席表示道义支持和同情。奥运会官方报道描绘刘长春是“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洛杉矶时报》报道：“来自中国和哥伦比亚的一人代表团获得了众多掌声。”一位美国人评论道：“中国!这位唯一的男孩得到我的欢呼。” 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赛跑，但未能进入前六名。1932年9月16日他回到中国时，表达了没有赢得奖牌、未能为国争光的失望。即便如此，刘长春的参赛对中国参与奥运会和对中国人走向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正如一名中国体育官员在刘启程前所声明的，中国参加此次奥运会有四个重要考量：第一，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第二，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中国通过国际体育走向国际化的新时代之开端;第三，促进中国同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第四，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再者，刘长春可以在大会上向人们讲述日本在他的家乡东北的侵略行为，为中国赢得国际道义支持。刘长春在洛杉矶期间频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并把奥运会的经验带回中国。他在奥运会期间坚持写下的日记刊登在中国报纸上，为国人认识美国和美国人提供了窗口。

无疑，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企图借助体育影响外交的一个举措。而1971年的“乒乓外交”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主持的外交经典之作。

二、“乒乓外交”与中美和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对中国长期实行封锁、孤立政策，中美两国交往完全断绝，没有任何正式外交关系。但要实现中美和解，对双方谈何容易?经过20多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之后，只有非凡的动作才能放出明确的信号，使双方朝着和解的方向迈进。后来证明，这非凡的东西就是乒乓球。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期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宣布派运动员参加。尽管美国乒乓球代表队领队拉福德·哈里森(J. Rufford Harrison)后来否认他本人或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Graham Steenhoven)曾经要求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但在密歇根大学口述史项目的一次采访中，斯廷霍文谈道：“事实上，我们肯定说过，天啊，我真想去(中国)。我敢肯定这样的话是说过的。” 当得知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等代表队收到了赛后访问中国的中方邀请后，斯廷霍文说，“我们羡慕极了”。1971年4月4日那天，当美国队员格伦·科恩(Glen Cowan)迷迷糊糊地跳上中国代表队的大客车时，当时世界著名的中国乒乓运动员庄则栋不仅跟科恩打了招呼，还送给他一件小礼物以示友好。庄则栋的解释是，当时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起了1970年底《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能够收到世界冠军庄则栋的礼物，科恩喜不自禁，第二天便回赠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并表示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赛后立即访华。1971年4月10日，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抵达中国。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得到官方批准访问新中国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1971年4月17日离开前，还同中国队进行了两场友谊赛。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这是整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按照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说法，这种受到周恩来接见的荣幸是“绝大多数驻北京外交官无法实现的奢望”。在精心安排的会见中，周恩来总理引用孔子的话欢迎美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还告诉他们，中美两国人民曾经很友好，但是从1949年起中美之间的友好交往就中断了。现在，“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队一到中国便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时代》杂志以球员们登上长城的照片作为封面，进行了重点报道。基辛格后来声称，白宫获知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消息时，“我们都惊呆了。”基辛格认为，对年轻的美国人伸出橄榄枝，标志着中国承担起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义务，但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再一次(向美国人)做出保证——比通过所有外交渠道进行的外交联络所做出的保证还要可靠——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被邀请的使者将会踏上友好的土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运动员不可能代表任何政治派别这个事实反而使他们的来访更具吸引力。基辛格意识到，中国的动作“暗含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中国人采取的主动遭到拒绝，北京方面可能会积极采取民间交往的手段，以公开活动的方式寻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河内所做的那样”。基辛格甚至预言，“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解冻)这件事情办好，今年就可以结束越南战争。”

为了保持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尼克松要求美国队回国后立即造访白宫。尼克松急于采取行动，命令基辛格等人研究有无可能美方在外交上采取其他主动措施，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 月14日，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取消长达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准备加快发放中国人来美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放宽对华货币控制，允许北京方面使用美元，不再禁止美国公司为进出中国船只、飞机提供燃料。此外，还解除了一些其他的贸易禁令等。两天后，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报纸主编协会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期待访问中国。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敲定尼克松次年访华事宜。1972年初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国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

以往的“乒乓外交”研究，大多看重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很少关注翌年的中国队回访。其实，当获悉1971年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美国国务院立刻认识到：“它显然与总统和国务卿都曾表达过的愿望相符，即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可以有更多的联系……我们将乐于看到中国一支或者多支体育队伍回访。我们估计总体上在签证方面不会有困难。” 事实上，尼克松对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不仅乐观其成，甚至急于求成。1971年4月21日，他在与总统助理约翰·斯卡里(John Scali)通话时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将“很快”得到落实。为避免将民间体育政治化的指责，淡化白宫的主导角色，尼克松指示“所有安排都要隐蔽进行”。斯卡里的作用在于代表白宫“协调幕后所有事务，让别人站到前台，或许找个既与总统关系密切但又不在政府里的人”参与其事。尼克松还要求斯卡利同基辛格协商具体事宜。尼克松进一步指示说，要为中国运动员提供高规格待遇，与美国运动员在华受到的礼遇“完全对等”，安排他们在美国各地游览，一如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参观时广受欢迎一样，而尼克松自己则“将十分高兴能与中国代表队见面。”

美国政府有意邀请中国队访问的消息，立刻传到了正准备出发去北京的美国队。美国政府决定通过美国乒乓球协会发出邀请。但是，美国乒乓球协会资金短缺，无法承担费用。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NCUSCR)及时介入，承诺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提供资金支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成员中有众多有影响的学者、商业领袖和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乔治·鲍尔(George Ball)，以及近两百名亚洲研究的专家学者。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通过向国会提供简报和在全国举办各种讲座，为重新检讨美国对华政策打好了基础。对该委员会来说，安排中国队来访是一次宝贵的机会，不仅能让民众重新理解美中关系，也将让委员会的工作获得空前关注，进而获得民间更多的财政支持，该委员会1971~1972年度的主席是即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者、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德尔·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

正是由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及时介入，促成美国乒乓球协会顺利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1971年6月25日，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写信给中国乒协主席宋中，正式发出邀请。他在邀请信中写道：

美国人民对你们来访问的消息反响非常热烈。我们收到美国各地对你们的访问邀请，因此无论你们选择去哪里，都会有朋友等着见你们，并且乐于接待你们。我们要你们知道，我们欢迎你们在队伍中加派任何人，包括官员以及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代表。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见面以便更详细地讨论你们到美国希望参观的地方，我可以去任何您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还最诚挚地希望借此能完全表达出我们对在难忘的中国之旅中所感受到的礼遇、友好和周到的感激之情。

中国方面立即接受了邀请。周恩来总理告诉美国人，中国队愿意在1972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访。中国代表团最终是1972年4月12日抵美，4月29日离开。周恩来亲自挑选了访问美国的中国运动员及代表队成员。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同样重要。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表明：“我们非常感激美方对我们的乒乓球队访问时的安全和其他事务的关心。我们希望，正如我们双方都表示过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尼克松政府对此次访问极为重视。除了尼克松特别助理斯卡里直接参与之外，还有其他几名白宫重要人物深入参与其中。基辛格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人员会面，以确认中国代表团访问的资金到位。基辛格的一位助手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埃克斯坦曾是密歇根大学的同学，他在1972年3月20日协同斯卡里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联合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行程安排。

尼克松急不可待地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白宫并与之会面。1972年4月11日，白宫幕僚长哈里· 霍尔德曼(Harry R. Haldeman)追问具体负责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官员：“中国乒乓球队与总统见面的具体计划如何?我要求尽快落实。”根据白宫设想，尼克松白宫会见的最后计划体现“友谊之花绽放”。白宫的玫瑰园正值花开时节，在实地安排上也将展示百花盛放的情景。尼克松将向中国代表团作简短的欢迎演讲，然后请乒乓球运动员到白宫玫瑰园草坪上的乒乓球桌打一场表演赛并参观白宫。尼克松总统的讲话会提到“友谊的花蕾绽开”，拍照时会用广角镜拍出在玫瑰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的乒乓球表演赛。基辛格等人对表演赛的提议持保留意见， “认为这样做不体面，有点哗众取宠。”斯卡里本人也表示有所保留。然而尼克松似乎对举行表演赛的想法很着迷，要求落实。斯卡里评论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将是电视和报张会追捧报道的不寻常的新闻事件。”

一切准备就绪，当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4月12日终于抵达底特律时，斯卡里以尼克松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迎接。他在欢迎仪式上说：“当周恩来总理告诉我们说你们将在花开时节来到我们的国家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密歇根州的春天来得有多晚。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在美国访问时会发现，许多地方鲜花绽放，这是我们友好关系的标志。”但是，尼克松1972年4月17日决定轰炸河内及海防这两座越南城市，破坏了美方精心设计的中国代表队访问白宫的安排。斯卡里告诉基辛格说：“考虑到(发生在)越南的情况，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和我都建议取消访问时的乒乓球表演赛。”

斯卡里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中方几乎因为美国轰炸越南差点取消整个白宫访问。1972年4月18日一早(美国东部时间4月17日下午)，周恩来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国乒乓球队口头通知美国人，他们将拒绝去白宫与尼克松见面。但当周恩来将这一决定告诉毛泽东时，遭到了否决。毛泽东说，这次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是民间来往。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时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现在拒绝同尼克松会面，会使人觉得中国人太无礼。他指示中国代表队要照常同尼克松会面，中国政府按原计划向美国赠送大熊猫。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当然是最后决定。中国乒乓球队最终还是造访了白宫。

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去美国访问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他们的访问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两国之间文化和民间交流从此不断发扬光大，势不可挡。如果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那么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则是自1949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后，重新打开了两国民间交流大门。“乒乓外交”因此无疑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共同旅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来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向他解释主动采取“乒乓外交”的原因：“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本人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在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的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让中美两国走到了一起。小小的乒乓球当时只值25美分，却发挥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不但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并重新塑造了世界政治格局。

三、共有的旅程：走向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1979年是中美关系史、中国与国际体育交往史上十分重要的转折年。中美两国在1月1日正式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1979年初，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展示中美关系进入全新的一页。197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育的开端，在缺席了20多年之后重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奥运会的主要原因是反对“两个中国”。美国对华敌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乒乓外交”无疑也为中国最终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舞台。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许多国际奥委会成员纷纷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最终促成了中国于1979年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当然为能够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并对外展示中国的新面貌而振奋。邓小平本人当时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愿意举办奥运会和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不过，由于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的时机不得不推迟到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前面提到，1932年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正是在这座美国城市。1984年5月12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在接受邀请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回信中，预祝奥运会“圆满成功”。

中国的出席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受到特殊礼遇。根据1984年奥运会的官方报道，当中国的一位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荣幸地成为“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入住奥运村的第一位运动员时，中国也成为在奥运村中第一个正式升起国旗的国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重返52年前初次参加奥运会的城市”。他所接过的奥运村钥匙极具象征意义，它将为中国打开一道大门，不单单通向奥运会，更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面貌的新机遇。”在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尤伯罗斯写道：“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体育馆的时候……场内9.2665万名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这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当然对这届奥运会寄予厚望。1932年，只有一名中国运动员参加洛杉矶的奥运会。52年后的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225名运动员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他们决心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彻底洗刷体育弱国的名声。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在开幕那天由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项目中赢得。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赢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人民日报》当天的评论写道，“这是我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是中华体育健儿的宏愿，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热望。如今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竞技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着中华体育事业新的飞跃。”文章当然把体育与中国的复兴连在一起。它写道，“中华体育走向世界，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我们从体育健儿们的身上可以得到启示，只要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埋头苦干，勇于进取，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女排打败美国赢得奥运金牌更是让中国人激动不已。胡耀邦总书记听到女排获胜的消息后，连声说 “好!好!”《人民日报》写道，“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女排是一支勇于拼搏、奋勇进取的队伍。”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女排精神”，“用这种精神，来进行我们的四化建设;用这种精神，来搞好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发扬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就能排除万难，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崇高目标”。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5枚金牌的成绩。国务院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认为这一优异表现，“有力的说明，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都有很大鼓舞和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写道，“今天体育的振兴，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国在振兴、在奋进!”

由此可见，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美关系史中的精彩一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1980年初还参加了在美国普拉穗德湖(the Lake Placid )举办的冬奥会。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也是与美国有关。前文提到，是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从1895年开始把奥运引入中国，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拿奥运金牌，以及1979年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参加的第一次冬奥会和夏奥会，全部都发生在美国。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的历史和共同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简短的结论

体育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之交美国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及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明确地将体育与美国国家甚至西方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宣称，“开运动会所花的时间和赛场上带来的伤痛是说英语的民族为成为世界征服者所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我曾经在别处写道：“要全面理解美国社会，我们必须要重视体育的作用。” 体育救国曾是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体育因此与中国的发展和命运密切相关。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体育的重要性与中国的国家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提并论。当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第一次世界冠军时，“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全中国，体育的表现与中华民族崛起遥相呼应。如果说体育是美国人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领导人也是对体育情有独钟。毛泽东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刊印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特别是横渡长江。青年时代的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刻画出一个无比豪迈的水上健儿形象。1956年，毛泽东畅游武汉长江后，又写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词句。体育强国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目标。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提并论，将振兴中国足球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力争在第二个“一百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成为世界足球强国。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无疑把体育兴与国家兴相提并论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夏季奥运会上竞相角逐金牌霸主地位。特别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中美关系另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届奥运会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Count Rogge)称为“一场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宣示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的中国国际形象。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席开幕式，并盘桓北京多日。他是第一位出席他国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在任总统。小布什此举，凸显当时美国对华友好之意，在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上意义非凡。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一度谈论 “中美国”(Chimerica)，意即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共同利益相关者。北京奥运会是近百年来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高潮。遗憾的是，此后两国渐行渐远，直到最近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全面“脱钩”。

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两国人民如何通过体育运动铸造的友谊和合作，并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重要部分，窃以为，这一段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同经历，蕴含着促进未来两国友好合作的历史启示与智慧。今天美国面临的内部挑战比1969~1971年要小得多，中美关系也比1969年时要好得多。诚然，当时的利益交汇让中美两国走到了一起，但今天两国之间也有实现双赢的诸多其他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两国有避免成为彼此敌人的多种考量。无论如何，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如果50年前，在中美两国面临如此巨大的分歧时，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通过“乒乓外交”一举打破彼此所面对的困境，共创未来，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也能做到才对。我们今天或许更加需要新的“乒乓外交”来促成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50年前“乒乓外交”的成功告诉我们，心想也许事成。这也许是“乒乓外交”的最大遗产和我们今天纪念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2022年，北京将举办冬季奥运会。2028年，洛杉矶将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我们祝愿两国的奥运会成功举办，并衷心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在这两场体育盛会上，不仅同台竞技，更借此机会谱写美好的友谊篇章，踏上合作共赢的共享旅程。

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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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总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张文宗、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李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朱中博、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仇朝兵、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郭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郭至君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与会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等问题，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李振广：开场白

首先感谢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新生代中青年学者有机会走上前台，纵论天下大势。

今天参会学者以青年学者为主，在座的各位大多是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生人，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所以，我们这次论坛可以称之为中评智库青年思想者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对青年人说了一段话，特别提到“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我相信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在座的各位中青年学者就中美关系这样的重大议题发表观察与思考，展示青年世代的智慧与视角。

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已经半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与轮廓也开始渐渐清晰。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请大家围绕3个子议题，即如何评判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如何看待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对抗confrontation)?中国要如何应对?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势以及中国应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其核心是，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怎么看?应该怎么办?作出分析探讨。今天下午我们共有3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每一位学者有20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下面我们有请张文宗首先发言。

张文宗：中美“互跳探戈”　寻找实质合作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对华政策服务于其国内政策。拜登政府执政半年，内外政策基本展开，主要方向和内容与其2020年大选期间的竞选纲领一致，思路和举措相较特朗普政府更清楚和成系统，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全面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第二是巩固盟友、争取伙伴国并“重返”国际机制，第三是聚焦中国并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

首先，拜登试图以“三大计划”为核心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这三大计划分别为“美国救助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三者先易后难、先急后缓。救助计划实施后，美国抗击疫情取得一定效果，正告别非常时期，经济和社会走向正轨。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迅猛发力，经济增速较快，还出现了通胀。就业计划正在国会经受“打磨”，其力图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和科技投资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并创造大量就业。其中，基建着眼于创造蓝领就业机会，科技投资旨在创造“21世纪的高薪就业机会”。家庭计划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安全网络的巨大扩张，目的是增加对儿童、妇女、工薪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保障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及控制联邦政府债务膨胀的速度，拜登在三大计划中塞进了税改计划。税改方向是废除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法案，提高对大企业和富人的税率，并推动全球企业最低税。这实际上是要改善“二次分配”，通过劫富济贫缓解美国惊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从性质上看，这些施政力图对矛盾重重的美式资本主义进行一次进步主义改革，延续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如果相关计划不打折扣地被国会通过并落实，会部分缓解美国严重的社会矛盾。拜登政府认为中产阶级萎缩和制造业衰落是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高涨、国际影响下降，甚至国内出现政治危机的主因，相关施政就是要祛除病根。问题在于共和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和选民会持续反对，拜登的就业和家庭两大计划推进不会顺利。

其次，拜登竭力强化同盟体系、扩大伙伴网络和提升对国际机制的控制力。不管是升级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并注入更多实质性内容，还是重新塑造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的方向，不管是拉抬韩国、土耳其的国际地位，还是积极影响东盟的战略选择，拜登高度重视外交的作用。对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等多边舞台，拜登政府改变前任“退群”“毁约”的做法，强调“美国回来了”。在此过程中，美国积极构建融军事、贸易、科技、价值观为一体的新联盟体系。由于美国实力仍然强大、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的惯性，以及绝大多数盟国对特朗普单边主义阴魂不散的担忧，拜登的外交收到一定效果。与特朗普末期美国和盟友离心离德相比，美国国际影响力部分恢复。但同盟的维系和对国际机制的掌控，需要美国持续投入和真金白银的支持。在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援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对盟国和部分国际机制的控制会遭到更多抵制和反弹。

最后，拜登政府聚焦中国并展开激烈的竞争。美国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既是目标，也服务于和中国的竞争。华盛顿的高官经常讲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就是这个道理。拜登政府继承了前任的做法，将中国作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并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拜登政府还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的概念，强调外交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就业创造。这个中产阶级外交看似和中国关系不大，但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振兴。拜登曾表示“中国吃了美国人的午餐”，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中产阶级的膨胀是以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为代价的。拜登和前任一样，把全球化看成一个中国赚便宜、美国吃大亏的零和游戏。实际上，美国从全球化、从中国获得了巨大好处，问题在于美国自己没有处理好财富的分配问题。对美国政客们来说，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转移矛盾。

为了推动基建和科技投资，拜登以“中国威胁”为由进行国内动员。为巩固盟友和掌控国际组织，拜登政府大搞意识形态外交，将与中国的竞争扭曲为“民主对抗专制”，以此裹挟他国选边站队。为孤立中国，拜登还试图复活冷战期间的集团政治、撕裂国际社会，妄图把更多、更富、更强大的国家笼络到美国霸权羽翼之下，以确保未来长期竞争的赢面。在双边层面，拜登延续前任绝大多数对华政策，包括维持关税、科技脱钩、扩大制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疫等议题上加大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等。当然，拜登政府更讲究传统外交精英的套路，反共调门有所降低，在台湾问题上也更理性，以期提升与中国竞争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对待中国要“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这种多手战略的主轴是竞争，合作和对抗都服务于竞争，服务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和削弱中国竞争力。

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战略，对中国形成了不小挑战，但中国有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和意志。大国竞争的战略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中国在发挥优势、补足短板的过程中，也在实施和美国类似的战略。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为和美国竞争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中国的内外战略未必指向和美国竞争，但实施的结果可以极大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应对美国压力。中国应对拜登政府以及美国更长期的遏压，至少在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继续聚焦发展，并探索更高效更安全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发展的目标、计划、手段等都非常清楚，“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袛要凝神聚力、百折不挠地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就能持续夯实和美国博弈的物质基础。中国产业链完整、率先控制住疫情、经济维持中高速增长等，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了个好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尤其需要注重科技发展，在利用后发优势和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在全民中培育和提升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让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社会形成创新合力。科技不仅是中美竞争的关键，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当然，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给中国制造的困难增多，中国在发展中将给予安全更多关注，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水平。实现更安全发展、更高效发展、更注重成本控制的发展将是中国探索的新方向。

第二件是构建有利发展环境，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周边是首要，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要阻止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干扰和破坏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确保中国东盟关系维持在稳定发展、互利双赢的轨道。大国是关键，需要继续重点经营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继续深化这一关系有助于中国增强和美国博弈的筹码。中国需要尊重和照顾俄罗斯的合理关切，全面深化战略互信。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推动中欧关系缓和，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批和落地，使中美欧三边关系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中欧经贸合作有利于中国，也有助于欧盟提升战略自主，维护欧洲的长远利益。在多边舞台，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冲美国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构建小圈子维护霸权的行径。

第三件是敢于斗争和善于合作。美国要维系的是霸权利益，中国要坚持的是发展权利，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问题上，中国没有多少退路。美国政客宣称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从历史上看，这种获胜是以对手崩溃、被击败或经济停滞为前提的。因此，中国的退让甚至重大妥协都难以满足美国胃口。以斗争求生存则生存，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中国深刻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正弘扬斗争精神，运用斗争智慧。同时，中国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对于符合自身利益的中美合作保持开放和欢迎态度，力争和美国形成一个多重博弈和复杂博弈的态势。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美激烈较量、关系恶化，由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并均着眼于长期博弈，两国保持接触和对话符合各自利益。中美未来的对话应聚焦结果导向，解决或管控存在的问题。中国对与美国的合作有一定期待，美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也有需求。考虑到美国的选举政治，拜登政府在国内施政中始终有危机感。如果不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推动基建、科技和社保计划，如果无法让选民享受到政策好处，民主党有可能失掉对国会的控制权，并进而危及2024年大选获胜的前景。拜登能否聚焦国内议程，包括能否推动绿色基建、新能源发展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重大进展，对其执政地位是有影响的。寻求与中国对抗，势必会壮大美国军工集团、压缩福利开支、延宕税改计划、恶化财政状况，这不利于提高民众福祉和扩大民主党的选民基础。近期美国国内有40多个团体致函拜登政府，呼吁其放弃对中国的新冷战，聚焦和中国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反映了美国进步派的诉求，也是拜登政府应该做的。在贸易问题上，如果中美相互减免关税，相信对美国扩大出口、振兴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有帮助。如果拜登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问题，共和党和右翼民粹派等更极端的反华力量卷土重来，拜登的改革和中美关系都将受到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都有缓和关系的需要，两国相互“跳一段探戈”后开启新的实质性对话是可能的。

李枏：中美合作需创新思路　促各层级各方面往来

拜登自执政以来，其外交政策逐步清晰，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外交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产阶级外交主线。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美国必须确保贸易政策为中产阶级服务;国际经济规则更能体现“公平贸易”，促进美国商业;美国要书写国际贸易规则，捍卫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加大国内研发和创新投入，确保美国创新优势;构建联盟与伙伴“统一战线”，更好与中国竞争，迎接“中国挑战”。拜登总统在上任后第一次外交专题演说时明确提出，“外交和内政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进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苏上。”在拜登的外交理念中，提升中产阶级生活成为拜登政府外交设定优先的标准。这也就决定了拜登政府要将外交转化为治理国内问题的手段。目前美国的中产阶级随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出现了越来越分化的局面，贫富分化严重，加之国内制造业衰落，高科技竞争力下降，以前引以为傲的美国中产阶级出现了严重的动摇，而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更加恶化了这一问题，中产阶级岌岌可危。

在中产阶级理念的指导下，拜登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总统令，推进经济重建以及制造业回归，同时巩固盟友，重返多边主义，然而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目的还是以中产阶级外交为主线，重返国际组织也是要维系美国的霸权，因此实质上，中产阶级外交仍然是“美国优先”，从这点来看，它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也仍然是一脉相承。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眼中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根据地域和团体不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州反对贸易战，而有的州却支持贸易战。军工复合体要求加大军火贸易，而反战团体却要求削减军事武器。所以拜登以一个笼统性和象征性的“中产阶级”词汇来作为其外交理念，反而并不是务实的。第二就是在强调多边主义的同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很多国家认为美国仍在坚持走的是单边主义路线。而且以这届总统选举来看，共和党有大量选民支持，这种中产阶级外交也许袛是昙花一现，四年以后，也许又会出现新的外交政策。因此包括盟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以怀疑的目光来看拜登现在的外交政策。

第二，庞大和精英化的外交团队使对外决策过程呈现出程式化、专业化却颇为延宕的特征。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更新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备忘录》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除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能源部长等法定参会人之外，还应包括总检察长、国土安全部部长、驻联合国特别代表、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国家情报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应以顾问身分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劳工部长、商务部长、卫生部长、环保署署长、美国贸易代表、国家网络总监等部门的负责人、总统气候特使等将视情参加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部长级委员会会议”。可以看出，这届政府的对外决策体系人数多，进入决策圈的又都是精英。尽管这些精英分管不同的外交领域，但很难迅速形成一个跨部门的统一意见，从而将造成政策的延宕，如对朝鲜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的评估。复杂的人事体系、庞大的决策团队，然后加上拜登在最后决策时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这种决策过程确实令人担忧。

第三，以提升盟国地位的方法加紧让这些国家在中美选边站中靠向美国。以美韩关系为例。韩国非常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拜登政府目前对韩国的政策是以不断地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为诱饵，给予韩国非常大的好处，让韩国倾向于美国。首先，拜登将美朝关系置于其外交序列中的后位，而把美韩关系的地位凸显出来。在制定对朝政策上，拜登政府采纳了很多韩国方面的建议，如“朝鲜半岛无核化”用词、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美韩协调小组的解散。其次，给予韩国更多“自主权利”。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和韩国签订防卫费分摊协定，解决了特朗普时期美韩出现的最大分歧，同时终止《韩美导弹指南》，允许韩国藉助美方技术研发和拥有各种射程的导弹，实现韩国的“导弹主权”。最后，极大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在拜登上台以来，美韩在地区安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合作、改革国际机构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并签订协定，尤其是在美韩首脑会谈上。把韩国吸收进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让韩国参加G7，与老牌大国一起参与国际事务，这一切使得韩国感激涕零，韩国感觉从一个中等国家俨然变成了一个强国。

面对如此大的礼物，韩国当然需要投桃报李。首先，美国需要韩国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当然是服务于其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美国希望三星的晶片到美国来制造，这样韩国三星、台积电以及美国制造的晶片就可以主宰全球晶片市场的大半部分，自然会限制中国晶片的获取和发展。其次，美韩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领域上进行合作，这样在高科技以及供应链领域里美国将会牵制中韩高端技术的合作。再次，通过美国的价值观来进一步疏离中韩之间的民间关系。目前韩国民间对于中国的负面情绪非常之高，而美国希望以意识形态更加弱化中韩民间关系。最近韩国国民力量党党首李俊锡在涉港问题上的表态已经反映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最后，逐渐推动韩国在美国关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美韩首脑会晤之时，美韩联合声明中已经出现涉台海、南海问题的表述。可见即使韩国不愿在中美选边，美国凭藉其庞大的政治资源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正在拉韩国往自己这边靠。

对于中国的应对之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外交反映出拜登政府重建经济的政策优先，但因为“中产阶级外交”过于笼统，反而掩盖了各种需求的差异。首先，中国可以根据这些差异来行事，以地方合作或团体合作的形式促进中美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第二就是拜登政府对外决策过程人数多、专业化强、政策求新却偏于延宕，很多政策不能马上做出反应，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应对过程。中国外交团队非常熟悉中美关系，政策稳健，决策过程清晰、有效。但应该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即在长期累积经验的基础上，寻求一些创新的思路。

第三，对于那些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国家来说，中国仍需作大量努力。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给韩国这么多好处，但可以慢慢累积，如中韩自贸协定、中韩战略对话机制等等。我认为美国的这些盟国终会有一天看到美国政府仍在奉行“美国优先”，袛会关心自己，随时都会出卖盟国的利益。正如前述，美国在多边机制下仍在坚持霸权，这与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有很多不同。中美在多边机制的行为会让很多国家看到中美之间的区别。假以时日，这些国家会有自己的理性判断。

朱中博：中美携手才是正道　冷战对抗要抛弃

首先，拜登政府近半年来对华政策，总体上是萧规曹随，借用了特朗普时代对华政策留下来的很多所谓筹码。同时，又变本加厉做了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就是他用了很多“软”的东西，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煽动分裂、对抗，包括在推行国内政策议程的时候，总拿中国说事。

今年以来，拜登和他的外交国安团队的外交行动轨迹，上半年第一阶段侧重点在欧亚大陆东侧，布林肯和奥斯丁出访日韩，奥斯丁去印度。今年，还举办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外长会，并首次召开QUAD领导人视频峰会，下半年还要搞QUAD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这就把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印太战略提升了一个规格。美国还在欧亚大陆的东侧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在南海、东海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演习活动。在第二阶段，特别是在6月份的时候，拜登在欧洲密集搞了美英、G7、北约、欧美、俄美等几场领导人峰会，很多会议虽然没有中方在场，但涉及的议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总体上看，这半年来，在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发展问题上，拜登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走上一个正确的方向，还在沿用冷战思维，坚持从旧的零和博弈、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问题。所以，拜登上台近半年来，中美关系下滑势头没有止住，这是一个总判断。

第二，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3C组合政策。我的看法是，如果画一个坐标轴的话，它的下限是对抗，顶端是合作，中间是所谓的竞争，可以上下摇摆变动。但是，拜登政府讲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竞争”，有的也把它翻译成“极限竞争”。那么，所谓“极其激烈”或“极限”的竞争到底是什么?以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极限地向对抗角度来靠拢，在部分问题上保留一些合作空间。3C组合根本上还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也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全球战略目标。

在这个思路下，为维护美国霸权，今年以来拜登政府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在台湾、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产业链、科技等领域搞“去中国化”，千方百计阻挠、打压中国发展。特别是在科技领域里面，继续对中国搞科技战，目的就是在核心竞争领域让中国不能顺利地进步。

那么，上半年来的中美关系有没有积极方面呢?也有。首先反映在经贸领域。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资料看，今年1—5月，中美双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79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52.3%，这个增长幅度是很大的。其中，对美出口额是2060.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49.8%;自美进口额是73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增59.8%。这些资料还是特别亮眼的，也凸显了中美在经贸领域彼此的互补以及合作需求。因此，美国科技界、产业界对与华合作的愿望是积极的，美国不少学者、前政要也对拜登政府发出不少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吁，这都是中美关系中的积极能量。今后这些正能量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两国外交接触部分，我初步梳理了一下。从拜登上台以后到6月，中美正部级以上互动有8次，加上部级有9次。最先是杨洁篪主任和布林肯通电话。接下来是农历除夕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通电话。然后是3月份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4月对话有两次，一是克里访沪参加两国气候问题对话，一是习主席应拜登邀请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5月份是刘鹤副总理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6月3日又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话。6月11号杨主任与布林肯再次通电话，中间还有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通电话。中美之间的这些互动，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有时甚至是针对性的。如果能够以理性的方式积极沟通，妥善应对分歧，扩大务实合作，中美关系就还有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也要看到3C组合里所谓的“极限竞争”，强调既是21世纪竞争，还是极限、长期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针对美国人干涉我们内政及对中国围堵打压的一系列霸凌霸道做法，我们还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此外，两国还要争取聚焦合作，管控分歧，要以理性、务实、坦诚的方式让中美关系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中美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国互动在性质上应该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决斗赛。基辛格先生及国际上许多资深政治家都认为，中美如果走向对抗，对世界的影响会远远超出以往，非美苏冷战影响所能及。所以，中美两国要担当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进步，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做出国际贡献，这才是正道。冷战思维和搞阵营对抗那一套做法，应该被收到垃圾堆去了。

仇朝兵：积极塑造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

2021年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到目前虽然还不足半年，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战略已日渐清晰。从近期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拜登总统本人的相关言论大致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及其在具体问题领域的立场，整体基调不够“友善”，甚至暗藏“杀机”。拜登政府虽然在有些议题上(如：气候变化、重返WHO、WTO总干事人选等)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完全不同，但整体上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议题上还有些加码。

特朗普政府曾经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规则和秩序破坏者”“一种长期和全面的挑战”“经济侵略者”等。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也很不友好。2021年1月19日，在其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倡议，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中，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态度是正确的。布林肯称中国“正在公开追求在全世界的霸权”，“韬光养晦已成为过去”，指责中国“正更加咄咄逼人”和“寻求成为世界上真正的领导者”。

2021年2月4日，拜登总统就任总统后第一次专门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演讲，并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严重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总统说：“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我们最严重的竞争者中国对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构成的挑战。我们将对抗中国不端之经济行为(economic　abuses);反对其侵略性和胁迫性行为;抵制其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多个场合称中国是一个“pacing　competitor”或“pacing　challenge”。

拜登政府官员在界定中国时，用的概念不太一样，但从他们具体的论述来看，本质是一样的。在贸易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新冠疫情问题等影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议题上，拜登政府不但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甚至还采取了一些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行动。虽然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但整体而已，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已经定型了。

虽然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反复表示，美中关系中有合作的方面、竞争的方面和敌对的方面，在合作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将会与中国进行合作，但从目前中美关系态势来看，未来中美竞争的态势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敌对的方面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由于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寻求中美关系走向“改善和发展之道”在当下尤为迫切。这事关中国和平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国际环境，事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2021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先生在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视频对话时说，中美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推动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预期、建设性的轨道，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模式，是中美面临的共同任务。”

面对中美关系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直面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两国之间的分歧，推动各层次有效沟通和交流，为中美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之道”创造条件。

(一)寻找共同价值

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的文明，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价值。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对利益的判断。价值观相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更容易相互认同和理解;价值观不同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可能更容易出现分歧和误解。中美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理性和积极互动之道，需要两国进一步挖掘共同的价值，同时推动对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是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需要开展的基础性工作，难度很大，但意义重大。过度强调中美之间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拒绝寻求两国共同的价值，无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二)拓展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紧张或恶化是不是意味着两国共同利益也必然减少了呢?中美两国在一个领域发生分歧或矛盾，是不是意味着在其他领域也不能合作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以更成熟、更具智慧的方式去应对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攻击。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上，中美两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国际反恐，从地区安全到经济复苏，再到全球战略稳定等，全球治理危机也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中美之间分歧和矛盾越多的时候，可能也是共同利益越多的时候。当前状况下，中国尤其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在应该合作、能够合作、合作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领域，坚定地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不断拓展共同利益。

(三)展开务实合作

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需要两国的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存在根本差异和深刻矛盾的中美两国来说，合作必须是务实的：第一，两国需要尝试理解对方的合理关切，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这是走向合作的前提。第二，不把不同议题挂起钩来处理，按照具体议题或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分别应对，该合作、能合作的领域和议题，不遗余力地推动合作;在不能合作、不能让步的领域，充分阐明立场，表明态度，寻求搁置争议，不使这些矛盾和分歧影响到能够合作的领域的合作。第三，合作应该以双方共同认可的规范或通行的国际准则为基础。

(四)着眼问题解决

如前所述，中美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在塑造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际问题层出不穷，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是正常的。面对中美关系已有的或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两国都应秉持“着眼于问题解决”的思路，处理这些问题。具体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累积两国间的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也有助于两国在分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理解;解决问题的延宕，会破坏两国关系氛围，削弱相互间的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和整体关系的发展，无助于塑造“可预期、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总之，拜登政府近期对华政策宣示虽然流露出一些对华“合作”的味道，但“磨刀霍霍”的味道似乎更加浓厚。综合考虑美国的特性及其整体的对外战略和中美互动的历史与中美关系现状，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对拜登政府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未来中美关系到底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单个方面，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和各种议题上如何互动。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坚持做一个成熟、稳健、负责任的大国，用理性和智慧来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

郭艳：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美国的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

一、拜登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与调整

在当前分裂严重的美国，“反华”已成为罕见的两党共识、府会共识、官民共识。在此背景下，拜登上台近半年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的主基调，但在应对思路、方式和手段上做出了重大调整。

延续：拜登早在大选期间便宣示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事务之一，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在同日发布的、被视为拜登政府初期外交政策蓝图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中国被描述为“唯一有能力对稳定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挑战的国家”。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做法，本质上与特朗普政府相同，主要强调战略竞争。

调整：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展示对华强硬的过程中，更注重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恢复多边主义外交传统、修复联盟体系为手段，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

这种延续和调整的结果是：一方面，特朗普时期“自由落体式下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对抗性仍占据主导地位，中美关系的改善仍面临重大挑战。

二、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必然投射到其台海政策。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双轨政策”，把台湾问题置于“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利用美国台海政策的两面性和内在矛盾性，谋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特朗普后期基于强化对抗驱动有走向极端、打破这一框架的倾向，严重危害台海和平与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的部分对台政策遗产，但也做出了较大调整。

(一)延续与调整

延续：拜登作为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曾参与当年《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对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认识深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继续打“台湾牌”，全方位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在：(1)加强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往来，使非官方关系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性质。美国国务院近期更新了“美台交往准则”，放宽并鼓励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往来。(2)深化美台经济联系。自去年11月美台建立“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对话机制后，今年2月，美台举行了作为“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首场“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前景座谈会”的视讯会议。6月30日，中断五年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会谈再度重启。(3)加强美台军事合作。除了对台军售日益常态化以外，美国不断扩大美台安全合作。6月6日，三名美国参议员更是搭乘美国空军C-17战略运输机飞抵台湾，以示落实美台军事合作。(4)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美国多次明确宣示支持并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

调整：第一，回归传统政策框架。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的台海政策呈现极端性、冒险性倾向，美国鹰派势力曾明言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并试图推动美国对台承诺的“清晰化”，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拜登上台后，美官方连续作出“一个中国不变”、“两岸现状不变”、“战略模糊不变”等表态，逐渐回归传统政策框架。5月4日，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金融时报》主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关切台湾情势是适当的，但所谓的“战略清晰”存在重大弊端，美国不会明确声明“保卫台湾”。6月11日，布林肯致电杨洁篪，重申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7月6日，针对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扬言“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继续致力于帮助台湾自卫，不希望台海局势演变为冲突。坎贝尔同日也重申，充分认识和理解涉台问题的敏感性，美国支持强劲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不支持台湾独立，在坚持美国一中政策与支持台湾之间维持“微妙的、危险的”平衡。

第二，联合盟友支持台湾，试图使台湾问题“多边化”。联盟体系一直是美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被称为“力量倍增器”，拜登上台后启动凌厉外交攻势，从“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到美日、美韩首脑会谈，再到G7峰会，透过加强盟友与伙伴的合作协调，试图使台湾问题“多边化”。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美日首脑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时隔50多年再度公开提及台湾;一个月多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时，两国联合声明也出现涉台表述;随后的G7联合公报也首次纳入台海内容。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一直反对外部介入，但在拜登政府推动下，台海受到的关注正在扩大，台湾问题将来可能面临更多的外部干扰。

(二)发展趋势：拜登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其任内基本会得到维持，但会继续“空心化”。近年来由于美国开始突破原有底线，导致“一个中国”政策缓和台海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尽管如此，美国清楚，由于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台海的战事大概率不会局限在狭小的地理范围内;此外，台湾最大的作用是牵制中国大陆，斗而不破才能让这张牌发挥最大作用，因此维持既有政策框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和信守国际承诺的需要，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使“一个中国”政策继续“空心化”。

三、中国的应对之道

第一，全球层面，展开全方位外交，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拜登政府时期，中美之间会减少诸多非理性对抗，但美国的竞争策略更加全面、深入，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呈现出广泛、激烈、持久的态势。当前，我们应继续强化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利用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与欧盟求同存异，消解美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此外，我们要努力解决中国国际形象建构问题，逐步加强话语权，摆脱“战狼”标签，以达到“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要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对话与缓和，要尽最大可能找到管理两国竞争的方式和途径，避免严重冲突，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

第二，地区层面，努力稳定周边，破解“印太战略”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挑战。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亚洲成为主战场，本区域其他国家很难避免受到溢出效应的冲击。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步推进，虽然美国表面上宣称不会让区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由于亚洲地区安全困境的广泛存在，区域国家会因为自身安全威胁，希望美国增加军事部署。这给地区带来新的安全对抗格局，从而加大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同时将增加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难度。对此，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稳定、经略和塑造周边，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尤其需要对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性和破坏性予以高度关注。

第三，两岸关系层面，台海擦枪走火乃至误判的风险增加，需增强危机管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美国仍会续打“台湾牌”，继续阻挠中国统一进程，中美关系仍将摩擦不断，民进党当局操弄“倚美抗中”，甘当美国棋子，与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迭加，从而增加了台海局势的风险，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不测事态，乃是首要任务。

袁莎：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及中国应对之道

对华政策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上台后，首先启动对前任政府的政策进行全面审议。目前拜登对华政策审议已基本完成，各部门纷纷发布审议结果，有公开也有秘密。拜登何时官宣其中国政策，备受期待。最近，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亚洲协会的讲话引起广泛关注，他表示中美“被广泛称为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主要模式将是竞争”，被普遍解读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研判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

拜登对华政策的制定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需要瞭解其背景。可以借鉴层次分析法，从国际权力结构、领导人风格、国内政治三个维度分析。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霸权护持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标。《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称，世界权力格局正处于重大“拐点”(infection　point)，需要转向“大国竞争”。拜登将中国界定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且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对所谓“稳定和开放体系”构成严峻挑战的国家，即将中国视为头号的全方位竞争对手，长期对华竞争将是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战略重点。

从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角度看，拜登较为理性、谨慎，外交经验丰富，更加老谋深算。拜登对华政策融合了奥巴马和特朗普的路线，通过复盘和修正，设计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更难对付的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上任近半年，所谓“拜登主义”外交路线已逐渐明朗，即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大支柱。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政治极化背景下，对华强硬却是府会、两党的罕见共识，打中国牌成为既有效且保险的政治伎俩。两党议员政客争相表现出对华强硬，不失时机地推动对华全面竞争甚至对抗的法案，意图将对华竞争法治化、系统化。例如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即将在众议院外委会(7月12日)审议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参与法案》(EAGLES　Act)等。这些动态将毒化美国内政中的涉华氛围，绑架白宫对华政策。

二、拜登政府对华3C政策

在这个大背景下，拜登对华政策制定可以说是一场国内国际的双层博弈。对华竞争战略已是美国战略界共识，但是如何开展对华竞争，还没有确定。也是在对华政策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拜登政府提出了对华3C政策。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较为乐观，认为拜登对华政策更加理性、灵活、务实，给中美关系转圜打开机会窗口。第二种较为悲观，认为这是拜登的迷惑战术，模糊重点，对我战略麻痹，实质是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甚至对抗。第三种认为这是美国一厢情愿，将不同议题相互割裂，想合作就合作，想打压就打压，这是办不到的。

通过梳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如何实践3C政策。

其一，竞争全面铺开。拜登表示将从“实力地位”展开对华竞争，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对华竞争。在国内，强本固基，加大对高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在国际上，主要依靠联盟、规则和价值观三个核心支柱。一是修复和整合联盟体系，拜登意识到对华竞争无法仅仅靠自身力量，拜登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开展旋风式外交，试图强化印太四方机制，调动跨大西洋关系，谋划东西两冀联盟布局。二是重塑国际规则，意图“规锁”对手，力图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重振全球领导力。三是开展价值观外交。鼓吹“全球民主倒退”，将大国竞争从权力结构矛盾上升为意识形态对立。还用价值观绑架其他议题，提出“科技专制”与“科技民主”的对立，并以意识形态的不可妥协性，动用军事、制裁、出口管制、供应链转移等手段开展“大国竞争”。

其二，合作较为黯淡。拜登团队此前提出中美可在抗疫、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进行合作，但我们看到这是言不由衷的，更多的是竞争。美国一直都拒绝同中国进行抗疫合作，如今又启动疫苗竞争，就新冠病毒溯源不断施压。气候合作虽然有些动作，但美国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其在全球气候议程、绿色经济和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领导权的挑战者，未来，美国还会拉拢西方国家建立相关气候规则，对华加大施压。核不扩散领域，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对中国既有拉拢，也有忌惮。

其三，对抗日益凸显。虽然拜登表示不愿与中国陷入新“冷战”，但实际上，当前美对华对抗一面非常突出。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步步进逼的威胁”，军力部署重心进一步转向亚太，2022财年国防预算提案中划拨50.9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比2021财年国防预算案投入翻倍。高科技领域，进一步泛化国家安全，利用商务部“实体清单”、国防部的“涉军企业清单”等促使科技脱钩。经贸领域，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白宫公布供应链审查报告提出将建立“贸易打击小组”(trade　strike　force)加大对华施压。价值观领域对抗更为激烈，在涉疆、港、藏等议题上与我针锋相对，巧立名目，大力制裁，甚至通过劳工部的“强迫劳动产品清单”推动市场脱钩。白宫近期也发布将反腐败确立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备忘录，将通过反腐打压中企和一带一路倡议。

由此可见，拜登对华3C政策中，确实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竞争和对抗一面凸显，合作一面较不足。

三、美国对华政策掣肘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也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

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如今美国能否赢回盟友信任，美国真的回来吗?美国能回来多少?美国要回来多久?美国是否会要求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美国盟友也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此外，美国与盟友之间有不同利益诉求，例如美欧在能源、数字税、伊核、巴以等议题上的分歧较大，美俄走近会伤及美欧同盟。亚洲盟友对与中国合作也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美国二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内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具体而言，美国到底能为盟友做什么，能为“重建更美国世界”B3W之类的倡议拿出多少真金白银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拜登从审议和复盘中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提出对华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虚伪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例如坎贝尔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竞争，但不能要灾难。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三、中国要如何应对?

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

(一)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

大国竞争最终比拼的是综合国力。时间在中国一边，应该有战略耐心和战略智慧。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克服人口结构压力、环境污染等瓶颈。尤其要发挥政治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动员力的比较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弯道超车。

(二)扩大朋友圈，打破遏华联盟

美与盟友伙伴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尤其要经略好周边，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尊重欧洲“战略自主”，坚定地站在发展中世界的一边，争取中间力量。深度嵌入国际和地区机制，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来对抗美国虚假的多边主义，阻止美国另起炉竃建立排华小圈子。当前，我国外交面临“后疫情外交”的挑战。疫情的上半场，美国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输给了中国，想在下半场率先恢复线下首脑外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更大的压力，中国也需要尽快设计可行的、更有能见度的外交动作。

(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

对于中美关系，不能陷入结构决定论，不能淡化行为体的施动性。其一，要针锋相对地对美斗争，划定底线红线，与美界定好竞争的边界，管控好竞争。拜登想以规则制华，我们也需要同美国建立竞争的规则，防止恶性竞争和冲突失控。其二，要拓宽合作领域。即使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军控、太空、传染病防治等领域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国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显，包括疫后经济复苏、疫苗互认，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就网络安全、资料隐私、虚假资讯等问题加大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国大放水抬高通胀压力，需要与中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近期也有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取消对华关税。经贸是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摩擦点，现在可能会再回归稳定器的作用。

其三，重启对美人文交流和对话。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并未有定论，近期涌现出多位重量级政界和学界人士呼吁更加理性的对华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反对放弃对华接触。逾40个美国进步团体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战将导致气候崩溃。美国经济学界也重要浮现“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的讨论。外交接触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脑会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机，恢复领馆也是可行方式。也要多与学界、商界、地方、媒体接触，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关系转圜。

郭至君：浅析中美战略互信重构与中美关系走向

如果要论述中美关系，脱离不了“战略互信”这个词，用国际政治中的概念表述，当两国均相信对方以　“绝对收益　”、“非零和博弈　”为主要目标时就应当视为拥有战略互信，反之则视为缺乏战略互信。奥巴马入主白宫后，战略互信问题被提上了中美关系议事日程。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建议中美通过相互　“战略保证　”增加战略互信。随后时任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贝德于11月6日提出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然而，中美关系风风雨雨40多年，两国始终用复杂的心情和目光看待对方，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反而在战略缺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是个超级现实主义国家，中国的快速全面增长会受到美国更多的防范与软硬抵制。中美在各个方面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特别是，经过特朗普政府四年的“折腾”与“破坏”，美国两党已基本确认，中国崛起的对外目标是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按国际政治的理论概念来讲，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对敌对关系，不存在建立战略互信的基础。究其原因，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深层原因有：第一，双方真诚沟通不足，某些共识未见诸行动。第二，经济摩擦政治化削弱战略互信基础。第三，实力相对消长引发心态微妙变化。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3年就提出中美战略互疑，认为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会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关切。近10年过去，可以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中美战略互信崩盘的过程已经加速出现，“战略互疑”的阶段已经过去，不夸张的说，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出现了可能彻底脱钩的危机，并且这个危机到现在还在暗流汹涌，两国关系并未出现一些人此前期待的转圜。

具体来说，我个人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之中存在三大战略问题——误判、围堵、盲动。

首先，拜登政府存在严重的对华战略误判，纵观拜登上台近五个月来的对华动作，我们不难看出，3C中的“对抗”的一面显然占比更重。拜登在2011年8月访华的时候，曾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说了这么一段话：战略互信是美中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关键，双方应该增加接触，增进相互瞭解，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判。美方充分理解台湾、西藏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完全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0年过去，拜登不仅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还在新疆问题上搞大动作。作为一个相对瞭解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美国资深政客，拜登很清楚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内政，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事关中国主权、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是中国所界定的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但今天的拜登却执意在这方面推倒了两国的战略互信，走向战略误判。

对比特朗普前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确有调整。可惜，它调整的不过是应对中国的手段和方式，而业已形成的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此前一些极端美国政客挑起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成为整个华盛顿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刻意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尽管中国领导人近些年在国际许多多边场合上都表明过中国无意争霸世界老大地位，也无意对美国本身形成威胁，但拜登政府仍然对中国充满战略焦虑，甚至喊出“不会让中国在其任内超过美国”的逻辑混乱的话。我认为，拜登政府这样的错误战略不仅不会改善中美关系，还非常容易藉着现今高涨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继续将中美关系推至更危险的境地。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战略围堵，其多边主义浪得虚名。

上个月，拜登试图在“欧洲行”期间传达重振多边主义价值观和“团结”盟友的信号，事实上，这样的表态其实从其上台之初就开始显现，但究其谈话内容，“中国”是始终绕不开的敌对话题。拜登花了相当多的精力说服盟友统一对华立场和行动，尽管G7联合声明提出将推动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捩点，但其实际意图恐怕是将2021年打造为抱团应对中国“威胁”的开局之年。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访问时表态担忧中美会走向“结盟冷战”的境地，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趋势，亟需警惕并且小心对待。

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曾强调，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王毅外长近期也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到，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但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利用强权政治来挑动集团对抗，这不是中国所期待的多边主义，而是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这样的做法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更加虚伪、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

第三，拜登政府对华存在战略盲动的危险，而中国希望平等、有底线的良性竞争。

拜登上台近半年，对华制裁方面动作颇多，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拉黑”了59家中企，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美国国会参议院更是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要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没有取消前任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还同时在投资、技术竞争方面频频出台法案“加码”，成立所谓的供应链中断工作组，这样的战略盲动必然重伤中美关系，令人担忧。

中国向来不怕竞争也欢迎竞争，但竞争不是没有底线的攻击和想方设法的打压。我个人认为，中国希望拜登所说的中美“激烈竞争”的内涵，是建立在公开、公平、有原则、有底线之上的。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美国驻华公使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近日接受专访时坦言，中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威胁，而美国为保住过去的垄断地位切断同中国的科学技术、经贸往来甚至通过军事手段威胁对抗中国崛起都是徒劳的。对此我们深以为然，战略盲动的魔鬼，或许就是隐藏其中的战争。

总的来说，目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存在战略误判、战略围堵、战略盲动这三大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重新构建中美战略互信基础这一根本问题。那么如何跳出这样的怪圈?我认为，还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冷战思维、狭隘思维，重新回到构筑战略互信的轨道上来。我觉得有以下“三步走”：

首先，积极接触。因两国关系进入“下降螺旋”且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现在双方各层级的交往少之又少，但两国领导人的除夕通话和三月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就是沟通交流的实例，不管怎么说，国际关系始终离不开人际交往，中美之间人员交流非常重要。中美两国应排除万难，双向靠近，重新打造两国之间稳定的沟通、交流管道。

其次，逐步深入瞭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路线不会动摇，不会放弃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勇于开辟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期。拜登政府应该清楚，打压、遏制中国是不可取也是不会成功的。拜登政府应该多瞭解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维，调整自身的焦虑心态，正视中国的发展，承认中国的成就，不要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袭用特朗普时代的冷战思维和民粹主义，更不要“换汤不换药”地搞小圈子围堵、遏制中国。

第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真正取得进展。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携手的地方也很多。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废水排放等等关乎人类共同和平与安宁的挑战就摆在我们眼前，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找寻共同议题，实打实地开始共同解决，而不是在面临挑战时一味地泛政治化，将可以密切合作的机遇束之高阁。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我们应当站在全球战略高度和人类历史新起点，重新思考两国关系的本质和未来，开创国际政治的新思维。

李振广：结语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之间的斗争博弈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对于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严峻挑战。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提出过一个文明生存进化法则，那就是挑战与回应法则。从气候到各种天灾，从战争到各种人祸等有形的挑战，将可激发族群的潜能，在回应的过程中变得更为强盛。

多难兴邦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积极应对挑战，善于应对挑战，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这个文明延续五千年连绵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的文明不断面临来自北方西方东方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的挑战，从而也磨砺和提升了我们民族和文化的韧性，无论面临多大的内部和外部冲击，我们最终能够适应挑战，渡过挑战，走向新的辉煌，继续迎接新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民族和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诀窍。这也是为什么说多难兴邦的道理所在。

澳大利亚的考拉生活模式，类似于躺平，没有挑战，能力、适应力就开始退化，一旦有美洲大猫这样的掠食者到来，对于这个物种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而非洲草原上羚羊能够奔跑飞跃出美丽流畅的弧线，那是它在面临生存挑战中不断把应对挑战的能力融于基因，成为本能。这也大大提升了这个种群的生存能力。也就是在应对挑战中实现发展进化。这也是一个规律。所以说面对挑战，需要高度谨慎，但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我们的社会对美国带来的挑战感到愤怒，实际上是感到竞争压力的反应，这正在触发我们这个群体内在的挑战回应机制。群体中展现出激情上扬的一面，这就是群体荷尔蒙开始高密度释放，正在激发潜能的表征。

十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试探观望期进入磨合期。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已经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进入观望期的征兆，在特朗普时期，磨合摩擦显性上升。当前，中美关系已经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磨合期进入到政治磨合阶段，但同时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巨大惯性仍发挥主要作用，中美关系中摩擦方面很多，呈显性化趋势，体现出中美关系惊涛骇浪一面;而中美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依然根深蒂固且隐性化，作为压舱石决定了中美关系大船的船体与航向的基本稳定。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明显可以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更在意意识形态，人权、政治等议题，是民主党主政时代对外关系的焦点，会拉高中美关系中斗争一面。这次美国对华战略全方位调整，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中美经贸文化社会交流高度粘合，决定了中美斗争一面的限度。在美国列出的三个层面：合作、竞争、对抗(斗争)来看，竞争是一个较为中性的状态，而合作和对抗代表了政策选择偏左或偏右的倾向。可以肯定的是，就目前而言，中美合作的领域极宽，是惯性的，隐性的;而斗争一面是在很窄的领域，但表现很激烈，是显性化的，引人关注的。未来，中美经贸社会科技文化交流脱钩的程度决定中美政治斗争的烈度，脱钩情况与斗争烈度成正比;或者说，与中美合作的宽度和力度成反比：脱钩程度越大，合作空间会相应压缩。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是，无论是人还是政治实体之间，斗得最狠最无情的时候，往往是由于没有利益依存，袛有利益争夺，出手狠，不留余地。有了相互依存会迫使大家进行文斗，即斗争文明化、非暴力化。全球化后，世界已成为俱荣俱损的共同体，使人们高度相互依存。在打破各种壁垒和地域、小圈子过程中，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全球化。一部手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零部件和技术来自世界各国，市场面向世界，整个世界共享收益，共享这些产品带来的服务和便利。大家都是这个世界的共同合伙人。当今世界就像是一个每个国家都有股份的巨大瓷器店，中美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合伙人，在自己家的瓷器店里进行文斗还是武斗?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磨合的前景保持乐观，通过中美之间一段时期的合作、斗争、竞争，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这场全球级别的竞争博弈，极有可能带来中美两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大幅跃升，是一种共同进步，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当然，中美关系中的每一场斗争、对抗都将是艰难的，需要一个一个去克服，去解决，战术上要重视。这会为战略上的乐观远景奠定基础。

我相信，也期待，通过这场博弈，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再次赢得难得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会因此而加速。

评论员简介：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

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曾在山西大学和南开大学学习，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2014-201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访学。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族群与美国外交》，参与编写《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美国大势》等，并在《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和平与发展》等刊物发表数十篇文章。

李枏：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访学。研究领域为美国对外决策过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着有《现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以及论文多篇。

朱中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涉台外交、战略文化与中国传统对外战略。

仇朝兵：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史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郭艳：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论坛》、《理论前沿》、《中国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40多篇，出版《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国家认同与台湾问题》、《台湾政坛：泛绿》(合着)、《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编着)等著作。

袁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政策、国际安全研究、对外话语战略。毕业于外交学院，获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访问学习。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经常在国家主流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

郭至君：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曾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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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形  来源：环球时报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而在中国也有一种共识，即美国试图通过挑起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来达到蓄意破坏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

较之以往，我们听到的理性声音显然在减少。可能是很多复杂原因使然，或是个人观点的变化、或是对双边关系的失望，也有可能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等等。笔者在丹麦就遇到这种情况，有些资深中国研究教授和学者对丹麦现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站十分失望，从而对推动双边关系和建言献策变得消极。

不过，即使大氛围如此，我们还是能不时听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正面理性声音。比如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美国希望中国按照它的思路来处理问题是极端幼稚的，美国没有能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可能按美国的意愿改变中国。《外交政策》今年两次发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文章：“中国也希望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可能想要中国制定的规则”。沃尔特同样认为，美国逼迫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可取的。中国认可的国际秩序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联合国主导的秩序，即尊重主权、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刚刚出版中国政策建议报告《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下称《电报》)。作者萨瓦·克什梅里是一位国际关系专家、作家和评论员，他2019年出版的《中国大战略：编织一条通往全球首要地位的新丝绸之路》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百年纪念书。笔者基于三个原因认为《电报》是相对理性的对华声音。第一，这份报告是集体的智慧，它通过对亚洲、中东、欧盟和美国的多位国际关系专家深度访谈和讨论总结而来，笔者也是贡献者之一。

第二，这份报告的题目“电报”带有明喻和暗喻双重性。明喻是指，它与冷战时期乔治·凯南撰写的报告“长电报”相呼应。《电报》明确指出，中美博弈并非冷战，中国也不是苏联。暗喻则是，这份报告题目在暗示美国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凯南对中国和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分析。

第三，《电报》提出拜登政府可在3个领域与中国合作：一是，美国和中国成立全球疫情处理与防疫战略指挥部，并可邀请日本、欧盟以及其他任何想加入的国家参加。这个指挥部也可转变为美军和解放军的接触渠道，从而进一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二是，美国和中国在持续竞争中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两国都是碳排放大国，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已进行多轮视频会谈，达成中美应该加强合作以减少碳排放的共识。这非常令人鼓舞。三是，拜登目前提出了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重建计划，美国应该找到一种方法，将它的基础设施需求与中国在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积累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而且，邀请中国加入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意味着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认可。

《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的出炉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这确实是积极正面的理性声音。但另一方面，随着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学界现在只有形形色色的战术家而缺少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目前“反中”被煽动成为美国主流政治共识，并被扭曲成为所谓民意基础，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之类的对华理性声音和政策建议是否能成为最后燎原的星星之火，有待观察。(作者是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政治与社会系、国际关系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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