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茉楠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茉楠(Zhang Monan)，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当今世界已进入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流动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与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然而，由于数据本身具有流动、多样、可复制等特性，以及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数据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大，正成为攸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

近期，包括中国网约车头部企业滴滴出行在内的几家互联网公司受到监管部门的网络安全审查。据监管部门通告，滴滴严重违法违规收集用户信息。而此前滴滴赴美上市也带来重要数据出境的重大安全隐患。美国2020年5月颁布《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 Act)，要求赴美企业必须接受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会计底稿审查，这也成为美国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的交锋焦点。信息披露要求对于掌握着大量关键敏感数据，且主要业务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关联的企业而言，无疑意味着重要信息泄露的安全风险。

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数据大国。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字化世界——从边缘到核心》和《2025年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数据圈》白皮书显示，2018-2025年中国数据总量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共产生7.6 ZB(7.6万亿GB)数据，预计2025年中国数据总量将增至48.6ZB，占全球27.8%，远超美国的30.6ZB。

然而，随着数据价值愈加凸显，数据安全风险也与日俱增。互联网行业以用户量和数据量为导向形成“赢者通吃”的天然垄断局面，海量数据集中于少部分平台企业，增加了大规模数据泄露的隐患。违规收集用户数据、缺乏必要的数据安全防护措施、滥用甚至贩卖用户数据等事件屡见不鲜，给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带来巨大风险。面对数据安全威胁日益严峻的态势，着力解决数据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有效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迫在眉睫。近年来，中国监管部门不断强化数据治理的法律法规，2016年出台《网络安全法》，2020年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2021年出台《数据安全法》，这三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数据治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法规框架基本成形。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审查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实施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是国际惯例，鉴于个人数据与重要敏感数据涉及的风险和所需保护的权益各有不同，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分级分类监管，通过灵活多样的监管模式，确立宽严不同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政策。例如，法国规定政府管理、商业开发、税收数据需要本地存储，澳大利亚禁止将健康数据转移出境，美国规定属于安全分类的数据不能存储在任何公共云中。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数据出境的“长臂管辖”，全面强化了对数据的安全审查。美国对数据出境非常严苛，并非其所主张的允许所谓“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美国政府通过制定“受控非密”信息清单，界定了“重要数据”的范围，其中包括农业、受控技术信息、关键基础设施、应急管理、出口控制、金融、地理产品信息等17个门类。在《2019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中，美国进一步扩大了“涵盖交易”范围，不仅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还涉及“关键或敏感数据”，并明确将保存或收集美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的外资背景公司纳入审查范围。

数据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已成各国普遍共识。在各国加大数据主权博弈的背景下，如何权衡国家数据主权与企业和公众的利益，是各国监管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中美关系紧张、双方严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数据安全领域势必成为中美竞争博弈的新地带。

原文标题《网络安全审查背后的数据博弈》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703

作者：唐慧云  来源：文汇报

近日，华裔背景的徐若冰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和工程部门的副部长，徐若冰本人也因此成为美国国防部中级别最高的亚裔文职官员。

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早期任命的高级官员中，有不少亚裔面孔。美国亚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吗?本文认为，与老一代的亚裔相比，以徐若冰为代表的新生代亚裔精英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是相比拉美裔和非裔，亚裔精英的政治参与多以政府任命型为主，竞选型则较少。另外，亚裔大众的政治参与仍低于其他少数族裔。因此，美国亚裔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首先，相比老一代的亚裔，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亚裔进入政治领域。当前，亚裔人口约为1890万，占全美人口的5.7%，是仅次于拉美裔、非裔的三大少数族裔之一，也是美国移民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相比其他族裔，美国亚裔有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特点。据2018年美国大学18-24岁的年轻人注册率显示，白人上大学(包括大专)的注册率只有42%，黑人有37%，拉美裔有36%，亚裔却高达59%。得益于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新生代亚裔在政治参与方面比上一代亚裔更为积极。

当前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的亚裔包括华裔背景的前任交通部长赵小兰、印度裔的副总统哈里斯、印度裔的前南卡罗琳娜州州长黑莉，以及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华裔背景的杨安泽等。在当前拜登政府中，亚裔背景的吴修铭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六名成员中的一名。除了高层的政府管理职位，美国政府不同部门的中层及其以下的岗位中，亦有不少亚裔面孔。

新生代亚裔政治精英具有类似的背景和经历，诸如多为移民二代、三代，名校毕业，英语水平流利，完全被美国文化同化等。与上一代移民相比，新生代亚裔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代亚裔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以及在技术水平较低的领域就业，移民生活主要是“谋生”。相比之下，二代或者三代的亚裔移民无论在教育、经济以及文化适应方面，均超越了亚裔第一代。为此，他们的人生选择不局限于“谋生”，而是“表达自己”和“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其中进入政治领域，实现个人更高层次的价值成为某些亚裔精英的选择。

其次，亚裔精英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政府任命型居多，竞选公职型较少，这一点在华裔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2021年的数据显示，当前美国亚裔的主要来源包括华裔、印度裔、菲律宾裔、越南裔、韩国裔以及日本裔等。其中，华裔是人口数量最大的亚裔，占亚裔人口的23%，达到540万;其次是印度裔，占亚裔人口的20%，达到460万;再次是菲律宾裔，占亚裔人口18%，达到420万;之后是越南裔220万，韩国裔和日本裔分别是190万和150万。作为最大亚裔群体的华裔，虽然在政府任命型官员方面，均能看到华裔面孔，但是在竞选型官员方面，华裔的数量则较少。

在当前117届国会中，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只有三名，分别是国会议员赵美心、刘泰德以及纽约州众议员孟昭文。人口数量少于华裔的韩国裔和印度裔的国会议员数量却超过华裔，韩国裔国会议员有4名，印度裔有6名。

另外，亚裔整体的国会议员数量也远低于拉美裔和非裔。在当前117届国会中，非裔议员有59名，拉美裔有46名，亚裔仅有17名。除此之外，在美国历任州长中，华裔背景的州长只有骆家辉1人，日本裔的州长有2名，印度裔州长有2名，菲律宾裔州长有2名，整个亚裔的州长仅有6名，但是拉美裔州长有15名，非裔州长数量则超过30人。

第三， 亚裔大众的政治参与率低于其他少数族裔。以参与美国总统竞选投票为例，亚裔的投票率低于其他族裔。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亚裔的投票率只有47%，相比之下，黑人选民、非拉美裔的白人、拉美裔选民的投票率分别为66%、64%、48%。在注册选民方面，亚裔的注册率也低于其他族裔，2012年美国大选中，亚裔的选民注册率为56%，拉美裔的注册率为59%，黑人注册率为73%，非拉美裔的白人注册率为73%。另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亚裔的投票率虽然上升到59%，超过了拉美裔，但是仍然低于同为少数族裔的黑人。白人、黑人、拉美裔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投票率分别为71%、 63%、54%。

2020年美国大选，亚裔投票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亚裔年轻选民的投票积极性的上升。有数据显示，18-29岁的亚裔年轻人有47%参与了2020年美国大选的投票，而黑人年轻人则有43%。虽然亚裔年轻人的投票率高于黑人，但是投票热情低于其他族裔。因为46%亚裔年轻选民通过邮件方式，仅有17%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相比之下，采取现场投票方式的白人年轻选民、黑人年轻选民、拉美裔选民均接近40%。由此可见，2020年美国大选，年轻亚裔选民的投票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受邮寄选票广泛使用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其稳定性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本文属于2021年度“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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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

来源时间：2021/8/11   发布时间：2021/8/11

旧文章ID：25701

作者：保罗·希尔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7月末，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前美国情报官员、本文作者保罗·希尔评价此行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并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给出了悲观的预测。作者站在美方立场评价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美方偏见，对作者的观点和表述，观察者网不表认同。

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在7月26日的访华之旅似乎是重演了此前美中高层交往的场景——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在安克雷奇举行了会晤。除了互相抱怨之外，安克雷奇会晤没有产生任何成果。而舍曼在天津会晤了她的直接对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和国务委员王毅，会谈结果也和上次差不多。有人建议“为两国关系设定底线”并建立维护关系的“护栏”，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这两方面出现了明显进展。

与安克雷奇会晤一样，双方在此次会晤前的表现已使外界放低了期望。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预简报会上，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舍曼此行的目的是“就两国关系进行坦诚的交流”，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不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此外，他们强调，此次访问的背景是美中之间存在“激烈而持续的竞争”，美方正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因此将“从实力地位和团结美国一众盟友与伙伴的立场与中国进行接触。”

这就导致王毅当众做出了即兴发言，其口气与安克雷奇会晤时中方的论调如出一辙。王毅说：“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

果然，王毅和谢峰随后就借此机会给舍曼上了一课，他们总结美国政府的特点是傲慢、伪善并要美国政府为美中关系走下坡路负责。在此过程中，谢峰指责美国“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并试图通过“把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来转移“美国国内公众的不满”。他宣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毅断言，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试图遏制中国并阻挠中国发展。

王谢发言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他们显然试图表明北京已领会了华盛顿的施压手段：在双边关系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并抢占上风。这其中还包括引用美国人的声明来回敬舍曼。主持国务院预简报会的美国官员曾说，美方“与会时会擦亮双眼”，为此，谢峰针锋相对地回应道“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谢峰还套用了布林肯在安克雷奇说的话“赌美国输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谢峰说：“美国也不要赌中国输。”王毅还说北京“从来没有兴趣赌美国的输赢”。

但最明显的以牙还牙做法是谢峰据报也向舍曼提交了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共16项，包括美方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施加的签证限制，“压制”华为等中国公司，以及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共10项，包括在美国出现的反华情绪、美方要求中国对新冠疫情负责，以及美方挑战中国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主权。

这表明北京正在或已经跨过一个门槛，自忖中国现在已有国际筹码和影响力来抵御美国施加的压力，并期盼或要求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互惠互利。这一姿态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的过程中对两国实力变化有了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谢峰还对舍曼说，中国“从无霸权基因、扩张冲动，从不胁迫任何国家”，“从未跑到别人门口挑事”，“面对外来干涉，中方采取的是合理合法反制”。谢峰指出，“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人莫属。”北京的此类言词不大可能令美国心悦诚服。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认为是“战狼外交”的主要实践者)在舍曼返美后发表声明称，“美方必须改弦易辙，纠正错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舍曼此行所牵涉的核心问题是，此次美中会晤能否阻止两国关系螺旋式下滑，并创造机会稳定美中关系，甚至促使美中关系发生建设性逆转。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双边关系会改善。美国国务院在访问结束后表示，“为设置妥善处理美中关系的底线，舍曼、王毅和谢峰讨论了具体途径”，但国务院没有提供有关这些途径或底线的细节。因此，没有迹象表明两方达成了任何协议。尽管国务院重申了为美中关系“建立护栏”的目标，但中方援引谢的话说，这类护栏“必须由双方商定”，“而不能是美国单方面给中国设立行为边界”。

王毅提出了三条可能用来管控美中关系的底线，所有这些底线都是在给美国设立行为边界。这些底线规定，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鉴于美国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持的一贯看法，所有这些要求都将对美中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关切构成根本性挑战。美国对华政策被北京解读为更迭政权、遏制中国发展和/或进行美中经济脱钩。美国关切的是中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施行的政策。另一方面，华盛顿提出的任何相应提议肯定也会对北京构成同样的根本性挑战。

双方是否准备在“设立关系底线”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还有待观察。坦率地说，舍曼的访华与安克雷奇交锋一样，没有显示出太多改善关系的证据。相反，双方都暗示，对产生任何形式的相互包容抑或是实质性接触抱有怀疑(如果不是抱有抵制的话)。中方口头上表示要“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但却指责美国没有这样做。中国坚持认为，球在华盛顿一边，美国要“改弦易辙”“，“作出正确选择”。

而美方则反常地说，它“欢迎”展开激烈竞争，与考虑建设一个相互包容的双边关系相比，美方显然更喜欢竞争。尽管舍曼和其他拜登政府官员承认美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武器防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重要全球性挑战”方面有合作的可能性，但他们没有提到美中在双边议题方面有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据透露，在美国国务院评估舍曼此行成果期间，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将美国描述为以某种方式寻求或请求中国与美合作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认为北京在这些领域也应有自己的利益”。如果一方不愿被视作是在寻求合作，而是在集中精力为竞争做准备，那就很难预言美中两国会在任何领域展开重大合作。而另一方可能也有同样的心态。

总的来说，只要双方的战略怀疑压倒了相互理解，美中关系似乎在当下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建设性突破。只要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自己拥有改变对方所提关系护栏和底线的筹码，这一僵局就会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它们的外交互动将更多地表现为互提要求和相互抱怨，而不是展开合作或谋求合作。北京方面承认两国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我们很难不同意北京的这一说法。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21/8/10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700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两党小组提出了一项名为“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授权”的法案。顾名思义，该提案旨推动建立一个翻译和分析中心，向美国及盟国政府、媒体机构和各国学者开放。

根据提案内容，此项计划每年所需经费达到8000万美元，但翻译和分析的对象很有针对性，重点关注中国和其他“战略利益国家”的关键性政府文件。

8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在彭博社发表评论文章。他认为，若提案获得通过，将意味着美国恢复冷战时期的政治传统——由政府出资，联合政府和学术界了解特定的、“神秘的敌人”。

彭博社：为对抗中国，美国政府需要动员学术界

“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授权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国际发展、国际组织和全球企业社会影响外交事务小组提出，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和其他两党成员为共同发起人。

根据卡斯特罗个人网站消息，提案于7月28日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OTAC)。

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负责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战略利益国家”的关键政府材料翻译成英文，并将文件传至一个公共网站，作为美国及盟国政府、媒体机构和各国学者的重要资源。

除了翻译，该中心还将提供信息，帮助读者理解出版材料的内涵和意义，并对翻译材料进行关键分析，以增进对目标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了解。

提案主要发起人卡斯特罗说：“美国要想有效地与中俄竞争和合作，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通过将外语材料翻译成英语并公开，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将增强美国及其盟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为学者、记者和公民社会的其他成员提供巨大的资源。”

8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特聘教授、彭博社专栏作者布兰兹(Hal Brands)发表评论文章，将此提案描述为“美国政府动员学术界对抗中国”的举动。

文章称，若提案最终获得通过，将意味着美国将恢复冷战时期的政治传统——由政府出资，联合政府和学术界了解特定的、“神秘的敌人”，只是以前的目标是苏联，如今却是中国。

布兰兹在文章中提到，在冷战期间，美国做出了持续的、全社会的努力来试图理解自己的对手。

由此，一门被称作“苏联学”(Sovietology)的学科出现了。美国国务院解释说，这是一门专门研究苏联社会的“运作特征”、“苏联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优劣势平衡”的学科。

作为战后美政府联合学术界的项目之一，苏联学研究得到了联邦资金及知名基金会的支持。学者和智囊团则利用这些资源研究了苏联的经济轮廓、军事结构和理论、以及该国政策和社会中的各个方面。

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对此感到困惑。他说：“我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花这么多钱研究另一个国家，如此令人震惊。”

但布兰兹称，美国政府的投资最后“硕果累累”：一些苏联学家对苏联政府的运作机制一清二楚;在苏联解体前，就有经济学家发现了苏联经济的停滞、人口学家意识到了苏联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文化学家注意到了民众对于宗教的兴趣激增。

此外，苏联学还创造了一批学术骨干，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入了政府的核心圈子，其中就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基本上停止向非政府分析人士提供经翻译的、开放的材料。这使得美国观察人士常常依赖中国政府自己对该国重大政策声明的翻译。

布兰兹认为，如今的美国需要类似的努力——政府动员学术界，像冷战期间研究苏联那样研究中国，翻译文件只是一个开始。

正如布兰兹所言，“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授权法案”的提出，体现了美国部分政客的冷战思维。此前不久，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接受采访时同样叫嚣，美国政府要用对付苏联那套对付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强调，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鼓吹围堵打压中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汪文斌说，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负面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

来源时间：2021/8/10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699

作者：  来源：晓伟看世界

最近有媒体主张中国应在较短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忧国之心，跃然纸上。这是国际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心国家安全与民族命运的表现。

我国目前到底需要多少核弹头才足够?我个人认为，套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这是需要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研究与回答的问题。古人云：兵少则不足卫，兵多则不胜其养。这个兵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武器装备。众所周知，目前地球早已布满了核武器。据美国科学家联盟(FAS)(不是那个蓬佩奥曾经当过头目的CIA)发布报告称，自冷战以来，世界核武器数量从1986年约70300枚的峰值，至2020年初全球大约有13410枚核弹头。其中91%的核弹头为美国和俄罗斯所有。具体为：俄罗斯约6372枚、美国约5800枚、法国约290枚、中国约320枚、英国约195枚、以色列约90枚、巴基斯坦约160枚、印度约150枚、朝鲜约35枚。

这个统计不一定准确，但也没有多少人表示异议。1万多枚是个什么概念?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扔过两颗原子弹，每颗当量不过2万吨，仅袭击广岛的“小男孩”就导致24万人中的20多万人丧生。现在的核武器一颗就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早几年有人用计算机进行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如果将世界上现有的核武器全都扔出来，足以毁灭地球几十遍。具体到底是60几遍，还是70几遍?没人可以进行实际验证。目前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不需要几十次，只毁灭一次，人类就就可以打上句号。正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一次，和死一百次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当今世界作为一个生长中的大国，没有这个东西不行，但也不是越多越好。确切地讲，核武器更多的是“确保相互毁灭”的武器，而不是“确保相互生存”的手段。在目前世界超饱和、超杀伤的核武库面前，任何战争狂人试图凭借核优势征服世界，结果必定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毁灭者被毁灭。

我国是196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的。从拥有核武器第一天起，我国就庄严宣告，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体现，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体现，是对人类共同命运高度负责的体现。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作为这一政策的体现，我国在核武器的发展上实行的是“精干有效”的原则。所谓精干，就是不与黩武主义者搞核竞赛，不盲目追求数量规模优势，保持国家安全需要与国家经济支撑能力的平衡。所谓有效，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核力量平时可以慑敌止战，战时确保对敌实施有效的毁灭性反击。在虎狼环视的今天，核武器不是别墅里的花瓶，而是高度戒备，不用则已，用则地动山摇的利器。

在当今世界，虽然我国的核规模较小，甚至只不过是某些强权的一个零头。但是秤砣虽小压千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核常兼备，弹种齐全，全域覆盖，全时戒备，具有强大的突防能力、打击能力、生存能力、机动能力，足以令敌胆寒的现代化战略力量。任何敌人在中国的毁灭性核报复力量面前绝对占不到便宜。我们既要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忽悠，掉进他们设定的所谓“多边核裁军”，“大象与蚂蚁同时减肥”的陷阱;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科学制定我们的发展计划，适时动态调整我们核力量建设规模。(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晓伟看世界”)

当前世界正经历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局。我们面临的战略压力急剧上升，战争乌云翻滚。随着技术的更新，现代核武器毁灭性也呈指数增长。战争狂人先发制人，实施突然核打击，令对方猝不及防，以一举毁灭对方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有些人还在疯狂开发战术核武器，妄图规避大规模核报复的毁灭性后果。面对种种核挑衅，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丰富与细化我们的核政策，以适应新的核形势。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基本政策应该坚持。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等于不使用核武器;不等于坐等敌对势力的核弹头掉到我们头顶上，把我们脑袋砸开了花再发起核反击;不等于听任敌以颠覆性类核武器对我实施灭国之战，而重复宋襄公的愚蠢故事;不等于在那些形形色色亡命之徒的自杀性核恐怖袭击面前心慈手软。当今之际，我们防守反击的时间和空间要尽量前移。哪怕前移一分一秒，都可能影响整个战局。如果我们动作迟缓，让敌钻了空子，我们即使反击成功了，但损失已经造成，其代价就太大了。我们要时刻保持戒备，加强核战略预警，积极捕捉战机，一旦发现敌核侵犯证候，立即抢占先机，在第一时间进行主动拦截、主动反击。力争察敌于青苹之末，截敌于初动，灭敌于未达。不论敌是战略核袭击，还是战术核袭击，我一律实行数倍于敌的无差别大规模核报复，坚决剥夺敌人的核幻觉，不让敌人有任何空子可钻。

来源时间：2021/8/10   发布时间：2021/8/10

旧文章ID：25698

作者：许利平  来源：环球时报

近期，美国高官与东南亚国家互动的安排非常密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于上月底连续访问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紧接着白宫宣布副总统哈里斯将于本月访问新加坡和越南。在此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东盟及部分东南亚国家高官进行多场多边和双边视频对话。

一些西方媒体和分析人士评价此举是美国对华实施“全场紧逼”战术的重要一环，其最终目的是试图构筑“对华包围圈”。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可能高估了美国塑造中国周边秩序的能力，构筑“对华包围圈”难得逞。

中国东盟关系日渐成熟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政策：明确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宣称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努力建立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广泛联盟，从安全、科技、人权等方面重点围堵中国，遏制中国。

在东北亚方向，7月18日至25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她以“安全议题”为切入点，试图加强美国与东北亚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在南亚方向，3月19日至21日，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印度，美方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7月27日至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访问了印度，双方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深化安全伙伴关系。美国高官密集高调访问东北亚和南亚，是尝试在中国周边这两个方向“树篱筑坝”进行围堵布局。

不仅如此，美国拟计划在今年9月份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后，举行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一次面对面首脑峰会，拉拢中国周边大国，强化其“印太战略”，意图进一步夯实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南亚与中国关系日渐成熟。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社会人文交流“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硕果累累。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印度洋海啸、禽流感、新冠疫情等，在危机时刻双方合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逆势上升的态势。现在双方已经建立了领导人、部长、高官等各层级、立体式对话机制，畅通了战略对话渠道，奠定了政治互信的基础。在这30年时间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创造诸多“第一”，特别是中国第一个同东盟商谈建立自贸区，开创了东亚合作的先河，成为地区合作的典范。

对于中国与东南亚热络的关系，美国其实心知肚明。但从“在中国周边打造围堵工事”方面考虑，东南亚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今年5月底6月初，舍曼就曾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三个东南亚国家。在访问柬埔寨时舍曼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表示美方愿同柬政府在“免除旧债”议题上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施压柬埔寨炒作“严重关切中国在柬军事存在”。这被媒体解读为一次“三心二意”的访问，其访问效果大打折扣。

这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副总统哈里斯相继访问东南亚，并且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与东盟外长的五场视频会议，表明美国仍不甘心，想尽各种办法拉拢东南亚，在构筑“对华包围圈”方面试图造成一定的声势，对中国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实力”。另外，布林肯出席的两场关于湄公河的视频会议，对冲澜湄合作机制意味十分明显，试图遏制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

周边是发展繁荣之基

在南海问题上，通过军事、法律、外交等手段，美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介入，目的是想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按照计划，2021年中国与东盟将完成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如果达成相关成果，美国方面评估认为自己将很可能失去南海这个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于是美国多管齐下，炒作、放大中国与这些南海周边国家的矛盾，令个别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给相关谈判增添了一些障碍和困难。

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果美国一味地“拉偏架”，那就会造成南海局势的动荡与不安，这与地区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精神背道而驰。现在中国与南海周边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双边的海上合作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些机制，双方可以有效地共同管控分歧，并且将稳步推进南海合作，促进南海和平稳定发展。

中国领导人曾强调，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中国也决不允许在周边生战、生乱。虽然中国与极少部分周边国家存在领土或岛礁争议，但这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部。中国和这些周边国家都有共同管控分歧、防止其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政治共识。

无论是东北亚、南亚，还是东南亚、中亚，中国与地区内国家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利益越来越交融，日益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那种试图构筑“对华包围圈”的设想，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也不会得逞。因为中国的体量、实力等因素决定，任何势力想“围”，但终究“围”不住。(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8/10   发布时间：20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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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

 

1960年9月26日，美国历史上首场总统电视辩论会。

“电视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竞选政治，代表大会，选民，候选人和竞选花费。”——约翰·肯尼迪

1959年11月，时任马塞诸塞州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在他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两个月前，在《电视指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电视的“革命性影响”将对政治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肯尼迪的总统生涯证明了他的预判没有错。

肯尼迪在美国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约翰·肯尼迪出生后一个多世纪的今天，通过回顾，我们可以更清晰的发现，他是作为美国第一位现代总统进入白宫的。这位年轻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摆脱了美国竞选强调经验的政治传统，带动了注重形象，拥抱媒体的新政治氛围。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Don Gonyea写道：“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总统竞选活动。”此后，电视开始对选民开始产生影响。

电视的力量

肯尼迪指出，通过电视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政治家可以一次让很多人听到自己的主张。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一整个月都在竞选的路上，直到精疲力竭的威尔逊中风时，旅程结束了。而在电视时代，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无需离开白宫就可以影响数百万人。

肯尼迪在《电视指南》中的文中写道：“诚实，活力，同情心，智慧——是否有这些素质，构建了候选人的形象。”他还承认，候选人的年轻，在电视时代却可能是优势。他写道：“在资深的政客眼里，年纪轻可能仍然是一个障碍，但年轻在创造人们喜欢并且记得住的电视图像时，绝对是一项资产。”

肯尼迪在195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令他得到了全国性的瞩目。Ron Simon为《时代》周刊撰文说，肯尼迪的演讲抛弃了陈词滥调，而是敦促民主党要团结推出 “最雄辩，最有力量，最有魅力的人”。他的演讲给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成为最受追捧的民主党演讲人，这为他四年之后竞选总统打下了基础。

在电视前直面冲突

1960年7月，约翰·肯尼迪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年轻，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信奉天主教(历来美国总统都是新教教徒)，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对天主教存有偏见，宗教问题成为肯尼迪竞选之路上的最大弱点之一。到了当年9月，也即大选前两个月，肯尼迪利用电视直面宗教问题。

肯尼迪在休斯顿的一个牧师集会上进行电视演讲，表达政教分离的理念。他说：“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在公务上既非天主教，非新教，也非犹太教……尽管今年的怀疑对象可能是天主教徒，但其它年份的怀疑对象则曾经是犹太教徒，或者是贵格教徒或浸礼教徒……今天我可能是受害者，而明天的受害者就可能是你。

让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代表我的教会，而教会也不代表我。”

演讲结束后，他把这段话录了下来，作为长篇广告在全美各地播放。肯尼迪利用电视生动的传达出，他面对观众席上的新教牧师们发表这样一番话的戏剧性。这里有真正的冲突，他知道电视是一种能够传达这种冲突的媒介。

世纪辩论——竞选政治历史性的改变

肯尼迪的对手，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时年47岁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他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与繁荣，并向选民保证他将保持美国的威信，领导才能和军事实力。根据全国代表大会后的民意调查，比起肯尼迪，尼克松显得更加成熟有经验，俘获了更多选民的心。

肯尼迪随后向尼克松副总统提议进行系列电视辩论。尼克松阵营中的许多人，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都敦促尼克松拒绝辩论，但是尼克松自信地同意了在全国性电视上与他的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美国人民观看直播来考虑把选票投给谁。

肯尼迪在辩论前一天与竞选辩论节目制作人见了面，讨论了布景设计和摄像机的放置。接受膝盖手术后刚出院的尼克松没有利用这次机会。辩论当天，肯尼迪身穿深蓝色西服，在摄影棚灰色的背景下格外显眼，而尼克松穿着灰色西服，似乎融入了背景里。最重要的是，肯尼迪直接对着摄影机和全国观众进行交谈，尼克松则用传统的辩论方式，对着肯尼迪进行回应。

 

 

首场辩论，肯尼迪身穿深蓝色西服，在摄影棚灰色的背景下显得健康、精神。

有趣的是，许多收听广播辩论的人认为尼克松表现更好，但广播听众只占少数。在1950年，只有11%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到1960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88%。大约有7千万美国人，约占选民的三分之二，在9月26日观看了首场辩论，观看电视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肯尼迪获胜。

 

在1950年，只有11%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到1960年，这一数字已跃升至88%。

 

有趣的是，许多收听广播辩论的人认为尼克松占上风，而电视观众则多数认为肯尼迪在这一夜已经赢得了大选。

一夜之间，候选人的经验和成熟度不再是问题。很多人认为首场电视辩论当夜已经决定了肯尼迪的胜选。后来的研究表明，观看电视辩论而做了选择的400万选民中，有300万投票支持了肯尼迪。尼克松在随后的三场辩论中似乎更加放松和蓄势待发，但是失利已无可挽回。电视图像的力量戏剧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美国东北大学副教授，媒体历史学家 Alan Schroede 说：“这是历史时间轴上不寻常的点之一，在这里，事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有一个晚上。”

1960年11月8日，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他是有史以来当选总统的最年轻的一位，唯一的天主教徒，也是第一位出生于二十世纪的总统。

开创总统记者会的先河

约翰·肯尼迪是第一位有效利用电视新媒体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的总统。之前没有其他总统进行过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发布内容没有任何延迟，也不经任何编辑。

肯尼迪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表示，肯尼迪总统开始进行电视新闻发布会时，全美国只有三到四份报纸刊登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全文。

电视转播的总统新闻发布会成为媒体大事，肯尼迪巧妙地回答了复杂的问题，沉着地对待记者，机智幽默地回应。公众喜欢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尽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他有犯错的风险，而另一些顾问则认为媒体对他的尊严没有足够的尊重。

 

到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已经举行了64次新闻发布会，平均每16天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第一场是在他就职后不到一周的时间，估计有6500万人观看。1961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有90%的人至少观看了肯尼迪前三场新闻发布会中的一场。肯尼迪总统记者会的平均观众人数为1800万。

肯尼迪总统极大地扩大了电视作为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这种新媒体，比起肯尼迪的前任，他以更加个人化的方式被美国民众所了解。

正如CBS资深主持人Bob Schieffer所言，最好的政治家是使用他们那个时代主要媒介的大师。当大多数人通过文字获得新闻时，美国的开国国父们是伟大的作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个认识到无线电功能的人，而肯尼迪无疑是使用电视媒介的佼佼者。

About Us 关于我们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为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规划、制定其长期目标，为图书馆提供财政和创造性资源，丰富其教育计划，扩大其研究和档案能力，增强博物馆展览水平。

来源时间：2021/8/10   发布时间：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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