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波  来源：陌上美国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奖牌排行榜已经确定。美国重登榜首，还是金银铜的全面称冠，美国给人一盘散沙的印象，实则非常强大。

中国队的表现同样相当杰出，强项仍然保持优势，田径有很大的突破，遗憾的是在集体球类项目上遭遇滑铁卢。

有网友这样提问：“我们的奥运排名是以金牌数为主，可美国媒体报道是以金银铜总数为主，到底怎么排?”

这是我的回答：“美国从来都是以奖牌总数排名，因为美国讲究的是个人价值，最本质的是个人，不是国家，奥运铜牌对于个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无论是任何奖牌的排名，美国都是第一，无论怎么排结果都一样。

美国NASA因为资金缺乏, 最近没有太多举动，虽然将飞行器送到了火星。但是SpaceX的火箭可以回收，私家公司老板马斯克的理想是殖民太阳系之外的星球。美国私人马丁公司能够造出F35那样的举世无双的攻击型战机，关乎美国软实力的军工却依靠着私人企业。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以金牌总数论，美国与第二名苏联和第三名英国的数字分别是1061，395和285枚。我初知这差别的惊讶程度，相当于当年小布什总统进白宫后首次被告知美国的武器库是琳琅满目，他应该已经知道美国军费是前面几个国家的总和。

美国科学与技术之强大，甚至超过罗马当年的支配地位，从这次新冠疫苗就可以看出。

美国的力量来自民间，从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权力法案看，特别是第十条不允许联邦插手宪法规定之外的事务，像美国联邦政府不能办大学。我这免疫学家出身的宪法业余爱好者推测，美国如果走举国体制办奥运去争金牌，联邦政府甚至可能会遭遇违宪的法律诉讼。美国确实是一个很不同的国家，她常常让人读不懂，也让人着迷。

让我举个熟悉的例子，也是最近发生的新闻。中国职业足球明星杨明洋是在瑞士出生和长大的，为我们同济81-2班的后代，他在英超打过球，现在归化成为中国国籍。这应该与爱国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为了能够继续他所热爱的足球。这小子从小到大恐怕只跟父母回国度过假，现在却有希望入主中国国家队。

父母是弄基因、蛋白或心脏的欧洲专家教授，儿子却打职业足球。我们班在海外的后代的职业非常多样：医生、建筑师、金融分析师，计算机教授、文科教授和职业球员都有。只是同学们不愿意多说，我谈具体的孩子教育比较多些。

我不知道欧洲是怎么培养体育选手的，杨明洋的父母不太喜欢看足球，他的妈妈根本不是什么soccer mom(足球妈妈)，难道瑞士的社会辅助资源这么发达?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那只有倾一家之力才有可能培养成功，无论是钱和精力都需要家里极大的投入，我知道的家里有孩子练国际象棋、滑冰、网球或体操的朋友都是这样的。父母对赛事与如何成功的通道都是专家级别的，我见识过，因为有类似的学生。所以在美国打篮球和打高尔夫的家庭背景是天壤之别，我的哈佛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令我们伤脑筋的是如何不要露富。

杨明阳老爸(对不起了，老爸靠儿子出名)在我朋友圈留言到：“無心插花，長出一棵異草，謝謝關注!希望他夢想成真，不成功，成仁也行”。当然这“成仁”应该是玩笑话，这球星老爸是业余书法家，通至少四国语言的教授认为汉字最优美，所以他保持使用繁体字的习惯。

希望杨明洋能带领中国队出线世界杯，让我在圣路易斯的Central West End的酒吧里能看几场好球，中场是灵魂人物。我甚至都看过北韩队在世界杯上的不俗表现，为什么中国队不能?

奥运体现的是人类挑战身体极限后的那种体育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中国14岁跳水选手想挣钱为妈妈看病，卡他尔选手主动与意大利选手分享跳高金牌，以及美国第一代非洲裔移民选手(塔米拉·门萨·斯托克，Tamyra Mensah-Stock)对美国的感恩。

美国在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视体育，这是有原因的。小布什在提名John Roberts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他是哈佛本科和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但是专门赞扬他是私立高中橄榄球队的队长。

我曾经看过阿肯森教授写的人生简介，他重点提及喜欢运动为他带来的想赢的特性。他曾经是堪萨斯大学篮球队的正式成员，一生买职业棒球和橄榄球的年票。

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些运动塑造品格的作用：激烈竞赛中想赢的斗志，长时间训练的刻苦，以及在逆境不放弃的忍性。集体运动对于领导才能的培养格外重要，那些在关键时刻传球让队友进球的牺牲，胜了与队友分享功劳，败了勇于承担责任，这些团队精神对很多职业生涯的发展都将助益非浅。

对这些品质的培养，我找不出其他任何高中课外活动能够强过体育，所以美国高中在学术上也引进竞赛的机制，为我们儿子这种脑袋相当好使但是运动不行的人提供了机会。我们最近在他家住了些日子，对他的动手能力也刮目相看了，这家伙是什么家务事都做，还做得有模有样。

美国将奥林比亚的竞赛也融入到学术的课外活动中，儿子当年代表美国参加了国际生物奥林匹克。他参加生物竞赛也与我们父母没有关系，他是因为两次打进美国数学奥林匹克USAMO Qualifiers而无缘晋级后改变主意的结果。

从阿根廷竞赛回来，美国队的教练说：“我们的科学青少年不输任何国家”，美国教练是嘴硬，当年确实输给了中国队。没有办法美国队集训只有二周，中国的国家队在北大集训6个月至1年，还不包括层层的选拨与训练。

中国人自然是想进国家队，美国人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儿子的高中同班同学，看见儿子在备战生物奥林比亚，他也买书跟着读。结果这小子一路跟儿子打进半战赛，还通过决赛进了只有20人参加的美国集训队。

最后也考得很好，可以进入只有四人的国家队代表美国，结果他发现自己实在对生物没有兴趣，放弃了摆在面前的机会。这小子后来读了哈佛的经济主修，现在却是谷歌软件工程师。

他读哈佛前休学了一年，去智利以计算机为生，后来读哈佛时又与我们儿子一道去过中国。他读到哈佛的第三年又要休学，说是要到中国去。

他老妈专门找到我问：“你这次一定要为我出主意，到底是否应该让他再休学?”，

我问她：“你是否希望他读完哈佛?”

他妈说：“那是当然的。”

我说：“那你就拒绝，因为我猜他去中国后，可能就不想回美国了。”

他如果去了中国被上海姑娘迷住了怎么办?他老妈真是急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服儿子的，最后的结果是他从哈佛顺利毕业。

来源时间：2021/8/9   发布时间：20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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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永利  来源：王永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披露：2020年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以下简称“美元国际储备份额”)为58.94%，同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该数值已连续5年下降，达到25年来最低水平(1995年四季度为58.96%)，也是25年来再次跌破60%。

这让很多人大为惊叹，更有人直呼：“全球去美元化风起云涌，美元岌岌可危”;“美元储备份额暴跌，美元霸权走向落幕”;“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更应该加快去美元化，大幅收缩外汇储备”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那么，美元的国际地位真的已经岌岌可危了吗?

此事事关重大。美元国际地位出现剧烈变化，对全世界都存在巨大影响，对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而言，更是必须高度警惕、准确把握。

必须全面客观看待美元国际储备份额的变化

根据IMF披露的数据，1995年美元国际储备份额为58.96%。其后，随着美国网络产业加快发展，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国际资本涌向美国，美元国际储备份额快速攀升，到1999年一季度突破70%，达到71.19%。之后一直维持在70%以上，2001年二季度达到72.70%的高峰。但2001年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后，国际资本不断外流，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元国际储备份额随之下降，2002年二季度跌破70%，降为68.49%，之后保持稳中趋降的态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国际储备份额于当年二季度降为64.88%，2008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低到62.94%。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加大救市力度，推动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回暖态势后，2008年三季度美元国际储备份额反弹到64.17%。但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国际储备份额在2009年一季度达到65.18%后，二季度大幅回落到62.81%，之后基本上在62%上下小幅波动。2014年美国开始收缩刺激性货币政策，美元国际储备份额逐步提升到2014年四季度的65.17%。到2016年四季度基本上保持在65%-66%之间波动。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不断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和美元控制，甚至发起贸易战和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美元国际储备份额随之持续下降，2017年四季度降为62.73%，2018年四季度降为61.74%，2019年四季度为60.72%，2020年四季度为58.94%，确实出现了连续多年的下降。

但纵观1995年以来美元国际储备份额的变化历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中间起起伏伏出现了高达13个百分点的变化区间，2020年四季度再次跌破60%，也只是回归到1995年的水平，总体保持在60%上下，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欧元20%出头的水平，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2021年一季度美元国际储备份额已出现了小幅反弹，为59.54%，环比上升0.6个百分点。欧元一季度的份额仅为20.57%，环比少了0.72个百分点。所以，仅因美元国际储备份额刚刚在两个季度跌破60%就断定全球去美元化已成大势、美元霸权走向落幕、美元国际地位岌岌可危，未免过于片面和草率!

必须准确把握一国货币国际地位的核心影响因素

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往来，首先就涉及到计价和清算货币的选择问题。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以及降低清算成本，这就存在一个相互博弈的问题。一般而言，基本上就会选择经济往来中更具影响力一方的国家货币。但这就涉及交易对方是否拥有这种货币，以及拥有这种货币是否只能用于跟货币发行国进行经济往来，难以用于跟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支付。由此就涉及到各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方面综合比较的问题。

为广泛开展国际交往，人们更愿意收取和持有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方面综合比较占优的国家货币。在广泛的国际选择过程中，就形成了各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在国际支付与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排位)。只有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排名第一的国际中心货币，而且国际中心货币也会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的货币都曾经充当过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并不仅仅是指其经济实力，更不是仅指其当年新增产值GDP的世界排名，而是包括教育、科研、经济、军事、法律、乃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综合的国际影响力。仅就GDP而言，美国在1890年之前就超过了英国，但当时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与英镑相差甚远。一战爆发后，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受到重大影响，美国与英国几乎可以平起平坐，但“大萧条”又对美国产生深刻影响，直到二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深受冲击，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才远超英国。在原来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陷入瘫痪，国际间经济往来严重受阻情况下，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主要经济体即在远离战火的美国召开会议，形成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定了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这离美国GDP超过英国已经有近60年时间了。

从世界格局看，尽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比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巅峰时刻明显减弱，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百年大变局并不断深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但要在本世纪上半页颠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仍是小概率事件，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这种情况下，其他货币要取代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并不现实。

从欧元国际储备份额波动情况看，自1999年推出后，其国际储备份额只是在16.97%(2000年三季度)至28.03%(2009年三季度)之间波动，远未对美元构成严重威胁。其中，2014年美国收缩刺激性货币政策后，欧元国际储备份额从2013年四季度的24.21%不断下降，2015年四季度降为19.15%。到2017年三季度才恢复到20%以上，为20.07%。之后，除2020年四季度突破21%外，到2021年一季度一直都在20%-21%之间波动。

日元的国际储备份额在2009年一季度仅为2.79%，2020年四季度为6.05%，但2021年一季度降为5.89%，至今尚未稳定在6%以上(能达到6%已经是其不错的水平)。

人民币国际储备份额尽管已经实现连续九个季度增长，2021年一季度提升至2.45%，比上年四季度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5月率先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决定性胜利，因此也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了主动和影响力，出口顺差大幅增长所致。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形势好转，以及中美关系更趋紧张，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势头难以保持(6月出口新增订单和出货规模已经下滑)，人民币国际储备份额2.45%的水平也可能会阶段性回落。目前中国GDP仅为美国的70%左右，GDP超过美国尚需一段时间，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超过美国更需时日。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比较优势，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光明，但人民币国际储备份额要突破10%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难以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客观看待美联储大幅扩表及一些国家减少美元储备

从2020年3月开始，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冲击，美联储不仅快速大幅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0-0.25%的水平，而且很快推出无限度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力支持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其扩张速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水平，几乎达到美国参与二战期间的水平)，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随着迅猛扩张，从2020年2月末的4.15万亿美元，扩张至2021年6月末超过8万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其增速远超历史记录，也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由此，不少人强烈指责美国“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将导致全球性严重的通货膨胀，推动美元大幅贬值并掠夺世界财富(“薅羊毛”)，必将严重损害美元信誉，并成为其他国家去美元化的重要原因。有人发文指出：因为美国滥发货币，各国摆脱美元的迫切感大大增加，至少53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在内)已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美元化，主要有扩大本币结算、减少美元储备、增加黄金储备、抛售所持美债等，甚至把从美国运回黄金、不少国家积极研发数字货币都说成是为了去美元化。

这似乎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但实际上很多说法似是而非，尚需客观分析、理性看待。

首先，面对突发性重大危机冲击，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是必需的。

自上世纪“大萧条”爆发以来，历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或天灾人祸的应对结果证明，能否及时进行力度足够的宏观救助，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正是因为主要经济体迅速采取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运动，特别是中国实施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才使得迅速恶化的危机得以遏制，避免了像“大萧条”那样百年一遇的大恶果。中国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也留下很多后遗症，但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由此开始起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球，使很多国家以及国际间经济运行陷入停滞，其短时间内产生的影响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下，拥有国际中心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但又难以像中国一样采取极端措施防控疫情的美国，势必遭受更大冲击，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力度空前的宏观救助政策，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与企业援助，保证美元全球流动性供应，确保金融市场不崩盘，不仅会使美国局势失控，而且会使全球局势都难以控制。

进入2021年全球疫情有所缓和，需求开始反弹后，由于生产不足、运输受阻等原因造成大宗商品突发性供不应求、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美联储仍能保持冷静，并没有急于调整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防止过早转向造成前功尽弃。这肯定会有一些副作用，但也肯定是必需的而且利大于弊，美国疫情控制与经济复苏随后呈现出良好态势，美元汇率指数尽管比2020年3月份美元流动性极度紧张时的103大幅下降，但其后基本上仍维持在90以上的合理水平。如果美国能够保持住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美元指数及美元的国际储备份额有可能进一步反弹。

现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消除，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美国应对经济金融等各种重大冲击的经验远比中国丰富，对2020年3月以来美国力度空前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一味地指责谩骂并无益处，美国的做法其实值得认真总结分析，虚心学习借鉴其经验教训。

其次，对一些国家减少美元使用和储备的原因也需仔细分析。

近些年来，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以及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确实出现了较大下滑，原因很复杂，但在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依然很高，美债的收益率要比欧债、日债高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跟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不断强化贸易保护，甚至发起贸易战和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密切相关，这必然造成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以及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出现下滑，并为欧元等其他国际货币的使用和储备提供空间。

实际上，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一些国家减少美元使用和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制裁的结果，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现在，海外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确有下降，但实际规模并未减少。到2021年5月，海外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超过7.13万亿美元，升至2020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其中，今年5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接近1.08万亿美元，比2014年5月超过1.27万亿美元下降约17.6%，但需要看到的是，2014年5月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98万亿美元，今年5月只是3.22万亿美元，减少超过19.1%，说明美国国债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并未下降，并不存在结构性抛售问题。

可见，一些国家美元储备以及美债减少属于正常变化或被动减少，不能将其一律说成是这些国家主动去美元的“抛售”。

另外，近年来一些国家央行增持了部分黄金，甚至将托管在美国的黄金运回国内，但由于实际规模有限，而且美元已脱离金本位制，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影响甚微，也难以因此增强其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货币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与黄金或任何一种实物挂钩了)，将此说成去美元化未免牵强。

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推动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发展，是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美元也必将加快向数字美元转化，各国CBDC也必然存在国际竞争，其国际地位最终依然取决于各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把多国，包括美国盟友国家探索数字货币发展也说成是去美元化，甚至认为“去美元化正成为全球潮流”更是无稽之谈。寄希望于比特币、以太币一类的网络内生“加密货币”(实质上只能是新型资产)取代美元等国家主权货币，也完全是不了解货币本质与发展逻辑的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可以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在没有重大超常因素影响下，未来10年内美元国际储备份额依然会在60%上下小幅波动，难以跌破55%，仍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货币，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霸主地位还难以被撼动。

来源时间：2021/8/8   发布时间：20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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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修远基金会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今天，奥运圣火徐徐熄灭，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从奥运会初期中国网民对08北京奥运的“回忆杀”，到奥运中后期中美奖牌榜争夺的“白热化”，疫情之下这届奥运会的竞技性与观赏性依旧不减，彰显了人类直面苦难的乐观与坚韧。这其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变化引发高度关注：老一代运动员屡创佳绩，新生代运动员崭露头角，非传统优势项目取得重要突破，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作用初现。不少人认为，这反映出“兵败里约”之后，中国体育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与大众体育需求的三重变化，对体育发展目标与模式提出了新问题与新挑战。随着中国步入“后金牌时代”，体育与金牌的民族主义叙事渐隐，大众体育对高质量体育发展的需求，成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要对举国体制与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以及大众体育需求不适应、不匹配与不协调的部分进行结构性调整，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与市场的三种积极性，打造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共同发展的高质量循环体系，真正实现“藏冠于民”的发展目标。这就不仅仅需要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更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体育公共产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孵化培育健康的体育社会组织，实现从“奥运争光”向体育国际主义的真正转变。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特稿，由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创，原题为《“藏冠于民”：“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藏冠于民”：“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在一片质疑声中开幕。作为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一场奥运会，主办国与各参与国的备战体系、管理体系与组织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是，这场奥运会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一方面，奥运会在考验人类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制度与精神韧性;另一方面，奥运会是世界体系、主权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演变的完美投射，它将趋势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高度统一在一起。

▍疫后首场奥运会：变与不变

在新冠疫情仍旧肆虐全球的当下，东京奥运会确实牵绊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总体而言，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逐步消解，本届奥运会仍呈现出较高的竞技性与观赏性。

日本民众对奥运的态度在发生积极变化。在奥运会开幕之前，近80%的日本民众希望再度延迟甚至取消奥运会。但随着赛程推进，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态度有所软化。有论者言，在因日美《安保协议》而产生了严重分裂的社会背景下，奥运会将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起来。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奥运会重新树立经历大地震与新冠大流行之后的“新日本”形象。

运动员与社会力量对体育精神的不懈追求。2020年4月，一段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佩蒂(Adam Peaty)在自家小型游泳池训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甚广。当时，英国政府启动全国封锁不足一月。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佩蒂不仅购入了大量健身器材，同时还拥有了自己的小型游泳池训练场以尽可能减少疫情对奥运备战的影响。在东京奥运会上，佩蒂一举获得了男子100米蛙泳金牌，并带领英国游泳队摘取了男子4×100 米混合泳接力赛银牌。

美国优势运动成绩的下滑。自2020年中以来，美国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疫情同时波及运动员群体。7月29日，美国撑杆跳高名将山姆·肯德里克斯(SamKendricks)即以病毒阳性原因退出比赛。田径、游泳项目的结构性断裂是美国成绩下滑的关键原因。以游泳项目为例，美国队的统治力明显下滑，仅获得11块金牌，而在上两届奥运会上，这一数字是“16”。美国成绩的下滑绝非仅由疫情导致，其国内田径、游泳项目资源吸附能力相对弱化所带来的人才结构失衡是内因，而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牙买加、波兰、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国，在田径、游泳训练科学化与标准化以群雄并起的姿态冲击项目优势地位因素才是背后主因。

疫情之下，奥运会依然精彩，仍有众多世界纪录与赛会纪录被不断突破。比如，格鲁吉亚举重选手拉沙·塔哈拉泽(Lasha Talakhadze)创下6项新纪录。美国亚裔体操运动员李苏妮(Sunisa Lee)在父亲瘫痪、亲人感染新冠去世的背景下，从手工制作的平衡木起步，获得了女子体操全能决赛冠军。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疫情之下，体育语言所传达的精神内质更为丰富。

▍中国成绩折射体育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奥运军团”的东京亮相，将疫后重生的中国形象积极呈现给世界，每一位运动员都是行走的中国故事。舆论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巨大突破充分展示了里约奥运之后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一)新生代运动员的崛起

中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95后运动员近60%。“爱吃辣条”的14岁小将全红婵夺取了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学霸”运动员杨倩稳摘本届奥运会首金。新一代运动员不仅能够适应视频社会的公共表达方式，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展现自信、开放、坚韧的新形象，同时能够驾驭复杂条件下的国际交往。无疑，新生代运动员的崛起得益于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奥运选拔机制。越来越多的奥运冠军来自名校，逐步突破了“业余体校-体校-省队-国家队”单一选拔机制，也为更深入地体教融合与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非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突破

中国代表团在巩固举重、跳水、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在田径、游泳、赛艇等项目中有长足进步。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晋级决赛，创造了新的亚洲田径历史。巩立姣获得了中国田径东京奥运的“第一冠”，刘诗颖也获得首枚奥运会标枪金牌，她们都创造了历史。非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突破，在于我国顺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引进来，走出去”作为核心战略。一方面，引进国际顶级教练与科学训练体系，采用最前沿的运动人体科学为运动员赋能;另一方面，推动运动员“以赛代练”，“以接力促单项”，不断突破个人能力极限。体育科技、运动科学与团队合作是打破体育运动“人种论”的制胜法宝。

(三)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的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处于“双轨运行”的状态。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为指示器，与大众体育缺乏有效衔接，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引领作用不够充分，中国体育发展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类似于经济上“高外贸依存度、内循环不畅”的特征。东京奥运会是全面推开运动项目“协会化”改革的第一届奥运会。尽管社会办体育仍旧有众多障碍，但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撬动作用已初步显现。近年来，随着中国马拉松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大众从观赛者转变为参与者，专业的跑步训练知识和技能正在得到普及;随着健身热潮的兴起，类似吕小军这样的举重运动员，也不仅仅只是“为国争光”的冠军，而是转变为“跨圈”的“军神”;随着游泳、赛艇等项目的消费门槛不断被中国民众所触及，张雨霏等新一代运动员也将充分激励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青少年。

总体而言，中国军团的突破是包括奥运备战改革、运动项目管理改革、后备人才改革、体教融合改革在内的“体育强国”战略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体育强国建设依然面临国际国内的重大结构性挑战。

▍“后金牌时代”中国体育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挑战

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一路领先，但也要看到，中国已逐步进入“后金牌时代”，我们不再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的实力。“后金牌时代”奥运奖牌的民族主义叙事逐渐淡化，奥运故事开始回归到体育本身，大众体育的旺盛需求正在转化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体育发展模式需要应时而动，回应大众对优质体育的发展需求。但是，新冠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之下的国际体育交往面临众多挑战，它既需要通过体育交往展示人类不竭的生命动能，又需要应对全球体育市场与国际体育政治的发展困境。

(一)全球体育市场深刻演变

在疫情来临之前，国际体育领域已展现出全球体育市场与国际体育政治的新动向。全球体育市场是在全球化进入深水区之后，基于体育产业及其生产与消费要素的全球流动而形成的具有资源吸附、消耗与转化能力的多主体、宽领域、全球性统一市场。全球体育市场将进一步促进资源与组织的跨国流动，使得体育的国际竞争方式更加多元，使得竞技体育所承载的国家形象、政治内涵与价值理念也发生相应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田径与游泳成绩的结构性断裂正是全球体育市场冲击的结果。其一，优秀运动员与教练员的跨境流动时有发生，田径与游泳领域人才流失严重;其二，职业体育不断转向全球化运营，优势项目的资源吸附效应被急剧放大，北美职业联赛体系对田径、游泳等领域的“虹吸”效应明显;其三，田径、游泳等项目的资源再生产能力与造血能力不足，加剧了优势资源向其他项目的反向集中。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体育市场竞争背景下，依旧保持奥运实力的增长，其关键动因在于奥运备战计划对体育市场的“跨领域”与“逆周期”性调节。但是，我国体育发展的社会化与市场化水平仍旧无法完全适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未来趋势。受疫情影响，这一趋势本身还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协调的体育发展机制，以应对全球体育市场及其不确定性的挑战。

(二)国际体育政治加速调整

在体育全球化与疫情所引发的“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在“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浮沉消隐。其一，国际体育政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零和博弈和竞争逻辑，更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秩序，但是其也时常受极端民族主义的裹挟;其二，国际体育组织和大型国际体育商业组织将发挥更重要作用，并不断左右新的利益格局;其三，国际体育政治的国家性和全球化同时存在，主权国家不仅需要参与体育竞技和市场竞争，同时需要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体育事务，推动更具普遍性的国际秩序建设。因此，我国更需要保持对国际体育政治的敏感性，积极主动树立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不断增强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后金牌时代”亟需体育发展模式更化

举国体制是“奥运争光”计划的体系支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众体育缺乏对奥运项目必要支撑的情况下，我国不得不集中力量对若干运动项目进行攻关或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取得奥运奖牌的战略突破。当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具备了支持奥运发展的经济条件与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是，我国需要以良好的奥运成绩对外塑造开放的国际形象，对内凝聚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伴随我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原有的举国体制无法回应不断增长的的大众体育内生需求。近10年来，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不断上升，到2019年已接近4.4亿。体育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据测算，2020年体育消费已接近1.5万亿。大众体育需要与竞技体育形成互动。

“去举国体制”并非是“后金牌时代”的最佳选择。近年来，国内外对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反思之声不绝于耳。举国体制所带来的项目不均衡、目标不均衡、效率不均衡等问题确实突出，我国的人均金牌比与奖牌比距离体育强国依旧有很大差距。但是，举国体制的改革并非是“去”或“不去”的问题，而是“新”与“旧”的问题。

其一，就国际竞技体育发展现状而言，英国、日本等传统体育强国通过各具特色的奥运金牌计划不断刷新竞技体育发展格局，使得我国竞技体育比较优势有缩小趋势;

其二，就运动项目管理体制而言，德国、法国等国采取“政府+社会”模式，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和项目发展趋势，由政府扮演监管者角色，各运动项目进行差异化自治，形成民主共治、行业自律、监管有力的良性格局;

其三，就“后金牌时代”的发展目标与特征而言，“后金牌”绝非“去金牌”，在全球体育市场背景下，我们既需要顺应体育全球化潮流，同时需要进行必要的“逆周期”调节，更重要的是以竞技体育撬动大众体育的发展;

其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质量不足，体育发展仍然面临“协会化”改革困境，综合性体育服务能力不足，体育发展模式的更化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之下整体推进。

对照体育强国发展战略，我国体育发展目标可以进一步化约为：

稳定并不断扩大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竞技体育赛事中的优势地位。

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良性互动，以大众体育擎托竞技体育，以竞技体育引领大众体育。

▍“藏冠于民”：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发展循环

“后金牌时代”需要构筑由大众体育、职业体育与竞技体育构成的发展金字塔，以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力量撬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的发展。建构“政府强”“社会大”“市场优”的体育发展新格局。“藏冠于民”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即以强大的社会基础、优质的竞赛体系、开放的选材机制擎托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发展优势

现有的竞技体育资源可能需要面临重组，但是资源重新组合的目标不在于重建单位化的运动组织，而在于在运动员的培养、选拔、管理，运动项目的发展和管理方面，发挥好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促进两种机制的有效结合。对于一些市场化潜力较为有限的传统奥运项目继续保持国家投入，并尝试推动退役运动员转型为具有专业性的体育健身行业教练机制，以国家认证保证其技能的大众接受度;对于一些市场化潜力较大的项目，从运动员的选拔，运动项目的发展和管理，运动成绩的认定和收益分配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市场性与国家性的融合机制。

(二)提供优质体育公共产品

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体育科研并提供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必要公共产品。一方面，需要加大投入，为公众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体育设施;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社区规划方面出台指导性标准，加入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指标;再者，国家要在教育领域进行政策和资源引导，促进体育教育的充分和健康发展，推进体教融合的实质性进展，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渠道。

(三)孵化扶持体育协会发展

现代体育在西欧的起源即是以社会为母体的。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德国形成了以社区为单位的体育组织发展模式，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校社团发展模式。无论何种模式，体育强国需要优质的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支撑。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一方面推进体育协会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使其更好地发挥体育运动的指导与扶持作用，助力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化体育协会与民间自发体育社团以及俱乐部的职能接榫，实现社会化体育发展的逻辑一贯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形成社会办体育的良性循环。

在我国，社会化的体育协会还需扮演孵化与培育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角色，其一，推进协会治理现代化，形成高效的资源协调体系，推进体育民间社团的自治能力建设;其二，协调政府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与市场主体参与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行为，为体育社会化进程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其三，助推中国顶级赛事IP的打造与运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赛事体系。

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单项体育协会可以更多地为相关体育产业提供技术标准与认证，参与市场标准制定，并增强对体育市场信息分析研判与驾驭市场的能力。探索打破行业垄断新机制，激发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探索单项体育协会“容错”机制，相对放开管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与市场竞争能力，不断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真正实现“藏冠于民”。

(四)从“奥运争光”到体育国际主义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危机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协作，然而，观念认知和局部利益的分裂却也不断为全球协作制造障碍，以美国为代表的势力不断挑动事端和舆论，力图在国际格局中制造“围堵中国”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秩序。可以预见，此种浪潮也会深刻影响到国际竞技体育领域。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已经被普遍认可，但是对中国疑虑和担忧在国际社会也在加剧。体育是一种“无声的政治”，正像奥运会不容许运动员和代表队做出输出独特的政治表达，但奥运会背后体现的深层次政治却无处不在——国家实力的展现、国际关系的调整、世界性价值观的塑造和输出，这些“深层次”政治的表达和实现，超过或区别于单一主权国家内部政治的运行逻辑，也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努力探索的实践方向。

未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展示中国开放、包容、自信的对外文化形象。更加关注如何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关注如何从宏大民族叙事中间，寻找到精准恰切的个体体育形象，向世界展现开放悦纳的中国代表团与中国运动员形象。更加关注国际赛事的对外交流功能，重视基于个体运动员的对外文化交流，展现当代中国运动员开放、真诚、自信的国际形象，使得竞赛叙事更多关注运动员本身的发展与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注重对国际体育规则以及国际体育组织的深度参与，形成基于体育交流、价值沟通以及文化融合为基础的国际体育合作方式，构建基于全面发展、和平发展的体育国际主义，向全球体育市场进行更多体育公共产品输出，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体育政治家。

来源时间：2021/8/8   发布时间：2021/8/8

旧文章ID：25686

作者：黄青山  来源：深圳商报

近日，股市出现一种不正常现象。一些媒体对上市公司、板块指名道姓，说三道四，导致相关板块和上市公司股价急转直下，甚至跌停。而一些吃瓜网民也一窝蜂式加入网上“批斗”，首当其冲的是游戏行业、白酒行业、电子烟企业、“增高针”企业，几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绑架。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股价狂泻，投资者直喊伤不起。

新华社：“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

舆论有监督的权利。舆论如何行使监督权，尤其是针对股市，则要慎之又慎。

舆论是市场的卫士和瞭望者，但舆论生态首先要健康和净化。舆论讲究客观真实，大量片面化报道集中呈现，随意加热和放大发布者想要的观点，失掉了分寸、界限和度。舆论要讲究信源平衡，如果只有单一信息源，则会失之公允。舆论要追求真实真相，而一些报道可能也有真实的现象个案，但是无限放大现象，离整体的真相就越来越远了。

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市场生态，媒体不能用舆论影响股市中相关板块和个股的走势，如果导致相关板块和个股大起大落，造成大幅波动，就有违监督初衷。在此，我们呼吁，谨防媒体干扰股市。
延伸阅读：

地方党报《深圳商报》8月5日深夜发表评论文章，矛头直指中央级媒体《经济参考报》用舆论影响股市走向，违背了监督初衷。虽然文章很快被删除，但一家地方官媒挑战央媒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由中共深圳市委主办的《深圳商报》刊发一篇指向意味明显的文章，该报道题为“谨防媒体干扰股市”，文中称“近日，股市出现一种不正常现象。一些媒体对上市公司、板块指名道姓，说三道四。导致相关板块和上市公司股价急转直下，甚至跌停，几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绑架”。

《深圳商报》批评道，“舆论是市场的卫士和瞭望者，但舆论生态首先要健康和净化。舆论讲究客观真实，大量片面化报道集中呈现，随意加热和放大发布者想要的观点，失掉了分寸、界限和度。”

文中提到，受此影响的包括游戏行业、白酒行业、电子烟企业和“增高针”企业等等。

此文一出，舆情登时为之大哗。

几天前，《经济参考报》在关于网络游戏的一篇报道中，指出“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现象普遍，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该报道直接点名腾讯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并将其指为“精神鸦片”“电子毒品”，称“任何产业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 不仅如此，外界发现，《深圳商报》批评文章中所指的电子烟行业和增高针企业，新华社也均在近期刊发过相关报道。

尽管这篇文章随后很快被删除，但其尖锐批评仍然引发了不少网民关注。有微博用户表示支持《深圳商报》，但有人担心，这家媒体可能会有麻烦。

《多维新闻》表示，《深圳商报》是改革前沿城市的“重要党报”，《经济参考报》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主管报刊，两者间的公开指责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仍是极其罕见的。

旅美经济学者、股票投资管理人郑旭光认为，这篇文章是在为中国股市鸣不平，但发文动机很难判断。

来源时间：2021/8/8   发布时间：2021/8/6

旧文章ID：25684

作者：马晓野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马晓野(Ma Xiaoye)，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中国前驻WTO观察员。

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两国下一步关系的性质如何定位则有不同的理解。随着美国新政府战略文件的发布，以及半年以来中美互动的相持状况，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持乐观态度的人进一步减少。官方互动表象严肃，宣传着力凸显不和谐，媒体中的自媒体更是喊杀喊打，有些表述与战时动员无异。无论官方、民间还是学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鲜有持乐观态度者。

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的变化，不能简单说成是特朗普作为异类总统一手造就的或然失误，而是双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各自与世界关系的演进路径进行试错的必然过程。这历史大变局一旦开启，就不是哪一位政治领导人可以轻易力挽狂澜于即倒的。

中美之间如果真的进入适度全面战略竞争状态，世界也许就不一样了，但并不会极度黑暗。

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体制性竞争”的说法没有统一定义，各自都可以解释。也就是说，各自都可以用自己的猜度对对方的意图和行为进行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讲，沟通依然重要。

战略竞争与竞争升级

当我们谈“竞争”概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通用场景是商业竞争。商业竞争的本质是竞争各方用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取得更大市场份额，结果是双方都有进步，也使其他第三方都受益。这是竞争带来进步的普遍结局，也是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受到大多数人欢迎的良性竞争。这一种偏良性的基础概念，在不同商业文化中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此递进的问题是，战略竞争仅存在于敌我之间吗?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否一定不是良性竞争?体制性竞争是否必定是恶性竞争?在中美经济总体规模逐步接近，各自国内社会思潮变动致使内外关系思路变化，并在一系列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上表现出渐行渐远之分歧的时候，双方提到战略层面的竞争。战略竞争的一个表象就是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双方投入或者准备更多的战略性资源。

战略竞争是通往全面对抗的单行线吗?竞争中的行为模式如果进入“刺激-反应”交互升级状态，就可能一步步在应激状态下，在更广的范围内将更多战略资源投入竞争。竞争投入超过预期收益，越过了理智的界限，必然进一步压缩可以合作共赢的空间。超过合理界限的战略竞争才会变成互害，因为它是以损伤对方利益作为行动目标，脱离了竞争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好公共产品的本原。

在中美两国审慎面对重大双边问题的时候，双方对这些问题或已有成见，只不过还没有公开讨论的契机。在当前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性调整的阶段，也需要将各自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刺激-反应”模式试行一阵。但是，“刺激-反应”模式的问题是它倾向于导致根本性的误读。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

也许，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通过逼近现实使我们的思考更加有效。

与良性竞争完全对立的另一极端情况就是争夺霸权。进入霸权相争，不管谁赢得霸权，对赢家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会是较佳结果。

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出两个秉持不同“主义”的阵营要和平竞赛的说法。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在对具体问题的决策时，各方经常把“说法”置于“反应”之后，那么和平竞赛是不存在的，争霸才是。

美国与前苏联的霸权争夺，以苏联解体、阵营分裂为标志，似乎是美国赢了。在这场争霸中，美国压制了核战争的爆发，世界从中或有受益。但在争霸期间，世界付出了诸多成本，包括区域安全形势常年不稳定，小规模常规战争不断等。争霸拖累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影响了诸多地区人类生活的改善。历史不会重复，大国争霸的历史也不应该重复。所以，美国有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美国不应该像对付前苏联那样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寻求霸权。如果哪一天中国追求霸权，全世界人民就联合起来打倒它。邓小平对霸权主义的深恶痛绝溢于言表。

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判断界限?如何判断其间的界限?这是值得思考并应加以明确的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即使各自秉承制度特色，通过竞争互相挑剔、互相借鉴，但如果博弈结果能为世界进步与发展提供更好的多元化公共产品，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正向变化、也未必不是促进全世界资源整合和人类共同进步的可选途径。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这是争霸行为，目的是获得世界霸权。

中国方面多次表示，中国不谋求取代其他国家的地位。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秉持的“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贡献”这一理念是一致的。美国方面也表示对中国要区分情况，在需要与中国抗衡的领域抗衡，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应该竞争的领域竞争。

从目前中美互动情况看，对于决心进入战略竞争的双方是否会理智地止步于争夺世界霸权这条界限，人们还应该抱积极的期望。这种期望源自理性判断：一场新的霸权争夺是非理智的不义之争，而且注定要让全世界付出可观的代价。

原文标题《“战略竞争”与“争夺霸权”之间的界限》

来源时间：2021/8/7   发布时间：20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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