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孙立平社会观察

拜登执政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值得重视的问题。这里选取三个有关的观点，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参考。有人会说，这里摘引的怎么一位权威性专家的观点也没有?我只能说，抱歉，对那些观点看不懂。

孙立平：关键看特朗普的两点变不变

凡事放在坐标上才能看的清晰一些。对于拜登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及战略走向，也许放在与特朗普时期的比较上，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2021：我们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一文中，我曾经提出，拜登时代中美关系会怎么走?取决于其如何对待特朗普的历史遗产。特朗普时代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背后的，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战略思维的变化最主要是两点，一是将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二是有了十年窗口期的概念(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留给美国的机会只有十年。这决定了其紧迫性。但有关专家，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几乎毫无认识)。

拜登时代中美关系如何走?将取决于对这两点的取舍。我的看法是，从这一段时间拜登政府的言行来看，第一点不会发生变化。但对于第二点的态度还比较模糊(拜登及下属都没有公开谈论过窗口期的问题)。如果两点都不变，意味着拜登时期将萧规曹随。如果第一点不变，第二点有变化，则意味着拜登政府可能在基本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一些具体做法和策略会有所改变，一种更注重长远效应的做法有可能出现。在一些枝节事情上，甚至会出现某种弹性。

三郎君：非全面性终极对抗

拜登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怎么概括好?在《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体现非全面性终极对抗特征》一文中，作者把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概括为：非全面性终极对抗。

非全面性是指，拜登政府并不追求在任何领域对华全面脱钩，也不会寻求对华全面热战或冷战，而是通过在各关键领域和事项上对关键点采取完全对抗或完全脱钩的措施。其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灵活的方法方式，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手，同时又不破坏现行世界的运行法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芯片生产领域、高科技领域对华“绝杀”，在地缘政治上，在台海南海对华采取完全对抗的行为。但是在非关键领域或全球话题上采取合作或就事论事。这样既保持了长期对华的打击消耗，又避免美苏那样全面对抗，过分消耗国力。这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现状的需求。

所谓终极对抗是指，美国已经彻底检讨了1972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终极对手，不会再有包容、妥协、放弃和演变的想法做法，而是采取终极对抗的思维和措施以求彻底搞垮对方。不全面冷战也不全面热战，而是在长期的博弈中发挥自己的长处消耗对手的力量直到完全拖垮对手。这种思路在理念上是以彻底打败对方为目的，绝无妥协，但是在方法上主要采取竞争手段，不轻启战端，不全面决战，只有在非常关键时刻才“必要时，美国也会起身对抗(布林肯语)。”

张伦：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大博弈

在中美之间，甚至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仅仅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大博弈——拜登欧洲行之后的世界》一文中，法国的张伦教授将当前的世界冲突概括为大博弈。这场大博弈博弈的是什么?用一个人们容易接受的词汇来说，我认为，是有关人类与世界两种愿景的博弈。在现实政治的层面，西方政治家将其称之为：系统性或制度性竞争。

张伦教授认为，这场大博弈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是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的大博弈的继续。他认为，20世纪的大博弈与以往不同的是，其中意识形态的权重越来越大。西方自身对以往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不断检讨、反思，从对奴隶制的批判，到对工业文明发展中非人道做法的批评，再到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谴责，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抗争，经一战，尤其是二战，让一种民主、人权的文化深入人心，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主流意识，也扩展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政治的选择。

那么，从大博弈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张伦教授看来，在进入21世纪后，前一段不受节制的全球化浪潮的负面效果，为作为其反动的反自由化的全球浪潮做了准备。新技术、恐怖主义、文化认同、全球化、移民、人口老化等种种因素正在形成对自由民主政体及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西方能否承受住这波因等种种挑战而出现的冲击，另外的力量能否占据上风，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也是一波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国际较量的关键所在。

来源时间：2021/7/21   发布时间：2021/7/20

旧文章ID：25531

作者：俞宙明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默克尔在总理任内的最后一次访美，特朗普下台后，德国终于重新成为美国的重要伙伴。但是，有些裂痕却不是换一届政府或共享价值观所能消弭的。

距离任期结束还有几个月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前往美国做了一次简短的访问。这是她任期16年来在美国白宫会见的第四任总统，也是拜登自2021年1月20日上任以来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欧洲政府首脑。

默克尔上次造访白宫，还是在4年前的201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默克尔的恶意尽人皆知，当时的会见气氛紧张，镜头前特朗普甚至拒绝与默克尔握手。而也正因为特朗普，默克尔一度在美国被捧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被左翼自由主义者视为维护西方价值观的理想和希望。反过来，德国对美国历史上的援助和支持也一向抱有感激之情。

因此，默克尔的这次访美显得既紧凑又高调。拜登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称默克尔为“朋友”，并在此后的新闻发布会中高度评价默克尔，称她为德国和世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默克尔则回应说，“我非常重视这份友谊。我知道美国为自由和民主的德国历史做了什么”。

然而把酒言欢之外，这次短短的工作访问还承载了太多期待。默克尔的这次访美，既是告别，更有着承前启后的意味。拜登刚刚上任，疫情过后的美国百废待兴，而德国即将迎来大选，谁将填补默克尔离开后的权力真空，尚未有定论。到2022年德国新政府出发之际，美国又将迎来“中期选举”。因此当前这个时段被视为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窗口期，要抓紧澄清一些重要的议题和争端。

美德间议题的妥协、进展和分歧

“北溪2号”输气管道的建设问题是德美之间最敏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条从俄罗斯经由波罗的海海底直达德国的天然气输气管道，美国担心该管道会导致欧洲过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担心俄罗斯利用其能源资源作为“武器”或筹码来对付乌克兰等邻国;但分析人士也指出，美国其实是想借此为本国昂贵的页岩气开拓市场。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北溪2号”施工方进行了制裁。拜登上台后暂时停止了制裁，期望德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让步。

不出所料的是，本次会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最终德美双方仅仅在口头上做出了一点相互谅解的姿态。拜登在重申担忧的同时，表示自己上任的时候工程已经建成了90%，实际上继续制裁也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希望工程功亏一篑;而默克尔则表示“北溪2号”只是补充而非替代，强调乌克兰仍然是天然气的过境国，并含糊其辞地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作为过境国的权利，我们将采取积极行动”。仅从这一表述来看，似乎是拜登让步了，而默克尔守住了自己的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底线。

疫情相关问题中，最紧迫的是欧美之间的边境开放问题。美国从2020年3月起对德国等欧洲申根国家的旅客前往美国设置了入境限制。在欧美疫情放缓、急需推动经济重建的大背景下，取消这一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经济界对此的质疑越来越多。拜登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仅仅是“要和专家讨论一下”，过几天再说。据分析，拜登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疫情和移民双重危机的交织。共和党指摘美国南部疫情来自墨西哥移民，而美国一旦放松对来自申根国家旅客的入境限制，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封锁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边境。在这一背景下，默克尔也只能冷冷地回应“那我就静候专家的佳音了”。

涉华问题在这次会谈中自然也不会缺位。拜登给涉疆问题泼脏水时，默克尔回应“必须保障人权”，但她也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的战略不会和美国完全同步，同时她还为欧盟与中国的投资保护协议做了辩护。可以看到，默克尔虽在努力淡化德美之间涉华策略的重大分歧，却并不准备紧跟美国的遏制脚步。她甚至指出，面对中国的崛起，欧洲和美国应当带着自信而不是恐惧加入竞争。对于德国来说，中国在经贸关系上的重要性已经与美国等同，经济上中德两国之间已经形成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德国和欧洲的疫后重建更少不了中国的助力。同时，正如默克尔指出，涉及经济利益时，美国也并非完全可靠，美国公司同样会与欧洲公司竞争中国这个巨大的出口市场。

气候保护议题原本并非这次访问的重点，但默克尔访美当日，德国西部遭遇极端天气，引发的洪水与泥石流导致上百人遇难，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得到凸显。拜登在新闻发布会的一开始就向默克尔致以慰问，默克尔则赞扬了拜登推动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并结合北美正在遭遇的极端高温和森林大火，再次敦促双方行动起来，发展“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

事实上，气候保护议题同样隐含着欧美分歧。当前欧盟正在试图输出其气候政策：为了避免排放密集型生产绕道他国再出口至欧洲，而产生所谓的“碳泄露”，欧盟提出根据对气候的影响程度对进口产品征收“气候关税”，除非该产品的生产国已采纳欧洲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征收了相应的碳税。但事实上欧洲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并没有成功输出，因此这样的碳关税必然隐含着贸易争端的风险，尤其是与中美两大经济体。因此德国提出要建立“气候俱乐部”，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与中美等大的行为体制定共同的气候保护规则。但由于美国在气候保护方面仍然缺少真正的战略，还看不出将气候政策具体化并付诸实施的行动，所以德国目前对美国并不抱有很大希望。这次会面中，气候议题被推到第一位，更多地是突发因素，双方均未期待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

不痛不痒的共识

作为访问的成果，德美双方最终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其中主要强调了共同的价值观，并商定未来跨大西洋交流论坛和经济对话等事务。但仅从以上几个议题就不难看出，德美、欧美之间的分歧和裂痕存在于各个方面。经济、能源、环保、安全等国内国际问题相互交织，而经历了几年“美国第一”式的单边主义，欧洲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清楚自身利益所在。这也注定了默克尔和拜登之间的这次会面最多也只能达成这种基于价值观的不痛不痒的共识。

不过，虽然没有达成任何重大突破，默克尔访问的最重要目标还是实现了，那就是两国关系的重启。德国经历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之后，终于回归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次会见，气氛还算融洽，然而无论是大西洋两岸，还是全球的围观群众，都清楚地知道，横亘在大西洋中央的裂痕并非全是特朗普留下的遗产，也不可能因为政府换届或同享价值观而消弭。拜登谈到“北溪2号”时说的一句话，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了美国的无奈——“有分歧也还能做朋友嘛”。

(俞宙明，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7/20   发布时间：2021/7/19

旧文章ID：25528

作者：谭笑间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13期

5月12日，美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24票赞成、4票反对，正式通过了《无尽前沿法案》，授权五年内投入超过1100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5月18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又推出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作为《无尽前沿法案》的修正案，将传闻中“美国芯片法案”的主要条款纳入其中。这些法案的正式出台标志着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对华竞争”的框架基本确定。然而，从法案的内容上看，其不仅无法缓解全球芯片短缺局面，亦难以改变美在芯片制造方面失去竞争力的状况。

从产业政策到科技政策

半导体产业发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彼时，美国扶持半导体产业的主力是国防部，其推动政府出台了以“集中指导、协议采购、廉价融资”为原则的多项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激励和市场保护措施。根据名为“二次来源”的技术研发投资政策规定，国防部购买的任何半导体产品必须至少由两家以上的公司生产，且大型研发部门应广泛许可其技术，公布技术细节，以确保与国防部签订合同的所有公司都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研发。相关产业政策极大促进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美国防部亦深度介入半导体研发的各个环节，包括决定半导体的研发路线、功耗设计乃至技术参数。随着60年代末半导体民用市场的拓展，军方订单占美国半导体需求的比例已减少至不到四分之一。军用需求与民用需求之间也出现了重大分歧：美国防部要求半导体公司推进非硅基或抗辐射半导体的研发，而这些半导体在民用领域应用甚少。美国政府和美国半导体厂商都意识到，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不再需要遵循国防部为代表政府的指导，相关产业政策也因此逐渐走向终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东芝、松下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半导体领域不断崛起，挑战美国领先地位。与美国初期一样，日本政府也积极实施产业政策，但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相关政策下生产的半导体主要面向民用市场。日本以政府力量为本国企业开辟市场，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许多美国公司被迫永久性退出半导体市场。

为应对日本的竞争，美国转向了“无晶圆”模式。当时，日本半导体企业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垂直型的，同一家企业集芯片的研发、设计、制造、材料、生产工具于一体。这种模式虽然便于企业协调半导体生产的各个环节，但存在“无法专精”的问题。美国则选择利用其盟友体系，以国际合作构建半导体全球产业链，将半导体中资产最轻、利润最高的“半导体设计”，以及同样是轻资产，但对整个行业控制力最强的“半导体制造软件信息平台”(EDA)的“无晶圆”环节握在本国手中，而将制造设备、基础材料和生产等“有晶圆”的环节外包至欧洲、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半导体公司设计的芯片的成本开始迅速下降，最终在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价格战中胜出。这一过程中，诞生了像专门生产光刻机的荷兰阿斯麦以及专门做芯片代工生产的台积电那样专精某一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可以说，美国的“无晶圆”战略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布局，但也为美逐步失去半导体研发制造能力埋下伏笔。

上世纪90年代，在与日本竞争中胜出的美国没有回归产业政策，而是选择了成本更低的“科技政策”。与广泛投资于产业生产本身的产业政策不同，科技政策主要资助大学和实验室的半导体理论研究。政府鼓励半导体行业团体的专家代替政府发挥“将研究成果转为商用”作用。这一政策给了半导体领域的专家们极大的自主权，为美培养了大批半导体高端人才，而其投入则比产业政策小得多。同时，行业专家和团体承担起“投资失败”的风险，使得政府得以抽身免责。

拜登新政仍固守科技政策思路

科技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美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优势，然而对其过度依赖从长远上看存在着致命缺陷。政府资金过分投资于半导体理论的研发和高端人才的培养，使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利润和资源过分集中于头部企业。其结果是，美国企业为了占领新技术高地并追求超额利润，争相驱使世界各地的半导体代工厂研发生产更为先进的芯片，却将大量利润微薄但仍有广泛用途的旧型芯片产能过早淘汰。这直接造成了今天全球半导体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与此同时，美国过度关注研发环节，忽视了生产环节的工艺积累。而纵观拜登的半导体新政，可以发现其没有针对美半导体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沉疴“对症下药”。

拜登新政没有偏离美科技政策过分关注研究环节的思路。例如，在《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需要筹集的495亿美元中，39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发的激励措施，主要针对的是先进制程。剩下的105亿美元大部分将被投入建设新的研发中心，真正能够在相关计划中用于改进供应链问题的只有这105亿美元中的24亿美元。而《无尽前沿法案》的1100亿美元资金则需要分配至十个科技前沿领域，其重点依然是加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美国会山民间调查机构“雇佣美国”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只资助研究的体制，隐含着对生产的惩罚。”

过分追求先进制程。2020年5月，台积电宣称将在美亚利桑那州设立5纳米芯片厂，还于今年5月传出将设立3纳米芯片厂的传言。美韩领导人峰会后韩国企业三星承诺在得克萨斯州设厂，引入三星最先进的5纳米制程。但是，当下芯片短缺问题的根本在于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产能不足，而不在7纳米、5纳米甚至研发中的3纳米、2纳米等先进制程芯片。当下，全球正经历“芯片荒”，以汽车行业为首，芯片短缺正进一步向个人电脑领域蔓延。美国推进的先进制程芯片制造项目无助于缓解当下的芯片短缺。

缺乏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工艺积累。半导体制造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项工艺，仅仅依靠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无法代替工厂中工人与研发人员的动手实践。芯片制造中具体采用何种加工手段，经过何种工序，凝聚的是亲临生产流水线的技术工人的智慧，这是促进理论与基础研究无法解决的。例如，此前针对美国邀台积电赴美造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就坦言，美国在土地、水、电供应上有优势，但在人才供应、经营管理能力、大规模制造业人员的调动能力方面明显不如中国台湾地区，并且“短期内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之补贴，不能弥补长期的竞争劣势”。

中美应在科技领域合作共赢

经过以上对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及拜登半导体新政的分析，不难发现美半导体战略中的违和之处：明明存在广阔的市场，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却大批淘汰成熟制程生产线造成“芯片荒”，也不推动在发展中国家扩大相关生产线。而成熟制程生产线恰恰是提高供给以解决当下全球“芯片荒”的关键。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地遏制中国大陆科技企业，给中国发挥其强大工业产能满足全球需求平添障碍。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美国就制定了《出口管理法》。老布什任期内，又进一步依据《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制定了《出口管理条例》，将包括核材料、化学制品、计算机和航空电子等13项纳入禁止对华出口的技术领域，严重干扰了中美之间正常的科技交往与合作。在最新的《无尽前沿法案》的第303条中，更进一步列入了“禁止联邦科学机构的所有成员加入外国政府人才招聘项目”的条款，导致许多美国大学中任职的著名华裔教授蒙冤。这种在技术领域“刻意排华”的措施早已在航天等领域被证明无法奏效，但其干扰了正常的全球科技产业合作，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事实上，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很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而美却执意反其道而行之，长期不改变这一错误做法，导致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中美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具有不同的禀赋与特征。作为领导了全世界前沿科技研发上百年的国家，美国的科技研发队伍举世无双，科技政策与体制十分成熟，科研创新氛围十分优越，这是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产业工人与制造业体系，亦是任何国家短期内难以复制的。因此，中美在半导体这一细分领域中其实并不存在竞争关系。美刻意搬弄其过去对苏、对日“竞争经验”，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不仅无助于解决全球芯片短缺，还可能导致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逐渐萎缩，乃至于出现“科技停滞”，最终带来“多输”结局。唯有美国放弃科技领域对华成见，切实做到中美合作共赢，才能令受到严重干扰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乃至整个科技创新领域恢复正常，促进全球科技的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7/20   发布时间：2021/7/19

旧文章ID：25523

作者：布雷德迈尔  来源：美国之音

自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过去近九个月后，现又出现一个大选失利者——政治民调。一项新的分析显示，在去年11月3日投票前进行的2020年民调是几十年来最不准确的民调之一。

民调行业的专业组织美国民意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tions Research)表示，他们检查了2858项民调，其中包括数百项全国性和州级民调，发现这些民调一致低估了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尽管他在选举中还是输给了民主党人拜登，也就是现在的美国第46任总统。

该组织发现，这些调查将拜登和特朗普在全国普选中的差距分别夸大了3.9个百分点，在州一级民调中的差距夸大了4.3个百分点。

该民调行业组织表示，误差率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在全国普选中为40年来最高，在州级民调中至少为20年来最高。

但随着漫长的竞选结束，民调显示的选举结果是完全准确的，投票前两周进行的所有66项调查都显示，拜登将击败特朗普。参议院选举的民调就不那么准确了，选举前的民调只正确地预测了三分之二的获胜者。

在实际投票中，拜登以51.3%对46.8%的差距击败特朗普，计票结果为8130万票比7420万票。

该民调行业组织表示，“无论候选人是在竞选总统、参议员还是州长，总体而言，民调的差距体现为——民主党候选人在民调中的表现比最终认证的选举结果更好，而共和党候选人在民调中的表现比最终认证的选举结果更差。”

民调机构表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选举前的调查结果与实际结果相差甚远，尽管拜登是获胜了。好几个月的民调压倒性地显示拜登获胜。

2016年，民调机构低估了特朗普在关键州的支持率。他在通往白宫四年任期的道路上出人意料地赢得了这些州的支持。民调机构在那次选举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先前忽略了美国选民中因不同教育程度所致的投票习惯差异，即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

这份2020年民调分析报告的作者们称他们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去年的错误，但他们表示，一部分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对民调调查的回应率下降，这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

特朗普经常抨击显示他选举失利的民调，错误地宣称民调是“假的”或者是旨在压制人们对他连任的热情。

民调人员说，在人们压根就不回答民调人员问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不参与民调的原因。

“根据现有的数据，要确定为什么相比最终认证的选举结果民调夸大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选票差距看来是不可能的，” 这份分析报告称。

来源时间：2021/7/20   发布时间：2021/7/20

旧文章ID：25518

作者：花叨叨  来源：新浪新闻综合

“谢尔曼为什么取消访华了？”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18日启程访问亚洲，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报，她将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

“在她的行程中没有包括中国，这让人们感到意外。”

“访华”和“取消访华”，这是一个被美国生生制造出来的舆论话题。

就在美国国务院官宣的同一天，有外媒抖出所谓的“内幕”，说是中国“冷落了”美国。

随后又有“消息人士”放风说，美方依然表现出保持对华沟通的意愿。

美方通过反复的舆论操作，试图给外界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外交“封闭”“傲慢”，而美国则是“开放”和“积极”的。

它试图通过一系列舆论操作，既能对华施压，同时又可以抹黑中国的外交形象。

但实际上，美国的做法才是很不专业，也极不礼貌的。

如果它真的希望实现对华的交流与接触，就应该先拿出自己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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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曼会不会来华访问，这原本是两国外事部门之间的磋商和安排，它本不应该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舆论话题。

但它怎么就从一个专业议题变成了一个舆论话题了呢？

这是美国一系列操作的结果。

美方的动作还是老三样：放风—官宣—继续放风引导舆论。

它的第一轮放风来自“消息人士”。

香港《南华早报》1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放出信息，谢尔曼将于下周访华。

不仅言之凿凿，还放出不少细节，比如说谢尔曼将在天津会见中方官员，双方会讨论美国国务卿和中国方面会晤的可能性，等等，

报道还强调了谢尔曼此行的重要性，称她的访问将为拜登政府制定下一阶段对华政策提供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

紧接着，7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发布谢尔曼即将于7月18日至25日访问亚洲三国的消息。

由于此前的舆论铺垫，人们自然会“意外”地发现，谢尔曼的行程里没有中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急需解答的问题。

别急，美方为满足舆论胃口的菜早就备好了，立刻就端上来。

也就在官宣的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称，是中国“冷落”了美国。

文章抬出了4名“知情人士”，说是中国拒绝了谢尔曼，因为中方在人员上的安排没有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于是美方取消了谢尔曼天津之行的计划。

看，锅果然又落到中国头上了。

美方一边踩中国，一边还要继续放风抬高自己。

随后一天，也就是7月16日，又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谢尔曼还可能访华。

他说，虽然谢尔曼的亚洲之行中不包括中国，但在行程安排上仍留有了访华的余地，如果增加这站访问行程，那中国将会是她此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他还补充说，这是美中关系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如果与北京方面的接触是“实质性的、将产生重大结果的”，华盛顿方面始终持开放态度。

2

如果只看外媒的报道，一些人恐怕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外交“封闭”“傲慢”，而美国则是“开放”和“积极”的。

这就是美国引导舆论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实际上，美方的操作才是相当不专业，也毫无诚意，更谈不上礼貌。

谢尔曼到底是不是有访华安排，双方在对接过程中是否有技术性的问题尚未解决，最终她是不是会实现访华，这些都属于专业团队的工作，外人不得而知。

但是美方率先通过“消息人士”制造议题，这绝非偶然。美国的小算盘已经打得劈啪作响：

第一，通过所谓“爆料”“内幕”向中国施压，试图通过制造对华负面舆论来实现自己的外交诉求。

第二，如果最终谢尔曼访华未能成行，责任在中方。

第三，如果谢尔曼实现了访华，双方进行了有价值的沟通，是美方的功劳。

第四，试图向外界制造一种中国外交傲慢、混乱的印象，不仅对中国外交施压，也试图抹黑中国内部治理体系。

只需要“消息人士”对媒体说几句真假难辨的话，就可以坐收渔利，这样的骚操作，美国干得太多了。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对补壹刀说，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始终标榜自己“以结果为导向”的行事风格，如果谢尔曼真的有与中方接触和沟通的诚意，就应与中方相向而行，培育积极的交流氛围。

“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大国，相关的安排必然是得体的，如果外媒报道属实的话，美方的做法严重不符合外交礼仪，说难听一点，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而中国方面始终保持着克制和对美方最大限度的尊重。

在上周五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两次被问到有关谢尔曼访华的问题。

他只是回应说：“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事实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美国的开放姿态，强调“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开展解决问题的对话”。

“中国关闭对美接触大门”，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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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的傲慢显而易见。除了制造舆论议题，它还希望在全面对华施压中跟中国打交道。

就在谢尔曼启程的前几天，拜登政府刚刚毫无道理地对香港实施新的制裁，而她的顶头上司布林肯也对中国发出尖利的批评。

因此也有美国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谢尔曼的中国之旅如果成行，也将是在华盛顿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后几天进行”。

就在宣布谢尔曼出访计划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她在访问期间将“重申美国致力于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推动印太和平、安全与繁荣，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有美国媒体解读说，“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国务院用来指其反击中国所谓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的用词。

至于现年71岁的谢尔曼本人，她在今年4月获得任命后，于5月就立即动身访问了东南亚和欧洲，她没来中国，但中国却成为其访问行程中的首要议题。

比如，在访问柬埔寨的时候，她不仅宣称对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表示“严重关切”，还试图鼓动柬埔寨保持“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

此外，在6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谢尔曼透露中美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重点“不仅是告诉中国，还要告诉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将处于实力领先地位。

“中国不吃这一套。”一位熟悉中国外交的消息人士告诉补壹刀。

他表示，从建国以来，中国的外交始终就是不卑不亢的，美国越是施压，中国越是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会理睬美国的无理要求。

他说，基于目前的客观形势，中美双方都有沟通与接触的需要，如果美方因为一些技术性问题故意找茬，这是美国国务院的失职。

也有观察人士猜测，谢尔曼访华最终成行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也可能在最后一刻看到中方还是没有理会美方的无理要求，最后她来了也就来了”。

“如果美方真的认为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很重要，就请先拿出诚意来。”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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