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玲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

编者按：聚焦“中美经贸关系”主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141期“经济每月谈”近日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咨询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先后主题发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姜增伟担任主持人。以下是陈文玲发言：

谢谢姜部长!刚才听了魏建国、朱光耀部长的发言，非常重要和受益!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与各位媒体朋友，对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相关问题进行沟通讨论，是非常高兴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非常赞成刚才光耀部长对中美关系的总体判断，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今天主要讨论中美经贸关系，从两个方面谈一下我的主要观点。

一、应把中美经贸关系要放在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考量

一方面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合作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必须做好全面战略应对。因为两个国家的关系，是不以一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的愿望再好，再善良，再正确，另外一方国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向背而行，那么这个国家期待合作的路子就无法走下去。

把中国经贸关系放在美国对华总体战略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1月20号开始上台执政，现在是6月24日，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把拜登的对华总体战略做一个梳理和概括，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转向，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对华战略深化、战略定向或者叫战略固化，继续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18日《美国战略安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但那个时候是政府的文本，现在拜登政府不仅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令，而且美国国会也发布了一系列的法案。相关政府部门、智库、研究机构，也提供了很多非常详尽的对华进行遏制的方案，包括量化分析、具体打法、时间表、路线图等。我认为，现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已经成型，可以说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其战略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

第二，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的打法不一样，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拜登是建制派，是精英，是政客，有非常丰富的执政经验。拜登的打法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力图构建反华包围圈，或者叫构建反华统一战线，这是拜登政府非常鲜明的特征。可概括为八个字：

一是回归。拜登反复说，美国回来了，美国要重新充当世界的领导者。拜登执政后开始回归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包括WHO、《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组织等，从特朗普的退群到拜登重新回归国际组织。特朗普一直声称退出WTO组织，阻扰WTO正常运行，拜登则强化美国在WTO的作用，不仅向WTO组织派了大法官，而且还要联合盟友主导WTO改革，主宰包括国际贸易规则修订等一系列重要的事宜。回归盟友体系，这个方面是拜登下功夫最大的，这次在英国召开的北约会议和G7峰会，及转移瑞士继续会议。这次拜登出行，发布了四个联合声明，包括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和英国的联合声明，北约的联合声明等。拜登政府回归盟友体系，联合盟友以形成合力加大对华施压的筹码。

二是抽身。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拜登政府布局从世界其他战场抽身。最近，美国快速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目前局势紧张。为了从中东抽身，美国与伊朗展开了多轮会谈，前一段时间谈了六次基本达成协议，天不随人愿，现在伊朗又换了一个新总统莱西，伊朗新总统对美态度更加强硬，但美国似乎不计前嫌，不计伊朗态度，表示继续与伊朗谈判，一方面可以从中东地区抽身，一方面可以通过恢复与伊朗的关系，迫使伊朗继续使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另一方面则是打破中国与伊朗签署的长达25年的合作协议，一石三鸟。但拜登政府可能难以如愿，因为导致中东乱局的肇事者已经原形毕露。

三是建群。建群也是拜登政府下了很大功夫的事情，他在竞选演讲时就提出：“我如果能够执政，第一件事就是要召开民主国家联盟会议，这个会议就在美国召开。”虽然到现在因为疫情等原因，美国还没有能够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正在构建全球供应链价值观联盟，4月份拜登亲自在白宫主持召开了价值链联盟的会议。除此之外，拜登政府继续深化了美日印澳的合作机制，今年在美国召开了美日印澳四方会议，企图构建亚洲版的北约，分别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和韩国总理文在寅线下会谈，在中国周边插楔子。

四是稳俄。就是稳定俄罗斯，拉拢俄罗斯，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在6月16日和普京总统见面之前，取消对北溪二号的制裁，包括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之后，他对普京公开表达的一系列挑拨中俄关系的言论。美俄双方虽然发表联合声明，但声明显示除了军控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拜登原来希望借助和俄罗斯会谈缓和双方关系，并使中俄关系出现分化，联俄制华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回来了，美国要重新充当世界领导者，掌握全球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回归，以构建反华包围圈，这是美国对华战略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抽身、建群、稳俄，总之是联合一切力量对华进行遏制和围堵。

第三，拜登和特朗普很不同的一点，是拜登执政团队以建制派为主，启用了一大批奥巴马、希拉里的门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了对华策略的6个字，即合作、竞争、对抗，必须合作的时候合作，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需要对抗的坚决对抗。但是从这几个月的情况看，美国执行这六字策略总体上是竞争大于合作，对抗大于竞争。特朗普是以贸易战为主轴，对华进行战略遏制，拜登则以科技战为主轴，结合其他方面的对华遏制，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拜登的打法，更加精准，如果说特朗普是机关枪扫射，那么拜登就是精准爆破。之所以说美国的行动实际上是对抗大于竞争，竞争大于合作，这不仅体现在官方文本里，也体现在其执政团队重要成员和美国智库报告或者文章、讲话中。拜登3月份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方面，能够结合起来，对于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美国的所谓“亚洲皇帝”坎贝尔，5月26日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告结束，美中之间的竞争正日趋激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报告中指出，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中国在各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增加，新冠疫情加大了中国取得的成就，新的和现有的合作伙伴越来越依赖中国。

第四，拜登政府非常突出的特点，也是以前历届美国政府所没有采用过的打法，就是美国从三权鼎立相互制约，在对华问题上转向三权并用，且美国国会吹响了制华的立法集结号。特朗普时期美国采取全政府方式对华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战略遏制，越来越趋向系统性、制度性和持续性的战略设计。

美国国会冲到了第一线，原来美国国会也有涉华立法，但是像特朗普时期、拜登时期，美国国会提出的涉华法案这么多，是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2019年初到2020年8月的116届美国国会，其中涉华法案366项，在366项中有12项转为了正式法律。拜登就任以后，1月份到6月初，117届国会提出的涉华法案已经达到153项。其中，对于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涉华法案，比特朗普时期更加大胆、更有突破、更加详尽。比如《香港安全港法案》《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方案》《防止台湾入侵法案》《2021年台湾关系强化法案》。比如对中国加大科技遏制力度和对冲中国影响的法案，《2021年中国技术转让控制法案》《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报告》等。在意识形态上，对于中国进行围堵，比如《阻止中国共产党参与电网法案》《孔子法案》，中国的孔夫子不知道几千年后被美国国会立法了，还有《反中国宣传法案》等等。美国国会涉华法案，范围之广、干预程度之深，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操心之多，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其实，我们大家看到了特朗普的贸易战，也看到了拜登重构盟友体系，动员一切力量遏制围堵中国。特朗普时期是用国内法律去衡量其它国家的行为，用国内的法律做依据去制裁其它国家。而拜登时期，直接立更多的法，干涉甚至限制其它国家国内的政治、国内的事务。包括所谓新疆问题，实际上把纯属乌有的东西，变成了国际的舆论风口，变成了美国的法律依据，变成了形成所谓价值观联盟、对华制裁的一种口实，或者是法律依据。在美国涉华法案中，拜登政府出台了一些具有历史性的标志性重大涉华法案，最主要的几个法案：

一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285页。其中提到china的地方225处，提到chinese的地方108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地方333处。

二是打响国家科技战的法案《无尽前沿法案》，340页。非常详尽地确定，在哪些领域对于中国进行战略遏制，比如说半导体行业，确保美国要有领先中国两代的技术，目标非常清晰。

三是6月8日出台的一个集大成的法案《2021年创新和竞争法案》，1445页。这个法案把前面这几个法案集中起来以后，又增加了《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

二、从现实出发全面有效战略应对，促使中美经贸关系走向合作轨道

刚才光耀部长谈了中美经贸关系，在疫情中大幅度增长的数字，可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确实是剪不断的。今年1-5月份，中美贸易额同比增加了52.3%，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了49.8%，自美国进口增加了59.8%。这说明中美双方市场对于对方都有刚性需求，而这种刚性需求是不以政客的意愿为转移的，它是一种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的跨国贸易，是建立在基于平衡、公平和透明的贸易规则之上正常贸易行为的必然结果。所以，美方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此耿耿于怀，对于上一任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不合理的经贸措施，早就应该取消了。

第一，解铃还须系铃人，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责任方是美国政府，当前恢复和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就要设几个必要的前提。

1、应该全面取消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并且应该作出承诺，今后也不采用高关税的措施，用对双方利益都不利的方法处理两国经贸领域的问题。当前，特别急迫的是取消特朗普政府对3，700亿输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

2、美国应该取消对华的出口限制。取消那些不合时宜的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的禁令。尤其对被美国制裁的近400家企业，应该取消无理制裁。现在被美国政府剥离出来有4个企业，包括小米、Ticktock、中车和中国基建集团。美国政府不能采用实用主义，哪一个企业要用到或者可能用，就把它剥离出来，应该取消一切对华企业不合理的制裁，取消断供、禁供的禁令，这违背WTO的基本原则。市场开放是双向的，不能只是要求中国市场单向度开放，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企业投资越收越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击越来越严重，正常的经贸活动被阻断。

3、必须取消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限制。坚决把经贸关系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人权问题等彻底脱钩。避免经贸活动的政治化和极化。中美经贸关系要恢复到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平等对话，要走向正常的良性合作，这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底线，双方都应该展现足够的诚意。

第二，要尽最大努力扩大中美经贸合作的领域，深化合作的程度，加强合作的力度，当前从最重要的几个领域推动合作。

1、深化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曾经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诞生。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重回《巴黎协定》。前一阶段中国国家主席气候特使谢振华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取得一系列成果，并签署共同声明。因此，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个国家有合作的共同方向、共同诉求和共同的利益，更应该采取相向而行的共同行动。

2、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我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是明智的，这个领域的合作，中国是美国最好的合作伙伴。我在2018年3月份到美国调研的时候，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有一个城市需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需要400节车厢还有轨道。他们明明知道中国的技术是过硬的，但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了，从澳大利亚进口了400节车厢还有轨道，最后导致进口的轨道不能用，车厢也有很大问题，进口的这批货全部作废。现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按照美国土木工程协会作出的评价是C-。2012年国经中心与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共同进行中美双向基础设施投资研究，那个时候美国基础设施总体评价是3B，比现在还要好一点儿。美国基础设施欠账非常多，当时我们算帐总缺口是3.6万亿美元。拜登政府当前提出的最大的一个国内政策，就是加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基建能力超强，美国所要加强建设的，不管是道路、交通、轨道、水库还是高铁，中国都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在这个领域如果中美能够深化合作，既可以解决美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也能发挥中国的长项。

3、提升能源领域的合作水平。美国石油、天然气的日产量已经超过了沙特、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而中国是第一大进口国，按照联合国能源署的数据，中国这个地位会延续到2040年。2040年之后有可能转移到印度，在2040年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目前中国石油进口依赖度是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是43%。因此，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最大市场，现在和未来毫无疑问是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总体上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商是可选择的。中国和伊朗已经签了25年的协议，中国和俄罗斯也曾经签了一个30年的合作协议。中国在中亚、西亚、中东地区，在很多国家都可以争取到能源的供给。因此这一方面，中美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关键取决于美国有没有合作诚意。

4、加强供应链、产业链的合作。在这个方面看起来拜登下决心要切割、要脱钩，但是恰恰这个领域最难脱钩。拜登提出美国要在半导体、药品、稀土、新能源电池这四个领域建立独立的产业链、供应链，恰恰在这几个领域建立独立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大可能。就拿美国占有优势的半导体领域来说，东亚地区占全球半导体生产能力的75%，半导体领域一共分30多个品类，美国在5个品类中占有领先地位，各占全球50%市场份额;日本光刻胶占有全球90%市场份额，荷兰光刻机占全球100%市场份额。从全球看已经形成了六大板块，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加上欧洲，基本上各有所长，势均力敌。因此，半导体行业是一个完全全球化、国际化的产业。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调查报告，全球120个国家涉及半导体的进口和出口，占全球60%以上的国家都参与了半导体的产业链、供应链。怎么切断呢?美国提出要建立独立半导体产业链，拜登政府准备拨款510亿美元，但是半导体行业协会研究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起码需要4000亿-5000亿美元，需要投资的10倍，而且即使10倍也不一定能建起来。美国能把120个国家参与的进口出口贸易，即贸易后面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全都转移到美国，变成美国的制造业吗?几乎不可能。时间关系，稀土领域和药品领域我不详细说了，还有高能电池，这个领域是中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美国企业已经提出和我们的宁德时代、比亚迪合作。所以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构成情况看，实际上是中美之间各有长短。美国有受制于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中国也有受制于美国的关键零部件和关键原材料，双方都有被卡脖子的地方，当然目前我们可能多一点。与其两个国家都下决心解决卡脖子的问题，用脱钩和切割是最没有智慧的办法，也是成本最大的办法，最好的方式不是把世界打乱，不要一切从头开始，而是走向深度合作，进行产业链的互补、链接、合作，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利，对于世界各国都有利。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很难在中美两个国家当中选边站队?世界很难形成二战以后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两套体系、两大市场?就在于科技革命和二战以后76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使全球的产业重新进行了布局，几十年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旦打断，其成本对于世界所有参与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也会是重大打击。中国有句俗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美国打贸易站边打边走着瞧，瞧来瞧去失败了。未来，如果美国带头切割产业链、供应链，那么边打边走着瞧，也一定会失败。刚才光耀部长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非常重要，非常紧迫。太平洋足够大，能够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中国领导人在2017年4月与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庄园会晤的时候，当时就说过：“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但是，不管是谁执政，如果美方只用一个理由在搞坏上做文章，即使中国做一千条理由的努力，也难以实现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中美两国都要寻找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建立两个国家平等、对等、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做文章，就可以使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行稳致远。处理好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全球各国共同的利益，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

就“一带一路”与中美经贸关系有关话题答中宏网记者问

中宏网记者：最近美国在G7峰会提议搞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寻求与“一带一路”的竞争。事实上，在美国政府不断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中美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已有多年合作，您怎么看待美国政府与工商企业界的分裂局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赢得美国企业的支持与信赖?

陈文玲：非常感谢中宏网记者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重中之重。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有70位战略家讨论对华政策的时候，其中就把“一带一路”列为对美国的最大战略威胁。

现在，美国国会出台的法案中有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的报告。所以，谈中美经贸关系不得不谈在“一带一路”方面的竞争与博弈。

从中国领导人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经8年了，这8年，已经形成了全球大多数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合作框架，并在向纵深发展。14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本，31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本。虽然美国在极力抹黑、极力污名化“一带一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澳大利亚和立陶宛，其他国家都没有选择退缩或者退出。

所以，8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形成基本的框架。它的目标很清晰，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原则很清楚，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内容很清楚，就是“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连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这么多国家参与，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中国现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已经占到中国对外贸易的30%以上，投资占到中国对外投资增量的60%以上。中国领导人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视频会议上，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四个伙伴关系，即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这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然，美国也不是没有参加合作，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派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峰会。第二届峰会美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之后美国开始对“一带一路”进行阻挠、破坏、污名和对冲。如特朗普时期提出美日印澳共建“一带一路”，当时美国提出1.65亿美元启动经费，第二年美国在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提出160亿美元启动，后来无疾而终。这一次在G7峰会上，拜登提出要“重建更好世界”对冲“一带一路”。会议提出的总额是多少呢?是非常吓人的，40万亿美元!拜登执政已经5个月了，向国会申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2.3万亿美元，通过的数字是1.2万亿美元。拿出40万亿美元重建更好世界，谈何容易!其目标是什么?原则是什么?筹资机制是什么?由谁出钱建设?

我认为，这只是美国对冲“一带一路”的一个由头，或者忽悠人的一种口号而已。它不可能像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同度，有这么多国家参与。回顾8年时间扎扎实实走下来，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果，未来还会继续走下去，而美国版的所谓计划，绝对不会形成像这样一种集成优势。中国欢迎美国企业参与其中，也是美国企业必然的选择。因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是中国的建设，而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是所有参与国携手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遇。如2016年我们到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调研，在英国与企业座谈，毕马威、汇丰银行等企业座谈中提出，英国企业愿作为第三方合作，可以参与重大项目的前期调研、实施期的跟踪、后期的评估等提供智力支持，减少“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他们说，我们在全球有发达的咨询服务网络体系，有能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以，发达国家的资金、发达国家的智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如果能够更多的结合，这将不仅是美国企业的机会，英国企业的机会，也是各国企业参与的机会。更多所在国企业或者第三方机构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既可以促进所在国的发展，也将得到丰厚回报，这就是“一带一路”可以行稳致远的根本原因。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不是自私的，不是为一个国家的私益，而是通过这样一个路径，为全球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昆仑研究院 2021-07-08)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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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阳山  来源：联合新闻网

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许多支持台独的“绿营川粉”结合共和党极右翼、海外反华势力和香港占中人士，形成一支“反拜登”跨国联合阵线，展开与美国自由派、建制派和民主党主流的对抗。他们力争总统胜选，结果失败了!

这些特朗普死忠支持者气愤难消，谴责拜登“偷窃选举”、“出卖美国”，但是，当一月六日狂热川粉暴动占据国会山，企图推翻选举结果时，违背美式民主的正当性原则，结果当然是触怒民意、招致反弹，一败涂地。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迄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那些特朗普死忠的诉求，很显然并非无厘头。拜登的对华政策，在特朗普躁进、盲动与甩锅后，果然已改弦易辙。

首先，拜登政府在七月宣布“不支持台独”，并肯定美国已回到“一个中国”立场，同时强调维持与台湾“非官方关系”。另外，他还重申会与中国大陆合作、竞争，但要避免重回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对抗，防止战争意外发生。换言之，要防杜台海战争及南中国海冲突，非拉高姿态，故意激化对立。

其次，拜登宣布自阿富汗全面撤军，正式结束长达二十年战争。这是美国国力式微象征，也表明拜登“不求战”决心。另外，他还提出高达六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目前仍在国会协商中，很可能会缩减到3.5兆美元规模。这是他坚持夯实国力、改善民生，凭实力与中国竞争的重要选择。

第三，六月中，拜登欧洲之行中，向G7等盟友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计划，目的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以提供各国在基础建设上更多、更好的另类选择。这是美国第一次肯定“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并主张透过良性竞争，以经济竞赛为手段，向中国倡议提出正式挑战。

第四，在欧洲正式会晤欧盟、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后，拜登外交团队正积极安排他与习近平会面，透过面对面直接商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将是G2时代新纪元。而其中台湾与南中国海问题，将成讨论主题。

从上述作法与步调看，拜登的作风是温和渐进，不主动树敌，不激化矛盾，但也不回避歧见。他深知美国独霸时代已过去，必须团结盟友力量，才能恢复领导地位，把特朗普执政时不断恶化的国际关系找回来。

尽管欧盟大国给了拜登足够面子，维持表面的团结合作，但德、法等国反对“联美抗中”立场十分明显。因此，虽然拜登明言“美国回来了”，但却心知肚明，美国国力正逐渐减弱，已是今非昔比!美国只能反求诸己，透过社会福利与基础建设等关键措施，重建分裂的民主，并缩短贫富差距，改善族群关系，强化教育素质，以提升民众的竞争力。

换言之，在拜登治下，对华竞争将是一场准备工夫漫长、任务十分艰钜的霸权保卫战，但却不是短线的民粹操作，或难以收拾的擦枪走火。

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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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mbo Wong、Rachael Chan  来源：澎湃新闻

6月3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政府力量企图驱散和破坏位于“乔治·弗洛伊德广场”(George Floyd Square) 的自治区。这是自去年被弗洛伊德事件推向高潮的这一波“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催生出的众多自治区中，唯一一个坚持至今的。政府力量与一个名为“神之爱”(Agape Movement)的当地组织合作，试图分离自治区联盟与其后勤基地，最后却以失败告终——面对美国政府对于此类运动“软硬兼施”的笼络和镇压，乔治·弗洛伊德广场自治区捍卫者的抵抗和反叛为黑人民权运动开创了重要的先例。

捍卫“自治广场”：抵抗与反叛

当日，MinneapolUS(编者注：这是一项试点计划，政府将“暴力干扰者”置于街头，以缓和暴力局势。)团体和市政工人在凌晨5点左右到达自治区域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开始拆除广场周围的混凝土路障、花园和棚屋，自治区捍卫者与居民与其进行对峙。该区域的紧张局势持续了整整一天，双方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冲突，无论如何，自治区捍卫者都在这次冲突中夺回了自治空间。园丁杰伊(Jay)驾驶一辆卡车进入广场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破坏，并表达了捍卫自制区的决心，“这个城市为了20美元谋杀了乔治·弗洛伊德(编者注：弗洛伊德因涉嫌用20美元假钞支付而被捕)。你知道这20美元会有什么后果吗?我们要占领这片土地!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土地了，为了被这座城市杀害的所有人——我们不会还回去的!”

此前，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表示对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前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的审判结束后重新开放十字路口的街道交通。上午11点，市长办公室发布新闻稿，暂停了该市所谓“重新开放”广场和社区活动人士“纪念乔治·弗洛伊德”的行动，同时称赞MinneapolUS“维护社区公共安全”的努力。不过，新闻稿并没有提到政府给予“神之爱”组织高达25000美元的赠款，并承诺如果他们能够“重新开放”广场，则会受到额外“高达359000美元的捐赠”。在弗洛伊德死后的数周和数月内，自治区广场上接连有数人死于警察枪支暴力。此举显然是为了使市政的权威再度合法化，并以此为该市警方提供掩护。

恰巧，当日下午2点刚过，32岁的黑人小温斯顿·布吉·史密斯(Winston Boogie Smith Jr.) 在广场附近的街区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在有机会下车之前被美国法警枪杀。为应对突袭，自治区的BIPOC(编者注：指的是黑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旨在强调黑人和土著人民的历史压迫)妇女在下午5点30分举行集会，社区捍卫者加奈儿(Janelle)在发表针对市政府的挑衅性演讲时谈及了发生的枪击事件，“这座城市现在正在向我们表明，他们不关心黑人!他们今天又杀了我们中的一员!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不会走的!”这场悲剧凸显出：尽管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的警官已被定罪，但国家武装力量还在继续不断地谋杀黑人，并且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场事件也说明了参与其中的各种不同机构和力量之间的动态而复杂的关系。

6月4日，活动人士已将十字路口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并通过搭建临时路障、重新安装花园和其他设施以及放置更多艺术品来重新封锁车辆交通。社区活动人士表示将继续抗议，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自治区的存续：组织形式与司法决议

乔治·弗洛伊德广场自治区建立于2020年5月25日，是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东38街和芝加哥大道交汇处的一个正在进行的占领抗议和纪念场所。正是在那一天，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白人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跪在脖子上长达9分29秒窒息而死。弗洛伊德死后不久，民众自发地在死亡现场竖起了一个呈握拳形状的木质雕塑，象征着对所有黑人生命的捍卫，以及对美国官方体制的反抗。随后抗议者们占领了这个小广场，在周围竖起路障阻止车辆通行，并用弗洛伊德为主题创造的公共艺术和其他涉及种族正义的公共艺术改变了这个空间。作为警察暴力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全球性抗议运动的主要阵地，该自治区被视为当地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空间，一直受到社区和其他团体的保护。

自治区广场每天的活动以晨会开始，部分决策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根据互助原则定期分配食物等资源，也会有其他活动选择在这里举行会议。大部分活动的展开都依靠着居民和外部支持者的参与和自由结社运动。逐渐地，它成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志愿者团体和非营利组织网络的所在地，这些网络帮助运营自给自足的社区：这里有一个服装分配站和一个社区图书馆;花园里游客捐赠给纪念馆的种满了药草和鲜花;去年抗议活动中出现的志愿医务人员和非正式巡逻队继续在此区域巡逻，负责修补破损的公共艺术作品。乔治·弗洛伊德广场自治区在捍卫者的勇敢和努力之下得以继续存在。比如，47岁的英语教师玛丽娅·霍华德(Maria Howard)每天都在自治区的十字路口做志愿者，呼吁市政府为弗洛伊德之死和对于黑人社区的长期忽视进行赔偿和补偿，“我们失去了六个学生。暴力并不新鲜……穿着制服拿着枪的人不可靠，我们只能依赖彼此。这个国家必须要摆脱掉针对黑人的系统性谋杀和逃脱惩罚”。

不幸的是，在乔治·弗洛伊德案件后，警察暴力事件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警察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局势越演愈烈，也使得城市中的暴力犯罪和枪击事件继续发酵。面对市政府拆除自治区周围水泥路障的阻力，一些对社区运动投入较多的居民和活动家为追求城市司法程序正义始终致力于推动“001号司法决议”(Resolution 001)的实施，其中列出了由24项诉求组成的清单。这些措施包括与弗洛伊德之死相关的四名前警官受审之前保持十字路的禁行状态，解雇负责刑事逮捕的几名特定员工，对几名涉及社区成员死亡的警察暴力案件追究责任，调查社区成员达明恩·钱伯斯Dameon Chambers 的死亡(注：受害者在广场庆典上被枪杀社区活动家们怀疑警察行动延误了急救人员的到来导致他的死亡)，并为部分在社区内运营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资源以促进自治区的安全与社区成员的健康。尽管决议中极少直接涉及到废除警方力量的内容，绝大部分的诉求也依然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关闭乔治·弗洛伊德案件发生的街道路口，直至被控谋杀的四名警官接受审判”，以及“在广场自治区为‘神之爱’组织提供活动空间”。

到2021年3月下旬，随着的审判开始，关于如何开放自治区十字路口的争论持续存在，一些居民表示支持拆除路障，而另一些居民则希望以占领自治区为形式的抗议继续进行，直到政府满足社区的诉求。4月20日，在陪审团对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作出有罪判后，占领十字路口的组织者表示，他们将继续抗议并保持自治区的存在，直到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

6月3日冲突事件后，广场自治区再次举行了集会，就像以往的每个早上一样。这里的路障最初由改造后的垃圾箱和武装分子的汽车组成;如今路障在周围重新设置了起来。尽管路障并不代表一个区域的构成，但是社区拥有这样的力量——无论市政府多少次驱逐和破坏，社区捍卫者都会挺身而出、守护这里，直到正义的到来。

纵横交错：盘踞在自治区之上的各方势力

如果说广场自治区是浩浩荡荡席卷整个美国“BLM”运动的集中体现和微观缩影，那么6月3日的这场事件则也呈现出来参与其中的各种不同机构和力量之间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软硬兼施的政府力量、时而同盟时而对抗的民间组织……

自成立以来，自治区就成为民众抗议警察暴力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朝圣之地，有许多人来到这里举办各种活动，但另一方面，受到动荡紧张的社会氛围影响，自治区所在的十字路口也给很多人造成了困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政府力量在2020年末就场地问题进行了长期规划，他们也在21年2月向市民提供了建造永久纪念碑的选择，希望以此重新开放广场。该市市长说道，该广场“不是一个自治区，不会也不能成为一个自治区”。到21年3月下旬，随着德里克·肖万的审判开始，关于如何开放十字路口的争论持续发酵。肖万是弗洛伊德案件涉及的四名警察之一，他是明尼苏达州首次因谋杀黑人而被定罪的白人警官。4月20日，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后，市长将广场描述为“伸张种族正义的重要地点”，但表示该市将继续重新开放十字路口的计划，而不是等到原定于21年8月对另外几位弗洛伊德案件中涉及的前警察的审判结束后。一些广场活动人士对此表示了自己的顾虑，担心一旦重新开放十字路口，对弗洛伊德和警察暴力问题的关注将会锐减。因此他们表示，将继续抗议和维持自治区形态，直至清单上24项诉求全部得到满足，其中包括等待弗洛伊德死亡现场其他三名警察的审判结果。

广场自治区作为各种社区组织的聚集地，其中不同的力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甚至彼此互相冲突。在弗洛伊德案件后，尽管警察局官方没有承认过自治区的独立性，但是警察对于这片区域的回避是有目共睹的，“警察从这个街区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自治区内部也出于安全性的需要衍生出来不同的团体。比如，小地球(Little Earth Patrols)作为自治区中的一股力量，是一个由不同土著部落成员组成的社区，他们的成员从早到晚轮班监视。巡逻开始时大约有十几人，随着夜幕降临会有更多人加入，前董事会主席乔琳·琼斯(Jolene Jones)帮助管理着夜间的社区巡逻。她表示，他们实行夜间巡逻是为了确保社区安全，并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在不报警的情况下可以缓和冲突的方式。他们的存在，也带了一种新型治安策略团体的可能性。

但是，像6月3日事件所涉及的组织“神之爱”，与广场自治区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更加微妙和难以捉摸。“神之爱”成立于弗洛伊德案件后，由前帮派成员组成，试图为年轻的黑人男性创造更好的选择，以免他们陷入帮派生活方式，主要负责处理广场周边的安全事务。但在2021年，市政府正式与其签订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社区，提供建设和安全服务。双方达成合作，“神之爱”受市政府委托在街道上巡逻，以“防止”街头犯罪。然而，他们的部署范围不仅在广场内部，也在全市的多个行动中，希望以暴力震慑的方式缓和暴力局势，借此驱逐激进的废警主义者和黑色及棕色人种青年。自治区和官方资助组织的矛盾已经逐渐清晰起来。官方雇用年长的黑人男子包围和恐吓以BIPoC(由黑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组成)为主的激进青年已成为一种官方势力普遍采用的做法：这是“分而治之”的经典策略，即用一部分工人阶级压迫另一部分工人阶级。

在6月3日事件的市长办公室新闻稿中，称赞了“神之爱”为社区公共安全所做的努力;但却没有提到明尼阿波利斯市警方已经在广场周围设置了特警车队，也没有提到“神之爱”已经从该市获得了2.5万美元的赠款，如果他们能“重新开放”广场，还会得到额外的“高达35.9万美元”的承诺。市政府官方与“神之爱”这样的民间组织建立财务关系，往往是出于重新引导社会运动、维持稳定秩序的目的。

因此，广场自治区运动的根本矛盾不是在于来自外部的暴力袭击，而是在于像“神之爱”这样代表资本家与社区接触的组织。也就是说，在乔治·弗洛伊德广场自治区运动中，国家有意分化原有的社区联盟，将“神之爱”这样的社区组织前置，将原本警察与社区活动家的对抗空间转移为自治区内部的斗争。像“神之爱”这样的组织以职业和经济为导向，为个人提供薪资和工作这样的物质保障，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比如BIPOC潜在的反叛者，使他们放弃对集体解放的追求。

事态发展至今，广场附近的街道已经部分通车。部分路障在政府拆除之后又被自治区部分人士建立起来，他们的诉求也被画在了路上。自治区和附近社区的居民维系着日常的运营;而关于自治区的未来，也有了更加多元和清醒的声音。根据民意调查，大部分的邻居都支持这场反对种族主义和改革明尼阿波利斯治安的运动，无论种族肤色。从弗洛伊德事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到广场自治区为延续而做出的努力，再到各个势力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纠缠……抗争与和解的边界在一桩桩相关事件的发酵中也愈发扑朔迷离，如何达成共识和共赢的状态成为一个难题。人们也愈发意识到了，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与此同时，自治区的存在和延续也意味着一个持久和积极的可能性。比如，有居民主张在附近的废弃赛车道上以弗洛伊德的名义建立一个种族正义中心;再比如，广场自治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说出他们的名字”(SAY THEIR NAMES)的公墓，在木质墓碑刻下警察暴力受害者的名字，以此缅怀逝去的生命，警示活着的人们。

坚持清醒的斗争，保持开放的思考——这是弗洛伊德广场自治区的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课题。

【参考资料】

https://zh.crimethinc.com/2021/06/04/george-floyd-square-autonomous-zone-survives-an-eviction-attempt-1

https://www.mprnews.org/story/2020/12/15/from-schoolmarm-to-sentry-mpls-teacher-responds-to-george-floyd-killing “从女教师到自治区哨兵：明市女教师回应弗洛伊德被杀案“

2.https://www.mprnews.org/story/2020/06/03/npr-armed-neighborhood-groups-form-in-the-absence-of-police-protection “警察缺场下的邻里武装团体“

3.https://www.mprnews.org/story/2020/07/27/little-earth-patrols-might-be-a-preview-of-a-new-style-of-policing “‘小地球’巡逻队(Little Earth Patrols)或成新型治安策略团体“

4.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Floyd_Square “维基百科：乔治·弗洛伊德广场”

5.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1-05-26/at-george-floyd-square-a-public-space-debate-intensifies “谁将决定乔治·弗洛伊德广场的未来?”

6.https://kstp.com/news/minneapolis-launches-minneapolus-strategic-outreach-initiative-to-decrease-violence-october-13-2020/5893980/

7.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welcome-to-george-floyd-square-a-sacred-space-marked-by-murder-and-mayhem/ “欢迎来到弗洛伊德广场：一个由混乱和谋杀点缀的神圣之地”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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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明昊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围堵中国科技，美国又来“建墙”了，这次瞄准的对象是中国的数字经济。

当地时间7月13日，彭博新闻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正酝酿推出一项涵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定。这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在起草中，参与者可能包括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等经济体，但把中国排除在外。协议内容可能着眼于为数字经济制定标准，包括数据使用、贸易便利化和电子海关安排的规则等。

拜登欲借“数字TPP”实现“一石多鸟”

奥巴马政府曾主导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TPP，这一协定陆续吸纳亚太12国参与谈判，也被称作“经济北约”，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不过，2017年特朗普就职新总统当天就宣布退出了TPP。

有分析认为，这次拜登政府酝酿推出的数字贸易协议，可以说是TPP的升级版，体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经贸格局构建中“边缘化”中国的理念。相关支持者认为，该协议可以借鉴《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类似协议。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明昊认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新兴科技的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当中的核心部分，选择从数字贸易规则入手，可以实现“一石多鸟”的目标。不仅如此，拜登推出这一协定，也有利于美国拉拢盟友，打造一个新的对华压制阵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回应称，如果情况属实，那么美国就是打着制定标准的旗号，在本地区人为搞“筑墙”“抗衡”。此举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地区国家共同意愿，充分暴露了美方拉帮结伙遏制中国、阻碍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图谋，这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拜登政府妄图打造所谓“民主科技联盟”

技术之争，一定程度上就是标准之争。就在美国的“数字TPP”计划曝光同一天，多位美国政府高官又把竞争标靶瞄准了中国，宣称要控制人工智能的规则制定权。

当地时间7月13日，全球新兴科技峰会在华盛顿举行，来自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英国、意大利、瑞典、以色列等地的高级官员、以及包括欧盟、北约、经合发展组织(OECD)在内的国际组织代表以远程视频或亲自出席的形式参加了这次峰会。

这次峰会由美国政府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主办，美方高官也一一登场，除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劳埃德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一一亮相并发言，不过他们的发言跟人工智能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在渲染“中国威胁”。

在赵明昊看来，不管是牵头举办科技峰会还是搞“数字TPP”拉拢“小圈子”，美国都妄图制衡中国，这暴露了拜登政府的野心——那就是妄图打造一个所谓的“民主科技联盟”来制约中国。不过，美国及其盟友想法并不一致，特别是在科技界和商界，不愿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呼声越来越大，这也为美国对华施压政策能走多远，打上一个问号。

“规则制衡”或成中美科技战新趋势

除了拉拢制约中国的“小圈子”，美国还试图在规则层面，构筑封堵中国科技的“高墙”。和“数字TPP”一样，在全球新兴科技峰会上，美国高官也公开表示，AI规则的制定，不能交给中国，要把规则制定权牢牢把握在美方手中。

针对这一新趋势，赵明昊指出，未来的中美科技战，正在从硬件之争，转向规则之战。未来一个时期，拜登政府将会在规则规范、技术标准这些层面对中国加大施压。应对这场博弈，中国应当保持定力，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开放，为优秀的科技企业提供更多融入中国经济、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机会。只有把中国市场做大做强了，才有底气应对西方的科技围堵。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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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2021年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美国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学术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仿吾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先生应邀做了题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保守化趋势》的学术报告。

以下为本次学术报告会文字实录：

非常感谢社科院美国所邀请我来谈谈对当前美国的认识。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我之前并没有专门研究，但是在研究美国社会史的过程中总是不时地会碰到这个问题，而且我翻阅了一下国内对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目前来讲可以说是成果很丰硕，但是读完了之后，我还是觉得里面我想看到的和我想说的东西没有完全说透，而且每个学者研究的时段、对象、侧重点，比方说是外交，宗教或者是政治等等，观察的维度不大一致。我感觉我研究的美国社会史这个领域里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的一些感觉，也是我今后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之一。有的东西我就是跟大家谈一下我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这个内容，因为题目很大，我昨天看了一下，操作起来比较难，但是微观的个案研究我自己做过。所以请各位老师同学将就着听。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美国政治保守化的根本和核心变化;二是山巅之城的理想与民族多元化的挑战;三是美国社会的隔离和社会两极化;四是个人主义的释放与压抑。

一.美国政治保守化的根本和核心变化

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我也查了很多资料，大家的核心看法都有相似之处，比方说：保护白人精英阶层的权益;种族关系上，保护包括白人劳工在内的各阶层的权益;反对大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强调个人主义;反对民族多元化与少数民族裔权益;反对堕胎同性恋等等，主要都是这些方面。维护传统的美国建国时期白人精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原则，包括当时的伦理道德。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保守主义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改革与建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以及启蒙思想家洛克•约翰等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强调个人主义，主张有限政府治理和自由放任的原则。“保守主义”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概念。它因每个人研究的对象不同而需要进行不断调整，所以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能够普遍被大家接受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所以，当代保守主义学者戴维·法伯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保守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与自由主义的改革相对立而存在，因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词。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都曾使用这个概念，为自己政治利益服务，目的是把利益有别的松散群体团结在一起，并缓解他们的分歧。对于许多政客来说，保守主义如同“万金油”，不仅能用来动员选民、赚足名气、筹得资金……不论是在具体内容，还是在宏旨大义上，美国保守主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美国学者托马斯•索威尔下面的这句话也给我一种启示，他说：“历史并不能为当前的困境提供现成的答案，因为在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之间存在太多的变量。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它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定义问题”。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保守化”不是从思想史或者理论上，而是从社会现实变化的角度切入的。这是我与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的最大区别，现有的成果主要是更多从文本层面精英阶层方面，很难看到政治精英阶层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几本书。这几本书都是不久前面世的，是我从几位青年学者那里获得的。近年来，我们美国史研究会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年末的时候，一些青年学者通过微信平台推送他们阅读美国学界新书的读书报告，及时跟踪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这本书《HOW THE SOUTH WON THE CIVIL WAR》，听起来很有意思，大家知道美国内战废除了黑奴制，南方的奴隶主失败了，但是这本书却说南部赢了，主要是指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根据美国建国的原则来为自己辩护，内战废除了黑奴制，但南方奴隶主和白人精英的这种等级观念在内战结束后又延续到美国西部地区并一直传承到现在。另一本书《BIND US APART》是关于美国种族主义隔离的问题。还有《右派国家》。这几本书都值得一看，为我们认识当代美国社会提供了很多启示。

那么，保守主义的核心和根本在哪里呢?当然大家追溯保守主义的时候都追溯了自由主义，包括启蒙时期，包括法国大革命等等。我这儿就长话短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代表，那么从美国历史的角度看来讲，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美国历史上，只有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是一个政府强烈干预的时期，新政之前的美国历史基本上没有超越美国建国时期的“自由放任”原则。当然，当凯恩斯主义从诞生到支配美国社会数十年的同时，新自由主义作为它的对立面也在慢慢的发展。经过了一代人又一代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它才能在美国历史的舞台上发挥了具有支配性的地位。研究美国历史的保守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参照呢?保守主义始终强调法律秩序，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强调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发挥作用，让市场去调节，维护精英阶层的自由权利。我觉得，衡量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及其要追求的目标的镜子，就是用美国的建国原则以及建国后的美国社会现实来进行对照。应该说，美国立国原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政治等级制度，其中包括种族和性别观念、白人的精英自由的界定等等，这些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想要恢复的理想社会，因为建国时期的美国社会是美国白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的，也是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之前白人竭力维护的，因而是当代美国人所留恋的理想时代。所以，用建国后到20世纪之前的美国社会作为一面比照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镜子，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参照。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历史上，除了罗斯福“新政”盛行的20世纪30年到60年代外，美国历史上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强调政府不干预经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所强调的思想核心就是一种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实业。各州宪法中的修正案都基本涉及个人权利，包括个人的财产权、自由和幸福等，都是保护的首要目标。你如果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时候，你会被它的文字所感染，认为它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但是当你再深入到当时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它是个政治等级制度，它通过财产资格制度，规定只有白人有参加政治选举和被选举的机会，享有宪法中的平等权。有产者是平等的，那么黑人、妇女、契约工人、白人无产者、佃农等都不能参加政治选举。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算是你是美国的公民，你也不能享有宪法中规定的权利。1790年和1802年《归化法》规定，只有自由白人才能拥有美国公民资格。1870年归化法规定，自由白人、非洲裔才能享有公民资格，非人裔黑人主要是在美国内战后才拥有的公民资格，但他们仍然不能参与社会生活，而且很快被纳入前奴隶主确立的种族隔离的体制之中。

衡量当代美国社会的保守化趋势，就拿美国建国时期，因为建国时期你可以说它不合适，但是呢，如果说1787年宪法颁布到1900这一个世纪都可以作为一种镜子来衡量，这一百多年里面美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就能明白保守主义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新政”。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时期，应该是说把“新政”的这种国家干预模式推到了极致。大家知道，“新政”在30年代产生的，是在非常时期实施的一种非常举措，经济危机时期各州应付不了这种社会失业救济，于是联邦政府强力干预。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把这种国家干预的模式推向了一种极致。

大家来看看，为什么在60年代保守主义强势崛起，并且在60年代之后，再没有了类似于约翰逊时期的这种新政模式?60年代的“伟大社会”违背了白人精英阶层的一种治理国家的这种概念。

第一个，新政式干预模式，无论是在城市公共住房，还是在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劳工培训计划中实施的很多面向社会的项目，它最大的特点是联邦政府直接与地方政府和城市发生关系，州政府被排斥在外。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是一个二元联邦体制的国家，地方的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种族关系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等，都属于州政府管理的范畴。也就是说新政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从宪法文本上来讲，打破了这个二元联邦制，侵害了州的主权。这是保守主义者，包括白人精英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尼克松上台以后要实行新联邦主义，还权于州。新政管理中这种偏左的思维模式，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学者研究的口味，所以，大家都对它持肯定态度。但从美国的宪法来讲，它颠覆了立国的基本原则，侵犯了州权，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看一看美国城市史、美国劳工运动史、美国教育史、美国福利史，你就会有这样的认识，州政府被排斥在政府政策的决策之外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第二个是民权法，包括1964年《民权法》、1965年《民权法》、1967年《民权法》和1968年《民权法》。大家可能对1967年《民权法》不大熟悉，它是针对老年人的，禁止在就业市场等所有公共场所对老年人的歧视，64年民权法是所有公共场所禁止种族歧视，65年民权法禁止政治选举中的种族和性别歧视，68年民权法禁止在租赁和出售住房市场上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四项民权法突破了历史。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拿美国建国以后到1930年前，这一百四十多年相比的话，它打破了那个时代固有的社会等级体制。因此，在1964年和1965年《民权法》颁布以后，南部白人上层终止了对民主党的支持，投奔了共和党。那么1963~1968年的美国城市骚乱颠覆了美国的社会秩序，第一次出现了黑人强调“黑人权力”的问题，黑人暴力随之泛滥，这个事情对白人的价值观念冲击很大。

那么紧接着就是追求平等的肯定性行动，侵害了白人精英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我们知道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家福利的扩张，加剧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导致了税收的暴涨，而税收的暴涨就侵犯了上层，包括中产阶级的个人权利特别是其财产权，因为政府把富人的财产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纳入福利中进行二次分配，资助穷人。而60年代的“福利”(welfare)是一种救济性的福利，救济性福利滋生了美国社会上对福利的懒惰性依赖。在建国时期，包括托马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都非常反感这种依赖。社会的依赖会滋长腐败，腐败会侵害自由民主制度的根基，因为当一个人经济上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其政治观点也就失去了独立性，容易产生奴性。这对白人而言，从新教伦理上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其他运动，如民权运动、性解放、同性恋、堕胎、嬉皮士、学生反叛运动等等，又挑战了精英阶层的传统的宗教伦理观念。这些问题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因为时间不够。

第四个是民族多元化挑战了白人盎格鲁新教徒文化的(WASP)观念。大家知道，因为历史上，美国不断接受外来移民，外来移民不断地增多，使建国时期那种以央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白人同质性社会，慢慢地转化成一种多元文化社会，尤其是亚洲裔和拉丁美洲移民的增多，与黑人一起，加强了美国社会的民族多元化。这就意味着美国“熔炉”理论彻底失败。一会儿我讲移民的时候还要讲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看到的哈耶克、拉 塞尔·柯克( Russell Kirk)、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施特劳斯。这几位都是国内研究保守主义的成果中提到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我就不解释了。其实，这些人都是当时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来表达一种反对性的观点，是在思想和理论上储备力量。大家需要关注的是60年代有两个人，一个是戈德华特，一个是里根。戈德华特是我们国内研究保守主义中经常关注的人物，他出生于亚利桑那州，他是白人，家里早期主要依靠开连锁店维生，通过自己的经营进入中产阶级阶层。恰好是在1964年《民权法》颁布的时候，他作为西部人，在1964年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他竞选失败，但却赢得了南部和西部保守主义势力的支持。他认为，1964年民权法会导致美国“自由 社会的崩溃”。他竞选总统意味着南部和西部的白人精英组成的保守主义力量联合，这个来讲非常重要。也是在这个时候，里根作为一个演员，戴着一顶牛仔帽。大家知道牛仔这个形象是19世纪美国西部地区的一种文化，其中彰显的是一种典型的rugged individualism的形象，他在1966年赢得了加州州长的选举。罗纳德•里根在当加州州长的时候相对比较含蓄些，还没有怎么抛头露面。到1986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则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保守主义的政策。

当代美国社会保守化的历史，不能不说说尼克松。尼克松在1969年年初上台的时候，提出了“新联邦主义”，要还权于州，实行分税制。他在很多方面想削弱新政的这种模式，并在联邦税收、财政预算和“城市更新计划”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削弱新政治理模式的措施。但是尼克松，包括后来的福特，还有卡特时期，美国经济陷入经济危机频发的过程。这十年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均处于这种逆境时期。比方说，1970-1971年和1973-1975年两次爆发经济危机，1978年以后反弹，1981～1982年还有一次经济萧条，因此，美国经济处于长期“滞胀”的时期。因为通货膨胀非常迅速，削弱或者是抵消了国民经济增长，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尼克松要废除新政模式，但经济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继承新政的一些模式，继续实施以工代赈性质的公共就业计划，结果还权于州并未彻底实现。卡特政府在这个时期又继承了尼克松的就业和职业教育政策。追求男女平等的平权运动也宣告失败，《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自1972年提出后，尽管各州投票的最后日期被延期一次，但是到1982年，各州表决结果是35个州支持，距离获得通过的38票还差3票，结果没有达到2/3州的批准要求。而在投反对票的15个州里面，绝大部分是南部州，其次是西部州。尽管说70年代出现保守主义的回潮，但是经济形势的恶化使美国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新政模式的某些特征。

1981年里根上台后到1982年，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的社会失业率高达10.4%，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尤其是战后时期比较高的年份。里根在经济理论上，吸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理论，同时又通过削减税收，让利润和收入保留在个人手里，让企业和个人为自己的利润去加大投资，通过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要供给方的资本充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就能跟得上。我当时我记得我跟美国学者聊天的时候，他画了个曲线，就是说税收下降，经济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那么就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的这一招在80年的经济里面还是很管用，到1985～86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整体上处于相对好转的态势，几乎要走出滞胀的困局了。

但是里根的影响在哪里呢?

里根政府时期，在尼克松和卡特政府的基础上，在就业，福利、城市改造，教育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州政府的作用。它对60年代福利削减的力度是很大的，因为我看过里根的讲话，他以嘲笑的口气说：“民主党宣布向贫困开战，但是贫困赢了!”(“Democrats declared war on poverty but poverty wins”)。他觉着民主党那一套行不通，所以就大幅削减与福利相关的财政支出。例如，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年度支出额度，在1980-1988年被削减了1.4倍，占联邦财政支出的比例从7%下降到1%;停止联邦资助的“城市社区开发综合援助项目”，对各地城市的援助从318项减少到11项;1981-1992年，住房补贴削减82%。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减少66%，失业和就业培训补助减少63%、社区服务一揽子计划经费被削减43%，中心城市贫困人口从15.7%增至22%。里根政府政策的逻辑就是强调工作福利，要求国民自力更生，这种思想体现在1987年《无家可归法》，1988年《防止饥饿法》和1988年《家庭支持法》等立法中，其传递的信息，就是通过强调工作福利的原则来减少政府干预特别是削减联邦福利支出。

里根的逻辑是什么呢?当联邦政府还权于州的时候，连社会救济的责任也一起交给了地方;当他赋予个人更多的自由的时候，也将个人的福利，个人谋生的手段，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也都需要靠自己解决。这种还权于民，还责任于民，就是里根模式。

里根的影响在哪里呢?削减税，税收，抑制福利，并发挥州政府和私有企业的作用的做法，里根政府时期确定这种联邦州与地方的梯级层次管理模式，基本上在里根时期就稳定下来了。所以，审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里根时期就是一个转折点。

克林顿和奥巴马两届政府这段时间我讲的简单一点，尤其是克林顿。克林顿有两个事情对他来讲非常好，一个就是90年代的这种信息革命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很大。到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降到4%以下，这也是60年代约翰逊时期以来最好的时期。第二个优势在哪里呢?就是里根时期拖垮了苏联，苏东剧变以后，这个意识形态冷战结束了，它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90年代美国发动了几次对外战争，消耗了不少资源。克林顿自己在内政方面，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去恢复新政模式，但是，尤其是在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终结了1954年以来，众议院长期被民主党把持的局面。共和党人金里奇提出了“与美利坚的契约”，主张放松对经济、环境、劳工权利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严格管理，废除联邦规制和福利国家政策，把权力归还给州政府和私人市场，这些思想主张被称为“金里奇革命”。在共和党人的阻挠下，美国政府在1995-1996年两党因预算争议而被关门停摆。所以，在共和党强烈逼迫下，克林顿只好走了第三条道路，就是既与60年代那种新政时期的民主党理念有所区别，还不完全是共和党执政理念，而是融合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模式。他在城市开发、劳工福利培训和教育方面的理念体现在诸如1996年《捍卫婚姻法》、《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1998年的《劳工投资法》，这些立法都是与共和党达成的妥协。在这些立法的实施中，既能看到民主党的影子，也能看到共和党的影子。联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名义上的监督作用，而真正的发挥职权的执法的机构是州政府。1996年克林顿第二届执政开始的时候说，“大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结束我们所熟知的福利”，对联邦政府资助低收入者住房计划不以为然。所以，共和党在克林顿时期的这种强烈抵制，使得“新政”在90年代未能再出现。小布什重点放在了对外的反恐战争，但是他的这几个原则大家注意。四条原则就能看出很强的这种保守主义，但是里面的由于吸收了“新政”的这种民主党自由主义的这种模式，比方说贵族式的统治，精英政治，比方说大政府主义这个来讲是有民主党的思维的成分。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就是道德帝国主义，积极发动反恐战争。这个我就不讲了。

巴拉克·奥巴马是2008年美国遭受经济危机之后入住白宫的，他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敦促国会颁布了三百多部立法，想通过强力干预来尽快的摆脱这种困境，但是他的措施非常有限。到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民众对他的信任度比较低，不太满意。

大家需要关注的是2009年 的茶党运动。这里面的有一本书，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名称是Tea Par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onservatism。它是2016年出的一本新书。我们知道，“茶党”取名于美国革命时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些爱国志士抗议英国的殖民压迫，将英国商人的茶叶倾入大海。而眼前本书的作者借用tea party也要表明一种爱国主义，但是这里面的人物构成主要是上层为主，中产阶级居多，包括一部分白人劳工，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反对奥巴马医改，倡导有限的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增税，要求降低福利，当然也反对全球化，反对外来移民。他们说奥巴马是外国人，不是美国人，是个伊斯兰教徒，要颠覆美国国家的政治制度等等。“茶党运动”是一种空前的白人民族主义的崛起，也是保守主义的一个侧面的写照。这样一种社会性的大规模运动，在20世纪是很少见的，在美国历史上也都非常少见。

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细说了，应该说特朗普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保守主义的一种极致，甚至都可以用登峰造极这个程度去说。我的意思说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不敢说是绝后的。他在社会管理方面，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是废除多年来对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法规和制度，英文叫做deregulation，意思是去除规章制度，大规模的废除了以前历届政府对税收、联邦开支、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能源和气候变化、枪支管控、网络管理、投资和贸易、金融、 劳工权益、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政策规制。2016年宣誓就职后一周内撤销了 24 项刊登在《联邦纪事》 上的重要规章，推迟了 250 项其他规制的生效时间，在就 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取消了 67 部法规 ，取消或推迟了 1500多项条例的行动。 他要要把市场从政府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当然，在妇女方面，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力争让妇女有更多就业机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经济也表现不错。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在美国爆发时，美国失业率非常低，在4%以下，经济增长喜人。但是，疫情期间，特朗普他自己没有让美国的民众满意，所以，在竞选中失败了。

还需要提及的是，特朗普在联合国也好，在美国国会也好，在别的公共场所也好，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他在移民方面，也颁布了十几条措施限制并排斥移民，也是历届总统中最多的。

现在，当我们回头要总结一下，从“新政”以来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保守主义吸纳了新政中的某种模式，同时，1990年之后的民主党也不得不去吸收新保守主义思想里面的一些成分。所以，现在与20世纪60年代那样相比，它既不像是那个时候的民主党奉行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像是以前那种传统的保守主义。所以当代的保守主义学者曼斯菲尔德说：“我反对另类右翼的保守主义观点。我认为保守主义应该把自己理解为一 种自由主义，一种更好、更精良( sophisticated) 的自由主义，就像我们在《联邦 党人文集》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保守派应该继续支持由被统治者经同意而建立的政府，支持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保守派应该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捍卫自由主义，反对那些今天被称为“自由派”的人。……如果放弃了自由的理念，他们将如何捍卫自由?”他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来捍卫自由主义，反对那些今天被称为“自由派”的人。如果放弃了自由的理念，那么如何捍卫自由呢?他的意思是说保守主义者要吸纳自由主义里面的一些成分，但是还要坚守这种保守主义所应有的这种理念。

二.“山巅之城”的理想与民族多元化的挑战

大家都知道，在殖民地时代，驶往北美殖民地的“五月花号”船上，清教徒移民要建立“山巅之城”，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当时，殖民地开发需要人力资源，所以，他们首先吸引的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其次是荷兰人，德意志人，爱尔兰和法国的新教徒。因为殖民地是作为私人财产开发的。作为一种财产来开发的话，彼此都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吞并，这个“别人”，不管是当时的荷兰也好，还是西班牙还是法国，也担心相邻的英国的其他殖民地，所以他们不断吸引移民。整个殖民地时代，就彰显出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欢迎移民，但是对外族移民不放心，担心自己的主导地位被侵蚀。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立国时期的美国的宪法对待外来移民还是很宽松的。外籍人获得七年的公民资格，就可以竞选众议员;获得美国公民资格九年以后就可以竞选参议员。在建国时期，这样的选民资格还是非常开明的，标准非常低的，因为在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开放的国策。但是，就是在美国革命时期，殖民地时代曾经因为对这个新教，对天主教的憎恨一度达到了激烈的程度，但是在美国革命时期有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所以革命时期信奉新教的英吉利裔对天主教徒的排斥情绪有所减弱。在建国时期，美国的开国元勋都希望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体同质性社会，外来移民必须向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靠拢，学界将其成为“盎格鲁归同”(Anglo conformity)论。含义是美利坚民族应该是一个融为一体的民族，说着相同的语言，信仰相同的宗教，服从统一的政府原则，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其实托马斯•杰佛逊也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再看约翰•昆西•亚当斯，他认为，外来移民到美国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到美国必须得放弃欧洲那种面孔，革新洗面，脱胎换骨，否则就不要在美国生活。

当然这里面我再提一下，这个时候同化外来移民的“熔炉论”思想也出现。1783年法国移民，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克尔提出“大融合”思想，我自己看了些材料，我觉着克雷夫克尔提出的一种带有浪漫主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至少我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的能证明他观点的证据。至于他是怎么样想出这样东西还有待考证。不过，就是他的这种理想来讲，从此就被认为是埋下了“熔炉理论”的种子，到19世纪经过美国学界的提炼，熔炉理论就慢慢形成了。从建国以后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于西北欧国家，都是白人，信奉基督教。具有日耳曼裔的种族血统，是广义上的日耳曼人的后代，所以，尽管是有排斥，但不是那么激烈。那么转折点在哪里呢?

真正打破美国建国时期这种文化的转折点是亚洲移民特别是华人的到来。华人的到来打破了美国的族群结构限于黑人和欧洲白人的历史。然而，从1882年开始，美国颁布了《排华法》，后来美国人又排斥东南欧移民，试图建设一道防火墙，来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及其文化的纯洁性，防止非西北欧族裔对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侵蚀。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HOW THE SOUTH WON THE CIVIL WAR这本书里面的观点，就是说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白人的种族等级观念又被移植到西部，通过建立这种等级观念，不能让有色种族群体来踏入白人文化圈子，那么后来，包括一战前的100%的美国化运动都是在维护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文化。

一战时期，美国哈佛大学犹太学者霍雷斯•卡伦提出了民族多元论，1924年柴菲尔德出版了《熔炉错误》一书，意思是什么呢?少数民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可能同化入美国社会，这本书的局限就是没有看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只是把眼光放在了第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到60年代。大家注意我刚才讲了60年代的民权运动里面有亚洲裔，有黑人，有印第安人，有西班牙人或者叫拉丁裔等等。当这些少数民族群体要求追求平等时，就冲击了白人的种族等级的自由价值观。大家注意，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社会的主题词首先是自由，平等处于次要的位置上。当60年代的“平等”超越“自由”成为国家政策目标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政策的变化。少数民族民权益被承认，意味着集体权益开始被肯定，它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提出了挑战。1965年的《移民法》废除了限额制度中的种族歧视制度，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进入美国打开了大门，这两个地区也成为1965年以后到现在美国外来移民的来源地。欧洲移民，因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二战后的经济重建等等，移民到美国的人越来越少，到20世纪末期，欧洲移民占每年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56%下降到2000年以后的10%以下。由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到美国后的生育率提高，加快了白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下降速度。大家注意，有色种族移民的增多，不仅仅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而且在美国的民族血缘结构上来讲，对白人构成了更大威胁。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其名称叫“唯英语运动”(English only)。到这时候，双语教育已实施了十几年，在美国很多地方受到挑战。大家注意，60年代以后的双语教育，比方说和加拿大比较，加拿大的双语教育本身就是从民族多元化的出发点去考虑的，所以它没有硬性的考核指标，没有硬性的政策性的目标。但是，美国的双语教育是希望通过双语教育做一个渠道，然后让移民同化入美国社会里面，向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去靠拢。所以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规定这一个班的学生里，比方说有30个学生，那么会英语的不能超过50%，不超过15人，那么另外15个人必须是不会英语的。这样的班组成后，它实施的结果就是原来在入班之前，学生的英语还挺不错，等到这个班结束以后呢，那些非英语比方说拉丁裔或者其他族裔，他们的英语没学好，民族语言也没学好，然后，那些入班以前英语很好的学生，不仅英语没学好，非英语也没学好，所以，不少地方的双语教育计划受到了很多家庭，很多社区和教会人士的谴责。在这种背景下，非为英语运动在80年代就诞生了，要求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中，包括高速公路上的路标，地图，政府文件等等方方面面，必须使用英语，政府用这种双语教育就是浪费资金和时间，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从长远来讲是没有办法达到标准。所以2001年双语教育，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肯定性行动一样，也寿终正寝。

的的确确，当时美国人看到了一种挑战，就是到90年代的，包括到2000年以后，移民在家庭里面，私下场合，非公共场合里面不讲英语现象非常普遍。美国的一些白人，尤其是精英人士比较反感。这里，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学者叫汤姆森(Irene Taviss Thomson)，他提出了两个东西，把这个问题讲得很透。他说在20世纪90年代被调查的38篇论文里面有27篇论文，主要是批判指责多元文化主义，不管美国是个“大熔炉”，还是以新教白人为主题的文化，它毕竟是由个人组成的，并且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但是这个价值观受到以集体权利为基础，多元文化的挑战，因为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历史上他们的权利被剥夺是以集体的形式来体现的，所以恢复权利的时候也是以集体的权利，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力博弈的关系。在很多白人精英看来，多元文化预示着美国将从一个个人自愿性的协会族群，转向了一个由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人口组成的联盟。它对个人主义的挑战，使得一些把美国学者多元文化视为美国国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美国不再是自由理论以前的所强调的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群体权利。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如果要顾个人权利，可能集体权益会受到伤害，如果关照少数族裔群体的权利，个人权利也会受到侵害。两者之间怎样保持平衡，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90年代美国学术界也好，思想界也好，都在不同的角度，认为美国存在分裂。

施莱辛格撰写的《美国的分裂》这本书，重点说的是黑人，其中有这样一种顾虑，他担心美国这种共同的概念，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共同文化的社会传统与格局受到破坏，他的思想里流露出一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同样，亨廷顿的《我们是谁》这本书的核心是说，1965年以后入境的外来移民，不像二战之前的外来移民认同美国的文化。亨廷顿的意思是说，这些移民没有良心，他们吃着美国，享受在美国的自由权利，然后用美国的资源去帮助自己的母国，在民族情感和心理上认同自己的祖国，而不认同美国。当这些群体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的时候，美国开国元勋制定的那些基本原则将会被抛弃。那么再往前想，美国的制度是不是也会面临着危险，这是他释放的一种信号：即美国的种族与文化陷入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这里还有几本书，基本上都和亨廷顿的调子是一样的。

例如，英国移民Peter Brimelow 在其Alien Nation(1995)中，对1965年之后的美国移民政策提出批判，认为共同的文化规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美国人共同的身份认同。为防止改变国家种族构成和核心文化，政府应该限制移民。The Death of the West (2001), 认为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美国正在走向灭亡，原因在于西方人出生率日渐走低，而亚非拉人口却在爆炸式增长。State of Emergency (2006)认为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给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危机。Suicide of a Superpower (2011)认为盎格鲁白人清教徒(WASP)文化式微、白人成为少数族裔的趋势以及过分追求多元化和平等化，将会导致美国走向分裂和终结。

总之，这些书的观点是：美国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威胁”，如果不限制移民，美国将面临覆灭的危险 。“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海啸”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尤其是墨西哥人威胁最大，对美国没有忠诚，生育率高，这种现象已经在迈阿密、洛杉矶、火奴鲁鲁、旧金山和首都华盛顿开始。白人已经或正在变成少数民族。

必须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社会的气氛，尤其是从白人种族、血缘、基因、文化、政治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看，似乎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有点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优生学运动时期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命运的担心。另外呢，就是驱逐外籍人的高潮。在“911事件”后，尤其是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对国土安全部，移民局、海关局、公民规划局、海关等机构进行调整，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此后每年被驱逐的外籍人数不断增长。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去研究。美国人在抓捕境内的外籍人之后，未通过司法程序就将其驱逐出境，2001到2010年这十年间被驱逐的人数在美国历史上达到一个高潮。

再从地方来看，1994年加州的187号提案，这个提案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要禁止非法移民享受美国的福利，尤其是被赦免的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家族的福利。我曾花了几个月时间看这方面的资料，加州关于移民究竟是不是给加州经济增添了负担，还是给加州经济做出了贡献，里面的争论非常激烈。当时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加州状告联邦政府要求给加州赔偿，因为1986年联邦政府在赦免非法移民以后，有160万非法移民居住在加州，他们转化成合法移民以后，就有权利享受很多福利，相关财政支出则由加州承担，所以加州有点儿不大乐意了。

此外，从美国皮尤民调中心的调查结果看，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测算流露出这种犹豫，就是白人种族的人口数量逐年萎缩，有色种族移民不仅多，而且他们到美国以后的生育率还很高。这种双重的增长必然会加快白人少数民族人口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讲西班牙语的国家的移民，已经过了一个高峰，因为拉丁美洲地区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都是人口小国，真正的人口大国都在亚洲的，比方说中国，印度，日本，印尼等等，上亿人口的国家比较多。所以，让美国人感到恐惧的移民来潮主要是来自亚洲。在美国的亚洲移民，到美国后的人口生育和比例将从2015年的26%上升到38%，潜台词就是说有朝一日亚洲裔将会成为美国的外来移民和美国多元民族群里面一个最主要的族群。

尽管说亚洲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格局变化很大，但是亚洲裔参政状况，包括外国人出生到美国以后的参政的状况，都受到限制。例如，从美国国会议员的出身背景看，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外来移民及其在美国生育的子女里担任两院议员的数量有68人，占两院国会议员的13%，欧洲裔占32%，拉美裔占40%。大家注意，这些拉美裔里面还有一些是白人，有色种族人数很少。什么意思呢?欧洲裔加上拉美裔白人，他们在这68人中占多数，来自加拿大，中东和南部非洲地区移民及其后裔占9%。从这些数据看，亚洲裔的比例是很低的。此外，少数族裔在国会议员中的比例明显的要低于外来移民人口在美国人口的比重。外国出生的移民议员占美国第116届国会两院议员的3%，而当下外来移民占美国人口的13.5%，这个比例是差距比较大的。我们可以与1789~1791年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构成进行比较，当时外国出生的议员占10%，1887年~1889年第五届国会中占8%。两个数字都高于当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的移民主要白人，只有自由白人才能获得美国的公民资格并参加竞选议员。不过，1887-1889年，亚洲和东南区的有色种族的移民开始慢慢增多，但人口主体还是白人。所以，外国出生的议员基本上能够接近外来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说当下美国的国内的政治上来讲还是很保守的，对有色种族的外来移民有一种限制。

再看异族通婚。异族通婚，亚洲裔是比较高的，达到29%。西班牙语裔是27%，黑人是18%，白人最低，仅为11%。亚洲裔通婚不仅是亚洲裔自己内部，比方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和韩国人，也有亚洲裔和白人以及黑人，或者是亚洲裔和西班牙裔的通婚。白人的异族通婚，主要是和亚洲裔和西班牙裔，与黑人的比例极低。为什么要用这个来看呢?1967年美国异族的通婚是3%，到现在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增长点主要不是白人，而是在这些非白人群体中。所以，到现在为止，白人还是比较谨慎的，这种族群血统的保护意识是非常强的。这是关于移民方面的挑战，美国和1880年之前将近百年的美国社会相比，已经是彻底颠覆了。美国白人内心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又因为美国奉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而陷入困境中。想限制但又限制不了，既要维护白人的同质性社会，但又实现不了，白人陷入两难境地之中。

三.美国社会的隔离和两极化

美国社会的隔离和两极化，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最近四五年，我在看美国的社会，一直想给自己一个交代，美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我自己的理解是，“隔离”是美国白人捍卫自己权益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早期白人驱离印第安人，实施黑人奴隶制度，到19世纪末期的黑人法典和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中确立的“分离但平等”原则，目的都是在制度上、空间上、社会交往、资源攫取等方面，限制有色种族、妇女和下层社会的机会。对于白人特别是精英阶层而言，隔离制度是他们捍卫自己自由权利和幸福的一道防火墙。我把这个概念提出了，如果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讨论。

多年来，美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由黑人的隔离问题上，而将奴隶制度和印第安人没有囊括在隔离概念的解释之内。但是，Nicholas Guyatt(2016)在《Bind Us Apart》一书中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讲“仁爱”是19世纪美国白人精英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移居海外)采取的隔离的主因。而美国社会的隔离就是在这个时候创造的。这种观点没有将19世纪中期之前和殖民地时代以来到19世纪中期之前的奴隶制度纳入隔离概念的解释中，值得思考和讨论。但是，它关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白人将印第安人从东部迁移到西部这一历史过程纳入隔离概念的解释中，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在19世纪兴起的废奴运动的过程中，出现benevolent这个词，意思是仁慈，或者仁爱。从这个角度讲，要将印第安人和黑人隔开，那么黑人被隔离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将他们迁移到海外去。我自己在研究美国保守主义及其精英政治的过程中，我觉着隔离(segregation)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可以将其贯穿于美国历史去解释。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后，种族隔离制度在全国层面合法化了。到20世纪60年代，隔离的指数仍然很高，达到86.2，南部城市的平均隔离指数是90.2，东北部地区为79.2，北方地区为87.7，西部为79.3，南部地区最严重。南部人口的主体，特别是白人人口的主体主要是早期的英格兰人后裔。他们过去信奉英国国教安立甘教。19世纪上半期，来自德意志和北欧国家的移民，从大西洋经过加勒比海沿密西西比河定居，少数人迁移到了芝加哥。总体上，19世纪上期迁入南部移民不是很多，但是这些人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白人的主体，其生活方式相对比较保守。所以，60年的民权运动颠覆了他们的社会等级体制、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我们研究隔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放到具体的空间之内，脱离了空间成了抽象的概念，不大容易理解。在21世纪60年代之前，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里面，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从此以后一直到1970年，人口实现了郊区化;1980年，美国的制造业实现了郊区化，到1990年，服务业实现了郊区化。在郊区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隔离”，这种“大隔离”就是由以前的在同一座城市、一个共同体内不同街区的隔离，演化为郊区化之后呈现的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隔离。郊区都是以城市的载体出现的，它与城市之间的隔离，就是不同城市之间的隔离，不同的行政共同体之间的隔离。郊区化不仅意味着中心城市的白人上层和中产阶级人口数量的流失，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和经济资源流向郊区，包括金融，经济，教育，就业机会，政治决策、选民、道德典范等竞争资源，所有资源都随着白人上层社会、大企业的迁出，从中心城市流失了。这种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一种社会大格局的出现;到70年代以后，地理空间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资源出现了“大隔离”。所以，在60年代末期美国民事动员委员会报告指出，美国变成了一个国家，两个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这是调查1967年底特律的种族骚乱所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不完全准确，因为这时候的美国已经不是两个社会，因为除了黑人，还有印第安部落，还有拉丁裔，西班牙裔，以及亚洲裔等等，是一个多重性的隔离的社会。

不过，70年代以后，黑白种族之间的隔离指数下降，从1970年的80下降到2010年的55，几乎与1910年的水平相当。黑人与非黑人之间的“孤立指数”是30，接近1920年的水平，是百年来最低的。黑白种族隔离的下降，一方面是黑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迁到郊区去。第二个方面是大批黑人在1970年以后向南迁移。特别是战后阳光带地区经济的崛起吸引了不少黑人回迁。第三个因素是1965年以后的外来移民。很多移民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房子，只好进入中心城市租房，所以冲淡了中心城市的黑白种族隔离。至此，种族隔离的格局没有变化，但是其结构却更加复杂，多样性的特点更加突出。

另一个现象就是阶级隔离的现象日益凸显。阶级隔离在90年代已经呈现了，所有族群的贫困人口在中心城市和郊区都有。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青年学者罗伯特通过对各地城市隔都居民的构成分析后认为，各族群众都有被隔离的现象。“城市中心的族裔多样性比通常认识到的更加多样化”。在80年代底层阶级人口中，英国裔占17%，非洲裔黑人占20%，德国裔、法国裔、爱尔兰裔、挪威裔和瑞典裔等西北欧裔占21%，东南欧裔占9%，盎格鲁美国人占7%，其他非白人占4%，其他白人占3%，其他西班牙裔占4%、墨西哥裔占5%、亚洲裔占1%。其余为身份不详者。当然，阶级隔离不仅在城市出现，农村也出现，不仅黑白之间出现，白人上层和下层，黑人上层和下层之间也都存在。所以说，阶级隔离在加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种族隔离不存在，而是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交叉。

隔离的根源有多种多样，既有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比方说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福利国家的扩张，引起了美国资本家阶级的恐惧”。特权阶级“发起一场具体的、大规模的 “阶级总体战”的动员：他们组成游说集团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减税。尤其是国会游说集团从60年代末期开始，到世纪之末，不断增多。同时，政府在改造中心城市方面无所作为，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包括到现在，联邦、州、地方政府都在推动着这种种族隔离。《法律的颜色》这本书，从联邦行政、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论证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在维护种族和阶级隔离。2008年，美国 “公平住房与平等机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波士顿、亚特兰大这几个城市考察完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美国的住房与借贷市场上，歧视性行为继续制造程度不同的居住隔离……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其他联邦部门不是在与隔离战斗，而是通过其住房、借贷和税收计划的管理推进隔离。……1968年公平住房法生效后，高水平的居住隔离已经根深蒂固。然而，该法律作为一项遏止歧视，消除隔离的工具，却未能实现自己的使命”。

再看分区制(zoning)。我每次要讲隔离问题的时候都要讲分区制，分区制对地方性隔离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房地产建设的基本要求构成了隔离的主因之一。它要求房地产开发方面，把房子面积弄的大一点，房前房后的草坪面积规格很高，然后通过这种住房的价格来淘汰下层穷人。它规定一座宅基地的最小面积是0.5英亩，有些地方要求3~5英亩。一英亩等于我们中国人的六亩土地，如果说是五英亩，按最大值算等于 30亩地。30亩地上只有一个家庭房子。如果按三英亩算的话是，18亩地上有一座房子，住着一个家庭，这个面积之大，非常奢侈。我们很多人可能去过美国，尤其是到这个中心城市之外，你看到非常漂亮，家庭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大，这些都是分区制的产物。它一个本质说明，在地方和基层，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富人，通过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来排斥下层社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分区制之下的隔离是不同阶层的民主与自由博弈的结果，目的是保护白人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我总在想这个美国学者Joe Soss和Lawrence Jacobs在2003年提出，当代美国社会越来越像19世纪的“镀金时代”。镀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国家治理的自由放任。

再看看桑德伯格的《我们的革命》这本书，国内刚有了翻译，他阐述了自己参加总统选举后所看到的现象，表明他对美国社会的不满，想通过一种革命来颠覆这种现象，但他每一次都失败，尤其是包括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竞选总统，连候选人提名都没有通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参议员，众议员，众议院州长选举还是立法通过，董事会等等，都是富人决定的。美国是一个精英政治，尤其是在1970年以后，这种新自由主义日盛，联邦政府不干预，似乎回到了20世纪之前那种状况，上层社会的自由权利得到了极大彰显，出现了社会财富两极化。

这里有简单的一组数据，基本上把19世纪~20世纪美国财富两极化的状况勾勒出来。1800-1850年的新英格兰、大西洋沿岸中部州以及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最富有家庭持有的人均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的60%。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趋势在1850-1870年明显加剧。1860年1%的人口占有美国3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73%的财富。 1860年，全美共有41名百万富翁，1922年增至5904人。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美国家庭财富的30%，尽管其在30年代到40年代有所缩水，但是，到50年代增长到35%以上。1947-1973年，美国最富有的20%的人群的年收入增长了85%，广义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前60%的人群)增长了近100%，低收入者(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的收入增长了117%。

大家来看下面的数据，我就不一行一行地念了。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这20年变化很大。2000年美国有51个亿万富翁，资产净值是4800亿美元， 2017年，美国的亿万富翁超过540个人，总资产值超过2.4万亿美元。当今最富的美国人，掌握了全美财富的90%，甚至像沃尔玛总裁的家族资产在美国国民财富中的比例超过15%，非常可怕。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社会的分裂，首先是贫富的分裂。也就是说，有了前期的新罗斯福新政干预模式的前车之鉴，白人上层社会绝对不会愿意再出现这种现象。这种保守主义的抵制，使得美国政府很难解决社会两极化问题带来的若干问题。中心城市，尤其是从1970年以后，不仅贫困率加剧，而且贫民区的地理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像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区，隔都(Ghetto)面积已经达到了3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座小城市，中心城市的退化和破败的现象还在加剧。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拜登要上任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底层阶级在60年代以前是个别现象，包括在19世纪末像杜波伊斯著作里面都提到。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一个社会现象，则是在1970年以后的事情。当然,这个底层阶级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James Wilson在80年代提出的，到现在成为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物，这是美国社会保守化的产物之一。

再看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按照正常来讲就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包括下层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它的整体流动性最低能达到20%，比方说中产阶级20%可以进入上层社会，劳工阶层里面也有20%，有时候不到20%。社会流动既可以是有机会向社会上层去流动，也可以是向下曾流动。从1970年以后，下层社会的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材料，从2000年以后，美国整体的社会流动性从working class和middle class向社会顶层流动的概率是9%，不到10%。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就是与欧洲国家，比方说加拿大和英国，德国去比较，美国流动性是最低的。美国人过去很自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就是这里面蕴藏着一个“美国梦“，现在，通往美国梦的道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已经被堵死了。

四.个人主义的释放与压抑

最后，再讲讲个人主义的问题。我以前在不同场合讲过美国的个人主义，但是我在仔细地琢磨，当我们把个人主义放在美国宪政体制的基本原则中来讲，就能看到，个人主义是美国政体里面的核心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东西。美国的自由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国家，它跟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自由不一样。美国是一个以捍卫个人财产、自由与权利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它的根基在于《独立宣言》和联邦与各州的宪法中。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都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在其余16条修正案中，有8条与个人权利相关。那么可以想象，建国时期的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这说明它一方面是受启蒙思想家那种个人权利思想的影响，也受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国富论》是当时针对重商主义去构建他的思想的。李剑鸣老师和他的学生对建国时期美国的政治体制研究的很多，有好几篇文章都提到了，开国元勋有着清醒的认识，人是有差别的，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人的差别，包括社会背景、天赋、能力、努力程度等，就产生了贫富和阶级差异。所以我引用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里面的话：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的。麦迪逊说过一句话，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财产，同样是为了保护人，所以要选举的时候首先把有产者选入政府里面去。政府将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作为政府自由的目标，表明美国的宪法和立法为个人主义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一个很合理的土壤。我再强调一遍，就说建国的原则，这些重大的法律文献是个人主义滋长的土壤。当然麦迪逊他们也知道了。他说，党争是一些公民因为利益的纷争而形成的，利益使人有了党派之分。人有派别是因为人的价值观，某种利益或者宗教信仰或者生活方式，而组成若干个社团和党派。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社会的各种群体冲突的时候，其实都是由若干个个人因为在种族、政府干预、税收、减税、外来移民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的共同纽带所形成的一种社群，这样一来，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个人权利是我们研究美国社会中一个核心的元素。

再看看法国贵族学者托克维尔。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里面提到了个人主义，他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美国的个人主义问题的人。而且把人恶的一面描述的非常的充分。他关于个人主义的描述，在19世纪后期就表现得非常充分。

个人主义在19世纪一直到新政之前，是美国社会崇尚的自由主义原则中的核心元素。我这有一个例子，19世纪30年代《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强调了从进化与普世的角度指出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认为文明“就是从野蛮时代的个人主义状态中向一种被提升了的、具有道德和精炼了的个人主义的进步……文明最后的秩序就是民主制度，……其中个人主义的权利、自由、智力和道德的增长，都应该成为所有社会限制措施和法律的最高目标。”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对自我的强烈自信，或者是对自我作用和资源依赖的加强，”以及“我们每个公民为财富和独特的生活的奋斗，以及对他人荣誉的蔑视”，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展示。到内战结束时，“个人主义已经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获得重要的一席之地……那些批评美国社会的人，……常常都是以个人主义的名义批评的。”在美国内战后的自由放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个人主义成为“国民认同的一种象征”。它为美利坚民族提供了一种个性态度、行为模式以及雄心壮志的理性思想，表达了一种能够反映国民意识的普世主义和理想主义。

到内战时期，尽管说内战通过国家利益碾压了奴隶主作为个人的权利，但是，奴隶制度绝对不能再继续生存，为了国家利益去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是必要的。但是在内战之后，达尔文主义肆虐的情况下，个人主义成为一种国民认同的一种象征，而且19世纪末期，不管是实用主义也好，还是自由主义也好，还是联邦的自由放任也好，种族主义也好，扩张也好等等，个人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和社会维度。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因为价值，政党认同，经济利益，宗教方式，人们在镀金时代被“社群化”，叫做association。我在以前研究中很惊讶的发现，当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美国人都要通过成立各种协会、各种组织来保护自己，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联邦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时候，包括美国的城市警察这种治安制度，治安机制不到位的时候，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联合，组成不同的社群组织来保护自己，所以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社群化”(Association)这个概念成为美国社会基层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对我们了解现当代美国社会也非常有帮助。

在那个时期最突出的就是rugged individualism。“粗野的个人主义”最初指“坚强的、粗狂有力的，充满活力”的个人主义精神。但从19世纪70年代之后，演变为一种 “粗鲁的、不文明的、无礼的，或者是不加修饰的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的独立”， 是指“那些只强调自己权利和他人责任的人”。因为法律不健全，社会美德无法抑制日益增长的个人经济权力。现代工业技术带来了生产的大众化，大众化生产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加速了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并延续了巨型公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托拉斯。所以托拉斯成为一种rugged individualism的代名词，一直到新政之前都是美国社会的众矢之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反托拉斯法。有的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其中有个人主义和白人上层作为集体利益，与个人主义博弈的一种结果。它是为了维护这种社会。当时来讲，有很多都是在倡导这种个人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这种个人的自由主义。

在新政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主义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在30年代罗斯福实施新政的时候，罗斯福新政是摧毁个人主义的时代，认为个人主义将不再成为主宰生活的元素，自由放任的概念中，包含着一种弱肉强食的感觉。当然也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目的就是摧毁个人主义哲学，因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是个人主义处于被毁灭的状态，他制止了经济危机对美国国家的威胁，而且是制止了个人主义，通过严格的控制，才有可能整合文明，不能给个人任何机会。所以，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大家可以想见，需要国家、州政府和社区来帮助大家度过难关，安排就业，所以把个人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光彩的一面都列出来。他们说：“个人主义魔杖一次又一次地颠覆了我们的制度性力量和健康。”谢斯起义、南卡罗来纳否决案、人民主权论、州权、奴隶制度、禁酒运动、大公司垄断，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副产品”。无论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还是支持，其实来讲有一个争论在里面。不管怎么说，罗斯福新政标志着国家强力干预的开始，同时也是美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追求相对平等，把平等摆到了至少和自由同等对待的位置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某些语境下，把平等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超过了对自由的重视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学生运动等，各种运动叠发，推动了少数族裔集体权利和民族多元化的发展。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向贫困开战计划的实施，也加强了福利国家建设的步伐。到60年代末期，美国在追求女性和少数民族平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有的美国学者把这个时代叫做平等主义或者平均主义的时代。如果以这十年作为一个标志来讲，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非常少有的，或者说是仅有的追求平等的一个十年。肯定性行动作为一个具体的追求，平等的这样一种结果，按比例制来实施。到70年代后，争议越来越多，到90年代纷纷的被废除了。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强调平等的计划。随着60年代的结束，60年代大家注意各种少数族裔的运动，既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集体的成分，比方说嬉皮士，同性恋，都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行为，但是从民权的角度和平等的角度来讲，这里面又有集体主义的成分。

7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里根政府的登台，美国对个人主义的关注不断加强，同时，联邦政府卸掉了政府对国民福利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我给你更多权利的时候，我同样把这种你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福利的问题，国家应该解决成的问题的责任都一起交给各州和个人来解决。8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一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一个对物质攫取成为主流的时代。再一个就是自我认同，重新调整自己，尤其是政府的工作福利原则(work welfare)即强调个人自力更生的精神上升到主要位置，从刚才讲80年代的几项立法里面都体现出来了。在9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两极财富分化还不像现在这么重，所以没有引起太大争议。80年代让美国人感觉自豪的是：苏东剧变让美国人感觉到西方冷战和价值观的胜利，也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胜利，所以传统的个人价值观复兴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有的学者进行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集体主义的关心开始下降，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在不断上升。比方说在70年代~80年代末期，关于“乐于助人”和“关注自己”两者的比例，出现了一种倒退现象，两者的位置也发生置换，多数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帮助别人。对于这样的结果，调查者的结论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脆弱平衡作为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变成我们国家安逸中……的一个麻烦”。人们对自身需求和欲望的关注，“正在瓦解我们文化中……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正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对个人自由的高度关注让人们很难关注他人的需求”。在70年代~80年代的四次调查中，75%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表达，不论命运如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1990年对欧美16个国家的调查中，在“个人自由优先于平等”，“穷人对自己负责”，“鼓励个人创造就业岗位”，“不喜欢集体工作”等问题的回答中，美国均高居第一位。

随着对个人主义关注的程度提高，美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变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这种辩论，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个高潮。美国学者巴洛( Aaron Barlow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总结，我觉得很到位。他的某些分析又和托克维尔里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种个人主义走向极致以后，那种恶性的东西暴露无遗。他说：“个人主义是产生于新观念的一种晚近表述……自私是充满热情的、带有夸张性的自恋。它使人将每一件东西归为己有，每件事情上都优先考虑自己。个人主义是一种反射性的、喜爱和平的情感表述……个人主义源自于一种错误的判断，而非源自于一种绝望的情绪……自私让所有的美德的种子凋谢，个人主义也会首先耗尽公共美德的源泉，但从长远看，它会攻击并摧毁所有其他的美德，并最终被自私观念所吸收。自私作为一种邪恶，像世界一样古老，它不为任何形式的社会所包容。个人主义是民主的源泉，但当社会条件趋向平等时，它就会成为威胁。”

个人主义作为美国公共价值观的核心的元素，在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政府要强调的东西。随着社会财富流向不均，那些下层社会民众有了自由权利的同时，丧失了政府对福利的支持，所以很多人容易贫困，像1988年《家庭支持法》，1996年《个人责任工作机会法》， 1998年《劳工投资法》等等都是强调个人的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尤其是《家庭支持法》和1990年《个人责任工作机会协调法》中，美国政府发起了一个让单亲家庭寻找父亲运动，这个运动最后也不了了之。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其内在的含义和焦点，会随着时间、地点、语境以及与个人利益关切的类别和领域变化而有所不同。例如白人在涉及种族和外来移民问题上，会支持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在政治上因为价值观取向不同而选择右翼或者左翼主张，或者是支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而极端性思维和行动则会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问题，包括1992年洛杉矶骚乱、2016年以来的种族冲突，以及2020年疫情期间，占领州议会大厦，或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总统大选结束后，占领国会山的举动，无一不是个人主义作祟的结果。

单亲家庭问题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过去40年间，单身、离婚比例及单身家庭数量暴增，每一种趋势都表明美国人生活中凸显的“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们与近邻从事社交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从事具有个性的项目(如购买健身与美发产品、访问发廊、洗浴、家庭个人化、办公室、娱乐等)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在20世纪，“美国人的离婚率是全球最高的”。1900年，美国每1000人口的离婚率是0.8‰，1945年是3.7‰，1974年是4‰，1980年是5.1‰，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2000年。美国的离婚率到现在，也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话，值得思考。这是美国学者Rosanna Hertz(2006)得出的结论性评价。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40年的跟踪性研究，专门研究女性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一些女性“常与他们的生物钟相左……延长生育的选项正在增加，年长的妇女正在使用青年女性的卵子怀孕。年长女性的DNA被植入青年女性的卵子。青年女子可以冷冻卵子或卵巢组织，以便日后妊娠……这个世界上熟悉的再生产技术已经被女性使用，甚至毫无个性的人工授精，也在挑战家庭的概念化方式。简单的事实是，无需男性，女性就可以生育，……这种科学对女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无期限地推迟生育，容许等待更长的时间找到一位更加爱完美的伴侣。女性不再是生物钟的奴隶……网上购买精子可将这项技术引入任何家庭。建立无父亲的家庭已经成为现实的选项。……未来，再生产技术，特别是人工受胎技术(insemination)再也不会成为最后的选项，而是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选择。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女性可能通过网上预定精子，将性交与生育分开，而不是与一位性爱者偶遇怀孕并最终成为母亲。”

这段话让我的担心是，单亲家庭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趋势。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美国的著名社会史学家，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教授聊过这个事情，她说美国人将来成立家庭，不是取决于性别，而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甚至同性恋里面主要两个人，只要你收入，那么就可以组成家庭。这就是说，美国的女性个人自己来决定自己将来的家庭取向，同时呢，她自己决定自己怎么样就生孩子，是不是要成为家庭，怎么样处理家庭，婚姻，生育和情感愉悦情感的这种选择的问题。同时，她自己在选择性伴侣的时候，可以避免的一种婚姻的束缚，成立家庭就没有价值，她自己带着个孩子，一个母亲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可以说，美国的单亲家庭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主义的因素，会对美国家庭结构产生了很强烈的冲击。

枪支管制给美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我就不说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之后的及其诉讼案中的判决，就是站在个人主义的角度做出判决的。枪支泛滥是美国社会问题泛滥的主因之一。同时，我们必须讲美国人就是有暴力倾向，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人施暴的倾向在欧美国家是最强的。那么当这种暴力倾向和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相结合的时候，它会产生很恐惧的这样一种社会威力。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说，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爱枪呢?美国人“争强好胜的性格和需要金钱来满足的成功欲望对我们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有很大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敢于铤而走险，甚至在证券经纪人和那些单位负责人中我们也都能看到这样的身影。为了达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财富标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施莱辛格《论暴力：60年代的美国》中对美国人的暴力倾向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第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们意识到国家的使命。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指责：我们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在这10年间，我们杀死了三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国理想主义的杰出领导人。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过去三年来一直从事一场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关系的战争来毁灭两一个半球的弱小国家(按：越南战争)。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在国内凶杀成性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投掷原子弹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暴行到现在还没有唤醒我们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们在道德上始终准确无误的超然信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撰写的《美国的暴力》比施莱辛格书的稍微晚一点。他在书中有一个观点：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暴力的历史。国内学界长期忽略了这本书，我觉得我们国内的青年学者应研究美国的暴力问题。

关于个人主义的有很多书，外在很多的因素的制约，包括政府作用问题，族群的关系问题，涉及的关系，邻里关系的经济定位的问题，也包括宗教因素等方方面面。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它的后果是什么啊?我思考美国的皮尤公司也好，或其他调查机构，其调查结果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当一些政府刚刚执政的时候比较高，然后到卸任时候比较低，在执政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波动。人们谈为什么不信任政府，从经济的角度，从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的问题，从媒体的角度，从大公司的角度，对高校的角度等等，就是所有的这种体制的不信任。这里面有个人价值取向的问题，也有这些公共机构服务的质量问题。所以，像在1997年美国人基本上不信任这些社会公共服务机构。 2010年是奥巴马就职总统的第二年，民调中很多人表示不满意。民主党支持者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共和党支持者觉得他管事太多。再到2017年对特朗普的满意度调查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总统选举过程中过半数就可以当选，所以你在执政的时候，你一般情况下要拿到个50%以上的这样的满意度，那是相当高了，那么随着执政的延长，这个满意度就会下来。那么2020年总统选举，大家都对特朗普在疫情，经济，移民，种族关系，外交政策等等方方面面都看的很清楚，所以他在大选中的失败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民意调查结果。

结语

从整体上看，如果说划一条曲线，在过去40年里面，美国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它意味着个人主义以我为中心，这种思考这种从自己的利益，功名也好，欲望也好，还是宗教认同也好，种族认同也好等等，自己的思考就会更多，那么他极端的行为也就比较多。所以，这是我的结语：美国保守主义试图限制对平等的追求，上层精英主张自由，下层社会要求平等。两者虽有重合之处，但是，白人精英反对大政府，要求减税，政治上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限制有色种族和非法移民，等等，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保守化的趋势。

结语部分，我再讲这么一句话。这是我昨天看到这本书，其中写到就是美国民众对政府不大相信，而且觉得是这些政府，国会议员，利益集团等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把大众抛在脑后。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严重：“大部分人都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由少数大型集团操控，且往往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大众抛在脑后。这个现实实在让我们高兴不起来。自本书问世40年来，这种趋势变得日趋严重。我们的民主精英理论也意识到民众运动和偏执的政治煽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因为民众的无知和冷漠并没有给‘人民会以某种形式获得民主’的承诺带来到达希望。”托马斯•戴伊《民主的反讽》(2015)

这本书《民主的反讽》不单纯是一本著作，它是一本高校教材。对学生来说，民主要不断的去争取。当政府服务不周到，政府没有办法从精神层面把大家凝聚起来的时候，美国的社会问题同样是很多。所以，个人主义作为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2000年疫情居家隔离运动期间，有一些州出现了一些小的团体，拿着枪支占领州议会，都是个人主义元素在里面做出的结果。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舒娅同学整理)

来源时间：2021/7/19   发布时间：2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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