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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动作大 刘德海:要逼中国上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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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筱筠  来源:中评社

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中美最近的交锋,其实代表中美双方有交集的利益。他认为,美国15日派专机到松山机场递送文件给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大陆强硬反弹,这代表双方都非常在意,双方藉由10月在义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G20)会议进行中美峰会的机会大增。至于涉台事务,美方就是要在底线前操作议题,逼中国上谈判桌。

美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早上自日本冲绳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停留一段时间后离开,台媒报导提及是送交接文件给新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孙晓雅。中国大陆对此正告美方“切勿玩火”,“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

对于大陆的强烈反应,刘德海分析,这次是美国专机专程来台,6月6日3位美国参议员来台前先去韩国访问,之后才来台宣布捐赠疫苗,这次很明白就是公务,何况台湾方面报导说空军不知道,又是递交文件给AIT处长公文。如果台湾空军方面不知道,那就是直接透过“国安会”,这样的台美关系,当然中国大陆会担忧,而美国似乎也在利用这件事情,让此事成为经常性发生,这确实是中国不想看到的发展。

他表示,美国方面是刻意这样做,显然中美之间进行热线重建,或是改善关系,有触礁的状况发生,美国故意操作这样动作,表达对中国不满,现在可能只是中美接触,还不是峰会。但中国不积极的回应,美方感觉到中国并不是这么想举行领导人会面。

刘德海指出,美方当然希望G20会议之前中美要先有互动,美国现在的动作是要刺激中国,接下来就看中国在不在意,但大陆国防部又这么大动作反弹,不管是抗议或是什么其他动作,中国接下来应该会跟美国进行接触,“中国不高兴,摆明就是要对美国有动作”,就看这次中美接触的情况是否能更进一步,接着才能观察中美进一步程度到如何。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日前提及美方不支持“台独”,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又通过“老鹰法案”,提及要求台驻处改名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是否两手策略?

刘德海说,这就是谈判策略,国会提出友台法案是接近事实,而不是法理上“台独”,这会给中国压力,美国希望中国正面回应,但这跟“台独”还有一段距离,而且美国也已经讲明了,不会支持“台独”,这是美国底线。美方就是要在底线前操作议题,就是要逼中国上台谈判。

他表示,虽然中国很高兴听到美国不支持“台独”这样的红线,但美方又一直在触碰底线,就像打篮球,拜登有很多小动作,但是不犯规,当然中国不高兴,加上中国内部也会有压力,美国就是要逼中国出来谈。

刘德海表示,大家都在观察G20会议,美国希望藉由这个场合进行中美峰会,美国不想热脸贴冷脸,美国是想要谈,拜登希望对内、对国际都有突破。加上拜登其实延续特朗普的政策,甚至有的还加码,中国会认为拜登说要改善中美关系是假的,中国方面还是不满。但中方更不想美国行政专机、军机一天到晚来台湾,美中关系主轴还是要形塑新关系,中美最后应该都会各退一步,就会上桌谈。

来源时间:2021/7/17   发布时间:2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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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郁方:美国军机来台会变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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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嘉文  来源:中评社

1架美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早上从日本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短暂停留10余分钟后起飞离去,外传该机任务是交付“包裹”给美国在台协会(AIT)。对于美方此大动作,中国国民党前“立委”、智库“国安”组召集人林郁方向中评社表示,美国军机来台会变成常态化,美方就是守好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原则,其他灰色地带能做的事都会做。

林郁方强调,美国很多动作包括经贸上的制裁等等,都是要弱化中国整体国力、对外界的影响力,因为经济是所有的国力根本,接下来在军事上的动作也会愈来愈明显。

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长郦英杰(AIT)3年任期期满,15日清晨搭机离开台湾后,随即就有一架从冲绳起飞的C-146A美军行政专机降落松山机场,外传是运送AIT新任处长孙晓雅的物品及外交邮件,而且短暂停留半小时后,就快闪离台。

林郁方对此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美国军机到台湾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美国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熟悉这件事情,美方总会有找各种理由用军机飞来台湾,目的只是要让大家,尤其要中国大陆习惯这件事,这是其中一个象征,接着还会有其他的军事交流。

至于中国大陆对此反应非常强烈,林郁方说,大陆方面大概也无可奈何,因为美国仍强调他们的原则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把大前提建立起来,其他都当作是偶然的事情,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做,可是会慢慢增加次数,久了以后就变常态。

林郁方说,美方就是慢慢把所谓灰色地带的事情变得明朗化、常态化,简单来说,美国现在觉得底线就是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除了这些外,他都可以做。所以中国对此老实话也无可奈何,就像美国在经贸上很多动作,是明明白白要对付中国,这战略就是要让双方脱钩,不再有连结,且广度跟深度美方都会继续强化,也要让中国跟美国的朋友们脱钩,可以说是围堵,只是军事上还不明显,但是经贸上面就非常明显。

而这样的动作是逼着要中国跟美国谈判吗?还是有其他用意?

林郁方表示,美方的手段就是要弱化中国的整体国力,借这机会弱化中国对外界的影响力,因为经济是所有国力的根本,经济力量被削弱后就没有办法发展高科技、从事军备,国防现代化或者科技现代化大概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也无法再去援助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此比较难拉盟友,这都是美方的目的。

但中国大陆对此就束手无策吗?

林郁方认为,美国没有跟中国宣战,美方不让台积电卖东西给中国,中国打算怎么办?难道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应该没有办法,这就是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希望让中国国力慢慢下跌。

谈到美方动作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林郁方说,美国对台军售会更放宽,只要台湾有钱买,美国什么武器都可以卖,譬如神盾舰,这个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包括F35战机,在接下来几年也并非不可能卖给台湾,美方就是让中方很痛,但又难做强烈的抗议,因为美方回应会是他坚守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因此美中对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可能是最惨烈的战争。

来源时间:2021/7/17   发布时间:2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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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行政专机快闪台为何敏感?高少凡: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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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敬为  来源:中评社

美国空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上午低调降落台湾,停留10余分钟后离去,引起北京“严重关切”,且措辞相对过去严厉许多。东海大学国际学院国际经营管理学位学程副教授高少凡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拜登政府先前才称不支持“台独”,却又派军机飞抵台湾,显然是口惠而实不至,表面上宣示维持现状,实际上却在破坏一中完整性,北京自然反应剧烈,台海冲突风险攀升。

美方讲得很清楚,不打算改变台海现状,但另一方面跟中国之间会有激烈的竞争。高少凡指出,所以最近不断的有美国军机造访台湾,尤其这次又跟AIT有关,众人皆知,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整顿在港干扰中国内政的境外势力,AIT就成为美国在两岸间最大的前线情搜堡垒,尤其蔡政府百分百亲美,AIT更是美国最稳固的亚洲情治基地。

高少凡也预判,接下来美国还会有更多加压,因为2022年美国就要中期选举,在野的共和党来势汹汹,执政的民主党为避免跛脚,势必在对中政策方面会更强势,以扩大支持族群,此外,2022台湾也有九合一选举,最怕民进党政府及拜登政府为了选举共同刺激中国,持续打擦边球,美中台三边情势误判的可能性升高,容易擦枪走火、引爆冲突。

高少凡,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觉行生命教育基金会董事,曾任东海大学国际长、东海大学国际学院筹备处主任、铭传大学国际长等职。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与东协研究、东亚与东南亚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实务。

美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上午自日本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据媒体报道指出,该架专机主要是为了运送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交接物品,原计划停留1小时,最后在短暂整补后,提早离去,前后停留10余分钟。台“外交部”对此低调表示,未与美方接触,并称台湾没有负责地勤接待。北京则正告美方“切勿玩火”,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措辞强烈。

对于北京对美方表达强烈不满,高少凡表示,首先是因为拜登政府先前宣示不支持“台独”,看似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又默默派军机飞降台北,实际上在做破坏现状的事,中方怒气冲天,实属合理。其次是因为牵扯到AIT,毕竟AIT表面上是民间机构,但骨子里大家都很清楚是美国的情搜机关,美国挑战北京底线,又扯上敏感的情治系统,北京反应剧烈,可以预见。

高少凡提到,拜登政府表态不支持“台独”,对北京而言或许是相对友善的宣示,可是大家都明白,这其实也不足为奇,不支持“台独”是美国一贯路线,就只是表态与否而已,北京也明白此事。现在拜登政府把底线显露出来,除了安抚中方,也代表美国不希望台海之间的现状被打破,这个现状对美国来说,就是不独不统,美国才可以获取最大利益。

他说,也因此美军机这次来台起降,格外敏感,这背后的动作,让北京相当感冒,加上美国口头上不支持“台独”这条红线,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美国根本就是已经在改变现状了,这对中方而言是相当严重的挑衅,可以发现,北京不只以严厉的辞令正告美国,并宣布将在台海举行军演,动作之大,意在彰显事态的严重性,达到遏阻效果。

不过,高少凡认为,北京虽然反应激烈,但吓阻效果有限,反而美国接下来会在台海议题上不断的加码,发动事端。因为2022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参众议院改选,同时也是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接下来台海情势变数将非常严峻。

高少凡说明,在野的共和党势必会希望利用期中选举的机会有所突破,以牵制执政的民主党,在这个过程之下,整个大格局来看,他觉得美国政府对两岸议题的操作会更尖锐,打台湾牌会更用力,拜登政府会试图藉此来满足美国内部的民意基础,反制共和党在期中选举的挑战,所以拜登会持续加压。

高少凡说,这个过程里面就怕误判,是否擦枪走火,非常难说,加上蔡政府的民调这次因为防疫失能,大众满意度直直落,民进党为了要维持住明年地方选举的盘面,也会不断的加码倾斜美国,尽管口头上称,不会触及法理“台独”,但是会加码做一些事情,跟美国不谋而合,这个过程里面台海的冲突风险会来到一个高峰,非常危险,这是美中台三边都需要注意的。

不过,高少凡也表示,拜登政府虽然会持续对中加压,但过程里面还不至于突破底线,不会去破坏台海现状,可是擦边球的做法,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现在看起来,美中尖锐的轨迹会持续上升,直到2022选举过后,才会趋于稳定。

可是在这之前,美国其实也不会希望紧张情势一发不可收拾,高少凡提到,可以发现,有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研究与中国政府建立紧急热线,加上10月份的二十国集团(G20)领袖峰会期间,美中领袖也可望会面,这些都是美中竞争过程中的润滑剂,两强互动如何拿捏,避免直接对撞,考验彼此智慧。

来源时间:2021/7/17   发布时间:2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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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成:美军机来台 中方强烈反弹吓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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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筱筠  来源:中评社

美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早上自日本冲绳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停留一段时间后离开,报导提及是送交接文件给新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孙晓雅,中国大陆对此正告美方“切勿玩火”。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由于这已经是第二次,加上又是递送AIT处长文件,等于美方在模糊台美非官方关系,朝向实质台美关系,美方在测试中国底线。大陆国防部强烈反弹,也是要吓阻台美这样状况持续发生,吓阻台美军事合作朝向进一步发展。

王高成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台湾大学政治系研究所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博士,曾任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现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国际事务副校长。研究专长包括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亚太区域安全、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

王高成表示,虽然美国行政专机这次是目的是送包裹,也很快就离开,大陆会反应激烈应该是累积的结果。上次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丝(Tammy Duckworth, D-IL)、苏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6月6日率团访问台湾,3位跨党派的参议员,有别于美国行政官员搭乘行政专机来台,搭乘军机C-17运输机,当时是考量有国会议员行动不便,那是特殊考量。但这一次因为专程送文件给AIT处长,这涉及到台美之间涉外的官方交往关系。

他表示,这次驻台办事处有行政上的意涵,又是第二次发生,中国大陆会觉得美国在利用各种名目实质提升美台之间的军事互动,美方也在测试大陆的底线,逐渐模糊台美非官方的关系,朝向实质台美官方关系发展,美方还触及到军事上意涵。中国大陆会激烈反应是因为慢慢累积的效应,大陆认为是这已经是第二次,反应会更强硬。一方面对美表示抗议,另一方面是藉由这样手法吓阻这样状况持续发生,吓阻台美军事模式进一步合作。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日前提及美方不支持“台独”,但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又通过“老鹰法案”,提及要求驻处改名为台湾驻美国代表处。王高成表示,坎贝尔是行政政策,“国会”是议员意见,这几年美国国会动作很大,自从《台湾旅行法》以来都是美国国会通过,不是行政部门提出,美国会跟行政部门状况不同。

他表示,坎贝尔不支持“台独”那是涉及意义、法理的问题,不会正式宣布台湾“独立”,“修宪”改“国名”才是“台独”的作法。但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些友台法案,虽然驻美代表处更名不可小看其意义,但是现在都还是非官方性质,跟坎贝尔提及的“台独”还有一段距离,也不能代表说这次美国两手策略,毕竟美国行政部门以及“国会”作法不一样。

王高成提及,当然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敏感性很高,等于实质提升美台关系,也逐渐削弱所谓美中交往的一中政策默契。

至于中美这样发展氛围,短期内可能举行中美峰会?王高成表示,还不致于影响中美峰会举行,中美峰会要处理是很大问题,像是中美战略关系、全球互动关系,当然这其中,中国会觉得敏感,一个中国政策,大陆也一定会提,这些都需要藉由中美峰会表达意见,否则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

他指出,就像国会提出这些友台法案触及敏感议题,这样的事情都只是中美部分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仍需要峰会对话,相互寻求共识,这些问题正是中美之间必须要举行峰会才能处理,因此。不能说因为这些问题发生,就不举行中美峰会,那中美峰会可能遥遥无期,中美之间还是要坐下来,将这些问题厘清。

来源时间:2021/7/17   发布时间:202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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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美军机多次飞台 大陆这次反应特别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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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评社

1架美军C-146A行政专机15日早上从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短暂停留10余分钟后起飞离去。外传该机任务是交付“包裹”给美国在台协会(AIT)。台湾当局保持低调,台军声称并未与该架飞机有所接触。这当然不是事实。

根据资料,该型机有时会担任美军特战司令部专案任务人员与军品的运输机,共有20架,过去美军到台湾协训先遣行程会勘,也曾搭乘该型军机飞台。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触及大陆底线,形同玩火。针对美国军机飞台,大陆每一次都会表达关切、提出警告。这一次,大陆的反应特别强烈,除了因为美国军机降落台湾性质极为严重之外,大陆已下定决心加速推进统一进程,坚决回击美台任何挑衅。

大陆国防部、国台办昨天都作出回应。国防部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

大陆国防部直言,“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军飞机降落我领土都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都将引发严重后果。”这是十分罕见的表述,是新的讯号。

美国军机又一次降落台湾,说明美国所谓不支持“台独”心口不一。大陆已发严辞警告,如果美军不收敛,继续不时以军事冒险测试大陆忍耐的底限,迟早遭痛击。大陆军事专家认为,根据外军对我造成威胁程度不同,解放军会采取包括驱离,火力警告、击落等不同措施。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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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称“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是糟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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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近期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的文章称,美国需要就如何、在何处以及是否在一个资源紧张的时代使用军事力量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它需要一种高度自律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n militarism)是导致糟糕处方的糟糕分析,应打破这一神话。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国内对美国外交政策过度军事化的反对声音

美国沉迷于战争,或者说,这是后冷战时代两党对美国治国方略日益强烈的控诉。学术界和华盛顿的左翼和右翼批评者认为,政策制定者本能地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更好地解决,或者干脆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认为,这种军国主义做法导致美国干预的战略性失败,耗尽了美国的资源,破坏了美国的民主,让美国卷入了代价高昂、适得其反的中东战争。

这种批评并不是一种边缘立场。华盛顿的很多重要人物,如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深感遗憾。拜登的三位前任也哀叹美国在中东干预的倾向,并宣布“永远的战争”必须结束。


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是导致糟糕处方的糟糕分析

布兰兹认为,美国需要就如何、在何处以及是否在一个资源紧张的时代使用军事力量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但是,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是导致糟糕处方的糟糕分析,因为它夸大了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在冷战后军事冲突中的失败率以及美国经历的国内反弹。

它使决策者不愿意做艰苦的制定战略的脑力工作,即仔细权衡行动与不行动的风险,确定哪些危险值得军事反应,评估美国为捍卫其利益应该付出哪些代价,而倾向于简单化的“让军队回家”的口号。是时候认真思考军事力量在一个难以控制的世界中的作用了,这意味着要抛弃目前扭曲公众讨论的错误观念和陈词滥调。

布兰兹认为,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在分析上枯燥无味,在战略上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如果美国只是单纯地沉溺于战争,那么显而易见的处方就是彻底戒掉。然而,在现实中,使用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谨慎的战略范畴。因此,呼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可能会淹没有关如何、在何处部署美军的冷静的政策讨论。


美国实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再平衡的程度有限

如果军国主义是问题所在,那么建立并更多地依赖非军事手段必然是答案。这种观点至少有一半是正确的。与过去20年相比,非军事手段将在美国未来20年的治国方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塑造中美竞争方面,技术、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将与军事威慑同等重要,这意味着美国的官僚能力自然会被重新评估。

但是,美国能够谨慎地实现再平衡的程度是有限的。无论是对付恐怖主义还是在其他领域,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说应对恐怖主义的真正答案是授权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开发署(USAID)来解决威胁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很有吸引力。然而,在现实中,这样做需要在稳定冲突不断的社会方面进行重大的长期投资,除非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遏制住眼前的威胁,否则这些投资可能难以得到回报。

在其他地区,军队也不可或缺。只有维持军事威慑,外交和经济治国方略才会处于中美关系的前沿。在一系列问题上,从阻止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侵略到回应伊朗在波斯湾的挑衅,非军事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最后的手段。

华盛顿多年来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中东“流氓”国家等相关问题上投资过大,它必须在该地区有选择地使用武力,以更多关注大国挑战,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暴力应该是最后而不是首先使用的工具。然而,如果认为美国应该简单地放弃在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相对低成本的承诺,则没有什么帮助。实施这样的撤退很可能会导致这些承诺意在解决的威胁上升。

关键的辩论应涉及以下问题:华盛顿在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时,愿意接受多少重新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它仍然愿意使用多少武力来将这种风险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这场辩论需要智力上的微妙权衡与老练的思考。

文章摘译自《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文章The myth of American militarism。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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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还击美国冷战式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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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金  来源:末谈国是

在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100多场论坛讨论会上,第一场就是关于中美是否走向新冷战的问题。笔者参加了现场专家、学者以及国关学子们的讨论,整理了一些亮点,供读者朋友参考。

虽然有关中美冷战的声音存在已久,但自从美国经历特朗普及右翼主政四年开始,到拜登上台后延续前任的部分策略,有关中美新冷战的讨论就越来越多。尤其进入7月中旬,白宫还在延续和更新特朗普时期在新疆和香港议题上的对华强硬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视频会议上明确提到,中国无意与任何国家打冷战或热战。中国外交官杨洁篪和王毅也多次强调中国不打冷战。拜登说美国不会和中国打新冷战,而是极限竞争。也就是说,中美官方都表明不打冷战。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不会以冷战的手段打压中国。这和美国自身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对自己的信心下滑有关。

2021年7月5日至6日,在北京辽宁大厦举行的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100多场论坛讨论会上,第一场就是关于中美是否走向新冷战的问题。笔者参加了现场专家、学者以及国关学子们的讨论,整理了一些亮点,供读者朋友参考。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由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再加上100多年世界老大的这种惯性或惰性造成了美国的焦虑(anxiety)。

美国现在对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战略焦虑?吴心伯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接受不了一个现实:100多年来看似美国要把第一的位子交给另一个国家。从奥巴马开始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感觉。美国现在的确是信心不足。如果有信心,它对中国的焦虑就会少一些。美国政治制度200年来本来很顺利,结果在特朗普当选时凸显出了一些问题。

他还提到更深层的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制度不同于中国,自身又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种族主义,尤其是国际关系中的种族主义。这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假装不存在的东西。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近来所警惕的黄祸(yellow peril)论就能体现这一点。这种论调是美国看待亚洲民族的视角,过去对象是日本,如今是中国。

那么,面对美国打压,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董春岭认为,中美之间军事和软实力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中国反对新冷战。美国官方对新冷战的提法也比较审慎。但之所以中国学界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安全有影响。

董春岭建议,中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然后分而治之,分化美国盟友利益体系,比如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反制做法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

江西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员院长陈哲认为,美国铁了心要和中国冷战,但中国不会参与这种游戏。这是今后两国的状态。但美国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要中国给订单,美国肯定不拒绝。而对于美国的冷战式对华策略,中国可能就会针对美国的盟友下手。比如,中国可以把原本给日本的订单给美国,把澳大利亚的订单也给美国。这样中国可以保持自己足够大的行动空间。

吴心伯教授认为,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很大可能是围绕台湾。一些美国核心的盟友,比如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欧洲个别国家可能都会有动作。这实际上是中美在局部摊牌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过了美苏竞争。中美之间存在这种直接冲突的可能,而美苏之间则没有。

他认为,中美是不是冷战,怎么避免冷战,无非就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大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潮流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决定了大多数国家在经贸上不可能选边站。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都是如此,这是国际潮流决定的。美国右翼希望其他国家放弃和中国的经贸联系,切断和中国的联系,根本不可能。这就是大的结构性因素。二是选择的问题。中国反击美国还是有选择性的,尤其考虑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

总体上,学者们还是鼓励大家从官方文件中寻找政府可能的反击策略。当天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加大同美国在法律、议题、平台和国际规则层面的竞争。比如,中国能否也有自己的印太战略,加大该地区规则和话语权的争夺;能否在议题设置上掌握一定的话语权,避免被美国单方面设定规则,从而陷入被动。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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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十年左右将看到新型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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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六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再次表示,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打破零和博弈的必由之路。王毅抨击印太战略制造分裂对抗,应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近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讲述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到底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复旦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视频编辑成下文。

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

吴心伯:现在拜登上台以后也说美国要搞多边主义,但是实际上这种多边主义是拉一些国家来针对中国,而不是在这些具体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上的多边的合作,所以我们说它是伪多边主义。

王毅国务委员特别讲到所谓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地区制造分裂和对抗,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如果冷战要重返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就是我们所在的地区,它会造成严重的分裂和对抗,集团政治。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搞的印太战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中美关系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现在对于中美关系一些学者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您对于中美关系前瞻有何看法?您觉得中美关系未来会发展如何?

吴心伯:我觉得当下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美国在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在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从特朗普到拜登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国来讲,我们也是要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样来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发展,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和过渡期。

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新型的中美关系。那么10年左右的时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引领,更多的是来改变中美关系的动力和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个转折期转型期大概10年左右,10年以后,我想中美关系会往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来源 | 直新闻-深圳卫视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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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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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日本学刊》2021年第3期

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已经全面展开,两国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难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本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来应该成为中美继续保持建设性合作以及冲突管控的思想基础,但美国仍然执迷不悟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华盛顿的战略和政治精英今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正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中,关键的变量并非只是中美的互动方式,“第三方”因素,即对中美未来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战略性平衡作用的国家或者国家组织对中美关系的反应与应对的策略和战略选择,将同样对中美竞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将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紧迫政策性和学术性的课题。

从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思维变化的基本轨迹来看,美国对中国“翻脸”恰恰是日本愿意看到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日美军事、战略、商业和科技联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不用继续担心美国因为顾及美中关系而忽视日本的地缘战略利益。同样,一个在地缘战略选择上高度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日本,也是美国保持在印太地区霸权地位、制衡中国崛起的最大帮手。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曾经说过的,美日同盟的紧密化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再保险”。日本既要在中国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加强日美“同步”行动,同时,通过提升对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扩大日本军事力量在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中的“援助义务”,是日本试图增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西方同盟体系的基本方针。最近日澳防务合作升级、日本公开表达军事上支持澳大利亚的防务承诺是最新事例。与此同时,升级对中国台湾的“安全关注”、向台湾提供免费疫苗等举措也是菅义伟政府顽固的“护台”策略的表现。这一切既源于日本作为海岛型国家对亚太海上通道安全的高度重视,也是作为地区大国的日本面对崛起的中国和东亚地缘战略环境变化而必然采取的“制衡战略”。说到底,这是因为今天美国对华战略的“清晰化”,加剧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清晰化”。制衡与防范崛起的中国,将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在中长期内清晰坚持的首要因素。

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后,中国政府主张中美关系应该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回到可管控的、合作主导的双边关系上,但前提是拜登政府必须走出“特朗普泥潭”,对特朗普执政四年依仗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两国关系所进行的疯狂打压和破坏进行修正和调整。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的中美关系需要“拨乱反正”。但拜登政府上台后,基于国内政治和霸权利益的需要,不仅不在美中关系上清算“特朗普主义”,甚至还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继续攻击和指责中国是21世纪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强调要和中国进行“极度竞争”,并试图在人权、科技、产业和贸易等诸多方面依托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体系来建立全球性的“抗中联盟”。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将会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会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范围,禁止美国企业和这些中国公司发生任何商业往来。

拜登时期中美关系继续陷入冲突局面,与其说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在作祟,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正在成为制约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变量。美国当前持续的、尖锐的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疫情抗击和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的沉重压力,决定了拜登总统不仅是一位危机总统、弱势总统,更可能是一位“过渡性”的总统。强硬的对华政策不仅是疫情危机下美国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自认在国会和内政外交议题上能够保持“团结”的唯一“亮点”。今天中美关系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是:中国基于国际体系运营规则中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要求拜登政府“拨乱反正”,但拜登政府却基于国内政治以及保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蛮横地要求中国“改邪归正”。

面对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强加给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只能奋起抗争。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4月22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不惧怕竞争,但需要按照规则公平地竞争。但美国拜登政府现在就是要继承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型的“针对中国的话语体系”,继续肆无忌惮地妖魔化中国,从意识形态到各种问题领域大肆抹黑中国,以此来动员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把美国黑暗的中国政策话语转变成美国主导的、更多国家参与的“抗中联盟”的一致行动。从这个意义来说,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比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更具有整体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特朗普政府把对华打压作为“疫情报复”的“出气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把美中关系降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拜登政府则想要通过全面的、系统的、结构性的对华打压与遏制,重新拉开美中两国的力量差距,在稳定美国霸权优势的基础上长期制约中国的崛起进程。

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必然进一步挤压和挑战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使得中国崛起的历史性进程正在面临过去40年来未曾有的境况。目前拜登政府的基本做法,就是要将其对华政策“推销”和“分包”给美国的地区和全球盟友及安全伙伴,在对中国崛起的基本定位、人权和意识形态争议、地缘政治热点、涉华军事和安全动向以及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等问题上协调其盟友的政策和战略选择,企图不断扩大“抗中联盟”,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多“单挑”中国的做法,增强以美国选择的方式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有效性。2021年6月即将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按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也是为了“团结盟友、打击独裁国家和谋求西方世界的抗疫胜利”。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化解?客观、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归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出现有可能导致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历史性“权力再分配”进程时,一定会招致国家间的安全、经济、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性竞争进入新的活跃期与紧张期。这一过程不仅使大国对抗加剧,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际力量阵营出现显著的分化和重组。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的冷战结束,力量对比引发的国家间再结盟(re-alliance)和再重组(re-alignment)进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拜登政府今天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就是想要由美国主导这一“再结盟和再重组”进程,以便实现即便中美力量对比差距缩小、整体的国际战略力量重组进程依然决定性地有利于美国的目标。当前的国际力量配置态势,恰恰又是最有利于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和67个国家建立了同盟关系。其中,在欧洲的同盟阵营是以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安全义位为核心的、北约为代表的多边军事同盟集团。而在亚洲的同盟阵营,是以双边军事同盟条约义位为基础的、并非完全以美国的区域安全目标为导向的、安全责任更多以国家和此区域安全目标为中心的、分散的同盟体系。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欧洲和亚太地区对美国安全的依赖以及美国在全球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是历史与美国的实力形成的基本事实。

面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首次排在俄罗斯之前,定义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竞争者”和“威胁性对手”。美国对外安全战略和全球军事力量部署,都是围绕着“首要对手”展开的。这一战略报告意味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力量部署要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果不其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就宣布启动“印太战略”,全力将与中国存在着长期边界争议并热衷于介入大国冲突而获得战略红利的印度拉入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区域阵营重组进程。印度和美国亚太盟友对“印太战略”的实质性支持以及随后启动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意味着美国全力针对中国的区域与全球战略力量的阵营重组正式拉开大幕。拉拢更多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制衡”中国,让美国即便在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发生局部甚至中等规模的军事冲突,也能获得更多的帮手和国际认可,这将是美国未来对华战略竞争的长远战略目标。日本无疑是美国制衡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支持华盛顿在美西方的政策话语体系内打压中国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帮手,但日本把自己完全捆绑在美国的“反华战车”上,同样会对其基本国家利益带来决定性的打击。

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变化将深化“安全困境”,国家间权力制衡与反制衡的态势将进一步明显化。中国越来越需要采取主动应对姿态,从大战略层次上重新思考、设计和执行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塑造和引导形成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不仅仅需要依靠大国崛起的和平的意志,更需要在一个已经发生复杂和尖锐变化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核心战略利益目标和相对次要的战略利益目标。科学、准确和长期有效的大战略需要及时抓住和化解主要矛盾而展示出的决断力和行动能力。中国21世纪的大国崛起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从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产业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能最后成为成功的崛起大国并跃升为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国家,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其引领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工业化、科技创新与商业运作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二是其国内治理体制和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和保证工业化和科技创新总是走在全球的前沿。尤其是美国,其国土资源、人口数量和基础研究及基础设施的雄厚实力,保障了美国从二战结束至今,始终具备主导型大国基本的有形和无形的实力及影响力要素。举例来说,英国率先发起世界首个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机械化工业革命,美国则主导了电气化和信息化为中心标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都准确和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成功崛起的大国,一定要在它所崛起的那个时代环境中去引领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工业化进程。国家间竞争比的是实力,而对于国家竞争能力和影响力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力要素,是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也是衡量一个成功的崛起大国力量的核心要素。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其名著《为什么西方能够一直统治到现在:历史的模式以及它们所揭示的未来》一书中雄辩地指出,占据时代性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并能不断地延续创新,是近现代以来崛起大国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4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下,中国无疑是近半个世纪来世界上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我们已经从世界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边缘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中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成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所展示的强大领导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需要关注的是,虽然中国在局部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但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整体上还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中低端,未来20—30年,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从世界范围内的中低端真正推向中高端,进而走向世界前沿,是保障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大国崛起的核心任务。“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保证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免于受到实质性的限制和我们自身出现夭折性的塌陷,是我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最重要的目标。

在中美长期战略竞争中实现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性延续,同样也需要吸取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总结,避免阵营对抗和地缘战略分裂,这是中国持续融入世界的基础。这也是党中央强调在保持开放前提下实施“双循环”战略并务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基于此,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稳定和管控中日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国在地缘战略环境、经济、贸易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受到美国和其盟友的排挤,防止“脱钩论”的扩大,是当前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重点。尽管美国在拉拢盟友,但其也很清楚,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美中两国之间完全选边。尽管日本在国家与地区安全问题上越发依赖和支持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会完全“选边”美国,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保持“相对自主”仍然可以期待。只要中国走稳走实自己的路,中国巨大的市场、制造业和物流优势,是21世纪的今天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和保持经济稳定的国家所无法忽视的。

日本在对华投资和高科技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和美国以及自己的“盟友”加大投资和产业合作,以保证供应链既能实现商业安全又能保障国家安全。例如,近期日本在和台积电就芯片投资和联合生产进行洽谈。但是,中日关系做到产业不脱钩、科技少脱钩是基本可以实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出口持续下降,但对华出口却显著上升。中日之间的经济和商业相互依赖关系,不应该受到日本安全上制衡中国的现实选择的干扰和破坏。

其次,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批准进程的启动,中日在市场和商业上的进一步相互开放需要稳步推进。习近平主席已经公开表示中国愿意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中国愿意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深度融入西方规则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新进程的重大信号。美国、欧洲、日本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大贸易伙伴,新规则磋商基础上的深度经贸融合依然存在着广阔空间。

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新时期,是未来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最突出变量。中国的对日思维也需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和调整,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防止对日思维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应该成为今后应对日本挑战的重要思路。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其邻国尤其是在经贸和供应链问题上依然具有重大影响的邻国的理解力和塑造力。只要不是在中美之间完全投靠美国、完全迎合美国、完全对美“选边站”的国家,就仍然还是我们合作的对象。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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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中国未来发展三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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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新生  来源:八米外

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巨大的社会成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电力行业的亏损如何消化,长期形成的组织体系如何改革,科技创新如何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找到线索。

2021年7月9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顶层设计。

针对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强调“我国面临外部约束明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循环暴露出一些短板,一些国家竭力对国内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的问题频频发生”。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强统筹指导,督促地方和部门找准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能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

联系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踩刹车。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在关键时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如果决策错误,集中力量干大事破坏性更大。正因为如此,了解中国国情,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的核心。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充分意识到,我国正在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中国现代化发展任重道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戒骄戒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绝对不能好高骛远。

然而,无论是新闻媒体报道,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不能不令人担忧。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交通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民用航空四通八达。这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之举,但同时也是我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处于亏损状态,我国电力行业亏损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由于过度依赖海外的原材料,生产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因素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成本,那么,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将会陷入空前困境。第一,中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管理费用问题,如果不能依靠科技创新,解决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电力行业存在的亏损问题,未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大,亏损面越来越宽,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亏损问题。中央下大力气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实行重组合并,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费用居高不下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以及高强度的投资规模,使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扭亏为盈任务十分艰巨。只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亏损问题,我国现代化建设才能轻装上阵。

第二,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人口的迅速集中,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城市病。虽然中央强调必须加快社会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步伐,并且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希望增加供给,解决我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住房需求短缺问题,抑制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势头。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思想统一具有一定的难度。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出现了路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如果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切断资金链条,禁止一些地方扩大投资规模,少数地方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悬崖式的下跌。如何在稳定增长基础上,改变长期形成的外延型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特色产业,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三,城市发展需要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可是,当前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转型速度有待进一步加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向中央提出分类管理的建议,对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实施必要的分流,除保留少数综合类高等院校之外,相当一部分普通高等院校改组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急需人才。不过由于长期形成的人才观念,使得我国职业技术院校招生面临困难,而普通高等院校的转型阻力重重。

中央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充分利用政府的财政资金,引导普通高等院校尽快转型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中央统一指导下,逐步减少对普通高等院校的财政拨款,大幅度增加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拨款数额。与此同时,要求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采用联合办学的方式,将各级地方政府兴办的职业技术院校转化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分校,充分利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师资队伍,提高各级地方政府职业技术院校教学质量水平。

今后国家应当大力发展机械工程、半导体、人工智能、会计审计、金融统计、电子商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增加拨款,使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成为我国高等院校的主力军。

其次,必须充分意识到,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我国现有干部组织队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宏观视野,循规蹈矩,固步自封,明哲保身,不思进取。

解决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具有思想和创新能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让他们充分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谨小慎微,关键时刻缺乏创新精神,抱残守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国现代化事业将葬送在领导干部的手中。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方面中央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让领导干部及时到人民代表大会述职,及时接受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只有让各级领导干部随时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才能确保领导干部不会独断专行,重大决策不会造成损失。

党的领导体现在各个方面,各级党委应当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监督有效衔接。对于那些能说会道的领导干部,应当让他们及时到人民代表大会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应当及时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蛮干硬干,才能防止地方领导为了出政绩而不顾实际条件什么都干。

改革我国现有的组织制度,选拔优秀干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当务之急。只有打开大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才能选出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

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出现了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尽管中央巡视组和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处理一批干部,但是,由于牵涉面广,许多问题解决并不尽如人意。中央之所以加大政治巡视的力度,就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僵化,地方保护主义、封建主义和裙带之风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彻底打破现有的格局,建立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

中央可以考虑在反腐败基础上,加快我国机构改革的步伐。我国已经自上而下形成了五级管理体制,这是我国政权的基本组织形态。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我国在审计、税务、统计、市场管理等方面垂直管理,传统管理体系已经被打破,地方权力受到约束,法定组织结构日趋合理,可是,长期形成的执政作风和管理模式仍然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央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大数据,彻底改革我国现有的组织结构,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现代化管理,在精简高效原则基础之上,确保组织力量不断下沉,基层服务队伍不断加强。

当年为了解决分税制出现的问题,把税收征管机构分为地方税收征管部门和国家税收征管部门,但是现在看来,机构改革并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可以迅速减少中间层次,提高服务效率。只要加快我国机构改革的步伐,相信我国公共预算开支还能进一步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还可以进一步减少。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效率。

最后,现代化核心是科技创新。发展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同样需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牛鼻子,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科技创新展开。只有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

当前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因素仍然很多。譬如,我国税收制度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科技创新企业可以免征所得税,在科技创新投入扣除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增值税改革应当加快步伐,科技创新企业税收负担应当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我国应当形成千军万马投入科技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当年爱因斯坦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审查员,但正是由于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爱因斯坦能在不起眼的位置上,创造惊人的业绩。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评价体系阻碍科技创新发展。已经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掌握着科技创新的话语权和资源的配置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握中国科技创新的方向。这是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如果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工程院的院士认为缺乏科技创新价值,那么,一些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被束之高阁。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淡化科技创新领域的权威,改革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鼓励科技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社会应当宽容失败,应当容许“异端邪说”,应当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任何对科技人员的打压措施,都必须彻底纠正,任何阻碍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都必须尽快修改。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革我国科技创新评价标准,鼓励科技人员大胆想象,我国科技领域才能涌现出一大批造福子孙后代的科研成果。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化道路漫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快速发展积累的社会成本问题,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彻底改变我国的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让那些真正干实事的领导干部担当重任。在科技创新领域,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创新强国。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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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罪恶:美国的“现代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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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14年,危地马拉的蛇头阿罗多·卡斯蒂略(Aroldo Castillo)向阿尔贝托一家提出邀约,声称只需缴纳15000美元,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到美国工作、学习,过上好日子。这15000美元当时拿不出没关系,到美国有了钱再还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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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怀揣“美国梦”的危地马拉人,到美国后不久,便被卖到农场里,像奴隶一样被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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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延龄草农场工人:一周赚600美元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拿走550美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受到了死亡威胁,如果他们不交钱或者不干活,那些人就会杀了他们的父母。

同样遭遇悲惨境地的还有来自墨西哥的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他曾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2005年为了挣学费减少家里负担,莱瓦决定利用假期来美国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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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了解到的H-2A临时工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它,我决定申请,工作几个月来支付我的学费同时帮助家里挣些钱。

莱瓦听说的这项“H-2计划”,简称“客工计划”。这一计划在1986年,由美国国会授权,旨在帮助美国雇主在不取代美国工人的情况下,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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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计划吸引了包括莱瓦在内的不少外籍劳工,但当他满怀美国梦踏上行程时,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在去美国之前,莱瓦为了争取到一个在番茄包装厂工作的岗位,不得不向招聘机构支付一大笔费用。而前往美国的行程费用全部都是他自掏腰包,这些费用相当于莱瓦在美国务工一整年的薪水。也就是说,他还没踏上美国土地就背了一身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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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斯·布尔博亚·莱瓦:我们在很残酷的条件下工作,这份工作真的非常辛苦,很多人会晕倒、呕吐,那些呕吐的人,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即便工作环境如此恶劣,莱瓦他们还是会选择继续忍受,因为如果他们被炒鱿鱼,就无法还债,而在美国,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因为外来工不能合法地跳槽。他们像过去的契约仆人一样,被所谓“引进”他们的雇主牢牢捆住。

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第2条指出,“强迫或强制劳动”一词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

有关国际工会组织认定美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劳工权利问题,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表现也是最差的。在美国,农业领域的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现象尤为突出。

“立即结束奴隶制”组织指出,农场工人是“美国经济中收入最低、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他们不仅收入低、缺乏其他美国工人享有的权利,还经常被迫在没有医保、病假、养老金或其他工作保障的情况下工作。

致力于根除现代奴隶制的非营利组织“北极星项目”将劳工贩运描述为“存在于整个美国的一种现代奴隶制形式”:人贩子使用暴力、谎言和债务等手段,“迫使人们在许多不同行业从事违背自己意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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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华: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美国农场资本家与美国政府合谋起来剥削非法移民的一种行为,共和党、民主党,他们制定的政策都是代表他们各自的一些资本家利益的,所以导致他们的移民政策也会偏向于支持他的那些企业家、那些资本家的利益。

就连美国国务院自己也承认,美国是强迫劳动、债务奴役、非自愿奴役、性贩运受害者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受害者中包括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美国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困境,这时,墨西哥工人被要求填补上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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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国务院与墨西哥达成双边协议,制订了“墨西哥劳工计划”,每年吸纳超过40万工人跨越边境。到1964年废除该计划时,24年里墨西哥公民总共为美国填补了约45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无数墨西哥劳工们辛苦劳作铸就的却是一部血泪史。

1956年,一部关注“墨西哥劳工计划”中劳工权利的书籍《我们田野里的陌生人》出版,书中写道:“在这个营地里,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只按数字来称呼。” “工人被欺骗和可耻的忽视。”

负责该计划的前美国劳工部官员李·威廉斯将这一计划称为“合法化的奴隶制”制度。而目前美国实行的H-2计划则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合法化奴隶制”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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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兰赫尔曾指出:这个计划是我见过的最接近奴隶制的东西。

“奴隶制”,这一已存在于历史课本里的词汇从一个现代政客口中说出,不免让人产生时空错乱之感。但对于熟悉美国历史的人来说,“奴隶制”这一强迫劳动、严重侵犯人权的制度实则是美国历史上一道极其丑陋的伤疤,时至今日,其遗毒依旧深深扎根存在于美国社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劳雷尔·弗莱彻指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早就解决了现代奴隶制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现代奴隶制依然存在,而且很普遍。它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186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

1865年12月18日,《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生效。然而法律却治不了社会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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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南北战争很大的一个背景是因为实际上是北方和南方,当时的这个美国的两种不同的产业,两种不同的特殊利益,而副产品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的这样一个被废除,所以这就意味着那场战争本身没有任何的进步性,换句话说,推动那场战争的无论是胜利者一方还是失败者一方白人,没有任何一方是真正为当时被奴役的非洲裔说话。那这种情况下,导致的结果其实奴隶制废除之后隐性的,非常非常隐蔽的,具有欺骗性的奴隶制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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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侠: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这种理念或者说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长期以来都影响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因此虽然表面上,美国早已废除了奴隶制,但是从它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当中所延续下来的,这种奴隶制的惯常思维依然存在,因此它也会渗透到其他的制度当中。

清晨,孩子们坐上大巴,不是去学校而是去工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会趁着周末或暑假在美国烟草农场打工,有时一周的工作时间会长达6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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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顿:我早上4点起床,6点半到农场,晚上8点或8点半才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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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我大概一天会工作10到12个小时。

希梅纳:我头疼的厉害,眼前一片漆黑,我赶紧离开烟草田,开始呕吐。

2014年5月14日,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被烟草埋没的儿童:美国烟草农场的危险童工》的报告,这份报告对141名在美国烟草农场打工的孩子进行访谈,在这群7—17岁的孩子中,有四分之三都出现了和希梅纳同样的反应:恶心、呕吐、晕眩、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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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尼古丁的危害,这些孩子们还要操作有危险性的农具,爬上在十层楼高的大梁上晾晒烟叶。

据美国疾控中心给出的数据,对未成年人来说,农业是最危险的行业。仅2012年就有至少1800名美国农场打工的儿童受伤。同年,全美死于职业伤害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二在农场打工。

面对一串串血淋淋的数字,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未成年人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换取金钱,是被美国法律所允许的吗?

烟草童工报告撰写者 简·布坎南:美国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达到一些国际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不一致,国际劳工组织将15岁设定为就业最低年龄

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该法案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却唯独没有禁止农场使用童工。

根据法案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课外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烟草童工报告撰写者 简·布坎南: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待农业劳动者和其他产业劳动者的保护(政策)上持双重标准,和其他产业的劳动者相比,从事农业劳动的儿童和成人获得的保护更少,儿童在农场工作工时更长,年龄更小,工作条件也更危险,这是长久以来的不合理现象。

直到2011年8月,美国劳工部才试图修订劳动法。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事烟草种植收割等工作,然而这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对美国农业传统的破坏。

2012年4月,在奥巴马展开连任竞选期间,这一针对烟草童工的修订法案被撤销,同时劳工部还宣布,在奥巴马任内不会再寻求通过该法案。

这样的法律给烟草公司创造了获取暴利的机会,一般来说烟草公司付给成年人的工资大概是每小时15美元,而付给童工的工资只有不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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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官方统计,2019年美执法人员发现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童工案达858宗,在危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成年人达544名。另有数据显示,2003至2016年间,美国有452名儿童因工伤死亡,其中237名童工死于农业事故,死亡人数是其他行业的数倍。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8项公约中,美国仅批准了2项,排名全球垫底,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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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华:实际上美国在1995年曾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然后但是因为国内的保守派的反对,导致它没能够提交到参议院进行讨论,进行表决通过,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是如果说它一加入到这个儿童权利保护约定,它就要接受来自于国际的这些责任的这种追究,所以美国它不想这么做;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它认为,它的一些条款和美国的联邦的法律,州的法律是不符合的,不吻合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保守派宣称的保护美国儿童权利的管理的这种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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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美国它虽然是所谓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架构,还是经济分配制度安排,完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这样一个定位,它实际上只是把特殊资本对于中下层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压迫剥削变得更为隐性,这种矛盾好像释放得更加分散,以至于不会短期内出现重大这种矛盾,但是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这种垄断的这样一种态势的。

在美国,经营私营监狱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好生意”。

上世纪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禁毒行动,美国抓捕的罪犯人数连创新高,公立监狱已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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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当时的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汤姆·贝斯力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私人出钱建造监狱关押犯人,然后政府再给一笔补贴。于是,全美第一家私营监狱企业CCA(美国惩教公司)应运而生。

1989年,里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为了节约开支开始大肆外包监狱业务,导致此后美国私营监狱产业如同开了挂一样飞速发展。

据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共有200多家私营监狱,替政府关押的犯人超过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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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私营监狱行业里三足鼎立,美国惩教公司CCA不仅在2000年上市,还曾在2007年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400家美国最优秀大公司之一,公司股价最初1美元,2016年涨到30美元,公司利润更是在20年间翻了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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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史密斯:他们(私营监狱老板)都是百万富翁,狱卒们只拿微薄的薪水,雇主却每年赚着数百万美元。

当监狱变成一门生意,钱就成为了最大驱动力。在这张庞大的利益网络中,囚犯的数量便是产业链上的核心棋子。

程春华:CCA,GEO,AMDC(MTC)等三大私人监狱公司,它们跟美国政府也是利益相关的,它们的利益的诉求也导致美国的政府或者国会,没办法通过严格限制强迫劳动的这些法律,或者是政策法规,所以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法律的原因,导致美国强迫劳动,这个能持续存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1865年,《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但允许对监狱囚犯实施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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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白兹·德林辛格: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诡异的法律之一,因为它虽然规定了奴隶制为非法,但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惩罚罪犯时奴隶制并不违法,其后果就是它把奴隶制在监禁的条件下合法化了。

美国监狱内劳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与相关企业合作,允许符合条件的州和地方机构的被监禁人员从事社会上的工作。第二种监狱劳务较为普遍,涉及在教养设施内从事保管、维护、地勤和食品服务等杂务工作。这些职位的平均时薪在2017年为0.14美元到0.63美元,远低于美国7.25美元的最低法定时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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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得克萨斯州等五个州,政府监狱中的囚犯甚至无薪从事强迫劳动。

刁大明:这种劳动本身可能它给予的报酬,完全是压得非常非常低的状态,甚至有些强制劳动,导致明显的两个结果就是所谓的这种美国的这种保释金提高到天价的这种程度。因为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不想被特殊利益获利,好,但你要一次性给我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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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自己的财路保持畅通,这些私营监狱承包商总是不遗余力地跟官员们搞好关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们每年都会在资助政治候选人和政治游说上投入巨额经费。光是2010到2015年,就花了1460万美元。

而重金游说的结果就是——2009年,新墨西哥州废除死刑,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2010年,亚利桑那州非法移民新法案出台,只要被怀疑非法移民,无需审判即可关押;2011年,伊利诺伊州议会表决通过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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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在西方意义上很多国家有所谓的废除死刑的说法,但是在美国意义上废除死刑的这种呼声的最强烈的发声者就是私有的监狱,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死刑犯可以改成无期,它就变成了终身的被强制劳动的这种,就会终身获利,就对他们来说可以终身的从这个犯人身上获利。那所以导致结果是西方国家政治人物标榜多么多么光鲜的这种做法,其实背后是有产业链的,是有非常非常污秽的、彻头彻尾的,就是从生到死践踏这个犯人人权的伎俩。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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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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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文钊  来源:北语国别院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7月 8日,拜登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的时间将从他先前宣布的9月11日提前到8月 31日。他振振有词地为撤军决定辩护说:只有阿富汗人民有权利、有责任来决定他们的未来,以及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不应当在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中再牺牲一代美国人。话说得冠冕堂皇,他实际要说的是:阿富汗这个包袱美国背了20年,现在美国要甩包袱了。

一、总统更迭,党派林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0年,确实不是一个短时间,美国总统换了4位,上任了又卸任了,共和党、民主党轮替着来;各种战略和政策宣布了一大堆,战争还在继续,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和流血还在继续、还在加深。想当初“911”的恐怖袭击激发了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的民主党要人甚至说,我们没有什么民主党、共和党,我们都是美国人,真可以说是全国团结在布什总统的周围,布什政府民心可用。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也无例外表示支持,俄罗斯对美国及多国部队通过中亚进出阿富汗大开绿灯,两个昔日的对手成了反恐战争中的准盟友。多国部队势如破竹,不出两个月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胜利实在是来得太容易了。如果在这种时候,美国下力气训练阿富汗的安全部队,维护国家的稳定;加强民选政府,帮助这个政府逐步走上国家治理的正轨;并帮助阿实行民族和解,那么往后的情况也许就不一样。

1、布什政府的战略性错误

但布什政府中的那帮“火神爷们”, 尤其是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防长沃尔夫威茨,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伊拉克的萨达姆。当初海湾战争中,他们就力主推翻萨达姆,但老布什总统没有听他们的,而是听信了政府中的温和派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的意见,没有在伊拉克搞政权更迭,这帮“火神爷们”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在支持伊拉克的反对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还在发起针对伊拉克各种动议。他们对阿富汗战争本来三心二意,在巩固胜利方面掉以轻心,到2003年底只有6000名阿政府军接受了训练;又把塔利班排除在政治解决方案之外。2003年3月,他们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打着“意愿联盟”(The Coalition of Willing)的旗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把伊作为“反恐”的主战场。本该用于阿富汗的注意力和资源被转移到了伊拉克,这是布什政府的一个战略性错误。

2、奥巴马“好心”办坏事

奥巴马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他在竞选中承诺上任后要在16个月之内从伊拉克撤军。他实现了这个承诺,宣告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但美军的撤离在伊拉克留下了巨大的实力真空,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伺机崛起,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国土,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奥巴马对阿富汗战争是有想法的,并于2009年3月提出了“阿巴新战略”,内容可谓全面,包括增兵,帮助阿训练13. 4万人的军队和8. 2万人的警察部队,稳定形势;推动建立一个廉洁的、有效能的和更加负责的阿富汗政府;向阿提供经济援助,结束毒品生产主导经济的局面,等等。2011年驻阿联军最多时达到14万人,而且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认真落实这个战略,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但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且经过多年战争,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开始产生,一些自由派智库已经在建议“逃离帝国坟场”(Escape from graveyard of empires), 提出了“与塔利班和解的建议”。结果奥巴马发现美国人民不支持派那么多军队去阿富汗,而美军又常常“误炸”阿民众,还闹出种种丑闻,越来越激起阿民众的反感;美国支持的阿政府也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塔利班则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振旗鼓,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自然,美国也没有忘记追踪“911”的元凶本·拉登。小布什说了狠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他没有找到本·拉登。奥巴马找着了。2011年5月 1日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郊区本·拉登的家中将其击毙。冤有头,债有主,这对于为“911”的殉难者讨还血债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反恐已经没有多大重要性了,因为基地组织早已本地化、分散化,而不是由本·拉登集中指挥的了。而且美国事先未经与巴基斯坦沟通就采取这一行动,又被巴视为侵犯了巴的领土主权,本已不睦的双边关系又起波澜。

3、特朗普拟结束战争,但人走皆空

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不会去太多考虑阿富汗,他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要结束这场战争。美方与塔利班进行了接触,并于2020年2月29日在多哈与塔利班的代表达成了一个协议,美方承诺在协定宣布后14个月之内完全撤退多国部队,塔利班承诺不再让任何人利用阿富汗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美方并表示与阿通过谈判成立的新政权保持积极关系。协议未及实行,特朗普自己走人了。

4、拜登:“阿富汗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拜登政府上任后即表示要结束阿富汗战争。阿总统卡尼6月下旬访美,会晤拜登,当然是希望美军推迟撤军,或作出某种安排。但拜登决心已下,对卡尼说:“阿富汗人将不得不决定自己的未来”,美国是不能再为阿作牺牲了。确实,这20年,美国耗费了1万多亿美元,阵亡了2400多人,还有2万多人伤残。但阿富汗呢?据说是4.7万多人丧生,至于难民就难以统计了! 战争带来了多少的混乱和破坏!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二、阿富汗的出路:实现民族和解

小布什政府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为己任, 将阿富汗战争定名为“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20年了,确实够持久的了;美军走了,他们自由了;但阿富汗还没有自由,阿富汗人民没有自由。现在每天听到的消息还是战争、流血、攻城略地。这两个月,随着美军和多国部队的撤离,塔利班乘机反攻,夺取道路和县区,并进入了全国34个省会中的13个。但塔利班要攻占更多中心城市也不容易。

阿富汗的唯一出路是通过政治对话实现民族和解。组成塔利班的是普什图族人,他们占了阿人口的40%多。他们扛起抢是塔利班,放下枪就是老百姓。这是阿富汗的政治进程中不能被忽视的力量。但毕竟还有一半稍多的居民属于阿富汗各民族。7月8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德黑兰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战争不是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努力都必须以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为导向。阿富汗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留血,希望双方已经从历史中有所感悟,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治解决进程。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7月 总第二十五期

来源时间:2021/7/16   发布时间:2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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