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了美国印太事务负责人坎贝尔于美国时间7月6日出席智库亚洲协会的对话会时透露的关于中美元首可能举行会晤的信息。坎贝尔一是拿台湾为由头，表示“我们支持与台湾的坚实非官方关系，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二是在对话会主持人陆克文询问，中美元首有无可能在10月G20首脑峰会上见面时表示，“我的期望是不久就会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并透露两国首脑“不久后就会进行某种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坎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美国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从来都是包括了三个可以相互否定的内容：“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关系法》以及以“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为核心的“六项保证”。这些内容均可以相互否定，以使美国可以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并使两岸处于实际上的分治状态。美国在应用这些内容时的特点是：可以根据一个阶段内自身利益的需要，强调其中的某一点。坎贝尔的信息中真正有意义的是“期待”以及两国元首“不久就会进行某种接触”，而把上述两者加在一起，意义就比较显著了。

为什么可能有中美元首会晤?

中美元首会晤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是拜登政府团结盟友共同遏制中国的方略客观上难以真正落实。

众所周知，因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全球性大国，且手头已经拥有很大的市场和各类资源，这在当今全世界疫情泛滥、经济发展受到相当限制的背景下，更能成为中国的一张大牌和好牌。在此背景下，仅凭拜登长期为美国从事外交工作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是无法完成其遏制中国的计划的，外交的法则从来不是如此，而是只讲利益。坦率地说，拜登上台以来，这套动员盟国、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一段较短的时间，根本原因是中国外交出现了政策上的偏差。如果中国外交从拜登上台伊始就放弃意识形态，集中力量只对付美国，而与其他国家和集团方面都以合作为基调的话，美国的这些盟国不少都会对中美博弈乐观其成，甚至会暗中助力中国，尤其是那些要“战略自主”的国家。

当前，拜登团结盟国遏制中国的阵线已经开始分崩离析。6月份的7国峰会上，欧洲大国对和美国一起与中国为敌就持很大的保留意见，以至于会议主办方要把会场网络切断，因为担心会议争吵状况传出去会让美国等国家面子上太难看，这说到底还是对团结盟国遏制中国这一政策分歧很大。7月，随着中国领导人对欧洲元首外交的成功展开，美国遏制中国在欧洲的这条战线基本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且签订中欧投资协定的事宜还有望进一步跟进。中国日前对欧洲议会做出的抵制中国冬奥会的行为，处理颇为得当，这也有助于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而在美国的印太战略方面，目前印度正因为疫情饱受困扰，无力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国;澳大利亚的反华也开始三心二意;只有日本相对积极，但G7峰会后，也开始有所收敛。

而就另一个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的国家俄罗斯来说，拜登通过缓和美俄关系，以腾出手来与中国博弈的计划，暂时也不可能兑现。因为中俄两国都非常清楚，中俄两国任何一国的崩溃都将是另一国崩溃的前提和前奏。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做了工作，在中、短期内中俄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战术利益层面上的讨价还价，但美国当前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成绩不佳，中俄之间即便将有一些矛盾，中、短期内也是可控的。

最后，拜登手里只剩一张“人权”牌了，可是这毕竟相对务虚。而且，中国最近以“反殖民主义”作为回击西方“人权”牌的武器，使“人权”牌的力度大幅降低了。因为英、美等国就香港问题给中国施压也好，印度和中国的领土争端和博弈也罢，乃至日本要和美国一起保卫台湾，这些问题，说到底在根源上都有殖民主义的遗产在其中，中国打出这张牌，相关国家自然就难以理直气壮。特别是，中国在举起“反对殖民主义”这面旗帜时，还在执行着“一带一路”政策，这和历史上西方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只要中国以联合国为舞台，以“反对殖民主义”为旗帜，同时继续执行“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就有可能形成一种遏制老牌西方国家的声浪，人权这张牌必将遭遇劲敌。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很多，疫情防控问题尚未解决，在此背景下，美国难以独立应对中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谈，美国也是如此;同样，中国也是如此，并不希望与美国在全球博弈。

上述这一切，构成了中美元首不久可能会晤的现实动力。

中美关系可能进入规范、可控状态

台湾《中国时报》7月10日的社论认为：未来3个月将是美中战略竞争的新阶段。这个分析是建立在坎贝尔透露的中美元首可能于10月G20峰会上实现会晤的前提上的。实际上，坎贝尔在透露上述信息时还介绍说：拜登今年晚些时候也将与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召开峰会。坎贝尔预计：美国将制定出一套策略，既给中国机会，又能在对方采取“不利于和平稳定”措施时做出回应。

坎贝尔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拜登在美国公开演说时发表的观点：中国对美国有利则合作，不利则博弈。但在中美间经历了这一轮的对峙和博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至少目前来看，美国拉盟友共同遏制中国没有成功。因此，如果中美元首10月在G20会议上实现了会晤，两国关系的走向应该是进入规范和可控状态，类似当前美俄之间的博弈状况。

但这种规范和博弈本质上是一种休战，因为两国结构性的关键问题并未解决，即中美之间最终谁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问题，美国必须要面对。坎贝尔透露的美国今年还将召集四国联盟峰会的信息就证明了这种休战的本质。因此，除非美国拉联盟围堵中国的策略完全失败，特别是，美国自己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疫情长期无法解决，否则中美间的这种临时休战的状况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

另一方面，中国不能有方向性的失误，一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二是外交战略，均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这种临时休战的状况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就将是实战了。

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差距急剧缩小而美国又没有办法阻挡这一现实时，中美关系则可望出现笔者多次发文提出的那种前景，即中美“新G2”：中美为彼此的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即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届时，世界将安定相当长的时间。

作者是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1

旧文章ID：25477

作者：朱颖  来源：联合早报

经贸关系一直被赋予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但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再加上2020年冠病大流行，中美关系已上升至政治对抗。政治对抗弱化了压舱石的作用，甚至在针对压舱石。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前行，但经贸关系没有能减弱中美政治对抗。

特朗普政府后期把中美政治对抗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执政党，拜登政府至今没有剑指中国执政党，但没有改变中美政治对抗的现状;相反，拜登政府貌似温和的举措，正在步步强化政治对抗，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给中美经贸关系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是判断今后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主要视角。

第一、拜登扩大对中企投资禁令出于政治考量。6月3日拜登签的行政令，旨在禁止美国实体对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59家企业进行投资，这59家企业涉及国防和监视技术行业。

涉及国防对应的是中美军事较量，涉及监视技术行业对应的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数码威权主义”侵犯人权。军事是美国抗衡中国最后的防线，人权是美国占据的道德高地，两者皆服务于中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较量。美国把政治延伸到经贸领域，结果就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限制投资和出口限制措施就是美国可以动用的手段。粗略了解一下中美军事较量和“数码威权主义”，就可以看清楚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内在逻辑。

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两国间的军事较量凸显了出来，彼此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今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指出，中国海军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战时对西太平洋深海海域的控制构成的重大挑战，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中国挑战美国长期作为西太平洋领先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的战舰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海军。

拜登一上台就让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以应对中国挑战。拜登说：“我们须要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以维护和平并捍卫我们在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利益。今天，我听取了有关一个新的国防部范围的中国工作组的简报，由奥斯汀部长成立的这个中国工作组将审视我们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等。”

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Philips Davidson)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也是21世纪对安全构成的最大长期战略威胁。美国在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常规威慑力的削弱。

媒体报道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请求在2022年至2027年增加约270亿美元开支来应对中国，包括采购新武器、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及演习。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政府预算显示，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约2090亿美元。针对国际社会议论中国的军费增长，中国的退役将军罗援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现在我们家有吃有喝，有存款了，我们备几根‘打狗棍’，来保卫我们得来不易的果实，为什么不可以呢?”

4月23日，中国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艘大型导弹驱逐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同时完成交接列装仪式，其中的094A改型战略核潜艇，有能力发射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巨浪-3型(JL-3)潜射弹道导弹。《南华早报》引用一位接近中国海军的消息人士称，094A配上巨浪-3，其打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美洲大陆”。

中美军事较量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David Berger)说，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下去。从中美军事较量的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投资和限制出口措施只会加强，投资和出口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决定军事装备的水平。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在“军民融合”战略之下为军方提供国际支持，现在被美国列为禁令的企业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网络管理方式被西方视为“数码威权主义”，这种由政府打造出来的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的做法，不仅在中国境内灵活运用，也向海外输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发表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码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报告。

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以科技作为工具，在数码领域创造数码威权管理模式，透过发展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5G网络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同时将这样的模式扩张输出至海外，例如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津巴布韦等国家。从“数码威权主义”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把类似于海康威视这样的企业列入黑名单是必然的。

第二，中美贸易战必然走向政治化。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双边贸易失衡，实质是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这就是中美能签下第一阶段协定，几乎不可能签下第二阶段协定的原因。中美第一阶段协定解决的是中方对美国的大量采购，能缓和双边贸易失衡，但中美留下的结构性改变的硬核，涉及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突出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政府主导下，14亿人口的大国在部分融入全球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集中全国资源，在几十年内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全部新兴技术，并且把全部新兴技术做成一个个的产业，这一个个产业的规模几乎都做成世界之最。虽然不能说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超过了西方，但中国的发展速度令西方国家震惊，令美国倍感恐惧。

中国经济模式的外溢效应被西方国家广为诟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议程”中指出：中国强制且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伤害美国工人权益，威胁美国技术优势地位，削弱美国供应链弹性，并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这些行为包括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劳动、诸多行业中的产能过剩、利用不公平补贴和偏好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以及出口补贴、强制技术转让、非法获取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等等。

从政治化视角看，中美贸易战几乎无解。在中国看来，正是中国走对了道路才会取得如此的成功，凭什么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在美国看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行为实施不公平贸易，破坏国际经济规则，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结构性改变，就会丧失中国经济模式的优势。比如，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实施“有害的产业补贴”扭曲市场，但是在中国这里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经验。没有补贴，中国的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不会成功。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庞大的国家资源和市场足以支撑起一个个产业的成功。这是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美国要让中国停止补贴等于就是让中国自废武功。让中国自废武功，只能让中国想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美贸易战自然上升至政治高度去认知。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经济走强只能让美国感到中国经济强大的威胁，以及由经济强大带来的军事和科技发展对美国的威胁，甚至因中国走强而削弱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威胁。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很难在经贸关系上对中国妥协与让步，中美经贸关系必然政治化。

第三，“关键供应链”脱钩是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表现。中美经贸关系部分脱钩始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将继续进行下去。2月24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下令对全球供应链和美国在关键行业的潜在脆弱性，进行为期100天的政府评估。这些行业包括电脑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制药和用于电子产品的关键矿物。

6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美国关键供应链的检讨报告。报告说，目前中国主导了全球的战略和关键物资的加工。当武装冲突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美国可能无法从外国获得战略和关键物资。报告建议美国以全政府协调行动的方式，分散战略和关键物资的供应链，强化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矿物资源丰富的友邦合作，并推动在美国国内加工和回收利用战略和关键物资。

同日，拜登政府宣布，将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设立一支新的贸易“纠察队”。这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纠察队”将追踪那些导致“掏空”美国供应链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贸易手段加以纠正，中国当然也是这一措施的对象。

显而易见，拜登政府所言的“关键供应链”就是对中国经贸关系的脱钩，脱钩的本质就是对中国的不信任。拜登亲口说：“我们不应该被迫依赖外国，特别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的国家。”

中美经贸关系在部分脱钩，美国在重置全球供应链。5月11日，在苹果、微软、谷歌和英特尔等美国科技公司的主导下，美国成立了半导体供应链上的65个主要企业参与的美国半导体联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台积电也是其中一员。美国现在积极拉住台积电，台积电也认真落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实体清单”的措施。

中美经贸关系高度政治化，高度的实质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21世纪决胜负的较量。只有通过这次较量，全世界才能看清人类命运的走向到底在何方。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3

旧文章ID：25476

作者：  来源：三策智库

赶在7月1日之前到纽约挂牌上市的内地网约车独角兽公司“滴滴出行”(简称“滴滴”)，几天后即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勒令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下架“滴滴出行”App。内地网络盛传，“滴滴”将涉及国家安全的道路交通敏感数据“打包交给美国”。

网信办7月5日还宣布，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三家网络企业也展开网络安全审查。BOSS直聘刚于6月11日登陆美国的纳斯达克，“运满满”和“货车帮”的母公司“满帮集团”也在6月22日于纽交所挂牌。换句话说，这趟遭审查的四家网企皆属“平台型经济”企业，掌握海量用户数据，而且全都在6月份赴美IPO上市。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双方的博弈在各个领域展开，战略性资料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美方一方面撤销中国国企中联通、中移动与中国电信的上市地位，迫使高科技企业中芯国际等中概股从纽交所退市;另一方面却对中国民企如“理想汽车”、“滴滴打车”等赴美上市继续持欢迎态度。这是为何?

美方攻守兼备：排斥中国国企 欢迎中国民企?

对于前者，排斥的理由很清楚，就是防范中国电信公司构成对美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属于“防守”;那么后者，美方或许有意从中方企业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可视为“进攻”。

若是这样，美国通过金融及高科技政策，一方面打压了来自中国的高新科技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还获取了到中国内地用其他手段难以获得的“好处”。可谓一举两得。

中方对民企尤其是高科技、网络平台等企业监管较难。原因是，民企往往有外资背景，其管理其经营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只要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监管部门不会也不可能介入其日常经营活动。即使依法监管，也投鼠忌器，唯恐落下“打击民营企业”的话柄，担心对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带来不利影响。

高新科技企业的创业过程，离不开金融资本市场的早期孵化、中期注资及IPO融资。从这点来看，美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对中国高新企业的支持与帮助是强大的力量。中国虽有上海、深圳及香港等证券交易所，但对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多几个金融市场来服务中国企业显然并不嫌多。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保护期结束和市场准入门坎的降低，外资在中国重要领域的投资限制、占股比例等条例多数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在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如何监管成了相关部门的难题。普遍而言，民企在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方面未必有国企的强制性、主动性及自觉性;加上一些高新科技企业，其融资来源于国外，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更难得到有效地把关。

股权结构国际化 敏感数据如何不外泄?

目前舆论只是关注“滴滴”等企业是否在上市前将敏感资料卖给美方。其实，网信办7月4日的通报却在强调另一个问题，即“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也就是日常业务的违纪违规问题;而且这种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还可能危及“国家数据安全”。那么，监管部门为何有此担忧?

笔者以为，要从“滴滴”复杂的股权结构去找根源。

根据资料，“滴滴”成立至今不到10年，IPO前已经完成约20次股权和战略融资，使得股权已较为分散。根据招股书披露，2017年以后投资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软银，上市前持有“滴滴”21.5%的股票，是“滴滴”的第一大股东，因此有意见认为“滴滴”是软银老板孙正义的公司;第二大股东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美国公司“优步”(Uber)(约13%);其余主要股东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美国老虎基金、苹果公司、俄罗斯DST基金、新加坡淡马锡等。

“滴滴”为何不选择内地的上海、深圳或境外的香港挂牌上市，而超乎寻常地低调、赶在中国《数据安全法》今年9月1日生效之前到纽交所招股?这颇耐人寻味，外资的大股东是否在上市地点选择上面起了主导作用?

特朗普于2020年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之后，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风险陡然增加。比如，在这之前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是不需要提供审计底稿的。事实证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科技“封杀”政策没有变。近期的例子就不少。据《纽约时报》报道，中芯国际早于2018年就向荷兰芯片设备商ASML购买极紫外线(EUV)光刻机，但2019年特朗普政府成功游说了荷兰政府，阻止了该项付运安排。如今拜登政府上场，把限制对华输出军用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范围，扩至ASML光刻机等高端芯片设备。另外，拜登今年6月初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在内的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指控这些企业与中国军方有关系并参与中国监视网络的建设。6月中旬，华为参与建设的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又遭遇到美方的制裁阻挠，而美国高官对此给出的理由则是，太平洋海底电缆存在能够窃取美军机密的风险，因为该条海底电缆会途经美国属地——关岛。

“滴滴”此类企业以外资为主，如何才能保证敏感数据或数据不泄露给外国政府?既然美国可以怀疑中国华为有解放军背景，那么中方又如何才能厘清像“滴滴”这一类公司的外资股东与其本国政府及西方阵营的关系?

在当前中外关系的格局下，掌握海量用户信息的“平台型经济”的企业赴美上市就特别敏感。中国企业为了能在美国上市或投资美国而不受打压，是否需要为美方纳“投名状”?是否需要满足美方的一些正常商业活动之外的无理要求，甚至以出卖国家及国人的个人利益为代价?这是一方面。

从美日对华关系看外国投资者

另一方面，再看看大股东——日本的软银。招股书显示，最大股东软银委派的董事会成员松井健太郎(Kentaro Matsui)会在“滴滴”上市时辞任董事，这意味着软银将退出“滴滴”董事会。软银此举是在刻意避嫌吗?还是圈了钱，达到目的后，即刻走人?

日本的软银公司一直在中国资本市场甚为活跃，其最为人知的就是入股马云的阿里巴巴。若从投资角度看，美资与日资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咖”，这再自然不过了;然而，若从美日连手对华关系考虑，事情或许没那么单纯。尤其是拜登上台后，构建对华外交联盟，日本是急先锋。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甚至有超出美国赤裸裸干预中国内政的苗头。

近期，日方从首相到外相，从防卫大臣到副防卫大臣都有对华出格的言论。日本政坛以“大嘴”著称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不甘寂寞。麻生7月5日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如果“侵犯”攻击台湾的话，日本依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麻生称，台湾如发生大问题的话，日本完全有可能卷入“存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美国必须共同保卫台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台独”撑腰打气吗?

以往，日本间谍“不辞劳苦”，徒步深入中国内地，以各种身份掩护去测绘中国地形地貌;现在不用了，或许只要投资一家中国公司，道路、城市建筑物及人口分布状态等敏感战略数据即唾手可得。

今天正好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84周年纪念日。此文也算是应景之作。

作者魏开星是香港资深媒体人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75

作者：徐梦溪 于子文  来源：中评社

7月9日，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与中国应对之道”为主题的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中评社北京总部举行。论坛由中评智库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主持，邀请7位中美问题专家学者围绕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拜登政府的3C组合策略、中美关系未来走势和中国的应对等问题深入交流。

与会专家有，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张文宗、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战略室研究员李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负责人，副研究员朱中博、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外交室副研究员仇朝兵、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研究员郭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袁莎、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郭至君。

张文宗表示，拜登政府认为，中产阶级的萎缩和制造业的衰落是美国衰落和政治极化、民粹上升，甚至国际影响力下跌的主因，其施政计划瞄准的是这个主因。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同时更注重联合盟友，注重利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对中国形成所谓的多边主义的压力，以及减少冒险性和降低反华反共的调门。总体来讲，拜登对华战略就是搞集团政治，撕裂国际社会，力图把更多的国家凝聚在美国领导之下，确保未来长期竞争的赢面。为了配合国内施政，拜登也明确提出“中产阶级外交”，就是更多地通过经济外交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就业创造。

张文宗在谈到美国的对华战略时指出，和中国进行竞争是美国主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双方的合作也将服务于提升美国竞争力。就此，他提出三个应对思路：一是发展好自己，尤其注重科技发展;二是构建有利自己的发展环境;三是在涉及我们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敢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通过多手和美国形成复杂的博弈态势。

李枏表示，推动中产阶级外交是拜登的政策主轴，美国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已经有了明显的排序。中产阶级外交的推出反映出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使美国认识到外交要服务于内政。美国现在面临中产阶级在动摇，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窘境，并导致种族关系的严重性和矛盾凸显。于是我们看到，拜登强调中产阶级外交和相应出台了很多外交政策。但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整体，比如农业州反对贸易战，铁锈州支持贸易战，还有些州反战，所以拜登以整个中产阶级笼统地讲外交，其实际意义和方法会非常复杂，而且会出现很多问题。另外，进入多边主义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但美国还在削减自己的责任，比如从阿富汗撤军，让他国担心美国仍然走“美国优先”的道路。李枏进一步指出，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中产阶级外交为主线，以提高韩国国际地位为诱饵，让韩国倾向美国，这也是美国应对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国家的办法。美国首先降低美朝关系的地位，然后提升美韩关系，吸收文在寅的对朝政策，并提升韩国国际地位，同时，美国希望韩国高科技服务于美国，并要求韩国在南海、台海问题上表态。

朱中博表示，拜登半年来的对华政策主体上是萧规曹随，借用了很多特朗普时代对华政策留下来的“筹码”，同时做了很多变本加厉的改造。拜登政府对华采取的3C战略，如果用坐标轴表现的话，最下边是对抗，最顶端是合作，中间就是所谓的竞争。但拜登称竞争是激烈的竞争，也被翻译成是极限竞争，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极限的竞争，我的理解是在极限地向对抗的角度靠拢，然后在部分问题上保留一些合作的空间。目的还是要维护所谓的霸权。

朱中博也重点提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正面内容。从经贸看，今年1～5月，中美贸易额是279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52.3%的幅度;2021年前五个月，中国对美出口是2060.5亿美元，同期增长49.8%，从美国进口商品是735.9亿美元，同期大增59.8%。在政治接触方面，中美部级及以上的通话和互动至少有9次，这种互动展现出了务实坦诚、有建设性和针对性。所以中美关系还有希望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美应该担当起作为大国的责任义务，为今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应有的国际贡献。

仇朝兵表示，由于中美关系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寻求中美关系走向“改善和发展之道”在当下尤为迫切。中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直面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中美之间的分歧，推动各层次有效沟通和交流，为中美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之道”创造条件。首先，推动中美两国走向理性和积极互动之道，需要两国进一步挖掘共同的价值，同时推动对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第二，当前状况下，中国尤其需要坚定这样一种信念：在应该合作、能够合作、合作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领域，坚定地与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不断拓展共同利益。第三，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需要两国的合作，应对全球的挑战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存在根本差异和深刻矛盾的中美两国来说，合作必须是务实的。第四，具体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累积两国间的信任，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也有助于两国在分歧问题上达成谅解和理解;解决问题的延宕，会破坏两国关系氛围，削弱相互间的信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两国间的相互认知和整体关系的发展，无助于塑造“可预期、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郭艶表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继续打“台湾牌”，全方位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达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主要表现在：加强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往来，使非官方关系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性质;深化美台经济联系;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拜登虽然继承了特朗普的部分对台政策遗产，但也做出了较大调整：第一，回归传统政策框架。第二，联合盟友支持台湾，试图使台湾问题“多边化”。

郭艶分析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指出，近年来由于美国开始突破原有底线，导致“一个中国”政策缓和台海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但美国清楚，由于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台海的战事大概率不会局限在狭小的地理范围内;此外，台湾最大的作用是牵制中国大陆，斗而不破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因此维持既有政策框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和信守国际承诺的需要，美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使“一个中国”政策继续“空心化”。

袁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能否执行下去，能否奏效，会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响，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经凸显。一是美国与盟友间的矛盾。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但是美国信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重创。二是美国外交与内政之间的矛盾。如今，美国自觉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美国优先”理念和“特朗普主义”潜流依然存在，“购美国货”“疫苗民族主义”都体现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产阶段外交政策”正是为了统筹外交与内政，但是也反映出现美国外交目标与国内利益出现脱节。三是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中美关系极具重要性和复杂性。他提出对华3C政策反映出拜登评估对华政策之后的结果。如何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包括经济诉求，安全诉求，价值观诉求等，是拜登对华政策面临的挑战。

袁莎建议，中美竞争将是一场长期博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要在三个方向努力：修炼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扩大朋友圈，打破遏华联盟;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理性、务实的正轨。

郭至君认为目前中美关系之中存在三大战略问题。首先，拜登政府存在严重的对华战略误判，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敏感的内政问题上推倒了两国的战略互信，遏制、打压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对抗已经成为整个华盛顿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是刻意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这很可能继续将中美关系推至更危险的境地。第二，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战略围堵，其多边主义浪得虚名。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而美国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这样的作法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更加虚伪、更加危险，更具破坏性。第三，拜登政府对华存在战略盲动的危险，而中国希望平等、有底线的良性竞争。

至于应该如何“解套”这三大战略问题，郭至君也指出，应该分“三步走”：首先，积极接触。中美两国应排除万难，双向靠近，重新打造两国之间稳定的沟通、交流渠道。其次，逐步深入了解。拜登政府应该多了解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维，调整自身的焦虑心态，正视中国的发展，承认中国的成就。第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真正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找寻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议题，携手逐步解决。

李振广总结表示，当前，中美关系已经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磨合期进入到政治磨合阶段，但同时中美两国高度相互依存的巨大惯性仍发挥主要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是，无论是人还是政治实体之间，斗得最狠最无情的时候，往往是由于没有利益依存，只有利益争夺，出手狠，不留余地。有了相互依存会迫使大家进行文斗，即斗争文明化、非暴力化。所以，他对中美关系磨合的前景保持乐观，通过中美之间一段时期的合作、斗争、竞争，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这场全球级别的竞争博弈，极有可能带来中美两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大幅跃升，是一种共同进步，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当然，中美关系中的每一场斗争、对抗都将是艰难的，需要一个一个去克服，去解决，战术上要重视。这会为战略上的乐观远景奠定基础。他相信，也期待，通过这场博弈，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再次赢得难得机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会因此而加速。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3

旧文章ID：25474

作者：向凌  来源：美国之音

日本政府要员最近频频发表关切台湾安全的言行，引起中方的不满和抗议。日本外交政策的改变，自卫队维护台海安全的动员程度，以及日本政府内部对中国态度的差异，引起各界的关注。

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2+2会谈、4月的美日峰会、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员也频频对台海安全表示关切，特别是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Taro Aso)7月5日表示，中国若侵犯台湾，日本应将此视为 “存立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国一起防卫台湾，遭到中国官方的强烈抗议。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7月5日直指日本执政党“核心六人”带头挑衅中国，插手台湾事务。之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在微博发文称要“消灭参战的日本自卫队”。那么，向来以擅长“平衡外交”闻名的日本，是否在对中与对台政策上有所转变呢?

国安危机导致战略清晰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 Kawashima Shin )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其实，对日本来说，在国际重要会议上论及“台海和平与稳定”这个议题并不敏感。

他说：“上一次将台海议题写入峰会共同声明是在52年前尼克松总统与佐藤荣作首相的峰会上。2005年,日美2+2会谈又将台海议题纳入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所以应该将‘台海和平稳定’看成是美日在2005年以后延续至今未变的目标，特别是日中首脑会议也会使用‘台海和平稳定’这一词。因此，对日本政府来说不一定特别有意提到台海的紧张，但是最近因为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情势紧张，日本政府的动作也被注视。”

中国在2 月1日实施的海警法明显危及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海上生命线，让日本备感威胁。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日本政府，特别是越来越高级别的官员近来频繁提及“台海安全”的原因。

日中台关系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本的政策已从过去的“战略模糊”转向坚定随美抗中的“战略清晰”。

他对告诉美国之音说：“麻生太郎曾任日本首相，并长期担任原首相安倍及现任菅首相的副首相与财务大臣，且为自民党内第二大派系麻生派的掌门人，更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九大臣会议’的成员。虽然麻生在日本社群上被封为‘失言大魔王’，此次他的发言被日本主要媒体严肃看待，相信这位日本政府的二把手所说，应该已经透露日本政府长期的美中关系灵活的‘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战略模糊’，当前面临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的关键问题上，必会产生‘西瓜效应’(投靠强者)，理所当然地需要紧靠着美国绝对优势的军事、科技与经援的撑腰。”。

自卫队为台湾而战?

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圆( Madoka Fukuda )向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日本会根据入侵的类型以及对日安全造成的影响程度，决定应该采取什样的措施。

她说：“日本安保法以前所设定在日美安保条约的运用上出动自卫队的前提是基于‘周边事态法’，但近期已经修改为基于几种不同情况，使自卫队做出必要且最低程度的军事行动。当然，如果冲绳美军基地遭到攻击，那是日本国土，问题也会属于个别自卫权，但是在日本领土以外的地区，若是造成‘存立危机事态’，也就是威胁日本生存的情况，日本也可以发动集体自卫权来配合美军的行动。只是这个‘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范围要依据当时情形判断，如同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7月6日所言，提前决定与表态是很困难的。”

在7月6日的会议上，麻生太郎再被问及“存立危机”时并未表态。

陈文甲指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也位于美国抗衡中国的最前沿，自然成为美日同盟围堵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所以，在中国崛起后美中对抗激化的近些年，美日在台海议题上由模糊的‘周边有事’转为清晰的‘直指台海’，是很自然的。他补充说，麻生太郎曾经说过，台湾海峡是石油以及许多日本出入口物资的必经之地，如果台海有变，等于构成安全保障关联法上的‘存立危机事态’， 自卫队可以在美国等国遭受攻击时，启动集体自卫权来反击。

官方轻中护台成趋势

《环球网》7月5日指出， 导致日本对中态度转变的原因与日本执政党核心逐渐形成的“鹰派团队”有关，并点名道姓称现任首相菅义伟、防卫大臣岸信夫、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甘利明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为“六只鹰”，说他们频频带头挑衅中国，插嘴台湾事务，试图混淆视听。

川岛真表示，在台湾议题上，自民党外交小组委员会和国防小组委员会中表现出对台湾明显好感的政治家人数极其庞大，并不仅限于这六个人。只不过这六个人在媒体上比较常对外发言，在国际间影响力较大而已。川岛真说，深入观察自民党，就会发现许多政治家抗中或是友台的强度并不亚于这六个人，特别是对台湾表示认同和亲密感的日本议员占多数，而国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是很严厉的。

至于政界的亲中派，川岛真表示，在价值认同的议题上早已几乎没有所谓的“亲中” 政治家了。

他说： “所谓的‘亲中’政治家是表现在日中紧密的经济关系上而已，和政治家本身的政治背景有关。例如，目前大家熟悉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观光业，而日本的观光业依赖中国的程度极大，再加上他的众议院议员的选区为对中关系密切的和歌山县，当然会比较重视中国。现在对于中国相对友善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因为背后支持的行业或者选区，与中国相关，和以前的‘日中友好派’性质有所不同。”

陈文甲也同意这个观点。他更提到认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简称”经团联”)才是最不容忽视的关键亲中派。这是一个由日本企业组成的业界团体，2002年5月由“经济团体联合会”与“日本经营者团体连盟”统合而成。

陈文甲说：“经团联与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并称为日本的‘经济三团体’，其会长更被称为是日本的 ‘财界总理’，在日本产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成员多为大型企业，且在中国有投资，而现在日本自民党是一个由财阀支持的政党，特别是在选举时需要财团在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政商共伴而生的效应。如此一来，身为金主的财团就会对日本的国会议员、甚至政府在中国议题上施予一定的压力。因此日本政府在制定中国政策时，免不了受到经团连的影响。”

陈文甲强调，观察日本的官方做为不能只从政界的角度，财阀对于日本政界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

日中对抗中有对话

但是，福田圆指出，日本的对中政策基本上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她说：“虽然现在因为台海等安保问题受到特别关切，感觉好像是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所转变，但从整体上来说，对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多少，只是在应该有所坚持的时候明确表态而已。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在安保问题上，日本还是希望与中国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包括台海和平等安保议题，日本认为，最重要的是和平地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个跟拜登政府最终的目的也是吻合的。”

福田圆表示，近年日本民间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好感度都十分低，但是在国家的战略上，政府仍然抱持以对话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民间也会支持其战略，所以目前习近平以国宾身分访日的计划尚未被取消，而是延期。

陈文甲将目前的日中关系定义为“竞合”关系。他表示，日本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必须紧密联合美国来围堵中国，但在经贸发展及北韩核危机问题上又必须与中国紧密接触。因此形成了 “围堵中有接触”的竞合关系。

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他说：“反过来说，中国也看准日本是有求于中国的。因此，中国正在与日本进行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合作，尤其是近期两国分别举办东京奥运和北京的冬季奥运，双方对举办奥运的基调上都是互相支持的。甚至于日本希望美国在参加东京奥运之外，也不要抵制北京的冬季奥运，让日中两国能顺利举行奥运。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经由日本在美国的‘天下围中’的围堵之下制造突破口，可以获取地缘战略空间，因此也就形成了‘对抗中有对话’的竞合关系。”

坚守“一中政策” 友台维持平衡

一方面，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Nakayama Yasuhide )在6月28日的智库演说中，对美日等多国自197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一中政策”提出质疑，并称台湾为“民主国家”。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伯(Kurt Campbell)7月6日明确说明“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对此，福田圆表示，日本基本延续“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是和美国一样，日本想要在“一个中国”政策框架内发展与台湾的关系。

她说：“日本要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也是维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基础。首先，中国政府所坚持的 ‘一个中国’原则和美日等国家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之间有一些重迭，但也有一些不同且各自表述的空间。也就是说，各国在不损害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重迭部分的范围内，依情形不断调整与发展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目前一直是如此，而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继续下去。”

针对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对“一个中国”政策界定的适当性提出的质疑，福田圆认为,日本政府会继续秉持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与中国签署的所谓“四个政治文件”的立场。然而，中山泰秀作为个人的思考，提出这个质疑是能理解的,因为1970年代和现在东亚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状况大不相同。福田圆认为，政治的使命是在历史经过与局势变化中平衡兼顾，探寻调整最适合现状的“一个中国”政策。

川岛真指出，美国在特朗普时代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之后拜登政府没有打破这条线。日本也没有突破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然而即使在一中政策下，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仍有需多可以加强合作的空间，包括在民主国家的共同理念上一起对应中国在日台社会进行的渗透，以及可能进行的半官方军事与经济对话。

他说：“日台可以进行在军事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保上的对话。在安保对话上，如果台湾可以参与，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防卫上跟日美同盟合作，对日美台三方都有好处。在经济方面，日本可以在既定的规定之下帮助台湾加入CPTPP，或是达成日台FTA等，促进双方的实质关系。”

陈文甲强调，台湾需要耐性与理性，审时度势，才能在国际博弈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立基。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1

旧文章ID：25473

作者：威廉·H·欧纬伦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威廉·H·欧纬伦(William H. Overholt)，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曾任兰德公司亚洲政策主管，著有《中国成功背后的危机》。

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表态，中国是首要任务，但该团队缺乏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除了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贸易经验外，拜登的内阁们都缺乏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一直致力于欧洲、加拿大和中东问题;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作为美国驻伊拉克和中东部队的美军领导者有着杰出的职业生涯;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传记中重点介绍了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和缅甸的工作。拜登的驻华大使候选人也延续了这一模式。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在中东和欧洲任职，同样缺乏中国经验。

笔者自认为是一个对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民主党人。但小布什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获得了尊重和赞赏。他曾声称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帮助“台湾自卫”，也坚决禁止台湾地区进行危险的挑衅。小布什在处理美中关系上的“出色成功”归功于他的团队——尤其是财政部的汉克•保尔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丹尼斯•怀尔德和驻华大使桑迪·兰特，他们“了解”中国。相比之下，欧纬伦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表现“笨手笨脚”，而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就“更糟糕”。

回到拜登团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库尔特·坎贝尔和国防部的伊莱·拉特纳等内阁之下的高官都没有与中国打交道的“深刻、直接的经验”。坎贝尔和拉特纳因2018年在《外交事务》联合发表文章，声称美国对华接触失败了。而这种判断是“基于断章取义的愚昧的历史修正主义”。国会的证词表明，所有关键的接触政策都取决于国家安全和经济风险与机遇，不由得地掺杂道德谴责。坎贝尔与拉特纳对历史的歪曲，应当使他们没有资格担任现职。

坎贝尔在奥巴马任内的主要贡献是“重返”亚洲，这是美国将资源从中东和南亚向东亚转移的有效做法。到目前为止，拜登团队对中东的关注证明了该战略的失败。“重返亚洲”对美国力量的最大贡献是将几千名美军转移到澳大利亚北部，但其处理方式让北京预料到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净损失。

拜登团队在亚太地区的记录是一系列失误。布林肯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表现出的对抗态度，对美国国内而言是发挥得好，但可能会阻碍多年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布林肯称台湾为一个“国家”，尽管他的同事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但一个了解中国的人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拜登的朝鲜政策缺乏实质内容，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就毫无希望。布林肯对东盟半心半意，优先考虑中东的他与东盟安排空中视频会议，却因为技术故障而作罢。

布林肯警告各国不要接受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以免中国最终拥有这些项目，这与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错误说法相呼应。在借给非洲的一千多笔贷款中，北京从未没收过抵押品，也从未试图利用借款人。彭斯2017年对于中国与斯里兰卡港口租赁协议的说法被一些学者称为谎言。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不知道如何做到“既强硬又不挑衅”。拜登邀请台代表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派遣国会议员作为官方使者，并将台描述为安全伙伴，这不仅没有加强台湾地区的实力，而且几乎放弃了1972年的协议。这可能会让中国领导人陷入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境地。

美国会接受没有苏联问题专家的冷战领导吗?你越把中国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就越需要真正了解中国。仅靠官员们有良好的联系，在中东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不喜欢中国是不够的。

全文译自The Hill，原文标题“Biden cannot counter China with a team that lacks expertise”。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3

旧文章ID：25472

作者：沈雅梅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沈雅梅(Shen Yamei)，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6月，拜登在欧洲展开任内首次海外之行。他努力把G7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等营造成“民主”的高光时刻，并把中国作为“民主”的对立面纳入峰会议题，试图制造“民主国家联盟”一致对华的声势。这与美国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给中美关系贴上“民主与专制”标签的做法一脉相承。它不同于中美自建交以来在特定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带有冷战式的制度、模式和道路之争色彩，并有扩展和升级之势。人们担心，这会把中美关系及世界推向危险的境地。

中美建交后，中国的现代性和民主化一直是美国的执着和焦虑。那时，美国在制度上针对中国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改造和“纠错”。现在，美国把中美关系各领域的问题都或多或少视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用“民主”来凝聚盟友，用制度对抗来充实在经济、科技、安全、全球治理等各个方向上的对华竞争，用“民主”与“专制”之争来定义21世纪的核心矛盾，足见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来的中国制度影响力已成为美国的担忧和恐惧，美国在制度上针对中国是为了在战略上打压和削弱中国。

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不可取，它首先揭开的是美式民主的伤疤。白宫《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宣称“民主是我们最根本的优势”，“美国模式是实现美国未来的最佳途径”。这听起来像是自我疗伤。2020年大选争议和2021年初“国会山事件”对美国政治民主的冲击世所瞩目，这不是换一任总统就能烟消云散的记忆。它揭示出，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不同阶级、族群和世代之间分配不公正的问题，美国民主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没有明显优势，反而暴露出效率低下和民粹盛行的缺陷。皮尤研究中心3月31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约65%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美国运用霸权向其他国家移植民主而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更别提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和民主原则的违反。

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并不符合美国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诉求。美国试图重塑G7角色，使其不再是发达工业国家集团，而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集团”。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G7不是敌对中国的俱乐部。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上，离不开与中国合作。韩国、南非等国来到G7峰会，看重的是它的宏观经济协调作用。可见，美国希望推动联盟体系转型，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导向集中对华，这与各国对华政策的定位和关切并不相同。美国之所以不明说与中国制度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盟友的对华立场妥协，显示“团结”。这也折射出，美国要改变现行国际规则，把G7转变为排他性的“民主十国”(D10)会是何其艰难。

“民主”甚至不是维系美国同盟体系的充分条件。美国结盟政策的最高原则从来都是美国战略与利益需要，意识形态或文化共性因素是次要的。例如，美国在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伙伴多为不同政治制度，“价值观一致性”并不是维系同盟的充分条件。在美国为盟友及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能力已经下降的情况下，盟友及伙伴或许会在政治表态上进行低成本的跟进，但很难为美国的制度对抗战略付出实质性的安全和经济投入。

中国需要看到，美国以制度对抗为驱动搞“民主联盟”，实际上是想用模块化联盟方式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在5G技术、网络安全、数字经济、数据隐私等领域制定针对中国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因此，中国需要避免陷入美国搞制度对抗的陷阱，认真研究产业对策，争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切实摆脱被动，赢得主动。同时，也必须纠正美国及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度偏见。冷战已是过去，人为制造的东西方分野不复存在，当今国际关系因各类思想的融合共存而更趋平衡，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人们重新审视理想的治理之道和民主的核心概念。经济力量的上升也要求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表明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中国有充分理由打破美国话语霸权的枷锁，向世界贡献令人心悦诚服的价值理念。

原文标题《美国与中国制度对抗不可取》

来源时间：2021/7/13   发布时间：2021/7/13

旧文章ID：25471

作者：匡泽玮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国家创新与竞争法(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简称‘USICA’)”。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舒默在其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国家创新与竞争法”是对《无尽边疆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的补充。

具体而言，该法案以《无尽边疆法案》作为蓝本，将《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一系列法案进行整理、修订，进而形成一套立法修正案。该法案长达2376页，涉及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从具体的科技产业包括5G、半导体产业、太空空间技术等，到美国国内科技研发与科研交流以及科技安全等内容，包罗万象。其主张，美国在未来五年将向科研领域投入2500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在科技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其科技安全。

一方面，USICA以压倒性表决结果在国会通过反映出两党对华认知的一致，折射出美国政治精英迫切希望美国在制造业以及科技领域加强国家能力以应对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一直反对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共和党在该问题上选择与民主党合作，两党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妥协反映出美国内部政治的一些变化趋势。那么，“国家创新与竞争法”是否是挽救美国制造业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灵丹妙药?该法案又预示着中美未来哪些竞争趋势?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USICA，美国科技产业的解药?

USICA旨在通过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中设立“技术和创新局(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以及各种项目与活动来促进美国科技发展以加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例如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等的领导地位，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益服务美国国内的发展。尽管法案涉及领域广泛且提出诸多促进美国科技发展的措施，但是从法案提出的措施来看，“国家创新与竞争法”缺乏对市场管理的措施导致其对美国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仍有局限性。

以USICA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的立法措施为例，法案为研发芯片和半导体的技术和项目进行大量的拨款和官方投资。其中，国会计划设立一个10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以配合地方政府对半导体制造设施投资的激励措施;另外向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电子复兴计划(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等机构和项目拨款以促进半导体的研发。同时，美国还计划将减免对半导体的生产或生产设备的税收以及建立与私营部门合作的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从这些措施来看，显然这些举措符合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对当前该产业发展困境的认识——很多美国的学者和企业家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投入不够。学者威廉·斯宾塞(William J. Spencer)建议“美国应该采取干预措施保持其在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

虽然美国国内开始重视官方机构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的作用以使美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但是美国仍忽视了其国内影响科技产业发展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垄断问题。企业往往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来获取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在美国掠夺性定价是一种常见的反竞争行为。一家大型的主导企业往往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积累采取压低价格的策略来迫使整个行业的利润降低，使得新兴企业或其他竞争对手无法从中获利而被迫退出行业竞争，最终导致大型的主导企业获得产业中的垄断地位。根据Thomas网站的统计，目前英特尔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也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2020年英特尔公司在全球的收入是778.7亿美元，在美国的收入是165.7亿美元。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美国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努力过程中的角色。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行业顾问、分析师蒂姆·巴加林(Tim Bajarin)认为“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唯一选择就是英特尔”。这表明，美国官方的拨款和减免税收等措施的最大获益者很可能是包括英特尔公司在内的行业领跑者，而不是那些新兴的独角兽公司。同时，这种情况也表明，美国的科技产业内仍存在大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反对行业内的竞争，以维持自身在产业中市场份额的可能。

来源：Thomas网站2018年的数据统计

此外，美国国内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构成了美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障碍。进一步而言，合理地放宽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科技产业的发展。最著名的例子之一，美国司法部促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向35家公司发放了一项“发明晶体管”的许可证。摩托罗拉(Motorola)、飞兆半导体(Fairchild)和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等规模更小、新兴的公司都使用了这种现在被称为“半导体(semiconductor)”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从而发起了计算机革命。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近年来“由于美国企业游说团的行为改变了知识产权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增强企业市场实力的工具”——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正在服务于行业中的巨头公司而阻碍美国科技的发展。尽管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维持垄断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和创新激励之间的动态平衡，但同时滥用知识产权保护阻碍了知识与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加了创新时所需要的成本，成为影响美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因素。斯蒂格利茨认为版权寿命的延长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如今，几乎每一项发明都需要成百上千项的专利支持”，斯蒂格利茨表示，“当一家企业创造出一种新产品(例如一种新型芯片)时，就有可能在无意中侵犯某一项专利权”。这样将可能导致要么整个半导体行业陷入“内卷”——行业内企业之间陷入无尽的诉讼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要么大型企业之间相互交易、彼此分享专利权从而导致新兴企业被排除市场之外。

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国家创新与竞争法”并没有给出预防与应对措施。该法案的措施主要集中于拨款和补贴等手段的授权和使用上。但它既没有对于市场中存在的弊端做出的监管和限制，也没有推动美国国内的知识保护产权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促进内部基础信息与知识在科技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同时，虽然法案中也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但相关条款对中国的针对性较强，其本质上仍是限制或排斥中国在美科技市场的投资和产品的政策工具。例如一旦有产品认定为“盗取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将和国务卿一起协调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英国商讨，以联合禁止该种商品的进口。因此，USICA能否真正促进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其实际效用是否会受市场弊端和行业问题所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换句话说，受当前市场中存在的弊端，USICA对美国产业发展的作用值得怀疑。

USICA背后的政治潜在影响

“国家创新与竞争法”不仅面临着美国市场内部的问题，还受两党政治分歧的干扰。尽管USICA以压倒性优势在参议院通过，众多美国媒体和学者皆认为这反映出两党在科技领域中以及面对中国挑战时的共识，然而两党在具体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远没有USICA表面上所展现出的那么团结。

USICA主张的政府对产业的干预行为一直是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共和党人所反对的内容。反对者认为，USICA对经济的干预成本过高，将会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赤字。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表示“这项法案(USICA)将增加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影响，但也因增加政府的债务压力而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共和党参议员，帕特·托米(Pat Toomey)也表示反对将政府的主导地位视为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前提，认为USICA提出的2000多亿美元的补贴和赞助是基于政治利益和狭隘的观念而非产业发展的考虑。

此外，在具体的措施上或执行过程中，两党的立场是否能继续保持一致也需要画上一个问号。事实上，从《无限前沿法案》到“国家创新与竞争法”，两党对法案的具体条款进行了多次的修改。这反映出两党的政治精英在促进本国科技产业发展和应对中国挑战等问题缺上乏足够的凝聚力。换言之，共识的存在不代表凝聚力的形成，虽然两党精英形成“大力发展美国科技、遏制中国发展”的共识，但是在采取何种手段、如何发展本国科技产业等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精英还存在分歧。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两党在法案的具体落实过程中依旧会存在矛盾——其中包括拨款的程序、补贴的对象以及实际投入资金数目等问题，两党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仍有爆发斗争的可能性。这也将会影响法案的实际落实效果。

USICA反映出的中美竞争

受国内市场存在的弊端和政党政治的影响，“国家创新与竞争法”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美国科技产业的复兴，法案的实际效果仍值得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出于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恐惧，美国将不断向中国施压加剧两国的科技竞争。从法案的内容来看，法案不仅授权对“芯片与半导体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行业进行拨款、补贴，而且要求相关机构加强对中国企业与产品进行严格审查，限制有关的美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进行贸易。这意味着中美间的科技竞争不会向一些观点预测的——“拜登政府通过鼓励本国科技产业发展同中国“正面”竞争——方向发展。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拜登政府将会采取“补贴+保护”等多种手段保护国内科技产业的市场和发展以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的同时，通过和其他国家制定国际行业标准，进一步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以排挤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止中国企业获利而使中国的产业技术得到发展。

需要认识到的是，过去强调经贸关系的“压舱石”的作用并不适用于当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关系。换句话说，过去美国的企业会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而动用游说力量，主动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而如今，出于对中国与其抢占科技产品的国际市场(包括美国的本土市场)的担忧，这些企业和行业协会摇身一变成为鼓动中美竞争的推手，希望借助美国的国家力量来助其占据全球市场。当下，强烈支持USICA的通过或者说USICA的最大受益者正是那些与中国有经济利益冲突的科技巨头公司和组织。例如，法案中为强化美国对中国在太空科技领域的优势向NASA提供资金的倡议将有可能使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太空项目受益，因此有理由相信，NASA一直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的太空威胁很可能是想借此获得美国官方对其的大力支持。美国半导体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简称“SIA”)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Jimmy Goodrich)呼吁“尽管中美科技实力存在差距，但美国应重视中国的科技威胁”;贸易组织消费者技术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负责国际贸易的副总裁萨奇·钱德勒(Sage Chandler)认为，美国应惩罚中国及其恶劣的产业政策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和消费者权益。显然，在科技领域中美间的经济联系不再充当两国关系的调节器，而更像是导火索——未来两国的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两国高科技企业和行业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与制定国际规则权力的博弈。

本文审校：郭雷 葛健豪

来源时间：2021/7/12   发布时间：20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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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承恩  来源：思想坦克

美国白宫印度太平洋地区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7月6日在智库「亚洲协会」的线上主题演讲中，于回答提问时表示：「我们(意指美国)支持坚实的，非官方的美台关系(we support a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坎贝尔这番话在台湾政界、舆论界引发相当多的讨论，也带出非常多不同的观点，事涉美中台关系的重要面向，我们不妨对此更深入探讨。任何政策立场的讨论，必须基于对政策立场的内容，以及发言者说了什么，其表达的情境是什么有精确的理解，而不是加入论者自己的解读。因此，第一个面向是，坎贝尔到底对谁而说?其主要讯息是什么?

坎贝尔的发言主要在吓阻中国对台用武

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是美国重要智库，参与坎贝尔这场主题演讲的与谈人是所属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PI)的主席及副主席，也是非常重量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罗素(Daniel Russel)、前美国贸易代理副代表柯特勒(Wendy Cutler)。而坎贝尔本人也曾任欧巴马时期的国务院亚太助卿，是罗素的前任，四人齐聚讨论美国印太政策，全篇精彩万分。读者必须了解的前题是，通篇讨论所围绕的对象是中国，由此议题核心发散连结到其他的议题。绝大部分的话是对中国讲的，前述坎贝尔发言也不例外，意即，主要意味不是针对台湾讲的。

坎贝尔发言所回答的问题，是由罗素所提出，而他的提法也十分有趣：罗素提到美国大幅支持台湾，提升台湾尊严，但在美中新的战略环境下，中国似乎认为美国渐进式地改变美台关系由非官方转为官方关係，而这可能导致美中间的摩擦。罗素问：美国对台湾「多少爱才爱太多」(how much love is too much love)，怎样做才能适当对台展现尊重、支持，同时符合美方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与《台湾关係法》?由此可知，罗素提问的重心，是中国如何看美台间关系的提升。

事实上，坎贝尔的回答，虽然以本文第一段所引的两句话开头，接下来表达美国认为台湾有权享有和平，也支持台湾扮演更大国际角色，不该被国际社会排除在外。后面百分之八十的部分，坎贝尔在讲两件事情：第一，美国接受(accepts)且维持「美台非官方关系」与「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是一个重要的，微妙的平衡，也是一个危险的平衡。意思是，这番话，主要在应对中国在台海挑起战争的风险。

第二，美国对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有极重大的利益，不仅如此，其他国家也采取同一立场，并特别提及日本与英国。国际社会对中国释放出清晰的吓阻讯息，因为知道中国对香港出手，背后含有测试如果对台湾动手，国际社会会如何回应。就此，坎贝尔强调，中国这种企图将会是灾难性(catastrophic)的。

换句话说，坎贝尔这番话的主旨，在吓阻中国对台湾动武。这当然是直接因应近月来美国政策圈越来越正面回应中国可能在台海挑起战端的风险，也与自三月以来，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放入美日、美韩、G7高峰会声明的外交努力是连贯的。发言要整体看;主从的位置要搞清楚，任何断章取义都是不准确的。

各打五十大板?抑制独派?

坎贝尔之所以会提到「美台非官方关係」与「不支持台湾独立」，除了是间接(incidentally)开场提及以外，潜台词是：美国并未改变政策，台湾也没有做出任何挑衅，中国你为什么要升高紧张?这点可由其发言中提到，中国在香港的作为，与在台海的蠢蠢欲动，都是「与国际秩序完全对立的」可知。中国所作所为是未经挑衅(unprovoked)，而且改变现况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更是从中国战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与侵入台湾西南空域、香港、新疆、东海南海的武力威胁、对美国的种种颠覆作为的相关发言主轴的延续。

重要的是，坎贝尔通篇发言没有对台湾政府或执政党有一丝一毫的保留、不满或指责。坎贝尔讲的是美国自己的政策，发言的主旨是针对中国的威胁。坎贝尔提到的「平衡」，是在「美国挺台」与恪遵既有政策框架间的平衡。在这点上，坎贝尔说美国并未改变向来的政策，也就是罗素提问中所提到的，美国的一中政策与《台湾关系法》。

坎贝尔所说并不是新的事情；这不是美国官方第一次说到「不支持」，甚至「反对」台湾独立。坎贝尔在说的，是美国对台的框架政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

在这点上，川普时期的前国务卿蓬佩欧，在作出「台湾向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声明后，美国国务院同样澄清，美国仍恪遵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关「台湾向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如何相容，是一个极有深意的问题，应该另文深入讨论。此处只能说最重要的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绝不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也不是论者想当然尔式的「一中框架」。

各路论者将坎贝尔的发言与前国安会祕书长邱义仁的发言连结起来，认为美国在呼应邱义仁所说「台湾独立不可能」，或是「美国根本不支持」等语，用意在抑制台派/独派，甚至是警告蔡政府。我个人认为这都是单纯以国内观点来解读坎贝尔的发言。

坎贝尔是印太、亚洲及中国政策的老手，也与许多政界人士熟识，美国很知道台湾政坛发生什么事，但针对台湾特定发言回应?美国甚少做这种事，而且邱义仁的只是在陈水扁广播中的对谈，层级根本不用美国特地发言。更何况，邱义仁所讲的也不只是上述两句，他也讲应该继续努力。若是美国真要抑制独派，也应该是出言驳斥而非呼应。最重要的，如前文所述，坎贝尔的发言根本不是冲着台湾而言，语句与上下文情境更是没有讲到台湾国内的政治动态。

因此，说坎贝尔的发言表示美国警告独派，是纯粹脑补，拿美国人的话来服侍自己政治目的的说法。

美国回到一中框架?

也有论者认为，美国爱台湾，但是有个限度，不会牺牲自己爱台湾。坎贝尔这番话表示美国仍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或「一中框架」。这个论点完全未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根本不是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两者不能以「一中框架」混为一谈。不知道是忽略、无知、还是刻意不提。

美国从未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七二年《上海公报》中，美国「认知」(acknowledge)「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不予挑战」;七九年《建交公报》中，美国「认知」中国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没有表示美国自己的立场是什么。到了2020年，蓬佩欧声明「台湾向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才用了「承认」(recognize)一字，表示美国自己的立场。

若不是对于「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中国采取不同的立场，美国根本没有立场对台军售，主张台海问题应该和平解决，任何解决不得违反台湾人民的意愿等等《台湾关系法》下的重要政策。面对中国要求美国逐年减少对台军售质量的压力，八二年里根《六项保证》中，将美国对台军售，与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连动起来，意即美国是否减少或增加对台军事支援，要看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降低还是升高，把压力转化成实施《台湾关系法》下的政策的机制。美国近年来一连串挺台措施，也是针对中国对台日益升高的军事威胁，所做出的直接回应。

因此，拿坎贝尔「不支持台湾独立」一句话，说美国回到「一中框架」的主张，完全忽略美国自《台湾关系法》以降的法律与政策文件，也与美国实际上所实践的挺台作为不相符合。

事实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一中」(one China)之名，但实际内容为何，必须深究，绝对不能望文生义。我个人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最重要的精义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固定的框架，是一个「化无形于有形」的事物，其核心是美国自己定义其「一个中国政策」。不这样看的话，无法解释蓬佩欧的声明如何仍恪遵「一个中国政策」，也无法解释美国一连串挺台措施，包括废除过去的交往限制，如何与坎贝尔口中的「非官方关系」相符。

就这点，我与其他学者曾有激烈的争辩。但重要的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大有学问，绝对不能望文生义把它当成「一中框架」。学者在评论此事时，好歹也看一下真实世界里实际上发生的众多实践，而不是自行脑补，把美国没有说，没有做的，加诸到美国身上。

美台关系必须放在地缘政治战略框架下观察

与坎贝尔「不支持台湾独立」类似的话，美国官方过去出现过，而且层级还更高。柯林顿总统1998年访问中国时，就曾在上海亲口说出「不支持台湾独立」。因此，这件事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坎贝尔并没有说出新鲜事。但重要的，是各个政策表态背后的想法，也就是表态者为什么说说事的话。

这应该从国际地缘政治的大战略框架下观察。1998年柯林顿发话当时，正值美中台间因为李登辉访美、台海飞弹危机、台湾总统直选经历震荡之后，而且柯林顿政府当时的对中战略，是与中国维持「建设性战略伙伴关係」，并希望藉由将中国带入国际体系，促成和平演变，由内部改变中国，因此「对中和解」，与中国立场妥协的方向强劲。

时至2021年，国际战略框架已经巨幅改变。美国《2017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视为全球战略敌手(strategic rival)以来，美中两国关系在各个层面对抗的全面升高，牵涉的层面包括不公平贸易、智慧财产窃取、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人权与国安制裁等。在思想层面，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也日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还不只是中国的国际行为，更涉及中共政权的本质。这些政策在拜登接任后，更细致地区分「合作、竞争、对抗」的三层面，同时採取与川普政府不同的方法，但政策的大方向是相同的。

美台的关系，应该放在这样的战略大框架的转变下面来看。因此，即使说美国的政策是台海「维持现状」，其意义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传统意义的「维持现状」，重心在台湾不受军事侵略，台湾人民不受威吓胁迫改变现状，防御的重心是独立存在的台湾。当前局势下的「维持现状」，不仅限于独立存在的台湾，防御的还包括民主的台湾。美日出手捐助台湾取得新冠疫苗，即为适例，因为「台湾的政治疫情比实际的疫情严重」。

至于中国国民党人士所说，坎贝尔一番话意味着台湾应该回到「中华民国」并开启两岸对话，更完全是把国内政治意图套到美国人的嘴巴(wishful thinking)。国民党避而不提的是，「中华民国」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中，已经是过去式；不论「台湾独立」、「一中一台」、「一中两府」、「两个中国」，都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美国的一中政策」观点，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中国，台湾主张「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违反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更别提美国拜登特使团来台时，曾热切质问国民党立委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正因与中国牵扯不清，在当前的国际战略局势下，是引发美国多方疑虑的。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应该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整体，以及国际的大战略格局去看，而不是以国内政治的狭隘眼光，自行解读，将美国人没有讲的话，没有表达的意思，加诸到美国友人的身上。虽然需要仔细分析，但其实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明的思路，与纯正的动机而已。

来源时间：2021/7/12   发布时间：20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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