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528

美国2020年国会选区重新划分对选举政治的影响

0

作者:张业亮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3期

4月26日,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数据比计划公布的时间晚了四个月。此次公布的数据中,只有各州总人口数量的基本数据,各州人口的种族族裔、年龄性别等具体数据要到9月左右才能公布。美国此次人口普查是在两党选民人数大体相当而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的环境下进行的。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国会选区将会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这对今后十年美国的选举政治将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从东北部和中西部继续向南部和西部流动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人口总数为3.31亿人(331,449,281人),与2010年人口普查的3.09亿人相比,增长了7.4%,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十年7.3%的人口增长率。其中,犹他州是过去十年里人口增长最快的州,增加了18.4%;而西弗吉尼亚州是人口下降最多的州,下降了3.2%。加利福尼亚州人口最多,高达3900多万人;怀俄明州人口最少,仅有57万多人。

虽然人口增速放缓,但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持续80年里,美国人口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和西部流动的趋向没有改变。1920年,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人口占总人口的60%,西部和南部只占40%。到1980年,南部和西部的人口超过东北部和中西部,此后持续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里,南部和西部人口分别增长10.2%和9.2%,远远超过了中西部的3.1%和东北部的4.1%。目前,南部和西部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2%,东北部和中西部仅占38%。在人口增加最多的17个州里,有14个州在南部和西部,包括6个人口增加最多的州,其中得克萨斯州增加了400万人,佛罗里达州增加了270万人,而位于中西部和东北部的伊利诺伊州、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三州的居民呈净流失状态。在这一人口流动趋势下,位于“阳光地带”的一些州人口数量排名前移:佛罗里达州超过纽约州成为美国人口第三大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超过密歇根州成为美国人口第八大州和第九大州;亚利桑那州超过马萨诸塞州和印第安纳州成为美国人口第14大州。

权力将随人口变动趋势而重新调整

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开启了国会选区重新分配和划分的进程。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众议员人数……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根据这一规定,美国人口普查局每十年的年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普查的结果对各州的国会众议员人数进行调整。美国众议院有435个众议员席位,这一席位数量自1913年以来一直未变。人口普查后,人口增加的州将增加在众议院议席,人口减少的州则会减少。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有六个州将增加在众议院的议席,其中得克萨斯州将增加两个议席,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各增加一个议席;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七个州各减少一个议席。

众议院议席的这一调整,再次反映了美国政治权力正进一步向西部和南部转移。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持续显示,众议院议席向南部和西部呈净转移状态。从本次人口普查来看,增加议席的所有六个州都在南部和西部;而减少议席的州,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外,都在东北部和中西部。从1940年到2020年,国会众议院议席向南部和西部转移了总共84席,这两个地区选举人团票也增加了84张。其中,得克萨斯州仅2000年以来就增加了八个议席,佛罗里达州增加了五个议席,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各增加三个议席,这些州所拥有的选举人票也相应增加。与之相比,自2000年以来,宾夕法尼亚州已失去了四个国会众议院议席,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各减少了三个议席,其所拥有的选举人票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在过去30年里,纽约州失去了五个议席,是国会众议院议席最大的输家。这次人口普查,使得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在其近170年历史里第一次减少了议席。随着南部州和西部州在众议院议席数和选举人团票的增多,它们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影响也将随之扩大。

重构美国选举地图

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据此作出的众议院议席调整,将对下一个十年的美国两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人口普查后进行的议席调整明显对共和党有利。增加议席的州除俄勒冈州和科罗拉多州在2020年大选中是稳固的蓝色州外,其他大多数都是共和党占主导的红色州,像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蒙大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都是支持特朗普的州;减少议席的州大多是民主党主导的蓝色州和少数竞争激烈的战场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是稳固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票的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则是摇摆州。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南部和西部地区除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西海岸诸州外,大多数州在总统选举中都可靠地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此次人口普查后进行的国会议席调整将进一步巩固共和党的这一选举优势。尽管南部和西部增加的人口大都集中在大都市,并且这些增加的人口大多数属于上过大学的白人白领阶层、少数族裔和年轻人等民主党基础选民,使得在共和党主导的红色州形成一个个具有竞争性的选区,但就这两个地区整体而言,“红”转“蓝”的前景在下一个十年还看不到。

在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各州将根据新的人口数据开启十年一度的重新划分国会和州议会选区的进程。共和党也会利用掌控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的机会打造对本党有利的“安全选区”,从而夺取下一个十年的选举优势。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大多数州是由州议会和州长控制,即由州议会划分并通过新的选区,再由州长批准;少数州(如密歇根州)则由独立的专门委员会来负责。因此,在一些一党控制州政府的州,就可能划分出本党候选人占优势的选举地图。

共和党目前控制着全国2/3的州议会,其中在22个州,共和党不仅控制州议会两院,而且还控制州长职位,这意味着共和党在这些州即将开始的国会选区划分过程中具有完全的控制权。2020年人口普查后,有13个增加或减少国会议席的州面临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任务。而在增加议席的六个州中,共和党将控制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的进程,这三个州总共占七个新增加议席的四个。而增加议席的两个民主党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将不会把这一权力交给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这是因为,俄勒冈州州议会民主党议员已同意给予共和党议员在选区划分上同等的发言权,以换取后者不阻挠其他立法的承诺;而科罗拉多州选民在去年11月举行的创制投票中剥夺了州议会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权力,将其给予了一个无党派的委员会。因此,共和党在议席增加的州几乎掌控了选区的划分。如果共和党在议席划分中,把大都市区倾向投民主党候选人票的选民分散放在远郊和乡村地区的共和党选民中,共和党就可能划分出对本党候选人来说安全的选区,从而确保下一个十年在这些州的选举优势。

2022年中期选举在即,它将是选区重新划分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在两党参议院议席相等的情况下,民主党能否保住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对拜登政府推行其立法议程至关重要。目前,民主党以218比212的微弱多数控制众议院,还有五个议席目前空缺,这意味着民主党只要有少量议席丢失,共和党就将控制众议院。而目前2022年的中期选举形势,非常不利于民主党: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将退休,有的或将竞选州长、参议员,留下的这些席位都将是开放性的。再加上新的国会选区划分也不利于民主党,这意味着共和党很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注定引发新的政治和司法大战

共和党掌控此次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的进程引发了民主党对“不公正划分选区” (gerrymandering)的担忧。所谓“不公正划分选区”,指的是以有利于一党而不利于另一党的方式来划分国会选区的做法。在美国,不公正划分选区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第一次不公正划分国会选区始于1810年的马萨诸塞州。近十多年来,两党围绕“不公正划分选区”而对薄公堂的事件屡见不鲜。2019年6月,最高法院就审理了两起选区划分的案件。对于此次国会选区重新划分,民主党明确提出选区划分要“公平而透明”,并成立了全国选区重新划分委员会(the National Democratic Redistricting Committee),由奥巴马政府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领导。民主党还提出《为了人民法案》(For the People Act),试图把选区划分的权力从州议会剥离出来,给予由两党或无党派组成的独立委员会,作为保护选民投票权的又一措施。可以断定,围绕此次选区重新划分,两党注定将展开一场政治和司法大战。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26

环球时报:台当局须听清楚:美“不支持台独”

0

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6日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位被一些人称为拜登政府“亚洲沙皇”的官员在一个智库会议上说:“我们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完全了解其敏感性。”

这是拜登政府高官首次明确做出“不支持台独”的表态,引起了岛内震动。民进党当局低调回应、搪塞了舆论围绕坎贝尔讲话的关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要求当局体认到“台独之路是走不通的”。联合报在标题上写道:“坎贝尔弦外之音:只爱符合美国利益的台湾”。

坎贝尔的表态似乎让美国的台海政策又回到了常规轨道上,特朗普政府末期,蓬佩奥就台湾问题发出一系列完全突破框架的言论,很多人指出了那一疯狂路线的不可延续性,回摆是必然的。坎贝尔在同一个论坛上还表示美中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提出印太地区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大国,但他指责是中方不希望这样。一些分析认为,美方近期频繁放风有意推动中美峰会的实现,华盛顿的涉华言论似乎在为此营造氛围。

美国官员公开宣示“不支持台独”,这值得欢迎。不过美国官员的一个特点是“话很多”,这是美方制造对台政策“整体模糊”的一种方式。美国希望台湾“不独不统不武”,大陆了解美国的这一对台政策基调。

说实话,台湾当局高度重视美国官员的每一句涉台表态,他们可以说就活在那一堆表态里。但大陆不是这样。中美是大博弈,台湾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不是唯一的。而且台湾问题的原则性和复杂性都摆在那里,短期的言语逞强或调整很容易,但能够制造长期且不可逆动向的唯有实力格局的变化。

所以我们欢迎美方的每一个相对积极的表态,同时我们更加信赖大陆实力不断增长而积累起来的战略主动权。大陆这些年不断强化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对美台都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压力,“台独”变得愈发危险和不可思议,美台都需要更加认真评估出格言行的风险,缓和台海局势成为了他们不太敢随意往后排的需求。

中国大陆要继续聚焦增加实力和强化军事斗争准备,这是美台最能听懂的语言。嘴仗要接着打,但那说到底是次要战场,主战场是实力格局的不断再造,是构建大陆在必要时敢于使用武力并且有能力一举解放台湾、美国届时将缺少出兵保卫台湾意志的预期。

美国方面不断出现对大陆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对台动武的预测,民进党当局也有了他们如果拒统早晚会面临战争的惶恐。这些都不是大陆用语言讲给他们的,是解放军在台海越来越模拟实战的演练和大陆军事能力高速增长对他们战略研判形成的重塑。

台当局仅仅不谋求“独立”是不够的,这是台海和平的下限条件,而非上限条件。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那一天终将到来。民进党高官的社交媒体账号很活跃,但他们絮絮叨叨的那些话对台海局势的潮流产生不了影响,他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25

坎贝尔:美国不支持“台独” 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

0

作者:万维读者网等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7月6日在智库活动被问及对台海安全议题时表示,美国支持台湾维护尊严,维持坚实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不支持台独。对此,台湾外交部7日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

""


坎贝尔7月6日出席“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视讯座谈。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前国务院亚太助卿罗素(Daniel R. Russel)提问,中共不满美国渐进改变美台非官方关系,他好奇美国对台“爱多少才叫爱太多”,如何适当对台尊重支持,同时符合美方“一中政策”?坎贝尔回应:“我们支持与台湾坚实的非官方关系,我们不支持台独。我们充分了解这个议题极具敏感性。”美方在对台事务上必须保持平衡,这攸关牵动国际局势的台海和平稳定。

坎贝尔是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被称为“亚洲沙皇”(Asia tsar),尤其这又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有高级别官员作出这样的表态,在台湾政坛引起大讨论。

台湾外交部7日表示,坎贝尔强调美台非官方关系,并重申支持台湾国际角色,特别在对抗疫情与争取疫苗不应被排除在外。对此立场,我方表示欢迎与感谢。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是事实、也是现状。我国政府以稳健务实态度审慎处理两岸关系,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争取参与国际机会,已赢得美国及理念相近伙伴肯定。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认为,美国提醒蔡政府两岸关系过度对立,影响美方“战略模糊”下的弹性,美方态度是向大陆释放善意,宣示回归美国传统外交路线,希望蔡总统宣示捍卫中华民国,涉及国号领土国家定位不进入修宪,称“中国大陆”并将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历史,重新放回教科书。

台独立场的台湾制宪基金会回应,美国应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让民主同盟更加稳固,也向中国与民主友邦展现其卫护自由民主秩序的决心。台湾经历90年代民主化运动后,已事实上独立,但仍非“正常国家”,应制定一部真正符合台湾当前情状的新《宪法》。

与此同时,坎贝尔的表态也引来中共官媒的一阵自嗨,《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台当局须听清楚:美“不支持台独”》的社论,文中称“美国官员公开宣示‘不支持台独’,这值得欢迎。不过美国官员的一个特点是‘话很多’,这是美方制造对台政策‘整体模糊’的一种方式。”该篇社论称台湾当局高度重视美国官员的每一句涉台表态,还酸台湾政府“活在那一堆表态里”。

点击这里查看《环球时报》社评:环球时报:台当局须听清楚:美“不支持台独”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坎贝尔的“声明”表态(2021年7月7日)

凤凰卫视记者: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和平共存,美方不支持“台独”。但他同时也说如果北京作出违背和平稳定的举动,美方将作出回应,还称北京方面越来越独断,请问中方有何回应?

汪文斌:你提到了两个问题,分别涉及中美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

关于中美关系,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发展进步靠的不是谁的恩赐和施舍,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作出了论述。希望美方有关人士能够认真研读。这里我想给大家强调几点。

第一,中国力量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坚守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提出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第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第三,中国追求的是人类共同进步。中国坚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愿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四,中国捍卫的是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权的人民。中国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中国不会去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这不仅是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更是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美国CNBC报道:U.S. and China can co-exist peacefully, says White House’s Kurt Campbell
July 7,2021

BEIJING — The U.S. and China can co-exist peacefully, a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new cold war,” said Kurt Campbell, White House coordinator for the Indo-Pacific.

“There will be periods of uncertainty — perhaps even periods of occasional raised tensions,” he said Tuesday, according to a press release of his comments at an Asia Society event.

“Do I believe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exist peacefully? Yes, I do,” Campbell said. “But I do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going to be enormously difficult for this generation and the next.”

Sinc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ok office in January, his administration has maintained the tough stance of the preced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Biden has called China 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to the U.S.

On the contentious issue of Taiwan, Campbell reiterate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e China Policy.”

Und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Beijing has more aggressively asserted its claims over Taiwan and pressured othe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t to deal with the region independently.

Campbell added Tuesday that the U.S. is “quietly exploring” trade initiatives in Asia.

While domestic recovery in the U.S.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remained the administration’s prior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the Indo-Pacific will be the center of our regional focus,” Campbell said.

Nikkei Asia: U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Kurt Campbell
July 7, 2021

Indo-Pacific coordinator pledges to ‘step up’ 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point man on Asia is "astonished" by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will "step up" its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to hold back such a trend. But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understands the sensitivities involved, Indo-Pacific Coordinator Kurt Campbell said Tuesday.

Campbell’s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are his first public comments since President Xi Jinping’s July 1 speech celeb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which the Chinese leader called the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a historic mission and an unshakable commitment" of the party. 

"We support a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Campbell said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the moderator asking "how much love is too much?" when it comes to stronger relations with the island.

"We ful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ies involved here,"  he said. "We do believe that Taiwan has a right to live in peace. We want to see its international role, particularly in areas like vaccines and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pandemic, they should have a role to play here, they should not be shun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eanwhile, will "step up our game substantially" with regards to Southeast Asia diplomacy, understanding that engagement with that region is key to successful Indo-Pacific policy, Campbell said. 

"We recognize fully that really for an effective Asia strategy, for an effective Indo-Pacific approach, you must do more in Southeast Asia," Campbell said.

The administration’s Southeast Asia game plan has been hampered by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Shangri-La Dialogue, which draws top level military officials, diplomats and weapons mak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other regional summits later in the year look to be held virtually, Campbell noted. But, he said that through vaccine gifting and new funding for infrastructure, the U.S. seeks to engage in a sustained way.

"We’ve taken it on board with our own vaccine programs, but also working with the Quad. We are deeply engaged to ensure that we will provide vaccines in 2022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e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we can make in the next little while," he said.

On infrastructure, Campbell said, "We’re looking carefully at how we apply elements of the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set of commitments made in Europe last month," pointing to the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ellow leaders of the Group of Seven rich nations launched at the Cornwall, U.K., summit. 

He said that will include leveraging new finance arrangements for infrastructure at the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You will see later this year when the president hosts the Quad leaders in Washington, you’ll see some commitments that will be, I hope, exciting, I think, decisive with respect to not only continuation of vaccine diplomacy, but infrastructure as well," he said pointing to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between the U.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On the threat China poses, Campbell said, "Coming back in, I was astonished by some of the things I read, saw and experienced and have had diplomatic engagements about. And one of them is just undeniable: A very assertive determined China that want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has really quite unsentiment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and really wants to reshape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Asia."

To counter this challen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Asia the center of its regional focus, Campbell said. "You’ll see this movement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it will be painful, in all likelihood. We’ll see some real challenges in places like Afghanistan, but a much greater focus on the Indo-Pacific."

Campbell said the challenge for the U.S. would be to come up with a strategy that presents China with opportunities, but also a response if it takes steps "antithetic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sked when he expected a first meeting between Biden and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and whether this could come at the G-20 summit in October, Campbell replied: "My expectation will be that we’ll have some sort of engagement before too long."

Campbell’s statement on Taiwan independence is in line with what he has said in past speeches and does not indicate a change of policy. But they will be interpreted in Beijing as a commitment to the status quo, coming after Xi’s July 1 speech.

Under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ch the U.S. has maintained since 1979, Washington "acknowledges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e U.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but does not explicitly recogniz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is is distinct from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considers Taiwan a Chinese province and part of its sovereign claim.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24

欧洲在外交政策上是不是美国的跟屁虫?

0

作者:江时学  来源:今日头条

前天在清华大学主办的和平论坛上,我向欧盟、英国和意大利驻华大使提了3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要问诸位大使,在你们的有生之年,也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你们认为你们能否看到欧洲在外交政策上不会做美国的跟屁虫?

外电报道时说,我的这个问题很犀利。

当时是欧盟驻华大使回答的:

你的问题很好,但我认为你的问题是错误的。欧洲在外交上没有跟随美国。我从来没有接到华盛顿的任何指令。

然后他转过身来问英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华盛顿对你们发号施令了吗?

欧盟大使继续说,特朗普的外交是一个灾难。正是我们欧洲,才把美国拉到多边主义轨道上来。欧洲的这个功劳,你们中国媒体为什么不报道?

欧盟大使回答我的问题时,脸部表情确实很严肃。

我提出的另外两个问题是:

英国大使刚才的发言使用了许多中国成语。我想问你,中国有这样一个成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中国帮助了你们。现在,债务危机结束了,你们却开始制裁中国了。你觉得你们够意思吗?难度中国的这一句成语是错误的。

你们几位大使说要坚持多边主义,要捍卫人权。美国对古巴的制裁长达几十年,你们认为这是多边主义?这是捍卫人权?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6

旧文章ID:25423

吴正龙:美欧对华政策的异与同

0

作者:吴正龙  来源:国际网

作者:吴正龙(Wu Zhenglong),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由于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表面上看,美欧合作、竞争和对抗三位一体,对华政策似乎殊途同归。因此,中国今后在外交和舆论上或面临更大压力。然而,从拜登参加的系列峰会可看出美欧三位一体的对华政策各有侧重,互不相同。美国以竞争和对抗作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而欧盟则强调对华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美国总统拜登刚结束对欧洲的首次访问。拜登在启程登上“空军一号”时说,他此行将“向普京和中国清楚地表明欧洲与美国关系紧密”。拜登做到了吗?盘点拜登八天行程,特别是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等系列峰会,各与会国会上会下的表演,不难发现美国和欧洲盟国在对华政策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七国集团峰会公报,公开点名中国,提及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并提到反对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此外,还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新的病毒溯源调查等。七国集团峰会发表攻击中国的公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拜登上台后一改前任单打独斗的做法,强调要利用同盟体系,构建遏华统一战线。拜登的价值观外交与欧盟一拍即合,在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形成共同应对中国的局面。

不久前,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行制裁,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紧随其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也跟进。显然,欧盟在对中国采取这一行动前,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过协调。欧盟在香港问题上也是动作频频,由于个别成员国的反对,对中国制裁没有获得通过。

说到底,欧盟与美国在新疆、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然。就此而言,美国和欧盟同盟关系“紧密”程度无疑得到加强。可以预计,中国在外交和舆论上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系列峰会也充分暴露了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的分歧。即使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与欧洲盟国在分寸掌握上也有“温差”。拜登力主点名批评中国所谓“强迫劳动”,但从会后的公报看,美国未能如愿就这方面谴责中国。公报一方面对强迫劳动表示关切,另一方面承诺保护个人免受强迫劳动。

对美国提出遏制中国的主张,欧洲盟国避免作出重大承诺,保持选择的开放性,会上进行协商,或会下发声,对冲或弱化美国抗中调门。对拜登提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高质量替代方案,德国犹豫不决,不愿为此类计划承诺具体金额。在最终的公报中,七国集团只是泛泛提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建援助,并未涉及各国承诺的确切金额。峰会后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电话时表示,意方希同中方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针对所谓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记者时说,北约是个关注北大西洋的组织,中国与北大西洋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分散我们的力量,不要以偏见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此外,马克龙在谈到印太地区时还建议,欧盟既不要当中国的“附庸”,也不要站在美国一边。

对于英国首相约翰逊提议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拜登呼吁采取强硬立场,但是由于一些国家首脑担心此举可能使七国集团被视为反华组织,最后发表的公报并没有提及此事。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谈到七国集团与中国关系时更多强调合作,而非对抗。

拜登政府以竞争、合作、对抗定义中美关系,而欧盟早在2019年春发表的《欧中战略展望》文件,便将中国确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体制竞争对手。从字面上来看,合作、竞争和对抗三位一体,美欧对华政策似乎殊途同归。然而,从系列峰会便可看出美欧三位一体的对华政策各有侧重,凸显互不相同的一面。美国以竞争和对抗作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而欧盟则强调对华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日前发布的《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日益成为一个近乎不相高下的竞争对手,在多个领域向美国发起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并正在推动改变全球规范。美国突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和对抗因素,对合作轻描淡写。

而欧盟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欧盟谋求对华政策三大目标:深化与中国接触,促进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大力寻求治理欧中经济关系更平衡和互惠的条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现状并加强国内政策和产业基础。欧盟将继续与中国接触,强调其对华政策是构建以合作为主的竞合关系。

美欧对华政策上出现差异,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考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就美国而言,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步伐紧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如同对待历史上所有第二大经济体一样,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运用各种力量,包括拉拢盟国等全方位打压中国,阻断中国发展势头,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对欧盟来说,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决定对华政策的根本取向,发展对华关系不但符合自身利益,也有利于推行“战略自主”构想。首先,中国对欧洲并不构成安全威胁。拜登要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的宣示与欧盟主张格格不入,大多数欧洲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把中国视为生存的威胁,也不想被卷入中美战略竞争。

其次,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促使欧盟认清美国靠不住,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国内外展现坚持“战略自主”原则。欧盟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华政策,而不受华盛顿意志的左右。虽然欧盟坚持价值观原则,但以不牺牲其在华利益为前提。在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议审议后,欧盟领导人依然坚持力挺立场,强调中欧投资协议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最后,从地缘政治考虑,欧盟既想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又想借重中国的分量,增加其与美国博弈的筹码,在中美之外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会后发表的相关公报是各方意见妥协的产物。最大的特点是虚多实少,言辞重于行动,政策宣示代替执行措施。尽管美欧在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气味相投,双方对特朗普时期遭到破坏的美欧关系修复充满憧憬,但是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对构建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发动新冷战并不感兴趣。欧盟去年底发表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指出,“欧盟和美国都认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信所带来的战略挑战,但我们并不总是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达成共识。”对美欧对华政策的异与同,这或许是恰当的概括。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7

旧文章ID:25422

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0

作者:杨洁勉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三期

内容简介: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关键词:中俄美欧关系 大国战略互动 百年大变局 国际多极化

一、引言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主要力量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争取在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的有利地位和赢得未来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的先机。其中,"美俄欧中是世界上四大主要力量,其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中俄美欧四方构成的全球秩序的锥体结构,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锥体的容量,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一个容量可变的锥体。"显而易见,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变化已经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整体建构性研究和分体解构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四方战略关系总体相对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特别是议题性的排列组合增加了某些具有质变因子的量变。中俄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美国认定的主要战略竞争者或主要威胁,但中俄仍在与美国斗争的同时争取可能的合作。美欧虽是长期的盟友,但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基本立场又有很大的差别,反之亦然。例如,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指出∶"即使是在(中俄)两国都持续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也怀疑中俄战略合作的持久性。"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也坦言,"出于对主权的神圣渴望,俄罗斯无法接受任何对外部中心的依赖,不会成为他国的 ’小兄弟’……·俄罗斯可扮演中美两个潜在霸主的平衡力量并成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保障"。又如,中国学者关贵海认为∶"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

特朗普败选和拜登上台,正在深化四方的互动关系。美国正在进行重新战略思考和部署。这为四方根据世情国情变化而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并制定指导性的新战略提供了契机。如果美国能够在错误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那么世界就能够超越陈旧思维的束缚,拒绝集团对抗的老路,形成共同议题的合作,走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路。但是,战略上的弃旧迎新并不总能符合人们良好和理性的期待,四方和国际社会能否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的困难。

深刻理解和把握四方关系的本质,才能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超越过去和建构未来。当前国际上关于四方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注意力往往受制于集团政治和对抗战略的习惯思维和已有路径,对于(多对)双边关系的讨论要远远多于三边或四边关系,而且对于中俄美欧四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研究,大都缺少战略和政策的备选方案。

有鉴于此,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等特长,能够对此进行弥补。为了把握四方关系的实质和规律,为了研究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影响,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我们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入研究四边关系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的理论框架和战略思维,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尽量做到顺势而为与主动塑造并举。

二、中俄美欧内外环境的变化

中俄美欧既是内外环境的产物也是其塑造者。四方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重大的环境变化和最为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挑战,对此需要进行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一)国际多极化进程的新发展国际社会进入 21世纪以来,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的态势时高时低,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1.世界主要力量对比逐步朝着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经济上,新兴经济体和西方七国集团的力量平衡格局进一步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GDP数据,2000-2019年期间,西方七国集团GDP总量从21.9892 万亿美元上升至 39.6607万亿美元。同期,金砖五国GDP总量从2.7312 万亿美元上升至 21.0399 万亿美元,所占七国集团GDP比重从 12.42%上升至53.05%。"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一方面表现为两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对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国经济体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尤以中国与美欧之间的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为典型。若考虑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非对称冲击,在 2020 年美欧经济出现大幅负增长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GDP总量占比从 2019 年的 66.62%增长至 2020 年的 70.74%。同时,自英国退出欧盟后,其GDP已不再纳入欧盟统计构成,2020 年中欧GDP水平已十分接近,2021年中国GDP超过欧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政治上,美国 20 年来经历了从唯一超级大国到重新回归正常世界地位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欧盟虽然继续留在美西方阵营但明确提出"战略自主",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讨论,从安全和防务政策扩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自主,还增加了寻求独立于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欧盟成为美国跨越红线时的"抗衡性力量"(counterweight),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约束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则不断上升。有观点提出,根植于制度和规范力量的自由世界秩序已经结束,曾经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模范将不复存在。

在军事和科技实力上,世界排名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美国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 Power)发布的全球军事力量排行榜显示,2020年世界军事排名前 10 位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土耳其、德国。在科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方面的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俄罗斯同样具有独特的科技优势,美国在自信不足时试图以脱钩和集团对抗挽救其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2. 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积极作用和美国的负面作用恰成鲜明对比。疫情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叙事,危机充当了"历史的加速器,加快了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的衰落"。为此,美国正在试图以中俄威胁为由巩固其战略阵营和阵脚。在地区安全格局方面,北约欧盟双东扩的势头趋缓,俄罗斯的局部反击取得一定效果;美国拼凑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企图难以奏效。

3. 国际议程设置的方向性选择。尽管世界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激进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其与外部力量和内部替代者的互动中设置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因此,美欧摆脱不了"西方中心"和"结盟寻敌"的陈旧思想,把"西方优势""西式制度"和"美欧意识形态"置于国际议程的前位而成为合作共赢和民生福祉的阻力。相反,中国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通过"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国际共商共建共享,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发展方向。

(二)多重叠加难题的新挑战当前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安全化等,导致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层出不穷和交织叠加,使中俄美欧的战略互动面对变化不定、非常复杂、日趋严峻的挑战。

1.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议程的挑战。在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俄美欧都有着各自但又同样艰巨的内部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需要在 30 年的时间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俄罗斯需要在延续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完成经济的升级换代,较大幅度地增加经济总量和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成为军事、政治、经济较为平衡的综合性大国。美国面对许多国内难题∶一是尽早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 二是努力缩小内部政治对立和弥合政治分裂的创伤;三是加快经济恢复速度和质量,加快高新科技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国内问题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可谓任重道远。欧洲(欧盟)面临的问题既有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如选举政治制度的约束和成熟经济的动力不足等,也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即国家集团内部一体化步履维艰等。

2. 双边关系的症结加重。中俄美欧四方关系又可分为多对双边关系,相互之间的一些难题和症结在新形势下正在变难和加深。美中矛盾最为重要和突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消长正在加速进行,双边关系软着陆的难度显著增加。美俄矛盾部分继承了美苏对抗,在新形势下持续开展军事安全竞赛。美对外战略始终围绕着俄罗斯这一"敌人"展开,其间尽管有合作、重启与蜜月期,但终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情绪化思维促使俄扩大与美对抗,甚至将与美全球霸权的斗争转变为外交和部分国内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曾经的美苏缓和、平等互利精神来考量美俄关系已然过时。俄欧矛盾具有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性质,过去 30 年间逐步形成的俄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双方近乎处于"断交"边缘。欧洲大国逐渐认为,中俄亲密关系从侧面导致了中欧、俄欧关系恶化。而中欧关系则面临东西方矛盾下的政治分歧等。

3.四方难以形成共同的议题。世纪交替之际,中俄美欧在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议题上具有一定的共识思想和共同行动,但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风靡一时,搅乱了国际社会的思想共识。现在特朗普虽然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旧存在。而且,美欧增强了对中俄的战略警惕和战略施压,拜登政府已明确将中俄视为对手,希望以"双重遏制"战略应对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和俄在军事政治领域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包括继续巩固、扩大美在亚洲及欧洲地区的联盟,提高对中俄经济和技术制裁的有效性,并利用民主、人权、民族问题和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向中俄施压。四方共议全球大计的气氛和条件受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四方乃至全球难以在重大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共同和有效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伊朗核问题都是国际合作乏力的典型案例。

(三)四方机制的解构和重构中俄美欧四方虽然没有专门的互动机制,但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重合或交叉的机制性互动。随着时代变迁和实力消长,有的试图维护现有的机制,有的起着解构性作用,有的则试图建构新的机制。

1. 维护现有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是中俄美欧最重要的互动机制。它们在维护现有"五常"体制上立场基本一致。但也因时因事因地而异,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分别在科索沃和伊拉克问题上绕过安理会,又如美俄英法都已公开支持印度"入常"。在俄罗斯看来,美欧虽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不等同于严格遵循国际法,而国际法的行使权仍属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美欧很难在战略政治等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协商协调。此外,美欧俄也曾一度在"八国集团"框架下进行战略和政策沟通,然而这一机制因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遭到破坏。

2. 解构现有的机制。四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很不一样。美欧在冷战后维持了北约组织的存在,并不断实施东扩。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美欧具有强化大西洋关系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渲染与中俄的意识形态分歧,企图借此巩固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开展针对中俄的施压和对抗。中俄强烈批评西方的军事盟国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搞集团政治和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中俄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欧对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平台。

3.建构新的机制。作为国际重要力量,中俄美欧在很多全球事务上具有共同利益。四方通过二十国集团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安全领域,召开联合国"五常峰会"(P5)的倡议或为制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新原则以及提升安理会化解区域性冲突的能力提供重要动力。2015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P5+1)共同构建的伊核协议谈判模式也可成为重要的多方互动平台。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欧开展了实质性协调,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俄欧坚持多边主义,抵制了疫情"污名化"和民族主义。同时,四方在竞争性和对立面突出的问题上也在进行着新机制的构建。例如,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压力。美欧则试图组建所谓的"民主十国"等机制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

三、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的时代特点

中俄美欧作为大国或国家集团,自然具有其相互关系的一般属性,诸如地缘战略博弈和国际主导权争夺等,然而四方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行为体,它们在时代的主题和命题上的互动具有重大而又深刻的战略意义。

(一)围绕发展主题和命题的战略互动的时代意义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俄美欧需要在三大发展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一,经济关系的公平性严重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差距和鸿沟持续扩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强调,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严重的不平等侵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二是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性问题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美国力图垄断世界经济的规制权、话语权和否决权,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三是世界经济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平性有增无减,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口拥有大多数资源。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国家治理缺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突出,经济成果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些都激起国际社会对新型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

第二,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的失衡严重。现代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繁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的挑战进一步表明,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达极限。为此,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既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2013 年以来,中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应当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

第三,超越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中俄美欧都需要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第四,科技发展的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严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欧近些年来在科技优势下降和中国赶超势头日盛的背景下,无限扩大科技的政治化和安全化,并以此打造美欧和中俄对立的科技阵营。如此的发展趋势正在影响到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生物工程乃至合作抗疫的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民族主义的蔓延将阻碍国家间正常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减缓科技全球化步伐,弱化科技领域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构建完整产业链和基础创新体系能力,尤其处于不利境地。

(二)时代安全的问题在新时期,和平不仅与战争相对应而存在,而且还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中俄美欧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问题上新的认同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平的机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为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安理会的合法作用、维和的作用等。中国正将维护联合国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作为捍卫国际体系的具体方式。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的作用,美欧重视北约的作用,美国近年来还推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在双边层面上,中俄和中美分别开展战略对话。由此可见,四方在和平机制上有同有异,但往往异多同少。

第二,裁军军控机制。中俄美欧、特别是美俄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多层次的军备控制机制,然而很多机制正面临多重挑战和变动。一是正式的裁军和军控条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奥巴马任期内,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拒绝无条件延长这一条约,还退出了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以及多边的《开放天空条约》等。尽管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与特朗普有较大区别,但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核不扩散和军控特别机制遭受破坏。如伊朗核协议、朝核六方会谈及奥巴马任期内召开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退出伊核协议,而且大量拨款进行核武器研发部署,发展所谓可以威慑常规战争的"低当量"核弹头,部署打破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等,恶化了国际军控裁军形势。三是新设机制前景仍不明朗。例如在太空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反对限制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拒绝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机制及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这种发展太空武器和组建太空军的做法,使国际社会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努力遭遇巨大挫折。对此,中国和俄罗斯则明确表示不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第三,热点问题应对机制。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是四方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可成为维持四方总体关系稳定的重要抓手。例如,2002 年 4 月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及联合国建立了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尽管有关方面的分歧依然明显,但这一沟通机制也促成了一些共识,成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中俄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中法、中德也积极推进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经常性沟通,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共同推动解决包括中东、非洲、朝鲜半岛及防扩散问题在内的热点问题。在美国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新冷战"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协调磋商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

(三)时代思想意识问题国际关系的紧迫性和应急性往往会导致惯性和惰性、甚至路径依赖。但是,新形势新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四方在固守陈旧思维还是思想进步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1. 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局限。一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基本理念和战略思维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指出∶"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观点也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二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变异为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立。美欧还借助"民主"攻击中俄的政治制度,将新斗争界定为"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为霸权对抗提供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

2. 结盟结伴和旧轨老路的抉择。四方在定位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先后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还努力逐步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如中欧建立面向 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反观美欧,则继承了冷战以来的基本态度,还是继续寻找外部挑战或威胁,推行针对俄罗斯的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有分析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虽然跨大西洋伙伴有充分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近年来,美欧强调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以此维系和巩固跨大西洋的同盟体系。

3.应急权宜和标本兼治的矛盾。中俄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不仅需要在思想认识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然而,四方在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明显。中国倡导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体系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等。俄罗斯试图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填补全球思想的"真空",完善其"大国主义"和"强硬外交"理论。美国则依旧绕着"领导世界"和"美式民主"打转,欧洲也难以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四方的思想理论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的差距可能还会扩大,至多在某些方面达成有限共识,思想理论的整合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四、中俄美欧四边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美欧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事务和四方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总体上以多极格局为主当前国内国际对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有多种预测,除多极格局外,还有新两极格局观和无极格局观等。

1. 政治上的多极格局观。中俄欧的多极格局观具有连续性。例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又如,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再如,欧盟致力于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独立性。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美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但是,中俄欧对多极的阐述多有差异,欧洲和俄罗斯都抱有成为单独和自主一极的愿望。有俄方学者提出,俄罗斯应推动不同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背离西方"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俄可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孤独者",主要依靠自有资源追求自身利益。此外,美国的单极观仍根深蒂固,不时会抬头挑战多极格局观。

2. 经济上以多重结合为主。经济发展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中美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中俄美欧的经济关系的结合和分离则可能受到各种重大因素或事件的影响,而且还会发生相互间的重大影响,如特朗普时期中美经济关系对世界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因此,四方经济力量对比将呈复合式组合,可能出现三个方阵∶ 引领的是中美日益相对平衡的双重组合,居中的是进入英国脱欧整合期的欧盟,殿后的是经济弱化趋势严重的俄罗斯。此外,高新科技将迎来新的重大突破,中俄美欧四方竞争的烈度、广度和深度都会加强,甚至出现两大对立群体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3. 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中俄美欧四方的政治关系仍将带有强烈的"西方和非西方"色彩。中俄都将坚持符合国情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能量和作用,而且中国还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的另样选择。美欧在西方内部矛盾增加和外部影响减弱的形势下,将主要突出西方价值观,翻新"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并继续坚持"西方"对"非西方"的基本政治外交立场,并以此固群和组群。四方虽然在"高政治"和"硬外交"上的斗争面增多趋强,但在"低政治"和"软外交"上可能实现较多的务实合作。随着特朗普下台和拜登执政,四方在气候变化、共同抗疫、恢复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在"多边主义"的名义下进行机制性合作,并为未来更多的合作进行铺垫。

4. 安全军事上的复杂关系。中俄美欧之间将呈现"双边竞争、三边博弈、四边联动"的安全军事格局,即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安全军事竞争、俄美欧的双方三边安全军事博弈、中俄美欧的四边军事安全联动。相关的主要议题和领域包括∶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军备裁减问题,特别是拥核国家因高度缺乏互信而导致的对话机制不畅或缺少对话,在网络空间、外太空等新的作战环境中行为准则的缺失,以及俄欧美在欧洲、美中在亚太/印太的安全军事双边、多边对抗等。此外,还需要警惕一系列原有或新增的直接安全军事冲突,例如俄罗斯同美欧在克里米亚的后续冲突,中国同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以及网络战、无人机战和机器人战等高新科技衍生的军事冲突。

(二)多层多种的机制互动中俄美欧四方未来不太可能建立专门的四方机制,仍将主要依托现有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机制和架构开展互动。

1.全球性机制互动。未来四方互动的主要机制性平台仍是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四方在这些全球性平台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且围绕不同思想理念及话语权的竞争面可能会上升。此外,美欧将会强化针对中俄的排他性机制,如七国集团、"观点相同国家联盟""民主十国联盟""科技民主十二国"等。这种建立在"小圈子"之上的合作机制是对多边主义的背离,将加剧世界的分裂。同时,考虑到中国坚持走开放发展道路和美欧内部分歧难以弥合,这种建设排他性机制的企图最终将落空。

2.地区性机制互动。中俄美欧四方在地区层面的机制性互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以中俄为主的机制,例如中俄共同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以及由俄罗斯领导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欧亚经济联盟等。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拓展与欧洲的机制性合作,打造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格局。英、德、法、意等欧洲主要大国共同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0 年底中国和欧洲签订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二是以美欧为主的机制。为了推进其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围堵,美国 2017 年以来主导激活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建立印太地区多边安保框架。这一机制在美国的推动下可能会更趋活跃、更具同盟性质。三是以地区为中心的交叉机制。四方在开展对非洲等地区的外交中存在着机制上的交叉和竞争。中非自 2000 年以来定期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双方注重"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 年议程》等发展议程的对接。美国对中非关系发展持警惕态度,2014 年召开了首届美非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保持对非最大官方援助国地位,并在非洲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欧非峰会自 2000年启动以来已经举办五届,会议主题涉及经济合作、非洲发展、对非援助及安全合作等。这些机制之间既存在合作的空间,也具有争夺对非影响力的色彩。

3. 地区内部的互动机制。中美同属于亚太地区,然而近年来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却展现出保守和开放两种不同的路径。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在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极力抨击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强力施压最终通过新的《美墨加协定》。新协定中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可能成为美国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之一。特朗普 2017年上任后还退出了奥巴马时期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过8年谈判,2020年11月,中、日、韩、澳、新西兰及东盟共 15 个国家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协定是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是东亚区域合作和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如此,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中美之间的竞合将是亚太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三)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的创新如同其他行为体一样,四方的战略思想主要来源于过去和当前的内外环境和互动实践,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新的战略和理论。同时,后者是否正确有效,则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只有准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才能保持战略思维和思想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

1. 国际格局观守旧和创新。国际格局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关键时期会发生嬗变。中国的多极格局观已经行之有年,也会根据形势发展而有所调整。例如党的十八大报告表述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为"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同多极格局观,但具体表述也各有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1年1月2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试图建立集中的、单极的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样的垄断违背了我们文明的文化和历史多样性。"欧盟和欧洲大国认同多极化并希望在多极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都回避世界多极化进程,重点强调要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例如,拜登政府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和导致新的威胁。……尽管变化如此巨大,但美国在所有形态和领域的力量所拥有的持久优势,使我们得以塑造国际政治的未来,从而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安全和繁荣的世界"

2.多极化进程中的多边主义。在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多边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从原来主要是外交手段和方法朝着外交原则和架构的方向发展,并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更加不得人心。

中国历来强调世界事务应当共商共议而不能一家说了算。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霸凌蛮横行径抬头之时,中国针锋相对地把多边外交提升到多边主义的高度,即从外交的行为方式上升到外交的原则理论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多边主义。"王毅指出∶"当前要做的是,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共同推动以对话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与挑战。"

普京上台后,表示要在独立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为此把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作为恢复和推进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理念和手段。2020 年 9 月 21 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的视频发言中提出,当今世界已经厌倦被分裂,需要更多的多边协助与合作。"在俄罗斯精英界看来,源于 20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已经过时,其替代方案并非重返两极、单极或曾经的多极秩序,而是以各类行为体参与的具体项目为依托,以共享价值为"目标"而非"前提",维系基于一定规则、程序和权力的全球范围内的无序状态。美国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强调美同盟体系和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拜登的多边主义否定了特朗普大肆宣扬的"美国优先"以及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等。但是,拜登的多边主义具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一面。例如,2021 年 2 月4 日,拜登在国务院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正式将其外交核心定位在以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美国要领导其盟友形塑国际新秩序,以及应对作为美国竞争者的中国。

欧洲的多边主义强调规范和价值观。2021年 2 月 3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对欧洲版的多边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多边主义绝不仅仅是另一种外交手段。它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一种基于合作、法治、集体行动和共同原则以组织国际关系的非常途径。我们必须建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尊重我们的分歧和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共同价值观,而不是挑动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争斗。"

3.塑造时代性正义和综合性公平的道义论。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结构性弱点∶首要的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矛盾,以及主要成员长期以来过度发展军事力量,使其社会、治理和基础设施走向衰败。在此背景下,中俄美欧都需要在举何种道义之旗和推出何种政治诉求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新思考和新互动。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和文化进步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和深化人的全面安全、国家本职和国际责任等方面的道义道德问题,大国要在延续各自基本道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道义交流交汇交锋。在全球抗疫进程中,"以人为本"和"生命第一"的思想为国际关系增加了新内涵和新方向。加强环境保护和提高生命保障或许能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最大公约数。道义道德的塑造和融合是个长期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特殊情况下,如《联合国宣言》提纲挈领式地提出宏大目标,但更多的是通过由个别到全面的逐步累积。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途径,但美国却仍旧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打转。

五、结语

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已经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朝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方向前进,还是重回集团对抗的老路?后者就是时下国际社会正在热议的"新冷战"问题,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与冷战时期西方和苏东集团两大阵营的对抗相比,当前美欧与中俄之间的阵营性对抗更为弱化。美欧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中俄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但很难在推进"新冷战"问题上形成共识与合力。中俄加强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而不是发动"新冷战"。

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在反对"新冷战"和建设相对稳定和基本平衡的大国关系方面做出以下的努力。

首先,从当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着手,不断以"早期收获"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下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近期共同努力的主要议程∶加强国际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提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管控重大热点和大国间的分歧。

其次,加大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建设力度。要在确定基本原则和建设方向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和可行的方案。其一,总体机制框架要体现当前和未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同时还要推进地区和跨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其二,机制运作要兼顾公平与有效,发挥相关国际体制和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其三,议题设置要有服务世界的"议题意识"和"民生意识",坚决反对西方的"自我中心"和"唯我独尊"。

最后,尊重广大中小国家的权益和作用。当前,广大中小国家具有强烈的联合自强意识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展望未来,中小国家的新能力、新意识和新作用还会继续上升,成为全球性大国尊重和争取的对象。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7

旧文章ID:25421

贾庆国:脱钩和闭关锁国不应是我们的选择

0

作者:  来源:中评社

全国政协常委、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教授日前在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技术脱钩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但这个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创造了历史,因此,未来怎样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国际交流总是有风险的,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好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处是大于风险的。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打开国门,才会让各国充分享受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帮助我们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

贾庆国表示,近年来,技术脱钩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在美国,美国加强了向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还限制学术交流,同时美国也试图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是将一些所谓的战略性物资的生产转移回国或者在其盟国生产,包括医疗物资、电子产品、稀土等。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呼吁要采取措施来去应对这种由于对外的依赖所产生的挑战或者是风险,他们认为在技术领域要解决所谓的 " 卡脖子 " 问题,来确保中国不会受到美国和西方的要挟;他们也会强调重视安全问题。在这样的争论之下,中国加紧开始发展高科技来试图打破西方的控制。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自卫,而且也是对于其他国家所采取行动的反应。

为何脱钩成为了现实并且正在加速?贾庆国认为,首先,在 5G 时代和物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不同的场所,对于信息流动的控制几乎成为不可能,个人的隐私和秘密越来越难以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希望保持联系,就必须有基本的信任。但恰恰,这样的信任是缺失的。

第二,相互依存会带来困境。供应链、技术生态系统的合作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良好的时候,他们会选择接受这样的风险,并且享受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当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双方就都会去关注并且强调安全这方面的风险,弱化合作的益处,这就是中美之间所存在的现状。

第三,技术合作或者说技术关系的意识形态化。比如,美国的数据是保存在美国境内的,美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是在中国采取同样做法的时候他们就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中美之间关系的恶化则加速了这样的过程。

第四,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安全方面的风险,并且试图以绝对的方式去保护这个安全,大家就会越来越感到不安全。

技术脱钩对于世界至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贾庆国认为,首先,研发方面的国际合作会受到巨大影响。我们会看到在研发的生态系统方面的去全球化,另外,研发方面的国际标准会面临一些挑战,而新的标准只会适合于某些系统和技术合作的子系统。即便是道德标准,也会非常难以执行,工业标准也会面临双边化或者多边化的趋势。

其次,恶性的国际竞争会增加,包括对于市场和人才的竞争。此外,去应对不同的国际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经济增长、流行病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方面的合作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会失去它的有效性。

" 技术脱钩的影响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而且总的来说是负面的影响。但是未来也会是这样的吗?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吗?" 贾庆国并不这样不认为。他表示,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人类创造了历史,因此,事情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我们要看各个国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且如何做出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国际交流总是有风险的,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处是大于风险的。

贾庆国指出,脱钩和闭关锁国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只有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打开国门,我们才能够充分享受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扩大生产的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在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 与此同时,必须要注意到在国际合作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风险,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脱钩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要能够通过更好的技术方式结合起来。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间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贾庆国说。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6

旧文章ID:25420

马吉:中国公司出海,进入合规双向时代

0

作者:马吉  来源:观察者网

在过去短短一周,“滴滴出行”的经历如周星驰那句台词,“大起大跌得太快,实在太刺激了”。

2021年6月30日,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直到今年前三个月才报告盈利3000万美元的滴滴出行,终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7月2日晚间,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7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报称,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要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受网安审查事件影响,滴滴股价较大幅度下跌。

""

自6月30日上市以来,滴滴股价波动情况(图/谷歌)

之前,中国企业出海着重强调遵守目的地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需要遵守美国证券交易所等的相关规定。尤其是自2018年中兴被美国制裁并罚款,中国出海企业多方面加强了对合规的重视程度。相关企业和研究院成立了一些合规研究机构,总结合规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强调合规对于企业海外运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旨在为企业海外经营提供指导和支持。

但是,彼时的中国出海企业合规主要指单向遵守美国等其它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以此次“滴滴”网安事件为标志,跨国企业合规进入了需遵守中美等国家法律法规的双向时代。

首先,中国企业出海需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各国企业海外经营都要遵守母国公司的法律。例如,美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需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规范,如《反海外腐败法》。中国企业出海同样需要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们可以2020年的TikTok被巧取豪夺大战为例。

根据《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凡是涉及向境外转移技术,无论是采用贸易还是投资或是其他方式,均要严格遵守《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其中限制类技术出口必须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获得批准后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技术出口合同。

2020年8月28日,商务部、科技部发布调整之后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简称《目录》)。《目录》第二项限制出口部分第(十五)计算机服务业增加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字节跳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将“严格遵守”《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目录》,处理关于技术出口的相关业务。

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在关键时刻可以起到为自己保驾护航的作用。在TikTok事件中,曾一度传出TikTok出售的交易规模只可能在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最后买家可能为微软、甲骨文或沃尔玛。正是因为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严格遵守”了《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目录》,才获得了此项交易的主动权,避免了被“贱卖”的命运。

以《目录》调整为始点,全国人大随后出台了《出口管制法》。根据《出口管制法》,从我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以及中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均受此法约束。

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下,《出口管制法》突显了新型国家安全。与传统的安全观念不同,新型国家安全涉及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网络安全等。

在新型国家安全领域,中国高科技出海企业尤其需要注意并遵守的是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

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2020年4月,十二个相关部委联合制定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随后,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规定,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任何组织、个人收集数据,应当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并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目的和范围内收集、使用数据。

同时,正在拟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二次审议稿)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将在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安全评估。境外的司法或者执法机构要求提供存储于境内的个人信息的,非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提供。

其次,外国跨国企业需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跨国企业与中国相关方进行交易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是理所应当的。例如,苹果公司正是出于遵守《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将在中国内地的iCloud数据服务由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在泛国家安全化背景下,中国近期通过的以及拟将通过的法律法规,尤其值得外国跨国企业注意并遵守。

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制裁法》禁止外国跨国企业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并干涉我国内政。

如果其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有关部门可以将外国跨国企业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反制措施。其采取的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二次审议稿)规定,境外的组织、个人从事损害我国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或者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国家网信部门可以将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个人信息提供清单,予以公告,并采取限制或者禁止向其提供个人信息等措施。

以《国家安全法》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以《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数据安全法》以及正在拟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具体参考,泛国家安全化背景下跨国企业新的合规要求正在形成。

以“滴滴”网安事件为标志,无论是中国出海企业,还是外国跨国企业,跨国企业的合规告别了单向合规时代,迈入了双向合规时代。虽然目前对于“滴滴”的调查结论尚未公布,但无疑这次事情向中国各家企业,特别是那些互联网巨头,重重敲响了一记警钟。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5

旧文章ID:25419

托马斯·赖特:拜登想要团结民主国家一道对抗中国,但可惜做不到

0

作者:托马斯·赖特  来源:观察者网

乔·拜登已就任总统数月,他的外交政策相较于其国内政策似乎明显不引人注意。这位总统的首要任务显然是应对此次疫情以及推出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人们不应只关注他的国内政策而忽视美国外交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这一事实。这一转变不仅始于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也始于拜登的前老板巴拉克·奥巴马。

构成拜登世界观的关键要素并非显而易见。但你不必去秘密文件中寻找线索,只要听听他说什么就行了。

他在今年2月份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拐点,有些人声称……威权是最好的前途,而另一些人则明白民主至关重要。”在下个月,他对记者说,“依我看”,中国不会实现,“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国家、最富有国家和最强大国家这个目标。”今年4月,他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世界正处于“民主能否在21世纪发挥作用”这个拐点上。上个月,他对《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说得更具体了,“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时刻。”很明显,他不仅在正式讲话中这样说,他在平时也总是提起这个话题。

在拜登看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正在与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展开竞争。而某一时期的快速技术变革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使中国获得了在某些领域可能超越美国的机会。

除了发表言论,拜登政府也正与国会展开合作,谋求通过《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以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尤其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野心;拜登政府将优先考虑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而不是美中双边外交;拜登政府还敦促欧洲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

对总统来说,发生这种转变要经历一个过程。两年前,他曾谈到自己为什么认为有关中国实力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并在2020年竞选时说了一句被共和党人抨击的话:“中国要吃我们的午餐?来吧,伙计。我是说,你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但你猜怎么着?他们还不是我们的对手。”

现在他担心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了,而且中国不仅仅是对手,中国还可能会赢得这场美中竞赛。这一信念奠定了拜登理念的基础。

对民主党内的许多人来说,拜登转变立场之快令人惊讶。民主党内某些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希望,拜登对中国的看法还没有定型,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和自己的言辞和态度,不再强调美中竞争是民主和威权之间的较量。他们担心美中可能会陷入类似冷战时那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像2019年的拜登一样,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实力被夸大了,美国可以继续保持耐心和克制。他们认为,虽然华盛顿必须勇于维护本国利益,但它也需要迅速过渡到与中国和平共处的阶段——基本上就是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做法。

拜登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坦率地讨论了政府的打算,他告诉我,虽然外交决策者们赞同总统的观点,但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和复原派有同样的忧虑,而另一些官员则尚未领会总统言论的要义。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尤其是德国,也对过于强调抗衡中国感到紧张。拜登在飞往欧洲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淡化了美国与威权国家间的竞争,转而强调有必要证明民主的有效性,这也许不是巧合。

但所有担心拜登观点的人都忽略了一个拜登早已指出的重要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两大国家集团正在取代它,一个是民主国家集团,另一个是威权国家集团。双方的行为动机都更多地源自于自己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出于按自己样貌来改造世界的野心。中国及其他威权国家担心,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主的吸引力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动摇他们的政权。拜登和美国的盟友担心,中国的企图将破坏自由和民主,将国际规则推向非自由主义的方向,并加强全世界威权国家的实力。

他们的评估都没有错。美国的后冷战体系已间接威胁到了专制政权。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全球化的有益副作用。

拜登也明白,虽然美国国内的民主危机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咎由自取的,但它也是更大的国际危机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外国干涉选举以及腐败网络这些危机,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拜登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正确诊断出了美国当下面临的战略挑战。就像冷战初起时的哈里·杜鲁门和冷战结束时的老布什一样,总统现在也有了一个为新时代建立框架的机会。但这么做并不容易。

在竞选过程中,拜登承诺将召开民主国家峰会。这在当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为如何推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思路。然而,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众多民主国家作为一个群体过于多样化;每个国家对总体挑战的评估都有很大的不同。为此,拜登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小型、非正式组织的方式,与个别盟友展开合作。高级官员们相信,你是通过行动来领导众人,而不一定要建立复杂的新机构,至少不用在一开始就建立。

拜登在亚洲打算深化四国机制(QUAD,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集团)在疫苗分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迄今为止,他在与欧洲的交往中缺乏类似的雄心和热情,因为在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的战略评估与他截然不同,默克尔对竞争持谨慎态度并支持欧洲与中国展开接触。美欧这些分歧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

盟友们也在问,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理念能为促进整个自由世界的繁荣做些什么。有人担心,这只是特朗普保护主义的一个较温和版本,拜登也对自由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并偏爱加征关税。拜登政府官员私下承认,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然而,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上周末指出的,七国集团在支持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方面取得突破是一项重大成就,这项政策将惠及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而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拜登的工作之所以复杂难做,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竞争时代与冷战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这要归功于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之间存在高度依赖的关系,这尤其要考虑到中国。拜登必须领导民主国家就如何与中国保持适当接触达成一致。例如,这肯定意味着,在可能有助于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或侵犯人权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从战略上减少联系。同时,这通常还涉及到管控风险,并在某一盟国遭受侵害时做出集体反应,比如出现了迫降飞机,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不公正地逮捕其他国家公民等情况。

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拜登面临的唯一挑战。如果某一重大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光靠建立非正式组织或专门组织去解决它将是不够的。拜登的外交政策应是与众多志同道合并得到美国朝野上下广泛支持的国家达成国际协议,但考虑到美国政坛的两极对立程度,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样的协议可能涉及遏制和应对经济胁迫行为,建立可靠的供应链或加强对民主和人权的保护。

为了贯彻他的理念,拜登必须在政治上身段灵活。进步人士已纷纷发言,批评他的对华政策,指责拜登总统发动了一场可能激起反亚裔情绪的冷战。但这是一项很奇怪的指控。毕竟,是伯尼·桑德斯效仿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演说,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了外交政策演讲,谴责威权主义。是伊丽莎白·沃伦在参加总统竞选时,把反对贪腐专制主义的斗争作为她核心的外交政策。如果说拜登做了什么的话,拜登也不过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他应该努力争取将两位参议员都拉入他的阵营。此外,拜登应该提醒进步人士,如果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关于价值观和民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针对中国本身,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做法。

另一方面,保守派永远不会在外交政策上完全同意拜登的观点,但一些人正在与拜登展开合作,制定有关中国的法案。许多共和党参议员相信要依赖美国的盟国,并在美国战略中强调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即使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同意他们的这一立场。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表示,如果是为了与中国展开有效竞争,它们将支持建立多边组织。拜登可以利用共和党参议员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一分歧,争取两党达成共识,一同支持他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

在美国历史上,有些总统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拜登有。在他看来,美国正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展开竞争。他的应对措施不是在枪口下传播民主,甚至也不是促进民主体制本身发展,而是向世界表明民主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既在国内也在国外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拜登能否团结他的政府、整个国家和美国的盟友,将这一主张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6

旧文章ID:25418

赵刚:中美科技发展仍需合作以实现双赢

0

作者:王婉君  来源:中评社

7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论坛聚焦美国拜登政府科技战略及对华政策,邀请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进行主题报告。他从美国精英的科技焦虑、美国科技战略之争、中美科技的合作与脱钩等多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中美科技关系的历史脉络、当前问题及未来走向问题。赵刚表示,综合以往中美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和现在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国科技合作仍然具有巨大的空间与潜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张静、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铮等学者与会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交流讨论。

赵刚指出,美国精英对中国科技全面赶超美国的焦虑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已见端倪,从民间群体到政府机关,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新时期的高科技战争。他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一改往届政府对科学技术大力支持的立场,这已经为中美科技关系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将总统科学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职位提升到内阁级别、建立民主国家技术联盟、先后出台《2021年创新和竞争法案》《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等举措无一不体现着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决心。

赵刚进一步论阐述中美科技关系的五大挑战。他指出,随着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逐年上升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日益成熟,美国政府必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美科技的发展前景也在地缘挑战、中美经贸摩擦、人文交流基础动摇、科技企业间正常商业往来受限、极端强硬派势力鼓动与中国的科技战争五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赵刚强调,在中美科技脱钩时期,两国科技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重要的是需要看到两国科技关系既不是遏制与接触,也不是竞争与合作,而是应定位到遏制、竞争、合作这样混合多元的关系。

针对未来中美科技发展关系走向问题,赵刚认为,中美建交后两国人民长期积累的友好合作基础仍然存在,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理念在两国各界依然有不少人认同,因此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的较量中,可以参考四点应对策略:第一,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第二,积极促进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第三,全方位发展和美国各界、各层面、各地区的关系;第四,依托“一带一路”平台,积极拓展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关系。

最后,赵刚以中美科技关系仍然要以合作共赢为总结,指出要立足国情本身,正视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树立自主创新的决心和意志,加强科技合作尤其是中美科技合作。他认为充分发挥科技外交的作用、大力发掘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潜力、建立包容中美科技合作的全球创新体系等举措仍待建立和完善。目前中美两国官方和民间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减少对抗和遏制因素,通过公平、公正、文明的竞争,互相得到提高,从而带动和引领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17

美国政府撤回一项不受欢迎的国际学生签证规则

0

作者:  来源:

拜登政府撤回了一项非常不受欢迎的有关国际学生的签证规则建议,这项建议将为学生签证设立更短的固定期限。

这项建议要求,国际学生如果延长时间以完成学业,必须申请签证延期。这项建议在去年下半年公布并接受公共评论,人们抱怨说,签证申请费用和相关要求将加重外国学生和学者的负担。

另外,如果学生是来自逾期滞留率超过10%的国家或者被美国国务院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名单的国家,他们的学生签证只限于固定的两年期限,这意味着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重新申请续签,把他们的手续负担加倍。

拜登政府7月6日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上申明:“我们正在撤回该项NPRM(规则制定建议通知)并将分析该项NPRM的整体……以决定可能会做出何种恰当并符合国土安全部需要、政策与所适用法律的改变。”《联邦公报》每日公布联邦政府的规定、规则建议、行政命令、宣言和其它联邦文件。

特朗普政府2020年9月提出这项建议时,国土安全部收到了32000份反对该规则的公共评论,占所有评论的99%。

“这项规则挺不清楚的,而且让人困惑,甚至连国际学生顾问对像我这种情况的学生都无法给出所有答案,”马里兰大学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四年级学生、校国际学生会主席索菲亚·埃尔金·贝塞拉(Sofia Elkin Becerra)2020年10月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我甚至连会不会、如何会影响到我都说不准。”

根据《联邦公报》,不到1%的公共评论者对规则修改建议表示了支持,其中很多人说,他们相信这会遏阻非法移民,保护美国工人并制止间谍活动。

《联邦公报》说,其他人说,拟议的规则将歧视某些国籍的人,而且“由于规定延续研究或工作项目必须申请延期停留,这给外国学生、交换学者、外国媒体代表和美国雇主造成重大负担”。

国际学生一般为获取本科学位需要学习四年,很多学生和毕业生寻求额外的学习和培训,比如以选择性实习培训(OPT)方式延续F-1学生签证,以在他们的专业领域获取实际工作经验。

公共评论者说,修改建议还将给美国雇主造成负担。如果申请续签者没有获得及时批准,这可能会延误他们工作开始日期或造成他们违反与雇主签订的合约。

来源时间:2021/7/8   发布时间:2021/7/8

旧文章ID:25414

针对中国的“四方”或许正在改变亚洲的多边机制

0

作者:曼宁&普里兹斯塔普;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亚洲多边主义正在被悄悄地重新定义吗?拜登政府正在重振四方安全对话(简称“四方”,Quad)——一个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多边组织,并将其置于美国印太战略的中心。

这代表了一种从礼仪性的、注重过程的多边机构[例如;东盟地区论坛 (ARF)、东盟国防部长会议 (ADMM) 和东亚峰会 (EAS)] 到功能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问题解决机构的潜在范式转变。这一点,体现在“四方”务实的人道主义救灾方面。美国已经打破了常规,现在考虑如果应对具体的问题。

在一个充斥僵化、仪式化、官僚主义惰性多边机构的区域,这种向功能性集体行动的转变是革命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形式服从功能。谁能坐在谈判桌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并且能够为谈判带来一些东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伊朗核问题5+1会谈就是基于这种原则的例子。然而,四方会谈让其他未包括在内的亚洲伙伴感到担忧,尤其是东盟和韩国。许多人想知道,已有的这么部分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要理解四方的逻辑,了解它的起源是很重要的。四方开始于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的临时救援工作,这四个拥有强大海军的民主海洋国家领导着全球救援工作,也有其他成员参与,比如中国(当时派出了一艘MASH医疗船)。关键在于,在当时,那是几个国家自发的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危机情况下,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4年海啸、2006年东帝汶独立、2007年禽流感和2008年缅甸飓风灾害,亚洲的正式机构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临时的区域联盟,通常由美国领导,动员、协调成员国采取相应的行动。四方是这一遗留下来的做法的最新例子。可以肯定的是,它有其局限性:例如,无论是亚洲的正式机构还是临时的联盟都无法应对缅甸当前的政变和危机。

四方的成功促使各方在2007年试图重启四方安全对话,但早期强调的联合军事演习引起了中国的抗议,印度不太愿意继续,澳大利亚的陆克文政府随后终止了四方对话。从2007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利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胁迫来改变现状,引发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各国政府的担忧。特朗普政府抓住这样的时机,重启了四方对话,将其从工作级会议提升为外长级会谈。

随后,拜登政府将四方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举行了一次线上领导人峰会,重点讨论如何应对冠状病毒危机。会议还为更广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四方领导人发表声明称,成员国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基于国际法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峰会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正是北京让四方对话充满了活力。对此,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研究所(Security Policy Institute)所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指出,“这是拜北京所赐。”现在,拜登政府正计划今年秋天在华盛顿举行一次现场四方峰会。在即将举行的峰会期间,美国政府打算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寻求合作,包括高质量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和数字/信息技术问题。

四方现在被定位为一种非正式的但有灵活性的机制,一种力量倍增器,用来解决地区安全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仍然必须是临时的。但还不能明确四方与该地区的正式制度架构有何关联。它应该使人们停下来思考其他机构的价值,并重新调整它们的年度会议的作用和效用。

关于如何将四方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机构联系起来,有许多想法。卡内基副院长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认为四方应该注重于“应对具体的可操作的挑战”。为此,他提议将四方会谈作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轮流解决问题联盟”的核心力量存在。

因此,根据“形式服从功能”的原则,四方将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将有意愿和能力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并有能力把一些应对方案带到谈判桌上来。例如,在海上问题上,四方可以邀请并支持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海上国家讨论共同立场并/或采取一套具体行动。或者,又例如,四方可能决定加强海事领域的感知和能力建设。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四方会谈可能会邀请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是主要的科技中心。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如果有中国的利益与四方一致的具体问题,四方也可能会邀请中国。

但是这种按单点菜的方式仍然需要界定与现有主要机构的关系,而四方会议的个别成员国都赞同“东盟中心地位”的概念,这是地区会议后的每一份声明中的惯用说辞。然而,由于四方的存在和东盟对缅甸政变的不温不火的反应,其中心地位的意义和功能并不明显。

东盟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次区域的东南亚身份认同和政治文化,但它尚未实现其 1967 年宪章的现代化。这一宪章要求达成共识。但随着中国主导柬埔寨,它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如果东盟采取绝对多数决策,作为一个拥有6.5亿人口和大约3万亿美元经济的集体组织,它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可以作为一个集团与四方及中国互动。

四方可以使亚洲五花八门的多边论坛变得更加合理。当前的ARF、ADMM+、EAS等相互重叠的架构出现在冷战结束时,当时许多亚洲国家担心美国即将撤退。由于东盟对所有大国都不构成威胁,它呼吁进行区域政治/安全对话以保持所有参与得到了良好的响应,东盟在印度-太平洋外交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过去25年里,这些机构除了提供年度会议和外交官举行双边会议的场所外,对亚洲安全几乎没有影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当前的印度-太平洋地区都比这些机构创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不安全、更有争议、更令人焦虑。

四方似乎是正合事宜,它在3月份举行的虚拟峰会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提供疫苗,以及成立气候和技术工作组。四方的持久力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继续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并与其他地区机构协调。例如,关于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岛屿上的持续军事活动,四方可以与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合作,重塑静态努力,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和减少风险措施,以避免可能升级的偶发冲突。四方可以支持2016年国际法院的裁决,即中国声称没有法律依据,并/或起草适用于西太平洋的降低风险措施。

然后,“四方+”可以将这些倡议提交东亚峰会以获得区域认可,或者将问题交给东盟地区论坛或其他地区机构,由它们协商细节并向东亚峰会报告。东亚峰会具有包容性,元首级别的会议可以批准功能性的、针对特定问题的合作。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但四方完全有能力促成一种更有令人信服、更有效的地区合作方式,并成为制衡甚至与中国合作的手段。简而言之,它为印太外交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罗伯特·曼宁(Robert a . Manning)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普里兹斯塔普(James Przystup)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consolidating-its-power-against-china-189026?page=0%2C1

来源时间:2021/7/7   发布时间:2021/7/6

旧文章ID:2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