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而忱 来源：中评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中美关系相关热点议题展开深入剖析。刁大明认为，“不冲突”是中美共同的底线，中方强调不冲突是为了合作，构建一个对世界有利的中美关系;美方强调不冲突则是为了竞争，是基于对本国实力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中美需要协调各自对于“竞争”的理解，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而不是一争高下的恶性竞争。
“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已经比较清楚，大国竞争、维持国家竞争力、价值观或规则外交、小集团多边，这几个关键词。”刁大明指出，拜登强调要维持美国在科技、价值观、社会治理等各层面的国家竞争力，让美国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之后，在中美竞争中制胜。在对华事务上，拜登强调“价值观外交”、“规则外交”，用排华性质的小集团多边主义推动规则的重置，实现对中国的“规锁”。
但是，过去四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软实力被大大削弱。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对“美国优先”的本质局限具有了越发清晰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未必能够对华形成更大的国际压力，或是构建“包围网”。刁大明表示，中方需要矢志不渝地坚持推进和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来回应美国排他式的多边主义。同时，中方也需要明确方向，释放积极信号，用合作和良性竞争的方式来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持续推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刁大明提到，时代在变，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中美关系也随之变化。过去40年是未来40年的基础，过去40年，中美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波折，我们对于应对波折、管控分歧，把中美关系带回正轨的经验比较丰富。如果过分强调中美关系变化中的挑战和矛盾，那是对于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的回避和退却。他用“事在人为”来形容未来的中美关系，强调通过以往的经验，用更多的新的思维来解决矛盾。
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拜登上台已有五个月，您如何评价当下的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刁大明：去年拜登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外界对他在内政外交上，调整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推行的负面、极端的政策，抱有比较高的期待。同时，国际社会也普遍期待拜登政府更有效地纠正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导致中美关系进入艰困局面的一些政策，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拜登上台之后，从过去五个月的情况看，我个人感觉拜登调整政策的幅度、程度、广度，都与外界的预期存在距离。对于这点外界有很多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拜登政府面临着国内疫情、经济下行等严峻挑战，政策调整的时间跨度更大、周期更长，所以还处于所谓“审查”过程当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较强地延续了“大国竞争”的基调，就算调整也将是极为有限的。
拜登上台五个月，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但是美方的立场还处于有限调整、客观效果上的延续当中。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延续“大国竞争”。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启了美国战略的转向，虽然拜登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没有发布，但是三月初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强调了对俄罗斯、对中国的大国竞争的态势。
第二，强调要维持美国在科技、价值观、社会治理架构等各层面的国家竞争力。与特朗普通过遏制中国来解决美国自身问题不同，拜登政府侧重于重振美国的竞争力，更多地投资自身，让美国解决了自身的问题之后，才能在中美竞争中制胜。这个“竞争力”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用“小院高墙”式的途径来实现美国科技领域竞争力的领先，以及包括修桥铺路、社会治理、福利、教育、医疗在内的“广义基建”。同时，拜登政府反复强调，所谓“价值观”是美国的“最大优势”。
第三，在对华事务上，拜登强调“价值观外交”或者“规则外交”。毋庸置疑，这是基于西方价值观或者说美国利益为主导的规则的。对此，中方也有比较清晰的回应，就是要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另外，拜登强调“小集团多边主义”，用具有极强排他性质的多边主义推进规则的重置，以此实现针对中国的“规锁”。它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小集团的方式，其次强调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同时强调“数权”(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和规则)、“税权”、“碳权”(碳排放、碳金融等产业和规则)等领域与盟友的互动、妄图形成对中国的“合围”。
总结来说，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已经比较清楚，就是大国竞争、维持国家竞争力、价值观或规则外交、小集团多边，这几个关键词。
中评社记者：您提到美国在各方面搞小集团，形成了排华的多边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处于美国搭建的“包围网”中，面临的国际压力比特朗普时期更大。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刁大明：中国处于“包围网”中、中国面临的国家压力更大，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目前这种所谓“结果”尚未实现，只是一种可能性。无可否认，中国确实面临着多议题、多维度的压力。但也必须看到，经过了特朗普四年执政，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国际社会也清楚看到了美国自身对外投入的有限性，及其背后的“内顾”倾向，以及美国对于国际社会……哪怕是盟友的“无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还能对华形成更大的国际压力，或是构建“包围网”，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一个比较本质性的回应方式，就是踏踏实实地、具体地、务实地去推进和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无论是在推进自己的议程，还是参与国际合作，都不掺杂任何的排他意味，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包围圈”这样的风险结果。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包容的、共同的、可持续的，不针对任何一方的。
中评社记者：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是很清晰的，就是合作共赢。同时，拜登政府强调“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双方对于中美双边关系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区别?
刁大明：拜登上台之后确实有很多表述，比如合作、竞争、对抗三分法，比如不冲突，比如激烈竞争、极致竞争等。这与中国“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的表述有相似之处，起码都强调了不冲突，也都谈到了合作，但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在中方说的“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中，不冲突、不对抗是基础，是最基本的底线，我们很难想象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冲突和对抗的后果，这显然对于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个好消息。基于此，我们希望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相处模式，我们也反复强调，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这意味着在不冲突、不对抗基础上搭建起来的中美关系的主线不应该是竞争。美方说的“竞争但不冲突”虽然也点明了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却没有给中美关系一个应有的正确方向。
另外，我们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的目标是为了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为了构建一个对于两国各自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都有利的中美关系。但拜登所说的竞争但不冲突，其着力点并不是希望有一个对全世界有利的中美关系，而是在于他对目前美国自身的实力有限性的相对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美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无法控制局面。所以拜登完全是出于对美国自身的考虑而强调不冲突，而不是处于中美关系的全球意义这个大局上来考虑。基于这一点，拜登在不冲突之后考虑的是竞争，而我们在不冲突之后考虑的是合作共赢。
当美方反复强调竞争，我们也反复表述了，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差异，出现一些领域、一些程度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是竞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竞争的目的是良性的，是为了各自更好底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己照亮别人，未必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如果竞争是要互相争夺，要争个高下，要彻底地超越对方，这种竞争就很容易发生对抗。这显然不是中国，也不是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
关于竞争到底该怎么理解，是下一步中美之间必须协调的一个关键方向。中方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竞争不是我们的意图所在;面对竞争，也不应该是角斗赛的模式。对于美方来说，拜登政府提出的合作、竞争、对抗三分法，其实模糊了中美关系应有的总体方向。到底选择哪一种模式和中国互动?在什么领域搞合作，什么领域搞竞争?当美国国家利益受损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选择对抗?这完全是美国一厢情愿的，完全由美国来决定状态的切换，不具备双方都可见的操作性和稳定性。这并不是中美未来可取的、可延续的的方向。
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对两国、对地区、对世界都有利的中美关系，即便是合作之中有竞争、合作之外有竞争，也该想清楚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竞争必须是要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非要一争高下、甚至是冷战式的“争霸”，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需要。
中评社记者：六月初，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双方沟通开局顺畅，求同存异是共识，下一步将共同努力务实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此，您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刁大明：从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发起贸易摩擦以来，到目前为止，中美经贸互动的数据是双方是都看得到的，也就是说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摩擦，没有改变中美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刚需。对美国的现任决策者而言，如果真切理解这些数据对于两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两国经贸关系的本质的话，就应该秉持积极态度去推进经贸合作，包括不断深化过去的合作，也包括取消过去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的指责以及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关税与制裁。
美国表示正在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审查。这种审查到底是为了对两国关系有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态度，还是一种更多地，哪怕是暂时保留住特朗普政府施加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杠杆的托辞，然后把这些杠杆当作工具和筹码，进一步对中国进行要价。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不能说不存在，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拜登政府可以从两国利益出发，通过审慎的审查，最终做出拨乱反正的决定。
无论如何，两国高层已经就经贸领域展开了多轮沟通，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如果美方能够拿出务实的态度，进一步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回正轨;或者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讨论双方共同的关切，这确实是一个经贸关系相比过去能够保持稳定，能够健康发展的契机。现在看来，至少中美经贸关系正在调整当中，也出现了相对积极的信号，大家都乐见能够有进一步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经贸政策在内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虽然此前已有消息说“即将宣布”，但至今仍是一拖再拖。其背后的动机除了拜登政府希望在客观上保持某些对华“杠杆”之外，应该说也反映出其在国内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仍旧颇为严峻。在所谓“美国就业计划”仍缺乏明确立法路线图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正在利用模糊甚至延续性的对华政策满足两党的偏好，至少不希望其抛出的对华政策增加来自国会山的反对声音。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结果可能是拜登政府未来必然要推出的对华政策不再是一个审慎审查与评估的结果，而是一个党争最大化的结果。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内政治化”，对两国而言，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中评社记者：G7峰会成员国联合攻击中国的经贸政策，加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触礁。似乎中美的经贸关系有了一点积极的信号，但是中国跟欧洲的经贸关系有了一些波动。
刁大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的受阻，很难想象没有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比较这个平衡地看待这个问题，即便拜登宣称“美国回来了”，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但很难对我们跟欧洲互动的总体趋势和状态产生逆转性的影响。
拜登上台五个月以来，美欧之间的互动确实比过去四年热络很多，但这种频密的互动是不是能够把跨大西洋的所有新老问题都解决呢?显然不能。美欧之间的问题正在持续地向结构性分歧的方向发展，有些问题绝对不是美国加强盟友关系就能彻底解决的，目前也没有弥合的信号。只能说过去几个月来美欧之间的回暖，是“报复性”的回暖，因为过去四年实在太糟糕了。但就像拜登自己说的，欧洲方面也在反复问他，回来多久?回来多少?2024年是不是还回去?所以美欧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在过去四年，甚至更久一段时间都在强调“战略自主”，在国际领域强调自我的利益，这种态势在过去四年持续强化。对于拜登的访问，欧洲很多战略界的人士也在反复发声，欢迎美国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并不是要继续成为领导，而是要和欧洲各国平等商谈共同的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并不能完全联动欧洲施压中国。另外，在去年选举中，美国民众看上去否定了特朗普版本的“美国优先”，但他们并不反对“美国优先”本身。这种情况下，美国跟盟友之间的互动也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欧洲完全是跟着美国走的，应该与欧洲保持密切的沟通，进一步推进合作，给欧洲自主选择的空间。最近欧洲某些国家某些人的一些极端做法，可能也与未来一段时间的选举周期有关，这也就要求我们既要针锋相对、坚守立场，又要注意留有余地、面向未来。美欧之间的分歧，不是谁塑造出来的，我们也不必考虑如何分化它们，而是像中方一贯强调的那样，发展对双方、对世界都有利的中美关系，和欧洲也应该是这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
中评社记者：您提到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回暖，我们看到拜登也试图改善美俄关系。美俄关系的改善是否对中美关系有影响?
刁大明：此次美俄元首会晤当然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同时双方也进行了关于战略稳定的进一步确认，而且宣布开启战略稳定对话，这对于地区和全球的战略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有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国关系的相对稳定，包括战略稳定，这些积极效果的边际效应会快速递减，因为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严峻，这种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互疑是很难化解的。美俄在地区热点上的分歧也比较严重，包括乌克兰问题、中东事务、极地等等，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另外，美国为了维持自身在北约的存在，也会强调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美俄会晤之后，乌克兰总统在七月将应邀访美等等，意味着两国关系很可能会因为地区热点问题再次爆发分歧，甚至是一些公开的争议。以上种种都表明，一次会晤没有改变美俄关系，也没有改变其他相关的关系。
虽然进行了元首会晤，但是美俄还没有走近，恐怕也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拜登政府对俄政策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观察。一方面，拜登政府是冷战结束以后，第一个对于转换美俄关系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的美国政府，拜登本人包括他的班底对俄罗斯的态度都不是正面的;另一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拜登利用一些公开喊话，或是多边场合，有意地释放走近俄罗斯的信号，这显然是出于一些别有用心的考虑。从美俄元首会晤的效果上看，没有实现美俄关系转化或者中美俄大三角的平衡，甚至可以说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值得一提的是，可能由于历史上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平衡中的关键作用，所以现在很多观点也在担心莫斯科与华盛顿是否会重演五十年前北京与华盛顿“破冰”。这种机械的比较意义不大，至少有两个明显区别：一个是，中美关系的历史底色与实质完全不同于美俄关系，中美当年能做到的，美俄如今未必做得到;另一个是，当今世界不是冷战的“两极”逻辑，一个“大三角”决定不了所有，如今的中美俄都各自面对着多个“大三角”的嵌套式互动。
中评社记者：拜登在内政外交上都展现了积极的姿态，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主动塑造中美关系?
刁大明：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表述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有一个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中美关系。方向是明确的，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路径，我们也有明确的说法，包括“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之间应是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向美方多次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希望美方拨乱反正、重回正轨;我们应约进行了多次高层的沟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稳定中美关系;甚至在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对于气候变化合作造成巨大拖累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对于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保持了积极的意愿。
但是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中国合作并不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减排目标，他更多强调维持美国的领导力。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挑战，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作为两个排放大国有共同的责任，最终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既符合美国民主党的理念，又符合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有效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能够打造一个很好的样板间。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考虑的是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维护共同利益，承担共同责任，守护共同命运;但美方表现出了却是对领导力的执念，仍然在这个议题上争夺领导权，这其实是舍本逐末。
即便是面对美国这样的状态，我们还是最大程度地展现了诚意，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我们不仅明确了方向，明确了做法，释放了积极信号，还与美国进行了高层互动，只要对两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都积极参与了。这就是我们在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方向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我认为，美方应该秉持更加明确、更加务实、更加负责任、更具操作性的立场，这样才能让中美关系回到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对两国各自都有好处的正轨上。
中评社记者：您如何展望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中美都有学者认为，过去四十年有可能是中美关系最好的四十年，未来可能越来越坏。对于这一预测，您怎么看?
刁大明：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年，中美两国都有很多对过去40年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有人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现在的每一天相对于以往都是更糟糕的一天，但相对于未来都是更好的一天。这至少表达了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中美关系的不安。但是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都有不同的时代主题，简单地对比过去和未来毫无意义，但把过去和未来彻底割裂开来又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比如说中美关系，过去40年是未来40年的基础，如果过去40年的互动是稳定的，那就为未来4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提供了经验。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包括专业人士、战略界、学术界的研究者和观察者都亲历了所谓的“好的40年”，这些人也同样会成为未来40年的亲历者或决定者，应该有各种动机去维护好未来40年，让中美关系的“好”持续下去或者变得更好。
现在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密切程度是空前的，连结是空前的，相互依赖的状态也是空前的，正是因为互相走近了，才会有矛盾。但有矛盾就意味着我们要过分凸显这些矛盾吗?这就因噎废食了。过去40年，中美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波折，我们对于应对波折、管控波折，把中美关系带回正轨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要通过以往的经验，通过更多的合作来解决矛盾。
中美关系确实变了，其实应该是时代变了。难道说时代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了吗?当然不是更糟。历史显然是在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我们过分突出挑战的空前、挑战的难度、挑战会带来更糟糕的局面，那大概是对于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的退却和止步不前。
在变化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变量是美国自身。因为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持续的发展自己的方向是既定的，也有超强的稳定性。但美方的不确定性比较强。和1979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相比，现在的美国确实面对着一个自身困顿的局面，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叠加周期性的问题，增大了化解周期性问题的难度，也加大了结构性矛盾的积累。面对着自身空前的国内问题，美国表现出来的国际角色，或者是在国际社会一些行为的选择，确实呈现了非理性的一面。美国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之所以在90年代之前国内矛盾激化得不明显，是因为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一个外部威胁，面对着90年代之后越来越激化的矛盾，美国也需要塑造一个外部威胁才能解决国内的议题，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乃至对抗，可以解决美国自身问题。这个逻辑明显是错误的。有外部威胁的时候，国内可能会对党争有一定遏制，但如果国内已经有了比较高烈度，甚至是部落化的党争，再去塑造一个外围危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自身出了一些问题，导致它处理外部事务，或是大国关系上的做法，转向完全无法实现其自身目标、完全无法让其自身变得好起来的方向。经历了特朗普政府的“探底”、目前又是拜登政府的“折中”，美国的政治精英应该更早一些意识到美国自身的问题与中国无关，而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反而会让美国的情况变得更糟。
总结来说，怎么有效地继续稳定中美关系，我认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双方都先入为主地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必然会比以往差，那显然是一种不愿正面面对问题、不去有效解决问题的回避态度。
受访人简介：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学士(2005)、法学硕士(2007)、管理学博士学位(2010)。2010年至2012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担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2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国会政治)、中美关系、比较政治等。先后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中心、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美中事务研究所从事访问学者研究，著有《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2012)、《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与议员涉华行为》(2013)、《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2008)》(2007)，译有《美国国会：代议政治与议员行为》(2016)。
来源时间：2021/7/7 发布时间：2021/7/7
旧文章ID：25404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140/605/34.png")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140/605/36.png")
![""]("https://imagecloud.thepaper.cn/thepaper/image/140/605/35.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