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若兰  来源：英国驻华使馆网站

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的积极作用。

上个月是首架英国公民的撤侨航班撤离武汉一周年纪念日。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成功登机了，于是一些英国记者就我们对撤离航班的处理撰写了文章，揭示其问题所在。

当时的形势充满了巨大的挑战。该文章报道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撤侨工作在那种情形下似乎饱受批评。

然而，这篇报道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行为是独立的，并对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行为都进行了监督。

这令人想起了最近几周，中国官方媒体不仅发表关于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越来越多，还指控他们反华。

这些报道声称，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证明了他们不喜欢中国。《中国日报》最近将他们形容为“憎恨中国者”。

本周一，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发布了关于媒体自由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

我将在本文中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相反，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

在英国，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产业”。这个词来自英国-爱尔兰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87年，他说，英国议会中有三个阶层（牧师、贵族和政客）。而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阶层是“在那边的记者席中”——独立的、能够提出挑战的媒体。

这一点在2009年英国议会开支丑闻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每日电讯报》披露了一些文件，揭露普遍存在滥用议员津贴的情况。议员们用这些开支来支付他们自己的个人物品，其中一个议员把公共开支用于支付家养禽类（鸭子）的窝。这次曝光迫使这名议员偿还了公为私用的开支、辞职以及被刑事起诉。

在英国，记者可以就任何话题采访政客，并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这种采访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推理形式，通过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来寻求真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改编和扩展，认为：

真理既不存在于论题中，也不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而亟需综合分析两者。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以其质问政客的风格在英国家喻户晓。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发生在1997年，当时他12次询问前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是否曾干预解职一名监狱长。尽管这位政治家拒绝回答，听众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英国媒体还开展调查工作，揭露不法行为，为少数群体发声。2019年，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通过拍摄揭露了杜伦县的一家护理院的自闭症患者和学习障碍患者是如何遭受护理院员工的身心虐待。因为他的拍摄，这家护理院被关闭，员工也被逮捕。而就在记者调查的几个月前，这家护理院的服务还在政府监管机构视察之后被评为良好。

中国媒体也能秉承‘舆论监督’的原则提供一些批判性的报道。比如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三十多位《财新》的记者开展调查揭露了地方当局如何压制吹哨医生和隐瞒病毒能够人传人的事实。他们的批判性报道并没有被视为他们憎恨武汉乃至中国的证据，相反，这些报道因在发现问题和追责上发挥作用而受到赞誉。

除了《财新》，包括《财经》、《新京报》、《北青深一度》在内的其它媒体也就新冠危机进行了深度报道。但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所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柴静未出生的孩子被检查出患有肿瘤，她为此谴责空气污染对此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调查。70%观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表示这部片子改变了他们对雾霾的观念，从而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人民日报也在官网上发布了这部纪录片，但一周内这部片子就被删除了。

很多中国记者和企业都支持给与更多空间的媒体自由。虽然《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近期抨击了外媒报道，但其总编胡锡进之前曾呼吁广开言路。在微博上他这样写道：

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

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正如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座右铭所说：

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

我希望未来这类来自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重要报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认可。
  （作者为英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来源时间：2021/7/5   发布时间：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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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淑英  来源：海外看世界

陈淑英：美国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独立学者

2月4日，拜登专程去国务院发表了他正式上任15天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他首先回顾了美国外交的历史与成就，并提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这种内外一体强调美国外交与内政打通的考虑，外界称之为“中产阶级外交”，可以认为是拜登政府未来处理对外关系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中产阶级是美国力量来源的重要支柱，但其总体境况却在近年来持续下滑。由于全球化、技术变革以及财政紧张带来的经济困境逐步加剧，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处境正在愈发恶化。然而，长期以来，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们过于关注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美国过于片面和理想化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各自为政，使得美国政府想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的愿景力不从心，中产阶级在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缺少足够的发言权，因此其多样化的关切也难以得到真实的反映。

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是“中产阶级外交”理念的主要推动者和设计者。面对过时且失效的外交政策，拜登政府一直在企图扭转颓势，国务卿布林肯外交政策纲领式演讲即名为“为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美国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进一步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最庄严的义务是保护人民安全和利益”。综合分析拜登上台后的执政方略，“中产阶级外交”正在打破国家安全、外交与内政的界限。

然而，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和党争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很难落实到实处。拿亚太地区举例，不管是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还是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其本质就是美国通过经济的，军事的，贸易的还有外交的手段意图延缓中国的发展，不同的是民主党打的是台湾牌，共和党打的是台独牌。作为资深政客，拜登深知打台独牌的危险性，因此会矫正回归到继续打台湾牌。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3位美国参议院乘坐军机打着捐助疫苗的名义抵达台湾，整个航行过程却使用民航代码，逗留三个小时，疫苗却没有随机抵达。美国这种擦边球恶心中国政府的游戏还会有后续，但是，这不能证明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但是美国很清楚，台湾早晚肯定是要被统一的。在亚太战略这个议题上，中美正陷入矛盾的循环，美国越是要通过威慑的手段“防御中国的军事行动”、“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就会越加强中国政府捍卫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决心。拜登政府不会延续特朗普版本的亚太战略，因为他清楚这个四方机制一定会破产，所以，拜登会在这个机制彻底黄了之前抓紧把澳大利亚的从中国手里丢掉的订单接盘过来;把中印冲突炒作的再严重一点，抓紧卖点武器给印度;把自己不方便对台湾做的事，让日本出面去做。最终，拜登更愿意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松口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存在。

再来看欧洲。相比特朗普的凭拳头单打独斗，拜登的策略很清楚就是要修复盟友和欧盟的关系，缓和与俄罗斯的矛盾，然后在腾出功夫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这是他见了日本和韩国的首脑后，亲赴英国参加G7然后去日内瓦见普京的原因。G7 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家庭聚会”，拜登给大伙鼓鼓劲，在对付中国方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可惜的是，美国的战略逻辑已经出现重大瑕疵，这注定欧洲之行不尽如人意。举例来说，美国和G7在经济上是竞争关系，他们都想从中国市场上获取利益，美国鼓动与中国有经济厉害关系的国家与中国对抗，显然不符合对方的国家利益;北约的共同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却希望北约去对付中国，那么北约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和普京碰面后，6月16日美国白宫会后在其官网上发布了《美俄总统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貌似给世界吃了一颗定心丸.然后，刚刚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20日从俄罗斯飞往美国之际，美国又宣布美国将继续针对参与北溪2号项目建设的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这再次验证了拜登政府在欧洲方向对外政策的混乱逻辑。

欧盟的领头羊是法国和德国，他们更愿意奉行自主的外交政策。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呼吁，莫要遵循美国的政策，不要对中国施加压力。马克龙警告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联合对抗极有可能引发冲突，结果将适得其反。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有可能的继任者、基民盟主席拉舍特2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与默克尔一致认为，中国不仅是系统性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拉舍特之前也曾多次谈到对华关系，他公开赞成和中国进行对话，警告德国不要排斥中国。欧洲国家强调多边主义，与中国之间可以合作的领域广泛。为了强调它的战略自主，欧洲还有可能与中国开展合作，比如此前联合华为研发欧洲版的谷歌。而且当前在数字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欧洲也落后于中美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可能会联合中国，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平衡美国。

接着看看中东方向，拜登政府缩减了中东事务办公室的编制，也希望在九月从阿富汗撤军，毕竟，7000亿美元没有彻底改变中东的格局，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是，以色列不希望美国离开，因为以色列无法面对中东那些阿拉伯国家对他长期积攒的不满情绪。看拜登的中东政策是否能被彻底调整，要看拜登的内阁成员有多少犹太人后裔，才能看出美国政府有多大决心彻底从中东的沼泽中抽身出来。现实是，美国若无法从中东体面退出，重返亚洲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毕竟美国的国力已经不允许美国在中东和亚洲两面同时发力了。

不过，拜登政府的盟友见面会和中东政策还是有效果的，环顾四周，拜登政府现在心里比刚上任的时候有底了，那就是必须学会和中国相处。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高官频频与中国相关官员通话，拜登本人当前也在推动G20及今年夏天潜在的双方官员会面。上届政府抗击疫情不利导致的经济受损，以及纾困计划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已经让拜登政府认识到，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只会阻碍美国老百姓需要的中国制造的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财长耶伦说美国通胀到今年9月份之前不会好转，那是因为中国要求重启贸易谈判的前提是首先取消之前不合理的关税，美国还没找到合适的借口给国内一个交代，尤其是如何让共和党不认为拜登政府是在向中国政府“投降”了，抑制通胀又迫在眉睫，这看起来是个内政的问题，实质上又是特朗配单边外交的恶果。

过去30年，全球化造成美国工作流失困局，疫情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并暴露出美国社会固有的不平等与种族分歧。要实现国内复兴，美国外交必须向这一目标调整，即把外交政策更好地与中产阶级目标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拜登政府在内政上防止上届业务政客在一些反华分子的鼓噪下推行的新版“麦卡锡主义”的继续蔓延，降低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竞争不要过度妖魔化中国，这样会鼓励一种新的偏执狂，进一步扭曲美国的优先事项，鼓励本土主义和仇外心理，并导致军事支出越来越大，而挤占对美国教育、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公共投资。美国在短期内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继续控制好美国国内的疫情，把疫苗外交的核心从竞争转化成合作，在疫苗问题上和中国等国家展开真诚地合作，做好世界疫苗援助的分配工作，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全世界的疫苗控制只要还有一个破口，就意味着所有的国家都仍处在潜在危险之中。其次，先解决国内的基建问题，说服共和党达成目标法案的推动之后，再推行“民主的一带一路”计划，不然，美国的倡议很难说服其他国家去相信。图片来源：BBC

最后看中国方向，拜登上台半年了，尽管外交思想已经基本成型，但是完整的对中国政策还未出台，可见美国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到21世纪上半叶;若两个国家发生核战争，那后果就是地球的灭亡。9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的解体，导致美国一代人盲目自大，不屑于了解中国以及其他的后发国家，以致于目前在华盛顿首府的一些政客对中国的看法极其无知并充满危险。目前，中美之间官民的交流渠道都面临困难：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年，中美官方沟通渠道被彻底破坏掉，新的沟通机制由于美国受困于新冠疫情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今年下半年，拜登要与美国军方在中国核心利益这个问题上协调一致之后才能放开手脚开展务实外交，不要反被”台独“分子所利用成为蔡这样的“棋手”嘴里的“棋子”。世界是否太平，要看拜登政府如何打好台湾牌，毕竟台海是现在全世界最充满危机的地区。从目前的态势分析，中美官方沟通渠道的建立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以来，民间外交的渠道没有很好的被继承，现状是民间交流的各种渠道已经非常弱化，亟待加强。美国与中方积极合作，无条件地邀请中国去共同解决一些关乎共同的利益的问题，美俄需要战略稳定，美中更需要战略协调，世界正在以无人知晓的方式改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实现世界的治理，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共存。

来源时间：2021/7/5   发布时间：2021/7/5

旧文章ID：25375

作者：硅谷维立  来源：硅谷生活家

今天的美国社会有许多棘手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堕胎、控枪、移民、气候，每一个问题都让人头痛。

但所有这些问题在根深蒂固上，在撕裂性上，在影响上，都无法跟19世纪上半叶的奴隶制问题相比：

奴隶制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在这片土地上存在;

美国宪法在确定每一个国会议员代表的人数时，将不自由的人视为3/5个自由人的条款，间接地确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

美国南方的经济完全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

反对奴隶制的人认为它邪恶无比，赞成奴隶制的人觉得它天经地义。

奴隶制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和无数人的财富和生计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既是明显的错误，又被宪法所认可。这个问题要解决，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林肯在1861年到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你知道林肯在内战打响前一个月的就职典礼中曾强调自己不打算“干预美国现存的奴隶制。我不相信我有这个合法权利，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吗?

你知道内战的直接起因是1861年4月南方叛军向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开火吗?

你知道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是内战打响一年半之后才于1862年9月由林肯发布、1863年1月才生效吗?

废除奴隶制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林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以超人的决心、勇气、智慧做到了。他的一句话发人深省：“我走得很慢，但我不会倒退。”(I am a slow walker, but I never walk back.)

今天我们简略地聊一聊这段复杂而精彩的历史，主要回答三个问题：

林肯对奴隶制到底是什么态度?

内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内战怎样变成了一场解放黑奴之战?

以此来仰慕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成就的伟业。

1. 林肯对奴隶制到底是什么态度?

林肯出身贫寒，在印第安纳州的边境地区长大。他靠自学成为律师，在1840年代做过一任国会议员。 但他走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是因为在185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伊利诺的联邦参议员时，和来自民主党的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七场辩论。

道格拉斯是竞选连任的参议员，已经有十多年议龄，立法成绩显著，赫赫有名。相对来说林肯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两人外表差别也很大。如果这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电影，观众一定会以为导演费尽心力才找来这两个演员增强喜剧效果。道格拉斯身宽体胖，林肯则瘦瘦高高;道格拉斯永远停不下来，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大喊大叫，比手划脚，而林肯静如处子，说话深思熟虑;道格拉斯穿着华丽的最时髦的衣服，而林肯即使是穿一身好衣服，看上去也显得皱巴巴的。

但两人尽管有这些差别，却都思维敏捷，辩才无碍。这七场辩论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媒体事件，很多人蜂拥而至前来观战。

这一系列辩论的中心议题正是奴隶制，这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主要话题。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很鲜明：“我天生就反对奴隶制。如果奴隶制没错，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错的。”("I am naturally anti-slavery. If slavery is not wrong, nothing is wrong。")

但林肯并不是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林肯坚信国会必须制止奴隶制的蔓延，但他承认并接受宪法允许奴隶制在蓄奴州存在的现状。在当时反对奴隶制的人当中，他属于态度温和的那一派。

这也是共和党当时对奴隶制的主流立场。他们和拥护奴隶制的民主党在立法上的交锋，主要是关于如何处置逃到北方自由州的奴隶，以及新加入美国的西部各州是否可以有奴隶制。

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进行他们的著名辩论前不久就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是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 Nebraska Act)，另一个是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tt Decision)。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正是道格拉斯提出来的。该法案提议，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这两个地区建立新州时，新州边境内是否允许奴隶制，由该州定居者投票决定。

这个说法看起来无伤大雅，似乎还很有道理，但要知道早在1820年，当密苏里加入美国时，国会在激烈争斗之后达成了《密苏里妥协》：密苏里可以是奴隶州，但在其他36°30′平行线以北的州不可以有奴隶制。《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于是否定了该法案中“36°30′平行线以北的州不可以有奴隶制”那一部分。

林肯对该法案是谴责的，他认为该法案赋予了奴隶制新的生命。

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起因是一个叫德雷德·斯科特的奴隶跟主人在自由州居住四年之后，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自己可以获得自由。他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7比2作出裁定，认为斯科特在奴隶州以外的临时居住并不能导致他在《密苏里州妥协》下获得解放，因为这将“不恰当地剥夺斯科特的拥有者的合法财产”。

林肯对此很警惕，认为这会导致奴隶制的扩张和泛滥。他警告说，下一步大概是“最高法院的另一项决定，宣布美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将奴隶制排除在外。”

但跟当时的绝大多数白人一样，林肯并不认为黑人和白人完全平等。在被道格拉斯指责为废奴主义者和被“我们的有色弟兄”迷惑的平等主义者时，他为自己辩解说，“我从来没有赞成以任何方式实现白人和黑人种族的社会和政治平等。”

这是一场竞争激烈、结果相近的选举。林肯输了，但这场选举让他在全国获得了声望。1859年，他被推举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则推举了老对手道格拉斯。但因为道格拉斯支持奴隶制的立场在南方民主党人看来还远远不够坚定，另一部分民主党人又推举了两名总统候选人。

在这场四方大战中，林肯赢得了选举。但他之所以当选并不是因为三个对手分散了选票。即使三个对手的选票加在一起，林肯仍然会赢。他赢了几乎所有自由州，这些州给了他足够的选举人票。

但直到他宣誓就职，他都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就职演说中仍然强调他不打算“干预美国现存的奴隶制”。

结论：林肯反对奴隶制，但他不是废奴主义者。在反奴隶制的共和党内，他是一个温和派。

2. 内战是怎么打起来的?

那么内战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内战之前，自由的工业化的北方和蓄奴的农业化的南方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除了在是否允许新加入美国的西部各州拥有奴隶制这个议题上争锋相对之外，对于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对于关税，双方也有不同的看法。简单地说，与北方相比，南方更认为联邦无权干涉各州事务。关税主要是保护北方制造业，南方因为关税在购买工业品时要付更高的价钱，因此双方的态度也不一样。

主要出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这里可能没提到的、历史学家们争论了100多年一直在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各种复杂原因，在1860年11月林肯以反奴隶制的平台获得大选胜利后，南方有些州产生了脱离联邦的想法。

但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佐治亚州前国会议员就质问他的更激进的同事：“林肯到底做了什么，足以让我们有正当理由分裂国家?他难道没有答应要尊重奴隶制的存在吗?”他警告说：“开始革命容易，控制革命就难多了。” “如果我们留在联邦当中，奴隶制反而更安全。”

分裂主义者则强调拖延的危险。 佐治亚州前州长说，林肯和他的政党声称平等的原则也适用于黑人，而且林肯在选举中没有从南方得到一张选举人票，这意味着南方对他没有任何制约。为什么要坐等废奴主义者发动进攻呢?他不认为林肯会发动战争。美国这个联邦是自愿的契约，林肯不能强迫南方人留在里面。万一北方人发动进攻，精悍的南方人也可以以一当十，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尽管有种种差异，在捍卫奴隶制上南方白人是意见一致的。南卡罗来纳州行动最迅速，于1860年12月20日宣布脱离联邦，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随后效仿。1861年2月，七州代表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会面，创建了美利坚同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成为总统。

在这其间，林肯一直呆在伊利诺家中没有表态，一直到1861年3月4日的就职典礼。林肯的就职演说的语调是温和的，他宣称自己“没有合法权利”干涉奴隶制的存在，而且“没有意愿这样做”。但他对分裂联邦的行为不能容忍。 他说联邦是“永恒的”，分裂是“无政府状态”，“在法律上无效”。

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堡成了内战的直接导火线。该堡垒当时由联邦政府占领，上面飘扬着美国国旗。这一点让南方恨之入骨。他们希望联邦军队撤离，但林肯决定守住这块阵地。

1861年4月上旬，林肯授权向该堡垒和平地运送一些急需的物资，但并不提供军事增援。他知道这一行为有挑起战争的危险。但他在就职宣言中承诺要捍卫联邦土地，而且不会打响战争的第一枪，这一行为是对该承诺的兑现。事实上，这一举动是将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权交到了南方总统戴维斯的手上。

果然，戴维斯命令南方军队在增援物资到达之前就占领这座堡垒。4月12日和13日，南方炮火轰炸萨姆特堡33小时，把它变成了一片瓦砾。4月14日，堡垒的联邦军队投降并降下了美国国旗。

南方这一行为让北方人义愤填膺。当林肯于4月15日号召75,000名民兵服役90天以平息叛乱时，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报了名。北方民主党人也坚决支持向南方开战。刚刚在大选中被林肯击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说：“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者，只有爱国者或叛徒。”

本来还在骑墙的与北方交界的八个奴隶制份额较小的奴隶州这时也表了态，其中四个州加入叛逆的南方，四个州投票留在美国。在11个南部州和其余的美国之间的南北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结论：美国内战因林肯而起，却不是林肯发动的。林肯没有打响内战的第一枪。对于叛乱的南方，林肯以静制动，但他捍卫联邦的坚决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

3. 内战是怎样变成解放黑奴之战的?

内战就这样打起来。林肯虽然反对奴隶制，但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自己废除南方各州已经存在的奴隶制的权利。这既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也恰好是一个务实的、精明的政治家在这个历史关头应有的态度。

在当时的美国，即使是在自由的北方，解放黑奴也不是一件民心所向的事情。相反，很多人对此很恐惧。北方的民主党，比如前文提到的道格拉斯，在反对南方各州叛乱时是和林肯的共和党坚定地站在一起的。但如果这是一场解放黑奴的战争，只会招致北方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抛开党派之争，很多北方的白人虽然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废奴。当时就有人打着条幅说，“我们不会为解放黑鬼而战。”他们中很多人也担心，如果黑奴被解放，大批黑人会涌入北方，进入白人社区，与白人抢工作，并跟白人的儿女们杂处，造成在他们眼里的可怕的混乱。

但正如我们今天经常看见的，林肯对奴隶制的相对温和的立场，也招致了党内对奴隶制立场更激进者的不满。著名的黑人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就指责他沦为了“叛徒和叛乱者的悲惨工具”。

1862年8月，在回答一个愤怒的废奴主义者时，林肯说：

我在这场战争中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可以在不释放任何奴隶的情况下保存联邦，我会这么做;如果我可以在释放所有奴隶的情况下保存联邦，我会这么做;如果我可以释放一些奴隶而让其他人继续做奴隶来保存联邦，我也会这么做。

乍一看，林肯似乎重申了他的旧立场，即拯救联邦是内战的唯一目的。但林肯宣布了奴隶制并非不可动摇，与他以前保证不会废除奴隶制相比前进了一步。

事情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战争的现实让解放奴隶变成了北方各州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不少南方的奴隶逃到了北方。他们现在自由了吗?还是他们仍然是奴隶?是不是要根据逃亡奴隶法将他们送还给主人?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北方军官确实将逃跑奴隶遣送回原籍。但是联邦军队需要劳力，因此，有些军官将这些逃亡奴隶划归为战争中没收的对方财产，让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工作。

国会也在推动相关立法。内战开始几个月后，国会在1861年8月通过了第一部没收法，宣布将所有被南方叛军雇佣的奴隶没收;1862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第二部没收法，宣布所有参与叛乱的军人的奴隶都可以永久摆脱奴役。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法案已经释放了大多数奴隶。

林肯比共和党主持的国会慢一拍，但到了1862年7月，他也开始相信，解放奴隶成了一种军事上的必要。南方军队依靠奴隶建造防御工事，运送补给品。奴隶们种植粮食，供士兵和平民食用，奴隶们也在炼铁厂和造船厂工作。南方的军事组织乃至整个南方都是由奴隶制支撑起来的。他渐渐和联邦军事指挥官和国会达成了共识：要击败南方叛军，北方就必须摧毁奴隶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走得很慢，但我不会倒退。”

1862年9月，林肯发布了奴隶解放宣言，承诺于1863年1月释放所有仍处于叛乱状态的州的奴隶。该宣言没有包括四个忠于北方的南北边界州的奴隶，以及那些联邦已经占领的地区的奴隶，以至于伦敦的泰晤士报嘲笑说，林肯先生只在他管不着的地方给黑人自由。但林肯的逻辑也是无懈可击的：他无权释放联邦境内的奴隶。但那些叛乱州已经脱离了联邦，便不再受到宪法的保护。

通过强调解放奴隶是一种军事上的必要，可以剥夺南方叛军宝贵的奴隶工，缩短战争，挽救生命，林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但毫无意外地，奴隶解放宣言也遭到了民主党的激烈反对。他们迅速提出一项决议，声称奴隶解放宣言违宪。但因为共和党在国会两院中都保持多数席位，才击败了这条议案。

1863年1月1日，奴隶解放宣言正式生效。但奴隶解放宣言只是总统的行政命令，把它写入法律才是奴隶制永久的解决办法。1865年1月31日，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由国会通过。1865年5月，内战结束。1865年年底，当时的36个州中有27个州批准了该修正案，达到了必需的通过标准，奴隶制正式被宪法废除。

结论：林肯尊重宪法，没有操之过急，只是水到渠成时才提出解放黑奴，因此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相比之下，南方各州为保护奴隶制而脱离联邦，反而更快地失去了奴隶制。

后话

即使在内战结束之前，重建南方就已经是林肯和共和党考虑的一个大问题。在南方重建比如如何处置叛军、如何对待获得自由的黑奴这些问题上，林肯的态度也是比较温和的，远不如共和党内一些国会议员态度激烈。但他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他刚开始不主张给黑人投票权，后来却认为至少应该给黑人中的一部份人投票权。

1865年4月，林肯遇刺身亡，没能领导南方重建。十多年各方势力的交锋之后，南方重建以失败而告终。虽然黑人不再是奴隶，却没有得到平等的权利。这一事实为美国社会埋下的隐患，一直到今天还在发酵。

如果林肯没有遇刺，他对南方重建的看法会不会像他对废奴的看法一样一步一步地演变，南方重建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今天的美国社会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们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永远的遗憾。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2/28

旧文章ID：25374

作者：从余启  来源：我与我们的世界

本期导读：吉姆·克劳法(英语：Jim Crow laws) 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

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

早在1892年，“吉姆·克劳法”此一名词就出现在《纽约时报》关于南方投票法案的报道上。短语“吉姆·克劳”的出处常常被认为是来自1832年一套讽刺安德鲁·杰克逊民粹主义政策的音乐剧《蹦跳的吉姆·克劳》。

该剧中黑人主角吉姆·克劳由白人托马斯·D·赖斯变装饰演，因此六年后“吉姆·克劳”开始成为“黑人”的代名词。十九世纪南方立法机构针对黑人颁布种族隔离法案时亦因此被称为吉姆·克劳法。

1865年至1876年的重建时期，联邦法律为南方的自由黑人提供一定程度的民权保护。重建时期结束后，南方各州政府、立法机构及法院重新被南方白人所掌控，一系列吉姆·克劳法被通过，扩大用来隔离其他非白人种族。

例如1930年代的匹兹堡，白人将非裔美国人拖出公用游泳池，除非他们出示没有得病的健康证明;一个世代后，1950年代洛杉矶的一些拉丁社群中，墨西哥裔美国人只能在星期一(当时称为墨西哥日)游泳，之后泳池会把水排掉重新注水只供白人使用。

1945年后，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兴起，民权团体用联邦法律来抵抗吉姆·克劳法。例如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由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终止了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而后，沃伦法院进一步在不同案件中逐步废除了吉姆·克劳法，主要包括亚特兰大之心汽车旅馆诉美国案(1965年)。而美国国会也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法律上有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吉姆·克劳法在法律层面上正式走入历史。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4

旧文章ID：25373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大家好，欢迎来到《旭日东升》的最后一讲。本期内容覆盖的时间段从1949年解放军过长江，到1971年“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主要是讲头尾这两件事。

1949年5月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即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黄华和美利坚合众国外交代表司徒雷登进行接触。档案显示，中方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但美方在冷战观念的限制下无法做出务实的政策选择，最后的结局不欢而散，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此流失了。

1971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双方因为各自面临的国际形势都再一次产生了改善和对方关系的冲动。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美国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中美关系建设性发展的轨道上。美国的一走一回，能帮助我们了解前期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和变化。

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从南京向北进发，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军队比如英国和日本，都对北伐军进行过攻击。这些行动是在试探中国新兴政治力量对外国的态度，以及是否有坚定的政治意志。“紫石英号”这次的情况大出意料。

一个纪录片以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视角介绍了这段历史。纪录片作者找到一些新闻片段，它们明确地显示出西方国家对“紫石英号”被击瘫痪的事件有巨大的震撼。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自1840年至1949年为止，外国军舰在中国内和长江上横行霸道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他们不再享有内河航行自由的不平等的权限。“紫石英号”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在解放军的许可下，英军修好船离开，算是给足英军面子。

1949年的5月13日，司徒雷登与黄华，两个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个人身份在南京进行会谈。他们首先谈了“紫石英号”的问题，四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向南京的过程中干扰了解放军的渡江行动。

当晚黄华在司徒雷登的官邸和他谈了两个小时。有趣的是，用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我在努力地回避政治话题，而黄华主动谈起了政治话题。”政治话题就是中美之间关系问题，司徒雷登是这样汇报的：黄华对美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承认共产党中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黄华充当的是外交信使，有权力对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这种问题表示兴趣的，除了毛泽东跟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核心之外，其他人不可能。

中方给出的要求是，美国在平等互利条件下承认新中国，忘掉过去跟清政府、民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特殊权限。老奸巨猾的司徒雷登回答道，这些条件加上有关条约公认的国际惯例才是唯一恰当的基础。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和美国谈平等，司徒雷登说没问题，但在平等之外美国还要保留一点点惯例。双方的核心问题已经存在。中国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不希望背上旧中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包袱，比如1895年《马关条约》的2亿两库平银赔款。

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两。而且条约规定，第一年要赔1.3亿两，中间还包括了3000万的“赎辽费”，和每延迟一年，就多收50万所谓日本替守威海卫的军费。所以打完仗、签完条约后登门的是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的银行家。

从1895年开始，外资银行分几次向中方提供贷款、收取利息。比如第一笔贷款大概9800万两白银36年(到1932年)还清，年息4%，用海关税收担保。海关税收、内地税收(厘金、盐税)统统抵押出去了，清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没有了，账面上本息合计要还7亿多两白银，实际偿还大概6亿1000万两。

这是中国国家的血液，代表中国成为中国合法政权的象征、富国还是强兵所不可或缺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被抽走了。1911年辛亥革命，黎元洪谈新成立的革命党政权时说，要得到列强的承认，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体系，履行国际义务。

美国要维系和蒋介石签订的《中美航海通商条约》中规定非对称的“贸易自由化”，比如允许美方资本自由地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不吃这一套，这从一开始既彰显了共产党与之前中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不同，也凸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想维护霸权的美国之间的核心矛盾。

1949年6月8日的双方接触，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讲到：

6月6日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他的助手(燕京大学校友)林克和傅泾波。谈话基本由黄华主导。谈话很快转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特别是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

(1)中国共产党急于想让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黄说，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正在逃亡中，一旦共产党军队占领广州，它将会进一步土崩瓦解。

(2)对中国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权的高度敏感。

“急于”是司徒雷登的认知，司徒雷登其实就在重复艾奇逊的建交三原则。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有效控制原则，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现在还只是那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占领着日益扩大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在名义上受国民政府的管辖。而且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政府……

第一，他认为共产党还没有解放全中国，大西南、大西北大片还没有进军，所以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第二，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共产党的态度，黄华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说得很清楚：共产党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条件下，承认任何国家。中美建交必须承认、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司徒雷登的回应是：

事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利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中国政府推行有损于双方互利或致力于推翻别国政府的政策，那显然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了。

6月3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信艾奇逊，讲述双方接触的最新进展：

6月28日，黄华如约拜访了我。他说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他们表示，如果我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我去北平。

6月初，傅泾波在和黄华的一次谈话中(里面刻意强调傅泾波问这句话)，问司徒雷登是否可以去北平访问他曾经任职的燕京大学。这是一个惯例，以前他的生日和毕业典礼都要去燕京大学。黄华当时没有表态。

6月18日在讨论到司徒雷登回华盛顿述职时，黄华主动讯问了傅泾波是否允许他进行一次北京之行，傅泾波没有表态。黄华6月28日再一次提及且明确表示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他去北平。

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一项邀请：

不管北平认为这项建议是出自我还是共产党人，我只能把黄华带来的消息看作是毛和周发出的含蓄的邀请。表面上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他们会谈。接受邀请无疑会使他们高兴，并使我有机会陈述美国的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良好愿望，而且还能使我带给华盛顿关于中国共产党意图的最有权威的信息，此行将有助于加深相互谅解，还会加强中国共产党内部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的力量。

它将使美国对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趋势的不持偏见的态度更直观和更具进取性地表现出来，并有可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电报里他也均衡地讲了所谓负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党的担心：

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毛泽东 、周恩来和黄华都希望我能够前往。当然，我没有向黄华答复毛泽东口信，只是说，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回到燕京大学。

他说双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最后他问了一句：

我可以乘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如果国务院认为北上有必要，请及早指示，以便答复黄华。

这封信在华盛顿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1949年6月3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官员戴维斯给乔治·凯南写了一份备忘录：

巴特沃斯急于让你了解来自司徒雷登的情报的含义。它的特殊重要性让我感到震撼——其程度甚至超出周恩来所作的非正式谈话。显然共产党人试图从这次访问中尽量获得收益。

我(戴维斯)认为，这次访问的作用不像是司徒雷登所想的那么大(也许它本身是个大事情)，它的意义并不比司徒雷登根据我们的指示了解共产党的内容更重要。直接传达我们指示的精神就够了……

巴特沃斯的方案是司徒雷登只在下列条件下接受：他将乘专机去沈阳，确认那里的使馆工作人员离开时可获得的便利条件;带华德夫妇返回，顺道在北平稍作停留，拜访毛泽东。巴特沃斯和我都认为这会使我们在亚洲大长面子，而且也提供了所谓访问的正当理由。

这边特别解释了一句：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会谈的机会也就因这样的条件而不复存在。

但是基于一贯的精致利己主义的计算，美方不想司徒雷登成行，要把会谈撕裂的责任推到中方头上。而且他说：

在我看来，可采取这一办法来应付美国公众的批评，即使在会谈举行之后，由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去那里向他们宣读“取缔闹事法”，事实上也将如此。

巴特沃思的看法是，最终决策要视美国国内对此事的反应而定，而他很难对此做出判断。此事必须由国务卿权衡并做出决定。

最终1949年的7月1日，艾奇逊致信司徒雷登：

你6月30日的电报已在最高层次上作了研究。现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你的电报中已经阐述了做出这一否定的决定的主要原因。

因为意识形态、歧视、偏见、国内政治利益等等，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扇门被美国人自己关上。以后的历史发展很清楚，司徒雷登黯然地走了，白皮书来了。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

1950年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兵戎相见，陷入了长达22年的直接敌对和冲突。

22年之后，机会再度降临。1971年，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进行。在这次比赛中，中国和美国的乒乓球队在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外交当中的经典案例——“小球转动大球”，使得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国际局势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1年之前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错过了1967年和1969年两届世乒赛。第31届名古屋的世乒赛中还涉及到当时柬埔寨被美国扶持起来的朗诺政权派对派队参赛，所以去不去本身在国内是有争议的。

周总理觉得应该是要去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说道：“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人的比赛，就说不通了……如果朗诺的人跟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要弃权。”

而毛主席当时对于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他说：“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最高领导人拍板同意之后，我们的乒乓球队出征了。

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在得知中国队邀请英国队、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加拿大队和尼日利亚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后，于3月30日，在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和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碰到宋中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美国想去，但不能说它要去，得是中国请它去，情况转到中国高层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1971年4月4号世乒赛，一个叫格伦·科恩的美国队员当时和英国人合练，需要一辆车去主场馆，就上了辆有赛会标志的车。上车以后他发现那是中国队的包车，一车的中国人。

对于这样一个外国人，中国队员们就沉默地盯着他。事后的访谈中提到“外交无小事”，外事是有纪律的，比如说不要和美国运动员手拉手、不要和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要和美国队交换国旗。

但是，世界冠军庄则栋性格是个自来熟，他其实不会英文，但他就借着翻译站起来往他那边走过去，跟格伦·科恩自来熟地聊起来了。到最后，庄则栋决定送美国人一个礼物——队里面给队员准备的一个传统织锦缎，上面是一幅黄山的风景画《黄山云龙石笱》。到站后两个运动员下车，一张照片拍下来：科恩拿起庄则栋送他的礼物，而庄则栋就站在他的身边。

这张照片在当时引发很大的轰动。第二天科恩买了件T恤，上面印了美国国旗与和平标志，还有一句歌词let it be。这个事情立刻登上日本媒体新闻的焦点，共同社为此事刊发了消息，《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比赛场上，中国的老运动员庄则栋的名声突然高了起来，在庄则栋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们，央求庄则栋签名的孩子们，以及其他人形成了“友好之环”，并且悄悄地扩大着。

当时中国的外交思路，已经非常明确地要调整中国对美战略。事实上不管是从战略研判、国际形势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启动。共同社刊发“友好之环”的报道直接被纳进当时新华社收集的参考资料，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领导人看的每日情况简报。

1971年4月6日晚，毛主席当时拿到一份关于要不要邀请美方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请示文件。周恩来、毛泽东都在上面已经做了批示，第二天白天就发回去了。批示的内容是：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

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毛主席跟我交代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都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究竟算不算?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了，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友谊之环”的参考资料使他改变了想法，虽然前后极其偶然，但其实也是某种共同的必然作用。另一方面的必然性来自太平洋彼岸，美国新任的尼克松政府认真强调了中美之间交往的重要性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必要性。

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已经通过诸多渠道，包括巴基斯坦渠道，开始了一系列秘密接触和沟通交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一场体育比赛在中美之间用一种非常灵巧的方式推动了当时陷入僵局、缺乏“破冰手段”的中美双方，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它展现出了双方人民在交往当中表现出来的融洽、热情和友好。

中方邀请美方乒乓球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各个国家媒体开始聚焦创造乒乓球新的外交词汇。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4月8号刊载了一篇文章《周恩来在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当中起了作用》，创造了“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提出《赛璐珞球阅尽世界政治，并谱写的历史》，赛璐珞球指的是乒乓球的材质。

提出“乒乓外交”概念的是一个法国外交人士，共同社巴黎8日电：在讨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在慎重的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是改善美中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中间促成这场赛事交往的日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后藤钾二。

“乒乓外交”对中美双方来说，促成了中美重新“打破坚冰”走到一起。把它和司徒雷登的事情对起来看：

第一，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分歧，是在可见的将来无法改变的客观必然，认知到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保障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必要前提。

但是在看到差异，有斗争摩擦之后怎么办?一种是盯着不放，甚至把它作为某种筹码，人为地在中美之间制造摩擦、扩大分歧、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挑起不必要的争斗;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客观面对差异，创造性地寻求管控分歧，共同努力寻找创新方案。

历史证明，凡是进入第一种状态，中美关系就会变糟;凡是进入第二种状态，中美关系就会良性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其中主要的问题和责任在美国一方。在对待中美关系上，中方从第一代领导人至今的历代领导核心均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没有出现过欲以意识形态阻断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甚至恶化中美关系的不当举措，相反这在美国那儿有很多证据。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建立在相互对对方核心利益尊重的基础之上，中美承认分歧、尊重核心利益、创造性地寻找共同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尼克松对中国访问时中美签署的第一份联合公报的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中，双方坦率地表达不同看法，寻找合作的共同点。未来中美关系要走向良性发展，美国的领导者、精英同样需要认清这一点。

在中方不仅我们的领导人，包括普通民众、关心中美关系的热心网民对此也要充分而清醒地认识，适度把握好分寸、理清边界，以一种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使中美关系保持良性稳定和健康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第三，中美关系需要具备充分的弹性，以适应随时间发展而出现变化的实力对比。在新的世界，中美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中美关系也不可能持续处在一种状态。它不停地需要适应世界的发展，适应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适应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发展，只有做到了这种灵活、弹性和务实高效的调试，中美关系才能长期保持稳定和健康。

旭日东升系列到这里结束。在这几集中，我们回顾了从斯诺西行，到1970年代“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之间重新走到正常轨道上的过程。很荣幸能够在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跟大家回顾这段历史，共同探讨中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影响发展的关键的因素。

历史中蕴藏着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复杂中美关系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这份使命已经传到了我们当下这代人身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愿意和大家一起为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明天，持续不断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4

旧文章ID：25372

作者：鞠峰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严重缺乏数字人才。我们的政府不仅缺乏科技精英，也没有做好人才引进工作。”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米格农·克莱本表示。

自从美国商务部2018年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不少在美华人留学生、学者和科学家遭到迫害与污蔑。执法部门在办案指标驱动下，大搞有罪推定。这项计划实施后，许多在美华裔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未来”。不少分析人士担忧，这会削弱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

“美国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位美国学者称。

“我觉得来美国就是个错误”

据香港《南华早报》2日报道，2020年2月27日，52岁的华裔纳米技术教授、国际知名焊接技术专家胡安明家里来了一伙不速之客。8名穿着便衣但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将他逮捕。他在美国田纳西大学的任教生涯很快宣告结束。求得探员允许后，胡安明服用了糖尿病药物，然后被拷走。

16个月后，胡的案件于6月初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开庭审理。对于胡的六项指控，包括三项电信诈骗，三项编造虚假口供——12人陪审团没有给其中任何一项定罪。美国政府查了3年的“间谍案”以法官宣布无效审判而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FBI探员库吉姆·萨迪库(Kujtim Sadiku)在法庭承认，凭借使用谷歌翻译的一段中文新闻稿，FBI探员们错误地指控胡安明是“中国间谍”。

但这并不是胡安明和家人的胜利。

胡出生于中国，后来入籍加拿大。被捕后不久，他工作了7年的大学对他做了停职处理。数年的通话、邮件记录被一一筛查，毫无隐私可言。诉讼费用更是高达数十万美元。这桩被批评人士称为证据站不住脚的种族偏见案，永远改变了他和周围人的生活。

“安明卖掉了诺克斯维尔的一切，他现在住在空房子里，”胡安明的妻子、加拿大华人艾薇·杨(Ivy Yang)表示，“我觉得来美国就是个错误，我希望他回加拿大。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雷。”

对于在美华裔科学家、学者们，从2018年开始，自我保护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当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美国历史上，以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调查行动十分罕见。这项计划美名其曰为了找出特朗普所说的“窃取美国贸易和科技秘密”的“间谍”，实则大搞有罪推定。大多数调查对象在检方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被提起严重的刑事指控。且无论结果，被迫害人员有的丢失工作，有的欠下高昂的律师费用，有的名誉受损。

《南华早报》称，这项行动计划给美国执法部门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抓住下一个间谍”以完成办案指标，他们通常“撒一张过大的网”。美国司法部已经在83起案件中对中国科学家和学者起诉并定罪。FBI探员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表示，去年夏天，FBI每隔10小时就要立一个与中国相关的反间谍案。

中美之间的竞争通常被形容为科技、经济和军事等全方位的竞赛，但最基础的就是每个国家吸引和留住人才、培养未来劳动力的能力。许多分析人士担忧，将华裔的美国科学家集体调查一遍，并限制中国学生赴美求学，将让美国丧失科技领导地位。

“把和中国的竞争作为美国走向封闭保守的借口，只会让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说，“如果美国对国际学生关门，他们只会去别的国家，最终受损的还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数据显示，2015年在科技领域工作的人中，45%的博士学位拥有者在外国出生，这是有统计的最新数据。

NSF研究显示，当时在美国科技领域工作的675万人中，约有45.2万人拥有博士学位。大约22.4%——即超过10万人出生在中国大陆。

2015年美国科技领域博士学位拥有者约22.4%出生在中国大陆 (南华早报截图)

《南华早报》分析称，前几年，许多有中国国籍科技领域学生，预计将成为美国科研的潜在“后备军”。根据一项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研究，2018至2019学年，超过14.3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所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其中约3.6万名中国博士生从事前沿技术研究。但随着一系列迫害中国学生、学者的事件发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

人才是第一资源

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说，“现在美籍华人科学界弥漫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恐惧感。”

另外，美国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使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背景的中国人更难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皮尤3月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55%的美国人支持限制在美中国学生的数量。美国反华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去年还叫嚣应禁止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理工科，只能学习文科，例如“学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米格农·克莱本(Mignon Clyburn)表示，美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严重缺乏数字人才”。

“我们的政府不仅缺乏科技精英，也没有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克莱本表示。他曾在奥巴马时期负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科技巨头首当其冲。今年5月，谷歌、亚马逊、苹果、微软、推特和技术贸易协会在一起联邦案件中提交简报，支持H-1B签证持有人的配偶工作的权利。他们认为美国需要建立移民制度，将技术熟练的外国工人引进美国，以促进创新。

4月，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警告称，熟练工人的缺乏，有可能让亚利桑那州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泡汤。

而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吸纳人才。根据毕马威的报告，截至4月，上海超过10000家企业获得政府批准，录用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外籍员工，对于外籍员工年龄、申请资格等的限制也越来越松。

《南华早报》特别提到，中国将人才的竞争视为科技竞争的核心。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瑞安·哈斯(Ryan Hass)称，国际局势紧张时，通常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当大国竞争加剧时，种族主义往往随之而来，”他说，“我们需要尝试打破这个循环。”

“问题是，我们希望下一代(科技人才)出现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哈斯问。

科学网7月2日报道称，自去年开始，已有多位国外顶尖学者选择到国内任教并引发关注。

7月1日，南京大学现代生物研究院重磅官宣，国际生命科学领域顶尖学者、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终身正教授帅克已全职加盟该院。就在一周前，清华大学也宣布，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的菲尔兹奖获得者考切尔·比尔卡尔(Caucher Birkar)正式入职清华。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3

旧文章ID：25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