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东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佛罗里达州公寓楼坍塌事故发生已经一周，目前死亡人数升至18人，另外还有近150人失踪。因救援工作迟缓，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这已引发舆论对美国应对灾难或危机不力的连番批评。美国遭遇的类似灾难并不少见，但灾后救助往往都以拖拉并带来严重不良后果告终。尽管拜登本人本月1日赶赴事故现场，但这无法掩盖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在治理层面愈益严重无能的现实。

首先，佛州公寓坍塌后的救助不力凸显美国联邦制下州与联邦层面协调紊乱的现实。这种灾难处理的首要责任方是佛州地方政府，但当其救助迟缓和协调不力已被暴露无遗时，联邦政府仍然不能以更多联邦资源强力介入，而需等待佛州政府自行解决问题或主动请求联邦支援。实际上，当州政府请求联邦政府施以援手的情况出现时，那往往就意味着救助本身已趋失败，悲剧难以逆转。

这种惨况某种程度上可说是2005年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和2020年抗疫不力的翻版。前者导致2000人死亡和100万人逃离家园的美国史上最严重自然灾难，后者构成美国史中最严重的人道灾难。每次类似灾难出现，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几乎都在重复就责任议题进行相互推诿的操作，这确实显示出美国自身政治制度运作的老化低效问题。其政客们关心更多的是权力而非民众生命与健康的局面，更加剧了美国自身的这种政治困境。

其次，佛州地方政府在这座公寓建造与管理过程中的渎职和监管不力，直接导致公寓坍塌悲剧，这种人为灾难在美国也绝非个案，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法治社会楷模，声称分权与制衡权力布局会消除腐败。但该公寓原先设计12层，最后开发商却以贿赂方式违反当地法规而加盖超高的事实，显现出地方管理部门渎职失职的问题。而公寓建成后出现结构及地基下沉等明显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更暴露出地方监管的缺位。

由于死亡与失踪人员中包含巴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公民，这使公寓坍塌不仅是美国国内灾难，更成为国际层面普遍关注的事件。美国自身地方治理的腐败与应对危机的乏力无能，实际上也在提醒其当政者应该先把自己国内治理搞好，别老想着祸水外引，通过干涉别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等给世界各地添乱。

第三，公寓坍塌与救助失败可以说是当前美国自身治理与应对危机病态毕露的又一写照。作为自然和人为灾难频发的发达国家，美国不缺乏应急资源和经验，但事实证明，其已有的灾难和危机应对体制常常捉襟见肘。

在全球媒体关注下，美国佛州塌楼现场“考古式”的拖拉救援场景与其他大国遇到此类灾难时的高效救援形成鲜明反差。这再次让人意识到，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很可能比其政治精英自我感觉良好的描述广泛和严重得多。缺乏对自身国情的准确把握，就很难产生富有成效的国内外政策，美国当下出现各种内外危机或灾难恰恰是其政策失当的症状表现。就此而言，美国政策群体将精力放到内部治理的完善上去，才是美国与世界更加协调相处之道。

美国佛州公寓坍塌及应对是一出地道的悲剧。如对自身存在的治理问题不进行透彻反思并将改善落实到行动，美国国内类似灾难和危机难免还会出现，而那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场景。(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2

旧文章ID：25369

作者：曾智华  来源：财经博客

曾智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2500亿美元将直接支付给个人和家庭;3500亿美元将用于小企业贷款;2500亿美元将用于失业保险和福利;5000亿美元将用于向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贷款。拜登还计划为2022财年提出6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这些刺激计划最直接的影响是通胀压力。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比上月上升了0.6%，核心通胀率增长了0.7%，远高于0.5%的市场预期。按年度计算，名义通胀率从4.2%上升到5%，这是2008年来的最高;核心通胀率达到了3.8%，这是1993年来的最高。从资产价格来看，美国股指、房地产价格及美国国债都达到新高。虽然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从2020年8月初的0.52%跃升到今年4月份的1.75%后又回落到目前的1.44%左右，但市场判断这只是短期的回调，之后又会上升并创新高。这种通胀压力也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及在此之前的 1970 年代，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全面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木材、铁矿石和铜均创下纪录。玉米、大豆和小麦已跃升至八年来的最高水平。油价最近达到两年高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包括占全球经济约 60% 的 38 个国家——成员国年通胀率，从 3 月的 2.4% 跃升至4 月的 3.3%，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水平.

基于这种通胀压力，美联储也开始改变加息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6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如市场预期地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区间不变，重申“直到劳动力市场状况达到与委员会对充分就业的评估相符的水平，通胀已升至2%并有望在一段时间内适度超过2%”。但美国GDP增长预期值和通胀预期值均有所上调，预计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次加息有可能从3月议息会议预计的2024年提前至2023年。有六成以上的成员预计到2023年末将至少加息两次，还有7名成员预计在2022年开始加息。但美联储将维持当前每月800亿美元国债和400亿美元MBS的资产购买规模不变，“直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目标取得实质性的进一步进展为止”。

对全球的影响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宽松政策势必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刺激计划加速美国经济复苏并带动美国进口，从而拉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也有利于一些依靠各种大宗商品出口来挣取外汇的国家。但总体来看，强刺激下的美国经济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更多是风险而非机遇。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和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其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短中期内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美国国债利率快速上升，资金回流美国，将迫使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提升利率。除了已经加息的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之外，还有部分国家或许会步其后尘。日益高昂的消费品和生产投入价格，将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萎缩。这些都将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应该说，美国的强刺激计划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性，但2013年的系统性、传染性、大规模“缩减恐慌”对新兴经济体总体来说大概率不会重现。

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必然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美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可以促进中国的出口。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达4518亿美元，增长7.9%。2021年前两个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跃升至87.3%，可见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但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一是通胀导致美国提前提息，导致中美利差缩小，资金流入相应也会受减少，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会受到影响。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因中国主要是进口大宗商品和出口工业品，中国贸易条件恶化，2021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也有可能下降。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会增加中国通胀的压力。三是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因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可能会受些影响。但基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制造能力，以及强劲的出口和较为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负面影响对中国的冲击应该是有限的。

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

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有竞争也有合作。但从长远来看，基于双方对彼此的重要性，合作远大于竞争。当美国经济在逐渐走出疫情阴影之时，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诉求将有三个方面：一是希望中国继续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减少贸易赤字 (因疫情影响，中国还未到达2020年中美贸易协议中规定在24个月期限内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的目标);二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三是希望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倡议上得到中国的支持。5月份，拜登提出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倡议，称出口更多疫苗将是帮助那些难以控制疫情的贫穷国家的更快方式。但此倡议遭到欧盟的反对。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对中国的科技势力持抑制太多，并在近期出台新的反制法案。

中国的对策

面对目前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扬长避短，促进经济的提质增效和更加绿色、更加稳健和更加包容的发展道路。一是在继续增加内需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进口的比重，同时积极发展地区及多边的贸易关系(如RCET)，使中国的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二是继续目前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避免大放水，并对可能发生的资金外流有充分准备。同时对电子货币的推出要持谨慎态度，避免过急过快。三是积极与美国及各国合作，推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及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四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合作的前提下，继续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给企业营造一个更好的运营和竞争环境。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有机结合，使中国制造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4

旧文章ID：25368

作者：刘国柱  来源：浙里看美国

2021年5月15日，美国研究中心成立暨形势研讨会在浙江外国语学院举行。当天关于“中美贸易的挑战和前景”的研讨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所、浙大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刘国柱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贸易平衡、市场准入、意识形态等方面综合分析了中美经贸问题。

以下为刘国柱教授发言内容节选：

应该讲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到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政策的审查期，对于过往的美中贸易问题，包括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这个审查期感觉现在已经差不多，应该是结束了，因为贸易代表，华一直在表态。去年开始，国内相关部门到我这里咨询过，未来美中之间经贸领域谈什么?谈没谈妥的?

谈妥的是贸易逆差，第一阶段协议，基本上是理论上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按照规则，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去年多买美国1千亿，今年多买2千亿，两年多买3千亿，这个中国根本做不到，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开放它的产品。美国实在不卖武器，像高端集成电路产品、精密机床这些卖给我们也可以，但是发动机这些都不卖。只是理论上解决贸易逆差，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我估计美国审查了以后，会发现这个贸易逆差没有减少，中国可能没有往前履行这个协议，但是我们也确实尽力了。

市场准入的问题是大问题，是美中之间下一轮要斗争的焦点，拜登会把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增加的关税作为筹码，逼迫中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还有一个市场领域，还有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度优势，集中精力办大事，所以中国政府一下子能列举十大产业的中国制造。同样的情况对于美国这样的优势是没有，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公平竞争法，不可能由美国政府单独扶持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企业，不能这么干的，这个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一个问题今天美国不管国会还是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强调美国产业链重新布局问题，这是很重要的迹象，尤其美国国会正在制定的战略集中法案，这个法案里面有一点非常关键，美国将来很可能把这个法案通过，在中华大使馆里面会有一个科技顾问，指导在华的美国新型技术企业，把高科技行业撤出中国，把产业链转移到友好国家，盟友这些地区去，像印度、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些国家，这是很重要的迹象。

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是美国最近一直在强调的，事实上在特朗普时期已经在这样做，民主党政府更加注重意识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意识形态不单单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问题，看到新疆棉花问题，新疆棉花就人家打了一个“存在强迫劳动”，这是意识形态，但是能打新疆棉花相关的一条产业链，棉花、棉花制成品，布料、布料制成的服装，还有其他的东西，一个产业链全给你打掉。在这方面美国打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以意识形态为掩护，然后在很多贸易领域对中国产品下手，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下一个大概是新疆的光伏产品。还有别的吗?我相信肯定会有，这是我今天能够认识到一些新的动向。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3

旧文章ID：25365

作者：金君达  来源：海外看世界

拜登总统上台以来，在外交方面非常积极。这是在当前美国内政外交环境下做出的必然选择。从内政来讲，美国两党还是存在一些矛盾，所以在外交事务上拜登的自主权比较大，从外部环境来讲，拜登上台以后世界多国对美寄予厚望，希望拜登改变特朗普政策，因此出现对美“外交蜜月期”。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由于新冠疫情和特朗普期间的中美对抗等原因，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前几个月积极布局，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外交进展，无论是在印太战略还是在北约和国际组织方面。借助外交的有利形势，在拜登上台的将近半年里，美国在中美竞争当中占据一定外交主动权。

拜登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利用中国作为假想敌。在以往的民主党外交里面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共和党作为外交强硬的一方来攻击民主党。拜登这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指责，选择主动打中国牌。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上台以来，多次为了推行某种法案，在演讲中提及中国“威胁”。这种特征也体现在拜登与盟友的多边外交中。即使在一些原先专家们认为中美有可能合作的领域，比如说气候变化，拜登政府也没有放过联合盟国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应该说拜登此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具体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与几个美国主要盟友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则巩固了与欧日关系。

拜登的外交具有比较鲜明的层次，就从他的外交顺序上就可以看出来。拜登最重视的当然是盟友国家，然后在不久之前与俄国举行了会谈，稳住欧洲方面。在美俄会谈基本定调的情况下，现在美方才开始放风声，将与中方领导人谋求首脑会面。先前阿拉斯加的中美会面更像是布林肯等人一次在国内压力下进行的政治做秀，虽然与拜登和普京的会面有一定相似之处，即控制分歧，但是这种政治作秀实际上损害了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的能力。从目前来看，拜登外交的重点应该还是盟国而非中国。

不过从长期来看，拜登还是必须面对中美矛盾这个难题。第一，拜登面临的很多国内，以及与盟友关系的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如果制造一个排除中国的体系，那么拜登政府很难解决许多全球治理当中遇到的问题。第二，如果放任美国两党和社会的访华风气不断发展，不排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某个议题上走向不可控的对抗。第三，正如伯尼桑德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中国威胁的扩大可能使美国忽视一些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第四，放任当前的反华政治风潮发展，实际上有违民主党标榜的包容精神。美国政客一方面声称自己谴责对亚裔的仇恨，但是另一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助长亚裔仇恨的源泉，这种虚伪做法显然无助于调和国内外矛盾。

与美国政学圈普遍可见的反华知识分子不同，拜登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他承认美国在内政上有问题，认为国内问题的解决是保持长期竞争力的条件。希望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出台之前能够拿出一套有利于国际关系稳定的对华战略。

金君达：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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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津瑞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6月7日，在美日澳三国政府的支持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持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认证咨询会议在巴黎召开，共有来自96个国家的超过150家机构参会。这场会议标志着“蓝点网络”计划在沉寂了超过一年后的重新启动。“蓝点网络”是美国在2019年11月4日举行的东盟“印太商业论坛”(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与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联合发起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旨在“统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由于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样，都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因此该计划在提出时便被视为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并将成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不仅提出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国内基础设施修建计划，还号召西方世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建援助以对抗中国，而“蓝点网络”计划的重启正印证了后者。本文认为，虽然“蓝点网络”因为资金、标准等制约因素很难成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但其体现出美国正在试图通过拥护多边基建援助标准的方式，来强化与其盟友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削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因此，这项基建计划值得深入关注。

蓝点网络标志

一、“蓝点网络”：多边、可持续、私营注资的基建网络

“蓝点网络”是注重“多边性”、追求“安全、可持续性”、鼓励“私营注资”的基建援助计划。

首先，“蓝点网络”是带有浓厚多边主义色彩的基建投资计划。目前，“蓝点网络”的主要功能是为全球范围内的基建项目提供评估和认证，而认证的标准则包括《二十国集团优质基建投资原则》(“G20 Principles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七国集团沙勒瓦创新性发展金融承诺》(“G7 Charlevoix Commitment on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以及《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其中《二十国集团原则》是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2019年在日本福冈召开的会议上一起发布的基建倡议。由此可见，“蓝点网络”在标准选择上注重标准来源的多边性和全球性。另外，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蓝点网络”并不排斥任何国家参与其中。因此，由于其向全球开放的特点，“蓝点网络”具有吸纳多元参与者的潜力。今年6月，“蓝点网络”选择与OECD进行合作，由OECD这个由36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以主持认证咨询会的方式为其背书，也进一步说明了“多边性”是该计划的特点。

其次，“蓝点网络”将基建项目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其评估认证的核心内容。“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在《二十国集团原则》、《七国集团承诺》和《赤道原则》中都有强调。基于这三个国际性标准，“蓝点网络”所关注的“安全性”不仅包括基建项目本身的质量，和基建项目所在地的安全程度(如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治安程度)，还包括基建投资价值链和施工过程中的透明度和责任制度，以及是否尊重劳工权益和人权。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参与‘蓝点网络’计划的每一个国家就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这些参与国将成为对基础设施项目感兴趣的公司安全的经营场所。”“蓝点网络”所关注的“可持续性”则包括基建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环保科技应用程度，以及融资的可持续性。因此，“蓝点网络”所认证的项目必须既能让投资方获得收益，又能保证当地环境不因施工而遭到破坏。

再次，“蓝点网络”的政策逻辑是通过政府评估认证的方式推动私人投资。“蓝点网络”计划的领导机构分别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ance Corporation，DFC)、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FAT)。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本身就是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部门，而另外两家领导机构也和政府联系密切。其中，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前身是负责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际的私人投资的联邦政府附属部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则是日本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这三家机构一起为“蓝点网络”挑选认证标准和提供运转资金。因此，“蓝点网络”是由美日澳三国政府直接领导的全球基建计划，而该计划的直接目的是推动私营部门向海外基建项目注资。根据美国国务院对“蓝点网络”的解释，该计划旨在通过认证项目的方式向私营投资部门提供风险评估信息，从而推动私营部门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

蓝点网络的框架

二、“蓝点网络”背后的美国意图

对美国来说，“蓝点网络”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美国希望通过“蓝点网络”加强美日澳三国的经济合作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虽然主要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但其在“印太战略”中强调通过与其亚太盟友合作来遏制中国。而与日澳两位盟友共同设置基建标准是美国在缺少足够资金和经验的情况下，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理想方式。相比于美国，日澳两国既在亚太地区的基建援助上更愿意为该地区注资也有着更丰富的经验。例如，日本长期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而澳大利亚此前的基建援助则主要面向太平洋国家。因此，和日澳一起开展基建计划，有利于弥补美国在亚太地区基建援助领域缺少资金和经验的劣势。

其次，美国希望通过“蓝点网络”来打乱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在提出“蓝点网络”之前，美国便常通过指责“一带一路”“资金来源不透明”、“容易让受援助国家陷入债务陷阱”来诱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拒绝与中国合作。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长罗斯曾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给发展中国家的扭曲而粗鲁的借贷”。因此，可以将“蓝点网络”对“透明”、“可持续性”的强调视为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指责的延续。不难看出，美国企图通过“蓝点网络”设置基建标准，增加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不安，从而打乱“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

三、“蓝点网络”的前景：基建项目的“米其林指南”

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11月提出“蓝点网络”后，仅在2020年2月召开过一次相关方会议，之后几乎将该计划搁置。今年6月，拜登政府重启了这一计划。本文认为，相比于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蓝点网络”在未来更可能会成为基建项目的“米其林指南”，只能作为对高标准项目的验证，但无力支持项目落地。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就做出过类似比喻，将“蓝点网络”比作基础设施领域的“米其林指南”，以表示该计划认证的“高标准”。但是，“高标准”很有可能对“蓝点网络”的推进造成障碍。首先，“高标准”意味着“蓝点网络”的领导机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基建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工程师、施工管理者、建筑师、工料采购负责人、项目出资方等)进行沟通，以完成对项目的评估认证。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这一时间漫长的认证对于他们的投资来说是否有必要还是不确定的。同时，“蓝点网络”本身并不能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该计划很难在实际操作中进行大规模的基建项目认证。其次，“高标准”是否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要求还是不确定的。对于多数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拉动当地经济增长，而“蓝点网络”提倡的所谓“高质量”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次要目标。目前，印度和东盟国家这两个“蓝点网络”的目标国家和地区都对该计划持审慎态度。

综上所述，就像获得了美食界的《米其林指南》所认证的餐厅一样，能获得“蓝点网络”认证的项目是质量高而数量少的。但是，如同米其林餐厅因其昂贵的价格往往不能成为大部分普通食客的首选一样，受“蓝点网络”认证的基建项目能否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选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B3W倡议：“蓝点网络”的推手或替代方案

拜登政府最近提出的B3W倡议可能会推动美国的欧洲盟友参加到“蓝点网络”计划中，形成B3W和“蓝点网络”的互动。“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 B3W)倡议是拜登在G7峰会上提出的基建海外投资倡议，旨在通过政府援助(ODA)和私人投资填补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基建空白。该倡议的宗旨与“蓝点网络”一致，都是追求“高标准、透明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援助”。与“蓝点网络”不同的是，B3W倡议的合作伙伴仅限“民主国家”。因此，该倡议被外界视为拜登政府对抗“一带一路”的新方案。在G7会议上，B3W倡议得到了参会领导人的支持，这体现出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大国对全球基础设施援助的兴趣。来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马修·古德曼(Matthew P.Goodman)和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E. Hillman)两位学者认为，由于B3W强调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基建需求方面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该计划在G7峰会上的提出可以让部分美国的欧洲伙伴认识到设置全球基建标准的紧迫性，从而加入“蓝点网络”计划，使“蓝点网络”的实施范围从亚太地区得以扩大到欧洲大国热衷援助的西巴尔干地区。

除这种可能性之外，本文认为，拜登政府也可能会将“蓝点网络”整合进B3W倡议中，即把“蓝点网络”作为B3W倡议下项目的认证标准，成为B3W倡议的一部分。同时，毕竟“蓝点网络”计划的认证咨询会议正好在B3W倡议提出的一周前召开，时间点的接近让人很难不将这两项倡议联系起来。其次，相比“蓝点网络”这个特朗普时期的政治遗产，B3W倡议这个由拜登政府亲自推行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多边倡议显然更能为其对外政策加分。再次，相比于“蓝点网络”，B3W倡议由于强调了“民主价值”，似乎更能得到同样热衷于“价值观外交”的欧洲国家的支持，从而有助于修复被特朗普破坏了的美欧关系。因此，拜登政府很有可能更热衷于推动B3W倡议。

 

图说：G7国家海外基础设施援助比例变化

来源：CSIS

五、结语

目前，“蓝点网络”虽然有所推进，但仍停留在倡议阶段，拜登政府还没有开始实施明确的相关配套政策。因此，“蓝点网络”是否能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全球基建项目认证标准还有待观察。另外，B3W这个拜登在G7会议上提出的新基建援助倡议在未来对“蓝点网络”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实施这个“蓝点网络”这个以“多边性”、“私人注资”、“高标准”为卖点的基建援助计划的目的有二：一是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二是削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由于资金和高标准等因素，“蓝点网络”计划既很难达到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规模，也不一定能满足基建投资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因此，即使“蓝点网络”可以帮助美国强化其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联盟体系，该计划都还不足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带一路”而只能作为一种基建认证标准存在。

本文审校：郭雷 葛健豪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3

旧文章ID：25363

作者：梁亚滨  来源：新京报

近日，美国政府以“违反制裁”为由关闭了36家伊朗新闻媒体使用的网站。

这些网站上显示的讯息说，这些网络域名“被美国政府依据一道没收令而没收”，并附有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的印徽。

美国司法部称，这些被查封的网站没有通过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许可，违反了美国对伊制裁令。

此举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采取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但是，从事件内容和发生的时间来看，显然有着更深的意蕴和影响。

一次降维式的“网络战”打击

凭借其技术基础和霸权实力，美国政府可以让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网站域名在网络空间消失。

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而且维持互联网正常工作的核心服务器也大多控制在美国手中，包括全球13个根服务器中的10个，特别是唯一的一个主根服务器。

根服务器的作用就相当于互联网运行的“中枢神经”。离开了它，互联网就无法运转。

换句话说，控制了它，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互联网的命脉。

从技术构架来看，现有互联网本质上是美国允许其他国家接入本国控制的服务器，从而形成的互联互通的互联网。

此外，由于每种语言的计算机编码并不相同，技术上也可以精准抹掉互联网上的某一种语言所承载的全部信息。

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机构(ICANN)”，对互联网根服务器进行管理，域名管辖权名义上也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但仍然无法逃脱美国的司法管辖。

所以，如果美国政府想对某个国家的互联网服务做点儿小动作，就可以实现毁灭性的降维打击，且后者一般来说毫无反抗之力，瞬间就要跟互联网世界告别。

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曾中断了对伊拉克国家顶级域名“.iq”的解析。于是，当时，所有以“.iq”为后缀的网站瞬间从网络空间消失。

去年10月，美国就曾没收了92个域名，称这些域名“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非法用来”散布不实信息。

此次，美方封杀36个伊朗网站，是又一次降维式的“网络战”打击，是美国对伊朗在美舆论战“据点”实施的一次定点清除。

查封伊朗网站传达多重信号

从事件本身来看，封杀36家网站是美方对伊朗制裁的进一步升级。

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实力相对衰落的趋势越发明显，但为了维护霸权，频繁地滥用对外制裁。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对方与美国存在最小联系，哪怕是只使用了属于美国政府、公司或个人的邮箱，那么美国就可以进行“长臂管辖”。所以，此次美国封杀36家与伊朗有关的网络域名，是一起典型的“长臂管辖”行为。

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来看，这也是美方向伊朗新旧政府释放信号的一个行为。

6月19日，伊朗大选结果公布，内政部宣布易卜拉欣·莱希赢得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莱希出身伊朗的司法系统，被普遍认为是与现任改革派总统鲁哈尼有很大不同的强硬派代表人物。

按照法律，伊朗将于8月份进行新旧政府交接。美国政府此前放风说，希望在伊朗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前，就恢复《伊朗核协议》与伊朗达成交易，因为谈判的时间越长，成功的机会就越小。

所以，美国在此时查封这些网站的行为，可以被视作一个不大不小的信号：既对伊朗强硬派候选人当选表达不满，又对现任鲁哈尼政府施压——意在加快谈判进度。

全球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那么，这种封杀网站的制裁行为有用吗?

事实上，数个被美国政府封锁的伊朗网站目前已经更改网域名称，并在数小时内重新运作，包括与伊朗政权密切相关的新闻电视台和旗帜电视台，它们分别使用伊朗网域名称Presstv.ir和Alalam.ir再次进入网络空间。

所以，美方此举既无法改变伊朗对外政策，也没能阻止这些网站再次“开张”。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一定要从技术上彻底封杀这些涉及伊朗政权的网站，也不是做不到。

美国政府可以让所有伊朗网站域名在网络空间彻底消失。但是，这种无差别的杀伤行为无异于在网络空间使用“核武器”，会面临一系列法律纠纷和道义挑战，所以除非遇到战争等特殊情况，否则也不会轻易使用。

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警惕，但目前技术上的应对手段尚不多。

从技术上而言，镜像根服务器可以改善互联网服务质量，但并不能从本质上瓦解根服务器的霸权。

另起炉灶重建根服务器，则意味着主动与现有互联网世界断裂，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其他国家主动接入这个新的互联网空间。

换句话说，这就是要在当前美国互联网霸权下重新“烧”一个全新且隔绝的“生态”。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一个“局域网”，相当于主动“断网”与全球互联网隔绝。

另外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是，加强对现行互联网空间的国际治理，以国际法和国际舆论限制美国政府的霸权行径，使互联网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与核武器一样的“国际禁忌”。

美方此次对伊朗网站的封杀行动，表明其在相关领域仍然拥有巨大优势，全球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2

旧文章ID：25362

作者：邵宇 陈达飞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美国一方面通过《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限制美国科技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又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加强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2500亿美元)。太阳底下无新事，中美之间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

二战后，美国引领世界的本源是科技引领。二战与冷战期间的军事技术研发，以及70年代以来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都是重要解释。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政府对研发投入显得漫不经心，基础研究经费大幅压缩。虽然企业填补了空缺，但二者在“基础性”和“外部性”上有本质区别。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渐渐失去了在多项科技与产业中的垄断性地位，制造业逐步衰落，贫富分化加剧都与此有关。

军事领先是底线。赢得战争曾经是推动联邦政府加大科研投入的目的。二战中，美国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才参战，固然有国内的政治阻力，但在早期，美国的军事技术与德国相比确实难言有多大优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落后状态。海军虽强，但规模太小，鱼雷在深度控制和探测系统方面存在缺陷，命中目标常不能爆炸，难以匹敌德国潜艇;空军装备落后;陆军缺少步枪，训练时甚至用扫帚充数;1939年全年，美国仅仅造出6辆中型坦克(格鲁伯和约翰逊，《美国创新简史》)。

然而，仅用4年的时间，美国在军事技术水平上就实现了赶超，战胜了德国和日本。美国技术转型为何如此迅速?这得从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说起。

01 军事创新综合体的建立

布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前副校长、工程系主任，是卡内基科学研究院的负责人。1940年6月12日，布什受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白宫。布什提议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罗斯福在15分钟内就接受了提议。布什组建了非常华丽的团队。巅峰时期，布什共领导了3万人，含6,000名科学家，美国约2/3的物理学家受聘于此。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从1938年到1944年，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从0.076%提高到了0.5%。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丰硕，帮助美国在军事技术上实现了赶超。

1945年，盟军赢得了二战的胜利。布什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篇长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他建议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指出科学的功能应转向于服务和平，号召科学家们为人类福祉而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在布什的主持下，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高级研究规划署(ARPA，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前身)等科研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布什创建了联邦政府和高校等研究院所合作的创新体系——军工创新综合体。

麦克雷(McCray，2009)详细阐述了DARPA的任务——创造并维持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催生卓越的军工技术，而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则是将其转化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技术。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

在《技术、增长与发展》一书中，弗农•拉坦说：“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二战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有2/3都与军事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研发支出都要超过企业。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19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不会诞生。

1964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达到了GDP的1.9%，为历史峰值，其后一路下滑，至2018年降至GDP的0.6%。即使是在基础研究中，联邦政府的占比也从70%下降到了40%(图1)。近半个多世纪，由于联邦预算、环境保护以及政治与科学家立场的分歧等方面的原因，军事创新综合体不断瓦解。

图表1：美国研发投入资金来源及联邦政府的角色

数据：NSF，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02 军事创新综合体的瓦解与制造业的衰落

60年代中期是美国军工创新综合体从天堂跌落的转折点，包括顶尖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越来越对科学持怀疑态度。

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批评滥用杀虫剂滴滴涕对生态系统和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反对者与既得利益者(化工业)激烈辩论，最终，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滴滴涕。

60年代末，几乎在所有的高校校园里都出现了反对军队和反对科学帮助军队的抗议活动。最为著名的是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骚乱。校园之外，还有示威者抗议军工企业。

甚至连科学家，也走向了对立面。乌克兰籍科学家基斯佳科夫斯基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他对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贡献突出，也参与了许多重大军事决策。然而，60年代初开始，他越来越认为信息在决策结构中被扭曲了，如在冷战期间，美苏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等都被夸大了。“当我沿着权力阶梯越升越高，我意识到，白宫政策经常是基于非常扭曲的和故意扭曲的情报信息。”

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美国轰炸北越，再加上约翰逊总统对其支持建立的防止核扩散工作组计划置若罔闻，基斯佳科夫斯基的不安感加剧，最终断绝了与政府的关系，参加了另外一位美国原子能专家建立的限制军备的组织。类似的变得保守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科学、军事与政府的共识瓦解了，尼克松直接取消了科学顾问的角色，实际上关闭了科学咨询委员会。“你向权威说真话，权威就会削减你的经费。”反税运动导致的经费短缺是科研面临的新问题，且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图2)。

图表2：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下行

来源：Piketty，2020，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70年代初以来，私营企业在研发投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有本质区别。对于资本密集度高、有极大外部性，或者投资回收周期太长的创新，私人资本会望而却步。并且，私人资本的创新有专属性质，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中获利，这又加剧了贫富分化。

军工创新复合体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源泉，它的瓦解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的衰落，从而是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大多数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位思想家”的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米尔斯所说的“优势”就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

“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以及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监管层制定的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这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美国制造业从兴起到萎缩，时隔一个世纪。而且，美国霸权地位是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基础上的，所以，几乎是很难复制的。反观中国，不应迷信“世界工厂”地位牢不可破、苹果产业链坚不可摧和“……不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建立和重构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打赢这场“制造业保卫战”。

03 《无尽前沿法案》重建美国军事创新综合体

《无尽前沿法案》是在向范内瓦•布什致敬。拜登政府正在重建科学、政府与军队的关系。

该法案的重点是在NSF下设一个新的机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DTI)，其职能类似于DARPA，以五年为周期，联邦政府将拨款(不低于)1,000亿美元，重点支持与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商业应用。首次拨款划定了十大核心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先进通信技术等。1958年成立DARPA的背景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DTI成立的背景是中国在人工智能、5G、能源等领域对美国的挑战。从趋势上看，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还没有到最激烈的时候。

最令美国当局警惕的当然还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发展，以及“军民融合”政策。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和获取民间实体的先进技术，具体项目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所以，在美国制定的实体清单中，除了商业企业，还包括科研院校。

军民融合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9年报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美方注意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全国总动员，政府的政策支持覆盖面广，甚至包括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政策会加快技术的扩散，从而会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令美国关注的，是一些由美国原创的技术也被应用在军民融合领域。

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在现代制造业中，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的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车的编程任务甚至多于波音飞机。再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工作流程是将多重材料薄层按顺序进行沉淀，并借助于加热、液体粘接、层压或激光烧结进行固化，再打印出特定形状的物体(Gibson，Rosen 和Stucker，2009)，它被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一项工业技术，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来说，在打印之前，首先需要经过软件完成设计，再将其输入到3D打印机打印。

USCC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军方部分将领认为，AI或是中国在军事领域赶超美国的重要技术。所以，AI是中美必争之地。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是美国技术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词，它也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词。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

国家层面的战略性的调整都不是单一政客所能主导的。在一次与美方外交人员的聊天中，他们感慨，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大政府的支持，以及对政府在科研、社保等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的支持，都在回升。这在各项社会调查中得到了证明。这一趋势在疫情期间得以体现，也最终促成了拜登的胜选。

但是，这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的“双赤字”状况，呈不断扩大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与全球化下的制造业空心化，及其国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模式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这一切被认为是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的。从美国建国以来所确立的汉密尔顿传统来看，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是对传统的背离(科恩等，《务实经济学》)。将华为拒之门外并对其进行制裁，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贸易保护行为，是对汉密尔顿“幼稚工业论”的回归，因为5G是中国在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领先技术。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有较高共识，拜登与特朗普的不同在于，在拜登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内问题处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国际多边，再次是中美双边。当前中心仍然是国内基建计划和国际民主国家联盟的重建计划，中美双边问题仍在梳理中，近期应该会有文件出炉。

对中国而言，国际挑战固然不容忽视，但更重要的问题仍然来自内部。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退，我们所说的市场优势，在“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的现状下，又有多少真实的优势可言?无论是当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未来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以基础研发为杠杆，创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金融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美之间，是一场“脱钩与突围”的博弈。唯有在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中取得更多基础创新的话语权，中国才能突围。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6/28

旧文章ID：25361

作者：喻晓璇  来源：澎湃新闻

“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命名，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但很少有人愿意这么说，就像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美国构建阿富汗政治体系的努力失败了一样。如果叛乱者没有输，那他们就是赢了。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塔利班获胜了。”

7月2日，所有美军和北约部队已离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美国官员表示，其余少量美军很可能在7月4日之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出，这也将宣告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终结。针对这一历史性事件，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作出了上述表态。

这位曾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破冰之旅”时担任美方翻译的资深外交官，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79年至1981年，傅立民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此后又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及公使。傅立民对中国了解至深，近一段时间，他针对中美关系发出的正义声音更是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现年78岁的傅立民不仅是一位“中国通”，他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洞见。

1991年至1992年，美国在海湾针对伊拉克发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他是美国驻沙特大使。此后他又担任分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7年，他成为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2010年，傅立民出版了《美国在中东的厄运》(America’s Misadventure in the Middle East)一书，以一名外交官的视角，揭示了介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付出的巨大代价。

“把目标集中于追捕‘9·11’事件的罪犯、惩罚接纳他们的人、威慑其他人不得庇护他们，这些努力现在却恶化成了一场毫无目的的平乱行动。同时，在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阿富汗已经被看作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对所有穆斯林发动攻击的证据。”傅立民在书中写道，“没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在阿富汗的胜利是什么样子。这一悲剧正在上演，它需要我们重新思考。”

自特朗普政府做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以来，傅立民仍未停止反思。2020年2月，他在评论中指出，“9·11”以来的20年里，“美国上世纪为促进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大部分努力都已付诸东流，国际法、多边机构、互助与合作，以及强者不可欺凌弱者的承诺已经一去不复返，长期以来缓和国际和国内行为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已被抹去。”

“如果阿富汗再次成为全球恐怖分子的避风港，美国可能还会重返此地，但即便如此，美国也应该让阿富汗人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傅立民认为。

如何理解美国在阿富汗的“厄运”?20年的“反恐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未来地区权力真空谁来填补?傅立民在7月1日的采访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部分采访实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个国家永远不能实现一个无法定义的目标”

澎湃新闻：几乎所有人都说，美国在阿富汗失败了。我们如何理解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或者如您在书中所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厄运”?

傅立民：战争最初是美国对“9•11”袭击的报复行为，因为袭击由“基地”组织发动，而他们的总部在阿富汗。最初美国有两个明确的目标，一是抓捕或击毙“基地”组织领导人，从而消除他们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二是推翻塔利班政权，从而表明帮助或教唆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的后果会是致命的。

2001年底，随着托拉波拉战役(编者注：2001年12月6日至17日美国及北约盟国对“基地”组织总部发起的战役，目标是俘获或击毙本•拉登，但本•拉登逃匿)的进行，这些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然而，那时在这种成功的鼓舞下，没有经过任何大的讨论，美国改变了方向，开始追求一系列更广泛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被概括为“国家重建”。

但讽刺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事实证明，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阿富汗的重建都同样不成功。战争的成功是通过政治目标的实现来衡量的，但重建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的定义。一个国家永远不能实现它自己都无法定义的目标。

澎湃新闻：美国重建阿富汗为什么失败了?一些人可能会把原因归结于所谓的美国或者西方民主模式失败了。

傅立民：并不是这样，就像我说过的，我相信美国的努力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和苏联的努力失败的原因一样。最主要的努力就是促进阿富汗的妇女权利、妇女教育和妇女独立，而这与阿富汗的文化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也受到了阿富汗保守主义运动的强烈抵制。

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脑海中构想出了一个现代阿富汗的雏形，包括妇女权利等方方面面，然而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最终还是失败了。当然，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有一定效果，一些阿富汗妇女现在受教育了，但是她们的未来很可能不在阿富汗，而是在其他国家。这是失败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美国和苏联都做过的，这对阿富汗人来说是好事，但很不幸这些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毁坏了。

美国和苏联都尝试基于自己的模式去构建一个阿富汗政府。苏联的方式失败了。而民主的阿富汗，也失败了，或者说马上就要失败了。我能在这两种方案当中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加深了阿富汗给人留下的“帝国坟场”印象：如果你要入侵并且改变阿富汗，你极有可能失败。

唯一一次军事上的成功是成吉思汗做到的，但是他运用了一种现代社会无法接受的方式。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尝试了三年的时间来征服阿富汗，但最后发现不可能。

这是一个充满山地人的国家，他们非常独立，对社会如何组织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无论现在的情况怎样，答案都是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外国国家来到阿富汗告诉他们如何重组这个社会，即使做了也会失败，这是过去50年来的教训。

美国走后，阿富汗将会怎样

澎湃新闻：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有可能在7月4日之前完成全面撤出，但美国总统拜登在与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会晤中承诺继续支持阿富汗。怎么理解这种支持?将会以何种方式?

傅立民：这种支持只能通过在其他地点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而实现，例如在卡塔尔，也有可能通过在第三国维持阿富汗政府军的空中力量。但最主要的支持必须是财政支持，若如我所料，塔利班一旦在喀布尔取得优势，所有的援助都将停止。

澎湃新闻：谁能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

傅立民：只有阿富汗人能填补美国和北约撤离造成的真空。最有可能的是，这些阿富汗人将会是普什图人——塔利班运动的追随者。然而，阿富汗也将继续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竞争的目标。如果上海合作组织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法，那么就可以发挥稳定局势的作用。但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澎湃新闻：这种情况下，各方如何在阿富汗问题的区域多边合作中实现共赢?

傅立民：阿富汗的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上合组织不得不应对这些变化。上合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与国内、国际恐怖主义的关系，因此有可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上合组织可能对阿富汗提出的最低要求是，它能够自我监管，防止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团体为了建立基地或训练而滥用别国的领土。但是阿富汗是否会对此持开放态度，取决于其政府的组成，这也会部分反映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论。

澎湃新闻：地区还有很多其他大国，但美国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国家的作用去管理冲突，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阿富汗不善于与其他潜在的伙伴合作，更倾向于自己主导的方案?

傅立民：不，恰恰相反。美国的历史很复杂，现在我们是独立240周年，这24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避免结盟、避免与世界纠缠。但是在最近的75年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entangled)。

事实上，我们通常很擅长与其他国家合作。但是我只能说，现在不再是属于美国伟大外交的时刻(not a moment of great American diplomacy)，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比如说现在，拜登政府说想要与中国在竞争中合作，对于俄罗斯也是一样，但是似乎现在美国想要竞争的更多，合作的更少。如果美国明智的话，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也应选择与中俄合作，但通常我们并不明智。

我们需要尽力给阿富汗人民一个更好的社会，是根据他们的意愿，而非我们的意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在对于穆斯林的问题上，我们(美中俄三国)是否有足够的宽容和理解来进行合作，我也没有这种自信。

澎湃新闻：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更好地把注意力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也有人会说，美国是在把烂摊子留给俄罗斯或者中国。

傅立民：某种程度上，阿富汗确实会无限期地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不应该成为我们战略政策的重点。只有在“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刻，阿富汗才变得重要。而事实上“9·11”的袭击者并非来自阿富汗，也不是直接接受来自阿富汗的领导，他们在德国、甚至美国接受训练。然而，美国却以入侵阿富汗作为回应，此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抚行动。

就大国关系而言，这个地区并不是大国希望集中策略的地方。即便是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都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没错，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与美国的问题，战略上美国对于中俄来说肯定比阿富汗更需要重视。我认为阿富汗对于美国国内安全已经不再是挑战了，但是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内安全依然有可能成为挑战。

许多国家都会倾向于认为发生的一切都与自己有关。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鉴于目前美国国内“抨击中国”的舆论甚嚣尘上，一些反对撤军的人试图用一些牵强附会的提议，利用阿富汗来牵制中国，为美军留在阿富汗找借口。这些论点没有任何吸引力，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是荒谬的。

20年“反恐战争”的教训

澎湃新闻：2021年是“9•11”袭击20周年，美国从过去20年的“反恐战争”中学到了什么?

傅立民：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命名，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但很少有人愿意这么说，就像很少有人愿意承认美国构建阿富汗政治体系的努力失败了一样。“如果叛乱者没有输，那他们就是赢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塔利班获胜了。

“9•11”事件及其带来的军事后果在美国国内的影响是恶劣的，美国宪法及其旨在保护的自由已经被严重侵蚀。对众所周知的“永恒的战争”的关注，已经耗尽了财政部的资金，这些资金本可以用于弥补冷战导致的阿富汗基础设施的破坏和阿富汗政府对建设的忽视。而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自由，它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也疏远了。这样看来，本•拉登可能死也无憾了。

澎湃新闻：您不认同“全球反恐战争”这种说法，那您怎么定义这20年美国所做的事情?

傅立民：这场战争实际上扩大了问题而非减少了问题。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的工具，并不是你可以反对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手段，一种暴力的手段。你确实无法有效地反对一种手段。

我们对“9·11”做出了反应，我们最初明确的反应就是，“让我们惩罚或者杀死这些肇事者吧、让我们惩罚那些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的人吧”，这样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但是很快我们就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它变成了一场更广泛的斗争，始于一个国家——阿富汗，而现在波及到了80个国家(编者注：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成本项目的研究显示，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参与了反恐行动)。如果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减少其数量，那美国失败了，我们已经把范围扩大化了。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国有一天是否还会回到阿富汗?

傅立民：只有当美国本土再一次遭到总部位于阿富汗的团体的袭击时，美国才会返回阿富汗。在那种情况下，我相信，美国将会选择2001年它本应该做出的选择——通过突袭的方式进行报复，而非占领。

来源时间：2021/7/4   发布时间：2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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