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冲  来源：《文汇报》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当今中国，正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和“十四五”开局，并向着新中国成立百年的目标奋进。回首建党百年来外交外事工作发展历程，过去，旧中国是弱国无外交，而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早已逐渐跻身世界大国行列，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如今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不断飞跃发展，全方位外交成果斐然，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大大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日前在《求是》撰文指出，党的外事工作是我们党百年来波澜壮阔奋斗史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总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章称，一百年来，党的外事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昔慨叹弱国无外交 今主动推进全球化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表示，“回顾这一百年来党的外交事业，我切身感受到的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是全力做好自己国内的事，到现在我们能够同时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化。”

昔日神秘国度 今日会议热点

谈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事业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王辉耀感慨良多，他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出国时，外国人一般都对中国没什麽了解，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度。在很多外国人印象中，中国封闭落後。而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外界眼中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大国。

早些年，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有关中国的主题可谓少之又少。现在，常常出席各种重要会议论坛的王辉耀发现，无论是达沃斯年会也好，还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或巴黎和平论坛也好，有关中国的话题已经几乎贯穿於每一个大小论坛之间。“这说明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需求和沟通意愿大大增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位知名专家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慢慢意识到开放包容和推动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一大重要方向。王辉耀说：“过去，中国是被动地参与全球化，而现在则是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这是一个质的转变与飞跃。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外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进入了全方位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谈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外事工作经验与启示，王辉耀认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冲突，不对抗，睦邻友好，特别是不寻求世界霸权，这既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也会继续坚持下去，这很重要。

坚持和平发展 绝不寻求称霸

王辉耀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靠掠夺，不靠战争，也不靠欺压别的国家，我们靠的是既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能帮助别的国家。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及时向世界伸出援手。王辉耀相信，未来中国还会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会搞冲突和对抗，也绝不会寻求称霸世界，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王辉耀看来，尽管国际形势日益变化，但全球化的大趋势却未曾改变，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强，资金、技术、商品、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面对全球问题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因此，合作是各国面对共同挑战首选方式，所有国家都应当致力於国际合作，现有的国际机制应通过改革与时俱进。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将在这一进程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辉耀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同步的。在这个世界各国共生、共存、共发展的新时代，扩大交流与合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共进。

【特稿】力驳“中国威胁论” 辩倒美鹰派代表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等杂音一直不绝於耳。2019年，王辉耀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公共辩论会─芒克辩论，主题是“中国是否会对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胁”。辩论的正方，即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是两位美国鹰派代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右派”大佬白邦瑞。辩论的反方，是王辉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

王辉耀还记得，当时不少现场观众都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消极态度，现场局势对王辉耀所在的反方极为不利。在长达3小时的激辩中，王辉耀和马凯硕据理力争，用事实反驳“中国威胁论”，对正方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对中国的种种质疑进行了有力反击，最终说服现场观众。在第二次投票结束後，他们最终获得本场辩论的胜利。

采访中，谈起这次辩论的经验，王辉耀认为，首先，要把中国推动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成绩告知世界。其次，在解释中注重叙述的方式方法，以别人听得懂的方式解释中国。另外，要增加中国声音的多元性。中国形象是立体且复杂的，因此注定要用多元的手段表现中国形象，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的话语体系。同时，在解释中国的过程中应侧重共同利益的陈述、选取容易被接受的客观数据等方式。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3

旧文章ID：25305

作者：柳丝  来源：新华网

6月19日，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36岁的非洲裔姑娘洛佩斯，生平第一次在这一天庆祝黑奴解放日“六月节”。去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致死引发全美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后，有着150多年历史的“六月节”开始被更多人所知。

5月25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参加悼念弗洛伊德的集会。当日是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跪颈”执法致死一周年，美国多地举行悼念活动。(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我们必须不断思考那些被奴役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因为种族主义的故事远未结束。”洛佩斯的话反映出美国人权的“真相”。在一向自诩为“人权灯塔”的这个国度，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各种形式的种族压迫依然广泛存在，少数族裔处境艰难，深受仇恨犯罪与警察暴力执法之苦，而新冠疫情又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不断曝光的种种人权劣迹，让所谓“灯塔”日益坍塌。

被“遗忘”的血泪史

今年是美国塔尔萨种族屠杀100周年。“关于塔尔萨的真相，以及一些美国白人对美国黑人不断施加的暴力，都被系统性地忽视了，”美国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说，“我从未读过一页学校的历史书，讲述过这段历史。”

10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少数族裔的血泪史被刻意“遗忘”，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压迫依旧令人“无法呼吸”。

美国民间组织“警察暴力地图”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警察共开枪打死1127人，这一年中只有18天没有枪杀任何人。非洲裔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3%，却占被警察枪杀人数的28%，非洲裔死于警察之手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有色人种在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却占到被监禁未成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二。

4月13日，人们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森特市警察局外抗议。该市警察11日向一名非洲裔嫌疑人开枪并致死事件在当地引发持续抗议示威。
(新华社发，马修·麦金托什摄)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机构指出，美国的种族主义令人震惊，白人种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成员公然使用种族主义的标语、口号，宣扬白人至上，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美国政治人物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语言，试图将少数族裔和特定宗教群体边缘化，此举等同于煽动暴力、不容忍和偏执。

种族主义社会

如果说，美国警方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往往以残酷的方式暴露在世人面前，是容易引发愤怒的显性存在，那么，美国社会在卫生、教育、就业等层面的种族歧视则是更加制度化、常态化的隐性存在，其给少数族裔带来的伤害其实更为严重。

“没有什么比(新冠)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体现美国的肤色差异了。”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点评因为疫情而加剧的美国种族不平等问题。

美国疾控中心6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有族裔数据可查的至少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的美国人中，61%是白人，15%是拉美裔，9%是非洲裔，少数族裔接种疫苗的比例明显低于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2020年8月21日向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提交报告指出，美国新冠疫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体现出明显的种族差异，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别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

6月14日，行人从美国纽约一处墓地外为新冠死者设立的纪念装置旁走过。(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美国职场中的种族歧视本就根深蒂固，而新冠疫情更加剧了少数族裔的失业风险。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显示，虽然美国所有群体的失业率在202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都有所下降，但拉美裔失业率仍比白人高60%，而非洲裔失业率则从比白人高60%上升到高90%。该机构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日益加剧的种族不平等。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20年7月9日进行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5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社会是种族主义社会。

不平等还在加剧

最近，美国得克萨斯州提出一项限制投票法案引发诸多批评。该法案对投票方式、时间、选民身份证明等都做出了严苛规定，例如禁止周日上午投票，而传统上非洲裔经常在这个时间段到投票站投票。美国舆论认为，这一法案若获得通过，将损害该州少数族裔的投票权。

50多岁的当地非洲裔选民凯文·比文斯认为，这是美国长期种族不平等的一个最新例证。他说：“作为非洲裔美国人，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我们在政治和种族上都是少数族裔。”

2020年10月31日，人们来到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投票站外准备投票。(新华社发)

得州的情况并非个例。美国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在今年1月至5月中旬期间，美国至少已有14个州颁布了22项限制投票权的法案，还有48个州提出了至少389项限制性法案。

“这是自吉姆·克劳时代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美国佐治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说。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一些州对有色人种实施的种族隔离法律。

“这是穿着新衣服的吉姆·克劳。”沃诺克说。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2

旧文章ID：25304

作者：悟00000空  来源：秦朔朋友圈

当地时间6月15日，在NBA季后赛现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布鲁克林篮网队和纽约自由人队的老板蔡崇信接受了美媒CNBC财经节目《财经论谈》(Squawk Box)的专访。

这段视频已经刷屏一个星期了，评论的文章也不少，本篇纯粹从辩论、逻辑的角度来看一下蔡老板是如何完胜主持人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的(以下简称主持人)。

主持人先是问蔡崇信成立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目的，蔡崇信直言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被煽动起来，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然后顺便回顾了美国对亚裔歧视的历史，接着他表示，他很震惊地注意到，美国专注于亚裔的慈善事业只占0.05%，他们成立这个基金会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危机、大流行病、战争、经济衰退，亚裔美国人会成为替罪羊。”

蔡崇信回答完后，主持人紧接着说：“让我问你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是个难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在亚裔美国人、‘黑命贵’、投票权等所有这类问题方面，在美国这边是一个领导人物的角色，你怎么看待这个角色?你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对中国的比如人权问题发声，你又如何看待这个事?”

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巧妙的，或者说很坑人的。句法比较复杂，比较搞脑子，传达了以下这个微妙的言下之意：你在这边领导大家维护人权，你在那边能就人权问题发声吗?如何发声?这个问题你怎么想?

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称为loaded question，load的本意是装载的意思，loaded question可以翻译成既定观点的问题、暗示性问题、诱导性问题、下了套的问题、别有用心的问题、含沙射影的问题。也称为complex question，复合问题，问题中加了假设、设了套，如果回答就等于认同了提问者的假设，落入了他的圈套。

形式逻辑老师最常用的一个教学例子是，你停止打你老婆了吗?(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这里就有一个假设、圈套：你之前一直打老婆。所以这个问题你就不能直接回答，不管你回答是或不是，一回答就等于承认你之前一直打老婆。

蔡崇信没有马上回答，主持人又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知道。”想进一步把蔡引入圈套。没想到蔡微微一笑(很难觉察，不过我是觉得当时他的表情是有一丝笑意的，特别是结合他回答完问题后狡黠、调皮的笑容来看的话)，说：“什么人权问题，你必须讲得具体一点……”

紧接着，蔡崇信说到，他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之时，中国的人均GDP是800美元，如今已经超过1万美元了。“就我亲眼所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每年都在变得更好，他们很满意这样的生活……如果去问中国的父母，觉得孩子会生活得比你们好吗?大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这段回答含义很深，至少有两层。首先，间接地给出了人权的定义，这个定义有两部分，一是客观经济发展，二是主观感受。从客观经济发展来讲，中国人均GDP从800美元到1万美元;从主观感受来讲，绝大多数中国人很满意这样的生活，这是静态的角度，动态的角度来讲，人们对趋势很满意，每年都在变好，相信孩子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好。

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是，有没有人权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本国老百姓。老百姓觉得过得好好的，其他国家的人就不要置喙了，一则你不了解该国情况，二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总有利益冲突，难免有居心叵测、借题发挥、挑拨离间之嫌。

主持人无言以对，第一回合，败下阵来。他不气馁，再接再厉，说：“我们换个问法吧。今天，美国很多商界领袖被他们的员工、消费者逼迫做出表态，我们在这里(美国)就比如投票权等问题表明立场，你们在中国也有生意，立场应该保持一致啊。马尔科·鲁比奥甚至直接批评美国企业家‘虚伪’。但是美国商界领袖说，如果我们在那里(中国)也这样发声的话，不仅我们自己，我们的企业也会跟着被摧毁。”

这里主持人犯了两个逻辑上的错误，或者说用了两个诡辩技巧，一是诉诸权威(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 / argument from authority)，以“专家”或权威的话作为论据的根基，而不是用逻辑或证据来支持该论据。实际上，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这么认为、这么说，并不能证明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

另一个逻辑错误、诡辩技巧是诉诸主流，或叫从众谬误(bandwagon fallacy)，只因为很多人相信或实践，便认为一个思想有价值。实际情况很可能倒过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美国很多商界领袖”这么说，并不能证明，他们说的就是事实。

蔡崇信听完问题后马上回答说：“我认为美国公司的CEO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习俗。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一个党派在国家治理中占主导地位。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体制它有巨大的优势。”

蔡崇信接着拿基建举例说明，中国成功地建成了非常棒的基础设施，当中国要建一条从A点到B点的高速路时，过程中不存在“政治因素”。这个例子肯定让美国人马上想起，当下拜登政府所提出的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因两党存在重大分歧，达成协议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第二回合，蔡崇信并没有针锋相对地指出主持人“诉诸权威”“诉诸主流”这两个逻辑谬误，而是大而化之，降维击之，提出这个问题在更高层次的本质，“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

然而他并没有霸道地声称A文化比B文化好，而只是说，A文化有时、有的方面体现出它的优势。然后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基建，让对方无可辩驳，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

最后，蔡崇信指出，说到底，要看结果，要看人们是否满意，我看到的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对现状感到很满意。

蔡崇信说到这里时，这个题目就已经盖棺定论了，主持人没法再问下去了，因为显然不能辩论A文化和B文化哪个更好，人们是不是真的满意，这个太露骨、太政治不正确了。

主持人开始着急，有点结巴地说：“你，你肯定和我一样看到过一些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媒体报道，不是吗?”同时将手摊向蔡崇信，似乎恨不能握住蔡崇信的双手让他同意。

然而，只听得蔡崇信娓娓道来，说，“我住在香港…… 2019年‘修宪风波’时：当人们上街抗议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走在街上。因为我说着普通话，而他们瞄准了每一个说普通话的人，以为你来自中国内地，而其实我在(中国)台湾长大。所以，我切实感觉到这些抗议者对我的人身威胁。”

蔡崇信还指出，(中国)香港过去是少数几个没有国家安全立法的地方之一，去年实施了香港国安法，这是用来反对煽动分裂香港等行为的法律。“总的来说，自从有了香港国安法，现在一切都稳定了。”

蔡崇信还讲了鸦片战争的历史，因为战败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大伤疤。“所以如果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一名清楚这段历史的中国人，你也会极力阻止外国势力来瓜分自己国家的领土。应该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待香港问题。”

很多美国人其实对香港的历史不太了解，有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就看不到事情的全貌。而看不到事情的全貌，就难免偏激、犯错。比如，如果只摸了大象的耳朵，就认定大象是种像蒲扇般的动物，就很可笑。

引发鸦片战争的因素固然十分复杂，清政府的封闭、自大、愚昧、顽固的确是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鸦片是毒品(英语中drug既可以表示药品，也可以表示毒品，鸦片显然是后者，如果当药品用，哪里用得了几百万公斤)，A国要卖毒品给B国以减少贸易逆差，B国不答应，A国就开打，然后割去了B国的领土。这放在任何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中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当年的英国就不以此为荣，现在更不是，避而不谈，选择遗忘。

2015年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出版了《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一书，提醒英国人，他们学的历史书中的“英中战争”更合适的名字应该叫“鸦片战争”。

讲完香港历史后，蔡崇信指出了香港繁荣的根本原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你在香港投资，资本是自由流动的，今天在港交所放一笔港元进去，明天就能取出一笔美元。另外，香港有最优惠的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15%，没有资本利得税，股息红利这些都不用缴税，所以如果想在香港投资，非常便利。”

蔡崇信在主持人并没有提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主动说香港问题，先声夺人，抢占舆论制高点，借这个机会给观众灌输一点有关鸦片战争的历史知识，表明香港问题对于中国来讲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暗示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情绪，最好不要瞎掺乎，不然适得其反。

2019年，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推称：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kong(为自由而战，和香港在一起)，NBA总裁亚当·肖华面对媒体时回应休斯敦火箭总经理莫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表示，NBA支持莫雷自由表达的权利，但不为其言论内容背书。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相关明星相继表明立场，知名企业宣布与休斯顿火箭队中止合作，央视体育也声明暂停NBA转播。

那时候一个月前刚刚全资收购了布鲁克林篮网队的蔡崇信，及时在其推特上发表公开信：“数以亿计的中国球迷感到这件事情充满政治色彩，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公开信中，蔡崇信阐释了为何中国球迷对莫雷如此愤怒的原因：“支持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分离主义就是一个雷区。这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如此，而且对所有中国人民也是如此。”蔡崇信向美国球迷普及了香港的基本历史，“学过历史的人会明白，中国人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领土的企图，不管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沉重的心理阴影，当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话题时，因为外国侵占的历史，所以中国人感到屈辱和愤怒。”

最后蔡崇信表示：“作为一支NBA球队的老板，我会继续在涉及中国的重要问题上发表看法，我也请我们的中国球迷继续相信NBA和篮球，相信我们会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力量。”

接受采访时将话题引向自己熟悉的方面，这样以逸待劳，守株待兔，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NBA是美国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普通美国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多少省份，但是对NBA球队绝对如数家珍;他们可能不知道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但是对NBA明星球员的来龙去脉，绝对了如指掌。作为一支NBA球队的老板，蔡崇信发声的效果非常好，他该获得一枚“讲好中国故事”的奖章。

另外这奖章还应该颁发给云南省政府。过去两个月，15头野生亚洲象冲出西双版纳保护区，一路向北，千里迁徙，不知要去向何方。西方大大小小媒体天天大篇幅跟踪报道大象一家的吃喝拉撒睡，一举一动都赢得了全世界温柔的目光。大象妈妈洪水中智救小象的视频更是令无数人流下了热泪。

云南省政府出动了一支由360人、76辆车、9架无人机(配备夜间观察的红外设备)组成的工作队，时刻跟踪大象一家，而且还为它们打前战，告诉沿路的农民，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扰大象，踩坏、吃掉的所有庄稼、果蔬等损失全部由政府赔偿。对于大象可能会去拉拔的电线，提前通知供电站关闸，免得大象触电。等等。各种关怀照顾。

目前，没有一个西方媒体在大象一事上对中国进行苛责，相反，纷纷表示对中国的善意。他们的善意很可能会延伸开来，此外，中国西南赢得了罕见的曝光度，如此美丽，他们可能暗暗决定，疫情后一定要去旅游。

总之，借助NBA球队等体育组织、迁徙的野象等，中国故事能够吸引更多受众，获得更多善意的关注，这比很多其他的渠道、方法要有效得多。

蔡崇信和主持人的三个回合的辩论，第一回合就高下立分，第二回合主持人就乱了阵脚，第三回合蔡崇信完全占领了主导地位，主持人根本插不上话了。

这个主持人在老蔡面前显得相当稚嫩，毫无招架之力。他的确事先准备了很多圈套、很多坑，但是蔡崇信一个个都躲开了，然后大而化之，降维击之，包抄袭之。

桶底脱落，一剑封喉，游戏结束了。

当然采访结束前主持人问了一下马云的情况以及对公司的影响，蔡崇信表示，马云和公司要分开来看，公司在接受监督整改后已经重新走上正轨;马云现在保持低调(lie low，不应该翻译成“躺平”，意思还是不一样的)，忙着学画画，画得还很不错呢，下次有机会给你看他的画作哈。

在蔡崇信真诚、调皮的笑声中，采访结束了。

蔡崇信咋就这么厉害呢?看看他的简历就明白了。1964年，蔡崇信出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去美国耶鲁大学读书，获得经济学及东亚研究学士学位和法律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当了三年执业律师，从事税务法律业务。他的父亲蔡中曾是台湾地区获得耶鲁法学博士的第一人，和祖父蔡六乘是台湾早期颇具影响力的“常在法律事务所”的创办人。蔡家可谓是法律世家。难怪主持人的那些逻辑辩论圈套根本套不住他。

蔡崇信做了三年律师后又到一并购公司担任总法律顾问两年，然后1995年出任北欧地区最大的工业控股公司Investor AB附属公司Investor Asia Limited的副总裁及高级投资经理，主要负责该公司亚洲投资业务。

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他认识了马云，两人同龄，但是履历、经历、性格截然不同。蔡崇信被马云深深吸引，决定放弃年薪70万美元的工作，跟随马云，加入当时还没有正式工商登记的阿里巴巴，月薪500块人民币。

马云是在带着蔡崇信夫妇泛舟西湖时听到蔡崇信的这个决定的，差点掉下船去。蔡崇信的太太对马云说，“我的老公疯了，要加入你的公司，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阻拦他，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后来蔡崇信当然不止一次被问到是什么打动了他，他做了多次回答。总结来讲，有这么三点：

一是马云的理想主义，之前三次创业失败，几乎算穷困潦倒了，但是他追求的依旧不是钱，还是梦想，这样的人能够做大事;

二是马云的领导魅力，蔡崇信第一次参观阿里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黑压压地坐着20多个年轻人，欢声笑语，生气勃勃，像个大家庭;

三是马云的分享精神，蔡崇信说：“我见过他们18个创始人，都是马云的学生，一群没出过国的人，但个个精力旺盛，龙精虎猛，感觉很奇特。我跟马云说，你把股东名单发我，我给你注册公司，马云就发来了传真，18个人都在上面。虽然他们都是马云的学生，但马云把他们看作创始人和伙伴。与同伴分享，这在创始人中可不常见，我就动心了。”

之后的故事就不用多讲了，家喻户晓。蔡崇信和马云是黄金搭档，珠联璧合。投资人讨厌马云，觉得他太天马行空，马云就让蔡崇信出马和他们谈数字，在蔡崇信之前，马云自己去找投资，碰了37次壁，蔡崇信加入后，融资就比较顺利了。

不过，蔡崇信对马云的帮助不仅仅是对外融资方面，对内管理方面，他的思想对阿里巴巴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他认为企业一定要有愿景、有使命感，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特质是谦逊，能用比自己厉害的人才是真正的厉害。他认为，竞争对手强大是好事，可以互相激励，共同进步。他认为，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

前年马云公益基金会开会，主席台上整面墙都是投屏，马云开玩笑，对是否有必要买这么一块巨幅投屏表示怀疑。蔡崇信说：“我在阿里当了十几年CFO，问得最多的不是省了多少钱，而是这个钱够不够花，应不应该花。”

这一点对于CFO来讲尤为难得。当然蔡崇信本来就不是学会计、财务出身，所以受到的思想限制可能少一些，可以从所谓的“第一性原理”(根本原理)出发考虑问题，不会为了财务报表的“健康”而牺牲业务的健康。

一般来讲，财务思维和业务思维至少有三大区别，财务思维重短期，业务思维重长期;财务思维重比率(效率)，业务思维重总量;财务思维重总成本，业务思维重相关成本。这些重大区别往往导致做财务的人和做业务的人水火不相容。

马云语录中有这么一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做CEO。”这话在2015年5月张勇上任阿里巴巴CEO时就成了段子，花名逍遥子的张勇曾经担任盛大网络和淘宝网CFO。马云在公开信中也自黑了一下：“说来惭愧，我以前经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做CEO，而逍遥子是CFO出身。”这么多年下来，张勇证明是出色的CEO。他毕竟是蔡崇信物色挑选带出来的，他俩的思维方式应该比较契合。

蔡崇信在和马云联合创办了一个百年出一个的那种企业后，现在转向体育界。作为NBA球队老板，在这关键历史时期，他对中美人民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误会、促进双方在各个领域更好地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有这样的炎黄子孙，是我们的幸事。

作者：曾在复旦学习、任教9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20年。微信个人公众号：悟00000空。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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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兰  来源：北语国别院

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战后以来，国际协调主义支撑着世界的秩序，经历了尼克松冲击和特朗普冲击，当前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正在重构与发展中。借鉴历史经验，正视现实挑战，重塑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未来发展，应为值得探讨的深刻议题。

一、国际协调主义：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尼克松冲击，日本先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正常化，随后中美日之间建立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在联合国、WTO等框架下，中美日三国加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协调合作。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希望在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技术优势的同时，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秩序，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等长期持续该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冷战后，为防止日本“战略漂流”，美日两国相继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条约，从原来的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美日相互依赖的结构。特别是，由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 领导发表了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强调美日同盟“需要更新”、“不进则退”，美日同盟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的军事同盟发展成兼具政治军事安全经济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同盟。

冷战后，在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对于日美关系不稳定的“同盟漂流说”的疑问。战后的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出现模糊国家身份认同、淡化国家主体意识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冷战后，日本试图在不改变日美同盟框架的基础上发展日本的自主外交。冷战结束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给日本的这种倾向注入了思想支撑。后冷战时代西方思想的主要特征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存活下来，走自由主义道路是唯一的选择——首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如弗朗西斯·福山的著名论断：“历史已经终结，意识形态层面，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再无敌手。”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各种世界观经历了数百年的矛盾与斗争之后，最终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制。

从以上变化中可以看出，美日同盟自成立以来，基于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军事同盟色彩十分鲜明。特别是1996年以来，美日同盟不断寻求从亚太区域扩展到全球，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牵制为主的接触战略逐步转向接触为主的牵制战略。

2018年以来，在“特朗普冲击”下，出现“新国际协调主义”的趋势——日本与欧洲等国寻求发挥“第三方力量”，希望填补因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与国际组织“退群”、淡化美国领导世界意图而形成的力量真空地带，等待美国力量的回归。另一方面，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加剧了美日两国与中国的分歧与摩擦，中美日关系呈现出从战略协调走向竞争共存的样态。

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中，美国国内的批判和危机感很强。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杜如松(Dooshi)敲响了警钟，认为正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显示了英国作为全球力量的终结一样，如果美国处理不当的话，这次的危机对美国来说可能会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美国再版。理查德·哈斯(Haass)则认为，这次危机的一个特征是美国缺乏领导能力：一方面美国力量相对衰退，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世界的意志也相对衰退。

另一方面，全球多边协调体制出现困难，全球化浪潮也出现危机。早在疫情爆发之前，WTO在其基本交涉功能和纠纷解决功能方面陷入了功能不全的问题，美国、欧盟、中国等支持WTO体制的主要国家步调不统一，改革进展增加了不确定性。疫情爆发后，包括WTO改革在内的多边协调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布莱默指出，新冠疫情危机后的现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构筑的世界秩序处于崩溃状态。。。国际协调出现恶劣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发展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这次危机之前就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鲁德表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崩溃，具体表现为世界各国优先重整本国经济，采取本国第一政策，缺乏主导多边协调机制的领导力量等等。

二、新国际协调主义：中美日关系的重构

由于新冠疫情危机危机，很多国家重新认识到了多边协调的重要性，出现了建立“新国际协调主义”的呼声。例如，许多国家呼吁在WTO的领导下，在公共卫生、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加强国际协调。在新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架下，中美日三国之间出现了新的挑战，但由于三国政治生态中特有的“协调主义”历史基因以及共同利益需要，中美日共同努力重构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利益诉求开始显现。

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批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得自克林顿政权以来美国对华基于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受到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美国忽视与西方同盟各国的关系，缺乏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热情。拜登在竞选期间频频呼吁“美国回归”，早在2020年3月-4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就发表署名文章，提出“美国需要重新领导世界”。拜登执政以来，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渐呈现出延续奥巴马政府以来国际协调主义的特征。

拜登的外交安保团队大多为“协调主义”倡导者，主要包括安东尼·布林肯、杰克·沙利文、约翰·凯利、苏珊・赖斯、米歇尔・弗洛伊诺、卡·凯恩贝尔、尼古拉斯・伯恩斯、托马斯・多尼朗、本·罗兹等。例如，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早在2018年就批评特朗普正把全球领导权让给中国，反对其裹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主张“完全与中国脱钩不现实且最终会适得其反”。布林肯认为，中美在竞争之外，也可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健康等方面合作。此外，坎贝尔是“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设计者。坎贝尔与埃利·拉特纳、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等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接受美国在亚太军事主导地位未来旁落的现实，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结束，美中应寻求共存，防止两国滑入危险冲突的冷战模式，主张美中在南海等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不单方面改变台海问题现状。此外，他认为未来双方可在防控疫情、气候变化等共同面临的问题领域展开合作。另一方面，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019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撰文主张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已过时，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

从日本方面来看，2020年以来，中日关系步入正轨，但是随着疫情爆发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化，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定的调整迹象。日本认为，中美对立具有“贸易战争”、“安全保障、技术”和“意识形态”等三层结构。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即，一种主张“对华融和论”，即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中日关系，代表性人物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前首相安倍助理今井尚哉等。另一种主张“对华强硬论”，指责中国的香港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深刻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对立的夹缝中。总体上，对于日本来说，尽管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但日本不应在与美国保持政策同步的同时，加深与中国的对立。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是永远的邻国，这是日本的宿命。

日本前首相安倍曾说，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日本将维持与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积极评价了安倍首相对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发展做出的贡献。菅义伟首相在担任前官房长官时也明确指出，日本将“与同盟国美国巩固信赖关系，推进各种合作，同时与中国也谋求沟通的想法不会改变”。菅义伟执政后，反复强调将“继承安倍外交”，多次与拜登总统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例如，2021年3月16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2+2”会谈)，再次确认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4月16日，美日首脑会谈，设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议题，在特定议题上对华制衡。5月11-17日，日美澳法在东海联合军演，意图“针对中国施压”。此外，日本主张将主导通过强化有志国间合作来重新建立多边合作，建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三、历史经验似乎终结——敢问路在前方?

今后，随着美日两国政局的变化，在新国际协调主义的框架下，如何重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但也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提出建立“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关系”，强化了美日同盟。拜登执政后，预计今后中美关系仍将持续性紧张，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将进入常态。但是，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所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尽管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道路出现困难，但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因此，有必要需要重新思考(Rethink)、重建(Rebuild)、重置(Reset)、重构(Reconstitute)中美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图景。

一方面，中美日应共同建设智能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战后以来，以国际协调主义为指导原则，中美日三国在战略大三角关系框架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繁荣稳定。近年来出现“过度的全球化”倾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开始重组，各国经济政策出现一定调整，中美日三国有责任、有能力共同推动新型智能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美日应共同进行“巧竞争”，推动重构新型战略大三角关系。美国学者谢淑丽于2019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导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

总之，当前中美日关系正在受到重大挑战，但是有必要讨论重构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未来前景。正如约瑟夫奈指出，中美关系尚未跌入最坏状态。目前，为了筹备在今年10月G20领导人会议期间的美国和中国会晤，中美之间互动频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意大利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部长级会议上和王毅部长举行会晤。此外，拜登政府也计划派出副国务卿谢尔曼今夏访华，布林肯或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计划在下半年访华。另外，美国白宫还考虑安排拜登第二次和中方举行通话等措施。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做法。美日应调整心态，正视疫情后迫切希望恢复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需求，客观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如前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指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自己”，美国在应对外部挑战的同时应更多的着眼于自身教育、科研、基建的发展，而非“妖魔化”他国或无意义的增加军事开支。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美国、中国、日本，正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新时代构建良性、理性的大国关系，重构战略大三角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的和平繁荣发展，是摆在中美日三国面前的严峻课题。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6月总第二十三期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5

旧文章ID：25302

作者：邹治波  来源：中国日报网

导读

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一种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意义和开放理念，秉持平等合作精神，追求互利共赢结果的国际协调实践。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多边主义”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对与他们存在观念和利益分歧的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从理念到实践都属于冷战遗毒，与真正多边主义的涵义和性质背道而驰。

作者：邹治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应该坚持的一种普世外交原则与实践，但在当前形势下，国际上产生了对多边主义的歧义和假用。一些国家借“多边主义”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对与他们存在理念和利益分歧的其他国家进行打压。这实际上是一种“伪多边主义”，其结果是分裂了世界，恶化了局势。为此，须弄清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厘清其内涵和本质，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

历史溯源

“多边”一词本意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方面参加的行为，“多边主义”一般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实际上，多边主义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联合中原诸侯会盟;战国七雄时期，各诸侯演绎了合纵连横的多边外交大戏;古希腊时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在希腊半岛捭阖纵横，开展了激烈的霸权争夺战。这都是古代多边主义的外交实践，但是一种原始的多边主义，是一种工具性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制度萌芽于第一个现代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发展于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成熟于二战后的雅尔塔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开启了以各方接受并遵守国际规范，通过多方参加以条约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制定了《国际联盟盟约》，成立了国际联盟，这标志着多边主义制度的形成。雅尔塔秩序则汲取了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国际法、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多边主义制度，但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制约。

概念之辩

西方学界最早开启了多边主义学理研究。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率先提出“多边主义”概念，他认为，“多边主义是指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被公认为多边主义理论研究奠基人的约翰·鲁杰 (John G.Ruggie) 提出，“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为原则基础之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

一般而言，多边是相对于单边和双边而言的，多边主义的对立面是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学界对多边主义的阐释，强调“三个及以上国家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协调”，体现了多边主义的基本含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了现代国际秩序，形成了多边主义的一些制度，这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但西方对多边主义的解读和实践存在狭义性和历史局限性，不能体现出时代发展特征和人类进步要求。其只强调“三个及以上国际行为体参与，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协调行动”的形式，而忽视其内涵、特性、目的和结果。按照他们的这种阐释，为对抗而搞军事同盟、拉起小圈子、拼凑帮派等集团组织，都属于其所谓的“多边主义”范畴，这显然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国际法、以联合国为核心组织的国际秩序规范不一致，与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人类问题需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解决的历史大势不相符。西方的这种“多边主义”显然是一种原始的、狭隘的、局限的“多边主义”。

去伪存真

按照多边主义的本义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和时代发展要求，真正的多边主义应是一种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意义、开放理念，秉持平等、合作精神，追求互利共赢结果的国际协调。因此，多边主义应该定义为：相关国家根据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法进行国际协调，追求互利共赢结果的外交理念、政策与实践。

这一定义不仅包括了传统定义的三个要素：国际行为体——相关国家，明确的国际规范——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法，基本功能——国际协调，而且还包括了其目的性——互利共赢的价值取向，并将多边主义归结为外交范畴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多边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明确了进行协调的国际规范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法，二是赋予了协调以互利共赢的目的和价值，克服了西方“多边主义”的狭义和局限。

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普遍性，即追求增进全人类、世界各国的利益，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第三方。

二是开放性，即具有开放和包容精神，不排斥任何国家或组织参与。

三是平等，即机制内各成员一律平等，机制内以民主方式运作，没有凌驾于机制之上的个体。

四是合作，即机制内各成员秉持相互理解、妥协、互助的原则来协商解决问题，对外也秉持一种开放合作的精神。

五是共赢，即以增进各方共同利益为目的进行协调与合作，而不是以损害他国或第三方利益为代价。

当前，美国假借“多边主义”之名，拉拢其盟国和伙伴国利用或形成一些所谓的“多边机制”，如“五眼联盟”“七国集团”“印太四国联盟”“民主十国联盟”等，目的是打压特定国家。这种所谓的“多边主义”具有集团性、排他性、对抗性、利己性和不平等特征，与上面所阐释的真正多边主义的涵义和性质背道而驰，是一种“伪多边主义”，从思维理念到行动实践都属于冷战时代的一种组织形式，理应为时代所唾弃。

* 本文英文版标题为 "Cast aside pseudo-multilateralism"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3

旧文章ID：25301

作者：张彦赪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在近来的中美科技战中，出口管制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新战线，通过对相关技术和企业进行出口管制，强势应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以及长期高新科技发展。

一、武器化的出口管制

今年六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名为 “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证券投资所产生的威胁”的行政令(E.O.14032)，加强了对中国涉军以及监控技术企业的进一步打压。早在2020年11月，特朗普便签署了“应对共产党中国军队公司券融资的威胁”行政令 (E.O. 13959)，禁止美国投资者向一系列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共军工企业”(CCMCs)购买证券。今年年初，特朗普离任之际签署了行政令E.O.13974，将原有行政令中的31家中国涉军企业扩至44家，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在相关公司被美国政府认定为中国涉军企业后的365天内抛售所有的已购证券。

除了总统签署的行政令以外，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为进一步武器化出口管制提供弹药，代表法案包括《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ERA)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 ITAR)。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第115届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进一步对军民两用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进行限制。该法案对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负责的ERA进行了补充完善，并为其提供了永久性法定授权。ERA中第744部分即为大众所熟知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该清单由BIS于1997年首次发布，清单中罗列的人士、企业需要获得BIS颁布的许可执照才能够出口及转让一些特殊物品。自2019年来，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中方企业都被纳入 BIS实体清单。

二、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纵向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尽管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将出口管制作为武器化的经济策略打压中国技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该策略并非为中国量身定做。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体系可追溯至1917年，一个多世纪来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改革修正。回顾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纵向发展及其目标动机，有助于更好理解今日中美科技竞争中，作为弹药的出口管制扮演的角色和本质内涵。

一战时期，美国于1917年颁布了《敌国贸易法》，目的在于使用出口管制来限制美国和其敌国(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活动。另一个美国出口管制史上的重要法案是《1979年出口管理法》，该法案的颁布与当时国际上核不扩散的诉求相呼应，提出将对造成潜在军事威胁的出口行为进行管制。同时该法案奠定了BIS管理美国的军民双用商品以及软件和技术的出口、再出口的权力。该法案于2001年过期，由于缺乏两党共识而陷入僵局。2018，国会在对《1979年出口管理法》 更新的基础上，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该法案将维护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管控合二为一，并将出口的多边管制和军民双用物品的管制相互合并。总结来说，从1917年到2018年，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演变中不变的逻辑是其政策诉求在于维护国家安全，而近年来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也成其国家安全利益的政治措辞。

三、涉华出口管制的目标和动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和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

在涉华出口管制上，不论是2018年通过的ECRA还是白宫相继发布的行政令，美方措辞都直言不讳地指向“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军民融合战略(Military-Civil Fusion, MCF)。一方面，紧跟ECRA法案其后的是BIS罗列的一系列技术限制清单，在最新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C)的问题简报中，这些技术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中提及的优先发展领域几乎重合，包括生物制药和高科技医疗器械、新一代 IT 集成电路、太空与航空、海事设备和高科技船舶、高端计算机和机器人、先进铁路运输装备、添加剂制造、先进的监控技术、新能源及节能汽车能源设备、农业机械、新材料。不难窥见，出口管制将作为美国应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武器。

另一方面，中国在2015年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科技兴军”，引发美方强烈反应。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称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安全隐患之一”。特朗普政府以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对美国构成威胁为由，打击华为等企业，限制中国留学生。应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除了对军民两用核心技术的出口加以管制以外，一系列由总统签署的行政令直接在投资上加以限制，明令禁止了美国投资者购买被认定是“中共军工企业”公司所发行的证券。今年6月3日拜登签署的行政令E.O.14032中，其中三大变化值得关注：其一，扩大范围，限制的公司不再仅与军工相关，若涉及监控技术也将被管制，管制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更是上升到捍卫人权的高度;其二，延长期限，这点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争取更多时间，因而为制裁提供更多灵活性和可执行力;其三，调整执行部门分工，加大了财政部的作用，投资禁令的管辖权从特朗普时期的国防部移交到财政部。

四、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争议和挑战

美方出口管制政策体系的横向发展，将持续受到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受众上而言，和平年代下的出口管制扩散性地面向潜力的竞争者，不仅中国、俄罗斯、古巴面临管制，欧盟也难逃美国的域外制裁。实体清单2020年数据显示，一千多家来自76个国家地区的企业被制裁，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大陆企业高达260家。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遏制打击达到一个高潮，然而特朗普的策略饱受争议：过度强调美国优先损害同盟联系，欧洲智库MERICS认为欧洲对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有效性持有怀疑态度，并持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态度。此外，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出口管制更像是短暂性的战术打击而非长远耐受的宏观战略，不利于美国国内创新和长期发展。2021年拜登上台，拜登倡导多边主义，有将出口管制作为宏观战略的发展倾向，同时对特朗普时期遗留的政策弊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然而，由于出口管制模糊了国内利益和对外政策的边界，将更多利益相关者牵扯其中，出口管制在美国国内面临争议和挑战。一方面，出口管制影响美国自身的市场份额、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以及新核心技术的合作研发。此外，出口管制也可能会加速其他国家的技术本土化。另一方面，不同部门间的合作模糊性对出口管制政策执行力度造成影响。在2021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的最新报告中，BIS数年来在定义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延迟就被诟病。BIS在针对新兴的和基础的技术的表述不清将牵制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执行力。此外，尽管对于技术、企业有出口管制，但目前美国仍缺乏综合的投资限制，这将成为潜在漏洞，使得其他国家涉军企业依旧可以进入美国市场筹集资金。

结语

美国的出口管制手段渊源已久，目前大国竞争的国际格局中，中国成为其重点管制的对象。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持续将出口管制武器化、战略化，其本质在于维护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绝对霸权。然而管制并非制止，对于中美双方而言，科技战的机遇与挑战将并行不悖。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5

旧文章ID：25300

作者：王晨光  来源：国观智库

拜登政府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不仅继续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围堵，而且沿袭并放大了民主党惯用的价值观外交，大肆操弄民主、人权等议题向中国施压，张口闭口“联合自由民主国家”“维护共同的价值观”“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极力渲染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分量。

因此，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演变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之争。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杰出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保卫民主联盟”联合主任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因素。当前美中战略竞争不能只关注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因素也必不可少。鉴于中国“对内专制、对外支持威权的行为”，民主价值观是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可被充分用来动员国内力量、巩固国际联盟，进而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连续发表文章称，当前美中竞争的核心在于以哪一方的偏好塑造国际秩序，即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关注个人权利的秩序，中国则倾向于建立奉行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干涉主义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秩序。中国的主张对“非民主国家”具有吸引力，但其一系列“威权主义行为”遭致不少国家的疑虑。所以，只要拜登政府及时重振民主制度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长期看自由主义价值观会取得胜利。

不过，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并建议拜登政府减缓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如外交政策研究所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撰文称，冷战是美苏意识形态之争，但当今世界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并非美中竞争的主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没有国家会因观念差异放弃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也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价值观目的之上，因此美国应更多关注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动作。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撰文称，拜登政府以“民主对抗专制”为基调的外交政策存在战略性错误，不但无益于遏制中国，反而会推动中俄联合，甚至可能削弱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美国应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界，一面联合欧洲盟友努力拉拢俄罗斯“向西”，一面与中国就具体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康奈尔大学教授托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等撰文认为，把美中竞争视作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决弊大于利，可能会夸大中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进一步削弱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有效接触。拜登政府可以捍卫民主价值观，但不必把意识形态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重点，而应努力重构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让中国参与其中。

可见，关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否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战略界尚未形成共识。支持者主张美国应进一步祭出“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大旗，抢占“道德制高点”、化身“正义代言人”，联合全球“民主国家”遏制和孤立“不道德”“不正义”“不民主”的中国，并相信美国会像赢得冷战一样赢得对华竞争的胜利。反对者主要是对近年来西方制度的严重衰落和美国价值观外交的糟糕表现信心不足，认为拜登政府对华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竞争不太现实且显得狭隘，若操之过急、用力过猛可能露出更多破绽和把柄，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论持何种观点，其实都没把意识形态视作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是视作对华竞争的一个由头或手段，分歧在于将意识形态作为主攻方向是否可以更好实现对华政策目标。因此，面对拜登政府花样翻新的意识形态攻势，可以说意识形态之争正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不能说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或本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进一步看，拜登政府大幅提升意识形态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戏份，绝非是想在“理”上评个孰优孰劣，而是要在“力”上争个你死我活。为突出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拜登政府摆出了一副意识形态“挂帅”的姿态，将意识形态嵌入经贸、科技、基建等领域，大谈“民主供应链联盟”“民主科技联盟”“民主国家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但若细品不难发现，其中的“民主”字眼其实是对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的粉饰，真正目的无不指向减少供应链对中国依赖、加强对中国高科技封锁、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等现实利益。再者，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为何之前几十年可以较妥善处理而现在不能?当今世界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多的是，为何单单把最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真相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忌惮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视中国为“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竞争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拜登政府对华大打意识形态牌，不过是为蓄意挑衅和“群殴”中国找来的一块遮羞布。而鉴于美国软硬实力江河日下以及西方国家间离心离德，其遏制中国崛起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4

旧文章ID：25299

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李岩(Li Yan)，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自1月20日就职以来，拜登执政已近半年时间，其主要内外政策业已逐步展开，开局总体平稳并有所建树。但美国政治社会中的深层矛盾亦开始显现，并将极大制约拜登任内的施政成效。

从国内施政看，拜登将应对疫情、重振经济、确保社会平等、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四项施政重点，这些重点领域目前均有成效。拜登上台伊始便采取一系列措施聚焦应对疫情，目前美国疫情形势总体得到控制，每日确诊人数从高峰期的20万降至2万左右。疫苗接种进度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成年人口接种率接近60%。疫情形势的明显好转为美国社会重新开放奠定了基础。经济方面，拜登推出多项针对疫情的刺激计划，带动国内消费和企业投资明显增长，美国经济开始迈向正常运转。第一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增长6.4%，二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期大概率会更高。在解决社会平等问题上，拜登执政也着力甚多，成效有待观察。当前阶段，拜登的注意力主要是困扰美国几十年的种族问题，同时寻求扭转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拜登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以及2022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不仅寻求经济增长，更重视确保“增长的公平性”，重视政府对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拜登组建白宫气候政策办公室，任命气候变化总统特使，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内外政策框架。在上述机制性变革的基础上，拜登对内拟定了耗资数百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发展计划，提出到2035年实现100%清洁电力和汽车的宏大计划;对外主持应对气候变化的线上峰会，提出2030年碳排放减半的承诺。上述政策进展如何虽仍待观察，但“气候新政”大幕已然拉开。

拜登对外政策布局也已清晰，恢复美国国际影响力作为施政重点，其成效较之国内政策更显亮丽。特朗普执政四年的破坏性影响，加之新冠疫情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加速冲击，使美国国际影响力遭遇空前挑战。面对如此背景，拜登重拾“外交优先”路线，聚焦改善同盟关系，重返多边组织，谋求重塑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根基，宣示“美国回归”。拜登在印太地区强化与日韩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续推“四边机制”，实现美日印澳首次首脑会晤。通过参加美欧峰会、G7峰会、北约峰会等系列外交动作，改善与欧洲盟友关系，稳住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盖洛普近期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在主要同盟国家中的“受信任度”明显提升。同时，拜登重视多边机制作用，不仅重返《巴黎协定》、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机制或组织，更借助“共同价值观”、“供应链安全”、“国际规则”等旗号，在不同领域组建小多边机制，推动“志同道合国家”和合作。这些做法达到了修补美国形象的初步作用，也体现了拜登外交的进取特征。

在拜登上述外交布局中，中国因素成为其政策推进的重要牵引力。正如拟议中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所显示，中国因素在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布局中无处不在，对华战略竞争也成为美国两党对外政策的最大公约数。从3月布林肯阐述对华“竞争-合作-对抗”观，到5月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斯坦福大学研讨会宣称“对华接触结束”，以及国防部“中国工作组”近期完成对华政策评估等事态看，拜登政府的对华定位及基本政策框架已然清晰。围绕中国因素推进全球战略布局，通过落实全球战略带动对华战略竞争，成为拜登对外政策重要特征。在此影响下，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轴的大国关系态势可能经历新一轮调整嬗变。

拜登内外政策的推进，不可避免仍会遭遇美国国内各类矛盾的深刻制约，“美国回归”外交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也势必面临不少挑战。拜登一系列“去特朗普”色彩的国内政策已经遭到共和党猛烈抨击，两党围绕选举权、基建法案、预算等议题的纷争逐步激烈。对急于解决国内问题的拜登而言，两党矛盾仍是其执政的长期制约。同时，民主党内进步派势力千方百计寻求塑造拜登政策议程，这也会约束拜登谋求两党团结、进而“做强美国自身”(build back better)的总体规划。就内外政策联动性而言，一旦拜登推出的基建立法等重大议程无法在国会过关，财政刺激对经济的副作用突显，凡此国内政策的潜在风险也会拖累拜登对外政策的实施。此外，拜登重拾民主党“老套路”对付中国、改善同盟关系等举措，亦面临国际格局世易时移的重大考验。在聚焦共抗疫情、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大势中，离岸制衡、价值观外交、排他性“小圈子”等美国惯用手法愈发显得不合时宜，更难具有长期的政策吸引力。

原文标题《拜登执政的深层挑战正在显现》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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