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松岭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朱松岭(Zhu Songling)，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6月6日，美国三名跨党派参议员乘坐美军C-17运输机窜访中国台湾，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那些期待利用这一事件叫板大陆、测试大陆底线的人有些失落，难道精心炮制的事件就这样落幕?难道大陆就是用这样的措施应对1979年后美国参议员首次乘坐军机访台?

首先，这一事件的解读可大可小，因为存在太多模糊空间。一是，1979年之后美军运输机到台不只一次，但每次都有救灾或者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形。这次机上乘坐一名残障参议员，从人道主义立场解读在尺度之中，进一步上纲上线亦无不可。二是，美国参议员访台不是第一次，与台当局领导人会面也不是第一次，每次中国都向美方释放“坚决反对”的明确信号，此次也不例外。但若解读尺度再大一点，采取的措施再严厉一点，亦在预料之中。三是，这次美国参议员访台带去捐赠疫苗的信息，虽然有与大陆叫板的成分，但也有人道主义因素，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抗疫是第一位的，表明态度、亮明底线之后，临时不采取进一步措施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前夕，恐怕这也是中方反应方式相对克制的原因。党的百年大庆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大事，也是中国人期盼和精心准备许久的大事，庆典不闹事、不惹事，不扩大事端，是中国的传统。用庆典回顾历史、肯定现实、展望未来，用庆典凝聚人心，是中国政治的重要方式。庆典的重要性西方人未必理解，如何对待和运用庆典也是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表现。但克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美国参议员乘坐军机访台不重要，没有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

第三，美台经常用这类手段测试大陆底线，是一种非常无聊的游戏，但积累多了非常危险，必然招致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质变。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些政客最喜欢炮制类似事件，借以表达美台关系的牢固，并通过炒作此类议题转移岛内民众对执政不利的不满，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也喜欢参与类似事件，以博取知名度和利益。美国和岛内部分政客从长期操弄这类事件中尝到甜头，不断加码表演，以为中国大陆只会口头抗议，这是大错特错，是不了解中国政治，是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宣示对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也就是不会轻易采取断然措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岛内部分政客妄图借中美博弈大局搞“依美谋独”，不断游说美国政客，希望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了解台湾问题来龙去脉的政治人物也日渐凋零，唆使政府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力量不断抬头。中美两国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中国会根据中美关系大局确定相关政策，但如果不断挑战中国大陆民众的耐心，挑战中国政府的宣示和尊严，必然招致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也会蒙受损失。

原文标题《如何看美国参议员访台》

来源时间：2021/6/26   发布时间：2021/6/26

旧文章ID：25297

作者：陶文钊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跌入了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于是，一些美国学者便认为，两国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特朗普给拜登新政府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也有少数中国学者多少附和这种看法。笔者不认同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

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没有的。这里的依存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类是非经济的。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真正起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5390亿美元。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达16%，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为14.1%。[1]特朗普当政以后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这没有能够扼杀双边的贸易关系,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59.7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上年增长10.0%。其中，美对华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8.4%;美自华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2] 2019年有所下降，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双边贸易又逆势回升，比上年增长了8.8%，达4.06万亿人民币。[3]特朗普政府一再鼓吹中美“脱钩”，但响应的美商寥寥无几。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脱钩”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是否“脱钩”是要由企业来做主。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然将中国消费者视为巨大的机会。在华有生产经营活动的200家企业中，超过七成的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只有3.7%的企业表示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而且是些比较小的企业。[4]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5]这种经济纽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当时两国的贸易额极其微小。

多边的经济相互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在美国爆发，很快波及全球。美国高官直接给中方领导人打电话，希望中方合作，同舟共济成了当时美国高官的口头语。中方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与美方及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抵制保护主义，使危机没有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美国也从中国的贡献中获益匪浅。

当今中美之间的非经济相互依存是常常被忽视的，实际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是“与国际接轨”。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合作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抗击SARS、埃博拉、新冠疫情等流行病、在达成和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胜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冷战时期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苏联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苏在安理会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合作。当然也不能说美苏完全没有合作。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在军备控制方面。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把军备控制提上了日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武器)，这是两国最主要的相互依存了，这与当今中美的相互依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惜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已经把这些军控机制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

冷战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是集团或“阵营”之争。

从意识形态之争看，首先，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死之争。美国认为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苏联认为美国要“消灭社会主义”，几乎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其次，两国都动员起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服务，美国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政治精英无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6]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就危言耸听地说：共产主义“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杜鲁门利用美国人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日后的麦卡锡主义。[7]

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与冷战时期美苏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不同。首先，中国没有“传教士”的使命感，没有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别国的欲望与传统，中国奉行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倡的是：“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8]2013年中国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把“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中方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一点，美国有识之士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讲话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9]第三，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外援助也不附带政治条件，在实行“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国欢迎所有沿线国家加入进来，与中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并努力实行与各国自己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完全不以意识形态来区别亲疏远近。至于蓬佩奥之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丑化中国，只能说明他们人到了21世纪，思想却还留在冷战时代。

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

美苏冷战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竞争，在欧洲是华约和北约，在全球是两个阵营，美苏是两个集团的头。集团的利益高于集团个别成员国的利益，成员国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双方是全面的对立和对抗，对国际事务的表态也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可不是这样。诚然，美国的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它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但现在的盟国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盟国，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当年德国、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的两件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中欧结束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是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国。通过RCEP， 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还将积极努力与日、韩达成三边的自贸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是一个全面、平衡、双赢的协定，也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一个很好的展示。虽然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协定后续进程出现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双方利益是各方共识。据比利时智库布鲁塞尔研究所5月2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201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超过23%。[10]欧洲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只会增强，不会削弱。可见，不论美国哪届政府，要想组织一个所谓“民主联盟”“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国，谈何容易。

至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11]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新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有如下特点：第一，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第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第三，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强调互利双赢，给彼此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第四，坚持开放合作，不是排他的，不针对第三方，一个国家可以是多国的伙伴。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又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这与冷战时代的集团外交完全不同。

总之，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对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是误导性的，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两国关系。

相向而行，重建中美关系

在过去七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得到了二十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帮助营造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但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全面的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非重建不可了。其次，二十多年来，中国、美国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重建要充分考虑新的形势和现实。第三，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对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章可循，不能无规则地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管控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双方要就管控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虽然美国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不同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新政府在行事方式上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不可预测，翻来覆去。从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发出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两国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原文载《前线》2021年第6期。

注释：

[1]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 吴心伯主编：《 中美战略关系报告 · 2015》， 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概况》，2018年3月7日发布，https://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80307/162447119223_2.shtm

[3]《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2021年1月14日，https://money.163.com/21/0114/11/G0A4S04600259DLP.html

[4]澎湃新闻：《 上海美国商会报告：七成受访企业表示不会将生产环节迁出中国》，2020年9月9日，https://www.sohu.com/a/417296764_260616

[5]杨洁篪：《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4月29日。

[6]章百家、牛军主编：《 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7]沃尔特 · 拉菲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65页。

[8]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1997年11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8年版，第68页。

[9] Robert Zoellick, “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 2005,

[10]《欧洲议会冻结中欧投资协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了!》， 《环球时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422204876875132&wfr=spider&fpr=pc

[11]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 王泰平主编、张光佑副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第7页。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4

旧文章ID：25294

作者：吴正龙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的《202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美国遏华法案的“汇编”。该法案长达1400多页，包括“芯片和开放式无线接入网 5G紧急拨款”、《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相关条款”、《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其他事项”等六个部分。法案运用国家权力的全部领域，包括科技、外交、军事、贸易，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系统性的竞争，以图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巩固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这标志着美国正通过立法形式开启全面遏华时代。

接下来法案将移交众议院审议。虽然还会有争持、增删、延宕，但法案遏华主要内容不会改变。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是大概率的事。

该法案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

一是加大创新投入，全面提升美国科技竞争力。包括拨款500多亿美元以增加半导体及通信设备生产;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半导体、量子科学等十大关键技术领域研究;在2022-2026财年，向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技术与创新学部”拨款290亿美元，用于大学技术中心关键技术重点领域的研究;奖学金和学术奖金;推动学术机构的技术转移;建立与运行合作平台;关键技术研发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传统部门将在未来五年获得总额520亿美元预算。法案的这些规定，意在占领关键技术领域制高点，将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研发远远抛在后面，继续对中国实行要害技术的封锁。

为防止高新技术外泄，法案要求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研究安全与政策办公室”，负责协调所有研究安全政策问题，将针对盗用知识产权和破坏网络安全的制裁手段具体化。此外还包括禁止联邦雇员参与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禁止参与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研究人员申请联邦研究经费，确定中国生产的光传输设备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等。

二是展开全方位的对华竞争。在全面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基础上，法案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外交、经济、军事、价值观工具抗衡中国，以图削弱或延迟中国发展的势头。

在外交上，法案重申强化印太安全伙伴关系，特别是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边机制”;加大印太军事援助力度，实施装备及舰艇转让;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以及大洋洲全线应对中国的挑战。在经济上，法案要求商务部制定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清单和中国政府补贴清单，审查出口管制物品清单，并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更多的出口管制措施;全面审查美国供应链薄弱环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发展方案。在军事上，法案强化与盟友在军控领域的协调合作;监控中国海外军事设施;定期报告中国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飞行器、巡航导弹、常规力量、核力量、太空力量、网络力量以及其他战略领域的建设发展情况。在意识形态方面，规定从2022年到2026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以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力。

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宣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部分”，并认为“美台官员互动不应有所限制”，美国政府在与台湾“政府”交往时应当采取与其他国家政府相同的方式;在2022年财年拨款1000万美元支持香港“民主”;针对新疆问题对华实施制裁。

作者针对该法案的几点看法是：

第一，法案的指导思想是全政府思维。法案涉及几乎所有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为其规划了创新和竞争中应承担的任务和使命，指出未来几十年美国必须阻止中国在印太建立区域“霸权”，必须确保联邦预算满足对华竞争战略的需要。

第二，法案使科技成为中美竞争的另一个主战场。为赢得科技竞争的胜利，法案提出的主要措施便是加大对美国科技创新的投入。按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法案发起人舒默的说法，该法案“将快速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是几代人以来对美国创新和制造业最重要的政府投资之一”。此外，法案还通过产业链重构、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制裁力度、对中国企业实施敏感高科技产品断供等措施，打压并削弱中国科技发展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促使中国产业链持续处在中低端水平，迟滞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如果说贸易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竞争的主战场，那么科技可能成为拜登政府为与中国竞争而开辟的第二主战场。

第三，法案是美国遏华战略“实用大全”，不但包括原则性表述，还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包括各部门如何协调配合、运作金额、监督检查、进度时间表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第四，法案将产生反噬效果。出于推动立法程序的需要，法案妖魔化中国，渲染“中国威胁”，通篇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企业的恐惧和担忧。美国政客的这种短视的、不负责的做法将产生反噬效果，进一步煽动种族主义，撕裂美国社会，助长反华和反亚裔的仇恨犯罪，引发美国社会进一步动荡和不安。

第五，法案违背公平竞争原则。法案采取双重标准，一面指责中国对企业实施补贴，要求美国商务部制定中国政府补贴清单，另一方面又拨巨款支持美国半导体企业，充分说明美国的霸道和虚伪。此外，法案还规定美国基础建设项目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基建材料，将同类外国产品置于被歧视的境地。这种“美国优先”做法是十足的保护主义，它将扭曲全球市场，助长不正当竞争，扰乱全球供应链。

第六，中国应防止被美国带节奏。拜登上台后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政策，在有些方面甚至走得更远。拜登鼓吹对华“极端竞争”，近来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些做法与法案一唱一和，如拜登指示情报部门对新冠疫情溯源展开调查，签署行政命令将禁止所有美国企业同中国公司进行商贸合作的黑名单从44家中国企业扩展至59家。不久前美国三名参议员还乘军用运输机窜访台北。

与美方“应该竞争的竞争，可以合作的合作，必须对抗的对抗”这一说法相反，我们看到的只有竞争和对立。其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楚，拜登如果放弃对华强硬立场，就会失去中间派和右派的支持，失去其预算案、基础设施投资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机会，失去在明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拜登没有修改的动因。我们不应对拜登政府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而应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双方可坐下来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避免中美关系滑向冲突。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4

旧文章ID：25293

作者：海德林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理查德·加瓦德·海德林(Richard Javad Heydarian)，菲律宾学者，著有《亚洲新战场：美国、中国，以及对西太平洋的争夺》。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前往亚洲参加2017年APEC峰会时感叹道：“(该地区)是美丽国家组成的星座，每个国家都是闪亮的星星，却没有一颗卫星。”他在越南岘港的阿里亚那会议中心发表备受期待的演讲，表示他将致力于扩大与该地区的战略关系，同时会与较小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相互尊重。

几天之后，美国总统前往菲律宾参加东盟峰会。特朗普是奉承大师和天生名流，他巴结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与北京修好的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为了取悦这位同是民粹主义者的东道主，特朗普典型地挑选最高级词汇来描述他与这位东南亚领导人“棒极了的关系”。

然而没过多久，特朗普的敦厚友好和战略奉献精神就全部化为海市蜃楼。这位美国前总统没有出席后面的东盟年度峰会，而是派出越来越初级的替代者参加地区峰会。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却确保了与会代表的高级别，欧盟和脱欧后的英国也加紧对东盟示好。

难怪对于前副总统、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的乔·拜登获胜，整个东南亚地区给予了善意和乐观的欢迎。今年早些时候,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问题研究所发布对地区政策精英和意见领袖的最新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美国的“信任评级大幅上升了18%，出现令人惊讶的回转”，而“负面评级的趋势也被扭转，从2020年的49.7%下降到2021年的31.3%”。

随着资深外交官和政策专家重返华盛顿，东盟国家期待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但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基本忽视了东南亚国家，反而加倍重视与西方盟友以及印度、日本和韩国的战略关系。美国人在战略上的势利，更加强化了它与东盟之间深刻的地缘政治裂痕。

被忽视的历史

东南亚的历史创伤印记很深。整个冷战期间，该地区是超级大国对抗的终极战场，最后迎来的是中南半岛的残酷冲突和群岛国家无数的叛乱。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东盟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并为大国之间的制度化对话搭建了多个平台。

很快，这个由形形色色中小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甚至宣扬起它在塑造21世纪亚洲安全架构方面的“东盟中心地位”。但在现实中，东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可能仅靠它的内部协调、资源整合和战略远见来获得，尽管这些因素都是值得称道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组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大国对它的认可和尊重，尤其是美国。但东盟一直难以从冷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足够承诺。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比尔·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抛弃了东南亚国家。更糟的是，华盛顿疏远了泰国这样最亲密的东盟盟友，而与华尔街站在一起，支持IMF对陷入困境的地区经济体进行既激进又严重破坏稳定的干预。

小布什政府也没好到哪里去，它基本上无视东盟，转而支持在中东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更差劲的是，共和党政府向该地区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加入其错误的“全球反恐战争”，最终疏远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领导人。

巴拉克·奥巴马作为“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试图结束对这个重要地区在战略上的忽视。从一开始，民主党政府就暗示其外交政策取向有重大转变，它将从中东等旧有冲突战场脱身，同时让美国全面“重返亚洲”。

为此，奥巴马将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亚洲国家定为他的首批重要出访目标。此外，他还通过任命常驻东盟代表、签署《东盟友好合作条约》、推动印尼成为全球伙伴和G20国家、发起旨在促进中南半岛地区发展的“湄公河下游倡议”、邀请多个地区国家加入TPP，来大大增强与东盟的战略衔接。

至为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还监护了与该地区的前对手、尤其是越南的战略关系复兴，同时加强了与传统盟友、尤其是菲律宾的防务关系。任期即将结束时，奥巴马还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空前热络的峰会。

回到未来

奥巴马耐心、细致和专注的东盟外交是其“重返亚洲”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印迹，同时遏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复兴。

然而，他的民粹主义继任者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特朗普不仅放弃老练的对华外交手段，并通过一连串单边制裁发起毁灭性的“新冷战”，而且实际上忽视东盟，转而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下扩大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合作。

让事情更糟的是，特朗普是依靠一群空想家和外行来实施他混乱的外交政策。这对东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东盟对协议和既定外交行为模式极其敏感。

特朗普不仅多次拒绝参加东盟峰会，他的代表甚至在多个场合教训、斥责甚至威胁该地区的国家。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就威胁东南亚国家，反对它们与中国就南海达成和解性“行为准则”。在访问新加坡期间，这位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公开警告说，“美国反对中国与其他主权声索国之间的任何限制国际航运自由通行的协议，美国海军舰艇会继续在这些水域巡航”。

不久后，特朗普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公开告诫东盟国家应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这是你们的地盘，是你们的地盘。越南的反击做得很好。我想至于东盟中心地位……(该组织)应与越南一起抵御破坏稳定和影响安全的行为，”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说。他还公开斥责该地区国家没有与美国结盟来对抗中国的影响。

不管这些表态的实际价值如何，东盟国家对任何大国的说教或威胁都会深感不满。特朗普政府的失误让美国错失了一个向东南亚伙伴有效传达美国失望情绪的机会。

失望与分歧

与承认“东盟中心地位”不同，如今华盛顿似乎对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亚洲北约”更感兴趣。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上任仅几周，拜登政府就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同行举行了多次高层会议。

就职才几个月的拜登甚至主持了首次四方峰会，并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举行了面对面的双边峰会。同时，他还在最近几个月派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前往亚洲、欧洲和中东主要国家的首都访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基本上没有搭理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他的主要部长当中也无人到访任何主要东南亚国家的首都。令人震惊的是，拜登政府在其《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忽略了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条约盟友。上月，在从欧洲前往中东的途中，布林肯匆忙地试图组织一次与东盟同行的视频会，但技术故障让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官们等了45分钟才看到空荡荡的屏幕。

结果是，东盟国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被忽视感。几周前，拜登政府派遣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前往该地区，试图补偿当地伙伴国，但这次访问跳过了菲律宾和越南等主要合作伙伴。为公平起见，拜登最近与菲律宾总统通了电话，并表示他打算亲自出席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东盟峰会。

然而，恢复与东盟的双边关系需要同该地区进行更协调、更全面的接触。以全球民主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拜登，也许很难同该地区多数威权政权建立融洽的关系。不过，或许拜登最大的挑战还是说服东南亚国家加入他对抗中国的“亚洲北约”。

毕竟东盟已经明确表示，它拒绝在超级大国之间做选择。它把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伙伴，并且非常不满华盛顿对四方对话和其他“大国”集团的投入，这些投入使“东盟中心地位”被削弱。拜登政府能否克服最初的外交失礼，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同中国进行“新冷战”期间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强大的伙伴关系，还有待观察。

原文标题《拙劣的外交：拜登招募东盟对抗中国 》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5

旧文章ID：25292

作者：魏红霞  来源：浙里看美国

2021年5月15日，美国研究中心成立暨形势研讨会在浙江外国语学院举行。当天下午的分组研讨上，各位嘉宾就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及中美关系的未来各抒己见、逐层探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魏红霞在发言中提出：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能看见的，我们叫暗礁，实际上这些都是明礁。

以下为魏红霞老师发言节选：

刚才说的拜登弱不弱的问题。要注意到美国这个国家它的发起起源与自治，美国自治能力非常强，当它是弱政府的时候，看看它的社会自治能力发扬到什么程度。这一次疫情观察到一些信息，虽然我人在中国，很好的朋友会发过来一些信息，其实在很多地方社区的自治非常不错，因为现在信息那么多，就认为拜登政府挺弱，我们就很快打败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我们要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连续性，我们看美国的政策，换一届政府，特别是现在自媒体，一换届，每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就像看戏一般，甚至大街上的老太太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换届的时候不仅注意要换，政府换了以后不是说这个国家完全换了面目，从十多年前研究一直强调注意到政府政策的延续性，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有多少分歧，党派斗争有多激烈，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全部根据它的党派利益来制定政策，其实还要更顾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什么对中国的政策现在都达成这么强烈的一致，其实它的立足点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出发的。

拜登政府其实更明显，因为拜登在奥巴马时期是副总统，不但继承当时奥巴马时期很多政策，实际上特朗普遗产也继承很多，比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个就没有改变，因为是民主党更强调制度的差异，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两个闭门会议，谈着谈着，我们就谈我们要合作，美方扯了半天就说制度问题，我有一次说的比较尖刻，谈了半天遇到这个等于谈了没有意义，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不了。拜登上台以后，首先这个延续性意识形态的对立根本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

第二个对华科技封锁打击，现在我注意到，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更多的企业被列入黑名单，第十民主同盟的问题，有很多没有完全强化，第十不仅仅要在外面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这个联盟是以民主的名义，实际核心是打击中国的科技能力。另一方面美国的内部，国防部、国务院它们之间内部也形成了协调，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特朗普时期就开始着手做了。

上午沈大使提到在一些问题上美国工会通过一系列对华的法案，特别是香港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的问题上，有几十个表，这些法案不但对台湾、新疆、香港、西藏的政策没有调整，而且进一步恶化，法案是国会通过，证明两党议员达成一致才能通过，通过以后这个法案短时间废除不了。比如对古巴的制裁，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拜登政府调整的空间和余地特别小，基本上在那些方面回转的余地基本上没有，也意味着美国对华的政策更加强硬，可能将来对于中美关系是最棘手的问题。

可能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能看见的，我们叫暗礁，实际上这些都是明礁，我们绕不过去，又太多了，所以拜登政府也好，未来的影响，无论共和党之争还是民主党之争，因为这些问题，因为有立法的法案在这里，所以对拜登政府，特别是拜登时期我不是特别乐观。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5

旧文章ID：25290

作者：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4-5月合刊

“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最根本阻力，恰恰来自美国。毕竟，“美日安保同盟”是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基础之上的。而且，美国对日本的依赖越大，要控制日本的欲望就越强。对于美国而言，对日本的控制，是其在亚太的利益与地位的根本保障。”

不久前，拜登政府突然宣布放弃对北溪二号工程的制裁。尽管对俄罗斯三家公司的制裁依旧，但这一举动确保了工程的如期完成。这个似乎突兀的决定，更加明确了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对华政策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向盟国作出妥协以换取“重振”美国领导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美国定义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籍此迫使中国要么接受这一“秩序和规则”而受制于美国;要么拒绝，因而与整个发达世界“脱钩”。

一、美国对日本的妥协与收获

事实上，拜登政府此前已经对日本做出了重大妥协。这在3月16 日发布的《美日“2+2”联合声明》和4月17日发布的《美日领袖联合声明》中表现无遗。然而，仔细分析这两份声明，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得了“面子”，但日本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里子”。

首先，在钓鱼岛问题上，拜登政府改变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放弃的——在钓鱼岛问题上秉持的3条不可分割的原则：

1、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涵盖对钓鱼岛的防卫;

2、美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

3、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

但在两份联合声明中，美国仅仅重申了第一条，后两条不见踪影。更严重的是，美日在声明中不但“仍然反对”改变钓鱼岛现状，而且添加了反对“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理的单方面行动”，明确承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群岛有管理权限。

其次，自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始终坚持将解决日本被绑架人质问题作为朝鲜非核化的必要内容之一，而以往历届美国政府却与中俄韩三方保持一致，反对将朝核问题与日本人质问题捆绑在一起。但两个联合声明却完全接受了日本的一贯主张，“确认必须立即解决绑架问题。”

再次，自1995年驻冲绳美军强奸少女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军基地运动以来，美日双方一直就放弃普天间军事基地问题上纠缠不休：日方要求美军尽早将其在普天间的军事设施和训练基地转移到冲绳以外以至关岛地区，将普天间和冲绳岛东部的一部分美军训练水域“归还”日本;而美方则一直极力拖延，相互间的纠缠甚至迫使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鸠山由纪夫首相在2010年6月辞职下台。但在联合声明中，美方完全接受了日方立场，声明“在施瓦布-边野古琦基地(Camp Schwab-Henokosaki)地区和附近海域建设普天间替换设施的计划是避免继续使用普天间机场的唯一解决方案，并承诺尽快完成建设。”

最后，美日声明中专门“纪念2011年3月日本东部大地震及其余波造成的数千人丧生”。在那次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核电站泄露事故发生后，美国因援助迟缓且十分有限而招致日本朝野的不满和批评。这个专门“纪念”不仅是一份迟来的道歉，也为拜登政府支持日本将这次事故产生的大量核污水排放铺平了道路。

美方的让步，换来了菅义伟政府在四个问题上与美国的一致立场。其一，“美国和日本一致公认，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给联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其二，“强调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其三，“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和活动。”其四，“对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

二、美日声明中刻意回避的问题

美日两份联合声明中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声明中没有提及的重大问题。首先，安倍政府利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先后主导了亚太地区的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这是自日本战败以来第一次主导的两项大的国际协议。这两条协定不但极大拓展了日本完全独立于美国的对外经济交流，而且彰显了日本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的意愿、能力与影响。这在美国建制派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与担忧。毕竟，美日《安全条约》是建立在日本“非正常国家”——日本牺牲外交和安全的主权换取美国的全方位保护——地位之上的，而日本主导的这两项重大国际协议使得日本在“正常国家”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然而，尽管拜登政府曾经明确表示在“印太战略”中要加强对印太地区的经济投入，在“重振联盟”中要加强与盟友的经济关系，但在这两份彰显美日“价值联盟”的联合声明中却完全没有提及日本主导的这两项重大协议。美国在今天亚太地区的两个大的经济合作框架——CPTPP和RECP——中均无一席之地;而在其最重要的联盟成员——日本和欧盟——的《经济伙伴协定》中也被排除在外，这对一个“回来了”的美国是难以忍受的。但这份共同声明中对这两项重大协议甚至整个经济领域都毫无提及。可见日本不想让美国搭便车的意愿十分坚决。而且，经济议题在共同声明中的“失踪”彰显了日本对华政策中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相悖的巨大矛盾。

其次，日本与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长期纠缠甚至敌对，而美国在此问题上一向偏袒日本，甚至不惜派出军用飞机和舰船前往北方四岛海域为日本撑腰。但在这份声明中，对“关乎大和民族命运”的北方四岛问题上只字未提。这表明美日在对待被拜登政府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俄罗斯——的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显然，日本不愿同时与中、俄交恶，因为那将是日本的战略噩梦。同时，对俄罗斯的只字未提也显示了自美国制裁俄罗斯以来，美日在如何对待俄罗斯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

可见，美国作出的巨大让步换取的美日对华一致的政治立场，并未完全消除美日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利益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在美日共同声明的“说与不说”之间，我们可以察觉到美日在当今日本的两个重大关切——国家正常化和避免同时与中俄为敌——上非但没有达成一致，而且隐含巨大矛盾。

三、日本必须认识到，与中国为敌必然要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菅义伟政府在获得一些实质的“里子”之后，在政治上倒向美国，跟随美国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说三道四的极端错误行为，除了菅义伟本人没有战略大局观、贪图眼前利益却又不想承担责任的性格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今天的日本再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

首先，自1945年战败投降后，尽管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两次“战略机遇”，凭借外向型经济模式获得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前)。但是，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却受制于美国，长期没有完整的主权，加之美军长期驻扎日本本土，使得日本成为唯一一个至今仍然生活在“战败国”阴影下的“非正常国家”。其结果，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却始终是一个侏儒。随着世界局势由一强独霸向一强多极的格局发展，日本“非正常国家”的现实越来越成为其继续发展的瓶颈。这是自小泉首相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坚持不懈地推动“国家正常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最根本阻力，恰恰来自美国。毕竟，“美日安保同盟”是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基础之上的。而且，美国对日本的依赖越大，要控制日本的欲望就越强。对于美国而言，对日本的控制，是其在亚太的利益与地位的根本保障。

其次，如果将“非正常国家”的日本与包括曾经被其侵犯过的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太国家做一比较，更能看到日本独特的窘境。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不堪回首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殖民、掠夺的历史，但展望未来却无一不充满希望和愿景。唯独日本(尤其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在回首过去时，看到的是“辉煌与荣耀”，尽管这份辉煌与荣耀最终导致日本走上自我毁灭的军国主义道路;但展望未来，日本却不像其他亚太国家那样充满希望与愿景，而是感到艰难甚至每况愈下。这是日本国民心态普遍焦虑悲观的根本原因。

再次，就个体而言，自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崩盘以来，日本始终没有走出“消失的20年”的阴影。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未来尤其没有信心。在他们看来，日本的辉煌早已不在，他们再怎么努力奋斗也很难比父辈们过得更好。这种“好日子到头了”的失落感导致日本年轻一代普遍丧失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普遍表现出得过且过的颓废。日本年轻人不但普遍不愿意结婚生子，甚至谈恋爱都成了日益稀缺的社会现象。其结果，一方面是日本人口难以逆转的迅速缩减;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民族特性，又完全无法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开放移民。年轻一代的得过且过与社会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使得整个日本社会日益缺乏活力，进而加剧了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菅义伟代表的右翼势力不是从认真改变自己、激励社会发展中去寻求出路，而是错误地将怨恨指向迅速发展的中国，企图与美国结盟来打压中国，进而维护日本的繁荣与辉煌。

这样做非但不能改变日本的“非正常国家”地位，反而更加彰显了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小弟”角色。这不仅有悖于自小泉以来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种种努力，而且也在实质上为日本今后的发展套上了一道既重且粗的枷锁。且不说“被人当枪使”的本质就是一场悲剧，稍有世界战略格局常识的人都会看到，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当下国际局势的走势来看，日本死心塌地地跟随美国必将导致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同时为敌的局面。毕竟，中俄两国不仅历史上与日本积怨。而且，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中俄两国都绝不会容忍卧榻之侧存在一个死心塌地跟随美国的日本。诚然，中俄一再声明两国达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如果美日同盟将矛头明显指向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和“最危险的敌人”俄罗斯，那将只能迫使中俄两国联手反制。一旦形成这样的局面，对日本必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毕竟，美国无论如何扶持日本，都不能改变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关系，更不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势头。形势比人强。对此，日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历史代价。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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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圣荣 赵祺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3期

作者：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暨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以整合地区战略力量、遏制中国崛起为目标的“印太战略”一定程度上已实心化和常态化。美国在安全层面正在加紧打造“亚太版北约”;经济层面加速拼凑排斥中国的全球经贸体系;外交层面企图构筑联合制衡中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这些举措恶化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安全环境;将抬高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有可能削弱中国-东盟的信任基础。东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主要受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南海问题等因素影响。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可考虑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力度、加快推动落实RCEP、助力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多边化。

【关键词】中美博弈印太战略中国-东盟关系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期间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下简称“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区域化倡议，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目的在于促进中国与沿线参与国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互鉴。[1]但美国将这一倡议视为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力、重塑印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战略工具。随着中国-东盟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的推进和落实，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感到极为焦虑。因此，特朗普政府极力推行“印太战略”以反制“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拜登政府上台后，总体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并加大了与盟国的合作，提出建立“民主国家联盟”，以对抗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威胁”。[2]尽管中美都认可彼此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朝鲜核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但鉴于美国内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短期之内中美关系难有大的转圜余地。因此，美国“印太战略”将会继续常态化。应对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仍将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之一。[3]目前国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印太战略

一、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的继承与发扬

特朗普任期内积极推动制定和实施“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为进一步实现大国竞争的“可操作化”，其将“印太战略”作为重要依托，加大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反制。经过三年推动，美国“印太战略”在安全、经济、外交三个支柱上的机制建设和具体举措逐步实心化。拜登上台后，从首次外交政策演说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竞争对手”，到参加G7峰会商讨联合制华，再到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描绘为唯一“潜在竞争对手”，显示拜登政府将全面继承特朗普“印太战略”这一政治遗产。

(一)安全层面：打造围堵中国的“亚太版北约”

首先，升级并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2007年8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期间，美日印澳建立了非正式的四国对话机制，但后因澳大利亚退出该机制暂停。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重启。特朗普任内该机制议题不断扩展，规格显著升级，共举行四次高官会议和两次外长会议;[1]特别是2020年3月，美国借抗疫之名，联合越南、韩国和新西兰举办了“四国机制+”副外长级视频会议，拉拢周边国家围堵中国的意图凸显。拜登政府上台后，四国对话机制进一步扩展议题，并将其规格提升为领导人峰会。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领导人在首次视频峰会上表示将共同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并启动新冠疫苗联合生产项目，确认将于2021年底举行线下领导人峰会。此次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展现四国团结，且证明其已达成共同的“新冷战目标”——全面遏制中国。

其次，改变搅局南海策略，强调集体行动。经过中国-东盟国家多年的协商和沟通，南海问题已趋于缓和。特朗普任内，美国通过“印太战略”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制衡中国。[1]一是联合日澳等盟友否定中国南海主权，拖延南海问题解决进程。如2020年7月,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曾发表“南海政策声明”，否认中国对美济礁、仁爱礁、曾母暗沙等岛礁的主权及在南沙群岛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权益主张。[2]二是拉拢日澳等盟友开展炮舰外交，制造地区紧张局势。2020年7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演习。[3]拜登执政后，美国开始以集体方式介入南海问题，联合德、法、英等多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破坏南海稳定局势。2021年3月18日，美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南海和东海研究报告》，规划美国的南海战略目标，其核心即强化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构架，防范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霸主”。

最后，延续冷战思维，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美苏对抗的重要驱动力。[5]特朗普任内美国仍抱守冷战思维，其政府官员和媒体不断深化对华“叙事之战”，以遏阻和推回中国“魅力攻势”投射。2020年7月23日，蓬佩奥发表演讲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正侵蚀、颠覆自由社会建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对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战”。[6]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极力将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并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防疫援助称为“外交攻势”，极力污名化中国。拜登上台后，美国仍不断抹黑中国。2021年3月16日，美日“2+2”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不符合现有国际秩序，给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带来了挑战。

(二)经济层面：加速拼凑排华的全球经贸体系

在实现安全领域的制度化和军事化安排之后，美国加速拼凑排斥中国的全球经贸体系。其一，不断污名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特朗普任内，美国利用在国际媒体上的舆论优势，将经济问题安全化，抨击和炒作“中国投资模式致使沿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中国已成为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安全风险来源，其投资和融资项目绕开常规的市场机制，导致低标准与债务积累”。[2]拜登上台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发布了《2021年贸易议程》和《2021年国家贸易估算报告》，指责中国是造成钢铁、铝和太阳能等行业产能过剩的“世界头号罪犯”，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中国制造2025”政策支持国企，以实现占领全球市场份额的既定目标。

其二，继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替代性选择。特朗普任内，美国设立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标准、规则和平台，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2018年7月，美国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网络(ITAN)，致力于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基础设施项目交易咨询服务，以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1]同年10月，美国通过《建筑法案》，将国际开发署(USAID)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合并为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DFC)，促使美国的基础设施融资能力翻番，达到600亿美元，为美国联合日、澳启动的“蓝点网络”实施提供有力保障。[2]拜登上台后，美国或将加大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加快执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网络”“亚洲通过能源促进发展和增长”“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三，持续打造“去中国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作为美国对华竞争的外延部分，打造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深度剥离，是美国拼凑排斥中国全球经贸体系的重要路径。为此，美日印澳积极鼓励企业迁离中国。2020年4月，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库德洛表示，将为愿意迁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支付搬家成本。[3]日本政府同样鼓励并资助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美日还声称要帮助其企业迁移至印度，印度政府则联系了1000多家美国企业，提出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这些企业的海外分支，其重点领域是医疗设备、食品加工、纺织、皮具和汽车零部件制造等。[4]与此同时，美日印澳还积极加强产业政策协调。2020年9月，日、印、澳三国制定了“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1]，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另外，美国还利用“五眼联盟”和“D10联盟”[2]等多边机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封锁和产业链的“去中国化”。拜登政府为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试图通过多元化供应链来实现美中产业脱钩，如美日印澳四国将在生产技术、开发资金、国际规则等方面加强合作，以确保稀土供应链安全[3]

(三)外交层面：构筑联合制华的“民主国家联盟”

基于共同利益，美国持续将印度打造为制衡中国的“桥头堡”。特朗普任内美印军事安全合作突飞猛进。2016年8月美印签署《后勤交流协定备忘录》(LEMOA)。[4]2018年9月美印首次启动外交与防务“2+2”会谈，并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ISMOA)。[5]2020年10月，双方再次签署《地理空间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6]，促使两国的安全合作更加紧密。拜登上台后，印度成为继日、韩之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出访的第三站，美国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的前瞻性国防伙伴关系”，并强调美印关系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堡垒”。

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继续拉拢东南亚国家围堵中国。特朗普任内，除了继续巩固与泰国、菲律宾等的军事同盟关系外，还积极拓展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安全伙伴关系。[1]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国内立法，使其与东盟国家在军事援助、演习、交流，以及海上安全和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法理化，以抵消中国在东南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或将继续扩展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和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YSEALI)、“富布赖特美国-东盟访问学者计划”和“美国 -东盟实习计划”等[2]，扩大双方的文化联系，培育亲美势力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依托美国-东盟峰会、湄美伙伴关系等多边合作机制，继续深化美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与中国展开地缘战略竞争。

基于共同价值观，积极调动欧洲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特朗普任内，美国积极劝说英、法、德加入其“印太战略”。2019年1月，英国“阿盖尔”号护卫舰与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海进行首次联合演习。

这也是英国首次在南海直接与中国进行对抗。[3]5月，《法国印太防务战略》报告出台[4];2020年10月，德国也出台了其《印太准则》。[5]尽管欧洲国家对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崛起的认知不尽相同，但都蕴含打造多极化国际秩序、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意图。拜登执政后，美国和西方盟友直接利用新疆问题进行政治操弄，抹黑中国和平发展形象。2021年3月22日，欧盟公然打破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而美、澳、加拿大也立即跟风。[1]总之，在当前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持续遏制和打压中国崛起的势头难以转圜。

二、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中美进入博弈加剧的新时代，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地位再次凸显。美国企图以其“印太战略”对冲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防止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倒向中国，阻滞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较为稳定的周边战略依托，护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

(一)美国“印太战略”导致东南亚地区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美竞争加剧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风险增大。在中美包容性竞争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在中美之间维持关系平衡，为自身赢得了较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新加坡作为地区小国，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与中国积极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安全层面不断深化与美国的合作。但随着中美两国在各领域对抗加剧，多数东南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战略空间正在被压缩，使得东盟内可能出现“美国伙伴关系国”与“非美国伙伴关系国”对立局面，一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如在5G建设上，如果中间立场消失，东盟国家可能别无选择。

南海局势不可控因素增加。特拉普任内美国通过“印太战略”搅局南海，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2020年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达到历史之最，多次进入我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悍然对中国领海主权进行挑衅。[2]美国在南海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中国的海洋权益构成直接挑战，还助长了域内相关国家浑水摸鱼的心态，它们借机频繁炒作南海问题。尤其是美国军舰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愈发频繁，中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加速上升。如2018年9月30日中美两艘快速行驶的驱逐舰“兰州”舰和“迪凯特”号，竟然在南沙海域相隔41米的近距离相遇。[1]此外，美国还采取武器销售和援助、培训军事人员、加强联合军演等方式全面强化菲律宾、越南等盟友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军事能力。这些举措都将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和法理化，给南海局势增加了诸多不可控因素。

东南亚地区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特朗普任内，美国在东南亚大力开展军事外交，导致多国军费开支上涨，东南亚地区进入逆裁军状态，军备竞赛日益激烈。按绝对值计算，东盟国家的总国防开支在过去15年里翻了一番，印尼、泰国等国的军费开支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2]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大量购买新的护卫舰、坦克、直升机、战斗机和潜艇等军备。过去10年越南的武器进口增长了近700%，使越南从全球第43跃升至全球第10大武器进口国。[3]尽管军费增长并不能改变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平衡，但一定程度上会使地区军事冲突的风险加剧。

(二)美国“印太战略”抬高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

东盟国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期待值下降。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响应。但2018年初以来，东盟国家的相关政策发生改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斯里兰卡债务危机，加之西方舆论编织的“债务陷阱论”，让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援助的利弊，对“海上丝绸之路”项目进行审查。如缅甸部分官员对中缅共建皎漂港项目的态度发生变化，开始进行严格审查。经过艰苦谈判之后，两国最终在2018年11月成功签署框架协议，但第一阶段的投资金额从70亿美元缩减至13亿美元，原计划建设的10个泊位也缩减至2个。[1]可见，美国不断污名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使东盟国家对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变得犹豫不决。

东盟国家参与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减弱。基础设施建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重点。因此美国也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投资、设定相关标准、提供替代性项目，稀释和对冲东盟国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求。如美、日、澳三国合力推出的“蓝点网络”计划，通过制定印太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标准”，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标准压力”[2]，从而使东盟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更加谨慎，甚至望而却步，以达到拆台目的。

东盟国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经济基础受损。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货物进出口比例均在上升。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迹象表明东南亚与中国(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有着最紧密、最活跃的贸易联系。[3]美国极力推动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造成冲击。在供给层面，美国通过主导东亚产业链来阻断中国产业升级所需的关键中间产品供应，使中国相关产业面临“卡脖子”危机。在需求层面，美国通过挤压中国在东南亚的市场来减少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规模，从而降低中国产业经济利润。[4]美国的一系列举措将直接冲击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降低各国对中国的经贸依赖，进而削弱中国崛起及扩展影响力的经济基础，使东盟各国在经济上更多地转向美国。

(三)美国“印太战略”损害中国-东盟的互信基础

凸显意识形态对立，损害中国-东盟互信。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政治互信的核心因素。[1]美国充分利用意识形态对抗在东南亚编织反华“自由民主联盟”。2019年10月，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尔·施里弗(Randall Schriver)指责中国正在印太地区开展经济“胁迫”行动，扩大“威权主义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影响力，破坏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2]

美国宣称“欢迎其他志趣相投的国家携手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谓“自由”即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且能够在本国国内维护自由民主体制;所谓“开放”即指开放的公共区域(海路、航空、网络空间)、开放的投资(促进市场经济的投资环境)和开放的贸易(自由、公平、贸易互惠)。[3]换言之，美国刻意强调自身与东盟国家价值观的“同质性”，放大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异质性”，进而干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

极力污名化“海上丝绸之路”，干扰东盟国家的认知信任。认知信任主要是指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信任。近年美国抹黑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论”“产能污染论”“破坏安全论”“输出模式论”等言论从未停止[4]，这些负面信息导致东盟国家开始质疑中国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意图，对中国的信任度下降。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中心《2021年东南亚态势报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1 Survey Report)显示，东南亚地区对华不信任度已从2019年的51.5%上升到2021年的63.0%。相较美、日、印度和欧盟，中国连续三年位居不信任榜首。[1]美国媒体和高官一系列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诬蔑，严重干扰和损害东盟国家对华认知信任。

三、东盟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战略”的认知

东南亚既是中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示范区，也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前沿阵地。美国企图通过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换取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支持，进而阻滞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厘清东盟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战略”的认知尤为重要。

(一)东盟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支持与担忧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传承和平友好、互利共赢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注入命运与共的时代内涵，合作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但总体上东盟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在支持的同时也不乏担忧。

支持的理由：首先，东盟国家认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将获得经济收益。贸易上将极大便利东盟国家的物流运输，使其原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东盟国家的对外经贸发展。产业发展上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产业合作与产业对接，将扩大双方的产业投资、贸易和技术往来，可促进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增加双方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规划非常契合。为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保持地区经济竞争力及维护亚洲持久和平与繁荣，东盟在2009年10月达成共识，一年后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规划》(MPAC)。该规划确定了以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和人文交流为主要内容的15个重点项目。[1]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完全实现东盟互联互通大约需要5960亿美元的投资。[2]而中国提出创建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将有利于解决东盟国家基建项目所需资金，快速高效地实现东南亚区域互联互通。这将使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连接起来，其政治和经济收益显而易见，从而受到东盟国家的支持和欢迎。

但东盟方面也存在诸多担忧，“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合作项目正在以新的方式重塑东盟发展模式，给中国-东盟关系增添了新的复杂性。一方面，战略自主性问题引发东盟国家的普遍关注。东盟国家担心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可能会削弱其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例如2013年8月，在菲律宾提出针对中国的仲裁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对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出席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邀请[3]，以展示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这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东盟国家对自身战略自主性的担忧。

另一方面，部分东盟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能给南海争端带来的影响高度关注。如尽管越南官方于2015年就对“海上丝绸之路”表达出积极参与的意愿[4]，但越南媒体和学者对此展现出消极态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政策工具，旨在利用经济利益拉拢东盟各国，接受中国作为海上强国的形象，并进一步使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合法化;如果越南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意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参与海港建设，会有助于加强中国海军、海上执法船以及商船在整个地区的存在。[1]菲律宾部分官员则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会帮助中国进一步改变东南亚地区力量平衡，在主权和海洋管辖上对地区国家施压。

(二)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忧虑与期待

美国十分重视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积极拉拢东盟国家遏制中国崛起。但东盟国家出于自身战略考量，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表现出忧虑和期待交织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表示深切顾虑。在东盟国家看来，该战略充满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是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的起点。因此许多东盟国家担心，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的遏制与反制斗争，将使东南亚国家被迫面临“选边站”压力，进而挤压东盟国家的战略选择空间，并损害其利益最大化。[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多次表达了东盟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忧虑：“我们非常不希望被迫选边，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发展到东盟不得不选择一方或另一方，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太快到来。”

另一方面，东盟担心美国的“印太战略”损害“东盟中心地位”。冷战后东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充当地区大国力量平衡的砝码，并维护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尽管美国官员不断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但其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必然会损害“东盟中心地位”。一是在价值理念上，美国表面上强调自由和开放的地区秩序，实质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意在联合日印澳等国遏制中国崛起。这不符合东盟包容、开放、透明的地区合作理念，容易引发地区内的冲突对抗。二是在机制设置上，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机制化平台。近年来该机制议题不断扩大，规格逐步升级，未来很可能成为印太地区新的安全架构基础，削弱东盟的议程设置能力和中心地位。[1]三是在东盟内部团结上，这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坚实基础。但美国实施“印太战略”以来，东盟国家对其认知存在明显差异。[2]这导致东盟成员国对地区秩序的认知进一步分化，严重影响内部团结和凝聚力。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质疑与担忧，也使东盟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抱有期待。[3]一是多数东盟国家希望通过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提升自身军事能力建设，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推回”(push back)中国的海上活动。如2020年10月，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会见印尼总统佐科时，双方同意加强军事采购、训练演习、情报共享和海上安全合作，以及维护南海航行自由。[4]二是东盟国家认为美国将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援助，从而推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减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如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宣称东盟国家欢迎美国“印太战略”在数字经济、能源和基建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相关举措。

鉴于东盟对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美国的“印太战略”都持有程度不同的质疑和期待，并在认知上表现出的复杂心态，考虑到在当前形势下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促进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缓和南海局势的需要，东盟积极主动地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进一步明确了东盟的印太构想。

四、推进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东盟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表达了其政治、经济和安全诉求，强调了包容、合作、发展以及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原则。[1]鉴于此，中国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以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冲击和挑战，进一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是加大周边外交力度，稳定中国-东盟合作的安全环境。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加大周边外交力度，有利于稳定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环境。首先，同周边国家开展疫苗援助与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技术合作，推动东盟国家实现疫苗本土化生产，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疫苗援助，助力周边国家有效控制疫情。其次，推进周边安全合作制度化。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积极推进中越、中菲、中马以及中国和文莱关系的稳定发展，以海洋环境治理、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海上互联互通和预防海上恐怖主义等内容为落脚点，构建一系列可持续的多边合作机制，降低海上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推动周边交流合作机制化。通过形成常态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双边和多边的会晤机制，开展地方政府包括省市长之间对话、互访和经验交流活动，通过中国-东盟青年营、澜沧江-湄公河青年友好交流等项目，加强民间交往。

二是加快推动落实RCEP，降低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经过8年谈判，世界上覆盖人口数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0年11月15日签署，这是地区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旨在统一亚太区域内的贸易规则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各国企业的经济成本，而且有利于中国-东盟共同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作为协定成员国，中国应积极推动协定落地生效：(1)加强国内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快完成国内核准程序，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开放，推动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2)落实投资负面清单承诺，不得新增外商投资限制，兑现首次在自贸协定中作出的知识产权全面保护承诺，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遗传资源等均纳入保护范围。(3)落实电子认证和签名、在线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跨境电子方式信息传输等条款。

三是助力东盟维护中心地位，提升中国-东盟的战略互信。当前，在“美强中弱”的权力对比格局，以及美国在东南亚享有明显的认同优势和制度化权力优势、并擅长操弄同盟政治与制造分歧对立的地区形势下，东盟谋求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追求对话与磋商，主张包容与基于规则的秩序，反对对抗与被迫“选边站”，聚焦互联互通、海洋安全与发展等议题，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和政策主张。因此，助力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既是强化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互信的重要路径，也是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应有之义。首先，遵循“东盟方式”，在处理地区问题时坚持平等参与、协商对话原则，尊重多样性，照顾差别性和渐进性，以包容和耐心集聚合力。其次，理性客观看待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在地区特定议题上给予东盟足够的选择空间，降低东盟国家“选边站”压力。最后，参与并维护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10+1”“10+3”“10+6”等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巩固“东盟中心地位”的制度基础。

四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中国-东盟合作内在动力。一方面，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东盟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发布《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中国可以加强“数字丝绸之路”与东盟数字规划的对接，积极拓展双方在智慧城市、5G网络、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合作，打造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新亮点，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坚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加强减贫、防灾减灾、气候变化、环保等领域合作，继续深化澜湄合作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推动同“陆海新通道”对接，推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建设，促进《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互补合作，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五是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多边化，拓展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空间。第一，加强国内私营企业投资。可加快私企“走出去”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亦可淡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色彩，避免外界过度解读和误解。第二，吸引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参与。开展与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合作，提升相关建设项目透明化。第三，推进中国和日本等域外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以提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开放性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创造性地化解地区性的地缘政治挑战，体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追求。

结论

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正式实施，提升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加大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力度。美国特朗普任内推出“印太战略”，积极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设置议程”，并创设新的标准、规则和机制，对冲、遏制和破坏中国-东盟相关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显示美国未来对“印太战略”的投入将有增无减。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仍面临美国的战略挤压。

美国激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强化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促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风险增大，南海局势的不可控因素增加，地区军备竞赛加剧，恶化了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安全环境;美国以提供可替代性的基建项目和打造排除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为核心，拼凑孤立和排斥中国的全球经贸体系，使东盟国家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减弱和经济基础受损，抬高了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美国积极构筑“民主国家同盟”，煽动意识形态对立，肆意抹黑“海上丝绸之路”，干扰认知信任，企图削弱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信任基础。

东盟对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美国“印太战略”都持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期待，在认知上表现出矛盾的复杂心态。在美国“印太战略”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制衡的背景下，中国可以考虑加大周边外交力度、加快推动落实RCEP、助力东盟维护中心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多边化等路径，减少可能被美国利用和攻击的弱点，力争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典范。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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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建国  来源：环球时报

近日，由世界银行牵头的在太平洋铺设海底通信电缆项目因没有选出合同承包商而搁浅。据知情人士透露，参加竞标的中国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原本极有可能以比对手低20%的竞标价格胜出，却由于美国出面干预致使招标项目陷入僵局，美国干预的理由是该项目关系到美国领地关岛的军事安全问题。这一事件可以作为美国长臂管辖的典型案例写入教科书。

首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强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欺骗性。

美国早在1975年就设立了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构(简称CFIUS)，该机构早期主要从事投资信息收集和项目分析工作。1988年，美国通过对《国防生产法》的修改，规定总统及其授权人可以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同年，美国第12661号行政命令赋予CFIUS主动对外国投资进行调查的权力以及向总统汇报的义务。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又通过了《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简称FIRRMA), 其中对CFIUS的审查范围、审查程序及监管权限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界定和规范。其管辖范围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及个人敏感数据的交易等。同时FIRRMA法案中还增加了一个“特别关注国”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规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特别审查。可以看出美国强调的“基于规则的竞争”完全是基于美国规则的竞争，美国既然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自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伎俩全方位封杀和限制我们的企业投资行为。

其次，我们应对企业社会责任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在欧美社会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其间涉及多重利益相关者，绿色环保、劳工标准，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相互交织，尚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标准。有些国际组织和行业协会围绕社会责任这一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和指南，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以及经合组织推广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等，都为企业社会责任设定了更为细致的指标体系，而大多数标准和准则都是属于倡议类的或劝说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出自商业的考虑或遵纪守法的责任。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是企业的道德责任，我们要鼓励企业在做到盈利和守法的同时，还应为社会作出额外积极的贡献。避免企业在商业合同中由于受到歧视性待遇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面对国际社会经常强调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高度重视合法合规要求，平衡好合规的成本和企业的业务发展，更关键的是要提高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和对风险的防控能力。美国既然习惯于我行我素，无视国际规则体系，就更没有资格在世界上要求别的国家遵守美式规则。

再次，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美国这种霸道做法对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太平洋海底通信电缆项目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对密克罗尼亚、瑙鲁和基里巴斯等国水下基础设施的改善，项目对数据容量的提高远大于卫星通信，有助于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美国对这一项目的干预破坏，在道义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相悖的。

最后，我们仍想奉劝美国一句，世界正面临着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和伤害，人类正在为共同战胜疫情而努力，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不仅要努力挽救自身疫情，更要为世界的抗疫和经济的繁荣做出大国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尽快摒弃冷战思维，回归国际竞争合作的理性轨道上来，尊重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为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做出表率。(作者是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

来源时间：2021/6/25   发布时间：20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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