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哲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雪丽(Shelley Rigger 左)和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右)(2019年6月29日)

华盛顿 — 从各种迹象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的关系状况现在不能说是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世界经济、政治与和平有重大影响的美中关系何以恶化今天这个地步，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内媒体、政界、学界议论纷纷，众说纷纭。

在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各行各业所有的人，包括没有上小学的托儿所的孩子都必须跟党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这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美国是我国(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当局强令中国各行各业必须遵从“一锤定音、定于一尊”之际，在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做出这种严峻判断之后，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只有两个选择，这就是要么闭嘴，要么提出论证证明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和英明。胆敢公开对习近平的说法提出异议的中国学者有大有可能被解职甚至下狱。

在习近平做出“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美国”之类的最高指示的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展开多方位宣传，声言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专家学者一样具有远见卓识对中国友好。

这种宣传包括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旗下的小报《参考消息》先前发表以掐头去尾摘引美国媒体报道的方式写就的没有署名的观点文章，标题是《美媒文章：美中国问题专家呈现“代际冲突”》，也包括官方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卉在《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四期发表的文章，标题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

在观察家们看来，谢卉文章显然符合中共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宣传主旋律，跟《参考消息》一样宣扬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不像老一代学者一样有学识、有经验、有远见，他们“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国政府)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

谢卉作为官方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反映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思维，这就是，专家学者必须充当政府的御用工具才会有前途，有仕途，有存在价值。自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说法成为官方说法。

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谢卉说法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学者当中并不孤立。在谢卉发表上述文章之后不久，中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葛剑雄发表的有关学者、学术与政权关系的讲话在中国引起争议，再度凸显出上述的中国特色的思维。

葛剑雄声言：“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讲近代史不是学术问题……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

与此同时，在美国，学者在社会和政府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近来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宣传应当如何看?美国之音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

金德芳1973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和东方语言博士学位，1979年成为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教授有关中国、美国防务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课程。她长期研究中国与台湾政治。她的专著《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与传统》(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2019年出版了第10版。2021年她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蔡英文时代的台湾：种种变革与挑战》(Taiwan in the Era of Tsai Ing-wen Changes and Challenges)。

在采访中，堪称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金德芳教授像参加大学研究生讨论课一样快人快语、以犀利又幽默的口吻陈明她的个人特色鲜明的论点和想法。她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有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宣传不符合事实，显示了主导或参与宣传的人对美国学者、美国学术界和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严重缺乏了解，对美中关系当中的基本问题选择性失明。

她还表示，她本人对包括美国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在内的美国学者群体和美国政府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与此同时，她认为美国专家学者虽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不大，但学者作为公民依然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政府的不当行为坚持提出批评，促使政府改正，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爱国者。

在回答“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发现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学术的忠诚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这样的对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来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之余，谙熟中国政治的金德芳教授在采访结束时，也对当今中国有学者公开宣扬学术必须服从权术和政治表示惊讶。她说，那位学者这么说可能是出于恐惧，寻求自保。

金德芳教授接着说，对不同意见赶尽杀绝，这种局面其实对中共统治者也非常危险，因为皇帝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包围，就会变成聋子瞎子，这对中共、对中国都非常不利。她还以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判重刑的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为例指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汲取中国人的这种传统智慧。

以下是美国之音金哲采访金德芳教授的问答记录。金德芳表达的是她个人的观点。

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

金哲问：我猜想你不会同意谢卉文章中的这种说法：“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自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 请说一说你为什么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实的或误导的吧。

金德芳答：这篇文章展示的是对美国学者群体的一种非常怪异的看法。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它的意思是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缺乏政治意愿来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

它的预设是，这是一个代际的问题。新一代的专家缺乏政治意愿，而老一代的专家则有政治意愿，而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换句话说，中国或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跟中美关系的政治状况的变化完全无关。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专家或老一代的中国专家有理由要使中美关系重返正轨，同时却不管为什么要让它重返正轨?两国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什么?显然，两国关系的恶化原因在于中国的行为，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在香港的行为，中国在对台湾的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威胁，在东中国海的威胁。

假如你说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责任使美中关系重返正轨，却不说中国有可能要为关系恶化承担责任，这是奇怪的。假如中国希望美中关系重返正轨，中国就应该改变其行为。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改变。

美国学者专家对政府政策有多少影响力

问：《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显然把很多事情说错了，显示出很多中国人对美国以及美国学者在社会上、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有普遍的误解。那么，你觉得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呢?

答：就学者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我不能肯定这篇文章说对了什么。

或许，这篇文章是在暗示但没有明确的表示，美国的学者对政府的政策很有影响力。我不能肯定学者对美国对政府政策有多大影响力。有些学者有影响力，但是很少。比如说像(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他成为前国务卿彭佩奥的顾问。我想他可能有些影响力。

我也能想象(前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一度有些影响力。但你要记住，他跟特朗普总统意见相左的时候，特朗普就把他解职了。你说，他这算什么影响力?

我的结论是，美国的学者对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我的想法。假如说他们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也只是把政府所想要的东西合理化。假如政府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寻求跟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来提供意见。

问：金德芳教授，你可是对美国的学者批评得很厉害呀。

答：我是对美国的学者持批评态度，但我也批评美国政府只是挑选跟政府观点一致的学者提供咨询。

问：那你准备好了被抓吗?

答：我在中国会被抓，但在这里不会。

问：(已故的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大约在十年前到美国之音来做了一个演讲。当时他给美国政府情报部门提供咨询。在做讲演之前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些做学者的倾向于认为，假如政府做对了什么，那就是因为政府遵循了我们提供的建议;假如政府做错了什么，那就是因为政府没有遵循我们提供的建议。

答：哦，傅高义跟我观点一样呐。好啊。

美国学者整天都在干什么

问：在当今中国，假如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被下岗，也有可能下狱，发表其文章的出版机构会关门大吉。在美国，要是有一个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私下传播一篇文章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的对中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学者会有什么结局?

答：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人们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拜登虽然在任时间还不长，因此人们对他的对中国政策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但截至目前人们说出的意见是，他的对华政策跟特朗普的别无二致，只是措辞柔软一些，但政策实际上是一样的。现在人们就是这么说。假如他们说拜登对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们就要说特朗普的也完全是错误的。

让我们假设性地这么说吧：如果说拜登和特朗普都错了的话，这样说的专家会受到别的专家的批评。但他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幸。因为在美国，学者就喜欢相互争论，他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

美国学者跟政府意见相左会发生什么?

问：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打仗，而且能打赢。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亲自说“能打仗，打胜仗”。假如中国一个学者或公民说，这种说法是不可相信的黄粱大梦，就会立即有大麻烦。

假如美国政府的说法是，美国现在依然能同时打两场大战争并取得胜利，假如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发表文章对这一说法提出反驳，你会立即得到什么结局?

答：什么事也没有。很多的人会批评我，或许还会批评那个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说那杂志发表了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我不会遭遇什么坏事，发表我文章的杂志也不会遭遇什么。

实际上这样的文章是富有争议性的，会有很多的电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邀请我去做访谈。还会有人出来说：为什么不把你的这篇文章写成一本书，很多人会买呀，你可以赚钱哎。

我想，很多的人在学术上出了名，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就是发表一些雷人的东西，然后就出名了。看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吧，他的修希底德陷井的之说(即新兴强国威胁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导致战争风险大增)完全是鬼扯。再看看撒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吧，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毫无价值，但他们却名利双收了。

问：让我问一个敏感问题吧。我们知道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通过积极散布美国军方已经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台湾的说法来展开一场心理战。假如美国的一个学者发表文章说：不错，美国军队确实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像你这样的美国学者专家会怎么看这样的学者?

答：对这样的学者我会认真看待。当然这要看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有很多的信息显示，美国军队在哪方面有缺陷因此不能保卫台湾。

假如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好的论点，我就要说：美国政府该做些什么事情了，因为美国政府必须保卫台湾;现在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能力，以便使我们能够保卫台湾。但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没有人要听我的。不过，我也不会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进监狱。

假如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学术的忠诚发生冲突怎么办?

问：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是一个学者。你忠于美国，你忠于学术。你最终的忠诚归属在哪里呢?假如你发现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跟你对学术的忠诚彼此矛盾，你会怎么办?我知道我的问题非常粗糙，但我还是想问，因为我相信我的很多受众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答：好吧，我看不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我的国家美国的忠诚跟我对学术的忠诚会有什么冲突。因为假如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做什么错事，假如我不批评它，我就不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

这不是一个我的国家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而是假如我的国家做错什么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就必须指出它的错误。作为学者，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指出，这样我的国家可以做出改变，做正确的事情。任何一个人假如不这么做，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问：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使我想起在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在美国有人批评爱因斯坦不够爱美国，因为他批评美国政府、批评麦卡锡参议员。爱因斯坦说，我正是因为持批评态度，所以我才是爱国。

答：我非常高兴听到爱因斯坦的意见跟我的一样，因为我非常尊敬他。

如何理解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学者?

问：在中国我们有一种说法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现在继续问。相当多的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像谢卉这样的学者声言，美国老一辈中国问题学者更明智，更富有经验和远见;新一代的学者则相对差一些，因为新一代的学者“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来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 因此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有可能更加恶化。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要说的?

答：我还是要说，这种说法荒诞不经。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展示在(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蓝普顿(David Lampton)、傅高义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人们希望中国会变成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国家。而且当时中国确实像是要这样。蓝普顿和傅高义在他们整个的研究生涯中为这种观点做辩护。他们接受不了那种观点，即中国并没有向那个方向演进。

你还记得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吧。他当年在美国南方是一个左翼劳工组织者，后来去了中国，认识了毛主席。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前就亲中共，但是毛对他并不好，把他两次投入监狱，而且，他坐牢的条件很恶劣。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共政府的信赖。人们经常问，这是为什么?

我本人也认识李敦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知道答案：因为他把他的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那种信仰，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好的。他不能够接受那种观点，即中国的共产主义变坏了。因为要接受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他终身的工作都白费了。换句话说，就是他白白的坐了那么多年的牢。

我想傅高义也是这种情况，他倾向于相信人最好的一面，事情最好的一面。他不能接受现实情况跟他的信仰不同。美国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是不够明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完全不一样。他们所知道的中国看上去不像是在良性发展，中国正在做诸多的坏事，对国际体系做坏事。

来源时间：2021/6/24   发布时间：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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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作者赐稿

美国和中国正在卷入一场竞争，这场竞争可能比包括冷战在内的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国际竞争都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在中美两国国内，对这场竞赛可能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的共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这一进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特朗普政府公开表达对中国的敌意，并诋毁中国共产党。近期，美国政府的轮替传达了不同基调，但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拜登政府今年3月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声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在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这种对中国更强硬的新共识，是对北京方面更自信、甚至更加咄咄逼人举动的回应——在他们看来，是中国迫使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的首次电话交谈中所指出的，双边关系应该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指导。这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路线。不过，就像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强硬一样，许多中国官员对美国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北京的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主权和内部稳定的最大外部挑战。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现在认为，美国受恐惧和嫉妒的驱使，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国。尽管美国的政策精英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美国——而非中国——培育了这种新的敌对环境，特别是美国实行了中共所认为的长达数十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削弱中共的权力基础。更好地理解这些对当代历史的分歧观点，将有助于两国找到一种方式来管理彼此之间的竞争，避免一场谁都不想要的毁灭性冲突。

反感是相互的

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官员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大多数分析人士估计，到2021年底，中国的GDP将相当于美国GDP的71%左右。相比之下，在冷战期间的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GDP还不到美国GDP的50%。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美国人越来越觉得，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势头是在北京一方。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美国政治人物为了展示强硬，对中共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利用美中贸易失衡、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机构并窃取商业机密、中国非法移民等议题，挑起美国公众对华的恐慌。2020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不断指责中国传播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对北京在病毒起源问题上误导世界的怀疑久久挥之不去。在拜登执政下，美国对华官方表态变得不那么好战，但仍显露敌对情绪。今年3月，拜登在其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发生，因为美国将继续增长和扩张。”

对中国持有疑虑的不仅仅是美国官员和精英。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秋天，74%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了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代际转变。年纪稍长的美国人倾向于把他们的同代中国人视为学生或后进的伙伴，认为中国人渴望学习美国的经验。然而，年轻一代的美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他们对同代的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傲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没那么同情。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暴力和仇恨言论现象惊人地增长，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与美中关系的恶化有关。当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超过500万，其中300多万是在中国出生的。疫情爆发前，美国高校接收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将近40万。这些人和华人群体过去经常被视为两国之间的桥梁。然而，他们的存在和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中美摩擦的来源。

中国的崛起是令美国头疼和焦虑的一个根源。对中国来说，国家地位的上升毫无疑问是自信和自豪的一个来源。今年1月，习近平在对中共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今年3月，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年轻一代现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方面，中国官员似乎感觉越来越有底气。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充满火药味的中美高层对话成为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深外交官杨洁篪公开指责出席会议的美国官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同中国讲话，并表示“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在过去的一年里，与美国的一系列鲜明对比提升了中国的信心。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美国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60万，而人口规模大得多的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却不到5000人。近年来，美国源源不断地爆发大规模枪击事件、警察暴行和城市骚乱——这种程度的混乱和暴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围绕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争议在1月6日暴徒袭击国会大厦时达到高潮，他们试图推翻特朗普的败选结果。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高度不稳定——特别是与中国制度的有序和可预测性相比。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中国分析家高调指出了弥漫于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衰朽、社会经济不平等、种族和群族分裂，以及经济停滞。他们还指出，冷战后许多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态势并不好，并且注意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美国强力介入最深的国家，仍在遭受贫困、不稳定和政治暴力。基于上述原因，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觉得完全有理由以一种自信、甚至是敢于藐视对方的必胜信念，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幕后黑手

在中国最近对美国强硬态度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更加久远的对抗根源。在中国人眼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其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对历史的这种描述对他们的中国对手有多么重要，对北京对华盛顿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中断。为应对华盛顿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图谋，北京与莫斯科结成同盟。不久之后，中国就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作战。大约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旨在根除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亲美、恐美、崇美”心态的意识形态运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注意到，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在苏联控制下的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防范西方颠覆，防止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和平演变”，继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首要任务。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举世瞩目的政治转型，并导致中美关系升温。上世纪80年代，两国间的商业活动和民间联系蓬勃发展。然而，更紧密的关系也让中国人怀疑美国人有意在中国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并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美国媒体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活动的密集报道，以及华盛顿及其盟友在事件发生后对北京实施的制裁，证实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从那以后，每当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遇到政治动荡时，美国都被视为一只隐蔽黑手。在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取缔法轮功这个被中国共产党认定为“邪教”的组织，其领导人和一些追随者逃到美国，并建立了据点。美国众议院谴责中国“迫害”该组织及其追随者的行为。美国还接收一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并给予他们不断的支持。2010年10月，著名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激烈批评者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众议院向刘表示祝贺，并呼吁中国释放他。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政客推动了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奖项授予刘。

中国官员对他们眼中的美国对中国潜在不稳定地区的干涉尤其愤怒。2008年，当西藏首府拉萨发生骚乱时，中国共产党将暴力事件视为美国长期蓄意支持流亡海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分子的结果。1991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总统9次会见了达赖喇嘛。2009年初，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达赖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分裂中国的工具。”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惩罚禁止美国人自由前往西藏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谴责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近期，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成为中美摩擦的一个主要根源。北京指控说，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暴乱是在国外策划和组织的，受到美国官员和机构鼓励和支持的在美维吾尔族活跃分子充当了此次骚乱背后的“黑手”。2019年，美国的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共产党涉及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监视和酷刑，并在新疆拘留了至少100万人。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联邦政府报告该地区的“虐待行为”。今年3月，拜登政府将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并制裁了负责该地区安全事务的中国机构和官员。北京一再否认这一指控，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的话来说，华盛顿“痴迷于捏造谎言，图谋以疆制华，搞乱中国”。

美国的香港政策是中国对美疑虑的另一个长期根源。2014年，由于北京决定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香港发生了以“占领中环”(又称“雨伞运动”)而闻名的一系列街头抗议活动。北京认为，美国政府和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协助策划了这些抗议。2019至2020年，出于对修订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逃犯引渡条例的不满，香港再次发生街头抗议，香港安全部门对此类活动进行了打击，此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有关官员施加制裁。今年3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制裁加码，以此回应北京所施行的更加严格的涉港国家安全法。

最后，没有别的议题比美国对台湾的定位更能牵动中国的对美疑虑。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总体来说起到了在台湾问题上管控分歧、预防中美冲突的预期效果。但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的险兆事件时有发生，“一个中国”政策缓和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弱。1995年，随着台独势力的上升，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获得了美国签证，访问其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了激怒北京的演讲。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随后华盛顿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前往这一海域。在北京看来，这场危机显示华盛顿无疑是阻挠中国统一的主要绊脚石。2008年至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任期间，北京与台北关系的紧张程度减弱。但2016年之后，随着寻求“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执政，北京的立场再次强硬起来。中国稳步加大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抑制民进党的“法理台独”行为。与此同时，近年来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开始突破原有底线。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接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祝贺他赢得总统选举的电话，遭到了北京的强烈抗议。尽管特朗普本人看起来并不特别关注台湾，他仍签署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美台关系和提高台湾国际地位的法律。今年1月，拜登的就职典礼邀请了台湾代表，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这么做。几天之后，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确认华盛顿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所有这些煽动分歧和扰乱中国的企图是美“西化”和“分化”中国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以此阻止中国成为强盛国家。北京认为，华盛顿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颜色革命”的背后推手，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所有反对威权政府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其中包括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涉及的这些对外干预将为华盛顿提供削弱和最终推翻共产党的蓝图。中国中央政府和官方媒体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国会、美国媒体和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是一丘之貉。中共把批评或反对北京的所有美国机构和个人视为精心策划、精心组织颠覆活动的行为体，把那些被美国或美国有关机构以各种方式支持的中国公民或团体视为华盛顿的“爪牙”或“政治工具”。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行为，中国的反应不限于愤怒的口头抗议。近年来，中国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的权力基础，进一步限制中国公众接触“政治上错误”的信息。北京制裁那些被中共认为正在从事反华活动的美国官员、机构和个人。对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警惕，部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捍卫其领导权的全面、长期的战略，其中包括出台有关法律和政策，用以限制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鼓动在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共认为这些行为是对其合法性和权威的威胁。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其领导干部和国内公众的政治教育，并强化了海外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干涉中国国内事务的担忧，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直接关联，这些议题包括南海领土争端和在新冠肺炎病毒起源问题上的相互指责。中国在这些分歧上的姿态和立场变得越来越坚定和强硬，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正企图削弱中国，并使中共失去合法性。信息表达十分清晰：中国不会被吓倒。

两个秩序，两大现实

中美关系围绕两个秩序展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维持的国内秩序与美国企图领导和维持的国际秩序。从2017年开始至今，中美关系螺旋下降。在此之前，华盛顿和北京一直维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美国不公开试图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作为回应，中国不蓄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相互理解的框架下，两国商业和人文交流急剧扩展，并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另外，中美两国在各种全球问题上开始协调与合作，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随着美国看似要下决心削弱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似乎有意在更广泛的领域挑战美国对国际机制的领导权和西方价值观，当前中美之间这种默契已不复存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前景已隐约可见。

为了避免冲突，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第一个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中共权力根基不可动摇。尽管在国内仍存在一些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共产党的领导仍无法挑战。迫使中国改变其政治体制的外部压力很可能是无效的，甚至还可能促进国内团结并激起反西方情绪。第二个现实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美国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种族矛盾尖锐，政治极化，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同盟被削弱。然而美国的实力源自其多元性、创新文化和公民社会的韧性，这些因素并未改变。很多国家对华盛顿的虚伪、失序和衰退的领导力感到沮丧，但很少有国家真的希望看到美国从它们的地区撤出并留下权力真空。

有鉴于此，中美两国应遵循中方长期以来提出的“相互尊重”的路径。华盛顿应尊重北京的国内秩序，这种秩序使数亿人民摆脱了贫困，为世界最大的国家带来稳定。北京应尊重华盛顿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这种角色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且事实上中国也能深受其益。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很多领域竞争：例如，哪个政府能更好地服务其人民，哪个国家能更快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并更好地保障其公民的健康，哪个国家更受世界欢迎，等等。但中美两国应避免在谁能更严厉地指责对方和谁能生产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这些领域竞争。

为了防止竞争演变为灾难，需要特别关注两个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台湾的地位视为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美国则从国际承诺和安全利益的角度看待台湾。然而，在此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维持和平。2019年，美国的资深政策制定者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他们发表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台湾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导火索;它也是美中关系史上最大的共同成功，”这是历史上中美双方灵活微妙地处理此问题促成的结果。如果华盛顿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北京将很可能继续寻求和平统一台湾，除非台湾当局触碰大陆《反分裂国家法》中的一些条款迫使大陆动武，如将“中国”二字从其官方名称中移除，单方面宣布法理独立。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中美经济竞争。与两难的台湾困境相比，这个议题所造成的问题范围更加广阔，处理起来也更加棘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看起来越来越互不兼容。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之前，中美双边经济交易的模式已变得不可持续，因为美方对他们认为的中方的不公平贸易和技术政策的抱怨越来越大。然而，美中这两个经济体的相互捆绑已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经济和技术“脱钩”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当前，北京正强调经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忙于应付其正在抬头的民粹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特朗普那里的体现是“美国第一”，在现在的拜登政府那里的部分体现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中美两国正加紧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并谋求相对优势。然而在事实上，除非两国都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获得强劲复苏，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会赢得更大繁荣。

中国应加快改革，从而获得更多的外贸、投资和专业技术，这也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加强国内生产和消费会鼓励外资更大程度地依赖中国工业供应链和消费市场，进而推动建设习主席所指出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拥抱国际经济融合，反过来会巩固中国国内秩序，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中国可能会继续抵制那些推行政治体制变革的呼吁。但中国应遵守(或适应)那些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国际规则。对美国而言，它应该对捍卫现有秩序的可能后果进行反思。真正的自由主义秩序应更加包容，能够顾及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同华盛顿共享价值观的伙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干涉阿富汗和中东的失败案例，应是美国认知其权力局限的一副清醒剂。

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管控好彼此之间的竞争，整个世界将面临分裂、动荡和冲突。打造相互尊重的第一步，是尝试理解中美互疑的根源。如果两国领导人能理解对方如何看待过去，他们将会获得打造更美好未来的更佳机会。

[i] 本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双月刊2021年7/8月号。中文译稿由郭楚、焦健提供，王缉思审定。

[ii] 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来源时间：2021/6/24   发布时间：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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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据报道，美国参议院于6月8日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以全面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并未因白宫易主而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升级。

本文认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关系也进入新时期，需要突破地缘政治和阶级分析等传统思维，来理解国际关系变化。虽然当前美中之争与冷战时期美苏之争都是实力差距缩小的两个大国对于国际权力的竞争，但数字经济时代的中美之争的特殊之处在于：数字经济成为财富主要来源，网络技术迭代速度快，技术垄断和跨越式竞争，使得技术标准制定权竞争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点。

这些特点对领导型大国的改革能力提出新要求。这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都没有充足经验，也无历史经验可循。改革方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的问题。中美两国政府谁能集中更多力量于科技创新，谁能通过改革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创新成果，谁就更有希望胜出。作者指出，当今数字时代的特殊性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需要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投入，更多集中资源于科技创新。这种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慢和倒退的一方同样会失败。

本文原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2辑，原题为《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突破，国际关系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并导致国际竞争策略的选择和竞争策略的效果都与以往不一样了。在此情况下，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阶级观念来理解当前的国际战略竞争，很可能使国家陷入被动局面。因此，我们需要突破地缘政治和阶级分析等传统思维来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

就中美关系而言，当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形成了“新冷战”，这种判断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法为理论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网络时代，双方的战略竞争无论在内容、策略、效果、环境、领域、观念都远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中美青睐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东西方集团不存在，南北关系难引起关注。预测“新冷战”将来临，有如上世纪50年代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一样，非常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战略误判。本文将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和特殊性。

▍时代变迁与中美竞争和美苏竞争的异同

为了认清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和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异同。两者间的相同点决定了两场战争的共性，而不同点则决定了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各自的特殊性。

1. 两场战略竞争的四点共性

第一，两者的性质相同，即无论是美苏战略竞争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其性质都是国际权力争夺。

自古以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就是国际主导权之争，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由于国际主导权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必然是零和的。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都是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的，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则是必然改变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国际权力开始向美国集中，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就是建立美国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国际主导权在中美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产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认为中美是文明之争，这不符合客观现实，因为中美竞争是权力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哪个文明主导世界的问题。如果我国错判了中美竞争的性质，那也有可能导致制定错误战略。

第二，两者实力对比的趋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仅仅不过几年时间，世界就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苏联是长期都处于相对较弱的一极。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里，多极格局始终没能形成，有关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观点开始出现。2018年挪威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额斯登•腾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归两极格局：中国、美国和地缘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世界格局已形成两极。就此而言，两极格局的趋势使得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如下相似性：

首先，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确定性。冷战时的美苏和现在的中美，竞争双方都明确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任何一方都无法采取试图隐藏自身实力的策略，找不到第三方可以转移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也都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就是说，要避免使双方互为竞争对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国学者建议中国重新采取韬光养晦战略，然而在一个没有第三方能改变中美相互为最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客观条件下是难以奏效的。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非是美国的冷战思维作怪，而是中美权力变化的使然。

其次，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任何一国改变在中美之间的选边，都改变不了当前国际格局。如同在冷战期间，中国先是苏联的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但这种战略改变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

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战争风险不大。

核武器在1945年出现后使美苏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美苏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防止直接战争的功能，这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核武器虽然没有防止代理人战争的功能，但由于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而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

第四，决定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胜负的因素都是国家领导力。

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军备竞赛把苏联搞垮了。这说法解释不了为何军备竞赛没有把美国、朝鲜、古巴、以色列搞垮。此后又有一些新的解释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没搞好导致国家解体。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其他轻工业没搞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解体。再后的说法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问题。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解体。当然，还有把上述观点集中起来的文章。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目前对中苏进行比较研究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苏联的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应该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他领导的改革次序颠倒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有较强说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去世，戈尔巴乔夫没有当选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就不会如此快地解体，这表明国家的领导比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更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章百家同志认为中国是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性，这是所有大国的共性。也就是说，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靠把自己建设强大或搞衰败来影响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原因是美国靠自己发展强大，苏联因其自我解体。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哪国政府有能力领导自己的国家比对方发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这是领导力竞争，而不是制度竞争。

2. 战略竞争环境的主要区别

除了上述相同点之外，美苏竞争和当前中美竞争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具有不同的特质。在众多差别中，最为突出的是时代背景不同，即中美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进行竞争，这是美苏竞争时代所没有的环境。

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将不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数字经济领域。

根据华为发表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增长迅猛，其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报告，在2016年，德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59.1%，美国占58.2%，日本占57.7%，韩国占43.3%，法国占39.0%，中国占30.3%。

(根据华为发表的报告，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

现在还找不到完整的2018年大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统计数据，但根据前几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德国、美国、日本的比重有可能已达到60%。有关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没有权威的数据，但超过了30.3%是共识。

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9.9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2.02%，占GDP的比重为33.22%。这是目前最低的估算数据。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对GDP的贡献为55%。无论何者更接近实际情况，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也必然呈上升趋势。

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大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然会集中到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将其经济竞争重点置于数字经济领域之外，那么其无疑将会在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则是第二大国。

当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非数字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中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数字经济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则必然是世界主导国。战略上强调对地理的控制，措施上重在连接国家间的地面交通运输，这都是工业化初期的地缘战略思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思维方式。那时大规模的空运技术还没有，更没有网络技术。当时国家财富主要源于获取地理自然资源的技术。然而今天，国家财富主要源于从网络世界获取，人类创造的数据正在成为资源，运用数据的技术成为财富的来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无线领域，即网络上，而非传统的自然陆地和海洋上，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能和以前一样吗?制定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能力呢?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对所有大国领导都是新生的事务，因此决策经常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需求将成为必然，善于纠偏的领导无疑最能适应当今中美战略竞争。也就是说，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于何方能比对方更及时的纠正自己的战略错误。

以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案为例。当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逮捕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已经把抵制中国科技进步作为维护美国21世纪霸权的核心战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不是要获得中国市场，而是要阻止中国科技进步。中国以很大的诚意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但经过约半年时间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美竞争的性质不是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谁的国际技术优势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大于对方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4月就5G问题发表专门讲话，他说：5G网络将与21世纪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紧密相联，“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未来重要的工业领域超过美国……5G竞争是一场美国必须赢的竞赛。”中美双方在网络领域开展战略竞争的经验都不多，在实践中都可能制定错误战略而遭遇挫折。这就意味着双方谁能及时调整战略、纠正错误，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到目前为止，我国如何应对数字经济为主战场的战略还不清楚，能否及时调整现行战略尚不得知。

第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和跨越性的竞争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受三个定律的支配：

一是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户价值就越大。财富量的增长等于用户数的平方，即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2013年，“谷歌光纤”在美国推行，之后向非洲、东南亚等地推广，于是4G网络建设在全球开花。4G网络的普及，使得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自2013年起，网络公司不断地将能源和金融企业从世界前几强挤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业就都是网络公司了。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业分别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伯克希尔、脸书、阿里巴巴、腾讯、摩根大通以及强生，其中七家为网络公司。梅特卡夫法则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世界。

二是达维多定律，即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这就形成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局面，世界网络公司很多，但真正能参加竞争的只有几家大公司。如2018年前十大公司中的七家网络公司，而这七家公司分别为美国五家和中国两家。达维多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竞争中很可能形成中美两极格局。

三是摩尔定律，即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第一代新产品占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例如，手机通讯的1G时代是摩托罗拉为全球霸主。2G时代来到，诺基亚凭借机身小和显示屏迅速称霸全球市场，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式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突显了国家领导力的核心在于改革能力。

由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结果，因此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为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它就有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可能。有人认为，持续不断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没有成功，这种认识源于对改革的误解。任何改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新解决方案，然而原有问题解决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美国能在制度、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国在持续改革方面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先进的条件下，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改革没有中国进行的广泛和深入。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别。政府改革能力越强，一国的创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国家实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当政府采取倒退的破坏政策时，该国的创新能力将趋于零，国家则出现衰败。

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并不是横向比较实力的大小，而是纵向比较一国实力增长速度的快慢。所有国家的国民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来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做预期判断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是否能比现在好。生活在一个不断改革的环境中，民众就会认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而在一个没有改革的国家，即使该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横向比较都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的民众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失去奋斗和创新的动力。改革是一个动态的事务，因此不宜进行静态比较。国家之间不是比较哪一方的起点高，而是比较谁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国只要能长期保持改革力度大于他国，缩小与他国的实力差距就是必然结果。

比较当前中美两国的社会期望，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认为他们的未来难以超越他们的父母一代，而中国的80后和90后则认为他们的未来必定胜过他们父母一代。美国建国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重大改革不多。虽然美国当前的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美国年青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却低于中国年青人。对中国来讲，现在急需的是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决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谓“深水区改革比浅水区难”的主观臆断所误导。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同样的困难，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储备都远不如现在，但当时改革的意愿比现在强大数倍。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希望，使人民保持创新的激情，以促进社会快速进步。网络经济靠技术创新推动，而技术创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动，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领导力推动。这意味，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

▍技术竞争及美国的战略偏好

中美战略竞争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战略选择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因此双方竞争的重点、策略及影响也将不同。

1. 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竞争

第一，数字经济及其技术竞争呈现“三个世界”的分化趋势。

根据2017年数字经济的规模，第一世界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为11.50万亿美元，中国为4.02万亿美元。第二世界的日本和德国突破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韩国的规模在1万亿以上;剩余国家是第三世界，目前规模都小于0.5万亿美元。

(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在全球化条件下，网络经济也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趋势。2017年，全球GDP达到80.68万亿美元，而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国累计GDP规模占比全球85%，世界上其余170多个经济体只占不到15%。如今数字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冷战时期工业化经济的第二世界国家数量。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小于澳大利亚，数字经济的规模只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目前俄罗斯凭借军事力量来维持地区大国的地位，但它已从发达国家衰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逆转迹象。

数字经济之所以近年来成为中美两国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靠无线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因此无线通信技术优势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焦点。2019年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了《5G全球竞争》报告，根据其评分，中美并列第一(19分)，韩国第二(18分)，日本第三(17分)。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表了《5G生态系统：对美国国防的风险与机遇》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投资和频谱分配举措，在5G发展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在5G发展上，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第一梯队，英国、德国和法国为第二梯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第三梯队。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的报告认为，位于前10位的拥有5G技术专利的公司是，三星、华为、中兴、爱立信、高通、LG、英特尔、夏普、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诺基亚(含阿朗)、交互数字技术公司。虽然这些报告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显示出中国的5G技术至少与美国处于相同水平或略有优势，因此网络领域的中美两极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中美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

第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向技术标准制定权集中。

冷战结束至今，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是国际规则制定权，当前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越来越集中于通讯技术的标准制定，具体而言就是关于5G的技术标准。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布朗说(Michael Brown)：“中国想要确保其龙头企业能够成为全球竞争的赢家，这样他们就能够设立新的规则。我们在与中国进行科技竞赛，这不是下一个季度谁的利润率更高的问题，而是一个持久战，两个不同体系、不同规则的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先行者国家会制定标准和规范，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采用这些标准和规范。”

网络技术与其他技术有何不同?自古以来，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技术都至关重要。例如在古代，铁器、云梯、马镫的发明都使发明方增大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所以技术一直都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如今的网络技术创新不仅决定了国家战争能力的强弱，还决定了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快慢，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大小，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状况。网络技术与核技术两者的应用范围是没有可比性的，核技术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但网络技术则是无限的。网络在今天社会中起着中枢的作用，它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无法与网络相分离。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临的大国战略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将与先前不同，网络技术的核心性与重要性也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逐渐凸显。

2. 美国的战略选择

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其本质是双方实力差距缩小导致的国际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即国际权力要按照新的实力对比进行分配。以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例。在国际金融领域，尽管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在该领域的权力却并没有相应扩大，依然受到美国的制约。中国建立亚投行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在全球的国际金融权力，因此美国阻止其盟友加入。根据实力结构变化进行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调整，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的国际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二是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对华为的遏制属于后者，即制定什么样的国际规则。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增强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权力;中国作为第一大贸易国，对WTO的影响太大，WTO的许多规则都服务于中国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美国想要废弃WTO规则，依据美国的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即从其原先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改变为公平贸易原则，即双边贸易不得有大顺差。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问题，则关系到技术标准和技术保护问题。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已不再是平衡贸易赤字问题，而是美国想通过新的双边贸易协定阻止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公平贸易是指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相对平衡，美国现在已不关心贸易赤字问题，而是将重点转变为以协定压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于是竞争的焦点聚集于国际电子通讯技术的优势问题。目前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尚不健全，现有的一些规则覆盖面不广泛，约束力也不强。奥巴马将这一领域的规范问题称为是“蛮荒时代”。制定什么样的网络规则正在成为中美之间竞争最核心的问题。

在网络规则的竞争中，中美分歧是多方面的，其中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关于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经营的问题。是否允许外国网络企业在华独资经营，这是一个网络规则的问题。

二是关于国企补贴的问题。国企补贴问题反映的是国家科技发展政策问题，即政府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技术创新的竞争。特朗普声称，美国的5G战略是由私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不依靠政府的扶持与干预。而美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华为的遏制，显然并不是美国所声称的不得动用政府力量支持企业的技术竞争。美国国防部的《5G生态系统》报告更是明确要求美国政府全面直接介入5G的战略竞争。1958年美国决定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则是一个完全由政府主持的科技竞争例子。

三是网络规范应是自由流动原则优先还是安全保障原则优先的问题。美国强调网络是用于传输信息的，流动自由应为网络规范的第一原则。而中国认为，互联网事关国家和百姓的生活安全，因此将网络安全视为第一原则。这就使中美双方就网络规则产生严重分歧。网络规范的竞争充分体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规则制定权之争。

特朗普政府在战略竞争中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策略。特朗普政府认为，在多边场合美国无法发挥其绝对优势，因此选择只进行双边谈判的单边主义策略。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是双边谈判，美国就自然获得实力优势。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朝核问题谈判中，美国都坚持双边谈判而不进行任何多边谈判。在遏制华为5G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着策略分歧。以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部分政府要员认为，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因此他们到处游说盟国拒绝华为的5G技术。特朗普本人则认为盟友指望不上，因此盟友们会以协助美国遏制华为为砝码，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因此特朗普一面遏制华为一面对盟友提出增加关税的威胁。

自2018年12月美国让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以来，彭斯和蓬佩奥游说盟国遏制华为5G的外交成果有限，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美国，其他的盟友表现得并不积极。英国率先表态，认为5G的安全问题是可控的，变相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此后，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表态不拒绝接受中国的5G技术，印度也表示无法排斥中国的5G。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2018年12月时它坚决支持美国，但到了2019年3月突然宣布在5G技术采购上不会排除特定的国家和企业，这就是变相放开了与华为合作的限制。今后日本在5G上的政策仍可能摇摆。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坚决抵制中国的5G技术，但西澳大利亚州在调查了联邦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则后，仍表示同意华为继续提供5G产品和设备用于该州的地铁项目。

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基本上采取了多边主义的策略，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表态中，更体现在中国的具体行为中。中国的主场外交活动都是多边国际会议，中国积极参与的G20、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上合组织、“10+1”、东亚峰会、“17+1”都是多边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强调多边主义原则，但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因此愿意参加多边投资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很少，到目前为止，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双边合作。

相比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国提出的改革方向是正面的。从2017年1月开始，中国政府就反复强调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表现出非常大的决心，并表示坚持改革开放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原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原则在这两年遇到落地的困难。由于具体措施不能有效实施，因此改革的大政方针还需要实践结果的证明。

由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采取了单边主义的战略，而且政策出尔反尔，因此对国际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遵守国际规范的现象越来越多。遵守国际规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遵守成文的条约，二是遵守对外承诺的和宣布的政策。当大国做不到这两方面时，其他国家违规现象就会相应增加。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制裁的现象正日益增多，而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实际上就违反了WTO的规定。中美谈判发展到相互指责对方出尔反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国际规则之争的特性，同时也反映出单边主义的上升趋势和多边主义弱化的走向。

▍关心技术而非意识形态的竞争

1. 网络技术改革竞争内容和策略

当前国际社会中代理人战争看似少于冷战时期，但如果将网络攻击纳入其中进行计算，代理人战争的数量并不一定减少了。网络战正在成为军事战争的替代形式，且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因为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伤亡现象，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不见的冲突的严重性。由于网络战的频繁发生，国际社会中的网络主权观念在强化。即使在强调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美国，在“通俄门”事件发生后也提出要强化主权规范。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都是强调要维护美国的主权，防止他国干涉美国内政。美国开始担心其主权遭到侵犯，可想而之网络时代维护主权的难度之大。当世界主要国家将网络攻击视为对本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时，传统的主权观念会得到强化，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就会弱化。

那么网络主权该如何保护?目前联合国已成立专家组，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中国也是参加方之一。中国坚决支持网络主权原则，主张网络必须有主权，不能因为网络信息流动自由而否定网络主权。强调网络主权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技术，还可能出现约束人员流动自由现象。美国现在限制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习高科技专业，限制中美科技人员交流就是典型例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所有美国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调查其项目研究的涉外情况，并将相关人员开除。在技术创新优势为战略竞争核心内容的时代，大国都担心自己的先进技术被对方学去，于是出现技术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同步上升的现象，对科技人员的流动和网络上信息的流动都会加以限制。今后，网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可能导致各国政府的管制加强，使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出现倒退趋势。美国限制中美学者交流就显示了这种迹象。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提供了交流的便利条件，但科技保护主义则可能使这种便利条件发挥不出全部作用。相反，由于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的恐惧，它们更加强调网络主权和保护主权。目前已有迹象显示，中美在数字领域的战略竞争正在产生这方面的影响：

第一，联合国组织的关于网络规范的专家，多数认为网络也有主权问题，如果各国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必定会像《联合国宪章》一样会首先强调网络主权，而不会否认网络主权。

第二，中美对于全球化都不是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只支持经济全球化而不支持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特朗普政府则明确表示，全球治理对美国不利，因此美国不参加全球治理。事实上，各国政府在全球化问题都是有选择地支持，有利的方面就支持，不利的方面就反对。由于多数国家的数字能力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因此他们希望制定有利于保护他们数字领域利益的规范，因此会更支持网络主权规范。

第三，由于在数字领域正在形成中美两极格局，因此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双方都无力单独为世界提供领导，这意味着任一方都无力建立起数字领域和网络领域的全球性规范。

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承担这样的世界领导责任，特朗普本人认为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使美国得不偿失。美国不仅在军事上从阿富汗和叙利亚撤军，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科技领域也是以阻止中国成为领导为目标，而美国并无意成为领导者。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承担起世界领导的责任，这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即使在数字领域里，中国并没有明显超越美国的综合实力，因此还无力建立全球性的数字经济规范。在没有世界领导的情况下，国际规则必然得不到有效地执行，新的国际规则也无法制定，其结果是各国各行其是。美国学者曾创造了两个词：一个是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这两个词含有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像法德两国给欧洲提供领导那样，为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然而，这种想法过于理想主义，现在看来中美关系的性质是竞争大于合作的。由于中美两国不能给世界提供一个联合领导，同时各自又无力提供单独的领导，这就使国际社会陷入到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之中。

2. 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作用下降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新现象。一是网络上各种观念的多元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下降。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集团分别建立起两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意识形态，苏联向世界推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向世界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核心矛盾。冷战结束后，苏联主导的东方集团不复存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世界的主导价值观，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具有与之竞争世界主导地位的力量。如今，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衰落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主导地位也衰落了。欧洲的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的兴起，使得自由主义失去了社会基础。这是为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撰文表达“民主已死”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世界上尚没有出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成为世界主导价值观的迹象，现行所有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都不具备主导国际政治的影响力，都无法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网络世界里的思想多元化，使得任何政府、政党和教派都无力塑造出一种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价值观。面对这个现实，中美决策者在战略竞争中也不把推广本国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战略目标。

二是网络塑造了“后教社会”，使青年人对老一辈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所谓“后教社会”是指后代教育前一代，即青年人教育老年人。在中国，老师一般被称为“先生”，青年人被称为“后生”。先出生的人往往比后出生的人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因此青年人向老年人学习成为普遍现象，这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先教社会”。在先教社会里，上辈人塑造下辈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然而，现在的情况逆转，“后生”们在网络上学到的知识远比“先生”们知道的多，于是“先生”塑造“后生”世界观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后生”们认为“先生”们的知识和思想观念都过时了，他们以蔑视的心理来对待“先生”们的价值观。由于网络使“后生”们知识多于“先生”们，于是“后生”们与“先生”们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平等，思想的多元化成为常态，任何强调某种意识形态先进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作法，都会被视为缺乏包容性的不道义行为。

在先教社会，意识形态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是个基本路径，所以有“培养年轻人价值观”的想法。如今，在后教社会这个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因为网络使下一代知道得比上一代还多。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都非常相似。美国皮尤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人超过70%都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但在“80后”中，认为民主是生活中最重要价值的人已经不到三分之一。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结果。年轻人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失去兴趣，是因为他们从网络得到的是多元性的知识，他们会进行比较，进而形成一种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权威们对他们的说教，更加相信所看到的现实。例如2018年后发达的民主国家深陷金融危机，而摆脱危机的速度远比一些非民主国家慢，因此他们不相信民主对经济发展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人们不再相信某种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也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学界仍缺乏关于民粹主义的共同定义，人们将各种对立和极端的思想流派都置于民粹主义这个名称之下。如果说民粹主义名下的各种对立思想有一个共性的话，那就是这些思想流派都反对自由主义政府的“政治正确”。大众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有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能接受与政府意识形态不一致就属于不正确的认识。与此同时，人们又都相信自己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的。由于“政治正确”开始从褒义词向贬义词转化，各国政府在政策表达中开始与“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拉开距离。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层面的变化是和国内社会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国内社会年轻人的思想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取向。年轻人中反对“政治正确”的力量呈上升趋势，流行的是多元包容理念。多元包容理念的兴起，使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主导世界，中小国家在大国战略竞争也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在中美5G竞争中，美国盟友的不同立场说明，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可能性很小。

随着意识形态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下降，人们会用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来认识现行的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这个概念就消失了，如今，“西方国家”这一概念有可能面临相似的命运。也就是说，政治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有可能不再适于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概念。现在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些国家的国际身份发生变化的阶段，一些传统的概念正在失效。例如，“南南合作”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因为国际上能够符合南南合作标准的国际组织日渐减少。巴西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这导致金砖峰会不再是南南合作;新加坡已进入发达国家，这导致东盟不再是南南合作。一旦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出现变动，很多南南合作也都会消失。这不仅是“南南合作”这个概念不适于分析国际关系，很可能“南北合作”也不再适用。2019年3月，中美各自发表了批评对方的人权报告，但这次发表报告后未能像以往一样引起较长时间的报导和争论，国内外媒体都只是报导了一天就没有任何后续报道了。这个现象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是日渐衰微。

▍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念和分析框架是否适于分析在无线网络上进行的大国战略竞争?战略竞争的内容、方式以及效果是否和以往一样?如今，世界中心在向东亚转移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重要还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网络和数字经济发达?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数字经济大国都集中于这一区域，这三国拥有的网络专项技术已经超了美国或欧洲。由于网络技术与市场、财富、军力、权力以及国际地位紧密相联，大国战略竞争聚集于网络优势。网络技术领域的两极格局很可能成为全球两极格局的基础。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数字时代，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不同。这还是人类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大国战略竞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充足的经验，而且也缺乏历史经验可以借鉴。这给我国带来的一个优势是，虽然美国的网络技术优于中国，但是网络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在10年之内，而战略制定需要依据技术变化而调整，因此每次新的网络技术出现都使两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制定战略，这就弱化美国的战略优势。数字时代的战略竞争对技术创新有了新要求，即创新在众多领域进行且要求创新速度快。因此，中美两国都不可能靠企业的科技创新来实现这样的战略任务，两国政府都必然会深度介入科技创新，以争取科技创新能力的长期优势。

网络技术成为财富主要来源，技术迭代速度快以及垄断和跨越式竞争，这三个特点对大国领导的改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竞争的成败取决于领导的改革能力强弱。根据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比不讲道义的政治领导改革能力强，赢得竞争的机会大。当一国政府的施政方略在于富民强国的正确方向上，那么带给国家的变化被称为“改革”;但如果处于弱化国家实力的错误方向上，使国家走向衰败则属于“倒退”。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提供的领导无论在国内和在国际上都被视为是倒退而非改革。政治领导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落实改革政策的能力。只有改革意愿而无改革能力的仍是弱领导。一国政府的改革能力越强，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速度就越大，国际权力(也就是国际影响力)也就相应的越大。因此，判断政治领导力的强弱需要从政府的改革方向和落实改革政策的结果两方面进行考查。

改革方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的问题。各国政府的权力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然而，关键不在于能否集中力量，而是集中力量干什么事。集中力量做的事不同，对于国家实力的影响不同。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政府是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同期的美苏两国政府集中力量搞军备竞赛。集中力量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我国家实力遭到严重破坏，集中力量搞军事竞争的结果是美苏两国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大幅提高。这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看谁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谁能将更大的力量集中于科技创新，谁能通过改革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创新成果，谁就有较大的希望胜出。数字时代的特殊性意味着，减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资源投入，将更多资源集中于科技创新，将是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大国自身变化角度讲，搞倒退比搞改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度要大。管子曰：“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一国只把自己建设好还不足以成为世界领导，还需要对手变得衰败才行。美国只靠自己的建设是无法获得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还得依靠苏联把自己搞解体了。苏联如果不解体，两极格局就不会变成单极格局，美国也不能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要考虑哪一方的改革多于和快于对方，还要看哪一方倒退的少于和慢于对方，倒退快的一方同样会失败。这个原理同样适于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

来源时间：2021/6/23   发布时间：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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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夏  来源：环球人物

已经满头白发的崔天凯形容八年驻美生涯“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6月22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发布崔天凯的辞别信。

“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转眼我在美国工作已八年有余，将于近日离任回国。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信中写道。

崔天凯出生于1952年，今年已经69岁。他是中国驻美大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先后经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美国总统，见证了两国关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亲历了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重构。

八年前初到华盛顿履新时，年届60的崔天凯昂首阔步、身姿挺拔，发丝间尚有灰黑之色;而今，他已是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深邃不少，背也微微有些驼了。但不变的是他的眼神，沉静坚毅之中依然蕴含着千钧之力。

2013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抵达华盛顿履新。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1年2月，崔天凯为驻美大使馆活动“2021春之声—中美青年云端音乐会”致开幕辞。

“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崔天凯是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出生于上海，中学没毕业就到黑龙江农村插队，在农村种了5年的大豆和小麦。这是段艰苦的历练，却也让崔天凯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让崔天凯走上外交之路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79年——这一年，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研究生。

2020年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采访时，崔天凯曾回忆，他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去考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或多或少与好奇心有关”。

联合国译员培训班人才济济，但崔天凯已经初步展露他的外交才华。有同班同学回忆，那时候上报刊阅读课，要看《经济学人》等外刊，还要进行时事讨论，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研讨会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1981年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合影。三排右六为崔天凯。

1981年从培训班毕业后，崔天凯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了四年，之后进入外交部。1986到1987年，他又前往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国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这两段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经历，为崔天凯日后担任驻美大使奠定了基础。在美国学习期间，崔天凯更近距离地接触了美国社会，也更系统地学习了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

2013年4月，崔天凯就任驻美大使，承担起促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任。履新之时，他用“任重道远、心诚志坚”这八字展望未来，并笑言“争取在这八个字上做得好一些”。

说任重道远，是因为崔天凯知道，中美关系的前路“不会那么平坦”，总会有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解决。说心诚志坚，则是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带着充分的诚意来的”，中国维护两国健康稳定的关系的意志也是坚定的。

此后至今，崔天凯经历了民主党人奥巴马、共和党人特朗普和民主党人拜登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在中美关系的晴雨变化中直面诸多挑战。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翻看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记录可以发现，那段时间，崔天凯的行程变得更加密集。除了与美国政府人员接触，他也积极到民间机构开展活动，经常接受媒体采访。

“从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至今，我作为留学生、联合国职员和外交官，已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然而近来，我却开始感到困惑。我问自己，现在的美国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开放、自信、乐观的美国吗?我在华盛顿找不到答案，于是今天我来到了哈佛大学，相信你们会给我一个答案。”2018年4月，应邀访问哈佛大学时，崔天凯冷静克制、不卑不亢的话语久久回响。

“自2013年以来的驻美期间，崔大使经历三任美国总统，两次政党轮替，不但亲历了2013年到2016年中美两国元首外交的密切互动，而且也在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中美关系的情况下努力与美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沟通、努力稳定两国关系。”谈到崔天凯的履职经历，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对《环球人物》记者作出上述评价。

“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

正如崔天凯辞别信中所说，他在美国“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而这不仅得益于他早年工作的积累，也与他就任大使后孜孜不倦的努力有关。

崔天凯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起，到了美国，第一项任务就是“混个脸熟”。他还考虑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与美国民众交流：“要不人家连你大使都不认识，怎么认识你的国家?”

美国政府、媒体、学界、民众……在美期间，崔天凯积极和各个方面接触。他被美国媒体称为“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官”。有媒体评价，崔天凯在无数国际会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能“消除差异”。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几天后就是农历春节，他没有像前任们那样向美国华人拜年，而是由代理国务卿香农代为祝贺。这引起美国华人的议论。

但到当地时间2月1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五，中国大使馆举行了“2017欢乐春节-中国文化之夜”活动，特朗普之女伊万卡携5岁女儿阿拉贝拉出席。母女俩在崔天凯陪同下步入会场后，在场嘉宾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母女俩参观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并观看了晚会节目表演。

一周后的2月8日，特朗普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习主席祝贺他就任美国总统，并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兴旺。

崔天凯与伊万卡母女在大使馆的春节活动上。图片来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

值得注意的是，崔天凯特别注意“文化外交”。 例如在2016年5月，他和夫人倪培君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等美国最高法院“音乐之友小组”成员，和钢琴家郎朗一起“聆听音乐、轻松交流”。

崔天凯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郎朗在招待会上。

为招待会致辞时，崔天凯说，中美两国正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继续以音乐等艺术形式为桥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沟通情感，分享喜悦，增进理解，深化友谊，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大法官们则表示，今后愿与使馆进一步加强沟通和联系，共同推进美中在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今年4月10日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的纪念日——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美国新闻记者到访北京，向世界发出了中美改善关系的信号，由此揭开了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序幕。崔天凯为纪念日活动做了视频致辞，并借此机会再度强调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在美国工作期间，崔天凯与侨胞一直维持着紧密联系。他抵达华盛顿后参加的首场大型活动，就是数十家侨社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履新不到一个月，他又到访纽约华埠，问候美东华侨华人。

2015年，成立25周年的华裔精英组织美国百人会举办年度颁奖晚宴。崔天凯出席并发表演讲，畅谈对中美关系的展望，并肯定百人会的贡献。同样出席了这场晚宴的著名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杨雪兰于去年底在美国逝世，崔天凯当时还发去唁电。

2015年4月，华裔精英组织美国百人会成立25周年活动，前排左起贝聿铭、骆家辉、崔天凯、基辛格。

崔天凯6月22日发布的辞别信，也正是以全体侨胞作为致信对象。他谈到，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此时此刻，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美侨胞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定促进者和积极贡献者。

除了侨胞，崔天凯也注意在“朋友圈”里团结各方力量，比如在美国举足轻重的犹太人群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一直对中国横加指责，美国各地排华情绪上升。崔天凯在2020年2月会见了大卫·伯恩斯坦等美国多位犹太人组织主要负责人。伯恩斯坦一行人向崔天凯转交了87个美国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的公开信，声援中国人民和美国华人，反对种族歧视和辱华言论。

崔天凯与美国犹太人组织代表合影。

“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崔天凯在辞别信中说，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而事实上，他智慧的外交举措与极强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终身难忘。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评价称，崔天凯总是别具一格：“他很讲究策略，总是能拿出解决方案，从不慌乱。”

2010年，坎贝尔在自家农场里举办社交活动，邀请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时任副外长崔天凯参加。期间，坎贝尔开出一台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的拖拉机——与崔天凯青年时代在黑龙江插队时开过的拖拉机很相似。众人的谈话难免触到了那段动荡岁月，聚会上的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可能会使崔天凯感到尴尬。

但崔天凯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不悦。相反，他登上拖拉机，向坎贝尔展示了驾驶和割草技术。坎贝尔非常开心，两人在拖拉机前合了影。崔天凯再次访美时，把一个中国名牌拖拉机“东方红”的模型作为礼物送给了坎贝尔。

2011年启动的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就是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崔天凯与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共同推动建立的。
图为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期间，崔天凯与坎贝尔见面。

中国民众印象更深的，或许是崔天凯的诸多金句。

2012年，面对网民对“我国在黄岩岛等问题上外交政策过于软弱”的批评，他把中国比作金庸小说里的“大侠”：“真正的大侠从来不会两句话不合心意，就拔出剑来砍，那都是二三流的角色。”

面对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时，崔天凯总是不厌其烦、又立场坚定地回应涉港、涉疆等敏感议题。就在今年3月底，他还接受CNN采访，谈到西方媒体所说的所谓新疆少数民族人权问题。“我清楚地强调一遍：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不幸的是，包括记者在内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带着极深的成见和偏见，问题出在他们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就特定情况得出完全背离事实的结论。”崔天凯说。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对美国等国家在“病毒溯源”等问题上的造谣抹黑，崔天凯霸气斥责：“有些人所处的位置很高，但智商、情商不一定与之成正比。”“中美关系不能任由少数人操弄，拖入冲突对抗境地。”

也是在疫情期间，崔天凯写给张文宏医生的信在社交网络刷屏——面对同胞时，这位霸气的外交官展露出温情一面。

崔天凯给张文宏的手写信。

崔天凯亲手所书的这封信，主要是为了感谢张文宏接受驻美大使馆邀请，在线同在美留学生、华侨华人就抗疫问题进行长时间对话，给予他们关怀与指导。他恳切地说，希望疫情过后能回上海看看，去拜访张文宏，“不是为了看病，是为了讨教”。

“竟然是手写信”“中国需要更多这样棒的外交官”“崔大使是儒将”……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对已经白发苍苍的崔天凯有了新的认识。

“近年来，中美关系由于美方单方面错误政策的原因而出现了比较严峻的情况，崔大使无疑也面对着比较艰难的工作环境，但他还是积极行动、广交朋友、主动面对美国公众、美国媒体、美国各界表达中方长期以来一贯的积极意愿，也多次坚定明确中方的红线和底线，积极稳定两国关系的同时，也坚定地捍卫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刁大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每每看到崔大使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都能感受到中美关系的希望与未来。崔大使驻美期间的对美工作，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气魄与风范，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

此前接受鲍尔森访谈时，崔天凯曾坦言，“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华盛顿)时，我没想到我会在这里呆这么久。”八年时光，他见证了中美关系的不断演进和变化，也时时提醒人们警惕复杂的形势。令人动容的是，他虽已满头白发，心态却从未老去。

不久前接受采访时，他仍在表达坚守岗位的决心。“任何工作既然有就任，也会有离任，这是很正常的。我自己要想的就是，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就该有一天的担当，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至于我的年龄，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去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更适合我说的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少年壮志不言愁’。”

相关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将离任：在美八年，最爱“打开天窗说亮话”

6月21日，据中国驻美使馆消息，驻美大使崔天凯发表辞别信，将于近日离任回国。他在信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据了解，崔天凯于2013年开始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至今已有八年，为历届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此前，他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国驻日本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今年4月，崔天凯在相关活动开幕致辞时指出，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37年的外交生涯

官方简历显示，崔天凯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17岁的崔天凯来到黑龙江省爱辉县当知青，在农村一呆就是5年。知青生涯结束后，他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之后留校任教并攻读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崔天凯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期联合国译员培训班顺利毕业。他来到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会议服务司中文处任译员，这是崔天凯接触外交事业的起点。

1984年起，崔天凯进入外交部工作，开启了长达37年的外交生涯，历任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国驻日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崔天凯接替张业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这是他在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

不懂日语的大使，见证中日关系新发展

2007年，55岁的崔天凯接替王毅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到任后第一次公开亮相的场所便是东京华侨联合总会，他表示，自己不懂日语，要以“小学生”的姿态向日新老侨胞“老师”求教。

虽然不懂日语，但崔天凯对日本外交工作却不陌生，从2003年到2006年，崔天凯在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主要负责的就是中国对日外交工作。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的时期，他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日东海问题谈判等场合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崔天凯上任前后，两国政要的出访之旅，让中日关系迎来了“融冰”期，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崔天凯“赶上了好时候”，崔天凯也曾在公开场合中谈过中日关系，他指出，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是日本能不能接受中国发展强大。当时他还表示，中日关系站在了历史新起点。

担任驻日大使期间，他积极协助政要访日、汶川地震日本医疗队救灾、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中日民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活动，推进了中日之间友好往来。

2009年，在日本工作两年后，崔天凯回京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职。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崔天凯主管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常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团队建立起广泛联系。

崔天凯接受央视采访谈中美关系。

爱说“明话”，多次回应热点争议

在辞别信中崔天凯提到，在美八年期间，自己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南都记者观察到，2013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崔天凯，为历届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从向奥巴马递交国书开始，崔天凯历经三任总统，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变化。他也一直秉持对外媒“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外交风格。

崔天凯履新驻美大使不久后，美日共同发表声明，明确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对此他回应称，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是有“一定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选择了错误的一边”。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事务方面，崔天凯多次表态美国要明确边界。今年他在“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上指出，要划定中美关系红线，在涉台港疆藏问题上，中方无退让余地。

在任期间，崔天凯曾多次就中美和国际争议问题据理力争，回应焦点事件。针对长期的中美经济摩擦，崔天凯也在公开场合提醒美方“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面对外媒对新疆问题的质疑，他第一时间公开谴责对疆的扭曲报道“不真实、不道德。”

他还借助国内媒体节目对美政府的“贸易战”做出了强硬回击，表示如果对方挑衅，中国将奉陪到底。

新冠疫情发生后，他接受了多家外媒的访问，就中方疫情数据、透明度、人事调整、病毒来源等问题进行回应。他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回应了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疫情的现象，他表示，世界对中国的指责游戏该结束了。

崔天凯曾在留学生联欢活动上说，“中国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原则，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犯了你还要打痛你’。”

崔天凯接受媒体采访。

对两国和世界而言，中美对抗是一场灾难

去年10月，崔天凯在一次活动致辞中提到，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历建交41年来罕见的严重困难。在辞别信中他也提到，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

他强调民间人士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当前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要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促进者、贡献者。”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担任驻美大使八年来，崔天凯曾多次对中美关系发表见解。他曾与他人联合撰写一篇名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兼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长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他在文中强调，中美之间要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今年4月，崔天凯还在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上通过视频发表致辞，他指出，中美关系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来源时间：2021/6/23   发布时间：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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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卸任后远离公众视线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期又活跃起来——其竞选团队从上周起开始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广告，旨在为特朗普接下来的政治活动筹集资金。

与筹资相配套，特朗普还于近期宣布将于6月底至7月初连续举办数次大型集会，这也将是特朗普离开白宫半年以来，首次举办此类与支持者会面的集会。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增加媒体曝光度，巩固保守派选民的支持，从而为共和党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大选做准备。

然而，近日一项针对保守派民众的调查显示，特朗普已失去“人气王”的地位。若决意参与2024年大选，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或将面对更多有力竞争者的挑战。

在脸书上买广告“众筹”，攻击拜登政府

特朗普本人在推特、脸书上的账号已经被封禁，但与其密切相关的组织仍在社交媒体上活跃。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报道，从上周晚些时候开始，一个名为“拯救美国联合筹款委员会”的组织已在脸书上花费3506美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买广告，用于宣传特朗普6月26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郊外举行的集会，并呼吁民众为特朗普的政治活动捐款。据悉，该委员会是由特朗普领导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创立的。

该委员会还发布了一则指责现任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的广告。“上任几个月来，很明显，拜登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职业政客，对自己所做之事一无所知。我们的边境出现了危机，天然气价格飞涨，美国正在衰落!请现在就捐款，向特朗普总统展示你对拜登的真实看法。”

尽管特朗普团队开始使用脸书筹资，但特朗普本人依然被该平台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脸书发言人安迪·斯通在声明中表示，脸书仍禁止特朗普在该平台发帖。本月初，脸书还宣布，特朗普的账号将被暂封两年。

斯通补充称，与特朗普有关的团体只要不使用带有他声音的内容发帖，其账号就不会遭封禁。此前，脸书曾撤下特朗普的儿媳拉拉·特朗普对他的视频采访，理由是该采访绕过脸书禁令，发布带有特朗普声音的视频。

Politico分析指出，特朗普竞选团队严重依赖脸书在获得小额捐款、动员支持者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据《纽约时报》6月初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脸书发布禁令，但美国极右翼媒体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粉丝俱乐部”(President Donald Trump Fan Club)等支持特朗普的账号仍在活跃着，因此特朗普仍在该平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2024年大选的竞争对手已出现?

今年1月20日离开白宫后，无论是在共和党内，还是在美国主流社交媒体上，特朗普影响力犹在。但近日的一项民调数据似乎却传递了不同的声音——在保守派选民中，特朗普已不是那个最受追捧的人，一位极具竞争力的“黑马”选手或已出现。

近日，在美国西部保守派峰会对2024年总统候选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人气超越了特朗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1日援引最新调查显示，有74%的潜在选民支持德桑蒂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特朗普的潜在选民支持率为71%，位居第二。该报道认为，德桑蒂斯成为人气冠军，因而也有可能在2024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胜出。

据悉，德桑蒂斯是特朗普的盟友，在许多问题上与特朗普的观点相似，特朗普离任后，两人还多次见面。英国《独立报》报道称，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德桑蒂斯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原因是他反对封锁的立场在保守派中颇受欢迎。

除此之外，德桑蒂斯的政绩也相当不错。其执政的佛州失业率为4.8%，远低于全美平均水平，该州的新冠死亡率也相对较低，该州民众对州长的支持度很高。

面对这一潜在的强劲竞争对手，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日前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德桑蒂斯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的说法只是谣言。“德桑蒂斯的回答是一贯的：他正在竞选连任佛州州长，他爱这个州。坦白地说，在德桑蒂斯的领导下，该州运行良好。”

无论德桑蒂斯是否会参与总统竞选，特朗普团队也已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为巩固选民支持，重振政治影响力，特朗普此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值得关注。

在离开白宫的近半年里，特朗普仅向共和党保守派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特朗普或将“重出江湖”，前往俄亥俄州和佛州举办大规模集会，为他日后的竞选活动争取普通选民的支持。

据两名熟悉特朗普活动计划的助手告诉《今日美国》，特朗普预计于6月26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举行他卸任后的首次集会，随后将现身于7月3日在佛州坦帕举行的集会活动中。

此外，特朗普还宣布，他将于6月30日访问美墨边境。此前，他曾多次攻击拜登移民政策造成了“全国性破坏”。

《国会山报》分析指出，特朗普计划举办集会表明其希望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维系他在关键州共和党选民中的影响力，这可能也会为他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奠定基础。

“一个词：关注度。”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皮特尼向《今日美国》解释称，“举办集会是特朗普获得媒体报道的门票。”皮特尼表示，“集会对特朗普的另一吸引点在于，他痴迷于支持者的掌声。”

眼下，特朗普已无法借助推特、脸书及其他社交媒体造势。由于流量不高，特朗普本月初还宣布永久关闭其个人网站“特朗普的办公桌”。

对此，共和党战略家利兹·迈尔分析称，特朗普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多地”上电视，他知道如果他决定再次竞选总统，更多的曝光度将给他提供助力。

来源时间：2021/6/23   发布时间：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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