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坤  来源：百度-秦安战略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之际，曾经有些中国人满心指望欧洲能在其中起到缓冲作用，或者居中调节，或者置身事外，都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但实际情形却令人大失所望。实际的情况是，欧洲对中国的脾气越来越大。

首先源于他们的舵把子，因为美国对中国脾气越来越大。

众所周知，现如今美国当局对中国可谓横眉立目、气不打一处来，针对中国所发起的挑衅、攻击几乎是“天天见、时时见、处处见”，脾气那是相当地大，而且还越来越大，无论是已下台卸任的特朗普，还是在台上执政的拜登，他们都把对中国发脾气、耍态度的水平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更奇诡的是，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殴打中国，一方面又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密集地进行中美高层通话沟通，把战略对手当玩物，这种把中国当愚蠢猎物的做派与风格，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黑老大的带动下，北约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同盟集团已经对中国发难。

虽然这个组织同中国并不接壤，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战略关系，但北约已经在自己的框架体系内把中国列为挑战威胁，相应地接下来就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带动一大批国家疏远中国，同中国拉开距离，这就有效地剥蚀了中国的战略空间。除此之外，有朝一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还可以得到北约的积极配合与有力支持，在整个北约所能控制与覆盖的地区，中国的活动都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比如商船航行、陆上运输、飞机国境等。更不排除的是，北约还可以组织新的“八国联军”远征中国，直接参与美国对华作战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已经有相当一些国家跳出来对中国采取行动了。英法等这些老牌的霸权帮凶不说，甚至连立陶宛、捷克、丹麦等这些不入流的蕞尔小邦，也都纷纷冒泡表态、摇旗呐喊，冲锋在对华舆论战的行列之中，很有点一窝风的样子。

照此趋势发展，很快就会有那么一天，欧洲将集体对中国采取间接和直接的行动，他们将以安全为借口，不但将中国踢出欧盟，而且将尽可能在一切他们所能控制的地方或领域踢开中国。在中美对峙与对抗中，欧盟必将全面地倒向美国，既不会居中不偏，也不是远离事态，而是将积极介入其中，充当美国的帮手。这里笔者再次把话放在这里，莫让人说成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他们在具体策略的运用上必将相当巧妙，那些老牌的帝国主义者都很会演戏，都很会装扮自己。

对此，中国怎么办呢?

中国当然应该努力争取欧洲。但北约不可能成为中国所争取的对象，这个霸权的冷战工具没有中国可以争取的任何条件与可能。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说没有争取的空间，但余地不大，更不能为了争取欧盟而无原则地妥协让步，如果这样做，无异于竹篮打水。今后中国只能针对各个不同的欧洲国家去做争取工作，只能通过双边关系来抗衡霸权及其所率领下的欧洲集体对华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对现有的中欧关系做大幅度的修正，过去那种不跑波音跑空客的把戏不能再搞下去了，也不该再搞下去了。在争取一些国家的同时，也要对那些反华跳得高、蹦得欢的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将其打狠打疼，把“”打与“拉”的两手有机结合起来。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中国还必须做好有朝一日欧盟也同中国脱钩的准备。不要以为只有美国处心积虑要同中国“脱钩”。一旦美国同中国“脱钩”了，欧盟很快也会同中国“脱钩”，为此不能抱任何幻想与侥幸。当然，有些中国人根本不相信美国会同中国“脱钩”，他们更不会想到欧盟了。但时间将证明究竟谁对谁错(本文作者张志坤为秦安战略研究院“美国工作组”核心成员)。

来源时间：2021/6/17   发布时间：2021/6/17

旧文章ID：25239

作者：王冰汝  来源：冰汝看美国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与普京在斯洛文尼亚会晤后，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凝视着普京的双眼，他非常直率、值得信赖。我能感觉到他的灵魂。”

时任民主党参议员拜登却有着不同的反应：“我不信任普京。” 这是在斯洛文尼亚峰会后几天，拜登的结论。10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与普京会晤，拜登告诉普京：你没有灵魂!

又过了10年，普京在峰会前的采访中打脸拜登说，什么是灵魂?我不记得这段对话了。拜登这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与普京见面，气氛可想而知。

混乱的开场

日内瓦时间16号下午1点左右，普京抵达会场，拜登随后到达。这个安排其实有美方的“小算盘”。因为美国官员总是抱怨普京是“迟到大王”。2018年的赫尔辛基峰会，当时特朗普的团队就有预案，如果普京迟到太久，就取消峰会。

虽然美国方面希望掌控会晤的所有细节，避免所有不可控因素，但是会晤一开始就失控了。

在峰会现场白宫记者是这样形容的：这是九年来我见过最混乱的一次会晤开场，记者们推来推去，对吼，希望让别人挪一挪位置，但是没有人动一下。一两分钟后，俄罗斯安保人员拉起了红绳，让媒体远离领导人。之后俄方安保对记者大喊，要求他们离开，并且开始推记者。这个时候，美方记者和白宫官员也开始吼，让俄方停止推美国记者。多位记者几乎被推倒在地方。

峰会提前结束

记者离开后会谈正式开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轮是小范围会谈，媒体专门捕捉到了拜登看小卡片的镜头。

小范围会谈进行了93分钟;第二轮是大范围会谈，进行了127分钟。离开会场的时候，拜登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避免被普京抢了风头，美国这次拒绝了与俄罗斯召开联合记者会。普京掀开记者会，大概进行了50分钟，回到了二三十个问题，表现非常自信。

普京称赞拜登是一位非常会平衡、非常专业、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并且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内容涉及到战略稳定、网络安全、地区冲突、贸易关系，和跨大西洋合作等。但是在核心问题上，普京是寸步不让。

拜登也在记者会上释放了积极信号，形容峰会气氛良好，而且积极。美国政府的议程并非针对俄罗斯，而是争取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峰会的成果需要通过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进行检验。

美国和俄罗斯发表了一份战略稳定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即使在关系紧张的时期，两国也能够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取得进展，包括确保在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以及核战争的威胁。近期延长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体现了俄美对核军备控制的承诺。美俄重申没有人能够赢得核战争，绝不能打核战争的原则。

拜登在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的领域也划下了红线。比如，如果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丧生的话，俄罗斯将会面对严重后果;拜登还给了普京一份实体清单，警告说这些实体是不能遭到网络攻击的，否则后果自负。

为何要见面?

拜登为什么要见普京?试想一下，在美俄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指控俄罗斯黑客袭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之际，如果是特朗普宣布要与普京会晤，媒体肯定早就炸锅了。

在美国国内，也充斥着对于此次峰会的质疑。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塞申(Ben Sasse)在就说，美国为什么要用峰会来奖励普京?这让美国看起来很软弱。

而拜登政府的说法是，拜登认为面对面的会晤可以更有效的传递信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外交老手，拜登的信条是：所有的外交关系都是个人关系的延伸。

于是，为了拉近个人关系，拜登送给了普京两样礼物。拜登还送给了普京一副定制美军飞行员专用墨镜，以及美洲野牛水晶雕塑，象征力量、团结和坚韧。送墨镜这个梗，应该是源自于时代周刊的俄美峰会封面图。

但是送礼并不代表拜登和普京就成为了朋友，双方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可言。在拜登记者会结束的时候，拜登被CNN记者的一个问题激怒了!记者问拜登：“您为什么有信心普京会改变他的行为?”

拜登当时都已经走下讲台，步出会场了，听到这个问题一下子怒火中烧，马上走向记者说：“我没有信心普京会改变他的行为，我勒个去!(WTH) 我啥时候说我有信心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那你就入错行了!”

有意思的是，在拜登搭乘空军一号离开之间，他对自己严厉斥责媒体的行为表示道歉，说自己不该扮成智者去说教记者。

拜登与普京的20年

过去20年，一个没有改变的事实就是：拜登不信任普京。而且美国官员也承认，无论普京做什么，拜登都不会对他产生好感。

2000年2月，普京当时是俄罗斯代理总统，第二次车臣战争已经打响。拜登说，普京对于民主和核不扩散的承诺尚无定论。虽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如果普京政府离民主道路走得太远，或者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必须重新评估美俄关系。

一年多以后，2001年6月在布什与普京会晤后，拜登的看法是虽然峰会似乎是积极的，也开启了美俄关系的新篇章，但需要告诫美国政府，不要对普京和他的意图过于乐观。自普京上任后，俄罗斯展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民主行为模式。

2004年，拜登与100多位外交政策专家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小布什总统和欧洲领导人的信，指责普京打着打击恐怖主义的幌子，破坏俄罗斯民主进程。

2006年底，拜登正在酝酿参加总统大选。当时他提出俄罗斯应该被八国集团踢出去。拜登告诉Fox新闻，普京在过去六年巩固权力，让俄罗斯远离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市场体系。

2008年8月，拜登已经成为奥巴马竞选搭档的候选人之一，他访问了格鲁吉亚。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爆发后，展现出美国的支持。拜登在离开格鲁吉亚的时候说：“我深信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是苏联解体后，欧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不过2009年奥巴马刚上任几周，拜登对俄罗斯的态度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变化。他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是时候按下reset重置按钮，重新审视美俄关系，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与俄罗斯合作。”

现在看来，虽然拜登仍然对普京持怀疑态度，但是奥巴马却多次提到“重设美俄关系”，拜登也不得不认同奥巴马的新政策。但是批评者认为，重设美俄关系的想法过于天真。不过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有必要的，而且重设并不代表过去的旧帐一笔勾销。

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与普京相比，他似乎更加自由和开放。这也是奥巴马政府重设美俄关系的重要原因，美俄当时重新签署了START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2011年3月拜登与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会面。之后拜登跟一位记者说，他告诉普京：“我看着你的眼睛，我觉得你没有灵魂。普京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彼此理解。”

在那次访问中，拜登发出了非常矛盾的信号。他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会晤时说，如果普京不再竞选总统，会对俄罗斯更好。但之后拜登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说到：“在这个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与俄罗斯不再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互信任。在与任何国家打交道时，持有怀疑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各自利益不同。但是这不应该转化为不能信任对方。”

2011年底，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示威者认为俄罗斯杜马选举存在欺诈。普京把矛头指向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职位，基本上美俄关系的重设就到此为止了。

在过去十年，拜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不信任普京，从叙利亚战争到干预美国选举到网络袭击，基本上双方处于处处作对的局面中。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时候，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直接导致八国集团把俄罗斯踢了出去。而拜登成为奥巴马政府批评俄罗斯的先锋。

拜登向普京喊话说：“普京总统必须做出一个简单且明确的选择，离开乌克兰，否认将在国内面临持续的鼓励，和不断增长的经济成本。”而普京对此充耳不闻。

当时的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认为，拜登对俄罗斯的怀疑加剧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打交道的国家都受到俄罗斯的威胁。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几个与，拜登就访问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2016年特朗普角逐美国总统，当时拜登说美国不能选出一位贬低同盟，拥抱普京的人。2018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如何对抗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御敌人》，文章非常尖锐的从社会地位、政治形态到经济抨击俄罗斯。

普京的公关胜利

在峰会召开前，普京接受了NBC专访，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普京表现的非常淡定。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下来，网友们对普京好评如潮!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普京比美国人还了解美国政治。

普京在采访中游刃有余，张弛有度。记者问普京，拜登第一次欧洲之行就是要团结世界民主国家，这是针对你吗?普京回答说：我不知道，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情况。拜登与盟友会谈，G7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我们都知道G7是个啥，我也参加过很多次，我知道这个论坛的价值是什么。大家聚在一起总是好的，总比不在一起讨论要好。至于北约，普京说自己多次说过，这是冷战的遗物，不知道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是什么。

对于拜登先会晤盟友再来见普京，普京也表示非常理解。这是对美国盟友的尊重，而且可以交流他们对当前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包括接下来的俄美峰会。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总是没有坏处的，这是工作程序。

而就在峰会前，普京还在称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位非凡、有才、多姿多彩的人。普京说拜登与特朗普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职业政客，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政坛度过，参与了国际政治和裁军事务，几乎是专家级别。

峰会前，普京还在怀念特朗普;峰会后，不知道普京对特朗普的思念是否加重了呢?美国总统来来去去，普京一直都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

来源时间：2021/6/17   发布时间：2021/6/17

旧文章ID：25238

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拜登总统的欧洲行星期三(6月16日)还在继续。在欧洲，他先后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以及美国和欧盟峰会。他成功说服了七国集团、北约和欧盟的盟友和伙伴对共同担忧的中国问题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分析人士指出，在如何应对中国方面，与前总统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做法和政策可能会让中国更加不舒服。

联合盟友应对中国，拜登政府取得初步成效，北京愤怒

美国与欧盟星期二(6月15日)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美欧各自对华多重定位框架下开展密集磋商和沟通。

声明说，美欧双方将在共同关切的领域上持续合作，包括新疆和西藏的人权被侵犯、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进程被侵蚀、经济胁迫、虚假信息以及区域安全议题。声明说，美国和欧盟继续严重关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重申尊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声明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6月13日发布的七国集团公报和6月14日北约公报也对中国作出了类似的指责。 七国集团公报谈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要求中国尊重新疆人权，允许香港高度自治，避免任何可能使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不稳定的片面行动。北约公报则说：“中国明确表述的野心及强势行为，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联盟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

在联合声明中纳入对中国的强硬措辞被认为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外交胜利，同时这样也显示，拜登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点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提升。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Joseph Bosco)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说拜登政府遵循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策略，并在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改善，特别是与盟友，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及像台湾这样的安全伙伴合作方面。”博斯科提到，拜登联欧能有成效，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也有重大关系。

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 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和北约的关系恶化。特朗普一直批评欧盟和北约让美国受到伤害。特朗普对盟友的厌恶让北京有了可趁之机。在拜登政府上台前，中国和欧盟曾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协议，不过，这项协议因双方在新疆人权议题上的分歧目前被欧盟官员搁置。

只是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前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建立新民主国家联盟。在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为拜登政府今年3月举行四方安全峰会打下了基础。

与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和单边主义不同，拜登上台以来一直将联盟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拜登在出访欧洲前专门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民主国家”，兑现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新承诺，展示“民主国家”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

罗杰·贝克(Rodger Baker)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一个强项就是利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而拜登的做法正试图改变这一切。

他说：“我们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是行为上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统一的，国际主义的途径来来应对中国。这也是对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强大能力–利用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伙伴和合作者之间分歧的能力的认可。”

他举例说，美国与菲律宾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并不迫使菲律宾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却让菲律宾也无法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他说，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和协调行动，从长远来看，拜登的方法应该更有效。

虽然拜登提出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能否最后成功还有待时日，拜登在欧洲的初步成功已经让中国不快和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15日和16日的例行会议上连续批评美国，指责美国“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和集团政治”，“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他同时还指责“北约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国曾期望拜登上台后，恢复奥巴马或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却展示出自己的对华政策越来越接近特朗普政府。这让中国“生气”和“愤怒”。

拜登政府升级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认为，虽然在采取多边手段应对中国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但是，拜登政府在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调整应对措施方面是与特朗普政府一致的。

他说：“承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调整美国国际政策来应对，从这个总体政策方向来说，两者是一致的。”

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在安全、军事、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继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有的甚至进行了强化

在美国和欧洲峰会召开的同时，美国海军星期二宣布，由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一支美国海军战斗群进入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这也是里根号航母今年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巡弋。美国海军的新闻稿指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日常存在’的一部分”。

事实上，自拜登在年初上任之后，美国在印太地区海域的动作频频。今年2月，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曾进入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4月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TRCSG)在4月4日再次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作业。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 Politico)星期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支永久性海军作战部队，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渐增长的军力。按照计划，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将类似于1968年在大西洋成立的北约海军。

在南中国海地区，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行动也有所体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3月出访欧洲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北约国家随即宣布派遣军舰或声明要到南中国海及印太地区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今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HMS Queen Elizabeth)为首的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出访亚太40个国家。在此之前，法国海军的准航母“雷电”号(Tonnerre)两栖攻击舰与澳大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联合演习后一直在该海域游弋。德国海军“巴伐利亚”(Bayern)号护卫舰预计将在八月启程前往亚洲，并在返航途中穿航南中国海，成为2002年以来首艘穿行南中国海海域的德国军舰。

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6月9日还下达了一道内部指令，要求国防部采取一系列行动，以应对他所说的步步紧逼的中国挑战。

根据这项指令，第一，国防部今后的人员培训要聚焦中国，第二，奥斯汀部长将亲自督查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各项具体工作，以确保国防部的工作真正以应对中国挑战作为首要任务。

拜登政府强势支持台湾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在继续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钦点的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康达(Daniel Kritenbrink)6月15日在国会有关他的任命听证会上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誓言将从各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6月10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视频会议时，确认未来几周内双方将召开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 (TIFA)。戴琪与台湾贸易代表的会谈标志着台湾与拜登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

正在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北京敦促美国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拜登最近在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会晤时还特别讨论了确保台湾海峡稳定的问题，并在峰会后发表了声明。

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就表明了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的态度。今年1月，拜登成为1978年以来首位在就职典礼上接待台湾特使的美国总统。3月，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4月，他的政府宣布将放宽数十年来对美国与台湾政府进行官方接触的限制。4月中旬，拜登总统还特别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跨党派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一位白宫官员当时称，这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及其民主的“个人信号”。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中科技脱钩加剧，拜登政府继续限制中国科技企业

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的对华政策最明显地体现了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继承，在有些方面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强化和扩大。

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说：“如果你看看拜登政府为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所采取的举措，收紧对可能落入中国军方的物资的贸易限制。你就会看到，在这些方面，本届政府的措施是强化了。”

2月24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让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等美国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6月8日，相关的审查报告出台，报告称，中国在这四个领域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 报告建议建立一支“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针对政府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执法行动。

6月3日，拜登颁发新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或出售用于镇压异见人士或宗教少数派的监控技术的中国公司。新禁令扩大了早些时候特朗普时代的黑名单，使得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增加到59家。

6月9日拜登签署另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应用程序TikTok和WeChat的禁令。这看似是放松了限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禁令是试图在确定和应对国家安全担忧方面制定更好的机制，这样后续可能出台的禁令将能经受住司法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法庭以“武断和任意”(arbitrary and capricious)为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令为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和明确的标准。

就在此项行政命令发布的前一天，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众议院投票表决通过后，将送拜登签署并成为正式法律。这项法案强调增强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投资，以对抗中国的竞争。法案还涉及制裁中国相关人员和组织在美国的“不当行为”。

拜登政府对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通过法案表达了赞赏，因为该法案与拜登的对华全面战略主张总体一致。

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说，虽然她担心与中国的完全技术脱钩，但是，她预计美国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以保护其国家安全。

耶伦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说：“我们正在寻找各种工具，我们必须抵制和纠正损害我们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更广泛经济利益的做法。” 她提到了对中国可能的有害投资的限制。

在贸易方面，拜登政府还没有表示要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物品实施的关税。美贸易代表戴琪在多个场合称，要继续用“高关税”对中方施压。

戴琪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都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就特朗普政府和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进行了视频会议，但是，双方并没有透露任何详情。目前，第一阶段协议还在执行中。

拜登政府迄今还没有公布全面对华战略。 有报道说，新的全面对华战略正在起草中，这项复杂的跨部门工作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初。

不过，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前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星期三在香港的《南华早报》撰文说，拜登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推出对华全面战略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认为，不公布对华政策的细节，拜登政府就可以继续利用民主共和两党对北京的敌意，以争取共和党在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国际贸易等诸多国内问题上的支持。

来源时间：2021/6/17   发布时间：2021/6/17

旧文章ID：25237

作者：吴世樱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

随着中美科技战的持续，出口管制已成为双方武器库中的最新火药。 在寻求改革其自身出口管制制度的同时，欧盟必须合理平衡其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与中国密不可分的贸易关系以及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未来，欧盟出口管制及其对华战略的走向将取决于欧盟在技术发展、国防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利益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

出口管制已成为美中科技战争的最新战场。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监管和许可措施，加强了对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的限制。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正寻求增加对向中国出口的敏感技术的限制，同时尽力说服欧盟共同构建针对中国的“两用技术禁运长城”。然而，同意与美国合作的欧盟将承受自损八千的代价——在全球供应链深度整合、中欧高技术贸易合作紧密的背景下。拒绝与美国合作的欧盟将面临美国域外制裁的风险——荷兰高科技公司ASML在中美科技战中的被动应对就是典型例子。随着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欧盟再次陷入了交火之中的守势，面临着在不损害与任何一方关系的前提下改革自身出口管制体制的政策挑战。此外，欧盟在出口管制上面临的政策挑战，除了来自中美科技战的影响，也来自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大战略背景下，积极塑造基于欧盟价值观的贸易和技术规则的需要。面对出口管制这个技术、安全、商业和政治交织的高度复杂的政策挑战，欧盟目前的考量是什么?选择追随美国还是选择信任中国的技术?

一、欧盟出口管制的新时代

2021年5月10日，欧盟通过了《欧盟两用品出口管制条例》(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setting up a Union regime for the control of exports, broker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transit and transfer of dual-use items (recast)) 的最新修订版本(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将对“两用技术的出口、转让、中间商交易和过境”进行管制。两用技术，例如许多用于半导体生产的关键材料，可以在民用和军事应用中同时部署。在修订前，欧盟层面上的出口管制体制主要由《瓦森纳协定》等多项多边制度组成。然而，因缺乏成员国和许可证颁发机构之间的协调，欧盟察觉到了两用技术出口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隐患。因此，新通过的条例旨在使欧盟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协调整个欧盟的出口管制体制，并加强对新兴技术安全风险的集体应对能力。

修订后的条例是“为了让欧盟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并继续为贸易和技术制定基于欧盟价值观的规则”，这与欧盟推动基于欧盟价值观的技术治理的方法相对应。其中，条例对出口管制的关键概念和两用技术的定义进行了修改，以回应网络监视技术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鉴于2016年发现欧盟监控技术被用于镇压 "阿拉伯之春 "，修订后的条例将特别针对限制对“威权体制”出口网络监控技术。然而，该条例并未将任何特定的网络监视项目添加到两用控制清单中，而是设置了包罗条款(catch-all controls)，在当出口方被告知或通过自己的调查意识到出口物品可能会侵犯人权时生效。欧盟出口管制条例中“人类安全”因素的引入也使欧盟加强了其民主价值观的推广。

同时，美中科技战争中出口管制的武器化，对欧盟出口管制制度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美国号召的对华战线，意味着欧盟必须在其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

二、欧盟跨大西洋联盟的重塑

在美国方面，欧盟正面临来自美国出口管制议程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荷兰半导体制造商ASML是世界上唯一的极紫外光刻(EUV)设备的制造商，这些设备因能够生产最先进的芯片而备受追捧。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了对荷兰政府的全面施压，以阻止ASML向中国出口EUV设备。迫于压力，荷兰政府拒绝了延长ASML的出口许可证。至今，价值1.5亿美元的设备仍未发货。ASML事件作为中美科技战中欧盟企业两难处境的一个典型案件，暴露出三个问题：第一，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法在ASML案件中取得了成功，但即使有广泛的域外管辖权，美国的出口管制法也只能在美国制造的部件占出口项目的25%以上时才要求美国以外的公司颁发许可证。在大多数情况下，25%的门槛将无法限制欧盟的公司;第二，美国利用域外制裁施压欧盟在中美科技战中站队，欧盟企业利益受损，意味着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定一致;第三，面对美国的域外制裁，欧盟目前似乎没有协调一致的应对行动，令欧盟企业在中美科技战中陷入被动局势。

未来，欧盟是否会追随美国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统一战线?政治利益是否会压倒商业利益?要回答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首先需要密切观察跨大西洋联盟的动态发展。

一方面，与特朗普时期相比，跨大西洋联盟的确有了极大的修复。2020年12月，欧盟提出了《全球变化下的新美欧关系日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以下简称“日程”)，旨在就5G和人工智能发展等关键问题上制定技术标准。 欧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也预计将于6月15日在布鲁塞尔的欧美峰会上揭晓。并且，在欧美峰会的议程上，双方希望在三个方面达成协议：通过制定贸易和技术标准回击中国，在全球推广民主价值观，以及促进欧美之间的创新和投资。

另一方面，在跨大西洋联盟轰轰烈烈的合作的背后，欧盟仍对美国保留了一定的存疑。首先，出口管制在欧盟通常被视为过于生硬的措施，对深度整合的全球价值链有严重影响。过度实施出口管制只会对欧盟经济造成损害。其次，美国对欧盟实施的第232条钢铝关税仍未取消。拜登提倡的“买美国货” (“Buy American”) 的观点也与特朗普时代“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的心态十分相似，这都让欧盟很难完全相信美国能够信守其多边主义的承诺。同时，对欧盟来说，向欧盟以外地区出口的两用物品创造了大约100万个就业机会——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使欧盟无法草率地跟随美国的步伐。

因此，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欧盟与美国能否保持一致步调面临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

三、中欧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交集

尽管欧盟修订后的出口管制条例没有美国出口管制那么广泛，但条例中的规定对中国有直接影响。首先，对向“威权体制”出口网络监控技术的限制，会对欧盟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合作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此外，在新发布的《欧盟通用出口许可》(EU General Export Authorisations)中，中国未被列入可出口加密技术和公司内部传输软件和技术的国家名单。

欧盟是否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将取决于多项因素。

一方面，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两方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2020年，欧盟向非欧盟国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有12%流向中国，使中国成为欧盟高技术贸易的第二大伙伴。因此，欧盟对华出口管制的实施取决于其自我保护的需要。欧盟的许多关键行业，包括能源、航空航天、国防和安全、电信、半导体和计算行业，都与两用技术有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两用技术对欧盟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研发工作方面。类似德国、荷兰和法国的两用技术主要出口国也会被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所影响。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年里，欧盟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两方的冲突也在过去几个月越发激烈。近日，在媒体平台POLITCO收到的一份高级内部报告中，欧盟表示对中国的 "威权转变 "感到悲观。欧盟的进展报告特别强调了对中国在开放数字和农业市场方面缺乏进展的不满。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的一封信中，欧盟强调了其与中国在全球化、民主观念和人权方面的原则性分歧，并指出这些分歧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存在。五月，中欧双方又因人权纠纷相互制裁，导致欧盟决定无限期搁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使双方的冲突再次上升。在这方面，中欧双方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此刻欧盟对中国作出的策略也将会有长远的影响。

考虑到自身的创新和市场竞争力，欧盟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实施程度，将取决于欧盟如何平衡其对中国越发强硬的立场与其和中国无法脱钩的商业利益。

四、展望未来：欧盟出口管制将如何演变?

修正后的欧盟出口管制条例预计将于2021年9月左右生效。在此之前，一些关键因素可能会继续改变欧盟出口管制的总体格局。就条例内容而言，部分企业认为人权条款的范围过于笼统，可能会使出口授权在未来更加复杂。就欧美中三方的关系而言，即将举行的G7峰会和欧美峰会将对欧盟的对华战略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欧盟和美国能够在出口管制、外国投资筛选和数据共享等关键领域确认保持一致，跨大西洋联盟有可能会对中国形成更统一的战线。

在G7峰会召开前几日，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公开表示，尽管欧洲不会忽略与中国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存在的分歧，但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至今，法国和德国也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即欧盟不应在中美之间选择一方。加上最近的丹麦窃听一案，跨大西洋盟国之间的信任基础似乎受到了轻微的打击。这些复杂的情况都使得拜登即将对布鲁塞尔的访问更为关键，峰会上的谈判，将在欧盟是对中国加强出口管制以追随美国的脚步，还是坚持其多方面的态度以确保其商业利益的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远来看，在欧盟寻求平衡与中美的关系之际，其出口管制体制可能只是潜在权衡的一小部分。只要中美的紧张局势继续持续，欧盟就将一直面临规划其独立未来的挑战。

来源时间：2021/6/17   发布时间：2021/6/17

旧文章ID：25236

作者：林森  来源：美国之音

韩国总统文在寅受邀参加七国峰会，并且参与签署了《开放社会声明》。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签署的这项声明并不直接针对中国。东亚关系专家说，刚刚结束的七国峰会，并没有将首尔拉进华盛顿联合盟国对抗北京的阵营;北京事先的施压使首尔陷入两难困境。

北京警告首尔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

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9日与韩国外长郑义溶通电话，曾经警告首尔不要在美中对抗中偏袒任何一方。王毅表示，首尔和北京不应该允许中韩关系因华盛顿的“印太战略”偏离轨道。

亚太问题专家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对首尔的警告，使得首尔陷入两难境地，而北京的做法其实是不明智的。

英国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认为，首尔将会继续努力平衡美中双方的政策，既不会放松与美国安全的关系，同时也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在米特看来，当前的拜登政府与前总统特朗普相比，似乎更愿意寻求与亚洲盟国建立公开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北京深感担忧，因此北京必须确保其它亚洲国家牢记，它们与中国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而且中国此前也曾经利用经济压力手段，而去获得地缘政治利益。

米特同时指出，北京热衷于利用贸易激励措施来吸引韩国和其它合作伙伴的手段可能不会向以前那样奏效。“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贸易抵制政策，使得澳大利亚受到负面待遇;这会使得亚太国家对是否过度的接触北京持谨慎态度，”米特说。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Richard Weitz)也认为，当前文在寅执政下的韩国政府，仍将会努力保持和维护中美两国之间的平衡。

魏茨说：“虽然首尔不会接受公开的反北京路线，但是将会坚决回应中国向其施加压力，就像当时中国要求韩国不要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一样。”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东亚研究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辰己由纪(Yuki Tatsumi)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文在寅总统目前在韩国国内很不受欢迎，因此首尔需要强调其与美国结盟的实力。 但这与中国对韩国的要求不相容，因为北京要求首尔与华盛顿保持距离。

“坦率地说，首尔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不确定文在寅政府能否平衡好这一点。 我对此持悲观态度，” 辰己由纪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

七国峰会是否动摇首尔立场

韩国英文日报《韩国先驱报》(The Korea Herald)日前一则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被“七国集团”邀请参加本次峰会，“标志着韩国地位的提升”。

报道援引青瓦台的话说，韩国被邀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表明，韩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能够与全球领导人并肩站在一起。

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由英国主办，除了韩国之外还邀请了来自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的四位领导人。

《韩国先驱报》的报道说，今年的特邀国家要比2009年邀请20个国家要少很多;而韩国则是连续第二年应邀参加七国集团全球领导人峰会。

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1日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后，北京便对峰会后美韩两国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关切;因为北京一直担心美国试图吸收韩国进入“四国对话”(QUAD)机制，或者首尔与华盛顿走得越来越近。

此次文在寅再度被邀参加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并且积极参与了某些共同声明。这场刚刚结束的峰会是否会撼动首尔的立场?

韩国《中央日报》(The Korea JoongAng Daily)报道说，虽然《七国集团峰会公报》直接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呼吁香港保持自治，并且要求彻底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是文在寅参与签署的《开放社会声明》(The Open Societies Statement)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韩国政府的相关人士也对媒体表示，这“完全没有针对特定国家”，否认这项声明针对中国。

哈德逊研究所的魏茨博士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将有助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得首尔在对抗北京方面更靠近“四国”机制(QUAD)或者更加亲近华盛顿。“只有保守的反对党领袖在首尔重新掌权，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魏茨说。

史汀生中心的东亚问题专家辰己由纪则认为，除非拜登政府软化对中国的姿态，否则首尔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中国逼迫韩国做决定，这是一种不明智的策略。

“在是选择双边联盟，还是选择与曾不吝使用欺侮手段的国家保持不确定的关系之间，首尔必须‘亮明旗帜’，成为维护现有自由国际秩序国家中的一分子，”她说。

中俄欲联合主导朝鲜问题

除了争取首尔积极参与抗衡北京的战略之外，华盛顿对该地区的主要关注焦点还有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鲜核武器问题。拜登总统试图重振同盟关系和多边主义，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自信，以及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

观察人士注意到，鉴于拜登总统朝鲜的态度存在不确定性，北京和莫斯科最近频繁沟通，有兴趣在困扰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中国外交部官网6月15日的新闻公报说：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会见了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而在6月8日，中国外交部网站曾发布消息说，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与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前一天“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史汀生中心的辰己由纪对美国之音说，相信北京与莫斯科就朝鲜半岛问题的频频互动“会让首尔感到紧张，但我认为首尔对此无能为力”。

不过，牛津大学教授米特则认为，首尔方面总体上还是希望，更密切的中俄关系，可能会有助于对朝鲜造成更大的压力。“然而，这不是可以由任何一方，或者以任何方式提供保证的战略结果，”米特说。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与军事分析师魏茨表示，华盛顿和首尔都一直非常密切关注中俄的和平计划，美韩领导人先是与朝鲜领导人举行直接会晤，然后又为回应朝鲜停止核试验和远程导弹试验，而减少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

“但是这一战略未能取得任何更进一步得进展，因此拜登政府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做法，”魏茨说。

来源时间：2021/6/17   发布时间：2021/6/17

旧文章ID：25235

作者：于洁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10日开启了他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到访第一站是参加在英国康沃尔郡举行的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之后再到欧盟和北约总部，最后到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双边会谈。日程满满，但目标都是一样。正如拜登出发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梳理他此行目的是：1)重塑与欧洲盟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2)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价值观;3)联合民主国家应对所谓“中国对西方自由世界带来的挑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集团政治、小圈子，或者搞有选择的“伪多边主义”，都是逆时代潮流之举，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事实上，欧洲各方对拜登大打“中国牌”的态度也十分谨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欧洲人不愿被美国拖着“出牌”。

英美特殊关系“坚不可摧”?约翰逊有自己的算盘

的确，从一系列外交辞令上看，欧美价值观认同一致，欧洲政界与思想界期待“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回归”，欧洲也期待美国再次领导世界走出疫情阴影。于是G7在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即“重建更好的世界”的倡议。拜登建议由七国集团共同出资，以所谓“自由世界价值观”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希望目前许多和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今后选择的是西方阵营而不是中国。

但仔细分析欧洲各国对美国“回归”各有各的算盘，潜在的冲突也不少。如何平衡各国之间实质的政治经济利益，即美欧多国如何在疫情之后启动国内经济复苏和开展大国外交之间找平衡，也是拜登政府处理欧美盟友关系的最大难点。这些冲突也有可能让拜登欧洲之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先看此次G7峰会的东道主英国。这是英国脱欧后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主场外交，也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七国元首第一次线下面对面相见。英国首相约翰逊亟须为他的“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口号填充实质性内容，在脱欧后继续施加国际影响，寻求大国定位。因此G7首脑峰会也是他推广“全球英国”的重要步骤之一。

与拜登进行双边会谈后，英美缔结了新的“大西洋宪章”，内容依旧是英美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需要联手抗衡来自“非民主国家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与二战时第一版大西洋宪章以坚持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相比，有更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拜登更是用“坚不可摧”(indestructible)来形容英美“特殊伙伴”关系。

尽管拜登与约翰逊两人在政见上完全是天平的两端，一个是中规中矩的民主党大佬，公开反对英国脱欧;另一位是以民粹运动带领英国脱欧的领路人，但并未妨碍约翰逊与拜登把手言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约翰逊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在保守党内的威望和首相宝座的稳固。

经过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大胜，获得了传统工党选区的许多席位。将来英国再次大选时，工党几乎无望重新入主唐宁街10号。约翰逊无需担心反对党，而恰恰需要照顾保守党内“强硬脱欧派”(Hard Brexiters)的情绪和兑现自己脱欧时的种种承诺。与美国交好，可以传达一个重要信息，即英国依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大国，在许多事务上与美国遥相呼应。约翰逊更急于在脱欧后签署“重量级”的自贸协定，如果英美自贸协定谈判能够在近期内有较大进展，对约翰逊来说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赢。

可惜事情并不像约翰逊想象的那么简单。拼全力请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储查尔斯和威廉王子，相当于英国现任及未来两代君主的阵势为G7峰会造势，但欧盟和美国依旧与英国在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拜登与其他欧洲元首在峰会上，屡次提醒约翰逊不可违反去年英欧双方达成的脱欧协议，是这次峰会东道国与其他参会方非常大的分歧之一。

再说英国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在B3W共同出资这点上约翰逊政府也是非常不情愿，他也公开表示英美在B3W立场上不同——B3W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更多的是提供一个“一带一路”的补充。

疫情过后，英国政府债台高筑，尽管经济稍有复苏迹象。保守党内部对英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本身就有不同认知，首相也已将原本独立的国际发展部合并在外交部门下，刻意弱化了对外发展援助的部门职能。财政大臣苏纳克打算在明年的国家预算中承诺将对外发展援助经费从之前占国民总收入0.7%压缩到0.3%的范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基础设施和数据网路援建，这个数字是杯水车薪。尽管英国政府邀请私营部门参与B3W，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少得可怜，长期以来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积极性一直不高。

真金白银，美欧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再说欧盟的“领头羊”之一德国。此次G7峰会应该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后一次在重大国际场合亮相。德国政界与思想界尽管期待美国作为跨大西洋盟友重返欧洲，但在一些经济和外交事务上总是持相左意见。

在经贸领域，德国在欧盟内倡导“数字税”，更坚持通过法律手段管控欧美科技巨头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得到欧盟广大成员国的认同。对于拜登倡导的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欧盟和德国明确表示反对拜登的倡议。此外，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前总统特朗普时代增加的钢铁和铝制品关税，此举对德国钢铁企业影响最大。

在外交事务上，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大选让德国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变得扑朔迷离。因为德国第二轮疫情控制不佳，加上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与姊妹党基社盟组成)内贪腐案频发，目前不一定能稳操胜券。两位主要的总理候选人联盟党的拉舍特与绿党的班布罗克在外交政策上看法不一，尽管双方都表示遵从德国外交政策一贯坚持的多边主义，但在怎样重塑对美关系上多有分歧。

德国与美国之间在中国事务上看法也有不同，毕竟德国与中国多年来维持着稳定的经贸关系，作为出口大国，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和维持德国企业在华利益至关重要，德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明显地选边站。在本次G7峰会上，默克尔明确强调要“平衡”，“中国在许多问题和我们有竞争，但在许多方面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作为欧盟轴心之一的法国，近来和美国热衷在所谓“印太战略”上有更多合作。法国军舰多次到太平洋地区协助维持美国倡导的所谓“自由航行”。此举一方面显示法国作为世界大国拥有的军事力量和战略雄心，另一方面也与美国作为“伙伴”遥相呼应维持自己在太平洋岛国的前殖民地的影响。

但恰恰也是马克龙于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后将“欧洲主权”概念注入了大众话语，提出了欧盟应当拥有“战略自主”，不应成为附庸，而应该成为世界政治的“一极”。然而自主并非易事，拜登在访问欧洲前就明确表示，欧洲要自主那就要在北约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也就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可能也正是因此，马克龙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彼此之间的分歧不妨碍G7在气候、贸易、发展及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我明说吧，G7不是一个和中国作对的俱乐部”。

拜登的欧洲之行摆足了重振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姿态，欧洲也欢迎这种姿态。但姿态需要真金白银来补充和维持。拜登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这一概念，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领导人在今年初也发布了类似的施政纲领。但“中产阶级外交”是建立在不以在外交上的消耗来削弱疫情后的国内经济复苏为基础的。而大国外交需要花费国内的各种资源，这就是美欧之间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作者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6/16   发布时间：2021/6/15

旧文章ID：25234

作者：保罗·罗伯茨  来源：澎湃新闻

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能产生多大的威力，安东尼·杰特曼医生每周至少有一次切身的体会。杰特曼医生就职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总医院，是一名放射肿瘤医生。杰特曼医生经常需要与前列腺癌患者见面，讨论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过去的患者只会顺从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取医生的治疗建议。而杰特曼医生说，如今“经常会有患者来到医生的办公室，打开一大堆网页，并且说‘我知道有这么一种疗法’”。在很多情况下，“这么一种疗法”指的是质子疗法。这种尖端的疗法通过发射一束极窄的粒子流，杀死其他疗法难以触及的部位的肿瘤，并能避免伤害肿瘤周围的健康组织。患者之所以青睐更为精确的质子疗法，是因为一些传统的治疗前列腺癌的方法有可能产生阳痿、尿失禁等副作用。然而，杰特曼医生会耐心地向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在前列腺癌的治疗方面，质子疗法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优势。事实上，质子疗法精确度高的优势只有在治疗一些高风险肿瘤(比如眼部肿瘤和脊柱肿瘤，因为在这些部位即使出现很小的误差，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时才能发挥出来。然而针对前列腺癌，质子疗法并不能提高治疗的有效性，也不会降低严重副作用发生的概率，因此与传统疗法相比，质子疗法在治疗前列腺癌方面没有优势。而该疗法的劣势却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疗法的成本明显高于传统疗法，治疗费用可以达到其他疗法的2~5倍。因为用于治疗的质子束由粒子加速器产生，而这种体育馆大小的机器成本高达1.5万亿美元。杰特曼医生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这些并无必要的治疗上，不如把钱花在更有实际意义的地方，比如对主要医疗项目的投资，或者建立新的门诊中心和手术中心。

在真正的效率市场上，市场应该能自动减少甚至消除针对前列腺癌的质子疗法。然而，因为仪器制造商和医院花重金进行大量宣传，而扭曲的医疗保险系统又对疗法的成本很不敏感，近年来这种没有必要的昂贵疗法反而变得十分流行。根据预测，到21世纪20年代，美国将拥有31所质子治疗中心——这个数量达到了实际需求的三倍，于是美国的医疗系统距离全面崩溃又近了数十亿美元。杰特曼医生说：“我们根本无力负担这样的疗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每个患者都想接受质子治疗，而且不是因为这种疗法对他们更好，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疗法，他们想要享受最新、最先进、最尖端的疗法，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被这种情况搞破产。”看来，医药领域已经成了市场和自我互相融合的最新战场，商家利用我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来获得短期利益。

事实上，美国的整个医疗系统早已成了冲动的社会的加速器。医疗系统是整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如何以自己创造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为引擎，人们不断地追求各种短期、狭隘的个人利益。整个美国被一种奇怪的“健康”文化所主导。一方面，人们可以在各种不必要的疗法上毫不心疼地花费数亿美元;另一方面，至少有5000万美国人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也买不起。这种文化鼓励人们毫无节制地追求即时的满足，据估计，如果现在的情况持续下去，我们的孙辈可能需要缴纳3倍于现在的税收，才能偿还我们这一代人积累下来的医疗债务。这种健康文化鼓励人们对医学治疗抱有一种严重夸大，甚至极端自恋的预期(至少对能够买得起医疗保险的人来说是这样的)，现在的人们似乎认为任何形式的疾病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甚至鼓励人们拒绝承认自我的局限性和短暂性。我们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去抗拒一些不可抗拒的事情(美国人每年在整形美容手术上的花费是110亿美元，在睾酮凝胶上的花费是20亿美元)，人们似乎相信这些尝试能够帮助他们完全逃离衰老和死亡。2013年年末，谷歌公司成立了一家新的机构——加州生命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研发新的医疗措施，将人类的寿命延长20~100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现在每10个美国人中有4个接受这样的医疗措施。

换句话说，美国的医疗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详尽而令人痛苦的案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后物质主义理想制度化会带来怎样的风险。从理论上说，医疗系统应该是一种保护公民不受实际风险伤害的社会系统，所谓实际风险是指患病的风险以及随之产生的经济压力。在这样的传统定义下，医疗系统帮助每个公民更好地实现个人的潜能，从而促成一种更文明、社会参与度更高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制度化的过程出了问题——美国的医疗系统显然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如今美国公民只关注狭隘的个人利益，这已从整体上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和发展。换句话说，在我们即将崩溃的医疗系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物质主义理想与自我和市场的冲动之间的内在张力，目前这种张力正把整个冲动的社会推向同样不利的方向。但是，当我们试图对功能失调的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时，我们第一次做出了面对这种张力的尝试——我们试图冲破各种经济、政治以及心理上的壁垒，正是这些壁垒让冲动的社会看起来如此强大、如此坚不可摧。

因此，奥巴马医疗改革被视作美国这个时代最核心的英雄传奇。虽然奥巴马推出的平价医疗法案在设计和实施方面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然而这却是美国对疯狂蔓延的后物质主义进行再平衡的首次全面尝试。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关于我们能否把冲动的社会转变为某种更人性化、更可持续的社会的争论。美国在医疗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得以瞥见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更大困难。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支持社会以某种更广泛、更长远的价值作为前进的方向，那么美国医疗文化的问题及潜力也许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哈佛大学毕业的约翰·诺尔斯医生也曾面临过同样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为阻止过度医疗进一步伤害美国的医药产业，诺尔斯医生发起了一场抵制过度医疗的公众运动。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诺尔斯医生的语调不像一名医生，而更像一位推崇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诺尔斯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很多医生对患者采取大量无必要的医疗措施并收取高昂费用的行为。诺尔斯医生说，这些医生这么做不是出于医学上的需要，而是“挖国家的钱来中饱私囊，他们这么做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想买辆新车”。除了批评自己的同行外，诺尔斯医生也对美国医疗产业的消费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消费者的个人习惯——“暴食、酗酒、滥用药物、熬夜晚睡、滥交、超速驾驶、吸烟”也是导致美国医疗开支剧增的重要原因。

诺尔斯医生认为，美国公众的这些坏习惯部分应该归罪于我们一味放任的“信用卡文化，人们总是贪图眼前的享乐，而把成本推迟到未来。这种文化影响了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从饮酒、进食到买车、买房”。然而，诺尔斯医生认为，造成这些恶习的更大原因是一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力量，它使美国公众丧失了对自身健康负责的个人责任感。诺尔斯医生指出，一方面，美国公众要求在个人健康选择方面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医疗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慷慨的医疗系统，公众逐渐对这样的医疗系统产生了不现实的预期，他们希望在健康方面享有无限的选择自由之后，能够依靠医疗系统解决放纵带来的所有不良后果。诺尔斯医生曾这样写道：“个人权利全面淹没了个人责任。人们希望政府可以对他们的个人权利进行担保，希望各种公共和私有的制度能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缺陷会鼓励人们采取不良的个体行为——这样的规律早已存在，也绝不仅限于医疗领域。事实上，这样的规律正是长期存在的关于国家和公民最佳关系模式之争的核心议题。然而，通过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极为困难。即使我们已经明确知道目前两者之间出现了失衡，要修正这种失衡仍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我们建设美国的医疗制度时，并没有将取得国家和公民关系的完美平衡作为目标。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十分具体和现实的。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将提供全民医保作为重要政治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设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目标。美国政府于1965年推出了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两项措施，其目的是弥补美国以私有医疗保险为主的保险体系的不足。支持全民医保的人认为，这种公私结合的体系为国民提供的医疗保障严重不足。然而支持这一体系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设计能让美国人民同时享受到公共保障和私营效率的双重好处——私营市场可以提供创新的动力和市场化的规范作用，同时政府又建立了一个公共的社会安全网作为对私营市场的补充。上述两派的观点都说对了一半。在新的联邦保险计划推出之后，美国的私营医疗市场确实掀起了技术创新的高潮。由于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都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支付医院和医生的费用(很快，大部分州政府也要求私营保险公司采取同样的做法)，国会不仅创造了大量对医疗的新需求，还消除了医疗供应市场上存在的许多限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的医疗创新迅速出现。由于医疗保险可以帮助患者支付更多的费用，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从而刺激了各种新疗法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治疗的效果大大提高。20世纪60年代，每5位心脏病发作的患者中会有3位不治身亡。然而到了2000年，由于有了β受体阻滞剂、心脏监护病房、血液稀释剂、血管形成术、血管支架等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手段，每4位心脏病发作患者中只有1位会不治身亡。在医疗系统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巨大进步。到2000年，医疗系统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又延长了4年。然而，新的医疗系统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后果。医保的慷慨弱化了患者维护自身健康的动力，同时也弱化了医疗服务提供者节约各种医疗资源的动力。我们使用的医疗服务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同时我们使用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下降了。在对疾病的主动预防和事先筛检方面，我们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很多疾病直到晚期才被发现。此时不仅患者的健康已经严重受损，可行的医疗方案也已经非常有限且昂贵，这就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医疗开支。此外，由于患者不必为医疗费用发愁，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他们总是不断要求享受更先进的医疗手段，医疗创新市场也因此出现了更严重的扭曲：我们进一步忽略了对疾病的预防，而着重研发各种更复杂的、更有利可图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也由于许多简单的治疗措施已经被研发使用了，产品研发的成本不断上升，每一代新的医疗创新成果都变得比上一代更加昂贵。

医疗创新成本的急剧上升进而导致了一种破坏力巨大的金融化趋势，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详细解释过这种金融化趋势的害处。由于医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医生和医院一旦购入新的医疗设备，就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收回成本，他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使用这些医疗设备来获取利润。在这里，我们可以以两项最常见的医学成像技术——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和MRI(核磁共振)——为例。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两项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癌症和其他各种疾病，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然而，这两项技术的金融特点——高昂的前期投资(50万~300万美元)和相对低廉的运行费用——导致医生和投资者都会尽可能频繁地使用这些机器。研究医保政策与个人决策关系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米塔布·钱德拉说：“只要你花费了安装这台机器的固定成本，你就有充分的动机让每一位患者都接受这项检查。”作为两种通用的诊断工具，CT和MRI从理论上说适用于任何一种医疗情况，因此过度检查的倾向自然很难避免。钱德拉说：“问题的关键就是，医生可以让全美人民都接受CT或者MRI检查。”

医疗技术行业的经济规律与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越来越相似，因此医疗技术的研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模式也越来越类似于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从业人员。钱德拉说：“医疗产业的情况与航空公司的情况十分类似。如果你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当你买入一架新的波音777飞机，你当然不希望这架新飞机在停机坪上白白浪费时间。你希望这架飞机每时每刻都在飞行。”此外，由于医院和医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些成本高昂的技术，越来越多的患者也慢慢熟悉和习惯了这些医疗技术，并把它们当作常规医疗服务的核心元素。

这一切又一次导致了冲动的社会的经典矛盾：一波又一波医疗创新带来了更多的疗法和更高的期望，而更高的期望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的创新。随着这个雪球越滚越大，人们期望着一个又一个医疗奇迹的出现。同时，这也导致了医疗开支的飞速增长。目前，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左右。支出和预算的不匹配导致医疗赤字不断上升，在美国的总体经济产出中，医疗赤字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1960年，美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5%，而现在，虽然美国经济已经远远大于1960年的规模，医疗开支却占到了GDP的17%左右(如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公共健康上的支出超过该国GDP的12%)。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专家预测到2020年，美国的医疗支出将占到GDP的20%。目前美国医疗系统的情况像极了苹果和通用汽车的经营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永不停歇地更新换代，而区别是美国医疗系统的规模远大于任何公司。医疗伦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丹尼尔·卡拉汉就职于专门研究医疗成本的海斯廷斯研究中心，卡拉汉曾说：“美国医疗系统的情况就像太空探索一样。不管你已经到了多远的地方，永远有更遥远的太空等你去探索。美国的医疗系统仿佛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黑洞。”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医疗模式以保险、创新、消费者期望为核心驱动因素。在这样的医疗模式之下，我们的医疗文化渐渐走上了一条歧途，很多极为荒唐的事情现在却成了常态。纽约市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是世界最顶尖的癌症治疗机构之一。2012年，该研究所由于拒绝引进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新药——阿柏西普而登上了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该研究所的这一决策如何赞美都不够：用阿柏西普治疗癌症的开支是每月11000美元，比目前广泛使用的抗癌药物艾维坦贵不止1倍。然而在疗效方面，阿柏西普和艾维坦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事实上，艾维坦也并不是一种便宜的药品：对一位典型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一个疗程的艾维坦价格大约在8万美元。艾维坦有时会导致内出血等副作用，并且数据显示，艾维坦只能将患者的生命平均延长6周多。此外，还有另外一种针对前列腺癌的抗癌药——普罗文奇。普罗文奇每个疗程的价格大约是9.3万美元(因为制药商需要收回11亿美元的研发成本)，然而这种昂贵的药品只能将患者的生命平均延长4个月。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医疗技术的进步，正是这些科技进步的成果让今天的患者能够拥有更多的治疗选择。然而，我们有时也感到一种深深的忧虑，由于失衡的医疗部门具有强烈的金融动机，每一位处在生死边缘的患者都必须面临这种可怕的两难困境。卡拉汉说：“制药公司非常清楚，不管药品的价格多么惊人，总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购买这些药品。保险公司可能愿意支付这些昂贵药物的部分开支，但很少会全额赔付。为了获得这些药品，有些患者选择卖掉自己的房子，或者这些患者的子女会卖掉自己的房子，他们为了这些药品宁愿破产。”然而在很多其他国家，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医疗保险系统是由政府运营的，公共医疗系统通常会拒绝为这种高成本、低价值的药品埋单。因此在那些国家，患者在这方面的期望值就会低很多。在英国，如果患者被诊断患有某些晚期癌症，医院会主动建议他们采取保守疗法，或者干脆建议他们搬去临终关怀机构。杰特曼医生就来自英国，据他说：“也许你会说：‘这样做岂不是太残忍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残忍，而是接受现实。在美国，我们假装可以用一些昂贵的药物来治好你的疾病，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欺骗。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来争取微不足道的时间其实是很不理智的。”

然而在美国，甚至连晚期癌症都被当作一种商业机会，患者家属通常只有在患者去世以后才会追悔莫及地想起还存在保守疗法这种选择。美国患者进入临终关怀机构的治疗时间中位数不足3周;在住进临终关怀机构的患者中，有1/3的人入院不足7天就去世了。在美国，面对晚期癌症的流行做法是进行英雄式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这通常意味着采取一些极为昂贵的治疗手段。这种文化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当政府和某些保险公司试图说服患者放弃昂贵的低效率治疗时，居然受到了严重的抗议，甚至面临法律诉讼。卡拉汉说：“在美国，这方面最保守的意见是，选择是否继续治疗的决策永远应该由患者本人做出。然而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严重患病的人常常缺乏理性选择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常常不是最好的。在我看来，一个好的系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们免受错误选择的伤害，尤其是那些事关金钱的选择，更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然而，目前的医疗系统不仅越来越无法避免患者做出错误的选择，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人们做出非理性选择。因为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这些非理性的错误选择恰恰是商家利润的来源。

显然，医疗系统能有效提供的东西与消费者的真正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差异再次表现出冲动的社会的典型弊病，要不是这种差异带来了如此令人悲痛的结果，我甚至会觉得这带有一种讽刺性的喜剧效果。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巨额投入却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健康方面的合理回报。衡量一个国家医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患者满意度等，然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美国医疗系统的表现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美国医疗系统弊病的另一个主要的症状是，目前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基本的健康保险。这项统计数据在各种场合被不断提及，因此我们可能已经麻木了。然而，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多么令人震惊：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却有1/7的人口无法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现象存在。我想，美国之所以陷于这样一种可耻的境地，是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都不像美国这样完全屈服于短视和狭隘的个人利益。这种短视和对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冲动的社会的最核心特征，正是面对这些人性弱点时的妥协态度造成了如今美国基础医疗保险覆盖率严重不足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保险覆盖率的下降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的公司成本控制风潮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为了控制成本，很多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起不再向工资较低的员工提供医疗保险。这一举动导致了极为迅速和剧烈的社会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虽然美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但在工资较低的员工中，没有健康保险的人数比例却比20世纪80年代时还要高。乔治城大学一位卫生保健专家朱迪思·费德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化带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教训是：不仅低迷的经济表现会降低全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繁荣的经济周期也未必会促进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回升。”

确实，如果经济的繁荣意味着医疗创新的跑步机永不停息地高速转动，这反而会导致穷人更难获得必要的医疗保险。第一，由于我们过度依赖昂贵的新技术，医疗成本必然会快速上升，这就导致穷人更加无力负担基础医疗的开支。第二，由于医疗系统的商业模式是以追求资本回报为首要目标的，这必然导致整个医疗系统倾向于那些耗费巨额资本、社会价值并不高的医疗技术。哈佛大学的钱德拉指出，目前一位患者接受一次质子疗法所产生的费用足够为三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购买医疗保险。钱德拉告诉我说：“从事实来看，这就是我们做出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目前选择的分配情况。我们宁愿为某些人提供昂贵的质子治疗，也不愿向另一些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制度经过审慎的权衡后做出的选择，然而我个人却很难相信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任何人愿意花两分钟以上的时间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他一定会说：‘不，这是一个疯狂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医疗选择对冲动的社会而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在冲动的社会中，医疗的目标不是公众的健康，而是医疗本身(即对疾病的治疗)。在一种理性的医疗模式下，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尽一切努力(从饮食到运动，再到预防性医药措施)保持人们的健康水平，应该是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控制，而不是等疾病严重的时候再进行大量昂贵的治疗。然而在现有的消费者环境中，这个系统的最高追求却是快速的资本回报，任何支出都被视作一种正面的经济行为而得到鼓励和表扬。在这样的评判体系中，昂贵的医疗干预确实比预防性医疗活动更有价值。我们的医疗系统已经陷入了一种十分荒谬的境地：医疗本身已变得和健康一样重要，因为医疗本身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几年前，记者兼公共政策分析师乔纳森·罗曾这样说道：“医疗系统的目标应该是更健康的民众，而不是售出更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然而，现在我们却以医疗行为而非医疗结果为标准来评判医疗系统对经济的贡献。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不久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导致疾病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新闻。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必须鼓励民众多生病，因为经济的健康迫切需要民众生病。”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行医疗改革如此困难。首先，我们必须重建一系列的制度和常识，因为这影响着我们管理自身健康的态度，而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诚然，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并不缺乏先进医疗系统的范例，从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实行的由政府运营的单一付款人医疗制度，到瑞士和新加坡采用的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医疗模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系统都比美国的医疗系统要理性得多。但出于各种原因，究竟什么样的医疗模式最适合美国成了一个我们始终无法达成明确共识的难题。分歧之一是，在管理医疗这一极为重要的事项时，究竟是政府的效率更高，还是市场的效率更高(或者说危害更低)。

对支持单一付款人模式的人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很明显的：政府才是医疗服务最理性的提供者，因为政府可以利用其巨大的规模优势以最低的价格买入医疗服务，并可以利用其监管方面的权威来管理(更粗暴地说是“配给”)个人使用医疗服务的数量和程度。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应该能同时限制市场和个人消费者两方面的过度医疗倾向，医疗可以不再是一种昂贵而极易波动的消费者商品，而变成一种基本的社会服务。与此同时，这些效率方面的提高必然会帮我们省下一些资金，这些资金正好可以用来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购买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而市场模式的支持者则认为，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保证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资金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最低标准的医疗保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虽然只拥有有限的资源，却能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这些资源，因此消费者在决定使用多少医疗服务、如何使用医疗服务时，会变得更加谨慎和理性，这意味着更强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会迫使医院、医生以及医疗技术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一样更加重视对成本的控制。

但是，关于医疗系统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哪种系统效率更高的问题。虽然关于医疗的争论常常以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作为议题的核心，但其实这方面一直存在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不仅涉及消费者与市场的关系，而且涉及公民与社会的关系(注意公民和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随着关于医疗系统最佳形式的争论的展开，我们尤其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究竟对其公民负有怎样的义务?而公民又对社会负有怎样的义务?关于这一点，就职于哈佛大学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的医疗伦理学家丹尼尔·维克勒说：“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很多其他国家已经接受的前提，即国民的健康是国家必须担负的一种责任。国家是否有义务保证国民的健康?尤其是，是否有义务保证所有需要就医的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维克勒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是否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并找到足够的资源及合理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导致健康恶化的唯一原因是你无法负担的医疗费用，那么在你生病的时候，你的邻居是否有义务向你提供帮助)。

显然，我们还远远没有找到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在奥巴马医疗改革启动之前，虽然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支持者的比例是56%，而反对者的比例是33%)，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医疗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降低成本，而不是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这样的民意至少部分反映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显然公众对一系列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安全网络是否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然而，乔治城大学的费德指出，这样的民意同时也显示出医疗行业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人们保持现状的愿望。目前的事实显示，虽然美国的医疗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对他们目前的医疗状况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大部分美国人都有医疗保险，能在合理的范围内获得需要的医疗服务。对美国大多数民众而言，有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事实让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也并不反对以某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医疗状况。费德说：“推行全民医保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有了医疗保险，而我们不希望自己目前享受的医疗保险受到影响，毕竟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只是少数。”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美国政府也曾试图推行医疗系统的改革，然而那次改革的动议却以失败告终。费德曾经亲身参与克林顿政府的这项工作。他告诉我，正是因为公众极不希望自己目前所享受的医疗保障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曾经积极鼓吹单一付款人模式的民主党议员现在已经很少再提起这一医疗模式了。费德告诉我说：“消费者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维持现状。”正因如此，在奥巴马医疗改革出台之前，大部分医疗改进措施的核心不是任何形式的变革，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福利：比如，2003年曾通过一项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法案，这项福利在民众中很受欢迎，却也导致了高昂的政府开支。

正因为公众这种集体性自我保护意识，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激烈的反对——这种大规模的负面情绪早已超出了对拙劣部署的反感所能解释的程度。奥巴马的平价医疗虽然保留了美国医疗系统公私结合的基本结构，但仍从很多方面对一些关键制度导致的不良医疗行为进行了限制和惩罚。比如，联邦医疗保险的支付结构发生了改变，医疗服务提供商能收到的款项不再取决于它们提供了多少医疗服务，而是取决于其治疗效果。这一变化目前已经成功降低了联邦医疗保险项目的开支，几十年来，美国医疗成本的上涨速度首次出现了减缓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很可能是得益于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还包括一项名为“比较效率审核”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保险公司有权拒绝那些性价比过低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程序(在英国等国家的单一付款人医疗系统中，这是一项标准化的重要特征)。更富争议的是，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提高了个人和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的价格，使得消费者和雇主必须承受更多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消费者和雇主因此必须接受更多市场约束。此外，平价医疗法案还包括一项个人强制保险规定，根据这项规定，所有目前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的人(这些人通常是健康状况较好的年轻人)，都必须强制购买医疗保险，他们所付的保险费将被存入整个医疗系统的“风险池”，为他们日后需要医疗保障时做准备。从理论上来说，个人强制保险规定能够修正个人自然的短视特点，不致为社会带来高昂的成本。

尽管如此，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做出的这些改变可能还称不上真正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并未触及美国医疗系统的核心问题：不合理的公私结合模式。尽管如此，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仍然对美国医疗系统的现状起到了显著的修正作用，也清晰地回应了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争论，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见到效果。随着支付政策的改变，随着医生和医院改变对各种治疗手段的态度，未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联邦医疗开支的人均成本显著下降。同时，过度追求医疗技术更新的“强迫症”很可能也会有所缓解，美国将不再是一个质子疗法的国度。

然而，关于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的效果，也存在一些不那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分歧。比如，对那些由联邦医疗保险全额赔付的医疗技术，法案设置了赔付上限，此举是否会导致减缓医疗创新速度的不良后果呢?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医疗制度都能在某些情况下禁止本国医生使用过于昂贵的治疗手段，但这两个国家的患者仍然能享受到很多最前沿的医疗技术，而这些医疗技术的创新成果恰恰是由美国公私结合的创新体制产生的。这方面的担忧已经超出了医疗领域的范畴。更根本性的是，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措施最终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后坐力?当美国国会于1965年推出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两项措施时，保守派曾对这两项福利措施进行过强烈的反对和阻挠。然而，这些反对和阻挠并未阻止这两项福利措施的推行，这部分是因为当时强有力的民主党占多数，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当时快速老龄化的美国社会发自内心地欢迎这些福利的出台，而当时的美国社会也具备足够的财力对老年人进行上述补助。然而在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推出的今天，美国社会已不复当年的富裕与繁荣。因此，国家无力承担医疗改革的全部成本，法案的推出意味着很多群体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或者享受更少的福利。虽然在法案实施的过程中，前期部署方面的缺陷以及保险取消问题已经激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负面反应，然而随着这一法案改变美国医疗现状的长期效应逐步显现，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些有影响力的选民爆发出更强烈的愤怒与反对。

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为目前没有医疗保障的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开支很大一部分来自联邦医保支出的削减。长期研究政府政策的专家托马斯·埃兹尔认为，扩大保险覆盖率的受益人群主要是穷人和少数族群，而联邦医疗保险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中产阶级和白人。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事实上造成了一种公共资金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群体的获利意味着其他群体的损失。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再分配选择。埃兹尔警告我们，这一过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很可能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和选举方面的影响。2013年11月，埃兹尔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相关文章，文章指出：“由于对纳税人的税金和其他公共资源进行了再分配，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而穷人和少数族群则获得了实惠，大部分白人选民势必表示反对。很多人认为，白人选民的反对和阻力现在已经过去了，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只要回头看看2010年的选举情况，就会发现白人选民的不满情绪会导致重要的政治后果。在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当年，这种反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共和党人迅速占据了美国众议院以及各州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目前奥巴马平价医疗法案遇到的种种困难都明确告诉我们，2010年的情况很可能会在2014年甚至2016年(大选年)重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可以靠政府的强制权力来限制驱动冲动的社会的各种不良反应(包括医疗、金融以及个人行为方面的不良反应)，我们就应该预测到政府强权的使用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坐力，因为冲动的社会一定会拼死捍卫自身的利益。

奥巴马医疗法案试图极大地改变美国社会的现状，从某些角度看，与这一改革的雄心相比，改革受到的反对可算是相当轻微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奥巴马医疗法案距离他们梦想已久的欧洲单一付款人模式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很多保守主义者则担心，奥巴马医疗法案是几十年来将美国社会推回罗斯福新政时代的经济管理模式的首次努力，而这种经济管理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该被斩草除根了。更根本的是，奥巴马医疗改革所遭遇的阻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条我们历来珍视的信念：美国人愿意为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而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十年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升温以及高度响应型消费者经济的洗礼，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对个人牺牲的抗拒已经成了追求社会正义的最大阻力之一。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自私的行为却是一种习得行为。毫无疑问，过去几代美国人比现在的美国人更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然而不幸的是，正像冲动的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们的医疗文化不断滚动着创新与期望的正反馈雪球，这种反馈机制事实上培养了人们不懂感恩的自私品行，让人们把一切权力和福利都视作理所应得的东西。于是，当保险公司拒绝为昂贵的实验性疗法埋单时，有些患者愤怒地采取了诉讼的手段。甚至有些患者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提高自己在器官移植分配系统中的优先级。这种行为的实质是，人们希望绕过制度和规范的限制，为自己争取稀缺的医疗资源，而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希望这些稀缺的医疗资源能够被平等地分配。在美国，这类挑战制度的行为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在英国等其他国家，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在英国等其他国家，政府的医疗政策比美国更严格，这些国家的公民对制度和规范的接受和遵守程度也比美国人高得多。乔治城大学医疗中心的一位医生兼生命伦理学专家凯文·多诺万告诉我：“英国人比我们更懂得排队——他们能更好地接受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并且能在队列中安静地等待。而美国人在排队问题上的态度则是：‘任何限制一定有合理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遵守这些限制——除非我自己受到限制。’”

事实上，在美国的医疗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固有偏差，而仅仅依靠政府的改革是很难完全消除这种偏差的。我们对医疗技术的狂热追求人为地催生了这种偏差，而这种偏差显示了广义的冲动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主要挑战。大部分疗效神奇的医疗创新成果都非常昂贵。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呼之欲出的基因靶向治疗，这种治疗意味着生物技术公司可以针对某种特定的疾病为患者量身定做极有针对性的药物，而这种先进的治疗手段通常只针对总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哈佛大学的钱德拉指出，因为基因靶向治疗技术的研发非常高昂，投资者为了快速收回成本，必须迫使生物技术公司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困扰富裕人群的疾病上。这就意味着这些先进技术的目标受众不仅是富裕国家，而且是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精英阶层。钱德拉告诉我：“研发这种药物的公司更可能以美国市场为目标，而不会以阿富汗和斯里兰卡之类的国家为目标。而在美国国内，这些技术的目标受众更可能是波士顿和曼哈顿的富裕人群，而不是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的穷人或患者。”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也许我们很快就能识别各种影响人们智力、野心及其他决定人们富裕程度的基因片段。我们也可以对这些基因档案进行扫描，筛查出每个人易患的疾病，并及早进行预防和干预。这种分拣技术将在分子水平上继续发展。

然而，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意味着巨大的研发成本，同时我们的医疗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狂热地追求快速的资本回报。不难想象，医疗系统的未来会与现在的情况高度相似——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医疗创新成果将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负担这些技术的富裕人群市场。即便我们能够将美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为单一付款人模式，我们的医疗文化仍然会像泰勒·考恩在《再见，平庸时代》中所描述的那样，呈现高度两极分化的特点。富裕人群不仅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可以率先享受那些能显著延长人类寿命的创新成果带来的好处。30年后，如果考恩所描述的“超级劳动者”不仅比其他人更富裕，而且比其他人活得更久，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呢?

《冲动的美国：被撕裂的社会和被放纵的民众》，[美]保罗·罗伯茨 著，鲁冬旭 / 任思思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

我们的医疗文化一再强调并加速着冲动的社会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均衡现象，也不断塑造着各种影响我们决策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否带领我们抵达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这些技术创新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取舍?——我们很少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高速前进，如何获得即时回报与满足。医药科学的进步帮助我们消除了很多影响人类寿命的疾病，这当然是一件令大多数人感到欣喜的事情。然而，随着我们的生命变得更长，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长寿会为我们增添很多不可忽视的成本——而我们在构想医疗体系时，却未能理性地将这些成本列入考量的范围。平均寿命的延长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患上各种导致我们无法自理的慢性疾病，比如癌症、中风、阿尔茨海默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和护理都是非常昂贵的。即便是无病无灾的长寿者(他们无病的晚年可能是得益于非常好的运气，也可能是因为接受了某种神奇的“超级治疗”)也无法逃脱高龄的必然结局——虚弱和衰退。这种不可避免的虚弱和衰退常常把长寿者最后的年月变成一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漫长折磨。华盛顿的一位老年病专家乔安娜·林恩是医疗改革的直接执行者，她将这种长寿者的状态形容为“像被凌迟处死，因为对这些长寿者来说，仅仅维持每日的基本生活便必须克服各种越来越痛苦的困难”。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衰老所引起的虚弱以及各种使人丧失自理能力的慢性疾病将成为各大后工业化、后物质主义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显然，这并不是我们规划中的医疗未来。如果我们能够预见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更早开始对各种医疗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我们会更努力地帮助老年人与虚弱和衰退做斗争——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意味着我们的着眼点不是临终治疗方案，而是各种看起来更加微不足道的日常关怀，比如为老年人提供就医所需的交通工具、合理的营养，或者护士的上门看护。然而事实上，我们目前的医疗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忽视了老年人的这些基本需求，却把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放在研究能延长生命的医疗创新方面。不可否认，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受金钱利益的驱动，因为这些试图延长生命的创新远比上述日常关怀更能为医疗系统提供丰厚的利润。

与此同时，这种扭曲的文化已经开始惩罚我们——我们越来越无法接受自身的局限，越来越无法接受自我的短暂性，我们甚至会极力回避这一点。虽然各种医疗创新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但当一切神奇的续命疗法用尽时，每个人最终还是必须面对走向死亡的时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医疗创新的巨大成功导致个体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样的时刻。在永不停歇的医疗跑步机的驱动下，我们处理衰老与死亡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不公开、越来越欠考虑。我们越来越难以靠个人信念和文化传统的引导渡过死亡的难关，甚至越来越拒绝承认和接受死亡的宿命。当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时，我们越来越在执念的驱使下无谓地拖延时间，而培植这种执念的正是医疗市场的结构性“本能”，是各种各样的资本循环和靠临终治疗牟利的商业跑步机。衰老和死亡本应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本应是展现优雅、人性和勇气的伟大时刻，然而在冲动的社会中，衰老和死亡却成了另一种未被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成了另一种未被实现的消费者欲望，成了市场试图确认自我的伟大和永恒的又一次失败尝试。

显然，这又是冲动的社会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自恋型人格的人尤其难以坦然地接受死亡，因为这类人的自我是如此膨胀，仅仅是想到他们的自我将不复存在，就足以使他们陷入极度恐惧之中。因此自恋型人格的人会用尽一切方法否认和避免死亡的来临。作为冲动的社会的一员，自恋是我们的集体性格，因此我们对死亡怀着同样非理性的恐惧和抗拒。随着延长生命技术的每一点进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变得更深刻、更令我们动弹不得。

因此，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实际上为冲动的社会提供了最清晰的预后分析。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将面对各方面的危机：医疗问题、金融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生态环境破坏的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崩坏的问题。然而，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危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是在冲动的社会中，我们面对和处理这些危机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丧失。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由于我们早已习惯了高度个人化的经济模式，我们既不愿意延迟满足，也完全拒绝任何可能让我们脱离舒适区的事物。然而，更严重的是，曾经帮助我们克服和限制这些个人缺点的公共制度(主要是我们的媒体和政治体系)也已经因为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腐蚀而变得极度脆弱，从而丧失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本文选摘自《冲动的美国》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21/6/16   发布时间：2021/6/13

旧文章ID：25232

作者：扎伊纳布·查希尔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扎伊纳布·查希尔(Zainab Zaheer)，富布莱特学友和纽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专注于国际政治与发展，目前在巴基斯坦担任发展问题顾问。

今年3月，当在国会工作的律师戴琦成为第一位出任美国政府最高贸易谈判代表的有色人种女性，她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为拜登政府制定处理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前任总统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现行关税导致两国之间出现敌对的贸易关系，虽然几次试图缓和，但形势依然十分紧张。拜登总统承诺其贸易政策会以美国工人为中心，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也主张提高美国工人工资，而不是向企业开放外国市场，这让戴琦面临相当大的挑战。戴琦在美国参议院颇受欢迎，她由过程驱动的决策方法在今年早些时候备受称赞。不过，尽管有长于系统性思维的好名声，但戴琦至今还没有拿出让中国“承担责任”的有重要意义的方案细节来。

本月早些时候戴琦宣布，她预计“近期”将开始与中国官员就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进行讨论。在许多人看来，这些讨论早就应该进行，因为最初的协议中有一项规定，要求双方每隔六个月进行高级别磋商。5月26日戴琦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鹤，而之前双方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去年8月。他们最近通过网络会晤进行的“坦诚交流”似乎没透露多少信息。

这项为期两年的协议由特朗普政府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2020年1月签署，刘鹤曾代表北京参与“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戴琦表示这份协议将是双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这表明美国新政府的计划是充实协议，而不是放弃它从而令政策出现巨大转变。

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在2017年的基准水平上，要求中国在24个月期限内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商品。但中国远未达成这一目标，今年到目前为止只达到承诺的75%左右，主要原因是它正努力对付新冠疫情。中国还承诺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虽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特别301报告》确认中国已经修改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刑法》，但它对法律的有效执行、盗版猖獗和商标保护不尽如人意仍存忧虑。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上述转变“并未实现所需的全面根本性变革”。

对于会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少目前每年对37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戴琦也始终不置可否，称这要取决于协议的效果和即将进行的讨论。“我听到有人说，拜托取消这些关税吧，”戴琦说。但她警告，“突然取消关税”有可能损害经济，除非这种改变“所采取的方式能让经济活动中的各方都做出调整”。

有一件事她很明确，那就是希望与中国就拜登政府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使之成为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途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前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鉴于双方都在寻求合作，而且是以之前的协议为基础，他们也许会不断远离早先特朗普政府那种公开的敌意。但是否可以这么说，目前并不确定。

戴琦和整个拜登政府对正在进行的“全面检视美中贸易政策”一直守口如瓶。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回答参议员的提问时，戴琦反复重申贸易代表办公室致力于厘清这一问题，会在过去的基础之上贯彻制约与平衡。但在所有要点方面她都没有给出细节，也没有提供任何直截了当的答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拜登政府履职三周后，《外交》杂志就因为拜登没有新的贸易议程而发表评论。上任百日时，分析人士也曾质疑为什么贸易代表办公室仍未与中国官员进行接触。这种明显的含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今年2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拜登强大的中国团队存在利益冲突。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正在为一项国际气候协议而努力，他需要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众所周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杰克•沙利文及其团队成员希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财政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现在必须一起工作，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分歧。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戴琦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是希望拜登政府所使用的贸易工具多样化，为长期存在的问题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在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戴琦明确表示，现有的贸易法在保护美国产业和公司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法律应当更注重防范和率先保护，而不是等到企业受到非法价格倾销和补贴的伤害之后才有所行动。为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出台新的规则和条例来保护美国的贸易。

综上所述，戴琦对华贸易路径的制定显然仍在进行当中，但引导这项工作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制衡中国的欲望，同时美国要争取中国对气候变化和新冠疫苗知识产权倡议的支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如何做到这一点，还要走着瞧。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仍不明朗》

来源时间：2021/6/16   发布时间：2021/6/16

旧文章ID：25230

作者：张文木  来源：淮左徐郎本尊

本文作者：张文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选自《张文木战略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一卷第二章第三节，授权本号发布发布。

【作者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21年6月11日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周四(10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鼓吹，美国“有能力‘保卫台湾’”。只要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这是说大话。看看当时美国的档案文件，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海军几乎无力越过台湾海峡的条件下，美国都没有为台湾而防御金门，更没有兑现其“协防台湾”的承诺，那么在5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海军现有装备条件下，如果出现中国统一战争，“台独”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国会给予其多于美国当年对韩国、南越的援助。】

中美博弈的经验告诉我们，“台湾问题”只是美国用于与中国进行战略利益交换的筹码;台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取决于中美关系变化以及美国遏制中国或中国反遏制的能力。“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不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问题。朝鲜战争使美国对华外交进入冷战轨道，此后，在1949年底即将被美国抛弃的台湾才被纳入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防御链环之中。即使如此，台湾在美国环岛防御链环中只是一个虚拟的，因而美国也从不去认真“维修”的环节。

一、台湾在美国环岛防御链环中只是一个虚拟环节

从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到1969年约翰逊下台，是美国强硬对华政策的高峰期，当然也是中美关系中的对立要素表现最充分的时期。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当炮击金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所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不断提高需要美国“出兵”的门槛，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国务卿杜勒斯就明确表示：“我们不想拿我们的军事力量或声望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去冒险。”“即使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八年战争期间，都完全给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1]美国随之做出逼蒋放弃金门、马祖的决定。

如果联系1972年出现的尼克松主义，可以说这一时期表面强硬的美国对华政策后面,已透露出尼克松主义的气息。尼克松眼中的台湾只不过是美国为了全球利益与中国进行战略交换的筹码，而不是美国战略利益本身。牺牲台湾可以是“零售”，也可以是“批发”，这多取决于美国的“估价”及中国统一祖国的意志。道理很简单，台湾既然不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绝对目标，那美国就不会——当然“台独”分子也不要指望——为台湾“安全”提供绝对的保障手段。

美国人也明白，长远看，台湾必须是中国的，只是美国不甘心，它需要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连起一道阻止中国力量东进太平洋的“防波堤”[2]，正如当年美国将英国当作法德力量扩张的“防波堤”一样。这个堆在太平洋西岸的“防波堤”，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是北由日本为起点，南下经台湾到菲律宾一线。为遏制中国，美国拉起这条自北向南的链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为了组接这根链条南北两端而进行的战争。战争失败结果表明：美国事实上根本没有力量保住这根链条，因为它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维修”和“保养”这根链条。除了给美国提供了几个机场和情报收集地的作用外，这条链环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中国起过什么作用一样。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这个链条的主干，可在1955年它就在万隆会议上向新中国敞开大门。这说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没有能力单独或联合多边组织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

尼克松明白这一点，1972年他在关岛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3]让亚洲人经营亚洲，将西太平洋地区留给位于西太平洋的亚洲国家，是尼克松主义的精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说明美国人认识到：太平洋西岸是美国目力可及而国力不可及的地方，尼克松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亚洲不是美洲人的亚洲。

1972年尼克松主义出现后，美国在东亚筑起的这道“防波堤”在台湾岛一带出现了断环。而美国弥补这部分“断环”的方式是“守险不守陴”[4]，即加强了日本、关岛和菲律宾一线的军事安排，推动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沿中国东海岸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台湾形成拱卫之势。如果台湾“失守”，这种安排也可形成遏制中国东入太平洋的第二道拦截。在这两道拦截力量的布局中，台湾只是一个虚子，而从台湾东面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到南面的菲律宾，美国布的则是实子。其目的就是保卫从美国到马六甲海峡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是美国西太平洋全部战略的“心脏”。

二、只要中国统一祖国的意志坚定不移，美国对台湾的“保护”能力决不会比50多年前更强

对美国言，防御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是远高于防御台湾的关键利益，台湾只是它的外围利益。台湾离美国的海上生命线较远而离中国大陆太近，它在美国战略中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因而早晚——当然是在美国再次需要中国与之进行尼克松式合作的时候——要送还中国的“大礼”。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海军几乎无力越过台湾海峡的条件下，美国都没有为台湾而防御金门，看看当时美国的档案文件，如果当时澎湖真的有事，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也不能当真。那么在5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海军现有装备条件下，如果中国统一祖国的态度足够坚决，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决不会比50多年前更好。如果出现中国统一战争，台独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国会给予其多于美国当年对南越的援助。

不信，请这些人研究一下19世纪70年代英俄是怎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曾与之“建交”阿古柏伪政权的。为什么，阿古柏在中国新疆猖獗十年，却为左宗棠一年消灭，其原因就是占据印度的英国手够不着，而沙俄又不愿为这一“虚子”而得罪中国。最重要的是阿古柏盘踞的地区并不在英俄关键利益区域，英俄犯不上为此与中国开战。英国的关键利益是印度洋，因而它只在印度洋北岸下注;而俄国只管通往印度洋的中亚线路，沙俄后来向中国拖延交还的伊犁地区，就在这条线路的东侧。现在反视“台独”分子，论其所处形势尚不及阿古柏时期，鉴于台湾海峡的海上屏障作用对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消失，那敢于玩火的“台独”的命运，也不会比阿古柏更好。如果还不信，那就请这些人看看当年拿破仑为什么将路易斯安那、俄国为什么将阿拉斯加如此廉价地抛给美国?其原因就是这些地区是法国和沙俄在未来美国崛起后必然守不住的地区。守不住，就廉价出卖，卖不了就送人情，这是西洋外交的常识。这样的常识如还不懂，那就请看看从1949年到1972年美国对台政策是如何从信誓旦旦到部分抛弃台湾的历史吧。

道理很简单，要美国动用绝对手段，必须是针对绝对目标，两者必须匹配。那对中国而言，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决定中国会为此在必要时动用绝对手段以打击“台独”势力，实现祖国统一;但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也不是关键利益。既然如此，“台独”分子指望美国用它的全部资源只为其面子与中国大陆全面开战，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当年老罗斯福把进入东北打日本的活交给斯大林，就是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不是美国人的核心利益，正因此，美国人——当然，那个不太懂事的麦克阿瑟[5]除外——也不会在朝鲜投入全部力量。

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盖伦•卡彭特写的《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一书，就台湾问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中国现有20多枚洲际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城市。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数量可能会增加到几百枚。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至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卡彭特最后提出结论性的政策建议，认为“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我们无意支持或反对台湾的独立。同时，我们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去保卫一个(事实上或法理上)独立的台湾”。[6]该书洋洋数十万言，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独”自生自灭!

三、抓住历史可能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两岸统一

骄傲使人落后。苏联解体后，尤其是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得手后，美国外交的骄横之气到了极点。21世纪初，小布什上台后，挥师中东，几年下来，花费了天大的代价却离其中东战略目标越来越远：中东形势越反越恐，美国在伊拉克难以自拔，现在阿富汗塔利班又杀将回来，以至小布什在中东捉襟见肘，并为此怪罪于伊朗，要向伊朗开战。果真如此，那美国将从在阿富汗的“一鼓作气”、到伊拉克的“再而衰”，最终会进入“三而竭”。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主题与尼克松上台前面临的关于“越战”的政治主题十分吻合，美国外交重蹈尼克松之前美国追逐高目标而使国力严重透支的错误，将迫使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卷土重来。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利用地区均势调节而非直接介入地区危机。这种策略是英国传统均势外交在美国经两位罗斯福到尼克松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上半叶，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届政府唆使并利用日本挑战并打败中国(1895)和俄国(1905)，继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初再次利用日本将英法势力驱出东亚;之后，美国又联合英国、中国和苏联打败日本。由此才出现了基于雅尔塔框架的美国世纪。二战后，美国外交抛弃均势策略，重蹈20世纪初塔夫脱单枪匹马介入亚洲事务的失误并在朝鲜半岛和东南半岛严重受挫。这些失败说明，如果不至少与亚洲一个大国合作，担负着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根本没有独立解决这一地区危机的能力。困境中的美国人再次认识并选择均势外交，这就是尼克松主义。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又忘乎所以，再次步入杜鲁门抛弃均势外交单枪匹马介入地区事务的误区并再次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可以断定，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将大幅下降，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是美元因失去其物质承担者即石油的有力支持而乏力回天，经济疲软将迫使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收缩其战略边界。尼克松主义将在美国外交中经反复试错后被迫成为必须的选项。

首先，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促成21世纪美国尼克松主义出现的地区在中东。中国不仅不是目前造成中东危机的当事国，而且还是国际社会解决中东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与20世纪比，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已大大缓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安全压力多来自中国东部海上，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东南均出现“雪压冬云”的严峻形势，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安全压力集中于北域，苏联在中国北疆大兵压境，虎视眈眈。这一切均延迟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

进入21世纪后，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确立大大稳定了中国西南、西北的安全形势，而东面以“台湾问题”为牵引的安全压力却日现升级。与此同时美国也深陷中东战场，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给中国提供了解决西南压力的时机的相似，目前的国际形势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较为持久的和更加从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

选择也首先是和平的选择。只要台湾方面愿与大陆人民共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在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都不会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但和平的诚意应当是双向的，其前提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对“台独”分子十分不利，而对海峡两岸所有热爱中国的中华儿女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却是大好时机。海峡两岸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时机，做国家统一的功臣，不做分裂国家的罪人，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以最和平的方式推进国家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抓住并成功利用这样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有条件的。这首先表现为中国政府仍然要保持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袖的张弛有度的高超胆识和坚定不移的国家统一意志。其次，中国大陆内部不发生——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我们的对手很可能在这个时期人为制造——动乱及由此产生的分裂。不然的话，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极限就不限于台湾，而是像20世纪40年代末那样由长江直进中国腹地。

注释：

[1]《马康卫谈话备忘录》(1954年5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2]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3]“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4]“守险不守陴”，陴，城墙。太平天国创立的守成战法，其特点是将精锐兵力用于控制城四周险地，造成敌军四面受制而无力攻城的战略态势。

[5]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优点还是战役性的。此人善于剑走偏锋，性格上也比较爱出风头。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美]罗伯特·H. 费雷尔著，陈子思等译《艾森豪威尔日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1页。)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

[6]Ted Galen Carpenter，America’s Coming War with China: A Collision Course over Taiwa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78-179.

来源时间：2021/6/16   发布时间：202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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