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全胜  来源：海外看世界

美国的同盟体系是二战以来的产物，是围绕着美国世界霸主或者说世界领导权的地位而形成的，也是自冷战以来国际秩序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依托其自身超级大国的地位，可以直接“领导“ 世界，并向其盟友 “发号施令”。美国手中有四大利器：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秩序，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安全体系，以英语为主导的文化教育体系和高科技优势，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道德制高点和全球话语权。

美国的同盟伙伴遍布全球，但其主体是由两大块组成的。一个在欧洲，即以抗衡前苏联为目标的北约组织，其核心力量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一众小兄弟。另一个在亚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很难建立像北约那样的多边组织，所以主要以双边形式出现，例如，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最近几年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发展出美日印澳四方联盟(不是同盟)是为遏制中国所作出的最新尝试，其发展势头尚待观察。

这一同盟体系的性质主要是军事安全导向的，美国在大多数盟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其用途是很清楚的，一旦遇有重大国际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这些盟国都要和美国站在一起，互为犄角，相互支持，无论对手是俄罗斯(欧洲)还是中国(亚太)。在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各个盟国没有“选边站” 的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国的盟国体系就是铁板一块。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第一，所谓盟国，首先是利益的结盟。盟国之间也有利益纷争，也有可能翻脸。这些纷争既可以反映在经贸领域，也可以在安全领域。例如信奉 “美国第一” 的特朗普就多次向其欧洲盟友英法德挥舞关税大棒打贸易战，同时也向其亚洲盟友日本和韩国施压，索取高额保护费。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面对日本的“经济奇迹”，美国就曾经“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把日本视为最大的挑战。这些行动都使得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不断出现离心离德的现象，甚至曾经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日本《朝日新闻》船桥洋一的名著《同盟漂流》就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美日关系出现裂缝的景象。当然在重大危机时刻，这些盟国还是要履行其作为盟国的义务，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各个盟国与美国的亲疏关系以及对美国的承诺也有不同。例如日本和韩国之间在台海问题上所做出的承诺，就是大不相同的。日本的态度很明确，一旦台海有事，中美发生冲突，日本即便不出兵，也要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援。韩国则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早在卢武铉时期就在内部达成共识，并且用 “灵活解读”(flexible interpretation)这一说法来诠释美韩军事同盟，也就是说美韩将在“北边”(朝鲜)军事挑衅的前提下全面合作，军事配合，但如果在台海出现中美冲突，韩国则不介入。最近文在寅在和拜登的共同声明中提到了关切台海局势，这当然是美国在争取韩国支持这个问题上的得分，但并不等于韩国就准备军事介入台海，联美抗中，而更多的是用这样的表态来争取其国家利益，例如疫苗，半导体晶片，以及朝核等问题。这也是韩国传统上“事大主义”的表现，在大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客观上也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化，美国的同盟体系是否也会出现变化。这里面最主要的变量还是实力的变化。不错，美国的总体实力是在下降，但这只是相对的，而且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崩溃论” 和 “中国崩溃论” 一样都是不现实的。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犯了错误能否很快得到纠正。美国的纠错能力在拜登上台之后再一次得到体现，特别表现在对盟国的态度方面。拜登执政以来美国软实力的止降反升阻止了“同盟漂流”现象的又一次发生。同样清楚的是，随着各大国实力的升降起伏以及美国犯错误可能性的不断出现(例如，如果特朗普几年后重返白宫)，美国的同盟体系亦会出现变化。

第四，中国如何应对?首先要了解美国同盟体系的长期性。同时也要看清美国与其盟友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各个同盟国之间的差别，从而区别对待之。战国时期有关合纵连横的古训今天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充分利用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它们在关键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对那种在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例如台海冲突)，美国的盟友不存在选边站，而会理所当然地站在美国一边的说法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上面讲到的韩国和日本在此问题上的区别就是很好的例证，法国和德国要求 “自主权” 的强烈愿望也是值得注意的。同样的，那种认为可以像在经济问题上那样在安全问题上也把美国盟友争取过来的说法，在现阶段也是不现实的，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说到底，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一套全方位的组合拳，要有的放矢地针对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美国的四大利器，不光要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要在文教科技和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下大功夫。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美国的同盟体系，才能把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和美国盟友国家(日，韩，英，法，德)的关系作为下一步的外交目标，以静待其变。

来源时间：2021/6/15   发布时间：202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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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当·波森（Adam S. Posen）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美国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间曾多次公开批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依存关系以及全球化带给美国的诸多弊病，宣扬保护制造业和经济独立可以带回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孤立主义以经济傲慢为支撑，被称为经济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是特朗普政府政策议程的核心。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美国政府正试图重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时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亚当·S·波森在《外交关系》发表《怀旧的代价》一文，详细分析详细分析了全球化潮流之下美国逆全球化的表现，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信奉的三段论的谬误以及带来的对劳动者、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地区导向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质无效性，同时，他还指出新时代下，美国需要拥抱经济变化和全球竞争，并寻求将个体与他们的工作分立的方式来保护人们，推行更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在跨国公司的反避税、碳定价、提升劳工标准、坚持原则化的多边主义方面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和参与国际合作。

美国政治中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共识：美国已经轻率地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追求国际经济开放，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不平等、社会痛苦和政治冲突。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都在提倡“为中产阶级的贸易政策”。但实际上，这类政策似乎意味着关税和旨在从不公平的外国竞争中拿回就业机会的“购买美国人”项目。

任何关注美国民主的存续以及社会正义的总统必须评估其关于克服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者本能地相信如下的三段论：民粹主义所生气的是，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举为总统主要是经济转移的结果，经济转移主要是自由放任全球竞争的结果，因此，最好的获得民粹主义选民支持的方式就是坚决反对不受限制的全球竞争。许多决心要夺回工业工人阶级的支持基础的民主党人，以及许多将该三段论作为政府已经在中心地带出卖美国工人的证据的共和党人都认可该三段论。对于任何政客来说，游说已经发生去工业化的地区似乎是一条确定的选举之路。

然而，这种三段论的每一步都是错的。民粹主义者的愤怒不是经济焦虑的结果，而是感觉到相对地位下降的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政府从未追求开放和融合。相反，美国越来越将其经济体隔离于外国竞争之外，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继续开放和整合。保护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能使小部分劳动力获利，而将实质上的成本加诸到其他部分的劳动力身上。同时，尝试这样做也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回报：毕竟，即使美国重新退出全球贸易，但愤怒和极端主义已经抬头了。

实际上，通往正义和政治稳定的道路也是通往繁荣的道路。美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更多地接触来自国外的压力，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或者试图拯救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的努力。美国政府需要制定国内法规以足以使工人相信一个不依赖于当地的就业前景的未来，而不是妖魔化国际竞争带来的变化。安全网需要被进一步拓展，并且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群-无论他们是否有工作以及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在国际上，华盛顿方面应该订立增加美国内部竞争以及提供税收、劳工和环境标准的协议。是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美国从国际经济中自欺欺人的退出而不是全球化本身使得美国工人遭遇了失败。

全球化撤销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从国际经济退出了。对于全球化是美国政治困境的源头的所有主张，其实现实是相反的：当国际竞争下降时，紧张局势反而随之上升。事实上，美国比其他高收入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都已经广泛地增加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遭受着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端主义。这并不是说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美国工人不产生影响。这实际上说的是，即使美国政府一直反对全球化浪潮，上述影响还是发生了，这也说明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答案。

几十年以来，随着各个国家放开经济，全球贸易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作为全球GDP的一部分，进口总额加上出口总额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从199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61%。在这之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总量大幅下降，但是后来贸易总量逐渐爬升，并在2019年上升到经济崩溃前的水平。但是，美国却在逆势而上。美国的贸易和GDP的比率和其他国家的比率相比上升得更为缓慢-从1990年的20%到2008年的30%-始终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在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该项比率落到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同一的水平，但是美国的该项比率至今尚未恢复(至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当然，作为一个拥有大型、先进且多样化的经济，并被众多海洋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离，美国的贸易量自然会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体。但是，美国没有按照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速度进行对外开放背后不存在本质原因-尤其是考虑到很久之前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就飞奔进入全球市场的进程。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趋势便和老生常谈的美国工人严重受累的故事背道而驰。众多争论之后，经济学人已经就1999年之后来自中国的竞争导致的制造业流失的就业机会的上限估计值达成了共识：在1.5亿(劳动力)的工作地点中最多流失了两百万(就业机会)。换句话说，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应当为每年替代了约13万名工人负责。流失的部分在数量上相当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小部分，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在发生着大约6000万个工作岗位的离职。虽然在年均水平的年份中，这些工作岗位离职总数中的三分之一是自愿发生的，其余部分则是由于个人情况，每年至少有2000万(劳动者离职)是因为停业、重组或者雇主搬迁位置。想象一下就业机会从内部城市的流出或者秘书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被技术替代-这些损失，对于受影响的劳动者来说，与国外竞争造成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相比，在当地的局部影响和最终影响上并没有任何差别。换句话说，就中国竞争造成的每一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而言，其他行业中相似地就约有150个工作机会流失。但是，这些被替代的劳动者却得不到美国民众对前述情况的百分之一的同情。

一个因为中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或多或少比因自动化或因工厂搬迁到另一个州而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更值得得到支持。许多工作都是不稳定的。对于中国贸易影响的强烈抗议忽略了更多的经历着持续不断的焦虑的低薪工人的感受，同时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考虑过去的工人面对国外竞争导致的失业时可能采取的手段措施。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得到如此多的政治关注?这可能和受中国影响的工人主要是白人并且住在的郊区或小镇的事实有关-这些工人的形象正好契合了一个男人在中心地带从事繁重和大量工作的怀旧形象。

美国的按人种区分的失业情况(2000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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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这种工人的关注成功地阻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自2000年以来，出于外交政策而非经济原因，美国政府已经和很多非常小的经济体如巴林、中东的约旦、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以及拉丁美洲中部的国家进行了交易。总的来说，这些交易对美国经济的开放性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只有2012年美国-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与韩国的这一交易，才要求了采取可量化的自由化措施，甚至包括为美国制造的轻型卡车提供更多保护。美国和日本在2019年达成的协议是如此的有限定性以至于它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可以显著地促使美国经济开放，但是这个协议在特朗普任期内的第三天就被否决了，许多民主党人都为此而欢呼。和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相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提出了更多对美国汽车生产的保护。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则正在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欧盟自200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13个新成员国，从而实现了和任何地方相比最为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其中包括很大程度上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它与日本、韩国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与加拿大、新加坡以及越南签订了更多的协定，这个方面欧盟足以与美国相匹敌。日本不仅加入了TPP的前身，还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向中国和韩国开放了其经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也签订了这两个协定。唯一一个比美国从国际贸易撤退还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是英国，从欧盟退出后，它的经济发展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料的一样糟糕。但是即使是它，它也迅速谋求加入TPP的前身。

美国经济还通过另一种方式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撤退：通过阻止外国公司在美国设立工厂、办公室、研究设施或者网点。“绿地投资”作为优于公司收购、合并或跨境公司买卖的一种形式的投资活动而众所周知，这种投资形式仅需改变所有权，而不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实际上，绿地投资往往和高薪工作岗位和研发支出密切相关。但是，自2000年以来，流入美国的绿地投资已经大幅下降了，从2000年每年13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每年4亿美元。一系列民族主义政策受到了谴责因为这些政策增加了对技术转让和境外控制权的任意限制的风险。

移民问题上也同样体现了美国脱离全球经济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特朗普上任前即已开始。净流入美国的移民总数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在那十年内，流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包括无证件的人群)按照每年4.6%的速度不断增长;下一个十年内，增长速度变为了每年2.5%;在那之后的十年中，增长速度变为了每年1.3%。其中的一部分下降是由于“推力”因素变弱，例如随着墨西哥的工资增加了，墨西哥人向北走的动力便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下降是由“拉力”因素变弱了，例如美国反移民情绪的增长。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一直越来越抵制外籍工人的到来。

这些趋势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美国，即使贸易壁垒增加了，移民已经减半了，不平等和本土主义情况愈发严重了。华盛顿方面已经给了生气的、主要是白人和男性的摇摆选民在国际战线上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仍然很生气。同时，很多美国低工资的服务人员-主要是女性，以及很大比例上是白人，处境更加恶化了。

制造业的执念

怀旧对于进步的时间表来说是不利的。这对于社会政策是正确的，对于经济政策也是同样正确的。政治家们对制造业中“好的就业机会”感性的执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这样的执念也不利于解决长期以来的不公正待遇。

在德国和日本的出口产品和美国产品形成严重竞争的50多年以来，美国的专家和政治家已经开始哀叹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了。他们进一步主张，只有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的生厂商才能暂缓其与德国和日本、之后的墨西哥和韩国、现在的中国的竞争。精英阶级背叛普通大众的观念通过民族主义政治中再现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中获得了共鸣。这也同样是被误导的。

德国和日本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制造业贸易而且获得了整体的贸易盈余，但在过去的40年里，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也已以与美国相同的比例减少了。实际上，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在所有高收入国家中急剧下降，无论其贸易盈余与否。的确，上述国家中仍有一些国家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比美国的比例更高，但即使在顶级的制造业国家中，目前的相关比例也低于19%。(美国的相关份额最后一次保持在19%为1982年，现在，这一份额大约为10%左右。)在中国，该份额最高在2012年达到30%并在那之后就持续下降-即使这个国家针对制造业有着最广泛的补贴和政府保护。

只有大约16%的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从事制造业。那其余的并没有那么幸运地从事制造业中的“好”工作的人呢?这并不是一个闲来无事的问题。即使假设政府在优先级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提高制造业就业的份额到超过一小部分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成为了发达国家后这样做。理想的就业情况的增长不是一个仅关于愿望的事项，追求更多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和任何行业一样，制造业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回应，贸易保护主义给制造商增加了可观的成本。这些成本将被转嫁给那些在被征收关税的进口产品花费更多的美国公司上。结果，这些公司在和其他产品竞争时，以及自己的产品遭遇外国报复性关税时处境更加艰难了，因此就业机会也被破坏了。贸易保护主义也给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可观的成本。这些成本尤其对较贫困的家庭产生了冲击，这些家庭把他们大部分收入都花费在了受影响的产品上，例如汽车，服装，食物和家庭用品。作为三个曾在奥巴马的白宫工作的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凯瑟琳·拉斯(Katheryn Russ)，和杰伊·尚博(Jay Shambaugh)–认为“关税作为一种累进税，对妇女和单亲家长影响最大”。

美国关税对经济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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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扭曲了刺激经济措施。制造业公司因为“太大而不能倒下”而受到政治上的保护，他们和经济危机前的银行一样存在道德风险，无论是采取大众汽车和其他德国汽车制造商一样的方式在排放测试欺诈并排放有毒气体，还是像波音公司一样否认737飞机上的设计缺陷并导致事故。就像美国汽车工业在1970年代曾证实以及中国重工业现在在证实的一样，企业的政治特权至少破坏了生产力，通常也会破坏环境。

而且，制造业工作中的恋物主义并不是中立的原则。做着危险的事情来生产大件产品的男人的形象似乎可以以某种方式引起怀旧选民的共鸣，这是提供人类服务的妇女形象所不具有的。这是一个很性别化的观点：美国的制造业工人中只有30%的是妇女，而压倒性的大多数一直都是男人(即使是在罗西·罗茜(Rosie the Riveter)的战时时代)。当制造业萎缩时，最先受到冲击以及受到冲击最重的是服装业本来就不那么高薪的工作-这一行业中女性工人的比重更高。

制造业相比有色男性而言，更偏爱白人男性。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中超过了三分之一，所以人们期待他们所占的比重超过他们所做的制造业工作所占的少于25%的比重。平均来说，和从事相同工作的白人工人而言，黑人和拉丁裔工人获得的薪水也更低。无论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利于制造业就业就是有利于白人男性工人-这是这一政策在这一人群中很受欢迎的部分原因。

最终，就坚持“好工作”(无论是否在工厂，作为规范制定者，或者在贸易中)这一观念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它分散了对大部分低薪的美国工人所面临的现实的关注。很多人，不仅仅是没有证件的移民，在非正式的部门进行工作，从事着提供有限保护和几乎不受保障的工作时间的、更不用说任何发展前景的不稳定工作。当“好工作”无法被交付给人口中重要的小部分人时，把制造更多的“好工作”作为中心理念是不现实的。专注于那些已经有优势的人而不是追求有利于很多服务部分和兼职人员的经济政策是不现实的。

位置，位置，位置

那些担心贸易混乱的人和那些对受其打击严重的社区表示关注的人是重合的。这些社区的原型是俄亥俄州或宾夕法尼亚州的众多城镇中的一个-这些城镇的主要制造工厂转移到了境外，并对雇主附近已建成的当地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这些社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所遭遇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深远的、不断增长的。这类痛苦随着类鸦片药物的流行以及这些社区中大量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面临的持久的战争伤害进一步恶化了。

任何有同情心的人类的自然本能，更不用说反应灵敏的政治家，是试图改善这一情况。首先防止就业岗位减少似乎是改善前述情况的一种方式，当难以防止就业岗位减少难以做到时，接下来就需要努力复兴这些受到严重冲击的社区。

相应地，近年来，政策研究者在很多文章中都主张认识到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并帮助其重建复兴。被选举的政府官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去这些地方朝圣表示他们的关注和同情，然后跟进有针对性的政府援助。

问题在于确实存在政府成功复兴因工业衰退而处境困难的社区的一些珍贵实例。地理位置不决定最终的命运，但地理位置确实是经济历史在很多方面的具象体现，同时积累的历史是难以克服。成长于1970年代的波士顿附近，我记得小学所教我的劳伦斯和洛厄尔(Lawrence and Lowell)纺织厂流失就业岗位以及复兴这些城镇作出的努力。到今天，这些城镇仍然是他们以前的模样-而马萨诸塞州这个具有宽大的心态、在国会中具有足以提供联邦的高级代表的州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同样地，中西部城市也仍然如此，匹兹堡已经转型回充满活力，而底特律已走过可怕的经济和社会低点的最糟糕时期，但前者必须经历工业的完全翻转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人口翻转，后者距离充分就业和完全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完全未实现复兴的城市和城镇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两个(复兴的)城市的数量。

国际上的故事甚至还要更加具有警示性。在德国和意大利，欧盟输送到衰败地区-前东德，意大利南部的财政支持以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低迷地区的城市和城镇在就业率或人均收入方面仍未追赶上比他们更繁荣的同类城市和城镇。日本拥有以执政党针对城郊地区实施的政治拨款项目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同样也没能复兴低迷地区。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从较小的城市搬到了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乡村地区。在英国，英格兰北部失去煤矿和造船厂的苦难一直是历届政府“升级”该区域以使其足以与富裕的东南地区和伦敦相匹配的努力重点。但与之相反的是，就像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样，更年轻的、更具有技术的人都离开了这些地区而去了机会更多的地方。

基本相同的图景也出现在了中国。它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吸引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人。较低收入的北部、西部内陆地区未能在收入或就业方面追赶上东南沿海地区。而且这还是在一个多年以来以空前的规模保护重工业、拥有大量的制造业贸易盈余并且有一个政府愿意通过法令限制国内人口迁移和产业布局的国家所发生的。

没有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而应被抛弃，也没有任何一个社区注定要衰败。但政府也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即使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也根本没有有效的方式来拯救失去了主导的雇主(企业)或产业的社区。任何通过政府行为来复兴特定地区的承诺很有可能带来失望、沮丧以及失败后的大发雷霆。

就像始终关注制造业就业机会一样，寄希望于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工人总能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同一种工作也需要故意忽略美国大多数低薪工人的实际情况。这一观点将不必为了经济原因更换工作或住所视为一种平常的且易获得的特权，而这一特权作为奢侈品在最近几十年主要由居住在乡村或郊区的白人所享受。二十世纪以来，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从南部的大规模移民。拉丁美洲人为了追求工作和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迁移也并不少见。(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望自己不受(移民)干扰的人中大部分其实是迁徙得更远的移民的后裔)人们不应该忽视如今美国乡村地区和铁锈地带(Rust Belt)(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一些地区)的苦痛，也不应该轻视搬出这些地方的人们会留下的社会联系。但是现在也正是时候承认迁移活动是有必要的并且常常有利于低薪工人的现实。

当前态度的危险性还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学家发现在美国的许多地方仅有一种或几种主要的就业选项。就像在生产方面的垄断地位使公司能够提高家庭用品价格，在当地劳动力方面的垄断地位使公司能够降低工人薪酬-而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政府扶持当地雇主的政策可以使该雇主能够利用劳动力，同时根据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和妇女被利用得最多。更广泛的社区也会被利用：这些知道自己的离开会摧毁一个城镇的公司也可以从当地政府那边获得最慷慨的保护和补贴，同时在某些实例中还能获得实质上的对环境和安全法规遵守的豁免。

即使针对地区的援助政策曾经有效，但是在很多积累的会促使这些政策失败的力量之下，现在并不是大规模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气候变化将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哪些地区适合发展各种产业和职业：农业区域将发生转移，以及碳集中的产业将会减少工作岗位。疫情将可能持续存在并且更频繁，同时也可能改变就学、交通和卫生保健的方式。技术的影响将更加不具有确定性。由COVID-19疫情引发的远程工作激增使得衰落城市的人们更容易找到工作。(与此同时，被广泛接受的虚拟会议使得远距离地维持社会联系更加容易，这也使得人们更容易为了工作进行迁移。)尽管如此，远程工作的兴起可能还是与低薪和教育程度低的工人无关：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他们的职业大部分都要求他们亲自赚取薪酬。

保护人们，而不是工作

政府对人民的责任是把他们作为个体对待的责任。国家可以帮助人们及其家人迁移到有工作的地方。政府可以资助更快速的交通以便人们可以在可行的范围内通勤更远的距离;可以帮助人们为新兴产业的工作做准备，并帮助人们找到匹配的工作;可以更改分区法律以促进就业机会增加的区域附近增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可以为年迈的、身体不好的或者只是过于固守旧土而不能搬离的人提供安全网;可以复制大多数欧盟国家活跃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制定政府计划增强人们寻找就业、改善工作准备，以及帮助人们工作的激励。

美国的经济政策太新自由主义的地方不是在贸易上，而是在国内问题上。政府太担心更强大的安全网可能会抑制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政府过分依赖于把调整激励和微调作为政策的主体，因此，政府在直接支付个人的保健、教育和培训、交通和育儿的费用上做的太少了。政府没有严格执行防偷漏税、环境性倾倒垃圾、拖欠工资和不安全的工作场所的法律。由国会在3月份通过的美国人救援计划，包含了多项符合正确宗旨的措施，尤其是扩大了儿童税收抵免的范围，现在该税收抵免普遍适用于年收入不足150,000美元的夫妇或者年收入不足75,000美元的个人。但是，这些规定中的很少部分将在从疫情中恢复过来之后继续实行。

现在需要的是保护个人和家庭的普遍性福利，而不是仅仅针对就业岗位和地区。政策需要帮助人们看到和他们所处的地域无关的安全性，而不是加强将国家划分为用于定义人们身份的区域。美国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好。为了实现那个目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应该扩展适用以便健康保险真的是可获得的。退休金计划应在所有雇主之间进行合并以减少雇员们换工作的成本。临时、兼职工应该获得和全职员工大多数相同的法律保护，他们应该被允许像许多全职工人一样累计其资历、储蓄金和福利待遇。这些政策可以促使各种类型的美国工人自由竞争，并使他们更容易换工作。这些政策也会通过消除雇员在给定的地点或根据对象不同的状态诱捕员工的能力促使他们在提供更好的薪资待遇的基础上争夺工人。

就像最低工资上涨所带来的一样，上述变化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减少一些对低薪工人的需求。但是为工人和经济带来的净利益是客观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联邦政府只是将劳工标准提高到美国某些州的水平和大部分有竞争力的高收入的经济体的水平会导致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有更严格的劳动法规、更慷慨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并有适龄的劳动者强制参与率-这些标准都等于或者高于美国;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对于低技能工作有远高得多的薪资待遇。鉴于在美国，和使用劳动力产生的收入相反，资本拥有者产生的收入比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正在急剧上升，同时鉴于公司的利润率非常高，政府有足够空间在不严重损害就业的情况下重新分配收入。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现行法规的执行。负责执行健康、安全、劳动和环境法规的机构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同时他们对违法行为收取的罚金设定得也过低了。结果，污染者和拖欠工资者仅仅将罚金视为商业经营的一项成本。正如学者安娜·斯坦斯伯里所宣称的，劳工法规的执行不足不仅大大降低了低薪工人的收入和恶化他们的工作待遇;它也会干扰最低工资的执行因为雇主会有更强的欺诈动机。

当现行规范的更强力执行和更严峻的处罚携手并进之下，美国政府应该终止旨在帮助仅因为贸易而事业的人群的贸易调整性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和其他项目。这些项目在多条前沿战线皆遭遇失败：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项目帮助工人更快地找到新工作，它们也显然没有淡化对人们贸易的愤怒，也未能成功振兴不断衰败的工业城镇，这些政策没有为工人或为贸易在国会中创造任何持久的政治联盟。

正如一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在今年早些时候所指出的，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独特地关注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而不关注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多数欧洲国家每年花费GDP的0.5%至1.0%帮助失业的人群找到工作，而美国仅花费了上述数额的十分之一。这正是错误的方式：美国政府在侮辱与贸易有关的职业变化，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取消经验证的如再培训、工作匹配和支持计划来欺骗劳动者。

美国负担得起欧洲的方法?是的。美国联邦针对高收入者、公司、继承的税率，始终位于或接近最低水平-大大低于几乎所有其他高收入国家的税率。就像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曾做的那样，因为高得多的税率，其他国家成功获得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税率高到一定程度会抑制投资和就业，但是现在的美国相距这一点甚远。那些美国的纳税人在过去的20年中看到了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大幅上升，增加他们的税收不仅是正当和政治稳定的，而且也能用于支付占GDP3%或5%的联邦劳动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扩张。在经济上升期，额外的财政收入可能是通过工资税获得的收益，这给工人的感受是，伴随着社会安全感，他们在把钱投向一个他们可以拿回所支付费用的项目。

有改变是好事

美国一直有一种以经济效率为名而牺牲正义的流行观念，所以现在是通过纠正从全球化中撤退来纠正这一不平衡的时候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叙述。美国已经退离世界经济20多年了，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的经济活力一直在下降，同时，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也比美国开放时期增加的多。工人的流动性更差。企业力量变得更加集中。创新放慢了。虽然有很多因素造成了这种下降，但这种下降很可能被美国退出与全球经济接触加强了。自1月份暴民接管美国国会大厦以来，美国不得不认识到，在多年向其他人宣扬和平民主的选举的重要性之后，美国也不能免于政治失败。同样地，在几十年宣扬封闭的经济体的停滞不前和腐败时，美国自身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以美国工人为代价。

实际上，许多国家/地区采取国际开放的方式来刺激停滞不前和分化的社会中的经济变化：考虑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的改革，邓小平在中国的市场化，以及南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加入欧盟。这些都是蓄意进行的改革运动，并不是剧烈的变动，在这些运动中，市场被允许撕裂。这些国家坦诚了他们与国际比较中的不足并承认了他们以前制度中的腐败和偏见。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那种经济变化正在赋予大多数公民力量并解放他们，中央政府必须在社会支持中扮演一个作用更强的角色，如果不是被鼓励，工人必须被允许迁移到城市，转移到机会所在的地方。

尽管美国当然不是在威权政府下的准市场经济体，但它需要认识到它距离它在经济领域中的理想状态和潜力还有多远，以及和世界上的同伴和竞争对手在很多方面更优秀在哪里。就如同在面对种族主义暴力采用“这不是我们”的论调对于美国人太容易了，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具有竞争力或者机会最多的经济体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一些政客可能想用美国领导力作为重新参与全球经济的动力，但是现在美国需要的仅仅是伙伴关系。美国需要顺应国际标准，从其他国家汲取经验教训，接受竞争是改变的源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如它鼓励其他国家去做的一样，美国已接近国际的经济一体化。贸易交易被认为和外国的开放市场以及通过竞争改革经济有关。很长时间以来，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然后，它对于国内存在不利的影响-把美国视为是开放的，而把世界上其他部分视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公司从国外面临的竞争问题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的结果。这些看法现在已经脱离了现实。是美国需要外国的压力和激励。

美国应该有一个建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不是谴责全球化力量的弊病的防御性政策。这样的政策将从承认美国还没有因华盛顿的精英们受限于轻率的经济对外开放，同时世界的其余部分世界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正在继续发展整合开始;全球化无论如何都将会继续，贸易面对美国退出将会比很多人愿意相信地更具有弹性。当在生产上存在真正的比较优势，带来较大的成本或质量上的差异时，购买者将找到一种方法来获取他们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没有任何单一经济体的关税制度可以控制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即使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世界的其余部分总是更大，错过的机会也总是能被其他人发现。

相反，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它曾经促使其他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所追寻的自身经济体的改变。华盛顿方面应该同意被有限制但被强力严格执行的规则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关注公司和政府的可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数字目标或机构的抱负。四个领域的潜在的国际协议尤为成熟值得美国借鉴。

第一个领域是跨国公司的税收。公司经常通过将他们的利润转移到低税收的司法管辖区来逃避税收，这种做法正在侵蚀政府执政能力与市场经济体的政治合法性。数字经济放大了上述问题，虽然大型科技公司并不是利用这些漏洞的唯一的公司。在这一方面，进展可能迫在眉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目前正在就打击公司偷税漏税的方法进行协商，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威胁要对大型科技公司生产的数字商品和服务征税。集体的国际行动不仅给了美国一个将税收标准增加至其他先进的经济体的标准的机会，也给了美国预防自己的公司偷漏税的机会。

另一个需要借鉴的领域是碳定价。美国需要碳税，世界也需要它来拥有一个碳税。美国经济应加快去碳化的步伐。虽然技术不断进步，私人投资决策正在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较高的不断上升的碳价格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了最好的前景。因为没有国内碳税，美国已经落后于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如果美国没有追赶上来，那么那些国家就会有正当的理由构建碳边界调整——一种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以抵消其他地区(如美国)碳输入过低的定价。

华盛顿方面也应寻求劳工标准的国际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保护工人代表和工会的协议的更新从两种意义上说是积极的：首先，它有助于保障墨西哥工人的安全权，以及其次，它证明了如果各国关注的劳工权利的问题得到解决，美国劳工移动可以促进贸易交易。华盛顿方面现在应该扭转局势并促成与具有较高劳动标准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会加强立法和法律执行的变化。此举也可以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禁止无偿的监狱劳动力生产的进口产品(例如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协议结合。

最后，美国官员应该采取我所说的“原则化的多边主义”。在这个策略中，各个国家/地区的团体走到一起形成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协定，其中的成员国的选取仅以完全遵守相关标准为依据。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客们不太可能主张美国加入贸易协议，但有一些美国在此期间可以做到：在主要的民主国家联盟中鼓励采取这种方法，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英国。即使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国有所进展，美国作为成员国也会通过使得其缺陷更加明显和迫使自己进行自己的游戏的方式受益。

所有的一切再见

美国需要拥抱经济变化，而不是怀旧。告诉选民制造业中的“好工作”是恢复他们的繁荣的关键，美国必须受到保护，使其免受全球竞争的观念不仅会误导人，也是破坏性的。

总体而言，那条路径将以就业为代价，进一步加深了针对低薪服务工人的偏见，对吸引选民离开右翼民粹主义基本无用。你不能通过保持本土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对地位的怀旧情怀来买通他们。同样，即使是将人们与当地的工作联系起来的复兴农村和郊区社区的善意举动，实际上会使他们从经济上更加脆弱，这反过来会煽动反动政治的火焰。

相反，政府应该寻求将个体与他们的工作分立的方式来保护人们。人们的工作应该变得对他们的幸福感和他们的自我价值不太重要，就像其他大多数高收入民主国家已经实现的那样。美国政府应该为所有人改善生活而不是用稀缺的“好工作”作为少部分人的特权。疫情和气候变化应提醒了在未来工作安排上应更具有适应性，在家中办公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最重要的是，华盛顿方面应该使用国际标准和国际竞争来提升美国工人和美国公司，而不是将贸易引起的经济变化视为本质上是不公平的。专注于任何一个特定领域，或某个地方的某一家公司，只会分裂美国社会并给被忽视的工人带来调整后的不当负担。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这些负担已经存在了。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20/america-price-nostalgia

文章来源：

Adam S. Posen, The Price of Nostalgi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作者：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于2013年1月1日成为彼得森研究所(被展望智囊团奖和UPenn全球智囊团指数评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顶级智囊团之一)所长。他最引人引用和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包括《恢复日本经济增长》(1998年)和《通货膨胀目标：从国际经验中吸取的教训》(1999年)，与本·伯南克、托马斯·劳巴赫和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合著)，以及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政治经济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最近关于美元和欧元全球作用的著作。

译者：吴珂珂，浙江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复旦大学法律(法学)硕士，现为IPO、私募投融资业务领域实习律师，兼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6/15   发布时间：2021/6/15

旧文章ID：25212

作者：张业亮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1期

近期，“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即扩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人数以改变其政治构成，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热门词汇。4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令，宣布成立一个由36人组成的委员会，对美国最高法院的成员和规模等进行研究。此举被美国朝野普遍视为拜登政府拟为“填塞法院”采取的第一步。紧接着，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提出了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从现有的9人扩大到13人的法案。至此，美国最高法院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风暴眼”。

罗斯福与“填塞法院”计划

“填塞法院”一词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试图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一次不成功尝试。

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据此，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以及联邦法院的构成，由国会决定。在最高法院1789年建立时，只有六名大法官，后来根据政治需要，人数数次发生变动。在美国内战时期，国会把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扩大到十名，以确保支持联邦军的政策获得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支持。之后，在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担任总统期间，国会于1869年通过《司法法》(the Judiciary Act of 1869)，规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为九人，以使格兰特总统的财政政策得到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支持。此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一直保持在九人。

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实施的“新政”立法受到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阻挠。为了推动“新政”的实施，使美国经济尽早复苏，罗斯福于1937年提出《司法程序改革法案》(the 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该法案授予总统拥有在最高法院每一名现任大法官超过70岁以上时增加任命一名大法官的权力。如果该法案当时能获得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将能立刻增加六名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达到15名。然而，这一法案遭到两党的抨击，国会也不支持，最终在参议院以70票反对、2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被否决。后由于最高法院开始做出有利于“新政”的裁决后，罗斯福最终放弃了这一努力。从罗斯福总统“填塞法院”失败的例子说明，通过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人数以扭转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的做法难以成功。

拜登政府为何要“填塞法院”

在美国实行的“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政治架构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拥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即有权决定各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的法律和行为是否合宪，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制定政策的作用。“填塞法院”的目的是使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由与总统政见相同的人担任，从而使总统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发挥持久的影响。

塑造了一个保守的最高法院是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特朗普在执政的四年里，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帮助下，共任命了230多名联邦法官，包括3名最高法官大法官，54名上诉法院法官、173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3名国际贸易法院法官。特别是他成功提名三名保守派人士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之比达6比3，导致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进一步向保守主义倾斜。最高法院意识形态的保守化，不仅确保了特朗普政府大多数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政策能够得以实施，而且使得这些政策在他离任后仍可继续对美国法院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应对新冠疫情、经济复苏、非法移民、能源和气候变化、税收等政策领域提出了庞大的偏向激进的自由主义政策议程，而这些政策议程遭到共和党和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其中不少政策被共和党主导的一些州和保守派团体起诉到联邦法院。此外，一些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容易引发美国社会分裂的案件，诸如涉及堕胎、枪支管控、宗教自由、同性恋权利、言论自由、对社交媒体和大科技公司的规则等议题，正在等待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民主党担心，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将对这些案件作出保守的裁决。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实行终身制，一被任命就难以更换，因此，在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大多数的格局下，民主党要想改变意识形态平衡，为拜登政府的政策议程保驾护航，只能依靠“填塞最高法院”，即通过增加任命自由派法官加以改变。“填塞法院”也由此成为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最优先处理的议题之一。

民主党改造最高法院的“蓝图”

在2020年大选期间，“填塞法院”成为民主党总统预选的一个议题，包括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内的不少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都支持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民主党内的极左派也公开宣称，如果民主党上台，将“扩大最高法院”。民主党还把督促国会立法、设立5个新的上诉法官职位和65个地区法官职位写入党纲。在民主党极左派的压力下，拜登承诺当选后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问题进行研究。为了赢得选举，拜登表示，一旦最高法院大法官出缺，就提名首位非裔女性担任该职。拜登就任总统后，立即把提名大法官列入民主党议事日程。

为使拜登获得一个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趁着民主党目前掌控参议院，一些民主党人和主流媒体掀起了一场运动，要求现年82岁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Breyer)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退休。特朗普在任时用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取代去世的87岁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刺痛了民主党人。因此，民主党人希望布雷耶能在拜登执政时退休，以确保其职位由自由派人士接任。

民主党除了“填塞法院”和制造机会让自由派人士担任大法官外，还提出了一份改革联邦法院的蓝图。这份改革蓝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实现联邦法官人员构成的多元化。目前在美国联邦法院的人员构成中，非裔女性占比较小;而在联邦最高法院，还未曾有过非裔女性担任大法官。在民主党和进步主义团体看来，解决美国的制度性种族主义问题，除了改革司法警察制度外，还要在联邦法官提名任命上纠偏，即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在联邦法官中的人数，以实现联邦法官的多元化。为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份11人的联邦法官提名人名单，其中三名为美国非裔妇女，一名为穆斯林。

二是实行最高法院法官任期制和规定强制退休年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任职年限由1970年的16年增加到目前的28年。民主党提出应该限制大法官的任期，以增加民主党总统任命自由派大法官的机会。此外，民主党还提出了改革联邦法院的建议，包括制定道德准则，扩大下级法院的权力等。

面临严峻挑战

“填塞法院”向来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敏感和极易引发激烈争议的话题。在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今天，拜登政府和民主党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努力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由于法官职位的终身制以及法官司法裁决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总统政策议程具有重要影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历来是两党斗争的焦点，民主党“填塞法院”必然遭到共和党的阻挠和保守派团体的反对。共和党指责民主党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是“对美国的司法独立的直接攻击”，“将摧毁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共和党把扩大最高法院人数视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共和党议员还提出谴责扩大最高法院和保持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为九名等两个修正案。

其次，民主党“填塞法院”遭到大多数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自由派法官的反对。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认为，扩大最高法院将削弱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警告美国人对最高法院的机构改革要做“长期的和认真的思考”。已故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生前也坚决反对扩大最高法院规模，她认为“九名大法官是最好的”，总统通过“填塞法院”来提名信奉相同政治哲学的人担任大法官，将不可避免地使最高法院政治化并削弱其独立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国会虽然有权决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但两党目前在参议院的席位是50比50，加上副总统哈里斯在投票出现平局时的一票，民主党仅占微弱的优势。目前已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金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克里斯滕·西里马)明确表示反对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民主党扩大最高法院的法案通过的机率微乎其微。至于实行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制，由于涉及要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复杂程序，这在两党政治日趋极化的今天，更加不可能。

目前，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阵营中，年龄最大的不过72岁(克拉伦斯·托马斯)，年龄最小的才49岁(艾米·科尼·巴雷特)，他们都没有退休的打算。这说明，在民主党“填塞法院”的努力难以成功的情况下，即使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迫于民主党极左派的压力而退休，拜登能提名的大法官人数仍然有限。因此，从目前来看，民主党想改变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局面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实现。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6/15   发布时间：2021/6/15

旧文章ID：25211

作者：  来源：纽约时间

编辑、译：SUN，来源：纽约时报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对日本经济崛起的担忧，美国兴起了“日本要接管全世界”的言论。继而产生了对抗日本崛起，尤其是半导体产业的相应国家工业政策。之后，大多是关于日本经济衰落的报道。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对日本的成功和失败的报道，都是被过分夸大了。其实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增速大致相同。

而如今，这种担忧变成了对中国。然而，虽然拜登政府的“呼吁”比川普政府“聪明得多”，但本质上都是经济民族主义。所以，“拜登政府不会像川普对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痴迷那样去做蠢事，但也不会回到几十年来作为美国大部分政策特征的对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拥抱。”

经济民族主义拜登版

文：保罗·克鲁格曼

如果你不到50岁，你可能不记得什么时候“日本曾经要接管世界”。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许多人对日本的经济成功非常着迷，担心美国的衰落。机场书店的所谓非小说区充满了以武士为封面的书，承诺会教你日本式管理的秘密。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有一本畅销小说《旭日东升》(Rising Sun)，讲述了日本将要统治世界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后他又转向了去写恐龙了。

恋日症/恐日症的政策方面采取的形式是广泛呼吁制定国家工业政策。政府支出和可能的保护主义，以促进未来的产业，特别是半导体生产。

然后，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从美国的谈话中消失了——如果有的话，也是作为一个经济停滞和失去的几十年的警示故事被引用。我们在美国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的鼓舞下进入了一个自我满足的傲慢时代。

现在的事实是，日本的失败和它以前的成功一样，都被过度炒作。这个岛国仍然富裕，技术先进;其缓慢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反映了其低生育率和低移民率，这些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扣除人口因素，在过去30年里，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致相同。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感到担忧的新时代，这次是由对中国的担忧所驱动。我们听到了对产业政策的新呼吁。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些呼吁并不完全信服。但这次政府行动的理由比20世纪80年代要聪明得多——当然，也比川普时代的经济民族主义聪明得多，它们表面上与川普时代相似。

这让我想到几天前拜登-哈里斯政府发布的长达250页的关于供应链的报告。这是那些可能会被证明是重要的报告之一，尽管很少有人会读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种知识模板;当立法和规则被起草时，该报告及其分析将潜伏在它们的背景中，有助于形成支出和法规的细节。

现在，自从美国高管试图将他们自己重塑为武士的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各国都制造汽车和飞机等物品;如今，它们制造物品的部件，与其他国家制造的其他部件结合在一起，最终组装成消费者想要的东西。经典的例子是iPhone，在中国由各地来的零碎部件组装而成。去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然是预先写好的)，专门讨论了全球价值链，有一个很好的替代iPhone的例子：自行车。

顺便说一下，当我得知日本和新加坡拥有如此多的踏板和曲柄的市场时，我有点惊讶。我以为美国真的在曲柄方面领先于世界。

无论如何，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衡量世界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的标准——出口产品在到达最终买家的途中至少跨越了两个国界。

这一衡量标准表明，跨越全球的供应链的大幅增长并不新鲜;事实上，它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2008年之间。但最近的事件凸显了与分散的生产相关的危险性。

拜登-哈里斯的报告聚焦于四个行业：半导体芯片、电池、药品和在许多技术中起关键作用的稀土。这并不难理解。

现代经济几乎所有东西都使用芯片——而芯片的生产是非常全球化的。因此，我们的情况是，由于台湾的干旱和日本的工厂火灾破坏了这些微小但重要的部件的供应，美国的汽车生产受到了限制。此外，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

而疫苗民族主义——各国限制疫苗和制造疫苗的关键部件的出口——在新冠时代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拜登-哈里斯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国家安全一直被认为是偏离自由贸易的一个合法理由。它甚至被写入了国际协议中。唐纳德·川普滥用国家安全的论点，使其名声扫地。说真的，美国受到加拿大铝的威胁了吗?但你不必成为川普主义者来担心我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也就是说，供应链报告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论点，提出了我们需要在广泛的部门保留国内制造业以保持我们的技术能力。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论点，但它是非常开放的。它将在哪里停止呢?

有一点很清楚：如果你认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纯粹是川普主义的反常现象，你就错了。拜登政府不会像川普对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痴迷那样去做蠢事，但也不会回到几十年来作为美国大部分政策特征的对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拥抱。这是否会导致一个新的贸易战时代的到来?可能不会——但也不要指望未来几年会有很多大宗贸易交易。

来源时间：2021/6/14   发布时间：2021/6/14

旧文章ID：25210

作者：  来源：星岛日报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4日至6月1日举行，并提供网络直播。台湾争取入世卫成为海内外华人观注的话题。5月23日，大华府两岸时事论坛社社长潘玲荣女士，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兼副总领事顿世新先生。

顿世新先生长期在大陆国台办工作，来美之前曾担任国台办主管涉外事务的局长多年，多次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活动问题的经纬相当熟悉。

以下是访谈内容：

潘玲荣: 台湾未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因?

顿世新：这个问题要从50年前甚至更早讲起。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正式成立后，中国就是该组织的成员。因为内战的原因，两岸从1949年后形成对峙。直到1971年之前，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使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的是台湾当局。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合法席位，作为联合国所属专门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在1972年举行的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25.1号决议，大陆方面从此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员并担任执委。和联合国的情况一样，台湾方面的代表也从此离开了世界卫生组织。

潘玲荣：过去几年台湾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申请成为观察员也不能成功，原因是什么?

顿世新：从1997年起，台湾方面开始谋求重返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台湾方面的方法是连年通过所谓“邦交国”提案，但世界卫生组织均按议事规则未予采纳。也就是说，世卫组织大多数成员不认可台湾方面的要求。当然大陆方面的态度至关重要。最激烈的一次是2004年，因罗门群岛等国提出“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最后世卫大会将涉台提案付诸全体会员表决，一百好几十个会员国发言并表决，最后134票赞成、25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的建议，不将所罗门群岛等国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但是，因为第一天讨论大会议程这个环节就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完全打乱大会原定议程，引发大多数与会成员国强烈不满。经此之后，世卫大会再也没将涉台问题付诸大会表决了。

潘玲荣：按世卫组织制度，台湾就只能一直被隔离在世卫之外了吗?

顿世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成功举行历史性会谈，发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提出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世卫组织活动的问题。2008年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达成台湾方面以“Chinese Taipei”名义、以观察员身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共识。此后，大陆方面和世卫秘书处就台湾方面参加世卫大会的技术性问题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具体讲就是，首先是大陆卫生机构负责人致信世卫组织，建议邀请台湾方面以Chinese Taipei名义，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年度世卫大会;世卫组织秘书处接函后，征求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意见，得到肯定答复后，世卫组织总干事发出邀请函，邀请台湾方面派团出席年度大会;台湾方面接获邀请函后，按世卫组织工作程式办理报名等事宜。这个模式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世卫组织会员国的普遍支持。从2009年到2016年，依此模式台湾方面连续8年派团参加了世卫大会。历史经验证明，只要两岸关系改善，通过两岸协商，就可以找到台湾方面参与世卫大会的办法。

潘玲荣：2017年之后台湾再未接到世卫邀请函，是否有大陆方面的干预和阻挠等?

顿世新：2009年之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都表示欢迎，只有民进党始终反对。民进党说以“Chinese Taipei”名义、观察员身份参会是“丧权辱国”，是“卖台”，要求以主权国家名义、完整会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现在又要求以“中华民国台湾”名义参会。对这样的要求，大陆能接受吗?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能弃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于不顾吗?我还想特别提一下2016年，那年4月份世卫大会报名开始，而蔡英文女士已经当选，而那一年的世卫大会是5月23日举行。也就是说，大会报名时还是国民党在台上，而开会时就换成了民进党。大陆方面为了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个机会，也可以说给民进党上台后处理好两岸关系一个机会，展示善意，继续同意邀请台湾派团参会。而且，那次大会正在各国部长发言的时候，两岸卫生部门负责人李斌女士、林奏延先生二位还有过一段寒暄，这被在场的一百多位台湾记者所见证。遗憾的是，蔡英文女士上台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被破坏，两岸政治互信丧失，两岸沟通、协商、谈判中断，台湾再也没能参加世卫大会。

潘玲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有没有机会重返世卫大会呢?

顿世新：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有明确的议事规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治人物表态，也无论是哪个会员国提案，都必须按照议事规则处理。世卫大会已形成“二加二辩论不表决”的模式，这个模式也是屡次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同意的。“二加二辩论不表决”的意思是，首先在总务委员会进行第一轮“二加二辩论”，形成总务委员会给全体大会的建议。全体大会讨论议程时，进行第二轮“二加二辩论”，辩论结束后，不经过全体会员唱名辩论表决，而由大会主席裁决接受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如果有会员执意将台湾是否参会付诸世卫大会辩论表决，就会重演2004年世卫大会被冗长发言拖垮的历史。就今年而言，防疫是头等大事，各国代表参会时间紧迫，如果有人发起辩论表决，必遭大多数国家反对。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支持中方立场。所以，中方并不担心表决结果，只是惋惜大会议程被打乱，与会各国代表的宝贵时间被佔用。

潘玲荣：不属世卫一员的情况下，面对疫情来袭，台湾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健康和权益?

顿世新：2005年世卫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IHR)，中国与世卫组织也于同期达成涉台安排，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三条：第一，如果台湾出现疫情，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向世卫组织通报;第二，如果台湾疫情严重，世界组织可以派专家直接到台湾指导防疫;第三，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参加世卫组织举办的任何技术性会议。截至2019年，台湾已有400多人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世卫组织举办的100多次技术性会议。2020年世卫组织举办了十多场线上技术会议，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也都参加了。台湾专业技术人员参会情况在世卫组织都是有案可查的。从去年1月份开始，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通报疫情260多次。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资讯是公开的，全世界都可以查询。所以不存在台湾方面未参加世卫大会就造成所谓“防疫漏洞”的情况。

潘玲荣：近期台湾疫情非常严重，大陆方面有无可能援助台湾同胞疫苗?

顿世新：我的家乡是湖北，我深知疫情暴发给民众生命、生活带来的威胁和影响。湖北暴发疫情后，很多台湾朋友无偿捐助我的家乡，我和我的家人都感念在心，湖北人民都感念在心。今天我看到台湾感染人数激增，修订的感染人数比此前公布的数字高不少，我非常忧心。在台湾我有那么多好朋友，我非常担心他们的健康情况。我希望他们都能渡过难关。目前看，疫苗可能是最有效的防疫武器。不要给疫苗贴政治标签!我说过，疫苗是无色透明的，疫苗没有什么红色、蓝色、绿色。只要台湾的主事者真正把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台湾民众接种大陆疫苗的任何技术性障碍都是可以克服的。

潘玲荣：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顿世新：我也谢谢您和两岸时事论坛社的朋友们在两岸关系困难的时刻继续关心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端午节快到了，我祝福旅美的各位台湾朋友吉祥安康!

来源时间：2021/6/14   发布时间：2021/5/26

旧文章ID：25209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兼副总领事顿世新21日指出，两岸关系不改善，台湾不可能重返世界卫生大会(WHA)。没有中国大陆和多数国家的同意，任何人想推动台湾参与世卫大会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大陆能否援助台湾同胞疫苗，他表示，从大陆方面来说没有问题，关键是台湾主事者愿不愿意以民生为中心。

顿世新21日下午与华府台湾侨界部分侨领举行线上座谈会，专谈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议题，并且回应台胞关心的问题。世卫大会即将举行，台湾民进党当局正在竭力推动其“邦交国”和西方国家发起舆论攻势，要求参加世卫大会。

来美常驻之前长期在国台办任职的顿世新多次亲身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他首先回顾，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也通过25.1号决议。台湾从1997年开始谋求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屡战屡败、屡败屡战”。2004年世卫大会将涉台提案付诸大会表决，导致一百多个会员长时间辩论，完全打乱大会议程，引发多数成员国强烈不满。

顿世新也回顾了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两党领导人发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提出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直至马英九执政，两岸得以展开协商，台湾终于以“Chinese Taipei”名义，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从2009年到2016年连续8年参加世卫大会的历史。其中顿世新透露了一个故事：2009年由于台湾第一次参会，参会手续都是大陆方面代为办理，但大陆方面为了尊重和维护台湾同胞的尊严，没有广而告之。

顿世新指出，2009年之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都表示欢迎，只有民进党始终反对，他们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亲中卖台”。到2016年，蔡英文已经当选，但大陆方面仍展示善意，用心良苦，为了给两岸关系延续和平发展一个机会，继续同意台湾派团参会。他还讲了一个故事：2016年世卫大会现场旁听席，几乎被华人华侨预定，但为了照顾台湾方面，经大陆方面做工作，让出了10个座位。而民进党某些政治人物组团到日内瓦，似乎更热衷于拍照、做政治秀。

蔡英文上台后拒绝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被破坏，两岸政治互信丧失，台湾从那以后至今，再也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

顿世新强调，在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治人物表态，也无论是哪个所谓的“邦交国”提案，如果没有两岸协商，台湾要想参与，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世卫大会涉台提案，早已形成“二加二不表决”的惯例，这个模式美方也是同意的。

说到即将举行的今年世卫大会，顿世新表示，如果再将台湾是否参会付诸世卫大会表决，就会重演2004年世卫大会被冗长发言拖垮的历史。在防疫是头等大事，时间紧迫的当前，这是不可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因而他预期，今年应该仍然是经由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大会经过两轮"二加二辩论不表决"，由大会主席裁定不将涉台提案纳入大会议程的结果。如果有人打破惯例，不惜耽误世卫大会议程，付诸表决，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支持中方立场，最后结果依然是不接受涉台提案。这就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

顿世新进一步指出，如果台湾想参与大会，必须经过两岸协商。如果没有两岸协商，台湾想以什么名义、什么身份参会?当初民进党说以“Chinese Taipei”名义、观察员身份参会是“丧权辱国”，现在要求以“中华民国台湾”名义参会，大陆能接受吗?世卫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能违反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吗?

所以，顿世新的结论是：两岸关系不改善，台湾不可能重返世卫大会。没有中国大陆和大多数国家的同意，任何人想推动台湾参与世卫大会都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要看某国某人又说了什么话，没有用。”

接着顿世新谈了第二个问题：台湾不参加世卫大会，是否就造成台湾的“防疫漏洞”?顿世新指出，2005年世卫大会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IHR)，中国与世卫组织秘书处达成涉台安排，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三条：第一，如果台湾出现疫情，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向世卫组织通报;第二，如果台湾疫情严重，世卫组织可以派专家直接到台湾指导防疫;第三，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参加世卫组织举办的任何技术性会议。

顿世新透露，截至2019年，台湾就有400多人次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世卫组织举办的100多次技术性会议，基本上没有发生专业技术人员被拒绝的情况，但确实有个别非专业技术人员企图参加技术会议被拒。2020年世卫组织举办了十多场线上技术会议，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也都参加了。台湾专业技术人员参会情况在世卫组织都是有案可查的。从去年1月份开始，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通报疫情130多次。顿世新强调，根本不存在台湾不能参加世卫大会就会造成台湾“防疫漏洞”的情况。

被台胞问到大陆方面有无可能援助台湾同胞疫苗，顿世新对台湾正在暴发新冠疫情甚感忧虑，深表痛心。他希望台湾当局真的能把“政治放两边，民意摆中间”，把民众的生命放在中间。他说，有人似乎认为疫苗有政治属性，很荒谬!疫苗是无色透明的，疫苗没有什么红色、蓝色、绿色。只要台湾主事者真想解决台湾民众希望接种大陆疫苗的问题，两岸同胞就一定有智慧找到解决办法。

来源时间：2021/6/14   发布时间：2021/5/22

旧文章ID：25208

作者：徐景安  来源：新时代思维

张维为教授是当今中国专讲话语权的学者，而且他讲中国话语权的调门一声比一声高，从《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到《我们要建立强大的中国话语权》，直到《要制定国际标准话语权》。

可是令人失望、疑惑、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讲中国的话语权是什么，究竟怎么建立？2013年12月20日他说，“我想做一个事情，就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把中国自己非常强大的中国话语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到建立非常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发明震撼世界的新技术就提前宣布，这就令人怀疑，他是不是骗子?社会科学可以有所不同，8年过去了，张维为教授那么急于表现自己，现在可以抛出一点思路、框架、大纲，给大家一点希望与自信，但是我看了他的文章与视频，在学术层面他对什么是中国话语权的概念都没有弄明白，以至不经意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与他是复旦校友，他现在是复旦中国研究院院长，不得不提醒他注意。

一

先讨论一下什么是话语权？简单地说，某人、某国的话语对他人或他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种是来自强势。具有某种优势的人或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他国，比如奴隶主对于奴隶，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一种来自文化，某种观念、思想、理论、信仰被他人或他国所接受。这两种话语权完全不同，前一种是靠强力，后一种靠主张。但在实践中，这两种话语权又结合一起，以强力作后盾，推行主张。

张维为写文章一篇又一篇，做演讲一次又一次，呼吁要为中国建立话语权，但始终没有讲他主张的话语权是什么?不过他说了一句, “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把中国自己非常强大的中国话语建立起来。”这么看来，他心目中的话语权是靠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只是经济体量，真正代表经济实力的是人均GDP，2020年美国人均GDP6.3万美元，我国是1万美元。当然经济体量大了，在一些方面会多一点影响力，但据此就可以建立起“非常强大的中国话语”，张维为教授看问题太简单了。如果一个普通的学者随口一说，可以原谅。但作为一个这么高调的话语专家张维为教授的学问太浅薄了!我直白地说：他对话语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都不懂。

他在《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权回答所有对中国的质疑》的视频中说：“中国共产党形成自己的话语，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定海神针，但光靠官方话语解决不了挨骂的问题”，“要大力发展学术的民间的国际话语”。

这段话有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官方话语是否已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定海神针”?二是中国的“定海神针”为什么在国际上连挨骂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三是民间的、学术的话语能替代中国作为国家的话语吗?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指的是国家政权推广、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文化。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不为国家政权推广的，只能是小团体、俱乐部的宗旨、兴趣、爱好。不被社会大众接受的，那就是大话、空话、假话。

今天的中国怎么形成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早在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刘国光尖锐地提出：“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

张维为在自己的演讲中，也认为中国挨骂“一方面来自西方，另一方来自国内知识界、媒体界的一些人不自信，跟着西方的话语天天骂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制度。”

张维为作为中国研究院院长首先要研究中国的官方话语怎么真正成为“定海神针”，才有资格去争夺国际话语权。

中国的官方话语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张维为教授，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把建立中国强大的话语建立在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上，以为经济能代替文化，GDP等于社会主义?这与没有文化的土豪有什么区别?

作为“定海神针”的官方话语在国际上连挨骂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在形式逻辑上都讲不通，作为中国一个世界大国的“定海神针”就不怕被人骂，如果连挨骂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就一定不是“定海神针”。

中国的话语是国家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民间、学术可以研究、提出建议，最后为党和国家所接受。张维为认为中国官方的话语连挨骂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要大力发展学术的民间的国际话语”。这就大错特错了。您张维为可以到联合国演说，或者得什么诺贝尔奖，这也不能成为中国的国际话语。要成为中国的话语，一定不是民间、学术、个人所为。比如孔子当年就是一个民办私塾老师。当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并为各朝帝王推崇，又传播民间，为百姓所接受，儒学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近现代文明是西方创造的，建立在两大基石上，一是个人主义，即个人至上，二是保护私人财产。合在一起，就是承认、鼓励和保护个人对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这就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建立了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还有文化霸权。美国以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和制度作为文化而称霸世界，看谁不顺眼，就宣布是邪恶国家，就可以动武，打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世界的许多规则是美国制定的，尤其是1971年美国宣布结束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森林体系，从此美国就可以用滥发美元输出危机。

美国占世界4%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美国依靠透支世界的资源和下一代人的资源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现在，美国国债、企业债、个人债总计为65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纳税人50万美元。为了摆脱困境，特朗普上台后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反对自由贸易，退出国际协定，打乱世界秩序，搅得国内外鸡犬不宁。最后由美国的巨头们支持拜登用了多少假选票把特朗普赶下台。

美国本屆大选丑闻百出，标志着美国国内的利益冲突达到了空前激化的程度，民主的精髓—契约与妥协已被弃之不顾。特朗普至今不认输，骂拜登偷了美国。

美国作为民主的典范、自由的灯塔，是现代文明的榜样和象征。可是今天的美国显示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的现代文明终结的先兆。

追求财富最大化，带来了人类文明的灿烂，也使人类文明陷于不可持续的境地。财富的占有和消费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目前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

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所谓的全球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三

2004年5月我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就提出：

“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转折，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的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将领导我们实行又一个转折，就是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全面小康的五大本质特征：一是经济殷实;二是资源低耗;三是环境清洁;四是社会和谐;五是精神愉悦。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比较，全面小康物质富裕程度不如西方现代化，但环境少污染，生活质量好;社会较和谐，人际关系好;心态较平和，精神状态好。除了物质水平一项以外，其余等于或优于西方现代化。而全面小康的这一弱项，正是换来与地球生态的协调、人类社会的持续，使全人类都能实现，不像西方现代化只能供少数人享用，这实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全面小康可取代西方现代化，不仅作为中国，而且可成为地球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称全面小康是：

“ 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

全球生态危机的对策

人类持续发展的良方

人的价值追求的觉醒

以人为本的体现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人类新转折的启蒙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2015年12月15日我写了《如何与美国争夺话语权》：

“我们可以对美国总统这么说：美国正在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民主自由是以高负债、高消费为代价的。占世界人口4%的美国人消耗了地球资源的30%，美国人的生活是借用其他国家的、透支下一代人的资源来维持的。这是全世界、也是中国做不到、学不来的。全世界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20个地球，中国人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6个地球。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是不能持续的。我们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全面小康。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短缺，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幸福之路。中国可以做到的话，全世界也可以做到。所以，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是为世界做出贡献。中国今天走的路，不仅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

这是我为总书记与美国总统对话写的稿，不知能否采用?

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走向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2019年9月21日我在《世界面临新变局，中国迎来新时代》一文中说：“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

2020年8月24日我在《幸福最大化：中国新目标，人类新文明》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首要前提是共产党的理念，要为全人类所接受和拥护。这就是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新文明替代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文明。”

张维为教授，我提出的中国话语是不是比您高明一点，至少概念清楚、逻辑严谨。不像您光吆喝、不出货，您提倡的中国话语究竟是什么始终不清楚!

来源时间：2021/6/13   发布时间：2021/6/13

旧文章ID：25207

作者：陈列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曾叱咤一时，但自从通过社媒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造成多人死伤后，陆续遭推特及面簿等平台冻结账号，切断他与千千万万支持者的联系。近日演讲没有主流媒体直播、自设博客乏人问津，特朗普要如何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发挥作用，甚至在2024年再度问鼎总统宝座，与支持者重新建立互动还是个大问题。

武侠世界里常有一代高手作恶多端，遭名门正派围剿，失手被擒，被废掉一身武功，一般是挑断手筋脚筋，这样手和脚就没法使力，功夫也就没了。名门正派多数会放恶人一条生路，将他丢进山洞或深谷，让其自生自灭，或能使其面壁思过，改邪归正，不再害人。

武功被废，代表人生的重新开始，或者彻底毁灭。

然而，有些恶人，就算你废了他的武功，他的心仍然是邪恶的，这种人非但不会改邪归正，还会处心积虑，想办法恢复武功，强势回归，再战江湖。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练就一身在社交媒体上妖言惑众的邪功，败选后更通过社媒煽动支持者袭击正在认证大选结果的国会，造成多人死伤。国家殿堂遭受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决定惩罚这位当时仍在位的总统。

特朗普使用最频繁的推特率先宣布无限期封禁特朗普的账号，切断他和8000多万追随者的联系。

面簿、谷歌，YouTube，TikTok，Snapchat，Instagram，Discord, Reddit等主要社交网络平台也在国会骚乱后，陆续冻结特朗普的账号，不让他使用它们的平台。

可以说，国会大厦骚乱，提前结束了“资深网友”特朗普“推特治国”的生涯。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拥有巨大影响力，除了推特，他在面簿上有3310万粉丝，在Instagram上也有2400万粉丝。一夜之间都化为乌有。

最近几个月，特朗普在主要社交平台上宣传他的想法的能力也消失了。

特朗普社交媒体互动　自1月以来下降了91%

根据NewsWhip的独家数据，关于前总统的社交媒体互动自1月以来下降了91%。

媒体对他的关注度也大减。根据SocialFlow的独家数据，有关特朗普新闻的点击率从1月到2月下降了81%，从2月到3月又下降了56%，从3月到4月下降了40%。

硅谷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边缘化了。失去社交媒体魔力的特朗普就像那个被废掉武功的武林高手。

离开白宫后，特朗普不回大本营纽约，而是在佛罗里达州豪华会所海湖庄园深居简出，或在新泽西州另一高尔夫俱乐部避暑。然而，沉寂了一段日子之后，特朗普近日又开始动作频频，话题不断，准备强势回归。

媒体指出，特朗普似乎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卸任后新阶段，试图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最早的迹象是3月初他以主宾身份出席在南达科他州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年会，这是美国保守派一年一度的“武林大会”。今年场地最受瞩目的摆设当属一尊两米高的特朗普金像，成为与会者的打卡热点。

一众因种种原因和特朗普割席的共和党大牌如彭斯、麦康奈尔、罗姆尼和黑莉等人，都不在嘉宾名单，反而是特朗普死忠粉丝如参议员霍利、斯科特;州长德桑提斯和诺姆都获得演说的机会，凸显了美国保守派的大旗仍牢牢掌握在特朗普手里，以及共和党内建制大佬与特朗普派系的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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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曾表示，德桑提斯可能是他2024年的竞选搭档。

特朗普始终认为自己是选战的造王者，死忠粉丝则仍将他视为2022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竞选活动的重要筹码。最重要的是，共和党人希望在中期选举中重新获得国会多数席。

在近期历史上，失去白宫的政党几乎总能在新总统任期的首个中期选举中取得明显胜利。以本届国会来说，只要共和党在众议院从民主党手中夺回五席，在参议院夺回一席，民主党就将失去对国会的控制。

彭博社报道，许多共和党资深领导人担心，特朗普重返舞台是一趟报复之旅，首要任务是向跟他翻脸的共和党现任议员秋后算账，在2022年党初选中支持他们的挑战者。继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切尼最近遭党团拉下马后，共和党最资深的国会领袖麦康奈尔是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

大佬们担心如果青嫩的挑战者在特朗普支持下击败现任议员，在与民主党人对决时，可能经验不足，败下阵来，打乱了党重获国会控制权的如意算盘。

由于特朗普惯用和行之有效的社交媒体平台遭到禁用，他不得不另辟途径，寻找与支持者沟通的新方式。

上周六晚上，特朗普现身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大会，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这次演讲了无新意，仍在纠缠2020年大选、抨击拜登政府，吹嘘自己的成就，为中期选举和2024年再次参选造势。

知情者指出，特朗普的助手们正在关注接下来其他州的共和党活动，希望利用这些活动扩大特朗普的声音，从而为可能的2024年参选积累资本。

演讲没主流媒体直播　裤子疑穿反反成焦点

英国《卫报》指出，特朗普在北卡州的演讲，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特朗普将开启新阶段的集会和公众活动。看样子他将有一个“忙碌的夏季”。

美国《国会山报》周一报道，12月起，特朗普将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播奥莱利展开巡回演讲，目的是为美国民众提供特朗普任内那些“前所未闻的内幕”。这场称为历史之旅的巡回演出将包括两人之间的四场对话，据特朗普称，对话内容会“很有趣、很新鲜”。

但《华盛顿邮报》认为，特朗普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上周六那场活动，没有一家主流电视台直播他的演讲。反而是他演讲时穿反了裤子，成为网络上热搜的笑柄。

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些网友发现，特朗普的裤子从正面看过去皱巴巴的像是穿反了。也有人说他的裤子前方没有拉链，猜想是他穿了里面有纸尿片的裤子所以前面没有拉链。后经查证，裤子前方是有拉链的，但裤子前面为什么皱巴巴则不得而知。

虽然特朗普的最终目标是再当总统，但较早时有报道说，2024年太远，特朗普对于2022年当选众议院议长也有兴趣，理由有二，第一是当选议长就可取代死对头民主党人佩洛西的位置，出一口怨气，第二是当了议长可以发起弹劾拜登，逼他下台。但这个想法并不靠谱，首先共和党要在中期选举中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其次是议长必须从众议员做起，论资排辈，不可能一步登天。

总之特朗普这几个月来闭关思考(不是思过)，对于强势回归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过了，然而，万事俱备犹欠东风，只差最后一个重要条件——如何有效地和支持者保持对话——无法办到。

特朗普任内在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发布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经常引发争议，却也吸引大量的拥护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曾对特朗普的推文进行分析，发现他最受欢迎的是传播虚假信息的推文。

现在，特朗普的推特账号被永久地夺走了，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宣传功力也消失了。

就在特朗普发表北卡州演说的前夕，面簿突然宣布，将特朗普在面簿和旗下社交平台封禁时间延长至2023年1月7日，为时两年，到时将再次对取消封禁进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进一步延长封禁时间。这一决定对特朗普无异雪上加霜。

这意味着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无法使用面簿或Instagram助选。如果共和党无法在中期选举中翻盘，特朗普在2024年卷土重来的宏图大计也将泡汤。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面簿说，如果特朗普在解除封禁之后再次犯规，他将受到一系列迅速升级的制裁，包括永久封禁账号。

即使特朗普在2023年1月7日可重回面簿，重获社交媒体扩音器和赶上总统选举，但他将战战兢兢，活在面簿认为他到时是不是不再构成威胁的阴影下。这与他在上两届大选中玩转社交媒体和赚足曝光度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自从被各个平台封杀后，特朗普也曾考虑过打造一家属于自己的发声平台。3月初，特朗普的长期发言人米勒向福克斯新闻透露，特朗普将在两三个月后以自己的平台重返社交媒体。米勒宣称：“这一平台将会很大，有望吸引数千万用户，它将彻底重新定义游戏规则。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

5月初，特朗普以“特朗普来函”(From the Desk of Donald J.Trump)的形式重返网络，并称它为“与支持者沟通的渠道”，但它基本上是个博客，作用有限，除了将贴文分享到其他平台，用户无法留言或与贴文互动。专家评论指它的技术非常原始，甚至引来网上对新博客的嘲笑，创办不到一个月的新博客因为吸引的读者相对太少，已在上周三宣布永久关闭，留下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的骂声。

美国政治新闻网评论称，也许特朗普在经营房地产和度假村等领域有专长，但在社交媒体平台方面绝对是个外行。他在搞航空公司、体育、教育这些领域都遭遇过失败：

“或许特朗普的创业失败名录里又将增加一项——失败的社交网站企业家。”特朗普的失败，是时不我与，也是偷工减料、不懂装懂、自欺欺人的结果。

《三国演义》赤壁大战有段“孔明借东风”的典故，说的是周瑜定计火攻曹操，做好一切准备，忽然想起不刮东风无法胜敌、但连日来江上一直刮西北风，搞不好会烧到自己头上，因而闷出病来。诸葛亮来探病，说自己能呼风唤雨，让周瑜搭起七星坛，然后自己在坛上作法。

实际上孔明并不会借风，但他通晓天文地理，通过勘察地态和生物变化，早已推算出哪一天会刮东南风。果然到了三更半夜，真的刮起东南风。周瑜连忙下令火攻，黄盖借着风势带船冲进曹军水寨放火，曹军的连环船很快都烧起来，孙权刘备联军乘势出击。

赤壁一战，曹操损失惨重，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赤壁之战还有个“草船借箭”的故事：话说诸葛亮成功实现草船借箭之后，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鲁肃大为惊叹，追问孔明：“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

这话是罗贯中杜撰的，借孔明之口贬周瑜，毕竟“草船借箭”未必属实，正史《三国志》未记载，但用在特朗普身上再恰当不过。

纠缠过去或葬送共和党翻盘机会

看他从竞选到下台，面对各种问题尤其是冠病疫情，外行充内行，越搞越糟，对历史地理一知半解，居然任意篡改和加油添酱，误人子弟，害得老师们前功尽弃。其斑斑劣迹，罄竹难书。

共和党建制派想聚焦未来，但特朗普仍在纠缠过去。

他想主导共和党中期选举议程，说穿了是公报私仇，秋后算账。

共和党翻盘的大好机会，可能就这样断送在他手里。

来源时间：2021/6/13   发布时间：2021/6/13

旧文章ID：25205

作者：杨丹旭  来源：联合早报

继充满火药味的阿拉斯加会晤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天通电话，再度就冠病、台湾、新疆等问题展开交锋。受访学者分析，双方通话中的争议压倒合作，凸显中美矛盾依然尖锐，疫情和经济好转的美国未来预计将争取“对华赢得全面胜利”。

美国国务院官网发表的发言人普里斯(Ned Price)声明中，首先介绍布林肯和杨洁篪在通话中，讨论了美国对朝鲜政策进行的全面评估，强调美中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合作的必要性。这显示朝鲜是美国本次通话以及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首要议题。

普里斯也介绍，布林肯强调了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合作与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包括需要在中国进行专家主导的世卫组织第二阶段研究。

此外，布林肯特别强调美国对香港民主规范恶化、以及“在新疆对以穆斯林维吾尔人为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关切。

呼吁北京停止向台湾施压

根据声明，布林肯还呼吁北京停止向台湾的施压行动，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他还提出好几例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任意拘捕和限制出境的个案，呼吁立即释放那些被错误拘捕的人。

另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杨洁篪是应约同布林肯通话。他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敦促美国“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美台近期的互动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美国三名参议员本月6日罕见地乘坐美国军机访台，被大陆视为对北京的挑衅。

两人的通话也正值七国集团(G7)首脑峰会揭幕在即。华盛顿主导的抗衡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议题，是这场峰会的焦点。

杨洁篪暗批美伪多边主义进行“集团政治”

虽未直接点名，杨洁篪在通话中暗批美国进行“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他还提出，尊重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前提，提醒美国不要“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任意干涉别国内政”。

回应冠病溯源问题，杨洁篪强调，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借疫情对中国污蔑抹黑和甩锅推责的恶劣行径”，并呼吁美国尊重事实和科学，不要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中国官媒的报道完全未提朝鲜问题，或杨洁篪是否对美国寻求在该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有任何回应。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向路透社指出，尽管议程包括潜在的合作领域，但通话似乎被具争议的问题主导。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也分析，此次通话同阿拉斯加会面时相比，中美对立的态势几乎完全没有改变。

这是中美最高级别外交官员继3月阿拉斯加会晤后再度直接对话。虽然通话的话题尖锐，但布林肯在会谈后发推特形容，这是一次“具建设性的讨论”。

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受访时分析，G7峰会让中国感到压力，结合目前的台海形势，中美高度紧张的关系很容易失控。他说：“这个时间点通电话，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不让局面失控。”

不过，时殷弘则悲观地认为，随着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近期抗疫形势大幅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美国正在准备对华赢得全面胜利”。

他分析，从拜登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行动，以及正在举行的G7峰会来看，美国及发达国家同盟希望在结束全球疫情上发挥压倒性作用、单独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维持和增进在高技术领域的优势，以及重组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来源时间：2021/6/13   发布时间：202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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