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万维读者网

曾经有人说，她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也有人说，她的获奖拉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她是美国人，但加入过中国国籍。她因写中国而成名，却在美国引起很多争议，而在晚年，她也一直无法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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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6月26日，40岁的赛兆祥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赛兆祥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本名是“Absalom Sydenstricker”。至于他为什么会起一个中文名字，那是因为他是美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s (South) ，PS)的著名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传教。

这个女儿得到了赛兆祥和妻子卡洛琳无比的宠爱——他们之前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但都不幸地感染上了“热病”不治身亡。为此，卡洛琳专门返回美国生下了这个孩子。

或许是把这个女儿视为中国人传统说法上的“掌上明珠”，赛兆祥给女儿起名“Pearl ”——中文“珍珠”的意思。

在女儿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赛兆祥夫妇就带着她启程返回中国，来到了江南名城镇江。

那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儿，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生活。

她的父母根据她的英文名，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叫“赛珍珠”。

赛珍珠(左一)和她的父母、妹妹以及家里的佣人王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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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是美国人，但父母在她十岁那年，给她请了一位中国的私塾。

那位被赛珍珠称为“孔先生”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负责教赛珍珠汉语和一些中华元典。同时，母亲卡洛琳又希望她别“忘本”，亲自教她英语和拉丁语。

所以，赛珍珠从小其实就掌握了双语读说写的能力。

和很多传教士的子女一样，赛珍珠虽然生活在中国，但读的都是教会学校，直到考大学才返回美国。在美国读大学期间，赛珍珠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大四的时候包揽了学校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和“最佳诗歌奖”。

由于母亲患病，赛珍珠在大学毕业后就返回了中国的镇江，一方面照顾母亲，一方面接替了母亲的教会工作。在这段时期，她结识了美国的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双方之后结婚。

丈夫的职业对赛珍珠其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她因此有了大量接触中国最基层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这也使得她比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赛珍珠而言，尽管她从小生长在中国，但美国的家庭出身和她在美国的大学求学生涯，使得她能以一个既不同于中国人又不同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国家，这在她在美国拿到文学硕士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之前还参加过学校历史系的一个匿名论文竞赛，她的长篇论文获得了第一名并赢得了200美元奖金，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与西方》。

青年时期的赛珍珠

1926年，34岁的赛珍珠结束硕士学业再次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时，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0年正式出版)。

这是赛珍珠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她观察到的中国生活和文化——那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缠脚”、“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风·西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这对赛珍珠本人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西方人中国的故事，并且她觉得自己很擅长这一点。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

她原先想用这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起名《王龙》。但出版商在看了她的书后，认为将她全书想表达出的中国农民最执念的一个名词作为书名更好。

那本小说，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地》(The Good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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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地》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

当赛珍珠拿着这本书的原稿去找一家伦敦出版商的时候，被对方嗤之以鼻：

“谁会关注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乡下女人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那些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者紫禁城里皇帝和他那几百个女人的故事?”

赛珍珠没有放弃，又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出版公司。那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出版公司老板沃尔什看了这部作品后，立刻拍板决定出版，只是提出了那个改名的建议。

1931年春天，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随即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连续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头名宝座长达21个月。《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民族所写的最伟大著作，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

《大地》的英文本

《大地》写的是一个名叫“王龙”的中国贫农，娶了一个富户的女佣阿兰做妻子后发生的故事。阿兰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沉默寡言，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一切，却一直不知道争取自己的地位。而王龙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却也彰显了人性的局限：在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发财之后，他在阿兰的帮助下慢慢富了起来，却嫌弃妻子的相貌平庸，另外娶了一个妓女。在王龙年老之后，他终于慢慢又回归了本心，临终前告诫子孙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卖地”，因为土地才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部17万字的小说中，赛珍珠展示了自己不动声色却又非常传神的写作手法，开篇第一章第一句非常简单，却就把读者深深抓住了：

“今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

在接下来短短的1万多字里，赛珍珠通过简单的白描，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各种元素和传统：纸糊窗、灶台、几个月洗一次澡、喝茶、辫子，以及孝道、面都没见过就可以结婚的亲事、妻子像佣人一样服侍丈夫、传宗接代……

《大地》在美国受到热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此前一直停留在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异教徒“，”开餐馆和洗衣店的”，“贼眉鼠眼长辫子，奸猾狡诈贪便宜”。通过阅读《大地》，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传统，有生活，有奋斗，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当时正好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地》中那些一直生活在艰苦环境但一直坚持努力活下去的农民，深深感染了同样感受到生活艰辛的美国人。

随着《大地》的畅销，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很快出现。就在出版的第二年，《大地》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

但更大的荣誉还在等待着赛珍珠。

1938年，经评委会一致认定，写出《大地》为代表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赛珍珠，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为赛珍珠颁奖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次有美国女作家获奖。事实上，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女作家(第一位是瑞典作家西尔玛•拉格洛夫，她的代表作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赛珍珠和她的《大地》就此轰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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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地》给赛珍珠带来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不少争议。

不同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界。

首先，美国的很多作家并不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技巧有多高超。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曾公开不客气地说：

“如果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在美国的作家们看来，赛珍珠只会用简单的白描叙事，但在西方重视的心理刻画这方面却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大地》成为了一部超级畅销书——在他们看来，纯粹的文学和畅销书之间绝对是矛盾的。

其次，是因为赛珍珠长期生活在中国，几乎和美国的文学圈子形同陌路，很多作家都不认识她。她写的题材又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且还是中国的农民而非精英阶层，这更显得她和美国的主流文学圈格格不入。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说过：

“我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珍珠为伍。”

(这位老兄后来在1949年开心地去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隐晦了。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美国有两名作家获奖：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和尤金·奥尼尔(1936年)，都是男性。在诸多“嗷嗷待奖”的美国男作家群体中，忽然天外飞仙般空降来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女作家，很多人在心理上或情感上接受不了。

赛珍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赛珍珠的《大地》系列截至到1970年，英文本就已经印行了七十多版次，印刷数量达到数百万册

由于赛珍珠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和身份，她的这部《大地》还在宗教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大地》这部小说的世界里，基督教和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人按照他们传统的信念敬天地，祭鬼神，把所有的祈福都寄托在了自己信仰的神灵上，即便在小说中偶尔出现的传教士，也并非是正面形象。

考虑到作家是一位传教士，美国教会中的保守派深感“震惊和愤怒”，很多教徒都写信指责赛珍珠，甚至发出威胁。而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定居中国的传教士家庭长大的赛珍珠，认为自己比任何没去过中国的美国教徒更有发言权。

1932年，赛珍珠接受长老会女教徒的邀请，在美国的阿斯塔饭店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面对近2000名听众，赛珍珠的演讲题目是：

《海外传教，真的有用吗?》

这场大胆的演讲震惊了美国宗教界，赛珍珠做出的否定回答更是让她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教会教徒的攻击甚至人身侮辱，但赛珍珠完全没有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 ;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 ，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最终，赛珍珠辞去了自己传教士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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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赛珍珠在美国引起了争议，那么在她所热爱的中国呢?

在如何评价赛珍珠和她以《大地》为代表的小说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文学界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不少中国人是感谢赛珍珠的，因为尽管可能在有些地方有些夸张，但赛珍珠毕竟是把一个相对客观和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了世界面前，而不是以前除了“留辫子”就是“缠小脚”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赛珍珠选择“王龙”这样一个贫穷且有些愚昧的中国农民来展现中国，感到很大的不满。

著名的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在肯定赛珍珠的一些真实描写之外，指出以“王龙”这样的落后农民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中，只会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大地》的畅销，很大原因是因为符合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审美口味。

而文艺理论家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满怀同情”的同时，也认为她“并不懂得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

当然，赵家璧和胡风这一批知识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对赛珍珠提出了批评。

著名的翻译家伍蠡甫是《大地》的译者之一，但他在自己的“译者序”(长达28页)中指出，《大地》中的中国男人只知道土地，中国女人只知道服从，整个中国看上去兵荒马乱，愚昧落后，“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而且，伍蠡甫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现状，恰恰就是因为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造成的，而赛珍珠根本没有指出或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时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文化学者江亢虎(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用英文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批评赛珍珠的《大地》“太过夸张”，尤其指出赛珍珠凭借年幼时对身边苦力和女佣王妈的接触，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些底层人“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不能代表中国”。

赛珍珠对此进行了反击，其中她提出的一个观点是：

“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 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 民……对此, 我是永难赞同的 。”

而在诸多批评中，鲁迅的声音是最引人注目的。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写给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她跟随夫姓)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鲁迅的这段评价，后人有过很多解读。从这段话看，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一般，但态度还算温和。如果从鲁迅向来警惕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夸赞以及他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了解程度，这个评价也是符合他观点的。

不过，鲁迅当时读的《大地》的译本似乎一般，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

“关于《大地》的事, 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

在写完这封信后一个月，鲁迅就病逝了。没有人知道如果鲁迅读过其他译本后，是否会对赛珍珠和《大地》做出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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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怎么看待自己，成了赛珍珠一生最牵记的事之一。

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反而成了一个高产作家，甚至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嫁给了当初为她出书的出版商沃尔什)，为了避免让读者觉得自己粗制滥造，用笔名发表其他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又成了畅销书)。但所有的作品里，她最着力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作品，包括又写了《儿子们》和《分家》，构成“大地三部曲”，还包括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等等。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后，赛珍珠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国发声，在报刊上撰文，去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呼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为援助中国集资。她曾在一次公开广播中这样说：

“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像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此外，她在文化领域也和包括老舍、巴金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有交流，还帮助老舍翻译了几部他的代表作，并帮助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后来大为畅销的《吾国吾民》(事实上《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第一个翻译成《皆兄弟也》带入西方的)。

但作为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曾经加入过中国国籍(同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却一直在感受一种特殊的尴尬。

《大地》在1937年曾被改拍为电影，需要到中国取景。但当时的国民党相关部门却提出，剧中的中国农民不能穿破破烂烂的衣裳，必须穿新衣。当电影需要拍摄水牛耕田的场景时，相关部门又要求必须用拖拉机取代水牛。在摄制组即将离开中国之际，他们发现储藏胶片的箱子被人泼了硫酸，导致很多镜头都只能重拍。

《大地》这部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于1937年出品。出品方最终拒绝了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中国人出演”的建议，由美国人出任男女主角，整个过程接受了中国方面多达16次的审查。整个电影的主场景是在加州搭棚拍摄完成的。

1938年，《大地》在第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两大奖项：“最佳女主角“(饰演阿兰的路易斯·赖纳)和“最佳摄影”。

在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的地位有时让她自己也感到迷茫。

在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她被认为是“亲中”和“亲共”分子，受到冷落和不公。而在中国，她因为不满当时中国政府对一些知识分子的迫害和一些错误的政策，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和书籍，又被中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

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乒乓外交”中美破冰，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赛珍珠成了最高兴的人之一——她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做梦都想回到自己长大的故土。

为此，已经80岁的赛珍珠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希望重新访华的愿望，甚至希望担任尼克松代表团中的一位记者。

不过，赛珍珠的愿望很快破碎——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封拒绝信，表示鉴于她之前在文章和书里对新中国的一些“歪曲、攻击和谩骂”，她无法获得进入中国的准许。

这对赛珍珠而言，是最大的打击。

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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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重返中国的梦碎之后，赛珍珠迅速衰老了下去。

1973年3月6日，81岁的赛珍珠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丹比市逝世。她一生共收养了八个来自亚洲的孩子，用自己的基金会资助了1万多名儿童。

按照她的愿望，她是穿着中国的旗袍被火化的。

她的骨灰，被埋葬在宾夕法尼亚州。同样是按照她的愿望，她的墓碑没有任何墓志铭，上面只有三个字：

“赛珍珠”。

是汉字。

来源时间：2021/6/2   发布时间：2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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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扯在一起？如果进行中美两国不同时代的交叉比较，那么这两个人的背景就太相似了。他们都生长于两国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大发展时期，父辈都是白手起家，摸爬滚打，而且靠房地产发财致富的人。在父辈打天下的时代，社会有各种不公，但阶层之间有比较大的流动性，底层人自认为有各种机会上升到更高的阶梯。即使这些不公，也因为一些“进步”运动而被相信不断地得以克服。于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形成或被造了某种共识：只要凭借个人努力，就会有更好的前途。

人们相信未来会是更好的时代，岂不知自己就生活在让未来人怀念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之后是什么呢？柏拉图曾给出国家衰败的规律，那就是由黄金时代而入白银时代，由白银时代而入铜铁时代。波利比阿借鉴亚里士多德，也给出政体衰败的循环图，那就是由君主而僭主，由贵族而寡头，由民主而暴民，暴民之后则必产生暴君。古希腊罗马只是在城邦范围内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则在“天下”范围内进行深刻的思考，总结了由“王天下”而“霸天下”而“乱天下”的衰败规律，同时又反过来提出了天下进步的规律，也就是由后来人总结的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崇尚不同的精神要素，如“尚贤”、“尚能”、“尚力”等。近代欧洲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进步规律，那就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通往一个“自由社会”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经过马克思的发挥，输入到中国，与中国天下进步规律结合，便形成了当今中国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观念。

当美欧人以普世价值观打压中国时，岂不知中国在更深的层次上接受和消化了这种观念，并处于比欧洲近代以来的“进步”时代“更进步”的时代。而当今的美欧人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曾经“进步”的东西，走上了反理性、反文明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惊叹一些思想家关于“西方衰落”的预言，他们较早地看到了欧美文明中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反智”因素。

看到了美欧文明的衰败，中国人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自己也有可能步别人的后尘。如果说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文明衰败的缩影，那么，我们从王思聪身上看到了特朗普的影子。作为富二代，他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喜欢受人追捧，喜欢浮夸卖弄，喜欢玩弄女性，喜欢好勇斗狠。只是在最后一点，他没有特朗普那么勇狠。特朗普继承了英美海盗文明中的那种“劫掠”的狠劲，同样是不讲规则，王思聪可能只剩下一点东方的狡猾而已。

如果从文明衰败的角度来看，两个人的上述特征共同印证了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从“尚贤”、“尚能”到“尚力”的变化。

任何文明，都有这三种要素。在文明初创时期，“尚贤”为主，无论是“三皇”，还是“摩西”，人们传颂的都是其解民于倒悬的大恩大德。在文明突破性发展时期，“尚能”的地位日益突出，“竞争（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加剧，那些有“板眼”的能人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难以抗拒的利益。这时候，“贤”的因素并非不重要，而只是在现实利益面前，“能”的因素不得不占据主要地位，也许更重要的是，“能”比“贤”更容易测量。在文明走向衰落的时候，“贤”与“能”的地位都下降了，“力”的因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力”既包括客观的物质力（财富、武装等），也包括主观的残暴力（压迫、摧残等）。文明的维系离不开“力”，但如果离开了“贤”与“能”，“精英-大众”关系就进入裸“力”的循环，文明就会走向衰败。

在举国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未来的可能性不只是一种，文明既有可能进步，也有可能衰败。从王思聪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文明衰败的可能，一种比特朗普主义更严重的衰败。

也许有人说，这是不是夸大了“王思聪”现象？是的，但愿是的。这种“也许夸大”意在折射某种已经存在的现象——精英的劣质化。

“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对当前这种劣质化的准确表达，因为这个用语只是描述了从“尚贤”到“尚能”的某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两代精英离开天下国家的伟大理想，只是为了个人的前程而打拼的时代，尽管较少看到大德之人，但的确看到较多的大能之人，他们创造了以“财富”为主要标志的时代价值。无论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围绕“财富”在竞相展现着自己的“能力”。企业界就不用说了，政治界的“GDP”，学术界的“项目”，都在瞄准着“财富”。他们在“能力”和“财富”之间创造着各种换算公式。

到了王思聪这一代，情况变了。换算公式被颠倒过来，他们以“财富”购买“能力”。你即使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A剧，别人也会从你色迷迷的眼神里看到征服世界的魔力。他们不需要上一辈所崇尚的“能力”，只需要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他们并非不聪明，而是会聪明地哄骗别人相信自己聪明，被哄骗的大众也并非不聪明，而是会聪明地相信这种哄骗也是一种聪明。于是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哄骗与接受哄骗的游戏，大家在适应一种新的反智主义正当性逻辑。反智的精英和大众都知道是咋回事，但都不愿意说破，他们都会把矛头指向过去的精英欺骗——一种“科学理性”外衣下的欺骗。与其都生活在欺骗之中，那不如让这种欺骗来得更彻底一些，更真实一些，也更好玩一些，精英和大众可以一起玩，而且似乎可以比较以往更平等地玩。“特朗普就是好，因为他跟我想的差不多，华尔街、华盛顿、哈佛的那些人都是骗子！”

“骗子！”他们说错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说错，支配他们生活的那些人要把这种支配说得美好动听，不骗怎么行？当支配之下的某种底线生活预期都不能实现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更大欺骗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抛弃过去骗术的时候。

过去的骗术是什么呢？也就是“能力”骗术，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努力”与“前途”之间的关联骗术。那些巧取豪夺来的“财富”被说成是凭自己“能力”挣来的，这是特朗普父辈们所干的事，他深知这一点，也更多继承了这一点。但这些“财富”中也的确有能力的成份，但特朗普这些富二代们更少地继承了这一点。于是没有“能力”的富二代加入了平民主义者反传统精英欺骗的运动，结果便产生了“去能力化”的新骗术。

作为一种运动，这种新骗术在中国还未发生，但从王思聪身上可以看出某种苗头。中国的精英和大众总体上还是处于某种“尚能”时代，但这种“能力”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水分。

在经济界，以“财富”购买“能力”开始成为典型现象，至少是有财富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不管这种“能力”是真还是假，因为“以钱生钱”的游戏更主要的是依靠“财富”的多少，而不是“能力”的有无。

在知识界，尤其是在人文社科界，某种技术主义的潮流在“定量”地证明着“财富”即“能力”，不仅是手段上的证明，而且是内容上的证明。这是美国学术潮流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今的美国已经很少产出一流的人文社科研究。没有一流的思想，哪有一流的研究？鹦鹉学舌的中国研究者生产出大量貌似科学的研究文献，它们其实只需要一个普通企业的市场分析员就可以操作出来，研究者糊里糊涂地折腾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思考的深度，没有反思的力量，弄出一些不必如此也可发现的发现。这样的“科学研究”当然不会对社会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顶多是对现实就已经存在的某种东西的强化。只是与美国大众相比，中国大众目前还是会更多地相信这些“科学研究”，尽管口头上骂的很厉害。

在政治界，“权力”被“财富”俘获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引领社会的方向感。十八大之后，正是出于对这种“俘获”的焦虑，政治中枢才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试图让权力重新获得方向感。就政治目标的实现来说，这些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目标的实现不等于“官心”的改变，官员们被动地实现国家政治目标，主动地实现自身权力目标。如果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状态，也就是在实现后者的过程中实现了前者，也还是符合“尚能”时代的某种特征。但在某种压力之下，二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假积极”、“伪创新”之下是“真忙碌”、“真内卷”。结果复制着经济界、知识界类似的逻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上面相信自己有“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能力”注水现象，但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走出“尚能”时代，王思聪现象还只能说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主流走向，只是一个预示美国式衰败的苗头。但如果不警惕这种苗头，不采取有效的方式将“能”与“贤”的因素充分发挥出来，听凭“力”的因素任意张扬，那么，美国式衰败就会在未来某一天降临中国，一种新文明甚至会未发展起来，就衰败下去。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6/2   发布时间：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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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网

6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

来源时间：2021/6/2   发布时间：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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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 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 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 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 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下午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说明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要创新体制机制，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重要内容。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

来源时间：2021/6/2   发布时间：2021/6/2

旧文章ID：25114

作者：朱敏洁  来源：观察网

【文章原标题：张维为：为何回国？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话语纠偏】

“中国人，你要自信。”

“一出国，就爱国。”

这两句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还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这两句话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因为祖国强大了。

最早说出这两句话的，是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张维为教授。

从邓小平翻译，到出国读书，从东方到西方，张维为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国模式的新表达。“我们呼吁中国人要自信，论证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伟大文明，强调中国模式可与西方模式竞争。”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观察者网推出“70周年·爱上中国”系列报道，专访海外归来学者，从个体人生历程出发，讲述新中国故事。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

10月1日国庆阅兵现场，张维为老师现身“凝心铸魂”方阵

·站在海外，重新认识中国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虽然观网读者对您已经非常熟悉了，但首先还是想先请您聊聊自己当年出国时的状况，比如您个人的生活状况、社会环境等等；您当时出去是有什么机遇吗？出国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张维为：我出国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书、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国内为基地的出国，第二部分是我到国外念书工作，以国外为基地，走访其他国家。我第一次出国是1983年，去泰国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惊了，曼谷竟然可以这么发达。因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开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开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谊商店，外宾可以进去买东西，还有一个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现在还在；但到了曼谷后发现，这样的购物商场太多了，当时的直觉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领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邓小平接连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一个比一个发达，这种震撼是中国拥抱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跟国际比较，我们明显在现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须发愤图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教授（图片为作者提供）

我是1988年离开外交部出国，当时联合国给了我一个合同，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做口译，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书，所以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申请日内瓦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并通过了考试，1988年10月入学读硕士、博士。

从1983年夏天进外交部翻译室，开始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到1988年离开，我在外交部工作将近五年，走了近30个国家。到了欧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个，争取每年都有机会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开会也好旅游也好，就顺便走一两个国家，这样慢慢积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

观察者网：您到瑞士念书的经历，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还是很不一样，到了欧洲，个人的感受应该也有所不同吧？

张维为：欧洲当然比泰国更加发达，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赶上；但现在中国人到瑞士、到欧洲去看看，也就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们比他们更发达，特别是硬件、基础设施之类。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时，可以说正好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创意、新的政策措施，给领导人做翻译时，他们谈的也都是改革开放，话题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还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感兴趣，利用读硕博士这段时间认认真真思考。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在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了，但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把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我1994年博士论文做完的这段期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内状况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头看是对的，哪些方面则是出了问题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谈中国模式，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观察者网：您在瑞士读书时期，正好是改革开放的活跃期，站在国外回望中国时，有什么事情对您触动特别大，让您意识到国家的变化，想要回国或是重新认识中国？

张维为：回想80年代，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中国活起来了，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叫“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过去因为“文革”的压抑，人们不能赚钱，赚钱是错误的事情。而那时人们突然发现，只要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哪怕没日没夜干活都没人阻拦，虽然给人一种到处都比较乱的感觉，但社会氛围非常活跃。

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上海的变化，因为每年都会回来看看。邓小平在1991年说“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真的亲眼见证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又正好赶上我做博士论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邓小平的讲话、思路进行非常透彻的研究，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当时已经走了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比较下来发觉中国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经得起国际比较，我们的进步大且快。

观察者网：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

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

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邓小平。您过去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

张维为：我最后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7年，浦东开发是1990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1991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

邓小平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邓小平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 “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

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周恩来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

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

2011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 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

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

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浦东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拍来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

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

《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

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

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

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

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

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于这些新试验也都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不确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经验能否在别处被复制。

张维为：对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担忧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担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紧张。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购伦交所，但伦交所的回应中没有任何意向，还称谈合作的话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这说明他们更看重能直接与大陆打交道，也证明上海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上海背后是整个长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创板在上海启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讲话，提振信心。

我们仔细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中央还是比较满意的。研发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绝对超过一般的西方国家，超过OECD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上海经济驱动力已经不是纯粹靠一般投资，而是靠研发投资，靠新经济。这也是给中国其他地方带头，看能否在新发展理念、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崛起走到这个阶段，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

观察者网：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模式作为参照物，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上，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长的历史奋斗中还需作出的自我革新？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仅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过票决制竞争，你51比49就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但这种政治游戏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适应，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一百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利益党，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之处。跟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整体利益党是“使命党”，它对国家、对文明的终极命运负责，比如韩国的一个政党、台湾地区的某个政党，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终极责任，不负任何终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毛主席过去说，五六十年要赶上美国，否则要开除国籍；邓小平说要分三步走，一直规划到2050年；习主席提出两个百年，所以只有整体利益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力量，才会这样来规划，它对自己文明的复兴负终极责任。

更可贵的是，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讲改革。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全世界的改革专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改革加开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多数国家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是最关键的。但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停地改革是让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变化太快，要适应这个变化，包括在大学、在各个机构，你会发现一方面进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靠改革。

观察者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信起来，总结中国模式。您怎么看这种国家心态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崛起，在人类历史都是罕见的，我经常讲这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每隔十来年就是一场工业革命，30岁或是30岁以上的人在中国几乎全程亲眼见证了什么叫农业文明、什么叫工业文明、什么叫信息文明？现在信息文明方面，我们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一部手机可以全部搞定，这样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虽然还有一些公知天天骂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影响力在迅速减弱。另外，这次香港局势又给大家上了一堂史诗般的道路自信、爱国主义的思政课，效果很好。

观察者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原本可能存在这样的声音，但起初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发声，受到压抑，当有了一个平台或是看到像您这样的一批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后，突然发现自己想表达的情感被讲出来了。

张维为：这背后是其实时代的潮流，在推着你往前走。像观察者网，我们这批人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甚至是呼应，应该说逐渐成为越来越主流的声音。比如，我现在做《这就是中国》节目，很多年轻人追剧，我们没想到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在B站给我们打9.7分。节目的很多观众是90后，这证明了他们有很多困惑，当你真诚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实事求是回应他们的关切，给他们有温度、有质量的作品，他们会非常喜欢。

观察者网：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张老师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好像“出圈”了。有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没有任何交集的观众、读者也在看，年龄层跨度很大。您通过写书、写博客、开讲座、做节目等各种方式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共同为中国话语建设努力。回顾并展望中国话语构建，您有什么感想和评价？对如今市面上各类中国话语，有什么看法？

张维为：这说明时代呼唤思想，呼唤有质量有温度的精神产品。我们太需要把中国的一切说清楚，因为中国崛起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发觉我们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很多问题我们要开宗明义地讨论，开放式提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你要说“修宪”，我给你讲“修宪”，你想谈“文革”我们就讨论“文革”，你要讲“言论自由、网络自由”，我就和你探讨这些自由，什么都不回避。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透彻地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就目前来看，我们在解构西方话语方面的成绩很大，特别是在政治学和政治领域，坦白说我们已经基本解构完毕，随时可以亮剑，无需做准备。无论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还是国内公知，我们都可以辩论，讲道理。相比之下，建构方面虽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也蛮有成就感，但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因为解构相对容易，你把他存在的种种问题说出来就可以了，但建构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

观察者网：此前外界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应该从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慢慢发展为讲好中国观点，如何在国际上表达我们的观点、主张甚至设置规则的声音，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有什么作为？

张维为：笼统地说，我把这些都归在中国话语里面，包括中国观点、中国标准、中国认知等等。这些话语建构也正在慢慢起来，但真正高质量的还不是特别多。以中国标准为例，这个标准不仅要能用来讨论中国问题，也可以用于讨论世界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说“实事求是”的中国概念，它既可以讲中国，也可以讲西方，可以比较，再比如选贤任能，你可以就此建立一个指标体系等。

最近我提出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中国将于明年完成扶贫、消除极端贫困，我就想到美国的贫困，我们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根据联合国报告，按美国的标准有4000万人处于贫困，其中530万是赤贫，即便按第三世界国家标准都是严重贫困人口。如果以人口比例来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放到中国可能就相当于2500万是赤贫状态的。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们之后就要研究这到底怎么回事、持平到什么程度。联合国已经出了一份报告，我也想看看报告原文，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这其实就是尝试一下能否用中国标准把西方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这是中国话语建构的一部分。

·放眼国际，我们心态可以更平和一些

观察者网：中国走到这个阶段，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抹不去的偏见和傲慢。我们该如何对外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西方究竟能听懂吗？

张维为：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话语研究成果是外部世界可以看懂听懂的。我现在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将《这就是中国》翻成英文，老外完全能看懂听懂。我们的概念是国际化的概念，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理解和接受，“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创造并第一次使用的，现在大家全都接受了。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张维为创造的，这没关系，但只要你始用这个概念，你对整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深入了。再比如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很多西方学者也都逐渐接受了，只是他们接受的和我的解释不完全一样，他们理解的范畴更大了，印度、土耳其、俄罗斯都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

但背后的理念是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是西方推崇的、都要走西方这条路，这是最关键的，这一点认知很重要。大家都这么做的话，我们可以在更好的基础上对话。我提出“良政和劣政应该代替民主和专制”，接受的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只要你认认真真投入，切合这个世界的真实需求、真实状况，就会逐步产生影响力。我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件事情，这个世界太需要中国人的智慧，通过中国人的分析和观点把世界上的事情说清楚。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您在演讲时提到一个中国概念时，经常会把对应的英文表述也告诉大家。

张维为：对，中国话语要走出去的话，现阶段确实需要外语，通过各种媒介把它表述出去。

观察者网：其实类似的想法，在一些国外“知华”学者中也有。比如傅高义，他在回应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社会状况时曾提出，日本缺少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且能在国际场合用外语准确表述自己主张的政治家和学者，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观点即便是放在当下的中国也是讲得通的。

张维为：是的，像我因为长期在国外生活，长期跟西方各种各样的观点亮剑交锋；有些观点之所以比较有战斗力，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是在辩论和交锋中产生的。我经常说，提什么问题都可以，越尖锐越好，我做任何讲座都坚持一条，一定要有互动，这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做得好到天上去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但将过去数十年中进行跨国比较，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

放眼整个国际，对中国的误解还是很多。本质上讲，我们可以继续努力，但我们心态应该放得平和一点，西方社会因为自身的宗教传统、意识形态传统，要想让它完全接受我们的观点是很难的，你再怎么努力，到了这个限制就跟过不去的坎一样。但同时，我也认为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如果他最后觉得“哇，你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了，那么即使不理解也会跟着中国。就像中美贸易战，不要害怕，美国人有一个特点，英文叫做“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中文是“如果不能打败你，我就加入你”。美国是个商业民族，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你比它弱，它就拼命欺负你，一旦发觉斗不过你，他就加入跟着你走。

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上海举行，刘鹤与美方代表站在和平饭店眺望黄浦江。

观察者网：您讲了这么多关于自己、国家这些年来走过的路程，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70年发展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重要借鉴，尤其是当下自由主义多元化与保守主义对抗零和之间的角力？当然也要请您展望今后的中国。

张维为：这个题目有点太大了，我就简单总结一下自己的感受。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最大的特点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随着中国成功，我们发现这些政治制度非常之重要，并不断完善。此外还奠定了基础的工业体系，虽然是初步的，还进行大量社会革命，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基础教育的普及，这都是前三十年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建立这一系列独立的体系，就没有后四十年的崛起。

但是我们要承认在四十年前，依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是一个穷国，全国人均GDP低于非洲。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去曼谷也好，去非洲也好，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比北京更现代化。一直到70年代，我们讲结婚三大件，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是为了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整体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称之为“四十而不惑“，经过四十年时间，一次接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真的可以做到一览众山小。

我一直讲两个观点，今天用中国制度、模式、道路来看西方，甚至看香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当然也有问题，但我们一直在改革，可以通过改革解决。在70年历史新的起点上，中国可以非常自信，不是说我们好到天上去了，但是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很多壮举。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向全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关键是还有世界最大的有产阶层，这是过去难以想到的。所以，中国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来源时间：2021/6/2   发布时间：20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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