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宁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特别是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启动美中贸易战，两国冲突不断。经历新冠疫情，2020年继任总统拜登多次强调中美“为赢得21世纪而彼此竞争”，同时表示“美国欢迎这种竞争而不是冲突”，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急。2013年习近平提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019年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总体看，两国领导人分别将中美关系定位擂台比武和T台比美，而21世纪新版图也严格约束中美竞争的方式。

一、修昔底德陷阱近百年演变：战争到合作竞争

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研究过去500年历史，发现16个大国崛起案例，其中12个以战争收尾，即生死决斗，只有4个得以幸免，因此生死决斗似乎是中美关系的宿命。但是，进入最近一百年来，尤其是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大国“生死”决斗上千万人死亡的教训，大国竞争方式其实也发生变化。二战之后的美苏竞争似乎更以擂台“比武”方式呈现，甚至两国直接掰手腕也鲜有发生，多数行为都在联合国宪章这个“擂台”规则下进行。即使最严重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美苏冲突也都理性控制，“发乎怒止于理”，往往点到为止。至于更后的日美竞争，更多呈现T台“选美”特点。败北者日本结局似乎也不差，始终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成败皆因己，与美国因素似乎不大。日本成于其长板的“东施效颦”东亚集权制度，即“后发优势”“学习效应”，败于自身经济制度漏洞，即“追赶效应”下的“非均衡发展”和“创新不足”，即所谓“木桶原理”的短板效应。

二、21世纪国际秩序格局：大国不大，强国众多

21世纪特点是超级大国在世界经济地位显著下降，而相关重要国家如G20等中立国家不断增强，世界形势呈现垄断竞争格局，其对世界经济联合度要求上升。

1. 21世纪超级大国份额下降，世界更加扁平化

大国冲突的底气来自经济实力，而近百年来超级大国一国独大和寡头垄断局面不断下降。美苏打擂竞争中，1962年10月是美苏冲突最高潮，美国U2在古巴上空被苏联击落和“古巴导弹危机”。此时，美国GDP占世界39.55%。日美选美竞争中，1995年日本GDP最接近美国，占美国71.3%，而此时美国GDP下滑到只占世界24.7%。日美合计占世界42.38%。中美竞争，2019年美国只占世界份额24.43%，中美只占世界GDP40.71%。

1962年美苏冲突最严重时期，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等其它十大经济体占世界总量30.3%，前20大经济体占世界总量38.4%。1995年，日美竞争，德国到荷兰等其它十大经济体占世界33.8%，20大经济体占42.4%。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战影响，日本韩国等十大经济体下降到占世界29.96%，20大经济体占39.5%，世界更加扁平化。

2.大国对外部世界依赖短期很难大幅度下降

1962年，美国GNI占世界比例比GDP占世界比例高于0.89%，而前十大和二十大经济体占全球比例小于GDP比例，分别是24.29%，30.92%。1995年，美国GNI占世界25.84%，日本占17.65%，均高于GDP比例，十大和二十大经济体分别占29.41%、41.4%(大大超过GDP比例，分别是5.12%、10.48%)。2019年出现全面下降，美国GNI占24.35%(略有下降)，而十大和二十大经济体分别占26.62%，39.88%，但是比苏美冲突最高峰依然很高。

由于份额较大的独立中间国家大量存在，严重制约寡头结盟行为发生。如一战期间主要国家结成敌对同盟国、协约国，二战期间搏杀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国不可能出现。二战之后的华约、北约明显松散很多，美日争霸也没有出现明显结盟，中美冲突大国选边结盟也不明显。

三、国际秩序新变化：丛林秩序到文明公约

国家竞争最后和最惨烈状态是战争，手段会无所不用其极。但现代国家竞争关系进化到T台选美，规则程序都进一步规范。大国竞争非炫耀武力而是自带光芒。国内全面协调发展，提高本国居民获得感和满意度，才能增加国际社会吸引力。

1.国际社会不断完善人类文明公约

目前，除了G20国家发挥更大稳定作用之外，应该说，国际组织在协调国家关系之间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二战之后的联合国比二战之前的国联进步很多。而且，21世纪人类面临更多共同挑战。如截至4月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万，是二战之后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作为跨越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应该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粮食、气候、疾病等公共领域发挥更为广泛强大的领导协调作用。

2. T台选美首要因素是透明

T台选美要以泳装展现风采，因此选手身体任何瑕疵都将暴露给评委。现代社会保护私人信息包括私人财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公众公司，增强透明度是全世界的共识。超级大国要被国际社会认同，开放透明责任是第一位的。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反之如“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是极其错误的。

3.T台选美要尊重审美差别

美不美，首先是本国人民说了算。一些现代化国家中皇帝和现代文明完美融合，一些政党长期执政却给国家带来繁荣昌盛。美不美，不同文化审美存在差异，即说环肥燕瘦。中国人经常发现国人不屑一顾的“东施”却被西方人捧为“西施”，这是东西文化差异所致。西方文明移植东方，似乎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儒家文化圈获得成功。美国曾经侵略的朝鲜、越南长期处在极端落后状态下。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都遭受失败。伊拉克战争之前的2002年，人均GDP世界第40位，2019年下降到49位。2010年利比亚人均GDP1.21万美元，世界第67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2019年85位，只有7685美元。阿富汗2019年人均GDP507美元，世界197位。

从一战、二战到美苏争霸、美日争霸，政治军事冲突不断减少，经济竞争成为主角。特朗普时期中美竞争也以经济竞争为主，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吸取修昔底德陷阱的智慧总结，但拜登似乎要走老路。

四、21世纪修昔底德陷阱：从地缘政治到有敌自远方来

长期以来，大国竞争冲突都以地缘政治为出发点，坚持“远交近攻”“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一战、二战、美苏争霸等都是如此。紧盯周边让政治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冷战时期美国组建北约围堵苏联，美中因为小小朝鲜、越南而“仁川登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志加兄弟”。苏联解体后北约依然坚持东扩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目前，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不断增兵东南亚干涉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自从苏联在1949年成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大国全面战争成为过去式。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上再无国家妄言侵略中国，目前世界上至少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1世纪的洲际导弹、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经济全球化、全球互联网，国家危险更多来自空气、气候、资金、商品、电波输送和恐怖主义文化渗透。世界上几次重大军事冲突，人们发现危险并不是自来周边。有敌自远方来，不亦危险乎。如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被灭国，美国对伊朗动武和遏制朝鲜。

五、修昔底德陷阱与人民幸福

美国立国精神是“五月花号精神”，即人生而平等，国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随着美国独霸世界，美国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断背离。最能反应人民利益的指标是GNI，虽然美国的GNI一致高于GDP，但是，在1979年达到高点之后，即使随着苏联解体其反而出现下降。日美竞争也没有显著提高其GNI比例，相反2013年其GNI比GDP达到最高值。

据统计，美国历次战争死亡人数，二战居首29.1万人，美国南北战争20.3万，一战11.67万。中国有句古话，“今天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居于第四、五位的越战死亡5.8万，朝鲜战争死亡3.6万美国大兵，可怜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埋骨的美国大兵，很难衡量其对当时和现代美国国民福利有多大提升。据统计，近年来美国频频发难和保护的朝鲜、伊朗、叙利亚、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经济关联度很低。2020年韩国、台湾只是美国第7和第12贸易伙伴。最近，拜登政府以染指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似乎要走当年错误的朝鲜战争老路，看来古稀之年的拜登确实比古稀之年的特朗普更加“奥特”，从国民福利角度看大国竞争只能是经济竞争。

六、中美合作竞争的前景

中国加速超越美国是中美冲突的有效减振器。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9年是日本2.8倍，中日关系不再是竞争焦点。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GDP在2017年超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也预测，中国GDP最快有可能在2028年超越美国。如果中国能较快时间实现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5倍以上，中美冲突将成为笑谈，合作因素会占据上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李永宁为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金融学博士后。

来源时间：2021/6/1   发布时间：2021/5/30

旧文章ID：25111

作者：孙兴杰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美俄同时公布了6月16日普京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脑峰会的消息，已经热炒了一个多月的美俄首脑会晤的消息算是尘埃落定了。

无论从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还是两国国家关系来看，这次峰会都显得有些不循常规。一个比较“反俄”的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后，在首次出访中就与普京会面，只能说明，拜登和普京都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家。美俄首脑会晤必然会带来连锁反应，激活和加速全球战略三角外交的运转。中美俄欧构成了多重战略三角关系，而美俄处于中美俄、欧美俄战略三角关系的交汇之处，对于全球战略平衡和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秩序的重塑，必然会产生重大冲击。

一

美俄首脑会晤的诡异之处在于，美俄双方几乎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与特朗普当年与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的“秘会”完全不同。因此，这场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俄首脑会晤，的确有值得分析和揣摩的深层含义。

第一，美俄首脑会晤的时机问题。拜登首次出访是到英国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晤，之后就到瑞士日内瓦与普京见面。这样的安排，至少说明拜登急于见到普京。无论拜登口中如何形容普京和俄罗斯，但普京和俄罗斯在拜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显而易见。拜登从上任到见普京的时间，比特朗普见普京的时间还要快。

第二，拜登和普京并不是好朋友，甚至恶语相向，但这种恶劣的私人关系反倒促成了两国首脑峰会的“及时”举行。原因就在于，两国关系在2009年重启失败之后，一路下滑，反俄或者反美变成了彼此的“政治正确”。特朗普曾公开表达对普京的喜爱，引起了美国国内对其“通俄”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因此两人的赫尔辛基秘会引起了美国国内反弹。拜登反其道而行之，以恶劣的私人关系来转移视线，美国人似乎并不怀疑拜登的反俄立场，因此，对日内瓦峰会，美国国内就没有反对，而是希望拜登能缓和双边关系。

第三，普京也一直在等待美俄关系缓和的机会。过去十年来，俄罗斯的战略环境日渐逼仄，普京的杀手锏无外乎核武器与对周边事务的强势干预，从战略操作来说，这是以进为退的战略迂回。核武器和对外用兵毕竟消耗国力，不具有持久性。大国对外用兵的困境就在于如何有效且体面地撤出，美国在阿富汗是这样，俄罗斯在叙利亚也面临着类似问题。拜登跨过大西洋与普京会面，满足了普京对声望和地位的需求。

第四，美俄首脑峰会会谈些什么?当然是关系到美俄关系性质的议题，就是重建美俄核威慑平衡。特朗普从美俄多个军控条约中退出，导致美俄可能再次陷入核军备竞赛。拜登上台后，几乎是第一时间与普京通电话，并延长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稳定美俄核关系。俄罗斯副外长里亚科夫就表示说，如果美国拒绝回到《开放天空条约》，这将不利于美俄核军控峰会的气氛。另外就是所谓的地区热点问题。拜登已经确定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从中东进行战略撤退需要得到俄罗斯的谅解，甚至某种程度的协调和支持，如同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从越南撤军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一样。美国从中东的撤退需要经过莫斯科。

二

美俄双方对峰会的成果并不抱很高期待，在会前有意为峰会降温，这或许是彼此的心理威慑。但是，美俄峰会必然会造成系统性效应，原因在于美俄关系所具有的全球性和战略性。在中美俄欧四方形成的多重三角关系中，美俄牵动着中欧。

从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来看，主要是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美俄核军控谈判是主轴，但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军事力量也在急速发展，中国应该加入美俄的战略谈判之中。另外，中美俄关系涉及到欧亚大陆的权力整合问题，陆权与海权之间持久的战略竞争与对抗。中国作为陆海兼备的国家，由陆向海的战略转型是近代中国国家构建与对外开放的一条主线，但地缘战略转型需要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占据了关键位置，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价值。在三角关系中，实力不能直接转换为权力，位置可能会转换为权力。在美俄首脑会晤的激发之下，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运转加速，而普京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关键位置。

同时，美俄欧是否构成了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前提是每一方都具有战略自主性，非敌非友之下，才能形成基于议题的外交互动。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损伤不在于让美欧领导人之间互相看不上，而是让欧盟坚定了战略自主的方向。拜登上台后，在修复美欧关系的同时，也给予欧盟一定的自主空间。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就是德俄之间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拜登放弃了对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这一管道逾90%已经完工。拜登的“让步”，给了德俄面子。同时，在涉及中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问题上，美国也要进行策略性退出，让德国和欧盟国家承担更大责任，如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的冲突、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地区的震荡与冲突。

拜登上台之后，美俄关系会重启，还是会进一步僵持?从战略态势而言，美俄关系已经触底，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拜登政府调整重点、盘活资源、重构盟友网络，美俄首脑会晤就是这一战略调整的关键一环。至于成效如何，也要看俄罗斯的战略是否也在转型，两国领导人在认知方面是否有契合点。虽然一次峰会未必能扭转乾坤，但可能会开启美俄关系的缓和时代。

来源时间：2021/6/1   发布时间：20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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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5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11天的冲突中，有超2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数十名儿童，以色列方面也有12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另据联合国统计，在加沙地带，至少有6000人因冲突无家可归。目前巴以冲突虽然暂时停火，但引发此次武装冲突的问题并未解决。

本轮巴以冲突也是2014年以来双方发生的最大规模武装冲突。但与前次冲突相比，国际社会更显得调解无力。联合国安理会在5月22日就巴以问题通过一份声明，虽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可未能谴责暴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访问，然而其此行未有调解巴以的使命。某种意义上，华盛顿除了袒护以色列外，对中东事务有点意味阑珊。

而中国成为了一个对巴以冲突表现积极、愿意介入的域外大国。这可能与中国5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角色有关，但也可能是另有谋算。中国外长王毅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会议上称，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以来，把应对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安理会多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中方将加大劝和促谈力度，履行好安理会主席的职责。”这表明北京有意借助安理会轮值主席这短短一月的窗口期，谋求在巴以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深度介入这一过程。王毅已提出，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在安理会呼吁巴以双方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尽快重启和谈，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并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偏袒以色列。

中国对巴以冲突的这种积极介入态度很罕见，同时中国明确地偏向巴勒斯坦一方。过去，北京虽然一向支持巴勒斯坦，但只重在表达一种政治立场，并不想直接介入巴以事务。除了巴以冲突在地理上距中国很远这个因素外，北京过去更多着眼于发展在中东的经济影响力，而不是成为中东的“安全提供者”，最多和国际社会如联合国等合作，协助巴以达成共识，而避免像美国一样直接介入调解。这当然是北京知道中国长期以来没有直接介入巴以事务的能力，同时巴以冲突的历史和现实复杂性也让北京明白，若过深介入巴以冲突，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得罪一方甚至双方。所以北京过去在政治上表态支持巴勒斯坦，但也维持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并不想过度介入而破坏和其中任何一方的关系。

然而，此次北京欲调解巴以冲突的态势很明显。从王毅在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讲话和表态看，北京介入巴以冲突或许是早已考虑好的，目的之一是要展示中国解决复杂国际纠纷和矛盾的领导能力。既然现在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权，如果北京长期在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上袖手旁观或者仅止于一种道义表达，而拿不出实际行动或方案去化解矛盾和分歧，会让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想依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质疑中国的领导能力，也会使得美国和西方轻视中国，认为中国不过是国际体系中的搭西方便车者，并不想担负责任。因而北京近年来加大了对一些地区和全球热点的参与力度。例如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北京积极介入缅甸事务。

巴以冲突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几乎无解。北京若能以中国方式劝和促谈，让这对宿敌握手言和，即使取得一点点进步，也将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有解决国际棘手难题的能力，从而有资格做国际领导者。当然北京也清楚，要劝巴以双方放下武器，实现停火，难度很大，双方握手言和更不可能。北京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表明，它不像美国调解巴以冲突那样，背离正义，完全无条件偏袒以色列，它是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站在和平正义、公道良知、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王毅语)，以此凸显和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差别，同华盛顿进行中美领导力的竞争。

北京的另一个、不便公开讲的目的，是和中国的利益切实相关，即借此次巴以危机更深地耕耘中东，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切身利益，包括保障能源安全和推进“一带一路”。巴以冲突无疑为中国开启了深化中东影响力的机会，如果说北京过去对中东主要是经济影响力的话，这次则要通过巴以危机显示北京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和扩大中国在中东的存在。但彰显政治影响力的背后也是确保经济利益。

理解这点需要跳出巴以乃至中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也即亚欧大陆的地缘关系和政治影响力的角度去分析。如果把中国介入巴以冲突放在王毅3月的中东六国之行，中国和伊朗签署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以及王毅前不久表述的阿富汗内部各派可以派员到北京对话这个背景下看，北京要调解巴以冲突不是一个孤立的想法，它显示了中国的中东雄心，是其整个亚欧战略的重要一环。

大约100年前，英国地缘战略学者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岛”和“心脏地带”理论，麦氏将将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陆上和海上两部分，欧亚大陆作为陆上力量是世界岛，而包括中国大部分在内、中亚到东欧的地区则是世界的心脏地带，他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心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岛。20多年后，另一位美国学者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该理论认为，谁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潜质的地区，进而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最终会成为美国的有力挑战者。

以这些理论观照，中国是陆权国家，美国则以海权立国。历史的走向是海权战胜了陆权，因为在大航海开辟后，海洋运输比陆上运输更有利于促进贸易、经济和技术发展，而美国凭借自己的海上优势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进而掌控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控制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但海权战胜陆权的前提条件是海上贸易比陆上贸易发达，随着技术的发展，今天陆上的铁路运输从速度、运量和成本来看，都要优于海上运输，这就使得经济中心有可能重回陆上大国，亚欧大陆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岛。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阶段。

麦金德提出世界岛理论时，铁路在西欧已有大发展，所以他认为，当欧亚大陆被密集的铁路网覆盖后，就连成一个整体，如果此时一个强大的大陆国家主宰心脏地带，它将主宰欧亚大陆，进而主宰世界。但东欧尤其亚洲还很落后，铁路很少，而且因为技术，铁路运输比起海上运输来，不方便，成本也高。欧亚要连起来，在21世纪才变成现实。但麦金德理论蕴含的假设是，只要技术进步到铁路运输优于海上运输，让欧亚变成一个整体，谁控制世界岛，将可能控制世界。

中国作为斯皮克曼的欧亚大陆的东方边缘国家，借助特殊的地缘优势，如果能影响“世界岛”，把陆权和海权结合起来，将构建起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过去中国因贫困而做不到这点，现在则具可行性，当然中国不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是通过贸易和经济的吸引力。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有这方面的功能。“一带一路”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和欧洲连结起来，让中国的商品在欧洲大陆畅通。而发展到今天，中欧互为对方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中国通过贸易和经济力量控制了世界岛，就将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这是美国最担心的。

在这个地缘战略中，中国的薄弱环节是处于心脏地带一部分的中亚尤其中东，长期动荡，中东的关键节点又是巴以矛盾。如果中东不能变成和平之地，不但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能在中东落地，或者成本极大，更重要的是，它威胁中国和欧洲的联系，亚欧大陆就不能连成一个整体，因而中国就无法以贸易和经济影响力来左右世界岛。而中东除以色列外，全是伊斯兰国家。

所以，搞好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中国中东战略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关键。若中国在巴以冲突中调解成功，这对中国在伊斯兰国家的声望将是极大的提高，即使调解不成功，中国为巴勒斯坦“主持正义”的努力，也会被中东国家看到，从而不阻扰“一带一路”，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京对巴以冲突都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积极主动介入。

中国在推出“一带一路”，制定中东和欧洲战略时，或许没有想到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但在美国的围堵下，中国要寻求战略突破，中东就不能不考虑。

来源时间：2021/6/1   发布时间：2021/6/1

旧文章ID：25109

作者：张文澜  来源：盛世文澜

原以为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就可以呼风唤雨了，没想到拜登上台后还不如川普呢，看来从主流媒体到专家一边倒的支持拜登，是又一次的误判。倒是自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川普显得很有战略眼光。现在看来，所谓的专家学者以及主流媒体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不过如此，远远不如自媒体的头脑灵光，因为事实证明：川普只是要钱，而拜登不但要钱，而且还要命。

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渐行渐远渐无书，现在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制定者坎贝尔公开宣称：美中关系“接触”时代已经结束!他强调，美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接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竞争将是两国关系新时代的主旋律。

看明白没?老美不和你玩了!

不玩就不好办了，只要是玩，中国人凭借小智慧就会把美国佬玩残，但是不和你玩了，你就没办法搞定它。因为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只要是能用钱搞定的事，那都不算事。问题当钱使不上劲的时候，当美刀无处可使的时候，那就是事情搞砸了的时候。

在坎贝尔宣布美中关系不接触的同一天，拜登宣布利用90天时间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彻底调查并要追责中国。这在川普当政时是从未有过的官方声明，川大嘴巴只是自己说说吓唬吓唬一下而已，不像拜登这样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美国社交媒体此前一直不允许有关病毒来源的推测也已经解禁，就是说你在推特脸书上可以进行讨论此事宜，这在此前是不被允许的。

美国国会两党一致支持白宫展开病毒溯源调查，并举行听证会求证病毒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现在世界舆论倾向明显于中国不利，但中国人民是不怕调查的，因为心里没病不怕冷干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美国于2021年1月20日前，因新冠病毒死了41.1万人，截止5月27日前，因新冠病毒死了60.9万人。也就是说，川普任职总统时，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41.1万人。当时拜登借机攻击川普抗疫不力，现在拜登上台四个月，美国就死了19.8万人。现在川普在打拜登的脸!拜登现在无法推脱抗疫不力的责任，只得重复川普的老调，把新冠病毒溯源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以此转移他任总统以来工作的乏力。

虽然搞建设不行，但很显然，拜登玩弄权术还是要比川普技高一筹，因为他起码把欧洲动员起来了，也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等等国家也都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

这在以前单打独斗的川普时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根本不鸟他，甚至跟中国搞得还很好。但是拜登上台后，很显然中欧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裂痕就是冻结了《中欧投资协议书》，这可以说是一件大事，这关系到中国外汇出口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最最重要的那应该是出口创汇，说白了是赚外国人的钱来贴补国内亏空，过去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出口创汇，国人又没钱消费，就更遑论投资了。所以说失去了美国和欧洲这两块大市场，对中国来说绝不是很好的消息，这就像一个大企业突然间失去两个赖以生存的大客户一样，艰难可想而知。

拜登上台后，中国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想当初，那些痛骂支持川普的人是卖国贼，那么对于给中国造成如此麻烦的拜登支持者来说，他们是不是开心了呢?难道他们是卧底吗?他们岂不更是卖国贼了呢?

现在拜登领导的美国给日本和韩国松绑了，允许他们制造远程导弹，也就是说允许他们制造能打到中国任何一处的导弹，这是不是对中国更大的威胁?这在以前的川普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日本又与欧洲发表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的联合声明，要用威慑力量介入台海，并对东海和南海表示严重关切，竟也敢对疆疆和港港问题指手画脚，真是胆肥了啊，真是婶可忍叔不可忍啊!

拜登竟然化敌为友，有意缓和美俄关系，拜登与普京在6月16日在日内瓦会谈，就世界当前局势，以及新冠疫情等问题进行磋商。普京决定从乌克兰边境主动退兵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拥抱西方世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要和西方交朋友。

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只是对中国来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中国国际形势异常严峻，拜登正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计划收紧围剿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将如何摆脱这种十分困难的窘境，这是摆在中国领导面前的一道十分严峻的考卷。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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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国柱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 第10期

1944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他的科学顾问瓦内瓦尔·布什博士写了一封信，提出科学技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布什的回应是一份名为《科学：无限的边疆》报告，美国国会依此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此后75年美国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职首日，在白宫网站上也发表了致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埃里克·兰德博士的公开信，表示期待兰德博士能够提出振兴美国的科技战略，让美国迈向此后75年的强势道路。拜登特别强调，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如何确保在未来技术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对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动作，不仅昭示美国将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态势，而且科技竞争还将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将从国内、对华与国际三个维度展开。

试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

在《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指导方针》)中，拜登明确指出，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取决于一个核心战略主张：美国必须恢复长久以来的优势，以便我们能够基于强大的地位迎接今天的挑战。”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无疑是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所以，拜登政府把科技创新置于打造更加强大美国努力的核心位置。竞选期间，拜登就向美国民众承诺：“我将把对研发的投资作为担任总统的基石，以确保美国引领创新。”拜登政府的《指导方针》也承诺将加大对“研究和开发、基础计算技术和国内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确保美国的创新优势。拜登政府已经采取的做法主要有：

首先，将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提升至内阁级别。对这一变化，美国进步协会首席执行官苏迪普·帕里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分析说，美国政府中有20个机构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这就需要协调，只有内阁级别的职位才有能力“将科学整合到各种决策中”。

其次，加大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经费投入。2021年3月31日，拜登政府公布了“美国就业计划”，称将在研发、制造业和劳动力发展方面投入5800亿美元，其中研发部分为1800亿美元;而制造业部分总计3000亿美元将投资于半导体制造、医疗设备制造、清洁能源以及区域创新中心等。“美国就业计划”基本上继承了上一届国会《美国领导法案》的大部分内容，被视为美国版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与此同时，白宫还在与国会积极协调，推动《无限边疆法案》尽快通过。该法案将分五年，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研究经费1000亿美元;并由美国商务部协调，每年出资100亿美元，在美国新创立10～15个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后备梯队的建设。对内，通过投资科学、技术、工程、计算四大学科门类(STEM)教育扩大美国本土科技队伍;对外，积极调整移民政策，“激励世界上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来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

打压中国科技创新特别是新兴技术的发展

拜登政府及新一届美国国会继承了特朗普时期打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大部分政策，并已经或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政策。

一方面，拜登政府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制裁的黑名单。2021年4月12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包括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内的七家中国新兴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证的情况下，美国企业和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都将被禁止与这些公司展开业务往来。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关键技术。美国防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提出，“在重振国内创新基地的同时，美国将必须更加警惕保护关键的美国技术”，认为美国需要继续加强投资筛选和出口管制的立法努力。美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则强调，美国要“有选择地”加强对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两用技术的投资和贸易限制”，确保此类技术不被中国获取。

此外，继续严格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拜登政府会继续执行特朗普时期对华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美国会制定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更不可能放宽中国对美投资限制。对涉及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扩大。

同时，美国司法部门还通过审查美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与中国相关机构的合作，给美中两国正常的教育与科技交流制造障碍。美国司法部2018年11月启动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对所谓涉嫌窃取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以及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进行调查并提起诉讼。该计划实施以来，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提起的经济间谍诉讼中，约80%与中国有关;而涉及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中，约60%与中国有关。2021年4月20至22日，美国司法部每天都宣布一起与中国相关的经济间谍或商业盗窃案件，被起诉者均为华裔科学家。

在国际上构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科技联盟

联盟体系一直是美国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被称为“力量倍增器”。拜登政府致力于“以新的方式将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聚集在一起”，应对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科技创新领域挑战。《2021战略竞争法案》授权美国务院协调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技术伙伴办公室，负责与友好和伙伴国家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安全和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新兴技术以及建立相关规范和标准，并与合作伙伴协调技术治理制度。

美国主导的科技联盟首先是要保证美国关键领域供应链的安全。2021年1月27日，23名共和党议员致信拜登，强烈督促拜登政府在新兴技术问题上，尤其是在5G、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与盟友合作，确保供应链的安全。《2021战略竞争法案》也要求未来的技术伙伴办公室与商务部合作，围绕关键技术领域中供应链的韧性协调政策，探索与美国建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国家的供应链多元化。

其次，在关键新兴技术的研发方面加强与盟友的合作，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2021战略竞争法案》将以下技术领域作为美国与盟友合作的重点：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5G电信和其他先进的无线联网技术;半导体制造;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监视技术，包括面部识别技术和检查软件和光纤电缆。

第三，通过美国主导的技术联盟，控制关键技术的出口与转让。美国希望通过对技术转让的适当限制、投资筛选，与技术伙伴关系成员就使用和控制新兴技术的其他政策进行协调，尤其是共同应对有关“威权政府”所构成的技术转让威胁。

第四，美国主导的技术联盟还将协调彼此的技术政策，共同制定新兴技术的新国际规则、规范和标准。《指导方针》强调美国将“制定新兴技术标准，以提高我们的安全、经济竞争力并推广价值观”，并力求避免“由中国和俄罗斯编写数字时代的竞争规则”。

美国科技竞争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在渲染中国在科技领域对美国的挑战，甚至提出已经迎来了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让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奠定全球霸权基础的科技领先地位。自此美国加大了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和对苏联技术封锁力度)。美国朝野在应对科技竞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美国涉华科技竞争方面的法案基本上都能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据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

首先，中国将面对一个在科技领域发展更快的美国。拜登团队对华战略竞争的出发点就是多关注如何“让美国跑得更快”。拜登在竞选时就承诺：“对于5G和人工智能等未来技术”，他的政府将会做更多的工作;拉特纳也认为，要保持美国的创新优势，必须加强美国的创新引擎。可以确信，在未来四年，美国府院双方将在科技创新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再加上美国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及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中国将面对一个在科技创新领域发展更快的美国。

其次，美国将在新兴技术治理的名义下，加紧争夺国际标准组织的领导权，从而夺取新兴技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2021战略竞争法案》明确表示，美国必须领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机构，制定关键数字技术的治理规范和规则，确保这些标准技术在“自由、安全、可互操作且稳定”的数字域内运行。这对“中国标准2035计划”的实施无疑将构成重大挑战。

第三，美国将动用所有经济和外交手段，打压中国新兴技术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美国将中国的数字技术冠以“数字威权主义”，将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视为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将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建设“智慧城市”“平安城市”视为对信息技术的“滥用”甚至污蔑为对个人隐私和人权的“侵犯”。美国国务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清洁网络”政策，重点审查和甄别使用了中国技术和产品的电信企业。上述举措将极大限缩中国新兴技术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战略与政策，中国只能立足于不断壮大自身科技实力，直面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大国竞争。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惟有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为科技创新创造更为优良环境，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方能在科技创新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世界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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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拜登时代来临，疫情应对和经济救济将是拜登“百日新政”的优先事项，新一轮救济计划将是“百日新政”的重要发力点。继2021年3月31日公布“美国就业计划”，拜登政府又在4月底公布了另外一项雄心勃勃的“美国家庭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为美国儿童、学生和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8万亿美元的税收财力支撑。本文作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通过追溯这该项议程的渊源，指出美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历史诟病，提出“家庭”是一切资产阶级秩序的核心制度，但在美国，靠中等收入养活一个家庭可谓难于上青天。人口扩张能够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而美国正在失去其“人口优势”。拜登能否克服重重阻碍，全面实行这项宏伟计划呢?

“美国家庭计划”是拜登自今年年初上台以来提出的第三项主要经济立法提案。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向美国儿童、学生和家庭投资1万亿美元，并为中低收入美国家庭提供约8000亿美元税收抵免(共计1.8万亿美元)，系为“拯救美国计划”(Rescue Plan)和美国长期“就业/基建计划”(Jobs/infrastructure Plan)直接财政援助的补充。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美国家庭计划”是拜登的最后一项经济立法提案，但家庭一直是这三项计划关注的重点。

“拯救美国计划”通过家庭税收抵免(family tax credits)，向儿童保育人员及家庭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的出台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临时儿童福利制度。“美国工作/基建计划”为老年护理投入4000亿美元的资金。大卫·达扬(David Dayan)在《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中总结道，“家庭计划”将延长儿童税收抵免优惠(child tax benefits)，为儿童保育提供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资助，并为带薪探亲假和病假提供联邦支持。

拜登政府为广大家庭和年轻人推行了一项具有进步意义的议程，这项事业的历史渊源至少要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

约翰逊政府于1965年启动“开端计划”(Head Start)，以解决当时尖锐的儿童贫困问题——儿童占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半。

1971年，国会通过《全面性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Bill)，旨在建立一个由联邦资助的全国性儿童保育中心系统，以此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并为儿童提供监护和教育支持。正如帕利(Palley)和斯达玛(Shdaimah)在其《用我们的双手：争取落实美国儿童保育政策》(In our hands:The Struggle for US Child Care Policy)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书籍中强调，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支持下，儿童保育中心将为儿童和家长提供全方位帮衬，如提供基础医疗保健、教育服务和课外社交帮助等。

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当时即指出，“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如若放弃在学龄前大规模推行全面性儿童发展计划，那么美国的不公平现象将永远没有解决方案。只有通过该项计划，才能证明美国对国内不公平现象并非真正的不关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尽管该法案获得了参众两院两党支持，但最终还是遭到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否决。在解释其否决原因时，尼克松警告道，儿童保育公共化会削弱家庭对儿童的影响，并将苏联的那一套做法引入美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围绕儿童保育政策展开的坚定斗争正好撞上“尼克松时刻”(Nixon moment)并非巧合。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

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在其极具独创性的著作《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中指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货币秩序崩溃、社会动荡同时对性别政治、性行为、种族和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的现状带来了挑战。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形成的联盟做出相同回应，在捍卫恢复“传统”家庭的同时，再次肯定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并推翻新政(New Deal)对于福利的妥协。

库珀书中描绘的虽是美国情况，但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保守主义(new social conservatism)对家庭产生的影响令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众所周知，社会对于撒切尔来说是个伪命题。但是，社会的替代词不仅仅只有个人，还有家庭。正如撒切尔所说，“谁是社会?根本没有社会!只有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千千万万个家庭。”(“Who is socie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are families.”)

家庭是一切资产阶级秩序的核心制度。有人可能会说，社会形成的临界点正是家庭。但是近几十载以来，家庭(尤其是美国家庭)已然成为一个以成败得失、社会文化资本积累和社会心理功能障碍为论的竞技场，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现象在围绕个人选择与童年、青年和为人父母时期的压力和期望所展开的无休止争论中可以窥见一斑。但是，詹姆斯·查佩尔(James Chappel)在一则评价库珀的文章中总结道，所有个人和集体压力都是由新的经济政策制度所导致的，该政策将核心家庭(而非国家)定义为“享有债务、财富转移和保育保健特权的区域”。

拜登2021年的议程中没有任何一项对上述基本政策制度提出质疑。拜登政府试图应付的是以下问题：美国家庭政策或非政策这种特殊模式已经陷入僵局，该模式系由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战争爆发半世纪以前首次提出。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华盛顿共识由此形成，人们对于经济和金融政策上某些关键问题的看法趋于一致，包括废除外汇管制、中央银行独立性、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全球银行监管制度(或非制度)等关键领域。在其它政策领域，趋同的压力则要小得多。存在分歧的一个领域是环境保护和气候政策，另一个是家庭政策。

欧洲国家政权受利益集团压力和鼓励生育政策(natalist ambition)驱动，福利国家应运而生。这些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甚小。但它们确实也为家庭和护理人员投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公共资金，并将其视为生育、劳动和经济活动的核心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一直在急切地鼓励生育。统一后的德国结合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保守主义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强儿童保育的雄心壮志。英国虽然有昂贵的私有化儿童保育制度，但在儿童福利上的开支也不菲。尽管还谈不上奢华，但欧洲各国的儿童和家庭资助体制要远远优于美国。

美国摆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共同危机，另辟蹊径，创造出政府支出绝对最小的家庭政策体制。因此，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靠中等收入养活一个家庭在美国可谓是难于登天。

 

G7各国用于家庭补助的公共开支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FT)

在谈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基本权利时，美国对传统的文明标准不屑一顾。联邦法律没有规定带薪休假。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规定育儿假的富裕国家。公共育儿投入严重不足。

 

各国政府规定新晋父母带薪休假时长(美国倒数第一)

图片来源： 皮尤研究中心(Pew)

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只有20%的私营部门员工享有带薪探亲假，而这一比例在低收入员工中仅为8%。

美国的私人育儿服务不仅仅要耗费一笔巨款，和教育一样，相比起美国典型家庭的其他支出，该费用还在不断攀升。

 

各项家庭预算的实际价格变化(1993年—2018年)

图片来源：房地美官网(Freddie Mac)

这将对美国家庭和儿童产生极大影响。当高收入家庭为抚养和教育孩子投入大量资源时，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却仍在为此苦苦挣扎。根据201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能负担得起育儿费用的低收入家庭中，仅是这一项费用平均就占去其月收入的35%。官方公布数据称，只有前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能够“吃得消”育儿费用，即该费用占比不超过其收入的7%。

 

有五岁以下儿童的工薪家庭中超过半数需要支付育儿费用

职业母亲家庭的育儿支出和占比(按不同特征分类)

图片来源：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粗制滥造的做法不仅在社会层面上是不平等的，对美国经济来说也是一大负担。几乎所有的评估都称，幼儿教育好处甚多。

美国父母面临左右为难的抉择。如果一个家庭养育了一个以上的孩子，除非父母双方都拥有一份相当可观的薪资和长期职业发展前景，否则育儿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是不利的。

有人认为，美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停滞不前，其它国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并不足以为奇。

女性劳动参与率(1890年—2016年)

图片来源：透过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

同样不出意外的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女性实际生育率与理想生育率差距越来越大。

美国生育率及偏好

图片来源：https://americancompass.org/essays/escaping-the-parent-trap/

目前，人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同时还夹杂着对国家衰落的忧心。

迄今为止，美国历次经济增长都是受人口扩张推动的。1900年，美国的人口为7600万，英国人口为3050万，法国人口为3800万。截止至2019年，美国人口激增至3.28亿，而欧洲人口仅翻了一番，为6600万至6700万。自1970年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口增长了1.25亿，相当于法国和英国的总人口。

人口扩张能够带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美国强劲的人口结构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一个迅速扩张的市场。如今，正如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在彭博(Bloomberg)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言，美国正在失去其“人口优势”。

 

人口减少

美国人口虽然还没有达到紧缩的程度，但也相差无几了

图片来源：彭博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 Bloomberg)

移民数量减少、出生率下降都加速了美国经济放缓的速度。随着育儿成本飙升，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等待降生的婴儿

2010年之后，美国的生育优势不复存在

图片来源：彭博 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 Bloomberg)

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出生率急剧下降。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是否过于猛烈?人们的抗压能力是否达到了临界阀值?诺亚•史密斯指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还在于工作市场前景不乐观以及拉丁裔出生率明显降低。

无论直接原因是什么，自从2013年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解释经济增长放缓以来，人口问题便和广泛的国家经济放缓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梅琳达•库珀在两篇精彩绝伦的文章中都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停滞关系。正如其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于人口下降带来的焦虑情绪与日俱增，英国马尔萨斯主义者(British Malthusians)对于人口过剩的担忧不由败下阵来。凯恩斯(Keynes)越来越担忧长期停滞的可能性。1938年，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演讲中提出长期停滞的理论，萨默斯曾在2013年引用这一概念。在近代，人口下降引发长期停滞这种担忧被广泛讨论，最早见于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评论。库珀认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关注人口统计学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避而不谈由收入不均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消费不足现象。

拜登政府的关注点显然停留在国家竞争问题上。人口下降和长期停滞则可能谙熟于心。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政府正在有意隐瞒这些问题。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拜登的提案一直在规避提及任何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却将重点完全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社会提升、不平等和儿童贫困等问题上。

和“美国就业计划”如出一辙，“美国家庭计划”提出的措施将会使许多活动家为之一喜。同就业计划一样，症结在于此次家庭计划的规模是否足够大。

如果把整个家庭计划、就业计划中照顾老人的部分和拯救计划中资助家庭的部分加起来，合计金额约为2.5万亿美元。平均分摊到10年里，每年即为2500亿美元。粗略估计，该笔数额足以使美国在家庭上的公共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增加1%多一点。加上目前在家庭方面的支出，美国基本上和意大利持平，众所周知，意大利的家庭政策在欧洲可谓是十分糟糕的。

拜登的计划没有为那些孩子短期患病的家长提供任何带薪休假。为此，拜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单独的《健康家庭法案》(Healthy Families Act)。即使有12周的带薪探亲假，美国仍然接近垫底。我们只能想象，如果拜登的计划获得通过并全面实行，未来十年之后的数据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最后，还有一大困境。和就业计划一样，家庭计划中的资金投入数额是政府的第一大诉求。而要实现这一大诉求，必须得采用支出、增税等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性。税收或支出计划能否获得国会大多数赞同票尚未可知。拜登希望通过家庭计划整治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端，并赶上其它发达经济体，但最终难免落得和气候政策一样，在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却被绊住了手脚。杰夫·斯坦恩(Jeff Stein)在《华盛顿邮报》上称，家庭计划既体现了拜登总统的雄心壮志，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其局限性。

翻译文章：Adam Tooze, American Family Values and Biden’s Families Plan, Chartbook Newsletter, May 9,2021 Issue.

网络链接：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newsletter-19

译者介绍：肖咏梅，华东政法大学翻译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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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美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5月2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视察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宣布2021年美国联邦政府灾害应急资金将增加一倍至10亿美元，以确保充分应对飓风、山火等极端气候灾害。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预测，2021年大西洋飓风季有60%可能性比往年更活跃，预计出现13-20个风暴，其中6-10个达到飓风级别，3-5个达到超强飓风级别。面对此般预测，拜登表示“我们再怎么准备都不为过”，并承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不遗余力地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拜登在美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之时上台，推进气候治理是其任内的重要任务。除了从“灾害应对”方面入手，增加对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相关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外，拜登气候治理的“王牌”方案是从“灾害预防”的角度出发，推进“清洁能源革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为推进清洁能源革命，拜登已签署多道行政令，一方面对传统油气行业施加限制，另一方面则对新能源产业给予大量支持。但囿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现实，拜登此次“清洁能源革命”极有可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

“清洁能源革命”意义何在?

自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便大力宣传其推进气候治理的美好愿景，并主张从能源行业入手推行“清洁能源革命”，拜登力推“清洁能源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美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推进气候治理正逐渐成为白宫的“政治正确”。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信息中心(NCEI)发布的2020年报告，2020年美国各地共发生了22起气候灾害，每次的损失都超过10亿美元，打破了2017年和2011年发生16起灾害的年度记录，达到了历史新高。2020年发生的数十亿美元的灾害包括创纪录的7次与热带气旋有关的灾害，13次与强风暴有关的灾害，1次与干旱有关的灾害，1次与野火有关的灾害。这22起事件给美国造成了总计950亿美元的损失。拜登上任第7天签署的《国内外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Tackling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开篇便指出美国“要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心位置”，正是对美国目前深受气候之害的有力回应。

 

图片来源：https://www.climate.gov/news-features/blogs/beyond-data/2020-us-billion-dollar-weather-and-climate-disasters-historical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重要的政治“卖点”。拜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由来已久，2019年6月，拜登曾自豪地表示：“我领导(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已有30多年。”早在1986年，拜登便作为参议员提出了《全球气候保护法案》(Global Climate Protection Act)，这是美国参议院第一个气候变化法案，后经里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拜登作为副总统监督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洁能源单笔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并见证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实施。由于其在参议院任职期间在支持各种环境和清洁能源立法方面的出色表现，拜登获得了环保选民联盟(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83% 的终身评分(环保选民联盟(LCV)是美国著名的环保倡导组织，专注于用政治方法解决环境挑战，自1970年以来，LCV 的国家环境记分卡一直是公众评估国会议员环境记录的黄金标准，拜登获得83%的终身评分代表获得该组织的高度认可，也印证了拜登对环保事业的支持)。可以说，过去30年的努力为拜登塑造了“气候总统”的独特标签。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凭借这一标签在民主党初选中脱颖而出，面对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拜登“气候总统”的标签仍是重要的竞争加分项。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被越来越广泛地感知，推进气候治理的意识已经超越了党派身份的限制。根据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52% 的年轻共和党人认为政府在减少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做得太少，而蒙茅斯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近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相信气候变化——比三年前增加了15% 。美国保守党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7% 的千禧一代共和党选民认为，该党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因而，争取塑造并维护“气候总统”的形象对拜登具有重要的政治吸引力，此举或将在选举中成为吸引选票的亮点。

再者，气候变化领域是拜登政府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绝佳突破口。特朗普给拜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美国在疫情防控、民主制度、盟友信誉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弥合这些伤口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气候变化则是一个可以较快取得突破的领域，单是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就能给美国在道义上加不少分，从气候治理领域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权是十分明智的选择。4月22日，在就任后的第93天，拜登主持召开了由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气候峰会，仿佛在宣布：“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回来了。”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全球气候治理仍将是拜登政府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发力点。

“清洁能源革命”：拜登的空头支票

总体来看，拜登在国内推行“清洁能源革命”意义重大，为此，拜登决心从“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求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思路固然可取，但实施起来却要面临巨大的困难，“清洁能源革命”极有可能成为拜登的“空头支票”。

美国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祥地，自1959年8月27日科农·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打出第一口现代工业油井以来，美国石油行业已走过了160多个春秋，成为影响美国人民的“饭碗”和“钱袋子”的重要变量。根据美国国家州立能源官员协会(NASEO)和能源期货组织(EFI)2020年的数据：“过去5年间，能源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比其他经济部门快50%。”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NERA)的分析则显示，若按拜登现行政策执行，到2025年美国传统能源领域将丢失270万个工作岗位;到204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将减少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家庭平均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鉴于此，拜登对国内传统能源动刀必将面临国内的巨大阻力。在疫情大背景下，这种阻力将尤其巨大。拜登自上任起就竭力推销1.9万亿经济刺激法案，费心竭力地刺激美国经济，若对传统能源行业动刀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和家庭平均收入减少，拜登不得不重新考虑这种方案。

其次，拜登的清洁能源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实际效用有限。一方面，拜登作为总统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自主权实际并不大。虽然拜登已指示联邦机构“根据适用法律削减化石燃料补贴”，但根据国际石油变革组织的估算，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用于化石能源行业的补贴为150亿美元，而总统权力范围之内可以动用的仅占其中的20%，相当于每年30亿美元。在此之外的补贴政策调整，需要通过立法才能进行。考虑到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优势极为微弱，民主党在推进相关立法时可能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拜登“新令”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暂停新的租赁和钻井许可”的行政令在时间上只对新的许可申请有效，在空间上只对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和水域有效。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和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占美国石油、天然气总产量的22%和12%。因而拜登新令不仅对现有石油生产规模影响很小，而且对未来数年的钻井数量影响非常微弱。

从发展新能源这个角度讲，拜登政府可能会面临共和党和民众的双重舆论压力。2021年2月，得州连续遭遇罕见低温和暴雪，随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停水断电危机。共和党巧妙地抓住断电的由头，在网上发布冻结的风力涡轮机照片，企图给拜登当局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当头一击。尽管从科学的角度讲，得州停电的“极寒”危机并非全然由发展清洁能源导致，得州电网基础架构上的缺陷才是根本原因，但此次停电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还是令一些美国人心有余悸，部分民众心中已有的对清洁能源的不信任被放大了。加上传统能源在稳定性和成本上的优势新能源短期难以企及，在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之下，州政府和企业更可能“短视”地选择传统能源，清洁能源的大范围推广和应用还需要时间。

除却这些，拜登贯彻“清洁能源革命”的力度也值得怀疑。一方面，拜登难逃美国选举政治的铁律，屁股没坐热就要为中期选举奔波，中期选举一过又要为连任做准备。资源的稀缺性原理在美国政治中依然适用，对选举的关注将一定程度上冲低其他议题的优先级，为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该政策的内容和施行力度在拜登执政后期或将发生重大改变，拜登真正大张旗鼓地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时间可能还不到任期一半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拜登能够连任，在位也不过8年，很难将“清洁能源革命”沉淀为长期制度。美国的气候政策往往随着总统的更换反复摇摆，特朗普对奥巴马气候政策遗产的“清理”就是一例，倘若拜登之后是一位共和党人上台，美国对传统能源的政策大概率将发生改变，拜登的政策遗产很可能被连根拔除。

结语：

气候变化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关乎全人类的福祉和命运。拜登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承认气候变化是个“科学问题”，并且愿意采取科学的手段来推进气候治理，推进“清洁能源革命”就是举措之一。拜登作为政坛老手，自然深知推进“清洁能源革命”的艰难，但考虑到美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的现实，以及国内对于推进气候治理的呼声，如果说自己作为“气候总统”都不能做点啥，又能指望谁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5月初曾警告说：今年6月1日正式开始的大西洋飓风季，预计将“超过正常水平”。专家也警告说，美国将面临一个灾害异常频繁的夏季和秋季。6月将至，美利坚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气候变化的挑战?

作者：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宋美超

审校：葛健豪 郭雷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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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The Logic of US-China Competition;Washington is playing a losing game with China

来源 | East Asia Forum

作者 | Chas W Freeman Jr

译者 | 吉星宇

导语：

就在昨日，中美双方首次就经贸问题进行了通话，美国一改往日强硬对华的作风，释放出中美贸易回暖的积极信号，中美似乎迎来了久违的关系“破冰”，中美贸易关系积极稳定发展才是真正符合两国利益的明智之举。

当然，中美两国仅仅在经贸领域达成和解是远远不够的。在经济上，美国似乎沿用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高额关税横亘在中美关系之间，美国还扬言要采取行动创造更加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

在政治上，美国也是打定主意要与中国展开持久竞争，不仅积极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试图在中国周边构建包围圈，而且在上个月，美国参议院还提出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将矛头直指中国。

诚如作者傅立民所言，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美国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对于拜登以上做法，傅立民从不同的角度都给出了否定的评价，他认为美国正在打一场必输的对华战，纵然中美之间竞争犹存，但竞争不意味着双方要走上全面冲突的道路。在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上，美国仍需要继续与中国展开积极合作。

本期文章选自澳大利亚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作者傅立民是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以研究中国而著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曾担任首席翻译。

美国最新的对华政策既不符合美国当前利益，也不是美国的正确选择，最终会是自取其败。

现在的中美关系恰好体现了弗里曼的战略动态第三定律，即每一次敌对的行为，势必会引起更加敌对的反击。

如果这是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华盛顿将会成为输掉比赛的一方。美国除了在开局采取激进的行动之外，其实是一位毫无章法的棋手，它根本没有考虑到接下来几步该怎么走，也没有任何战略计划。

但是，拜登目前毫无章法的对华政策，还将为其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美国对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超凡潜力感到十分震惊。为此，一些美国政客十分担心中国在未来的竞争中超过美国，因而选择不断升级“极限施压”来削弱中国实力。

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贸易战之后，美国农民已经失去了价值240亿美元的中国市场中的多数份额。

因此，美国公司如今也只能接受更低的利润，并通过削减工资和工作岗位，推迟加薪，以及提高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手段来维持公司运营。

为了实施贸易管控，美国已有24.5万人失去了就业机会，并且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缩水了32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还需为消费品多支出1277美元。

但是，这样的转变并没有使工作岗位回流到美国，预计到2025年美国将有32万个工作机会流失，国内生产总值将比原先减少1.6万亿美元。

然而，就在2020年，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达到了5350亿美元。

北京方面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与美国之外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美国却在不断发起贸易争端，乃至美国破坏现有的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

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投资每年增加8%，目前中国已经拥有全球理科人才总和的四分之一，而且它在科技上的投资几乎与美国相当，并且以每年10%的速度不断增长。

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让人赞叹，其目前占据着全球制造业的30%，相比之下美国只占16%，而且这一差距正在逐步扩大。

中国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威胁不仅是在经贸教育等领域上，而且还表现在军事上，但是美国却一味在军事上做准备。

对此，美国的军事基地环绕着中国，而美国附近却没有一座中国的基地。在此基础上，美国的做法是将飞机和战舰派遣至中国边界周围活动。中国的飞机和舰船却没有在美国海岸周围活动，美国的“焦虑”可见一斑。

因此，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冷战后“敌人匮乏综合征”的解药，并成为总统增加美国国防费用的最好驱动力。

尽管如此，华盛顿方面还是提高了国防预算，旨在使美国能够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

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在军事上的花费不可能远超于中国，更不要指望在中国的地盘打败中国。

虽然互相对抗可以提高美国的竞争能力，但是与别国对立、试图压倒对方的行径是没有好处的。

这些举动将会加剧敌意，让仇恨对方、伤害对方、威胁削弱双方的行为具有合理性。

但当前的情况是，各国无一例外地希望和平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护当下以多边主义为主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与美国结盟。

各国都希望在最大化主权的情况下接纳中国，而不是让中国成为敌人。

如果美国坚持对抗，它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考虑到美国的民主情况，如果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理解为是道义上的选择，那大多数国家将疏远这项政策。

需要明确的是，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没有中国参与就无法解决。

因此，美国需要利用中国的能力为其国家利益服务。

华盛顿需要与北京合作，改革全球治理，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如环境恶化、大流行病、核扩散、全球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全球贫困，并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此外，美国还应该让市场的力量在管理贸易和投资上发挥主要作用，通过在敏感领域设立贸易框架，以此保护国防利益，同时要利用好中国对于供应链所做的贡献。

在经济上，美国还应保持对华积极合作，以保持美国的影响力，缓解从美元霸权到多边货币秩序的必然过渡。具体说来。

1、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其所提供的机遇和联系中获利。

2、美国应当推进两岸谈判，而不是煽动两岸对抗。

3、美国应该扩大领事关系，恢复交流，推动有关对华研究，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4、美国应当加强中国周边邻国对美国的依赖，因为它们需要美国提供外交上的支持来与中国对话。

总而言之，美国对华政策应成为新的、更广泛的亚洲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决定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

美国目前逼迫中国周边的邻国选边站的行为反而令他们卷入中美利益冲突，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并且，在与中国的接触中，美国必须重塑自己的竞争能力，在保持自身地位的同时，建设一个拥有更高治理水平、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平等、更开放、更创新、更健康、更自由的社会。

来源时间：2021/5/31   发布时间：20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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